发布时间：2023-03-25 10:48:5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西方民族音乐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西方音乐的内在精神 精 品 源自历 史科
对于西方音乐文化的写作,无论运用怎样不同的角度和手法,都不可能避开对西方音乐史上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的重点介绍,因为西方音乐在这两个时期已经高度发展与繁荣,不仅乐谱资料和乐器种类极为丰富,各种音乐形式亦发展到一个高峰,目前我们所深入研究的作曲家和作品绝大多数来自于这两个时期,因此,对于这些书籍关于这两个时期的论述进行对比,也变得十分必要。
首先来看叶松荣的《论稿》,作者对于每一时期的音乐文化所启用的标题都呈现出承上启下的逻辑性。而章节下面的小标题体现了该书主观性的特点,如描述古典主义时期的“莫扎特的美学思想与音乐创作”、“贝多芬音乐创作的独特性及评价”,浪漫主义时期的“舒伯特音乐创作的独创性”、“肖邦音乐创作中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融合”等。在论述方法上,作者叙述的方式却突破了传统的史书,较为自由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且评述性很强。对于作曲家、流派的评价分析也十分注意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比如在谈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情感内容独特性时,作者将该曲与席勒的《欢乐颂》一诗各自产生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审视,使这一段的论述渗透着厚重的历史感和深刻文化内涵。
蔡良玉的《西方音乐文化》关于古典主义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的篇幅占据了此书的绝大部分,但是作者并没有把贝多芬归到任何一个时代,而是将其单独作为一个章节来谈,这是对于贝多芬作为这两个时期承上启下者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重视。在所呈现的史料上,尤其在论述作曲家生平方面,由于提供了许多在普及书目中少见的新材料,使读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在论述方面,作者尽管仍是以客观叙述为主,但仍不乏其主观评述性。作者在后记中提到“年轻的音乐家都不应该是‘文化盲’,”因此他在写作时更加注重文化历史背景和音乐观念的发展变化的论述。
[关键词]世界音乐周 南音 印度尼西亚 多元文化音乐
2012年11月7日至10日，世界音乐周暨中国・印度尼西亚音乐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召开。本次研讨会是继中央音乐学院自2005年开展“世界音乐周”主题系列研讨会（已成功举办“中国-芬兰、中国-新西兰、中国-非洲、中国-印度、中国-日本）的又一次集学术研讨与艺术实践相结合的重要艺术活动。此次会议由中央音乐学院主办，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和泉州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泉州南音学院协办，有来自中国、美国、印尼、泰国、缅甸、台湾等近七十名专家、学者及表演艺术家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内容分为四个部分：世界民族音乐教学研讨会、本土南音与移民南音对话、印尼音乐讲座与工作坊、东南亚音乐论坛及音乐会。在世界民族音乐教学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和来自全国一线教授《世界民族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课程的高校教师们围绕“世界民族音乐课程的文化解读，中、外民族音乐教学的问题与思考，中国民族音乐教学与世界民族音乐教学的接轨”等议题展开讨论。中央音乐学院陈自明教授、俞人豪教授以及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王州教授，河南大学胡斌等分别对以上问题进行了阐释。此次短暂的世界民族音乐教学研讨会较前届有了新的突破，将中国民族音乐教学与世界音乐教学内容的如何接轨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
短暂的世界民族音乐教学研讨会结束后，中国-印尼音乐国际研讨会正式拉开了序幕。本次会议大致分为学术讲座、印尼音乐工作坊和印尼音乐表演、东南亚音乐之夜音乐会三个部分。
一、专题讨论与学术讲座
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7篇，学术研讨的主题有如下几个：（一）移民音乐主题；（二）印尼音乐和东南亚乐器研究；（三）多元文化音乐比较研究。
（一） 移民音乐主题
研讨会邀请到福建泉州南音学院的南音研究团队，在会议上泉州师范学院陈敏红副教授就《泉州南音在印尼的传播―以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为例》一文对泉州南音在海外的流播与传承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以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的“人”为主轴，洞悉南音在印尼传播的特点，从南音在印尼传播的整体观和价值观，思考区域文化传播在异地多元文化环境中的自我保留和保护。
（二） 印尼音乐和东南亚乐器研究
关于这个议题是本次研讨会收到论文最多的，共14篇。其中有印尼佳美兰音乐研究，印尼巴厘岛音乐学院的伊・纽曼・温达的《巴厘岛佳美兰音乐》介绍了佳美兰乐队的历史以及佳美兰与巴厘岛社交生活的关系。艾迪・科马鲁丁在《巽他文化中的安格隆和佳美兰》一文中介绍了印尼巽他族佳美兰的音乐风格。斯拉麦特・索亚莫的《爪哇佳美兰音乐中的歌曲功能》中介绍了歌曲在佳美兰音乐中的功能及其重要性。以上三篇文章分别从流行于印尼不同地域的佳美兰音乐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其次是印尼音乐的声乐体裁以及器乐研究，这一部分有苏瓦塔・赞布亚《尼亚斯当今社会的“嚯嚯”歌曲》、阿加斯塔亚・拉玛・里斯亚的《西库台达雅Benuaq族的声乐体裁里乔戈》和亚斯利尔・穆奇塔的《塔萨鼓在塔克仪式中构建精神的角色》、伊・科图特・亚尔达纳的《一种巴厘岛音乐新体裁―Semarandana行进乐队》和安赛普・萨普丁的《一种系爪哇流行的巽他乐器―杰朋鼓》等5篇文章。还有其他的关于西方化对印尼音乐的影响的文章，如台南艺术大学的蔡宗德教授《西化、现代化与流行化：印尼爪哇伊斯兰音乐发展现象分析》、丹尼・萨利姆《教会会友对原住民基督教歌曲的低程度欣赏―一个潜意识文化异化的案例》等。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约翰・罗宾逊在《伊莱恩・巴尔金音乐中的印度尼西亚影响》中介绍了美国作曲家伊莱恩・巴尔金受印尼音乐影响创作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品以及印尼乔罕教授《以音乐的社会心理学视角看印度尼西亚音乐学研究的发展》等。最后是关于东南亚部分国家的乐器及乐队研究，其中有泰国潘萨克・范迪《泰国古典乐队在曼谷王朝时期的发展》和缅甸吴佼佼乌、吴汉敏《缅甸围鼓与围锣》等文章。
（三） 多元文化音乐比较研究
共收到2篇中国学者的文章。西安音乐学院罗艺峰教授的《“汉藏-南岛文化丛”与华南汀族乐器起源的拟测》，该文章联系人类学上的“汉藏-南岛文化丛”的认识，比较了婆罗洲沙捞越的卡杨、肯雅族的弹弦乐器“萨佩”与中国汀族乐器，拟测了华南汀族乐器的起源，并认为此种乐器与中国历史上的民有关。杨民康教授的《西双版纳与清迈南传佛教寺院打击乐器的比较研究―兼论两地佛教音乐文化的历史渊源》以田野考察为依据，从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和泰国清迈两地南传佛教寺院的标志性器物―太阳鼓为入口，追溯了两地佛教与佛教音乐文化历史，并对其寺院乐器与寺院乐舞文化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讨论。
二、印尼音乐工作坊
研讨会共安排了八场工作坊，分别由印尼艺术家教授印尼巴厘岛佳美兰音乐（三场）和摇奏乐器安格隆（三场）以及印尼作曲家工作坊（两场）。佳美兰是印尼音乐中历史最悠久、最有特点，在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合奏形式，其音乐是印度尼西亚音乐文化的象征。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购置了一套完整的佳美兰乐队，由印尼音乐家伊・纽曼・稳达指导参会人员演习巴厘岛佳美兰，尽管佳美兰音乐中乐器繁多、复音层叠，但经过印尼艺术家的悉心教授、反复排练，与会者也能够敲击出简单的旋律层，亲身体验佳美兰音乐独特的复音音乐之美。
另一个工作坊是安格隆演奏，安格隆是印尼一种古老的竹制摇奏乐器，因摇奏时竹筒与竹棍相互碰撞发出“格隆、格隆”的响声而得名。每只安格隆都有固定音高，将不同音高的安格隆合在一起，可以演奏美妙的音乐。在工作坊中，与会者每人手拿不同音高的安格隆，在印尼音乐家指导下合作了“你好，万隆！”等印尼歌曲。在印尼作曲家工作坊中，印尼音乐家介绍了将西方古典音乐元素与印尼当地音乐相结合创作的印尼现代音乐作品。工作坊的设置让与会专家和一线教师亲身体验了印尼乐器与乐队，为中国学者和教师提供了鲜活的教学研究实例。
三、 音乐会
本次研讨会共演出四场音乐会：《印度尼西亚音乐集锦与南音》、《印度尼西亚的传统与现代音乐》、《印度尼西亚巽他音乐会》和闭幕式音乐会《东南亚音乐之夜》。音乐会上不仅展示了印度尼西亚的传统音乐―佳美兰、现代音乐以及受西方音乐影响下的印尼流行音乐等，还有来自泰国、缅甸的表演艺术家们展示了泰国乐器与马荷里乐队形式和缅甸的围锣、围鼓等，中国泉州南音学院表演了福建南音。白天的印尼音乐学术研讨会与晚上的音乐会交相呼应，让与会代表亲身从理论层面和艺术实践层面对印度尼西亚及东南亚部分国家的音乐有了理性与感性的双重体验。
结语：
摘要佐罗塔耶夫是俄罗斯著名的巴扬作曲家、演奏家,六组《儿童组曲》是佐罗塔耶夫的代表作品之一。这套作品历时七年完成,体现了作曲家独特的创作手法和风格特征。新民族主义、新古典主义、表现主义、浪漫主义风格的体现,使得这套作品与众不同。而各种风格的运用,都是作曲家表现自我的手段。
关键词:佐罗塔耶夫 《儿童组曲》 风格特征
中图分类号:J624.3 文献标识码:A
佐罗塔耶夫(1942-1975)是俄罗斯著名的巴扬作曲家、演奏家,是近现代巴扬手风琴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俄罗斯著名的手风琴作曲家,佐罗塔耶夫才华横溢、名声远扬,他的作品在国际大赛和音乐会上深受演奏者的青睐,而且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手风琴比赛。而这位1942年9月13日生于俄罗斯军官家庭的作曲家,却在1975年5月13日开枪自杀,年仅33岁。佐罗塔耶夫在短短十四年的创作生涯中,凭着卓越的音乐天赋和对手风琴的热爱,谱写了大量优秀的手风琴作品。他的作品不仅体裁广泛、风格各异,在创作手法上亦有独到之处。无论是活泼单纯的六组《儿童组曲》,气势磅礴的《西班牙狂想曲》,还是被誉为生命终曲的《奏鸣曲3号》等等,不同体裁与风格的作品,都有标志性的旋律代表着佐罗塔耶夫的创作。这种标志性既是人们在听觉上辨别佐罗塔耶夫作品的先端,也是作曲家独特旋律创作手法的表现,更是佐罗塔耶夫作品风格的展示。
六组《儿童组曲》作为佐罗塔耶夫的代表作品之一,在近几年得到了更多的青睐。不仅因为它的优秀,更重要的是这套作品形象生动,旋律优美,创作过程长,历时七年完成。因而这套作品既体现了作曲家的创作手法,在音乐风格上又是他一生创作的浓缩。六组《儿童组曲》分六组三十一首:第一组五首,创作于1968年;第二组七首,创作于1969年;第三组四首,创作于1970年;第四组五首,创作于1974年;第五组五首,创作于1974年;第六组五首,创作于1974年。整部作品的前四组突出现实中的想象,表现对生命的热爱之情;后两组则更多表现了回忆之中的悲伤忧郁心情。从整体看,作品的创作经历了从具体向抽象、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体现出作曲家创作手法和风格上的变化。
一 民族主义风格
在19世纪民族主义音乐发展的基础上,20世纪的民族主义风格有了新的发展。它除了具有面向民间,选用民间题材,发扬本民族音乐文化等特点外,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音乐更加突出“对民间音乐本身的兴趣,对民间音乐特征与形式的挖掘”。“作曲家不再企图将民间乐汇吸收在传统的风格中,而是利用民间乐汇创造新的风格,特别用于扩大调性的范围。”自19世纪30年代格林卡带来俄罗斯音乐的黄金时代以来,经过达尔戈梅日斯基、柴科夫斯基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其民族主义风格一脉相传,贯穿始终,直至20世纪的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在他们的创作中,俄罗斯的民歌、节奏、织体等方面的运用,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和民族性,推动了俄罗斯的民族音乐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探索处理民族传统,运用民间创作的新方法,成为时代的课题。”佐罗塔耶夫作为一名俄罗斯作曲家,其作品的创作素材必然离不开本民族音乐的汲取。在六组《儿童组曲》中,有传统的俄罗斯民歌、民间乐曲、民间舞蹈音乐等形式。例如,第六组的第三首《轮回舞曲》,就是一种典型的俄罗斯民间舞蹈形式,这些都赋予了作品浓厚的俄罗斯风格。而作曲家独特的创作手法与现代作曲技法的结合运用,使这部作品展现出区别于传统的现代派俄罗斯风格。
首先,在自然小调的应用上:在俄罗斯音乐中,自然小调的应用不是西欧古典音乐中的偶尔使用,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调式被普遍运用的,几乎所有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中都存在大量的自然小调应用的范例。在佐罗塔耶夫的六组《儿童组曲》中,自然小调的运用也占到了作品的一半。而且,越是后期作品,现代创作手法运用越多,自然小调的运用就越频繁。仅在第五组、第六组作品中,就有七首乐曲运用了自然小调。这种调性的应用与现代创作技法的结合,使作品在传统的表现中融合了现代因素,表现出新的“传统特点”。
其次,在独特和弦结构的应用上:俄罗斯音乐中的和弦结构与和音,具有丰富的旋律意义和表现意义。其中,以不完全和弦、四六和弦运用较多,且各声部进行自由。在六组《儿童组曲》中,有些乐曲的低音旋律是在四六和弦的分解中进行的,如第二组的第二首《慢步》的创作,就采用了这种形式推进作品发展,和弦似乎也像慢步一样悠闲的进行;有些作品中和声经常出现同度或八度进行,如第四组的第一首《剧场的回声》、第六组的第一首《冬天的早晨》等作品的创作,运用这种方式给作品带来了厚重感。可见,佐罗塔耶夫在自己独特的音乐语言中,一直渗透着民族因素。
最后,在自由句法结构的应用上:在俄罗斯传统音乐中各种自由的、不对称的、不断变化的句法结构形式被广泛使用,而那些方整的、等长的结构形式并不被常用。在六组作品中,佐罗塔耶夫在句法结构上运用很自由,各种对称的、不对称的,统一的、变化的、方整的句法构成都在作品中有所使用。三十一首乐曲的图示结构可以看出,佐罗塔耶夫并没有拘泥于传统创作,而是将其进行了现代的发展,综合的加以利用。
另外,还有一些乐曲在结合作曲家独特创作手法的同时,以俄罗斯的传统音调为主题,例如第六组的第一首《慢步》。以独特的旋律进行为基础,例如第五组的第一首《KARABAS-BARABAS》。俄罗斯伤感风格的四度六度跳进、音阶走向等,也在作品中运用较多。这些都充分展示出佐罗塔耶夫创作的民族性,体现出作品中所蕴含的民族风格。
二 新古典主义风格
新古典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产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生活突变有关。一战后,残酷的现实改变了人们的音乐观念,人们厌倦了晚期浪漫主义过于浮华的语言,更不屑于印象主义虚幻的描写,开始追求一种简朴、理智的风格,并从古典主义音乐中找到了根源。这一时期在作曲家的创作中,一方面采纳新鲜的因素,一方面又保持从前的特点。因此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作品要求艺术整体的匀衡与稳定;情感的适度与普遍;提倡复调;节奏匀称等等,而这些特征在古典主义早期就已经具备了。
20世纪的作曲家采用它们时,总是或多或少地结合当代人们的思想感情与现代作曲技法,相当于对古典音乐的二度创作。在俄罗斯,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代表人物当属斯特拉文斯基,其主要表现为作品中有模仿或暗示过去作曲家的音乐素材,并加入了一定的感情因素。而同为俄罗斯人的佐罗塔耶夫在六组《儿童组曲》的创作中,也融入了这种风格以表现主题的单纯。
在佐罗塔耶夫六组《儿童组曲》的三十一首乐曲中,每一首都有匀称而严格的节奏,绝大部分作品都有明确而单一的调性,规整而娇小的结构,清晰而单纯的和声配置,人们甚至可以从听觉上感觉到乐句进行中的半终止与终止、完全终止、回归主音等一些传统和声效果。这种整体均衡、节奏匀称、配器清晰、调性明确的新古典主义音乐风格,增强了作品的可听性。同时,佐罗塔耶夫又赋予了这种古典美“新”的特点,即各种20世纪新创作手法的运用,使整部作品在现代中孕育出古典的美,在古典中暗含着现代的流行。
三 表现主义风格
表现主义风格产生于一战前夕的德奥,最早用于绘画,常与印象主义相对立而言。印象主义音乐通常以一瞬间看到的、感受到的外界事物为表现内容,体裁多为自然的、历史的、文学巨著的描绘。表现主义通常从主观出发,强调内心感受的表达。因此,“表现主义艺术的特点是绝对强烈的感情和革命化的表达方式。”其中,表现主义风格音乐最大的特征就是无调性,以此手法来表现人物内心的冲突、紧张、焦虑等不安的情绪。此外,表现主义音乐还有“零碎的、急剧跳动的旋律进行;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力度变化;尖锐的不协和和弦;不对称的节拍;不清晰的结构等”特点。这就使表现主义音乐“缺少浪漫主义的抒情,缺少古典主义的逻辑力量,缺少印象主义的精美音响,显得怪诞、不协和、不悦耳”。
这种表现主义风格在六组《儿童组曲》的后期作品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例如在第五组的第一首《KARABAS-
BARABAS》中,贯穿全曲的半音进行使作品的调性不确定,音响尖锐,旋律跳动大;在第六组的第五首《TARARUSHKI》中,作曲家借用零碎、急剧跳动性、极端力度变化、不协和、不悦耳的特殊音响,结合表现主义音乐善于描述紧张、恐惧内容的特点,形象地描绘出儿童五彩斑斓的梦境。作为整部作品的最后一首,在表现主题的同时,作品也表达出作曲家内心的烦躁不安。梦终究会醒的,美好的回忆终究不是现实,残酷的生活终究是要面对的。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作品创作完的第二年,佐罗塔耶夫就以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虽然作品的题材与体裁相对单纯、简洁,不足以承载作曲家内心的挣扎,但仍能反映出作曲家的心境。
四 新浪漫主义风格
在六组《儿童组曲》中,第六组的第五首乐曲《TARARUSHKI》比较特殊一些。这首乐曲比较注重感情的表达,和声以传统结构为基础,旋律即便是在模糊不清的情况下,也能辨别出调性的存在,这些也是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合产生的新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特点。新浪漫主义是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一个新流派,它的音乐一般有调性,传统和声功能运用较多,但又不同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19世纪的浪漫主义在经历了古典主义之后,作品创作仍会存在某些逻辑性的、内在的联系。而20世纪的新浪漫主义中,传统的和声、调性只是为了表达的需要而运用,作曲家在创作中更广泛地使用新的语言和手法。作为整部《儿童组曲》的最后一首,不经意地包含了两种音乐风格,既给了作品一个完满的结局,又是整部作品的一个亮点。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1970年,推荐佐罗塔耶夫进入莫斯科“柴科夫斯基”国立音乐学院学习的罗季昂・谢德林(R・Shehedrin)教授,亦是新浪漫主义流派的一员。以罗季昂・谢德林当时的地位和声誉,佐罗塔耶夫在创作中借鉴“伯乐”的风格特点亦不足为奇。
新民族主义、表现主义、新典主义、甚至是新浪漫主义的风格在这套作品中的体现,表现了身处20世纪的佐罗塔耶夫在创作上音乐风格上汲取的多样化。这种的多样化一方面表现出作曲家高超的、富于特点的作曲方式,另一方面,在这些风格特征下的作品,是佐罗塔耶夫内心、性格、情感的最好宣泄。六组《儿童组曲》在这种多样化风格的创作之中,显示了与众不同的特征,也显示出了作曲家的心路。
注:本文为2008年山东省文化厅艺术科学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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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王建中钢琴作品的和声手法 文章 来 源 3 e d u 教育网
摘要:王建中钢琴作品主要运用 5种和声手法和表现形式;三度叠置和 弦;五声式音程与和弦;附加音和弦;复合和弦;多音和弦。其和声的运用基本特点是根据音ft.作品 内涵揭示、风格表现、意境渲染、情绪抒发和韵味体现的需要,大胆运用三度和非三度叠置的不同结构不同色彩的和声,充分发挥和声艺术在 多声音乐中的结构组织作用及 色彩性功能性,灵活多样,不拘一格,随意调遣,尽情挥洒。
关键词:王建中 钢琴作品 和声手法 三度叠置 非三度叠置 音程 和弦 五声性
王建中先生是我国着名的钢琴音乐作曲家。他根据民族民间乐曲、歌曲旋律、外国乐曲改编和自己创作的钢琴音乐作品,在中国钢琴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钢琴独奏曲无论是根据民歌改编或是创作的,无论是采用何种技法,均具有既丰满又细腻、既浓郁又清新的和声色彩和民族风格。他以娴熟的钢琴写作技巧,流畅自如的乐思,将每首乐曲编织得充满生机,独具个性,媚媚动听,极富听赏效果。”… 由于他的钢琴作品在广大听众 中具有较高的演奏率和广泛的影响力,所以王建中的名字总是同中国钢琴音乐联系在一起。“他的作品不仅被音乐院校作为常用教材 ,而且已成为国内音乐舞台的保留曲目,有的还被作为代表中国风格的经典在国际舞台上演出。”在演奏和学 习这些钢琴作品的同时 ,探讨和挖掘其钢琴音乐的创作理念与表现技法、个性化和声语言与民族韵味,对于宏扬先进的民族文化艺术,发展 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事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和声学是关于多声结合的音乐游戏规则 ,是主调音乐和复调音乐均须遵循的基本结构原则。人类音乐的发展历史就是和声艺术不断进化不断更新的历史。尽管音乐流派几经更迭、艺术风格纷繁变化、和声语言层出不穷,但是,作曲家用以音乐创作、理论家用以作品分析的和声学范畴中两个基本问题仍然是和声的结构与和声的连接。欧洲大小调体系音乐的和声结构原则是三度叠置,连接方法是功能序进,这一多声结合的基本宗旨贯穿了巴洛克时期、古典派、浪漫派乃至于印象派和部分现代派音乐。由于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和创作音乐在调式方面是五声性体系与大小调体系并存,由于三度叠置结构原则自身的合理性 ,我国音乐作品中普遍存在着三度结合与二度四度五度结合同在、和声连接的功能性与色彩性并重的情况。这种和声特点是广大音乐家教育家反复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果,是符合中国音乐风格和人们 的审美心理并在音乐表现的深度和特色等方面行之有效的和声语言。王建中钢琴作品主要运用以下和声手法和表现形式:
(一)三度叠置和弦。 自上一世纪初以来,三度叠置的大小三和弦和七和弦九和弦在我国音乐作品中就被广泛运用,但是一直存在着争议。黎英海认为:“因此就有人认 为五声音阶的和声只能用五声,不能在和声 中出现非五声音阶音,像只在钢琴黑键上弹那样。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办法,反正只用五声的结合 ,没有半音及增减音程,随便几个音碰在一起也不是太紧张刺耳,这种看法和‘四度和声’一样,果然是很容易地避免了和声中的洋味,但是带来的却是 和声的单调贫乏,缺乏推动力和开展性 ,色彩也没有更多的变化,这是不能作为基本的和声手法来应用的。三度叠置的和弦,音响丰满,色彩对比显着,和弦的形态变化也很多,同调中各音级的从属关系相结合时,和弦的功能作用 比单音更为确定并可加强调性逻辑。”前苏尤·霍洛波夫在其《论西方的三种和声体系》一书中论述兴德米特和声理论时,对各种音程结合的和弦的音响效果、谐和程度和声音色彩进行分析比较之后,将和弦划分为六组,结论是 :“大调三和弦与小调三和弦(第 1组 1是‘所有和弦音中最优美的和弦’),是所有和弦中最有独立性的,并且最适用于结束。它们可以同任何一个和弦进行连接。”其实,用谐和的大小三和弦为五声性曲调配置和声的做法并非自国人始。浪漫派大师 肖邦在其着名的黑键练习曲(Op.10 Nr5)中,印象派大师德彪西在其前奏曲《亚麻色头发的少女》中,均有成功运用的范例。毋庸置疑,在这两首名作中,五声性的旋律与三度迭置的大小三和弦结合得 自然而和谐。可不知是由于听力的误差还是思想的误区,总有人对我国音乐创作中大小三和弦七和弦的使用往往轻率否定,似乎如此用法不能体现民族风格和东方韵味,这显然是作茧自缚。黎英海进一步指出:“和弦三音的有无,对和声的丰满性有很大的影响,因而我们不能采取逃避问题的态度,所以解决‘间音’在和声处理上的困难,是汉族调式基本和声的一个带关键性的问题。”看来,我国音乐创作中不在于三度迭置的和弦可用还是不可用,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五声性曲调所没有的“偏音”。一般说来,对于旋律外音性的“偏音”或者“间音”的处理,往往采用将其内置即放在织体的内声部和化纵为横 即将其以分解和弦或琶音的经过音形式使用。例如《军民大生产》最后一部分主题原型再现时,右手柱式和弦的升 F和降B是内置偏音,八度加音柱式和弦结合旋律中四度跳动音程与规整的节拍节奏,作品所塑造的威武刚强的边区军民形象跃然而出;而《梅花三弄》音乐主题首次陈述时,左手琶音的 E和降 B是琶音经过音性用法,综合五声性分解和弦与高音区纯五度音程一起表现梅花清新高洁的品格。《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属于五声性的七声商调式,其中清角为旋律音。全曲第三部分再现时,还原A与降D以内置偏音和分解七和弦奏出,色彩明亮,乐思新颖。
(二)五声式音程与和弦。非三度的纯 四度纯五度及大二度音程的结合,无论作为旋律陈述方式还是作为伴奏织体,均有与三度六度结合音响效果所不同的民族音乐韵味和东方音乐色彩。在《翻身道情》前奏中,纯四度平行音程结合是旋律陈述方式;而在《梅花三弄》的主题在左手再次呈现时,右手则以纯四度音程的平行进行与之相伴;在《百鸟朝凤》中部,右手旋律和左手伴奏各自分别以大二度结合,轻盈活泼,诙谐风趣。
以纯四度、纯五度及大二度此类非三度叠置的“五声式和弦”,在我国一些专家的和声着作和教科书中都有详尽阐述。张肖虎在其《五声性调式及和声手法》一书中称之为“代音和弦”,“五声性和弦结构,当偏音在内声部时,常用正音代替。”黎英海认为:“我们可以在基本和声中有条件地采用非三度迭置的‘五声式和弦’,由于以‘间音’为三音的和弦与五声音调容易产生不协调,应注意‘间音’的处理问题。……还可运用代替音的方法来扩大旋律与和声的结合关系。”谢功成、马国华、童忠良和 赵德义所着《和声学基础教程》中称之为“五声性变异结构和弦”,“这些和弦并不是随意地用几个五声音阶的音结合而成的音组。作为和弦,也有它自身的规律与结构原则。这就是:第一,它必须是五声性的;第二,它是在三度叠置和弦的基础上的变异,这里说的变异,是指对三度叠置的变异。也就是说,变异结构和弦是以三度叠置构成的和弦为基础,按照五声性的特点,作某些非三度叠置的处理。”并且认为:“这些和弦运用的范围并不限于五声音阶的音乐,在有些七声音阶的音乐中也常运用;不但用在以自然调式写作的音乐中,在一些用变化调式写的或较复杂的作品中,也可看到这种和弦。在一个作品中,可以完全用这种和
弦写成,但更多的是和其它不同结构的和弦混用。”在《梅花三弄》的引子部分,王建中先生就是用这种“五声式和弦”和倚音模仿古琴奏法,气氛古香古色、稳重洒脱。当然,更多的则是此类非三度叠置的音程与和弦分别或交替运用。
(三)附加音和弦。指在传统三度叠置的和弦 上“附加其它音级的和弦。所附加的音常是五声正音。大三和弦常附加大六度或大二度音;小三和弦 常附加四度音;小七和弦,属七和弦也有附加音的可能。附加音是色彩性的加强,不改变和声功能。”《浏阳河》引子部分右手旋律以平行四五度结合为主,左手伴奏形似小七和弦,但考虑到该作品旋律的五声性,其中宫和弦与微和弦的特殊作用,笔者以为这里是出于与高音声部结合的需要而采用的附加音和弦转位活用。而在《彩云追月》主题第二部分初次呈示时,左手优美如歌的旋律上方飘动着右手加六度的分解和弦,恰如行云流水。
(四)复合和弦。此类和弦是不同功能和弦的结合,增加了和声的不谐和程度,往往用于层次浓密、情绪激昂的段落。“由于多声部进行的形态,或多层声部运动的结合而出现各种复合音程或复合功能的和弦结构。它是多层声部进行的结果,也可能是音响效果的要求而产生的复杂化了的和弦结构。在实际运用中,它们有丰富和声表现力的作用。”在根据朝鲜歌剧《血海》主题歌改编的《赤胆忠心》中,高音声部与中低音声部即为不同功能和弦的结合,将人物激动的心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在《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引子中,用传统的三度叠置和弦同变异性五声式和弦的复合,描绘出了灿烂明媚的陕北风光。同样在该曲部分,用三度叠置的三和弦七和弦同二度四度叠置的五声式和弦复合,使和声音响更加丰富多彩而 民族风格得到强化 ,音乐效果热烈、奔放。
(五)多音和弦。此类 和弦构成往往是大小二度、三度、四度与五度音程的同时结合,具有一定描绘意境和渲染气氛的作用。结构复杂,音响刺激是其特点。“这样的和弦首先要分辨它的基本结构功能,以便决定和弦的声部与连接,此外,还常需注意其外声部线条的处理与功能关系。”在组曲《云南民歌五首》的《龙灯调》中,多音和弦具有演唱者高声吆喝时的滑音效果,这里的琶音奏法应该突出头尾两音。在《蝶恋花》中运用五声性多音和弦以分解和弦形式奏出,显然是在模仿民族弹拨乐器演奏效果。在《情景》中用极不谐和的增四度小二度与其它音程的多音碰撞,以产生猛烈敲击的声音,是典型的现代和声手法。
综上所述,王建中先生的钢琴作品中,和声的运用基本特点是根据音乐作品内涵揭示、风格表现、意境渲染、情绪抒发和韵味体现的需要,大胆运用三度和非三度叠置的不同结构不同色彩的和声,充分发挥和声艺术在多声音乐中的结构组织作用及色彩性功能性,灵活多样,不拘一格 ,随意调遣,尽情挥洒。
1.需要突出和声的功能性时运用三度叠置的和弦,需要突出和声的色彩性时运用二四五度叠置的和弦,更多的则是三度叠置和声与非三度叠置的五声性和声交替运用或结合运用。其中,《大路歌》《赤胆忠心》《樱花》等用突出和声功能性的三度叠置和声为主进行配置,《大路歌》有一部分为了渲染路途的艰险 、命运的坎坷,在右手八度加音柱式和弦的主旋律之下,左手以八度半音阶下行相伴 ;小调式的《樱花》根据 日本民歌的旋法特点 ,突出了二级即上主和弦的作用。《云南民歌五首》中的《龙灯调》和《猜调》等用突出和声色彩性的以非三度叠置的五声式和声为主进行配置。而《梅花三弄》《百鸟朝风》《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及《蝶恋花》等较多作品,则是三度叠置和声与非三度叠置五声性和声的交替与结合使用。
&n 析王建中钢琴作品的和声手法 析王建中钢琴作品的和声手法 ：小学音乐论文：音乐课堂教学过程 我国民族音乐的形成与特点 音乐鉴赏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析王建中钢琴作品的和声手法 文章 来 源 3 e d u 教育网 3.富有特色的和声连接方法。一些和声的连接属于“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大胆而新颖,独特而有效。在 f小调的《赤胆忠心》结尾 ,右手以下属功能的转位柱式上主小七和弦同左手以属功能的属音主音上主音三连音分解和弦结合——实际为属功能和弦与下属功能和弦的复功能和弦,引出高音区的三连音 F分解大三和弦结合左手低音部分的主音与琶音作为结束 ,以大三和弦结束小调式全曲,和声音响从极不谐和到完全谐和,音乐效果既安适又飘逸,令人回味无穷。在 d小调的《樱花》结尾 ,扩充乐段运用旋律和声同时转至下属调即 g小调的然后回归主和弦的作法,使得尾声更加寓意深长。在《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主题部分结尾,由于和声中引进变化音降 D ,从而使得调号为三个降号的 c宫系统的 F商调式转为调号为四个降号的降 A宫系统 的 F羽调式,同旋律一起形成了调式交替—— 同主音却不同宫不同调式的调式交替手法 。
4.复调性与音型化的和声织体。将和弦以加音分解和弦的形式或者固定音型的形式构成音乐织体,既可保持和声的基本构成原则又可避免单调乏味,增强旋律流动的可听性与表达效果的丰富性。复调性和声织体的例子可见《五木摇篮曲》《樱花》《赤胆忠心》等,音型化和声织体的例子可见《猜调》《托卡塔》《情景》《百鸟朝凤》等。
一般来说，音乐社会学的研究课题总是离不开音乐家、作曲家（音乐人）、音乐作品（艺术作品）、听众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见下图）。以下我们将列举几个具体的问题来加以说明。
（一）音乐社会学对音乐传播的外部环境及受众的研究
1、社会与传播媒体
在有声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研究的课题包括噪声污染问题、噪声污染环境中音乐的参与程度问题、噪声对人类生理、心理所造成的伤害问题等。又如，音乐如何帮助医学界进行治疗或其他工作，几年前，美国医学界让音乐进入手术室，以化解和减轻手术房内的紧张气氛。把音乐当做心理治疗，甚至生理治疗的一个有力助手，自古中外都有所闻。近年来则将它归属于音乐治疗的研究范围。有关传媒方面，除了对传播媒体发展的研究外，还可以从传播媒体的经营模式谈起，通过它，社会各阶层的人随时随地可以接触到不同的音乐。传播媒体如何影响、改变人（听众）的生活，它对作曲家有何影响，它又如何改变人（听众）听的习性，如广告音乐的研究与探讨等，都属于这方面的重要课题。
2、工作与休闲活动
这里的休闲活动当然指的是与音乐有关的接触，其中工作性质与休闲时所接触音乐类别的探讨，就是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据音乐社会学家研究结果显示，流行音乐之所以会流行，与大多数人单调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密切相关，现代社会工业生产线上分工极细的生产结构，是单调流行音乐广受喜爱的主要原因。当然，亦不是所有的人对单调的工作环境都有同样的反应，另外有一种反应，就是对它产生一种逆反心理。1964年，英国新闻媒体出现的字眼“披头热”（Beatlemania），就是形容当时英国年轻人在披头士演唱会上的疯狂行为，它暗示着英国年轻人对当时社会不满的一种反抗心理。
3、公共机关与社会阶层
这里的公共机关是指音乐演奏厅、歌剧院、演唱场所等。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包括：歌剧院、演奏厅在社会、文化中的角色，歌剧院（如国家歌剧院）硬件规划研究，文化中心音乐活动软件（节目）规划研究等。与社会阶层有关的研究问题，如对歌剧院、演奏厅的观众、听众加以研究调查，亦与其他类型观众、听众作比较分析。集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社会学家、作曲家于一身的德国音乐学者阿多诺曾根据德国听众的个人背景、反应与听音乐的态度，将它们分为八种类型①（音乐社会学导论）：
专家型：这类听众对他们所听到的曲目，都可以用专业的知识加以分析、判断，他们是属于完全能自觉的听众。
好听众型：这类听众对他们要听到的曲目，都非常用心地注意它们，但没有专家型听众的专业知识。就如同一般人说母语的情况类似，使用母语说话易如反掌，但若要说明母语的文法与句子结构时一定哑口无言，因为他们使用时不是完全自觉的，甚至是完全不自觉的，这一类音乐听众与音乐的关系就是如此。
有教养的听众或有教养的音乐消费者：这类听众喜欢听很多音乐，甚至可以无止境地听。他们对音乐家、诠释者、音乐曲目都会主动地进行了解，而且收集唱片、录音带。他们把音乐当成一种精神文明的产物，而且非常尊重它。这种类型的音乐听众往往会把听音乐、了解音乐、收集音乐作为他们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认为是他们的一种义务，从而显示出故弄风雅、庸俗的形态。
感性的听众：该类型听众与音乐的关系不像上一种文化消费者那么生硬。不过，音乐变成他们生活中的避风港、欲望的发泄与非理产生的来源。阿多诺认为，这类听众尤其喜好强调感情的音乐，如俄国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不满挑剔的听众：这类听众属于西方音乐史上巴洛克时期音乐巨人巴赫音乐的热爱者。他们对现今社会音乐生活非常不满，认为它很虚伪，对这种不满环境的反应，就是消极地在前人音乐里找慰藉，而他们所强调的，正是对前人音乐作品忠实的诠释态度。
爵士乐专家与爵士乐狂：这两者是很难划分的。该类型的音乐听众，有如爵士乐的基本特色“即兴”一般，喜好自主自发性，与“不满的听众”同样排斥社会上以古典浪漫为音乐理想的趋势。
把音乐当成消费的听众：该类型的听众在所有类型中占的比例最大，他们的产生与“文化工业”现象息息相关。由于缺乏音乐的专业知识，他们通常只是文化消费者，音乐对他们除了当成兴奋剂外，是不具备任何意义的。
无所谓、非音乐与反音乐听众：据阿多诺解释，此类型的听众所以会有听音乐的态度，不在于生理上缺乏音乐性或音乐才能，而在于后天不良的环境背景与极度的灌输式的教育方式。
（二）音乐社会学对音乐分类、价值评价与非自主性学习的研究
1、严肃音乐与娱乐音乐
一般认为，传统的西洋古典音乐是严肃音乐，流行音乐则属于娱乐性音乐，或称为轻音乐。但真可以这样区分吗？若问，莫扎特的《嬉游曲》属于严肃或娱乐性音乐？或许一般人会马上回答，它们应该属于前者。然而一旦了解《嬉游曲》是一种在十八世纪末提供娱乐的室内乐时，答案可能就完全不同了。至于爵士乐的种类，也有同样的情况，可见严肃音乐与娱乐性音乐这两个名词虽然常被使用，但无法分得清楚，原因何在？可有更好的分类？这些都是音乐社会学研究学者试图解决的问题。曾于1979年出版的第一本专门介绍（系统音乐学）方法及研究技巧的论著的捷克音乐学者，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卡布其斯基（VladimirKarbusickyb.1925），在他的《经验社会学》（EmpirischeMusik-soziologie）中（于1975年出版于德国威斯巴登），从定义、名词与美学角度来探讨娱乐性，也就是轻音乐与严肃音乐的不同，再就特性与功能的观点来区分它们。
2、价值与评价
社会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若应用到音乐社会学上，所涉及的研究课题有：什么样的音乐作品在一个社会中会被赋予一个较高的评价呢？原因为何？它与社会的架构、形式有何关系？又如音乐家、作曲家、演奏家或音乐学家的社会地位如何？以及音乐研究学者的研究兴趣、研究方向等。1970年生于法国巴黎的音乐学、东方学学者丹尼耶陆（AlainDanielou），在他1972年出版的《东方国家音乐与音乐家的处境》一书中，针对亚洲国家音乐家的情况，做了详细的剖析。他指出，亚洲音乐之所以会被藐视，是西方人借助殖民政策所作的文化宣传所导致的结果。又说，西方国家在亚洲地区开拓殖民地的野心，更造成集体洗脑与灭绝种族文化的后果。这也是亚洲传统音乐的作曲家、演奏家地位低落，亦感到自卑的原因。很明显丹尼耶陆的这种研究，就是把社会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价值与评价，应用到音乐社会学领域的最好例证。
3、非自主性的音乐学习
这也是音乐社会学探讨一个人在无意识、无法抗拒的情况下，所接受的音乐教育，如广告音乐常常无形中进入我们的脑海中。非自主性音乐学习是音乐教育，尤其是儿童音乐教育的重要研究课题。儿童，特别是幼儿时期，受大人的影响既大而深，一个从小就被灌输古典音乐的小孩，会无理由地排斥其他音乐。所以，一个人对某种类型音乐喜好的原因，是否与非自主性音乐学习有关呢？另外除了广告、音乐教育，非自主性音乐学习还可以来自哪个方面？这些都是属于音乐社会学的关心范畴。
（三）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自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音乐理性基础和社会学基础》于1921年出版后，音乐社会学学科就成为一个新兴的音乐理论研究领域。究其原因,首先是高科技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音乐制作、创作的提高和音乐创造力的发展。其次,为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音乐形式追求的多元化，出现了许多新的音乐内容与样式，音乐新事物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音乐的社会性，扩大了音乐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如曾经被广为忽视的各类流行音乐也成了音乐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虽然音乐社会学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与传统的音乐学理论相比，它还属于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对它的研究方法、定义、范畴还有很大分歧和差别。这些研究理论方法中比较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有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的合理化及理想型理论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观念就是以合理化理论来阐释为什么在欧洲音乐历史中，由复调音乐发展而来的主调音乐得到蓬勃的发展，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则合理化地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他把音程、和弦和声、平均律的调音、记谱法以及乐器制造都看作是欧洲音乐文化内代表性的、合理的标志。韦伯还提出了理想型概念的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这种方法侧重于理解、分析现实社会现象。认为把现实社会中许多零散的现象中有意义的本质提炼出来进行分析研究，把音乐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①建立在美学基础上的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认为,西方音乐史和社会史水融。他认为音乐作品象征着社会，陈述事实，并在自己的素材中吸收社会的矛盾。对他来说，音乐作品是音乐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出发点。②阿多诺还提出了文化工业的著名论述：文化工业已渗入到绝大多数的人口中，通过大批量生产文化产品，人们的感觉和行为模式符合工业资本主义主宰的社会形式的需要。他的理论充满着的批判精神，为他的流行音乐批判增色不少。他还理解西方艺术音乐，力图把握西方社会整个音乐领域的历史与社会意义。③西尔伯曼经验主义音乐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认为，研究和音乐有关的个别人的行为方式和音乐经历在音乐社会学研究中占有中心地位。这种音乐社会经历也是一种社会现象，阐释这种音乐现象必须要以经验主义理论为依据。西尔伯曼从客观化的角度出发,把作为审美对象的音乐作品、音乐内容排除在考察范畴以外。他注重经验理论的重要性,摆脱美学标准，用经验主义的方式来思考、解决问题。④
二、音乐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从开始，我国就有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思想家、教育家在其论著中有关于音乐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如：曾志忞在《音乐教育论》中专章论述“音乐之功用”；沈心工在学堂乐歌的推广过程中倡导的音乐教育在德育教育中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以后,在音乐的社会功能的音乐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方面，又有一批知识分子和音乐家们的论著涉及，如：我国20世纪著名的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在他的论著《欧洲音乐进化论》中最早提出了对我国古代与民间音乐进行搜集与整理，然后借鉴西洋音乐的方法把这些古代与民间音乐重新进行包装，使之更易为广大民众所理解接受，并成为一种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符号的新国乐。最早指出了音乐社会学的概念与内涵，首次较全面地勾画出了中国音乐社会学学科的整体构架，他提出：“音乐所及于人群之影响,则关乎社会学与文化史者也”。这一时期可看成是音乐社会学在我国的启蒙阶段。我国的音乐社会学理论的独立系统研究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80年代也是我国对音乐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此时，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国内外音乐文化交流日趋频繁，音乐商品化的氛围日益浓郁，这些是音乐社会学学科系统研究的重要的客观条件，也为我国的音乐社会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课题。1985年，由前苏联音乐美学家、音乐社会学家A.索霍尔著述的《音乐社会学》（杨洸教授译）在我国首次面世，这本译著在我国音乐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后，1990年5月，《音乐社会学:音乐词典词条汇辑》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本专著共收录了四篇有关音乐社会学的译文和六条音乐社会学词条。它们是：金经言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认识对象》（德国克奈夫著）、《音乐社会学的目的》（德国西尔伯曼著）、曾遂今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的对象、结构和方法》和孙国荣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西班牙罗莎著)。
这本书参考了诸多外国的音乐社会学书目，这些文献包括《音乐大辞典》（德）、《哈佛音乐辞典》（美）、《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英）、《音乐百科全书》（苏）、《音乐大事典》（日）等。这些译著为音乐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我国音乐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里程碑。在翻译国外音乐社会学论著的同时，我国的一批音乐学学者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通过调查研究，也发表了大量的音乐社会学论文，其中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论文有：曾遂今的《试论民间歌曲的走向》、《试论民歌概念内涵的发展与转化》、《现代民歌:时代的一面镜子》、《口头性、集体性不是永恒的真理:关于民歌问题与彭国华同志商榷》、《港台流行歌曲冲击后的回顾》、《中国现代城市民歌的复苏及其特点———音乐社会学实践思考笔记》等；叶林的《音乐社会学的导向和误区》；于润洋的《对一种社会学派音乐哲学的考察》；余兰森的《荀子〈乐论〉与音乐社会学》。音乐社会学已在1992年被正式批准为我国的“‘八五计划’青年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1996年年底结项。其研究成果《音乐社会学概论: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研究》一书于1997年正式出版，该书35万字（曾遂今著）。全书九章，分别为“音乐社会学学科认识论”、“中国音乐社会学学科建设论”、“社会音乐生产论”、“社会音乐听众论”、“社会音乐传播论”、“社会音乐流行论”、“社会音乐商品论”、“音乐职业论”、“社会音乐批评论”等，涵盖了音乐社会学作为中国音乐学新学科建设所面临的理论和实践的基本问题。
对宝卷念唱的意义阐述 更多 精品 来自 3 e d u 论 文
一、仪式与娱乐的关系
法国着名社会学家杜尔干(EmileDurkheim)曾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这部着名的宗教与仪式理论专着中,表述了一个关于“神圣”和“世俗”的着名论点。他说,在宗教信仰者观念中“,整个世界被划分为两大领域,一个领域包括所有神圣的事物,另一个领域包括所有凡俗的事物”,“所有仪式也都具有这种(神圣)性质;事实上如果仪式不具有一定程度的神圣性,它就不可能存在。”①然而,在中国的民间传统文化中,并非所有仪式都是神圣的,即便是与宗教信仰有关的许多仪式,也都是在神圣名义下实施着世俗娱乐的功能。本文所要研究的甘肃河西地区民间的宝卷传唱(念卷)活动,正是在神圣名义下的一种娱乐活动。该地区的这类宝卷传唱曾是早期民间教派的仪式活动,但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得这种活动从教派仪式转化为民间习俗,使其性质从神圣仪式走向世俗娱乐,使其功能从传播宗教信仰变为村社歌唱娱乐兼及文化传承。本文正是从这一民间宝卷的来历、念(唱)卷人与听卷人的职能融合与身份转变、念卷活动的历史演变过程等方面,分析和阐释这一兼具仪式与娱乐功能的民间音乐活动的历史成因和文化意义。
二、河西宝卷及念卷活动
“河西宝卷”是指流传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民间宝卷文本及其念唱活动。位于甘肃省西北部的河西走廊是中国内地通往新疆的要道,这是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地,东起乌鞘岭,西至古玉门关,南北介于南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和北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间,长约10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因其地形如走廊,故称“甘肃走廊”,又因其位于黄河以西,又称“河西走廊”。河西走廊自古为沟通西域之要道,曾是北丝绸之路必经之道,古甘州、肃州、嘉峪关、敦煌、阳关、安西等名城要地均位于走廊地带。河西宝卷在这一地区的流行范围大致包括现武威市、张掖市、酒泉市和嘉峪关市等辖区的大部分地区。“宝卷”本身是指民间传抄或刻印的一种书面文本,它是明清时期曾盛行于全国许多地区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的底本。
民间演唱宝卷时,须聚众举办一定的仪式,然后由专人依照宝卷文本中的内容有说有唱地“照本宣科”,在场听众通常也在指定的段落处随声应和而唱,故而演唱宝卷也叫“宣卷”(河西民间则称“念卷”)。有学者认为,这种与宗教故事、民间信仰及劝善主题为内容的宝卷文本,是唐代佛教寺院中“俗讲”经文(或即“变文”)的嫡传,也承续了宋代勾栏瓦舍中僧侣“讲经”的传统,而自明代开始作为民间秘密宗教(初为白莲教,后在各地发展为各种教派)的“经典”正式产生,并在明清两代大量传布于南北各地。清代以来流传在各地的宝卷文本,除了宗教、劝善题材外,还产生了大量的以民间世俗故事为题材的宝卷。目前,全国各地被收藏、着录的宝卷文本大约有1500种之多,并且在中国内地和台湾还陆续有宝卷文本的新发现。②
随着近年来学界对河西地区宝卷的挖掘、整理、编目,学者们仅从河西地区收集、着录的民间宝卷文本就有130种(共约650多个版本)之多③,可见宝卷在当地民间的流传十分广泛。尽管学者们收集和着录的宝卷文本数量庞大,但能够在民间以演唱形式活态保存的宣卷活动则并不多见。河西走廊地区民间目前还存活着的民间“念卷”活动,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的宝卷活态保存区域。
在河西地区广大农村,人们将宝卷文本视为镇妖、避邪之物,有“家藏一宝卷,百事无禁忌”之说。因此,抄录和收藏宝卷成了当地民间普遍信奉的一种习俗。由于收藏宝卷主要是为了念唱宝卷之用,所以当地人更将“念卷”(当地将聚众说唱宝卷内容称为“念卷”)活动看做是“立言、立德、立品”的一种善德之举,并认为念卷活动有特殊功效———可以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可以用来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可以让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正是由于这样的信仰习俗和教化观念,当地人家如遇儿女不孝、媳妇不贤、家事不顺、人丁不旺等问题,都要通过念卷活动来禳解或开导。这就是为什么抄卷、藏卷、念卷能在河西民间广泛盛行的缘故。
河西民间的念卷活动多在冬季农闲时举办,春节期间从除夕夜起到正月十五止,是念卷最盛时节。一年中其余时间如举办念卷活动,通常是与特发事件(如为驱邪、纳吉、禳解等事由)有关,也可能与闲暇时节的娱乐需求有关。念卷地点按活动目的而定,旧时庙会敬香时曾有在寺庙大殿外举行念卷的,现以个人“请卷”(请人念卷)者居多,念卷活动通常在家中院落或室内炕头举办。不论事由如何,但凡念卷,开始前念卷人(宣卷人)都要洗手、漱口、敬香———点燃三炷香,面向西方(或佛像)跪拜,待静心之后,方能正式开始念卷。念卷过程中,听众也要静心专注,不能喧哗或走动以免影响众人听卷。
像其他地方(如江苏)的宣卷形式一样,河西念卷除了由称为“念卷先生”的专人主念、主唱外,在场听众中有熟悉宝卷的群众都可以参与应和式齐唱,通常是在念卷人领唱至某一曲调的后半句时,众人齐声应和,接唱“阿弥陀佛”或“南无阿弥陀佛”等宝卷上未标写出的词句。这种接应式和唱的形式在当地称作“接卷”(取其应声接唱宝卷之意)或“接佛”(取其应声接唱佛号之意)。河西宝卷的基本念卷形式是说表与歌唱相结合。说表有散说和韵白之别,其中散说部分在宝卷文本中为散文体,内容一般是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经历等;韵白部分在宝卷文本中是韵文诗体,句式有五言句、七言句等,内容主要是概括和评价散说部分的故事主题。这类韵文诗体的文字在宝卷表演中可以韵白说表,也可以套入某个曲牌歌唱,说或唱则依地域习惯、念卷人习惯不同而有所不同。歌唱部分是宝卷的主体,文本形式多样,五言、七言和长短句均有,但以十字句(多为三、三、四格)的诗体为多见。这些主体部分的诗词,其内容主要是叙述故事情节和描述主人公心理活动,以叙述体陈述为主,中间也夹杂一些代言体的表达。宝卷中这些主体部分的歌唱,其音乐曲调各地不尽相同,河西大部所用曲调多为与内地宝卷所用者相同的传统曲牌,也有一部分是当地传统的民间小曲(见后详述)。
旧日,对于河西当地民众来说,请人前来家里念卷是件很隆重的事情。今天,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人们已经较少聚齐起来念卷、听卷了,只有旧日念卷时的动人情景还依稀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袁鹏先生在《冬夜听宝卷》④这篇民俗风情叙事散文中为我们描述了他儿时听宝卷的生动情景,现摘要引述如下,以便我们对当地曾经盛行的念卷情形有个感性的了解。那还是很小的时候。一个冬日的傍晚,外祖父家忙忙碌碌,备这备那,听大人们说,似是要请什么先生来念卷。我不知道什么叫念卷,只感到外祖父一家人都很高兴,像要办喜事似的,便也在默默中期盼这念卷先生的到来。就在这期盼中,家里又来了许多人,都是外祖父家的街坊邻居和一些亲友。大家喝着茶,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等待,屋里顿显热闹。念卷的先生也终于来了,我记得有两位,提着个包袱,黑而瘦,也是寻常打扮,却很精神。大约天黑下来的时候,念卷开始了,是在外祖父家的炕上念的。炕中央摆着一张小炕桌,桌上摆着几本发了黄的卷书、茶水、果品等。念卷的先生坐在炕桌后边,其他人,有的也坐在炕上,坐不下的便坐在炕沿上或地下的椅子上。这时天已黑下来了,寒风在外面呼呼地刮,吹得窗子上的纸哗哗地响,而屋子里的炉火却旺旺的,炕也烫烫的,显得热气腾腾。念卷开始了,准确地说,那不叫念,而应该叫唱,中间夹一些道白。那是一种有着固定韵律与节奏的调子。先生念得很熟,似乎并不看卷书,他们声音洪亮,滔滔不绝,有一种口若悬河的气势。先生念着,听的人也不能闲,一边听,还要接声。所谓接声,就是听的人要随着先生的调子,在每一唱段的结尾,齐声念唱“阿弥陀佛”。听着听着,家里人忽地随着那先生念唱起来,令初次经历这种场面的我感到十分惊讶、好笑,看来,他们对这一套是很熟悉的了。这样一来,唱的人和听的人都参与了进来,浑然一体。……念卷一般要持续好几天,我不记得念卷先生那几天是不是就住在外祖父家里,但那几天外祖父家确是很热闹的,我们小孩都过年似的高兴。
三、河西宝卷的宗教性来源及世俗化演变
从历史角度看,河西地区的念卷活动原本就是一种民间宗教仪式。郑振铎早年就提出,明代在全国范围出现的“宝卷”,当是唐代“变文”的“嫡派子孙”,或可看作是宋代“说经”等的别名。⑤近年研究河西宝卷的学者也认为,河西宝卷是敦煌变文的嫡传,并指出河西念卷中听卷人“接佛”的演唱方法,即如“敦煌遗书(P.3849《俗讲仪式》)中所记载的‘念佛一声’、‘念佛一两声’,以及变文中韵散相交处有‘观世音菩萨’、‘菩萨佛子’的标记。”⑥敦煌地处河西,敦煌卷子中所记载的唐代宗教寺庙中僧人的讲经和变文及其念唱形式,在河西当地民间得以传承也是很有可能的。
近年也有学者对宝卷的形成以及在民间的传播和变异情况进行了探讨,既纠正又补充了民间宝卷的历史来源和流布变异情况。如车锡伦通过对产生于宋元时期的三种宝卷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是:“宝卷继承了唐代佛教俗讲讲经说法的传统,在宋元时期佛教信徒举行的法会道场中形成,其内容仍为演释佛经和说唱因缘两大类。宝卷是一种新的佛教说唱形式;受弥陀净土信仰的影响,为满足信众的信仰需求而出现了弘扬西方净土、劝人‘持斋念佛’;其演唱形态受佛教忏法的影响,注重道场威仪,整个演唱过程仪式化,文辞格式化,结构形式严整;演唱的曲调,除了传统的佛教歌赞外,受宋元词曲的影响出现了长短句的歌赞,也唱散曲。”⑦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河西宝卷和念卷活动曾和内地民间宝卷和宣卷一样,历史上与唐代的俗讲和宋代的说经等宗教仪式有继承关系,明清以来又直接产生于民间秘密宗教的教派仪式,所以从来源讲,这种民间的说唱艺术实际上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艺术形式,而是附着于民间信仰的一种宗教仪式。
另外如本文上文中已经提到的,河西百姓视宝卷为镇妖、避邪之物;将念卷视为驱邪禳灾、祈福保平安等有“法力”的举措;活动开始前念卷人要洗手、漱口、敬香、跪拜等行为。这些都说明在河西当地民众心目中,宝卷是神圣之物,念卷是神圣仪式,所以宝卷及其唱念活动都是具有宗教意义的事物。然而,河西在当地民众心目中和在他们的实际行为中,念卷活动同时又是一种具有浓厚娱乐性质的民间文娱活动。这不仅体现在河西宝卷中大量存在世俗故事文本,而且也体现在参加这种活动的人们的社会身份和仪式角色方面。
就河西宝卷的文本而言,河西宝卷虽与内地(华北、江浙等地)的宝卷均源于明清民间宗教的宝卷,但相比之下近代以来河西宝卷与内地宝卷的差异性却较大,据研究统计,“当代从河西地区搜集到的130余种宝卷中,属于近现代民间教团的宝卷数量不足十分之一,大量是民间抄传的宝卷。”⑧而且其中半数以上是河西地区的民间创作,这些创作中也包括不少新宝卷(即现编故事)的创作。由于卷本较少宗教内容而较多世俗故事,宝卷内容本身就趋向于世俗娱乐性质,因而对念卷人、听卷人的宗教影响力就比较小,使得念卷活动向文化娱乐方面发展。即便在这类世俗故事宝卷的念卷过程中,听众也会 对宝卷念唱的意义阐述 对宝卷念唱的意义阐述 ：小学音乐论文：音乐课堂教学过程 我国民族音乐的形成与特点 音乐鉴赏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对宝卷念唱的意义阐述 更多 精品 来自 3 e d u 论 文
按习惯应声“接佛”(诵唱“阿弥陀佛”佛号),但这时的“佛号”不过是一种和唱衬词而已,“接佛”不过是让听众可以参与进娱乐性歌唱的一种音乐形式而已,其原有的宗教含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更何况,那些由民间自发创作的新宝卷,不但文本内容已经更加接近当地创作者的现实生活,而且参与“创作”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文化娱乐的手段了。
就河西念卷人和听众在念卷活动中的角色分配而言,同样体现了其非宗教性、非仪式性的特点。河西宝卷由于是书面文本,所以念宝卷的人必须是当地能够识文断字、能言善唱且知识渊博的文化人。旧时当地农村人识字者甚少,所以能识字、会念唱宝卷的人很受民众尊敬,被尊称为“先生”。这些念卷先生并非职业艺人,而是当地文化人,他们为人念卷是出于善德之心,从来都不计回报,不取酬金,完全是义务性的服务。这和江苏等地以宣卷为职业的情况完全不同。河西乡间的这类念卷完全是自发性的群众活动,念卷先生也是群众中的一员,是群众活动的参与者。不过,念卷先生由于常常诵唱宝卷,天长日久,宝卷中反映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也都了知于胸,加之念卷中根据宝卷故事情节念卷人要代言式地“扮演”各种人物,又要天上地下、阴间阳界地充当着人神之间的使者,担任着驱邪禳灾的法师,因而他实际上不仅是念卷活动中的核心人物,还是文化知识的传播者、丑恶事物的批判者、神圣信仰的代言人,所以常常受到地方上民众的尊敬和爱戴。旧时,听卷群众通常是不识字的庄稼人(他们即使也能识文断字,如不经常研读宝卷和练习表演,也未必能胜任念卷人职能)。
不过,他们即便只是“听卷人”,也不只是旁听者,他们在听卷的同时也要以“接卷”或“接佛”地应和歌唱,通过和唱而介入念卷活动之中,成为念卷的参与者。正是由于听众参与和唱这一形式,使得念卷活动中的听众从单纯的接受到参与式感受,使他们从宝卷文本的内容(信仰、教化)到说唱活动的审美(韵白、歌唱),都得到了参与式的体验,使得这种原本是神圣仪式的宗教宣讲活动,变成了集宗教、教化和审美、娱乐为一身的一种群众性文化活动。
四、河西宝卷从教派仪式到民间娱乐变迁中音乐形式的变异
由于宝卷本身并非是一种阅读性的文本,而是用来说唱表演的底本,因此其表演形式就成为这种民间文化的主要存在方式,而在有说有唱的表演形式中,用于演唱宝卷内容的音乐曲调就成为这种表演的主要依托。演唱宝卷的音乐曲调在宝卷文本中只有曲名(多为传统曲牌名)而无曲谱,实际演唱只凭口传心授。因此,如果说宝卷文本的文字形式相对比较稳定且在流传中不易变化的话,那么其中所列的曲名在实际演唱中就会因人、因地之异而产生较大的变异。当然,由于音乐的即时性特点,我们对音乐曲调的历史考证往往不像对文本文字考证那样相对容易,所以我们对历史上河西民间宝卷曲调的变化很难得到确切的研究。不过,由于宝卷的演唱依附于宗教仪式的形式,并且宝卷的演唱是多首曲调组合的大型结构形式,所以其曲调在宝卷整体表演过程中的结构安排就成了我们可能据以研究其音乐流变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下面我们从河西地区早期民间教派宝卷的音乐构成形式、曲名安排等方面与当地现存民间念卷所用曲调和结构加以比较,从中探讨其如何从严格的仪式音乐规程演变到松散的演唱组合这一过程。
现存河西宝卷中有一部《敕封平天仙姑宝卷》,是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刊于张掖的写刻本。有学者考订这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由甘肃人编写、讲述甘肃故事并在甘肃刻印的宝卷,可据以说明早期甘肃念卷和宝卷的情况。⑨该宝卷的格式与华北地区早期民间教派的宝卷大体一致,全卷分十九分,其中除了“仙姑近代显应分第十九”以散文体叙述故事外,其余十八分的说、唱、诵的形式同明代后期其他地方的宝卷完全相同。这部宝卷开始部分的文本格式和音乐构成是:“举香赞———开经偈———开经赞———仙姑宝浩”;结束部分有“回向无上佛菩提”文;各分所用曲牌有:【上小楼】、【浪淘沙】、【金字经】、【黄莺儿】、【驻云飞】、【傍妆台】、【哭五更】、【清江引】、【罗江怨】、【皂罗袍】、【耍孩儿】、【一剪梅】、【锁南枝】、【绵搭絮】、【画眉序】、【驻马听】、【谒金门】和【一江风】等。可以说,《仙姑宝卷》的这种结构形式及其所用曲牌与明代以来民间流传的教派宝卷基本相同,与现今仍以宣唱形式活态保存在河北涞水县南高洛村音乐会文坛的《后土宝卷》的结构形式和演唱形式⑩也基本相同。因此可以认为是河西宝卷流传早期形成的接近民间宗教教派宝卷的样式。既然该《仙姑宝卷》是当地早期民间教派宝卷的格式,从其曲、文格式看,其念卷的音乐也一定有着严格的仪式规范,演唱中的“赞”、“偈”、“佛”、“曲”都会有着比较固定的格式。涞水南高洛音乐会演唱的《后土宝卷》应是早期宝卷音乐延续至今的一个范例,其音乐的传统性不仅表现在宣卷开始的“举香赞”是沿用了佛教香赞的固定曲调,而且其中的“打佛”即宝卷每分故事的主体演唱部分,十字句式,音乐为结构复杂的专用曲调,包含“打单句”(领唱)和“号佛”(即应声“接佛”)的固定套路。至于其中“曲”(即曲牌)则是每分佛结束前用于总结和评价故事的齐唱曲调,“曲”之后是用于结束本分佛的“四句交子”(韵白,相当于结经偈)。
河西《仙姑宝卷》不仅开始也用了“举香赞”(音乐曲调现已散佚)、“开经偈”等传统曲、文格式,而且其中的“仙姑宝浩”当为宝卷每分的主体部分,相当于《后土宝卷》中“打佛”调。可惜《仙姑宝卷》的音乐曲调和演唱格式现已无从考知。今有音乐学者已收集到的河西宝卷所用这类曲牌和当地民歌曲调计有50种(同曲异名者不计)輰讹辊,其中如【小上楼】、【浪淘沙】、【金字经】、【黄莺儿】、【驻云飞】、【傍妆台】、【哭五更】、【清江引】、【罗江怨】、【皂罗袍】、【耍孩儿】、【锁南枝】、【绵搭絮】、【画眉序】和【驻马听】等完全保留了如《敕封平天仙姑宝卷》这类清代早期河西宝卷的音乐曲调,而另外一些现存曲牌,如【朝天子】、【满庭芳】、【一封书】、【红绣鞋】、【粉碟儿】和【挂金锁】等,虽在《敕封平天仙姑宝卷》中不见着录,但应该也是当地其他早期宝卷中常用的传统曲牌,因为这些曲牌也是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宝卷以及今河北等地民间现存宝卷中的常用传统曲牌。
今已收集到的其他曲牌还有:【莲花落】、【五更转】、【诉五更】、【五字佛】、【七字佛】、【十字佛】、【五哥放羊】、【尼姑下山】、【唱道情】、【十二时】、【十二月】、【五供养】、【太平年】、【小寡妇】、【十道河】和【阿弥陀佛】等,这些从曲名看显然是当地常用的民间曲调,其中有些如【五更转】、【莲花落】之类也是自唐宋以来曾一直流传的传统曲牌在当地的遗存。虽然这些曲名在现存宝卷文本中得以保存,但是具体的演唱方式和曲目安排程序则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异。首先,现在民间宝卷演唱中,已经较少能听到开始部分的“举香赞”这一传自佛教的固定曲调了。其次,宝卷的主体部分原本应是一套固定词格(十字句和七言、五言句式穿插)和固定曲调的演唱,领唱与和唱(接佛)的套路就出现在这一部分。但现在当地宝卷演唱中对这一部分的内容已经采用了各种曲牌或当地民间曲调来配唱,已很难看到如原有“宝浩”(或“打佛”)部分的文辞格式和演唱套路了。上面所列出的许多传统曲牌,原本只是用在每分佛结束前的用来评述本段故事的齐唱曲,而如今已经被用来作为叙述故事的主体曲调了。
当然,宝卷作为民间自发流传的说唱艺术,在流传过程中音乐产生变异完全是正常现象,也是一般民间音乐流传变异的基本规律。但是,从当地宝卷音乐这一历史流变现象中我们可以得出的另一个方面的结论是:河西早期民间宝卷音乐的传统形式反映了其与当时民间教派宝卷的宗教仪式规范性特点的较强联系;河西各地宝卷后来发生的这些音乐变异现象则反映了其宗教仪式规范性的减弱;宝卷音乐(包括演唱形式)与宗教观念及其仪式规范的联系程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河西民间宝卷及其念卷活动从严格的仪式规范走向松散的文化娱乐的历史流变趋向。
五、结论
河西宝卷从其宗教性来源到世俗性演变的历程、念卷活动从神圣仪式的淡化到文化娱乐的增强过程、宝卷音乐从严格的仪式规范到松散的民间变异形式,这些现象综合起来可以让我们对河西宝卷这一音乐文化现象形成这样的认识和理解:当往日的仪式变为现在的习俗时,念卷活动仍然保留着仪式的神圣内涵,即念卷人在念卷之前必须沐浴净手,方能“请”出被视为圣物的宝卷,然后庄严而郑重地宣唱宝卷。听卷人也毕恭毕敬地一边听卷一边和唱,神情严肃而声调齐一。就这一活动的内容而言,除了现存宝卷文本中仍保留有许多神秘宗教色彩和劝善功能主题之外,大量的内容多以神仙故事、民间传说甚至爱情主题相关,离神圣的宗教经卷主题已经甚远。仅从现存宝卷的内容看,就能说明这种作为“经卷”的演唱底本,既保留了其神圣的宗教主题,也融入了娱乐的世俗内容,以此为念卷仪式的内容,本身就构成了兼具神圣仪式和世俗娱乐的双重属性。再从念卷活动在人们心理上所具有的神圣感和快乐感来看,我们认为在念卷活动人群的观念上也是具有兼备神圣仪式和世俗娱乐的双重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