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5 10:49:20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现代性；多元；跨界；文化中国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4]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
一、影视教育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补充
影视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新的方式和手段。相对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影视教育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形式生动。如果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的教学方式，对于重大历史事件，教师对事件的背景、起因、发展过程、关键情节等只能进行语言表述;对于具有范例性、典型性的人物，也只能采用侧面的描述、介绍的方式。实际上，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炱杂的背景和细节因素来说，语言表述的方式只能是高度概括性的;而对于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人物来说，人物的气质和在具体事件中的精神风貌等，用抽象的语言讲授的方式也很难呈现。影视教育具有的形象、直观、生动、感染力强的特点，改变了学生对于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说教、灌输的印象，在教学翌中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影视作品蒙太奇的叙事方式，可以多方面、多层次地把一个事件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和复杂的背景因素交代得更为充分、细致，视听语言的艺术形式可以把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景以直观的形式呈现在学生面前，演员的表演也可以把典型人物的个性特点、复杂的心理活动和精神气质生动地展现出来，这些细节的直观呈现,对于学生加深对事件的历史意义的认识，体会人物蔚上的精神内涵都是很有利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常见的凼扰是，学生对于语言灌输的方式会产生逆反、抵触的情绪，而对于影视教育来说,故事片艺术化的表述方式可以把学生带入生动的场景之中，纪录片呈现的真实场景，其视觉冲击力可以使学生感到深深的震撼,可以引起大学生情感上的共鸣，让学生在情感认同的基础上去理解、去思考，这有利于学生领会历史事件中的精神内涵，体会历史人物的精神感召力。
总之，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说，影视教育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兴趣无疑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有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二、影视教冇面临的新问题
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手段，影视教育的特点足非常鲜明的。但足在教育实践中，影视教育的方式同样而临着一些实际的问题。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足，学生对于影视教育的方式足接受的、认吋的，但足对于教师选取的影视素材的接受程度却不尽如人意。课堂教学使州的影视素材，足教师_绕课堂教学的教学0标选取的，由于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所以影视素材主题的范围相对比较窄。比如，对于故事片来说，足以主旋律影片、红色经典影片为主，这些影片a然通过网络和其他渠道很容易找到，但足少w学生h发地去观看。因此，在课堂上看到这样的影视作品时，学生的感受足陌生而又新鲜的，这对于观看的效果木来足很有利的。但足在实际中，这些主旋律影视作品和红色影视经典，M然包合着大量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很高的思想性，有的也有很好的艺术性，但足却无法得到学生的认可。
造成这-现象的原因足多方而的。比如，现在很多影视作品热衷于营造视觉的感官刺激，在故事的精神内涵方而少有开掘，在这样的影视文化环境m成长起来的学生，已经>j惯了把欣赏的注意力集中于感官刺激的层而，而对于影视作品的思想内涵的维度则非常钝化。因此，思想性较强而娱乐性比较弱、内涵丰富但感官刺激较少的影视作品，不符介很多学生长期奍成的欣赏惯和u味。在文化观念上，大学生的很多观念受社会文化潮流的影响很强，现在的文化市场上，杳大量的以无厘头搞笑为卖点的影视作品，很多木、足严肃的题材、至足翻拍的红色经典中也被加入无厘头的情节。这种无厘头的趣味把解构经典文化作为招牌，以无底线的调侃对待一切价值观念，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奉献精神都成了无厘头式的调侃、解构的对象。不仅足在影视作品中，在很多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以无厘头式的调侃为噱头的所谓“纯娱乐性”节目也俨然已经成为一股潮流。这样的影视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学生的价值观，使学生对于价值视野的混乱和模糊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对于具有明确价值观导向的主旋律作品和红色经典影视作品，则感到过于严肃，难以接受。
三、对影视教冇方式的反思
影视教育作为新的教学手段，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无疑足一种促进。作为一种教学和传播方式，影视教育确实具有感观、生动、感染力强的特点，但是寄希毕于影视教学的手段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这-核心n题，这足不实际的。手段终究只足表达内容的方式，尽管新的教育手段w助于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统一，从而对于学生的学效果更为杳利，但是该看到，影视教育的手段并不能解决阻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所有问题。比如，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注面教育，而对于客观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分析不够。目前，我国正处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改革和探索过程中，对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在探索中，而商品房价格过高、通货膨胀、养老金制度改革等热点题，与大学生对未来的选择和现实的生活质量都足s接或间接相关的，大学生群体对这些主题的关注自然而然的，他们对于网络和媒体上对于这些问题的多元化的声咅非常熟悉，由于与切身利益相关，所以这些多元的声咅中包贪的多元价值观念对大学生的影响足深刻的。所以,大学生对于课堂上传达的价值观不会足简单地去接受，而足去比较、去思考、去检验，这增加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难度。又比如，当前文化的大环境已经使学生>)惯于把影视文化，视为多元的文化形态理所、当的载体。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并存的现实h然会在社会文化的各个方而得到反映，这种反映在影视文化中比比皆足。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的影视教育中，我们选择的影视素材的价值观足明确的、一元的，这种一元价值观通过影视作品情节的设置、人物的精神风貌、故事场姑的展现，以及配乐等艺术手段整体地呈现出来，这种价值观的一元与学生n常接触到的影视文化中所表现的大量社会现象、乱象中所包合的多元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足相抵触的。因此，在课堂上观看教师选取的负载-元价值观的影视作品时，，生首先感受到的足与其长期观看负载多元价值观的影视作品所养成的中美习惯的冲突，这使得学生会以更为苛刻的屮美眼光看待教师选择的影视作品。这要求影片中人物的个性更为细腻，要求情节的设置更为介理、更吸引人，而一些主旋律影视作品和红色经典影视作品在艺术上的处理让学生无法认同。此外，我国的高考扩招政策已经实行多年，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化”转向了“大众化”，对于学生群体来说,这在给更多的人提供了继续深造的机会的同时，也使高等教育学生群体的素质更为复杂，这种情况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落实也足一种挑战。
四、如何成对影视教冇面临的新问题
影视教育足一种新的教育方式，围绕影视教育的特点，摸索出既符介影视教育的教育规律，又与思想政治教学内容的特点相适应的教学模式。笔者认为，针对具体的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的教学目标，高质量的影视教育课成该由“选切入点”、“选择素材”、“素材展示”、“深入剖析”和“课后延伸”这几个环节组成，这几个环节相互衔接，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选切入点”足指教师选取哪个角度作为诠释影视作品精神内涵的入手点。切入点足影视素材的内涵与教学内容、目标的契介点，选好切入点足使影视教育的优势转化为教学效果的承要步骤。同样的影视素材，在哪个教学单元中使用更为介适?从什么角度切入进行分析吋以aih然地被学生接受、更好地发挥素材的效果?这足教师在课前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切入点”中包禽着和教学标深刻契介的内涵，但切入点可以与教学目标不完全相同。切入点的选择，足如何完成教学目标、如何补充影视素材的内容和使学生更容易接受这三方而的综介考虑。好的切入点可以很然地被学生接受和认同，从切入点可以h然地引出教学s标的内容，从而最终达成教学的目的。比如，以红色经典的影视作品为例。在这-类影视作品中，大量的足反映抗门战争和等战争年代的作品，“英雄主义”PJ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战争时期与今大和V的社会环境确实差距较远，但足战场上的出生入死足彰显英雄主义的最佳场钕。因此，以战争题材来诠释英雄主义可以使这类影视素材身的优势得到允分发挥，而“英雄主义”的切入点学生也比较容易接受，还可以很容易地引入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等相关的内容，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达成。
“选择素材”足指教师如何_绕教学目标，把不同的影视素材进行整介以使素材的效果得到强化。从备选的影视索材的类型上来说，不仅吋以选情节性强的故事片，也可以选知识性强、信息丰富的纪录片和专题片，也吋以把相关历史阁片和歌曲等咅频素材作为辅助手段。对于选择的影视素材的年代来说，既吋以选择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红色影视经典，也吋以选择新时期涌现的大量反映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些平期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对英雄人物的塑造确实有“高、大、全”倾向，教师可以利W不同历史时期的影片搭配的方式给予调整。但足一些当代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过于看i对传统作品中符弓化的人物形象进行颠覆性的改造，在选择这样的作品时教师也要慎里,虽然这样的作品以减少-些学生对革命历史剧中人物简羊化的处理方式的反感，但足过于娱乐化的处理方式会使作品的价值内涵模糊，甚至矮化。
在“素材展示”环节，教师展示给学生的影视素材，柯该足经过剪辑形成的，足编排介理、结构紧凑、内涵洁晰的素材的有机整体，而不足一些零散的、无结构的，这样才能强化现场的展示效果。
在“深入剖析”的部分，教师由切入点入手对素材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然地引出教学0标所要达成的内容，至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的体系。比如，从“英雄主义”这个切入点入手，教师P丨以然地引入到对于爱国主义、奉献精神、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的传统以及富于创造力的斗争精神等相关内涵。教师对影视作品的剖析既要集中、深入，又要放宽文化视野，有意识地把对价值观念的诠释与我国丰厚的历史文化的积淀结介起来，使学生产生文化心理上的认同。就拿英雄主义来说，要让学生感受到，英雄主义绝不仅足特殊的革命历史时期、个别英雄人物身上冰可以找到的难得的品格，而足我们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在中国的文化史上，英雄主义具有悠久的传统，精卫填海、愚公移山洋溢着的不怕困难、百折不挠、无所畏惧的必胜信念，虽被砍头但足仍然操十戚以舞的刑人所表现出的不服输的气概;为治水居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和为马药一n而遇七十毒的神农所表现出的献身精神;儒家的“兼济人K”的社会责任意识，以及霍去病、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身上洋溢着的抵御外族侵略的K族h尊、h强的精神，这些都足中国传统文化中为英雄主义所做的注脚。这样的剖析会使学生对英雄主义产生深刻的文化品格的认同，这对于学生真IH接受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涵足很有益处的。剖析后，教师还可以组织、引导学生进行讨论，让学生加深认识。
“课后延伸”足影视教学不能缺少的一个部分，在课堂上，教师让学生对教师选取的素材进行指导性观看，之后教师通过对素材的剖析，让学生领会其中的精神内涵。课后，教师还要通过作业和论文的要求引导学生进行延伸阅读和进一步的反思，使学生刚刚获得的认识得到补充和深化。
总之，影视教育足思想政治教育的-种新的形式，具身的优势。对于影视教育[1身规律的探索不PJ能一蹴而就，只宥不断总结、反思，冰能更加充分地发挥影视教育的长处，使影视教育的手段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促进真正落到实处。
论文摘要：以翻译目的论为理论依据，从文化信息传递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红楼梦》的两种译本(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大卫·霍克斯的英译本)中文化信息的翻译。对原著中文化信息的翻译，两种译本的译者由于翻译目的不同，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使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杨宪益译本主要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忠实于原文，尽量保留中国文化特色，最大限度地传递文化信息；而大卫·霍克斯主要采用归化翻译策略，以译入语读者为中心，注重译入语的特色和表现力。
翻译工作是源语作者与目标语读者之间交际过程的一部分，译者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用的策略方法、翻译技巧都受翻译目的影响。《红楼梦》是一部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百科全书，它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博大精深，如何将这样一部经典之作介绍给外国读者，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所有译作中最完整的两部作品就是杨宪益(Yang Xianyi )夫妇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英译本The Story ofthe Stone。本文从德国功能学派的翻译目的论出发，探讨译者的翻译目的不同。在翻译文化内容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技巧也有所不同。
一、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德国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将翻译视为一项有目的(intentional )的交际活动川。该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费米尔( Hans J. Vermeer)和诺德(Christiane Nord)等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费米尔的理论中，翻译是基于源语文本的一种行为。“任何形式的翻译行为，包括翻译本身，顾名思义，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行为。任何行为都有一个目标或一个目的。而且，一种行为会导致一种结果，一种新的情景或事件，也可能是一个新的事物。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便是译文预期的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以及目的受众而产生的语篇。芬兰学者曼塔里( Justa Holz-Manttari)发展了费米尔的目的论，在他的理论模式中，翻译被解释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复杂行为”。翻译行为的目的在于传递跨越语言与文化障碍的信息，“翻译行为是产生某种信息传递着的过程。他为协调行为与交际合作而服务于上级行为系统。曼塔里特别强调翻译过程的行为方面，重视行为参与者(行为发起者、译者、译文使用者)环境条件(时间、地点、媒介)的分析。诺德提出翻译行为有三个主要特点:目的性、跨文化性及交际性。根据目的论的基本观点:翻译过程不是由原文或原作者决定的，而是由译文的预期功能(即翻译目的)所决定的，要贴近读者。在这里预期功能(翻译目的)不仅是译文的基本要素，它也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而翻译目的即指译文的交际目的通常是由翻译过程的发起者决定的，有时译者也参与决定。目的论的理论基础是功能主义，目的论者认为功能性是翻译过程中起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本文采用的是诺德的理论，如她所讲没有原文就没有翻译，功能性是最重要的准则，然而绝不是唯一的。但翻译目的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译文文字中，具体到译者对每一个词、每一句的处理。译者选择的不同翻译策略能反映出不同的翻译目的。
1995年美国著名翻译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 The Translator’ s Invisibility)中提出了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与归化法(Domestication method)两种翻译策略。异化法强调译文应如实传递原作的信息内容，而归化法强调译文与原作对等的表现力。翻译目的是影响翻译策略运用的重要原因，目的不同，手段、方法的选择便不同。
杨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是受外文出版社的委托，其宗旨是向译语读者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译者本人来说也认为应该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而大卫·霍克斯基于要与译语读者分享书中乐趣的热切愿望，在翻译过程中，处处考虑如何使译语读者便于欣赏这部作品。基于上述不同的翻译目的，两个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译者在对原文文化信息的微观处理上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杨译本忠实于原文的文化特色，以原文文本为中心采用异化策略，忠实于原文，以期译文可以和原著一样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而霍译本着眼于译人语的文化特色，以译人语的读者为中心采用了归化策略，努力为译文的读者除掉阅读和理解的障碍，把一切的陌生变为熟识，甚至不惜牺牲原文的一些文化色彩。下面是从《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当中摘录的有关宗教文化信息、历史人物典故及含有文化意象词汇的例子，作粗略的分析并加以对比。
二、宗教文化信息的翻译
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语言的发展影响很大。英汉两个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同，自然也会体现在语言方面。《红楼梦》作为一部中国古典名著，浓缩了中国儒道传统文化的精华，佛教和道教思想贯穿于整个著作。而英语中出现的宗教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圣经》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两种文化在思维习惯上、语言表达形式上，都有着自己的特色。
例1原文:平儿忙笑道:“那是他们瞅着 大奶奶是个菩萨，姑娘又是个腼腆小姐，固然是 托懒来混。”(第五十五回)
杨译:Pinger replied : " They ’ re trying to take advantage，because Madam Zhu’s a real Bodhisattva and you’re such a gentle young lady.”
霍译:Patience said } ` They think that because Mrs. Zhu is such a kind，saintly person and you are such a quiet，shy young lady they can get away with anything.
例2凤姐悄悄道:“放尊重些，别叫丫头们看了笑话。”贾瑞如听纶音佛语一般，忙往后退。(第十二回)
杨译:“Take care，”she whispered.“What will the maids think" He drew back instantly as if obeying an Imperial decree or a man date from Buddha.
霍译:‘Take care’said Xifeng in a low tone.‘The servants might see you!’Obedient to his goddess s command，Jia Rui quickly drew back again.
例1中“菩萨”( Bodhisattva)和“佛”(Buddha)是佛教中的两个形象，代表着慈悲和善良，因此，汉语中有“大慈大悲的菩萨”和“我佛慈悲”的习惯说法。杨译时用异化方法保留了这两个中国宗教形象，从而保留了原有的宗教色彩，传达了中国佛教文化。而霍译则采取了归化方法，为了使译语读者易于理解，在例1中，霍克斯放弃了原有的宗教形象只译出了比喻意义，便于理解。在例2中，霍译改变了原有的宗教形象，代之以基督教的形象，使用了为译语读者所接受的宗教词汇“goddess"，使译文更加流畅自然。
三、词汇意象的翻译
文化意象大多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的文化结晶，其中相当一部分文化意象还与各民族的传说，以及各民族初建时期的图腾崇拜有密切关系。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在语言表达方式及所反映的文化内容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一词汇在两种语言中给人们的联想意义是大不相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因而，从译文中在有关文化意象的词汇翻译上，也最能看出译者的翻译观及其所遵循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
例3原文:比美人之态度兮，凤袁龙翔 (第五回)
杨译:And she bears herself like a phoenix or dragon in flight.
霍译:And I admire her queenly gait，like stately dance of simurgh with his mate.
“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异动物，而“凤”是古代传说中百鸟之王，杨译文忠实于原文的文化意象，将“龙”与“凤”分别译成了和" dragon”与“phoenix"，向译语读者展示了龙与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在英语里，phoenix传说是一种生于阿拉伯沙漠的长生鸟，活五六百年后，用自己的翅膀煽火，自焚为灰烬，然后从灰烬中复生为新的phoenix，为此在英语中它有复活和再生之意。而dragon在西方的传说中是指一种身上有鳞，长有翅膀和长长尾巴的口中吐火的巨大晰蝎，在圣经故事里是邪恶的象征。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意象，霍译为帮助其读者正确理解原文，将这两个易使读者误解的词汇去掉，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人较为熟悉的simurgh，即波斯神话当中一种巨鸟，文化信息虽有些“失真”，但也避免了译语读者对原文的一种误解。
例4原文:怡红快绿
杨译:Happy Red and Delightful Green
霍译:Crimson Joys and Green Delights
例5原文:怡红院
杨译:Happy Red Court
霍译: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颜色对于不同民族的人而言，在视觉和心理上所引发的联想和象征意义不尽相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意味着喜庆、吉祥、兴旺、欢乐、热情，丰富的内涵深受钟爱，大红灯笼、春节的红色春联、红双喜字，等等。杨译本忠实于原 文及原文文化，保留了原文的“红”字。而在西方文化中，红色则意味着流血、危险或暴力和死亡，绿色则具有类似中国“红”字的联想意义，快乐健康。因此霍译考虑其读者的文化背景，将原文中的“红”字处理成译语读者所熟悉的“绿”字，将原文的精神传达给了译语读者，虽然是貌不合但神却极相似。
四、历史文献典故的翻译
在《红楼梦》中，涉及到许多历史文献典故 和《红楼梦》以前的文学作品，含有很强的历史 文化色彩。而目的语读者缺少这种原文作者和原文读者之间共同的文化背景，没有了文化背景他们在阅读理解时就会感到茫然、莫名其妙，也就是缺乏相应的背景造成了文化空白(cultural gaps)，这给理解带来了困难。在对这一难题处理过程中，译者根据各自的翻译目的各显其翻译策略。
例6原文:凤丫头就是楚霸王，也得这两只膀子举千斤鼎。他不是这丫头，就得这么周到了?(第三十九回)
杨译:As for Xifeng， why，even if she had the strength of the Conqueror of Chu who would lift a tripod a thousand catties，how could she handle everything without Pinger here ？
霍译:Even though she is a regular Tyrant King，she still needs her Patience in order to be so efficient ;just as much as the real Tyrant King needed his two strong arm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lift up those hundred weight tripods.
看到上面的比喻，中国读者立刻会把“楚霸王”和“项羽”联系在一起，因为“楚霸王”不仅是一个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他还是一个历史人物。通过“楚霸王”这个比喻，中国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熙凤和平儿的关系，看出平儿的重要性和才干，就象“楚霸王”的左膀右臂。杨文翻译时保留了“楚霸王”这一文化意象，因而平儿的重要性和才干充分地表达出来了。然而，没有中国文学和历史知识的读者很难领会到这个历史文化意象所传达的文化信息。因而最妥善的方法就是添加注释，简略介绍“楚霸王”这个历史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故事。霍克斯为了使读者能够不费力地理解原文，不惜放弃“楚霸王”这一历史文化意象，舍弃了其所蕴涵的深厚文化，简单地使用了其比喻意义，体现了其取悦读者，传播原作故事情节为主的翻译目的。
例7原文:黛玉:“你们瞧，孙行者来了!”(第四十九回)
杨译:“Look，here comes the Monkey King ！”
霍译:‘LOOk，monkey!’
“孙行者”(“孙大圣”)是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在《红楼梦》中多次出现，用来描写调皮、勇敢的年轻人。上例中的“孙行者”指的是史湘云。在小说中，黛玉用这个形象和史湘云开玩笑，一是因为湘云穿着毛茸茸的衣服，二是因为她调皮、勇敢。杨译本忠实于原文的文化特色，保留了“孙行者”这一经典文化意象。霍译本则为其读者方便于理解而放弃了“孙行者”这一文化意象，用“猴子”这一普通形象来代替，只用了他的比喻意义，虽原文意象美有些受损，但对于译语读者来说，阅读过程中就不会有任何障碍，原作的故事性丝毫不受影响。
五、结语
关键词：当代文学批评；史学梳理；理论体系；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027-02
历史背景的影响、现实环境的复杂使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十分曲折。相较于对古代文学批评、现代文学批评的整理研究，目前对当代文学批评的研究还处于不成熟阶段：一方面较权威的宏观体系还未建立，尚未形成独立学科，一方面具体问题的研究还不够丰富、深入。但应看到当代文学批评逐渐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课题，目前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不少具备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
一、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整体研究
国内将当代文学批评独立于文学史抽取出来归结为史的著作很少，1994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概观》是将当代文学批评四十年（50年代至80年代）史化的一次开拓性的尝试。著者在该书后记别指出，该书“采用了历时态的现象描述、共时态的范畴考察和对批评家述评的方式”，即一种“‘史’、‘论’交融的写法”，由于著作“远没有达到‘史’的形态，仅能名之曰‘概观’而已”。虽道如此，但是该书对当代文学的史学梳理和概括是值得肯定的：该书从当代文学批评发展不同分期的面貌、当代文学批评整体呈现出的基本特征、各个时期的重要文学批评家三部分展开论述，其中涉及到四十年中许多重要的批评事件及不同批评群体的批评实绩和贡献，总结出四十年的当代文学批评是寻找自身历史和美学品格的发展历程。该书集事件陈述与学理总结于一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对当代文学批评进行史学研究的成果主要呈现在一系列学术论文中。学者戚廷贵1999年发表的《文艺批评向现代形态的新变―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两种视界的演示及其评析》从批评视界的流变角度研究把握五十年来的当代文学批评，总结出当代文艺批评经历了“角色化”和“对话式”两个阶段。文中指出新时期以前的文艺批评一般属于“角色化”批评，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对话式批评成为主导。作者认为角色化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批评视界”，对话式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批评视界”，后者是实现文艺批评的艺术实践性、理论性和独立性的重要方式，是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基本方向。刘建祥于2002年发表的《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嬗变》则主要从“历史―政治”角度切入，论述当代文学批评如何受时代的历史和政治运行的影响而演变: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的召开“为当代文学的发展规定了它最初的道路,也为当代文学批评做出了它最初的思想导向”，奠定了“现实主义构成文学批评的主潮和核心内容”；九十年代文人、文学、批评的世俗化的发展倾向，就发生背景而言与苏联解体、结束后知识分子的信念失落有关。论文还指出当今过分的趋利性造成的批评精神萎顿、批评局面混杂需要引起文学界的反思与警醒，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至2009年当代文学发展已有60年，王尧和林建法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1949―2009)》而写的导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生成、发展与转型》，其权威性的视角对当代文学批评研究而言极富学术史意义。文章开篇便提到“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不同层面与角度的学术研究,成为近年来学界相对集中的一项工作”，该论文式导言则集中于以60年来文学批评的地位与作用的演变过程、批评家身份的变化过程、批评对文学创作主潮的概括揭示、批评话语模式的转换等问题为着眼点，对当代文学批评进行了宏观考察和讨论。其中提到的“文学批评的关键词和知识谱系”的重构，“语言学转向”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批评范式的转换历经“从历史到语言再到历史的‘批评的循环’”等，都是对纷杂零散的文学现象做出的深刻到位的概括，对当代文学批评发展脉络做了整体宏观把握。
对六十年以来文学批评进行整理研究的还有郭国昌的《感受性原则的失落与重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60年的回顾与反思》，如题文章主要集中叙述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其实是文学批评的感受性原则的失落过程”。从大的分期来说，以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为界的前后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的政治性批评标准，后三十年囿于对批评理论的“实证”，都不同程度地弱化了感受性原则。重建批评的感受性原则强调的是确保从具体的作品出发，如文中列举了中国古代优秀批评作品《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现代杰出批评家周作人、李健吾、梁实秋、朱光潜等的批评作品，都是合理运用感受性原则的典范。作者提出的将感受性原则重新置回文学批评活动之中，确是当前文学批评谋求新发展的一条合理思路。
二、对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研究。
对新时期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进行研究是学界的关注点之一。80年代作为文学发展的新时期，其批评思维、批评资源和批评范式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概括起来，目前的研究中对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探讨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1、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理论，即中国对西方理论的研究介绍和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等方面的概况。胡亚敏的《反思与建设同在危机与机遇并存――近年来文学批评学研究述评》以自觉的学科意识，梳理了80年代以来学界对西方理论翻译引介等的总体状况，如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神话原型批评等。文章还宏观地总结了现阶段文学批评学主要处于两种体系的建构之中，一种是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学，一种是适合文学审美特性的“圆形”批评。作者认为两种体系虽然还不成熟，但体现了批评发展的潜在活力。周保欣在《疏离 缺失 寻求――关于“新时期”20年文学批评的批判性回顾与反思》一文剖开驳杂的现象，独到地总结出新时期以来批评主体在理论探索中体现出一种现代性追求。论文概括出了“文化精神、批评意识、批评话语层面的‘现代性’寻求构成了整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主体的一个重要精神特征”，具体体现在“批评意识上以个人性取代政治意识形态性的话语意识”，“批评话语形态上的向‘现代’转型”。作者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总结了现代性追求造成的影响，而消极方面是这种追求尚未成熟的体现，中国文学批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则会逐渐走向成熟。
2、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形态。在新时期最明显的特征便是各种思潮的不断迭起，金岱在《当代文学批评:回眸与进路一种》中对80年代以来的批评形态进行了总结：如80年代的拿来批评、审美批评、结构批评、反思性批评、新启蒙批评等，90年代的批评主要有学院批评、市场（媒体）批评、文化批评等。张清华的《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状况的思考》一文，指出除了文化研究思潮，当代文学批评还存在“历史化思潮”，即“强调历史意识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价值维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红色经典重读、“重返八十年代”、“民间话语”的提出等。在独到的总结中体现出对史实把握的具体详实，作者的研究深入可见一斑。
由于学院批评在当今批评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其进行研究的著作有贺桂梅的《批评的增长与危机》，论文有季进、谢波的《当代文学批评的学院品格》、颜敏的《当代学院批评的情境与问题》、刘中树、张学昕的《拓展“学院批评”的空间》等，分别从批评队伍、研究问题、批评特征等对学院批评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其存在的优势和不足。
3、存在的问题。在研究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中，“反思”一词的使用程度很高。周保欣的《反思》一文中提出的“价值定位和话语寻求方面的双重困境”，是对当代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进行的概括性较高的总结。该文提到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表现出了“技术主义操作和游戏化心态”,将文学批评当作“语言技巧的玩弄”，疏忽了批评“应承担的社会文化和道德责任”。同样对“价值”问题进行思考的还有饶先来分别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的活力与嬗变》和《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功能的偏失及其反思》中提出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学性”遭到侵蚀，批评的科学精神没有得到坚持；张清华的《思考》一文中更为深入地总结出近年来的文学批评表现出“当代性与人文性的趋于弱化与不足、文学性维度的几近丧失与标准混乱”，使得“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批评逐渐丧失了时代感与精神高度”。
其次是批评话语问题，具体说来涉及到批评理论的运用与体系构建。几乎每篇研究文章都提到当代文学批评在理论运用上存在缺陷：如“理论至上”，导致“文学创作界与理论批评界的隔膜”；“理论创意的匮乏”，“对西方批评理论的亦步亦趋和食而不化”；“解释的虚拟化”，追求话语时尚的新潮文体，而无实质性的思想创造。
对于以上种种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各具创造性的解决思路。当代文学批评首要解决的就是本土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问题，一方面如何将外来理论转化为本土适宜的理论，一方面不能置中国传统经典文论于不顾。后者尤其需引起人们重视，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振声的《近年文学批评之平议》。该文指出当代文论与古典文论之间存在着疏远和隔阂，“作当代批评的，应有关注当代世界人文批评前沿的敏锐和开阔的接纳功夫，同时也要有本土经典批评方面的底气”,要让 “古典真正在当代思想水准上不断得以重新的开发和诠释，使之之于当代真正具有无可替代、不可轻忽的思想资源、文化底气乃至技术上的意义”。此外，学者们还提出文学批评要恪守一定的价值尺度：如周保欣提到批评价值向“人文”为核心的中心整合；金岱认为当今“最不可少”的是“独立的”、“知识分子场域内的”、“面对问题的”知识分子批评；饶先来总结出当代文学批评应有“对文本性、科学性和规范性的强调和追求”等，都是在扎实分析基础上提出的深刻见解。
近年来对当代文学批评的研究与反思体现了当代文学批评学科意识的增强，对于引导当代文学批评走出迷阵、真正获得自己的学理水准无疑具有重要作用。除了宏观的反思之外，学界一方面需要继续进行更完整的史学梳理，一方面需要从更细致处考察当代文学批评的生发状况，如对批评事件、批评家，文学批评期刊进行具体的考察，从而更系统地呈现当代文学批评的景观，完善当代文学批评的学科建设。
参考文献：
[1]吴三元,季桂起.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概观[M].知识出版社,1994.
[2]戚廷贵.文艺批评向现代形态的新变――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两种视界的演示及其评析[J].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02).
[3]刘建祥.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嬗变[J].中国文学研究,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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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国昌.感受性原则的失落与重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60年的回顾与反思[J].文艺争鸣,2010,(2).
［关键词］色彩 网页设计 人性化
［中图分类号］J5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6－0089－01
在今天的中国，大多数的人每天都在使用互联网。查找信息、阅览文章、娱乐、交友、购物等都可以在网络上实现，查看网页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
网页由多个设计元素组成，各个设计元素向我们传达着信息。其中色彩是最先映入人们眼帘的，它决定了网页的印象，同时也影响到网页界面设计的成败。设计者在网页界面设计中利用色彩来表达网站主题，烘托网站内容，满足网页展示方的意愿。与此同时，设计者更应该注重浏览用户的使用需求。在色彩设计上充分考虑浏览用户的心理特征、视觉习惯和操作习惯，使网页界面色彩设计人性化，便于浏览用户能够轻松地使用网页。
如何实现网页界面色彩设计的人性化？本文从色彩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产生影响的角度，对网页设计中的配色问题提出几点看法。
一、配色和谐，提高网页文字的易见度
由于颜色有同化作用，人的眼睛识别颜色的能力有一定的限度，色相对比强的颜色易于辨认，色相对比弱的则难于分辨。在网页界面里，文字、图案、背景都有自己的颜色，用户使用网页时，背景与文字的配色直接影响用户对内容的辨别和阅读。而网页中，文字是用户摄取的主要内容，在设计时必须考虑文字与其他元素的色彩对比，注意文字的易见度。
在高明度的背景上低明度的文字易于识别，在低明度的背景上高明度的文字易于识别。但如果背景和文字的明度相近，则会出现难以认读的情况。如，白色的背景上使用黑色文字易见度非常高，而使用柠檬黄的文字则易见度很低。
二、科学使用颜色，避免视觉疲劳
人的视网膜对不同色彩的兴奋度有所不同。当人看到高明度、纯度高的颜色时，视网膜的兴奋度高，因此它让人感觉到刺眼。当人看到低明度、纯度低的颜色时，视网膜的兴奋度低，因而会觉得较舒适。
在众多色彩中容易引起人注意的通常是刺激强度高的高明度色，但如果这样的颜色在网页界面中大面积使用极易使浏览用户产生视觉疲劳，因此应尽量少使用高明度背景。而低明度色不会强烈刺激人眼，但过多的使用会给浏览用户带来压抑感。
通常，我们可以使用浅色调辅以小面积鲜艳的色块，使画面既有对比又统一和谐。如果碰到暗色调的网页，也可以使用小面积的高明度色来调和。避免网页色彩过艳或过暗带给浏览用户视觉上的疲劳。
三、了解浏览用户的色彩心理，合理配色
色彩可以作用于人的感官，刺激神经，唤起人们的特殊情感，这是色彩的心理效应。不同的颜色对同一个人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效应，不同的人会对同一种颜色产生不同的心理体验。这种体验，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是由于每个人的年龄、性别、文化、生活环境、丰富习惯等因素所造成的。
有的设计者在设计网页界面时，对色彩的选择仅凭自己的直觉和喜好，没有对浏览用户群体的心理特征和审美需求进行调查分析，这样设计出的网页界面往往难以把握浏览用户对信息的获取量。因此，网页界面的色彩设计要了解并把握浏览用户的色彩心理。例如，网页界面的浏览用户是儿童，界面的用色应选取儿童喜欢的活泼、明亮的颜色。而浏览用户是老年人的话则采用成熟、稳重的颜色。不同的民族对同一种色彩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在中国古代，黄色代表威严，巴西则代表热情。红色在中国寓意为喜庆，但在西方人的眼里，它是恐怖、危险的象征。这些因素在设计网页色彩时都是应该考虑并加以运用的。符合浏览用户色彩心理的设计才会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利于信息的传播。
色彩给我们的感受是丰富而奇妙的，它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网页界面的设计者应在掌握人的色彩心理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色彩的特性，网页界面达到悦目并且适用的要求，实现网页界面设计人性化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1]旭日东升.网页设计与配色经典案例解析[M].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6.
[2]马炅.色彩的情感属性在网页配色中的应用探析[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2009.11.
[3]陆敏.设计人性化之思考[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113-115.
【关键词】社火舞蹈民俗文化旅游
社火活动最源于先民对土地神和火神崇拜。古代把土神和祭土神的地方和祭礼过程叫做社。自古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人们对于土地能长出养活人的庄稼五谷这一现象产生恐惧进而感激以至于顶礼膜拜的时候，便产生了社火活动的原始形式――社祭。顾颉刚先生认为社为土地之神，上至天子下到普通百姓都以社神为信仰，每当秋去冬来的时候，先民们便备好丰富的祭品，杀猪宰羊祭祀社神和祖先。在这个时候，劳作一年的人们进入农闲，于是他们便头戴花翎，花脸纹饰，载歌载舞以示庆祝，这就是最初的社火。《辞源》说社火为：“节日迎神赛会所扮演的杂戏、杂耍”。社火一词始于宋代，宋朝人范成大解释：“民间锣鼓，谓之社火”。社祭活动中出现了“琴瑟击鼓”的场面，社祭的场所已经突破了统治阶层所设置的梗桔，而成为民众聚会的一个场所，祭祀己经成为一个民众性的节日，社神由过去的周王的保护神变为各诸侯国以至每个家庭和民户的保护神，社祭已不再是单纯的对于神的祈祷而成为了一种民间娱乐活动，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社火舞蹈。
1.当地文化和贾村社火舞蹈的关系
1.1贾村民俗文化介绍
贾村民间流传着“每年一小赛，十年一大赛”的传统。贾村还保存着自明代相传的《周乐星图》赛社礼乐用本，该本依照宋元旧规，按宋徽宗“大晟”礼乐规制，记录着由“四十大曲”而来的队舞队戏以及宋元杂剧。直至清末民初，贾村赛社历代相承，各届赛社均由当地“乐户”承应伎乐，演出队戏、院本、杂剧。在活动中，乐户穿戴的服饰样式特殊，头戴七折八扣小帽，箍以额翼（又称花抿），上插雉尾，象征翼星崇拜；身穿前短后长的“龙褂”，从前面看似马褂，从后面看又像长袍，或穿有领无袖的“开氅”。赛社乐户的传承多为家传口授，平顺西社村王家至今仍有乐户的后人执业吹打，1985年山西省文化厅对此项活动进行录像时，王家献出遗存的杂剧抄本，并由第四代传人王福运口授了院本《土地堂》，对赛社文化遗存保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也有学者在考察中搜集了一些文字和实物资料，并对当地乐户做过深入的调查，对于贾村民俗文化向外界的展示与传播意义重大。
2.作用
2.1贾村社火舞蹈对当地文化推进作用
2.1.1申报“非遗”对贾村社火舞蹈的影响
200年潞城贾村社火文化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誉为中国社火文化“活化石”；随后引发了当地政府官员、学者、当地赛社活动组织者和当地村民们更进一步的关注。由于当地政府对当地文化的重，所以在元宵佳节都会举办民俗文化活动而贾村社火舞蹈活动往往是这个活动的重头戏。以前是村民自己集资推向市场，申报后由政府跟企业赞助，而村民自己集资推向市场，申报后由政府跟企业赞助，而村民也会以这样方式得到报酬。无论社会怎样变化，在这些庙宇中祭祀只有在封建社会才会有官方参与，从封建社会结束后，几乎祭祀没有官方的参与和授意。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及其对人们思想的松绑，1996年后，每年正常进行社火活动。我认为重要原因也在于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大家也开始对社火舞蹈进一步了解，“官方”也开始参与研究。
在当地政府大力挖掘传统民俗文化中，他们还高度重视特色民俗对旅游业和民众教育的促进作用。加强了当地名胜古迹保护，并且投巨资打造一些具有当地特色民俗文化的旅游项目，促进了当地人民的收入。2009年，潞城市被评定为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并且这几年当地政府通过不懈的努力正积极准备申报中国“迎神赛社”文化之都，打造中国孝道文化之乡。
民俗的发生发展过程，总是受到当地社会生产力和物质文化水平制约的。它既要以民族物质文化状况及思想认识水平为基础，又充分表现着其物质文化的文明程度，特别是思想认识的发展程度。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历史上以农耕经济为主，只是到了明清时期，晋商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时票号钱庄遍布各地，大有成为金融霸主之势。他们为山西带来经济的富足的同时也将各地文化引入山西。在晋商的推动下，山西人的物质文化水平与思想认识水平都有相应的提高，而这种先知先觉的思想觉悟又深深的影响着社火舞蹈的传播与发展，它为社火舞蹈适度的创新和观赏性的提高奠定了物质和文化基础。
2.1.2“非遗”后，由于贾村社火舞蹈的出现，带动了其他民俗文化的繁荣
潞城市每年都会在元宵节当地举办具有当地民俗文化艺术展演活动，每个乡镇都会有自己当地的文化活动，在2013年的活动时，刚开始由100多名潞城市退休老干部组成的表演方队最先入场，也拉开了历时3个小时文艺活动的序幕。接下来店上镇的百狮闹春表演队，翟店镇的民间社火表演队，微子镇的群龙迎春方阵，合室乡的旱船表演队，潞华办事处民俗仿古旗队和具有传统民俗的经典剧目――社火《水漫金山寺》等等，都使得当地文化在推进，而这些文化在推进的同时也出现了问题。
记得曾经看过一些材料中有这么讲，一个具有特色的文化的传承不是说它有多久的历史有浓厚的影响力，但是它要保持生命力，就得必须注入新鲜血液，如果一味的拘泥于前人的成果，很容易阻碍文化的发展与传承。这种说法以前我一直觉得都有理，可是现在不得不思考，究竟怎样才是文化的传承。无论人们主观是否愿意，流传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会随之改变的，这个改变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而转移的！
2.1.3（三）“非遗”后，让当地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我们应该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本来就存在着各种问题和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例如人们生活水平的变化对物质、精神文化的需要和传统生存方式、优越的城市化生活与农村生活的贫困单调等，以西方文化为基因的都市文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使中国仅存的传统民间文化和艺术受到侵蚀。同时，这样的状况使民间艺术的生存、保护、继承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人们保护民间社火这种民间文艺，除了发挥政府和文化部门的职能、研究保护措施、加大投资力度外，更应注重对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弘扬和倡导。
【参考文献】
[1]晁福林：《先秦民族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2]廖奔：《社火与队戏[J]》中华戏曲，2002（01）。
[3]《山西通志[M]》清光绪十八年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
[4]石应平：《中外民俗概论[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5]田荣军：《社火文化研究――以宝鸡县天王镇社火为个案[D]》西安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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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
[8]刘文峰《中国戏曲文化史[M]》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2004。
一、 多管齐下， 创设浓郁的阅读氛围
1.创设良好的家庭阅读环境。在广泛开展课外阅读情况家长调查的基础上，召开家长会，改变部分家长的陈旧观念，取得家长的帮助，保证课外读物有来源，课外阅读有监督。有条件的家庭，提倡亲子阅读，这对保持学生的阅读兴趣十分重要。
2.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教室内张贴读书名言，布置班级读书角，图书来源一是学校图书馆，二是学生家中藏书。同学之间可交换阅读书籍，提高读物利用率，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读书小屋”每周推荐一本好书，营造浓浓的书香氛围，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3.教师以身垂范，与学生共读。特级教师支玉恒说：“教师不读书，对学生是灾难性的。”阅读可以让我们的文化底蕴渐渐地丰厚起来，思维逐渐地活跃起来。久而久之，我们的身上就会带有某种特殊的精神气韵和文化归属感，对学生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学生与教师共同阅读，不但能激发学生的表现欲，也便于教师进行及时引导。
二、帮助学生选择健康、适合的课外读物
1.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学生的课外阅读大多数是以个体的形式来进行的，有的喜欢名家名著；有的喜爱科普作品；有的迷于军事知识；还有的只对卡通书籍感兴趣……因此，我们放低要求，允许学生个体差异的存在，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2.选择健康、有价值的书。课外阅读益处很多，但开卷未必有益。别林斯基说得好：“阅读一本不适合自己阅读的书论文格式，比不读还要坏。我们必须学会这样一种本领，选择最有价值，最适合自己所需要的读物。”尤其孩子，纯净幼小的心灵如果借助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和经典名著来滋养，心灵会日渐纯净，感情会日渐丰富，兴趣爱好会日渐广泛，智力与承受力也将日渐增强。
三、提高课外阅读能力
1.不动笔墨不读书。根据阅读情况填写读书卡，记录阅读的篇目、时间、字数、摘录好词佳句、展示心得体会，学会积累，学会与文本对话，学会做读书笔记；鼓励学生对作品进行再创作（会续写、扩写、缩写、改写等）。以保证阅读数量，提高阅读质量。
2.集中指导，提高课外阅读能力。学生共同阅读同一读物，便于教师指导。但教师要挑选出人人喜爱的读物，并不是一件易事。我引导阅读漫画集《父与子》，它由一组组生动幽默的画面组成，幽默、温馨，流露出纯真的赤子之情和融融的天伦之乐，感人至深。我请孩子们谈体会，谈各人发笑的角度，从而理解“各人笑各人的所笑”正是漫画集所独具的魅力。
四、有机整合，减轻课业负担
1.由课内向课外延伸。古人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确实在社会上处处有语文，人人时时学语文、用语文。在语文教学中我注意引导学生去感受中国语言文字的美，并结合一些特殊的课文，特殊的节日，特殊的事件，特殊纪念日等拓展阅读。
2.保证阅读时间。课外阅读需要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囫囵吞枣地应付课外阅读量会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因此，要控制过多的机械繁琐的语文书面作业，保证学生每天有半小时自由阅读的时间。每周的周记也可改为阅读、与家长交流、填写读书卡等。假期作文改为出一期读书专题小报等等，让语文作业变得有趣起来。
五、搭建展示平台，提高读书积极性
为了提高学生读书积极性，提高课外阅读效率，增强阅读实效，我思考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如：“我喜爱的名言”交流会，有计划有目的地搜集一些关于读书的名言，进行评说、欣赏。“名人故事会”，讲述名人读书成才的故事，从而激起学生对读书人的崇拜，对书的渴望，形成与书本交朋友的强烈意向。参加“读书知识竞赛”“红色经典诵读”“《弟子规》精读”等各种读书活动，有效促进了学生读书、交流、展示的积极性。根据学生表现，每个月组织评选一次“书香少年”，评选一次“明星家长”，在班级墙报上给予表扬，并颁发奖状，鼓励先进，树立榜样，激发学生的争优热情。由于在阅读的每一环节，我都关注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因此大多数同学踊跃阅读，积极参加各类征文活动，作品也开始见诸报端，学习语文的热情高涨，真正做到“我喜欢，我阅读”。
关键词：现代婚庆用品设计状况消费心理
Abstract: As people’s life quality improved and the lifestyle changes,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the consumer investment for marriage also increased year by year and it also brought the huge potential for Chinese marriage market. Wedding consumption also becom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eople’s tot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The kinds of modern wedding supplies emerge endlessly, and the design forms also diverse. New people’s pursuit of the wedding which is decorous, festive, individual character, vogue, time-saving and effort-saving, reveals the prospect of wedding supplies market and Consumers’ new demand for consumer psychological about modern wedding supplies.
Keywords: modern, wedding supplies, design conditions, consumer psychology
一、现代婚庆用品消费状况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对结婚的投资也在逐年增加，新婚消费项目和总额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从而构成中国结婚产业的巨大潜在消费市场。从中国结婚产业发展调查报告统计数字上看，全国婚庆消费屡创新高。
中国现代婚庆服务业在保持与传承传统婚礼和婚俗文化的基础上，还广泛吸收世界许多国家、民族和地区优秀的婚礼文化，多元化、多样性、个性化、主题婚礼成为都市婚礼的主流趋向。不仅如此，婚庆服务产品也日益丰富，婚庆消费市场呈现出注重婚礼精神层面的感受、更加注重婚礼过程中的情感线索、更加追求婚礼内涵的人文要素这一趋势。婚庆用品作为婚庆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和婚庆经济的亮点地位已得到进一步凸显，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并已成为当今中国最具前景的产业之一，同时婚庆用品的优劣直接体现婚庆文化的品质。
二、现代婚庆用品设计类型及变化
在现代的婚庆活动中，婚庆用品种类繁多，形式多样， 涉及到相关的几十大类品种的产品，如家居用品、服装、摄影器材、餐饮、旅游、珠宝、礼品、服务等等，现代婚庆用品设计主要涉及到以下七大系列中：场景系列、 婚宴系列 、纪念品系列、婚礼礼品系列、迎亲工具系列、服饰类系列、家居用品类。
受传统婚庆用品的影响，现代婚庆用品还有许多形式被沿用下来，比如双喜剪纸、喜幛、喜联、交杯酒、花烛等等。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的变革，现代人在婚庆用品选择和使用上，相对于旧时人们对婚庆用品的选择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也显现了现代婚庆用品消费者的不同于传统消费者的心理特征和文化需求。
这种变化表现在现代婚庆的场地布置尤为突出，现代婚礼现场大多数摒弃掉原先的龙凤喜帐，更多地会运用鲜花、纱幔、珠灯等去营造喜庆、大方雅致的婚礼氛围。场地布置花样繁多，有西式的、中式的，还有特色场景的，场景色彩也由传统纯红色演变为各种各样的颜色。
对于婚礼服饰的选配上现代婚庆服饰，除了保留敬酒时传统的红色礼服外，在结婚典礼上多采用西方婚纱形式，其色彩多为白色，也有些是菲红色或香槟色，少有红色婚纱，这和传统婚庆纯一色红色的着衣习俗大相庭进。体现出中国当代文化混杂性特点。而传统婚礼中使用的喜饼则由设计个性的西式结婚蛋糕替代。
“洞房”是人们对新人完婚的新房的称作。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里更有“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传世佳句来描写洞房的美好情景。在现代洞房的设计中，婚庆用品形式和内容也有较大的变化，传统的雕花大床变成现代席梦思床，挂在床头的新人照片代替传统喜花剪纸和木板画，照明的蜡烛也让位于形式多样的现代灯具。
三、现代婚庆用品设计表现形式
婚庆市场中婚庆用品风格主要有复古式、浪漫式、奢华式三大设计形式，复古式满足一些追求传统婚俗文化新人的梦想，浪漫式则是追求时尚新人们的选择，而奢华式则满足了一些婚庆高消费人群的需要，奢华式婚庆用品在设计和材料的表现上都比较讲究，相对于其他婚庆用品设计要更精美，但由于其本身制作成本较大，价格也高，使这一类婚庆用品限定在有限的消费人群。根据婚庆用品设计方向又可分为：中式婚庆用品、中西结合式两大设计方向。
1.中式婚庆用品设计形式
“中式”在中国人的婚礼中更多的时候体现于思想层面，婚礼象征着一个“家”的诞生，“家”这个词汇在中国人心目中，指向“所有亲人的总和”感念，不同于西方“两个人结合成一个人”的家庭感念。
在设计方法上，常常使用喜花剪纸进行装饰，借助某种具有丰富创造力的图形来进行表达，赋予传统图像某些意象和象征的意义，来体现中国传统的婚礼文化和人文思想。这类设计形式注重格调、情趣和内涵，强调传统文化的知性和唯美，淡化典礼的程序和世俗的形式。中式婚庆用品设计色彩上继承了中国婚庆吉祥色红色、金色，材料上也多以纸质、丝绢质类为主，造型结构较丰富。
2.中西结合婚庆用品设计形式
受全球化经济和多元化文化的影响，中国现代婚庆用品，越来越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趋势，传统与现代相互渗透的特色。新娘和新郎既追求中式婚礼礼服的喜庆，又向往西式婚礼礼服的浪漫，所以在选择结婚用品的时候，除了保留了一些中国传统婚庆用品之外，许多别具特色的新式婚礼用品也相继出现，更加增添了婚礼欢乐喜庆的气氛。一些设计师将中国结、盘花钮、流苏、古钱、玉佩等中国特色的配件，尝试着和经典的西式请柬搭配，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婚庆用品造型也多种多样，有宫灯型、花篮型、花轿型、鸡心型等， 色彩上也加入了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这些婚庆用品设计一个主要的特点是以现代新人的不同心理需要进行个性化设计。
四、现代婚庆用品消费心理特征
在现代中式婚礼上，婚庆用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体现出当代文化的更新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特点。同时由于受西方文化与科技的影响，现代婚庆用品消费者在选择婚庆用品选择心理上也和传统的婚庆消费观念有很大的不同。
这种心理变化主要反映在以下五点：
1.求乐心理
以获得精神愉悦、快乐为主要消费心理。作为人生中最重要的婚礼仪式中所使用的用品也体现着人们追求生活中快乐幸福的理念。现代人把结婚作为追求快乐，展示自己幸福观的一种举动。另外，婚礼是否能够给来宾们留下快乐的记忆也是举行婚礼的一个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决定于婚庆用品设计相应的形式、材料、色彩，以及在使用过程中持续的时间长短、时距的远近等因素，以求婚庆活动及婚庆用品带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
2.求新心理
主要针对青年人追求时髦的心理。这种心态主要反映在消费者对现代婚庆用品的选择上，现代新人在设计婚庆用品时，更是挖空心思寻找新鲜有趣有独特的元素，用其表达与众不同的想法和喜悦的心情。具有这种心理的消费者有着崇尚个性化的独特风格，作为经营者来说，就只有去满足消费者这种心理需求，而不是去违背它。
3.求美心理
以获得商品的欣赏价值为目的，追求商品的艺术性和美学要求。这种心理归根到底是生命的一种内在的自然的需要。消费者在购买婚庆用品时往往会被精美的用品外观所吸引，而不由自主地买下来，事实上，现代的婚庆用品消费者，早已按照自己的审美意识去审识商品、挑选婚庆用品。那种纯粹以婚庆用品的性能来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4.求情心理
以发展社会关系和人情往来为目的的消费心理。婚庆感情消费是当今比较普遍的消费现象,它更加注重婚庆消费者个性的满足,精神的愉悦、舒适及优越感。婚庆感情消费不同于理性消费，它摆脱了对于婚庆商品本身的满足,而是转向了对商品形象的认知，重视婚庆商品的精神价值和情感意义，而经过设计的婚庆用品装饰细节是制造婚礼浪漫感觉的重要元素，同时能够通过这些巧妙的细节让在场宾客的都能感染到婚礼的种种快乐和谐的情感，也是新人们最盼望的。
5.求异心理
特别是年轻人，喜欢与众不同，喜欢求异、求奇、求新，极力寻找机会表现自我。
人们的这种求新、求异心理的作用下，导致了婚庆用品流行的新奇性特征，即流行的样式不同于传统，是能够反映和表现时代特点的新奇样式。、个性化婚礼交通工具、个性化婚礼仪式、个性化喜贴、饰品、喜庆礼品、小摆设等系列产品的销售。体现着现在的年轻人具有追求个性的心理。
小 结：
了解和掌握现代婚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特点和现代婚庆用品市场的变化，能够帮助婚庆用品经营者更快的掌握婚庆市场的变化，从而在婚庆用品商业竞争中获利。而对于婚庆用品设计者，则更多的提供一种设计思路，设计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且符合现代人审美观的婚庆用品。婚庆用品设计是否能够彰显文化性及时代个性，拉近消费者与婚庆用品之间的感情，也成为消费者购买现代婚庆用品的一种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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