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5 10: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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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和谐法律法治精神道德规范
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都是理想的社会状态
法治是近代西方的产物，同时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就。现代法治的原则包括:法的普遍遵守即法律至上，法律高于任何权力、高于任何其他规范、高于任何人，在社会规范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良法的实体价值即法律必须保障自由、平等、权利等基本人权，是法治的根本目的之所在，是法治的灵魂;良法的程序价值即良好的法律要具备不溯及既往、明确性、公开性、普遍性、不矛盾性、可行性、安定性等形式;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司法审查制度。可以认为法治是在法律至上、人权保障、良好形式、基本制度设立原则下的一种社会状态。“法治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法律与国家、政府之间，运用法律约束国家、政府的权力;法律与人民之间运用法律合理地分配利益;法律与社会之间，运用法律确保社会公共利益不受权力和权利的侵犯”。法治国家“就是指主要依靠正义之法来治理国家与管理社会从而使权力和权利得以合理配置的社会状态。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要求，到2007年10月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和谐社会的概念已在人们心中刻下深深印记。什么是和谐社会?2005年2月20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中对“和谐社会”的特征、要求作了具体的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对社会生活的具体设计，而是社会整体的价值目标，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
从二者的含义看，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秩序井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权利保障等价值追求是一致的，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义也同样是法治社会的目标。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民主法治社会
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首要之义，就是民主法治。民主意味着民众拥有平等的权利，政府给不同群体平等地提供与政府沟通的渠道，让各个群体都可以参与政府的立法和决策过程，表达自己的诉求。它也要求政府通过民主的程序，为不同群体间的博弈提供平台，由此制定出为整个社会所认可的公平公正的规则体系。法治意味着清晰地界定政府活动的范围，政府的一切权力均须具有法律依据，民众与政府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一旦社会主体的权利与利益受到政府部门及官员的侵犯，他们可以到公正的法院主张自己的权利，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民主程序能够使民众感觉政府制定的法律规则、政策是公平的，公正的司法体系则能恢复受到侵犯的权利和利益;反之，民主的欠缺与法治的不完善，必然损害公平正义，而造成社会不和谐。可以说，公平正义是民主法治的必然结果，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公平正义;没有这两者，也就没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和谐社会是以人权为基础的社会、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即保障人权。
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法律上体现为对人权的承认、尊重与保护，国家和社会应当充分保障和实现个人的福社，促进个人人格的发展，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人本身理应成为法治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事实上，法治也是一种源于人类对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命运的制度安排，“以人为本”是深藏在它背后并决定其发展方向和命运的最高精神力量和终极价值追求。法治的目的，是让人成为具有完整人格和富有人性的人，并应当体现着对现实的人当前命运与未来前途的热情关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收人分配以及社会现代化等固然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仍只属于工具性范畴，人的发展和人类福利才是目的。因此，和谐社会形成的基础恰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和谐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协调好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形成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既相互制衡，又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和谐关系。
和谐社会应是一个由法律建立和维护起来的有秩序的社会。
社会稳定、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和睦相处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秩序是指一种有规律、可预见、和谐稳定的状态，博登海默认为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秩序的存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是构成人类理想的要素，是构成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目标。社会有序就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章可循。在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尽管有多种力量可能发生作用，但其形成必须依托于一定的规则。不同类型的规则在秩序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现代社会，起主导作用的应是法律规则，法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也是社会利益的分配器。“秩序的维持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存在着一个合理的健全的法律制度为条件的，而正义则需要秩序的帮助才能发挥它的一些基本作用”。和谐社会形成的基本标志和必要条件是安定有序。和谐社会必定是运行有序的社会，而秩序一旦形成，社会自身就具有了一定的自我维持、自我协调、自我发展的能力，就能减少、消除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形成符合人们期待的和谐。
和谐社会应该是体现法治的正义价值的社会，法所维护的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
正义的具体形态体现为平等、公正等，恩格斯指出，“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现代社会的和谐是机会均等、主体平等，政治法律上平等和经济利益分配平等相统一的和谐。“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机会。人类社会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又处处充满矛盾。防止利益冲突、实现社会和谐的前提就是使各种政治、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得到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如果有严重的社会不公、明显的两极分化，势必导致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矛盾的剧烈冲突，直至暴力冲突。一旦社会的尖锐利益冲突演化成剧烈的政治冲突，社会和谐就随之失去了制度的保障。所以，没有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的和谐稳定。
法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与正义不可分，法的基本价值之一是正义，法律有良恶之分，法治国家的法律不仅是“法律之治”，而且更是“良法之治”。而公平正义则是“良法”的灵魂，是现代法律合法性的基础。社会生活中正义仅仅靠个人的美德是不足以维持的，必须依靠法治来促进。法治在促进和维护社会正义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指导分配的正义原则化、法律化、制度化，并具体化为权利和义务，实现对资源、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进行权威性的、公正的分配;法不仅可以为和平地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而且可以为公正地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最终使社会成为资源分配公平、群体利益均衡、人际关系协调的和谐社会。
关键词 社会新闻发言体制 语言教学 引导 培养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推动了我国新闻发言人事业的发展，新闻发言人以其独特的语言和个人魅力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新闻发言任务。新闻发言人的语言功力对完成新闻发言非常的重要，它是发言人与媒体和公众沟通的重要载体，新闻发言的语言表达和人际交往能力直接关系到新闻发言的成败。因此我们必须要掌握好新闻发言的特点和规范，了解其内涵，做好新闻发言。
一、新闻发言人语言的特点
（一）语言准确规范性
新闻发言语言不同于普通的语言，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交际语言。在新闻会中，新闻发言人不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他是代表组织对媒体进行回答、演说，他代表着集体的形象，因此必须要做到语言的准确和规范性，这里的语言准确有两层意思：①对于提问和回答的时候，要对关键信息和关键问题进行准确理解和把握；②对于细节和一些问题的深刻内涵要准确把握，例如在新闻发言中我们经常使用具体的时间和数字来增加语言表达的准确性。
在语言的规范也有两层意思：①语气的规范。语气是非常好的情感表达方式。在新闻发言中，在发言内容一定的情况，不同的语气可能造成不同的理解，语气可以改变语言的美学效果；也可以增减语言的感情的色彩和分寸；还可以改变语言的语义和意向，它直接影响了语言的传播效果；任何不规范、不贴切的语气，都会导致表态失范，削弱语言传播的表达效果，甚至影响组织的形象。②语言用词的规范。新闻发言语言不同于普通的语言，它要求我们必须要使用外交辞令，不能过于随意，避免媒体或公众引起误解。规范的语言表达，既尊重了事实，又可以避免消极因素。
（二）简单、简短、简要
新闻发言的语言一般都是围绕一个核心去进行表达，为了让媒体和公众能够更好的掌握语言表达的核心，我们要做到简单、简短、简要：①简单。新闻发言语言要按照普通人的思维去组织，去进行表达，它最终要实现能够让普通人都能理解和接受，要让别人听得懂。②简短。我们要用最简短的语言去将自己要传达的意思表达出来，尽量不要用太长的句子，避免产生歧义与误解，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尽量能够用简短的语句，以免让媒体和他人断章取义。③简要。就是要求新闻发言语言要突出核心和重点，明确的表达出你的要点。
（三）具有时效性和时机性
所谓新闻发言就确定了语言要有新闻性，必须要保证语言的时效性，否则语言的表达效果就会大大的削弱。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我们要确保新闻发言语言的准确，所以要掌握语言的时机，在合适的时间使用恰当的语言能够实现很好的表达效果。
社会新闻语言体制在大学语言教学模式的引导和培养考虑到目前社会新闻发言体制的兴起和新闻发言语言的特性，它具有非常强的实用性和应变性，能够让我们在交际当中占据主动地位，因此在我们的大学语言教学可以进行引导和培养。
（一）提高学生知识储备和文化素养，确保语言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新闻发言人的高质量的发言，离不开其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文化素养，这样在回答问题、演说时才能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一个人的语言文化素养影响了其语言风格。因此在大学语言教学中一定要注重学生对于语言知识的积累和储备，加深文化积淀，提高语言文化素养，并且在语言教学和使用中，注意加强学生准确规范使用语言习惯的培养，不断提高学生语言的驾驭能力。
（二）培养学生角色意识，提高语言应变能力
新闻发言人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其特定的角色定位使得其在语言风格和表达形式上有了一定的特点。因为新闻发言人他从自己的角色和职责出发，在特定的环境下进行发言。在大学语言教学中，我们要加强对学生角色意识的培养，通过不断的训练让学生可以在假设的角色模拟中做好角色定位，在不同的角色转换中提高语言应变能力，加强对于语言的掌握和驾驭能力。
（三）注重语言交际能力和实用能力的培养
新闻发言体制其实就是一种交际机制，它通过提问和回答、演说来进行交际，语言是实现交际的主要手段，在交际的场所和时机运用合适的交际语言可以起到很好的交际效果。语言最终的目的就是应用，在大学语言教学中，要通过各种训练来加强对于学生语言交际和实用能力的培养。
三、结束语
良好的知识储备和语言能力是新闻发言人做好新闻发言的基础条件，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语言应变能力对我们的大学语言教学有着很好的启发。我们的大学语言教学应该结合社会新闻发言体制的培养模式，做好学生语言基础知识的储备，同时培养学生的角色和政治意识，不断训练学生语言表达和应变能力，提高学生语言的人际交流和实用能力，让语言能够真正的发挥其效用。
参考文献：
[1]张洋.政府新闻发言人语言风格的构建[J].现代传播，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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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法治包含着这样三层意蕴:法治意味着法律至上，法治意味着民治、自治，法治意味着理性的选择。法治被信仰取决于法律的普遍社会服从性，取决于参与法律实践活动要素的完备性和协调性，取决于普法教育的社会性效果，建立这种信仰是一个渐进式的社会演进过程。
一
法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是人际博弈的产物，从西方民主政治发端之初，现代法治的精神意蕴就开始生长、发育并渐至生成，一方面是源于西方法治深厚文化底蕴的支持，进而赢得了民众的认同与接受;另一方面是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内在理念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契合，因而才使法治不仅作为一种政治动作方式，更是作为一种公共选择的产物而确立为一种稳定的社会制度。
以“家—国”为本位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亦作为一种政治统治手段，绵延两千余年，直至1860年，中国社会在外来的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发生了变化，但仍是表面化的，五四志士的激情宣扬与传播，西方法治文化才得以登陆。建国后，法治同样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直至由“法制”到“法治”的一字之改，法治之于中国的真正意蕴才开始阐发，作为流行的话语方式，上至官方，下至民间;上至学者阐释，下至民众评议，法治已成为转型中国的理性选择与制度实践。
亚里士多德早在几千年前就对法治作了最为简洁而精辟的概括:“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它既涵盖了静态的文本的法律和动态的动作的法律，既对形式正义提出了要求，又捍卫了实质正义，是一个“既符合正宗政体之法，维护全体成员利益之法，符合自然法之法，正义之法。”现代法治精神意蕴的阐发与解读亦受亚氏思想之影响。
在我们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多少人在谈论法治，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解读法治，每个人又在不同的法律实践中不同地体会法治的韵味，依法治国的口号式的呼喊，依法治国的公式似的套用，使“法治”像一张绵密之网，使人呼吸困难，但是“依法治国”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一)法治意味着法律至上。现代法治是民主的伴生物，以维权为其意旨，将公民权利载入法律文本，为实现民主自由而存在。西方的悠远的自然法理念在法治中找到了最好的表达，作为社会契约当事人的民众将由其权利而形成的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权交予法治，将自身权利的维护与实现寄予法治，因此在法治社会，人人在法律之下，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律的至上性源于民意的至上性。
(二)法治意味着民治、自治。民主社会应是公民自主的社会，国家只是作为每个公民人行使权力，因此，民主制下的政府应是有限政府，政府与民众均在法律之下，权利自由是现代法治的口号，法治应把更多的选择自己留给民众，让民众自己做主;法治更意味着自治，即法治不应是一种他治状态。“法治的意义在于给人们提供有效的指引。”在法社会化过程中，这种行为规则的指引会内化为一种行为习惯，因此法治应以人为本。
(三)法治意味着理性的选择。法治是一个实践的理想，它部分地以关于人和社会的本质的悲观主义为前提，因此法治要限权，要追求形式正义，要以牺牲部分价值来实现部分价值，要通过一套完整的不断调整的制度框架实现法律之完整，这样法治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是社会的理性化的产物，而非少数人的天才设想。
上述三个方面不能也不可能穷尽法治的全部意蕴，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法治不是万能的，“洋人最终选择法治的理由，恐怕不在于觉得法治的优点胜过人的智慧，而在于觉得法治比人治要可靠，因为，历史时常说明，人的自觉自律是不恒常的。”所以，对中国而言，在理解法治、倡导法治的同时，亦要对法治的代价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要对法治抱过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人类的一切制度必是有得有失的，企图实践一种无代价的制度，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选择了法治的优点同时，也就选择了法治的弊端
二
作为与民主政治与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的现代法治，制度设计者们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法治的硬件设施——完备的法律制度框架体系和配套机构的人员，而其软件的配套与形成支持系统却非一日之功，那么，只有硬件与软件配套相互契合，“才能使具有普遍理性主义的现代法治得以呈现内在自觉，动态整合的非单一线性的总体性进程。”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统治系统由自愿服从和信仰体系构成，而后者具有关键作用，只有确立对统治的合法性的信仰，才能使社会成员对现存制度予以认可而得以维系。因此，作为软件支持系统的法律信仰就成为现代法治建立起无上权威之治的最关键因素。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尔曼教授的《法律与宗教》从学理上分析了法律与信仰的“内在的”“深层的”联系，尤其那句“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为其最具代表性的论断。得出这种论断的原因在于伯尔曼的法律社会学视角，即他把法律看成是“社会中权利与义务的分配结构与程序”，而把宗教这一相关事物看成是“社会关于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目的直觉认识，以及对此终极意义与目的的献身。”所以，伯尔曼认为法律可以建立起宗教式的信仰，其原因在于法律与宗教在仪式、权威、普遍性方面具有共性，通过人们对法律活动的参与，可激起如对宗教般信仰并为之献身的激情，但严格说来，这种发生于价值层面的法律信仰与宗教信仰的相似或等同程度只是抽象的或逻辑意义上的，法律的价值理想不仅是一个哲学的认识层面的追求，更是一个法律实践过程中的感受与认同，因而，法律信仰蕴含了法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追求，法律信仰的培育同时也是法律规则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法习惯的过程，也意味着法治的价值理想的实现。
“法律必须被信仰”的理论命题被法学界以至全社会接受并不必然等于法律被信仰了，因为法律信仰并不仅是一种言辞上的表白，而必须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也并非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与倚重，尤其对于转型中国的法治而言，要使法律信仰真正成为法治实践的主导性因素，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那么，法律如何才能被信仰?
首先，按照亚式的“良法”之治，即欲获得普遍服从的法律本身应该是制定的良好的，无庸讳言，这是法律得以普遍信仰的重要条件，因为法治社会的根本特征是法律权威的至上性，若非良法，不与人们的政治理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相一致，是不可能获得人们的普遍服从的，法律权威的至上性也无法树立。
其次，法律信仰的培育是由法律共同体成员即包括法官、检察官、学者等推动的法律实践活动，由于这是一个法治进程中最具激情与活力的主体性因素，系统的法学知识的获取及法律技术的掌握是这个群体得以为立法提供理论的前提思考和现实的社会关怀，为司法提供价值性引导、为公众解释抽象的法律语言，提供一个沟通抽象法律文本世界与现实的人文关怀的渠道，这是形成法律信仰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依法治校 法制 高职院校
党的十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为贯彻会议精神，教育部印发了《依法治教实施纲要》，要求各院校转变观念，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教育的综合改革，促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在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目标。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在高校教育体系的具体体现。用法治的精神改革教育体系，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理性、民主、契约、自由的校园环境，这也是现代大学制度之精神。现代大学制度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政府、学校、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政府进行管理、社会参与教育、高校依法治教。第二个层面为高校内部的管理，作为管理者的学校与接受管理的教师、学生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国家对学校的管理，还是高校自我管理都需要法律章程、规章制度的支持。因此，学校应当运用法治和法制来推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本科院校提出并实践依法治教有数余年之久，依法治校的理念得到了普及；依法治校工作机制基本建立；规章制度建设在逐步完善；师生权利保护得到重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反观高职院校，法治意识薄弱、法制理念缺失的现象仍旧普遍存在，更甚者，现有的规章制度与现行法律相悖。这些均不利于现代大学制度的推广和建设。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现有相关理论主要集中在本科院校，针对高职院校管理法治化的理论研究不够丰富，研究内容主要围绕如何处理好政府、社会、学校三者的关系，偏于宏观层面。国内主要研究成果：徐显明《确立依法治校理念，提升依法治校水平》、刘树忠《论依法治校在高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江曼洪《对当前高职院依法治校的几点思考》、有从收集到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本科院校，高职院校依法治校的研究成果较少。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理顺政府、社会、高校三者关系；保护师生合法权益；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方面展开，缺乏对法治理念、法治文化的探究。研究角度侧重于法学、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对实践工作的研究相对较少。
国外相关论述主要集中在具体制度建设上，譬如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教学评价等。主要有夏文莉、史红兵的《从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科研间接成本看待大学可持续发展》、刘筱毅《国外高校人事制度现状及对我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其实浅析》、《英国高等教育对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启示》、黄珊《美国大学制度的进步性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启示》。
二、“依法治校”下的高职院校
本文从微观的角度切入，为高职院校在自我管理中的法治化、规范化提供新视野。本研究认为依法治校在高职院校应从以下三个维度着手，制度、理念和文化：一、加快推进规章制度的建设。形成章程、学校基本制度、部门规章制度、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四个层面的制度体系，并加强规范管理。二、做到校务公开。岗位职责、各种办事程序、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等信息应当及时公开；畅通信息渠道，维护师生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避免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合二为一，清新学术氛围。三、建立学校法律服务和支持体系。随着社会参与教育的深入，学校和市场的联系愈发紧密，法律风险也随之提高；维护学校师生的权益，要健全学校法律顾问制度，成立专门负责法律的机构，同时加强师生的普法工作。四、营造校园法治文化氛围。将法治融入进师生生活，发展普法讲座，或者形成相关法律知识手册，在大学里生根发芽。心中有法，依法治校才能顺利推广，现代大学制度才能形成。这对夯实高职院校自我法治管理的理论基础有重大意义。各学院可成立与“依法治教视域下的高职院校规章制度建设”相关的课题研究，并将成果用于实际管理中。制度、理念、文化三管齐下，推进法治治理新格局。明确各管理、教学部门在依法治教改革中的任务，共同推进已有规章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法务体系、机构的建设；法治校园氛围的营造等工作，在法治治校的理念下办出职业院校的特色。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的法制建设对于高职院校贯彻党的“十精神”具有重大意义，从制度、理念、文化三管齐下，建立健全法制、法治保障体系；从微观层面落实法律保障，打牢法治基础，才能使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度在高职院校实现。
参考文献：
[1]梁明.坚持依法治校实现高职院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J].法制与经济旬刊， 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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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法制建设是在深厚的儒家法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必须结合这一传统来进行。儒家治国主张以礼治、德治、人治为主体,它与现代法治有根本的不同。尽管如此,科学吸收其有益的成分为我国法制建设所用仍是必要的。
法制建设是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我国的法制建设又是在仍具生命力的传统法文化、法思想尤其是儒家治国主张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我国的法制建设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并对传统法文化进行批判吸收,只有这样,我国现实的法治建设才能事半而功倍。
一、儒家的礼治、德治、人治主张
礼治就是指根据礼的原则治理国家。礼包括自西周以来形成的一套礼节仪式、典章制度和行为准则。按其实施的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依靠刑罚而实施的各项具体而明确的制度与规范,其中包括法律制度。第二,依靠教化而实施的风俗习惯与伦理道德。其基本内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制度,它以”亲亲”、”尊尊”和”男女有别”等作为其基本原则。孔子极不满意当时”礼崩乐坏”的状况,竭力维护礼治,主张”为国以礼”,他竭力提倡仁者”爱人”,要求”克己复礼”,从而建立了一个以”仁”为手段,以”复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成为整个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统治方法上,儒家主张道德教化高于法律强制,提倡”为政以德”的德治或”以德服人”的德政,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而相对地轻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孔子将礼义约束、道德感化和行政命令、法律强制的作用进行了对比,指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在他看来,用政令来治理,用刑法来制约,虽可使人不敢犯罪,但并不能使人不知道犯罪的可耻;用德化来治理,用礼义来约束,百姓就会感到犯罪的可耻而自愿服从统治。这种”德治”表现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上,是主张先富后教,即先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然后再进行教化;表现在政治措施上,是先惠后使,即先采取减轻控制和赋税等怀柔措施,然后再驱使;表现在统治方法上,则是德主刑辅,反对专任刑罚。
儒家既主礼治、德治,必重人治。人治是从礼治、德治派生出来的。礼治要求维护等级制,就是要突出统治者个人特别是最高统治者个人的作用。德治内含有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充分发挥其道德感化作用的意蕴,因此,儒家竭力主张人治。人治的思想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表率作用。认为统治者的表率作用远远超过建立法制的功效,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治国的首务是加强统治者的自律,其次才是建设完备的制度。二是强调用人需用德才兼备之人。主张为政之道在于得人,”相得人,则为百官各得其职,择一户部尚书,则钱谷何患?而刑部得人,则狱事亦清平矣。”[2]只有尊贤使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才能把国家治理好。三是在人与法的关系上,主张”有治人,无治法”。世有能致治之人,无自动致治之法。善法”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但是,儒家的”人治”思想并不排斥”法治”,它与”德主刑辅”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如孟子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善”与”法”必须互相配合。可见,儒家主张人治,并非去法,只不过是更侧重人治而已。
二、现代法治与儒家治国主张的区别
现代法治是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使国家活动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在法治国家里,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公民在法律之下享有自由、民利。法治的核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959年在于印度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上通过了《德里宣言》,这个宣言集中了各国法学家对于”法治”的一般看法,权威地总结并阐述了法治的三原则:(1)根据”法治”原则,立法机关的职能就在于创设和维护以使每个人保持”人类尊严”的各种条件。(2)法治原则不仅要对制止行政权的滥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要使政府能有效地维护法律秩序,借以保证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3)司法独立和律师业自由是实施法治原则必不可少的条件。[3](P220)那么儒家的治国主张与现代法治有什么区别呢?
(一)治国方略不同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对立的治国方略,其界限不在于是否承认法律运行中人的因素,也不在于是否用”法治”之名,而在于法治是众人之治(民主政治),人治是一人(或几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法治依据的是反映人民大众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宪法和法律,人治则依据当权者个人的意志。法治与儒家的德治(礼治)也是对立的,德治(礼治)虽不反对治国时使用法律,但在法(刑)与德(礼)的关系上是倒置的,即主张”德主刑辅”(”礼主法辅”)。现代法治是相对于人治的一种治国方略,即以法律为最主要的、最权威的社会控制方法,也就是依法治国。
法治优于人治主要表现在:第一,法治把理性的规则奉为治国的最高权威,因而能有效地克服人性及人治的弱点。第二,法治通过严格的程序使法律保持其合理性和稳定性,从而使这种法律统治下的国家和社会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第三,法治能集中众人的智慧进行科学决策,从而可避免因个人专断而导致的重大决策失误等等。
(二)治国主体不同
儒家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子者,法之原也”。君主是至高无上的,普天之下,只有君主一人是治国主体,而臣民则均是被其所”治”的客体。儒家虽极力维护封建专制君主的统治,但在民的问题上,提出了民本主义思想。孔子曾对鲁哀公说:”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4]孔子赞同把君民关系比作舟水关系的观点,具有进步性,但这种思想与民主思想却有天渊之别,其出发点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君主统治。这里的”君主”,不是”民主”,而是企求”明君作主”;这里的”民本”也不是”民主”,而是将”民”视作”邦之本”、”君之本”。强调”民本”的要害是维护”君”之”为民作主”,是为了使”本固邦宁”,从而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君主统治,而臣民永远只能是君主统治下的臣民。
现代法治则与儒家根本不同。它实行的是在民的原则,这可显见于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人民原则是我国宪法和现代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其他任何国家机关、组织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由人民通过其代表机关选举(或任命)产生,并受人民的监督(包括罢免)。同时,人民又是法治的主体,这一点可用一模型清晰地勾勒出来,即:人民——通过其代表机关立法并组织”一府两院”等国家机构——通过”一府两院”进行行政执法和司法——治国。可见,在我国,人民是权力之源泉,是法治之主体。这与”君主民本”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治国模式是截然相反的。
(三)法律内容不同
在儒家思想中,权利意识极为贫乏,而义务本位的思想却极为丰富。不论是礼治、德治,还是人治,都充斥着义务的思想。现以其礼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为例:首先,以”五伦”为中心,强调”正名分”。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上,尽管强调双方都要尽义务,但位卑者要尽的义务大于位尊者
其次,在”五伦”中,儒家特别强调”孝”与”忠”。即在父子、君臣二伦中,子以孝之义务为本位,臣以忠之义务为本位,而父慈、君仁则是次要的。再次,强调”别贵贱”,即建立”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的等级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概言之,义务本位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每个人(除君主外)都被捆绑在义务的”牢笼”中,并且这些义务都是片面的,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权利。与义务本位相适应的,则是权力本位,表现为一部分人特别是君主享有特权。义务本位的思想在封建法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中国古代法律中,最为发达的是刑法,次之为行政法,这是因为刑法、行政法都是主要规定臣民义务及其法律责任的法律规范;而作为规范臣民权利的基本法律的民商法则极不发达,并淹没在刑事法律之中,这固然与统治阶级据以立法的社会生活条件,主要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形式有关,但义务本位的思想则是此种状态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
与封建法律以义务为本位截然相反,现代法制则以权利为本位。这可从宪法的规定看出。我国现行宪法在结构顺序上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作为仅次于总纲的第二章排列;在”权利和义务”的排列顺序上,先为权利后为义务;在条文设立的多寡上,宪法用18个条文规定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社会生活中的广泛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只以5个条文规定公民的基本义务。与宪法的规定相呼应,我国的基本法,如民法、刑法、诉讼法等也对公民权利作了广泛而具体的规定。可见,我国法治的权利本位原则与儒家治国主张中的义务本位思想及其指导下所制定的义务本位的法律也有本质的区别。
(四)法律原则不同
儒家提倡礼治,而礼治的要害就是维护以君权、父权为核心的宗法等级特权制。皇帝权力至高无上,法律的废立大权掌握在皇帝手中,他可以因其喜怒好恶而随意加减对罪犯的处罚。法律对官僚贵族犯罪的处罪有特殊的规定,根据”一准乎礼”的《唐律》规定:皇亲国戚、官吏贵族犯罪的可享有”议”、”请”、”减”、”赎”、”官当”、”免”等特权。”议”、”请”即明文规定贵族犯罪,必须要上奏朝廷,由皇帝酌情裁决;”减”则规定一定级别的官吏及其亲属犯流罪以下可减一等处罚;”赎”规定一定级别的官吏及其亲属犯流罪以下者可纳资顶罪;”官当”则规定一定级别的官吏可以用官品抵罪;”免”规定一般的罪行可以得到合法的减刑,甚至赦免。”礼者为异”,在礼的精神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其本身就存在着等级差异。
现代法治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对合法权利保护和对违法行为惩处援用同一的法律标准,它是基于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法意识。我国宪法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载入了根本大法。我国的基本法律不仅从实体上而且从程序上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得以实现。如《民法通则》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又如《刑法》规定:”对任何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此外,宪法和基本法还在程序法上规定了具体保障”平等原则”实现的制度,如公开审判制度、回避制度、辩护与制度等等。
三、儒家的治国主张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专制和”人治”传统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度里建设法治国家,除有甄别地吸收西方法治成功的经验外,还必须以传统为依托。因为传统法律体系中不仅凝聚着民族文化的精华,而且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传统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无法任意改动。事实证明,凡是具有传统依托的法律制度变革,在实践中往往能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相反,缺乏传统依托的改革往往比较艰难,有的甚至流于形式。那么,儒家的治国主张给予我们哪些启示呢?
首先,儒家特别强调当权者以身作则,并当然内含有要求当权者守法的意蕴,这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依法办事有借鉴意义。各级领导干部都是由人民制定的法律赋予权力来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他们必须按照法律和人民的意志办事,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时时事事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否则,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就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和人民的谴责。
其次,儒家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孔子特别注重道德教化,其”德治”观念内含有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道德建设的意蕴。当前,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致使一些社会领域中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谋求不义之财,贪图不法之财,假冒伪劣、欺诈活动已成为社会公害;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受到很大损害,而且这种现象已侵蚀到我们的执法、司法队伍之中等等。长此下去,势必损害国家的健康肌体,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同时也会扰乱法治秩序。为此,我们可以从儒家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孔子那里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如孔子提出的”富之”、”教之”理论,即在强调要使人民富足的同时,还必须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可以说,中国的现实法治的建设决不能离开道德体系的建设、精神文明的建设。法治不但需要权力的支持,而且更需要道德的支持。
参考文献:
[1]论语·为政[M].
[2]朱子全书·六一·历代一[M].
论文关键词：法律传统；法律起源；法律思想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同时也是我国现代法律要求研究的对象。对我国传统法律思想尤其是儒、法、道三家思想进行重新梳理和解释这无疑也是对我国现实的法律实践面向法制现代化转型有着重要的价值启示。
一、中国传统法律起源概述
(一)中国传统法律源于何时
一是认为起源于五帝时代。如《管子·任法》有：“皇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皇帝之治也，置法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
二是认为起源于夏代。这种观点是基于公共权力的设立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学说。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利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
三是认为起源于商代。我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学者根据考古发掘的殷墟甲骨资料推定，汉字出现于商代，因此中国传统法律也应当源于殷商时期。例如，陈顾远认为，“《中国法制史》之始页，惟有断自殷代”。
四是认为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现代法律被定义为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探讨我国传统法律起源的时候，从国家的起源作为探索点。我国古代法，早在黄帝时期就已见端倪，《皇帝李法》作为法的胚胎已孕育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母体之中。
(二)中国传统法律何以产生
关于中国法律何以产生，目前学术界还存在比较多的观点，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刑起于兵”和“源于祭祀”这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刑起于兵。在原始社会末期，战争使军纪、号令成为规范；战争促进了最早的审判制度；战争促进了惩罚手段的诞生。二是认为源于祭祀。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逐渐制度化，进而固定为一整套行为规范体系。
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洞悉
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以儒、法、道三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儒、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以后对以后的历朝历代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在中国传统法律特点这篇文章中有必要对这三家思想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儒家法律思想
“先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以人的道德发展为基点，论证了因人的道德成就而形成的道德等级的合理性，设计了“圣、贤、民”的道德等级秩序，并说明礼教是实现这种等级秩序的主要途径。当然，这种等级秩序是以服从于道德成就最高的‘圣人王’为归宿点的”，强调王要修德，以德市民众归顺。他论证了君主权威的合法性以及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在汉代法律儒家化过程中也起到巨大作用。并且为后世“纳礼入律”奠定基础。
(二)法家法律思想
法家学派创始人是管仲。在战国时期，法家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主张“依法治国”。法家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来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成文法运动，在成文法运动中，法家学派的首要思想是经济，并且全面否定西周的立法、反对原先的政治结构。
在法家学派观点中：人性本恶。所以在法家法律思想中非常重视预防犯罪，主张统治者应当通过赏罚安把人民纳入法治轨道。商鞅说：“民之性，饱而求实，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利之法；求名，失性之常。悉以论自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之所禁，而不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第二，法家提倡依法治国。所谓“依法治国”，最早有管子提出，他认为“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韩非子进一步提出了“依法治国“的主张。第三，以刑去刑。商鞅说：“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
(三)道家法律思想
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是东周时的史官，出身贵族，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观点，这也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和精髓理念。道家提倡的“无为”和“自然”，对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国家强制力提出了挑战，具有朴素的反专制和反对法律一元化的因素。
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得到良好应用才能体现其强大的生命力，所以法学教育不能仅是象牙塔里的说教，更应站在社会的高度，紧跟时代的步伐，培养社会需要的法律专业人才。地方高校的法学教育应本着服务地方的理念，结合地方特色，培养政治思想好、理论素养高、动手能力强的专业人才，以适应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并更好地为地方法治文明建设做贡献。作为高校教师，也应积极转变教育思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升服务社会的能力。地方法治文明建设为高校法学教育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地方法治文明的不断发展，既催生了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又为法律教育事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只有在一个法治文明相对发达的地方，才有良好的法律氛围，法律人才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从而找到合适的平台服务地方法治建设。
高校法律资源服务地方法治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高校法学研究与地方法治建设脱节现象严重（1）法学研究的地方特色不够鲜明。理论产生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都在于为实践提供科学的指导，法学研究也不例外。不同地区的人文风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法治环境不同，区域性法律问题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法学研究应该扬长避短，着眼于地方特色，从区域问题出发，把学科自身的发展同地方法治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为地方法治文明建设服务。以宜昌地区为例，作为水电之都、国家著名旅游城市、环保模范城市，研究的视角应关注地方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和疑难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立足地方，发挥特长，也才能更好地为地方社会发展提供法律服务。（2）法学研究成果转化率不高。据统计，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8%，虽然高等学校科研成果数量增长迅速，但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大量科技成果不能有效地转化为产品或生产力。[1]此类问题同样出现于法学研究领域。毫无疑问，高校应当担当科技创新的重要使命，但目前的做法是，主要以论文的多寡、课题的绝对数量来衡量高校教师科研能力的高低，却很少考量成果对社会的创新性贡献，导致一些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在法学研究领域，导致了如下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法制的保障和支持，需要适合地方特色的理论研究来指导地方的法治实践；而另一方面，法学研究与地方发展严重脱节，无法搭建起科研与应用之间互通的桥梁，造成资源的浪费。2.高校法学教育结构与地方法治文明建设协调程度不够（1）法学教育培养的法律人才知识结构单一，无法适应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随着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专业呈现不断细化的趋势，这固然有利于高等教育培养高精尖人才，然而也带来知识结构单一的弊端。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一门与人打交道的科学，更应该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而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目前高校的法学课程多半仅集中于法学学科体系本身，缺乏其它专业知识的拓展，复合型人才极度缺乏。（2）高校法学教育往往注重理论灌输，而缺乏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职业化能力培养缺失。许多高校为了提高学校的声誉，便把考研通过率和司考通过率作为教育教学的主要目标，而忽略了一个合格法律人才所应具备的法律素质的培养，导致很多学生虽然具备很高的法学理论水平或者通过了司法资格考试，但实际运用操作法律的能力非常低。法治文明建设不仅要求法律工作者具有很高的法学理论水平，还要求其具有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依据法律理论处理法律问题，解决法律纠纷，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地方和谐。3.高校法律资源服务地方法治建设的程度不高（1）高校法律资源服务地方的平台尚未完全搭建起来。高校是理论人才的集聚地，信息资源丰富，理应为地方建设服务，但往往由于缺乏合适的平台，一些专家学者通常将精力一心放在教书育人上，而忽视了作为高校教师服务社会的职能。在大力建设政治文明，推进法治进程的浪潮中，政府的决策需要法治精神的指导，以体现其合法性、民主性和科学性；公务人员也需要以法律知识武装自己，在法治的框架内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推动地方法治文明建设。（2）在服务地方社会发展，宣传法制思想方面力度不够。法制宣传的深入开展无疑会提高公民的法制意识，从而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和信心。就现状而言，许多法制宣传流于形式，没有真正深入人民群众。组织高校学生参与法制宣传活动，既能锻炼他们的社会交流能力，也可以发挥他们的特长，为提高公民法律意识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