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7 16: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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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指出，传统的科学知识观抹煞了科学的社会性，从根本上是错误的。通过科学争论、实验室研究和科学文本话语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为自身研究的合法性进行了重要论证，并试图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然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彻底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宣称“科学知识只是一种社会建构”，结果导致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裂隙进一步加深。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简称SSK)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英国诞生后发展势头一直很迅猛，目前在国外社会学研究领域占据主流的地位。但在国内，人们对SSK的认识却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国内对SSK的最早介绍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南开大学的刘甭浦教授在其主编的《科学社会学》一书中对SSK有初步评价。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第一本对SSK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一些主流的社会学和哲学杂志也开始密集地翻译SSK的论文，一些出版社则系统地引人了SSK的主要作品。尽管一直受到激烈的批评，但笔者认为SSK的研究也有其合理成分，如果对其作深人的反思，并从中得出有益的东西，则对我们的学术进步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SSK产生的理论传统及历史背景
1. SSK的学术思想渊源。SSIC有多种学术思想渊源。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凯声称，他们是在库恩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在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之后，研究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和社会内容的学派。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指出:这个学派是在“反实证主义”哲学(、现象主义、社会学中的人类学方法)兴起和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建构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并且，它与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相联系。国内研究SSK的著名学者刘华杰则认为，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史学”、旧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家库恩后期的哲学及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反对。据此，可以这样认为，SSK既是对传统知识社会学的继承，也是对正统科学社会学的批判，更是在科学哲学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2. 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仅仅从思想渊源上解释SSK的产生，并不能完全说明其何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迅速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科学人文大战的最主要根源，还必须对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予以特别的关注。在西方，自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来，硬科学(自然科学)在其自身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无法解决的困难如巨型化、实验周期延长等，其负面影响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对科学家的信心和信任有了持续的丧失。而另一方面，向来被自然科学压倒的人文科学认为科学实验室获得的太多资助与其产出是不成正比的，因此极力反对政府对自然科学的过多投资，认为人文科学应该享有和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以上这些情况诱发和助长了对科学本身的考察，为以反对科学权威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最有利的发展契机。在过去，国内对SSK社会文化背景的介绍普遍有所忽略，而这恰恰是全面理解SSK产生和发展的关键。
二、SSK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SSK诞生于英国，后来走向欧洲其他国家、美国等。其在欧洲的代表人物有布鲁尔(D. Bloor )、巴恩斯(B. Barnes、马尔凯( Michael. Markey )、柯林斯(H，M. Chins)、拉图尔(Bruno. I，atour )、谢廷娜( Ka-rin D. Knorr一Cetina )、埃奇(D. 0. Edge )、惠特利( B. Whitley)等人，而在美国的知名学者为夏平( Shapin )、皮克林(Pickering)和平奇(Pinch )。 SSK学者从科学争论、实验室方法、科学家的文本及话语研究这三个场点展开研究，得出了不少成果，其观点从产生到分化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既有极端的也不乏温和的。下面是SSK学者的一些主要观点:
1否定自然界在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科学知识一直被看做“自然之镜”，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了什么是科学知识，自然界作为科学争论的首要及最终仲裁人和确定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SSK学者认为，科学思想并不是由客观的经验观察来检验的，人们也并不是按照与事实证据一致的原则来对相互竞争的理论进行选择的，因而，以往人们将自然界的性质和作用完全地夸大了。拉图尔认为，一个被科学家作为事实而接受的陈述被视为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但这一点并不会使这个陈述变成真理。谢廷娜也说;“在实验室里我们找不到描述主义所看重的事实和现实，实验室所表现的是尽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在这一看法上走得更远的是柯林斯，他直接宣称:“在科学知识的构造中，自然界仅仅担当极小的或微不足道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起作用。”总的说来，SSK学者认为，自然界不能决定什么是真理性认识;科学不会是建立在经验证实原则上的高度客观化的事业，其客观性极弱;不是自然界决定科学知识的形成，而是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决定了自然规律要如何界定;科学理论并不是对自然的真实反映，自然界在确定科学的本质和真理上没有任何发言权。
2.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由社会建构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家们向来认为，科学研究中存在发现和辩护两个过程，其中属于内部因素的辩护过程(归纳、逻辑推理等)起最重要的作用，科学从根本上是不受外部社会影响的。SSK学者则认为，恰恰相反，科学具有极强的与境偶然性和当地特质，社会性因素对知识具有更强的制约作用。马尔凯曾这样断言:“……至此，我已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即科学的内容就产生于科学外部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几乎在SSK学者的所有著作中，科学的社会建构性质都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他们尤为强调的是社会交往在科学知识形成中的作用。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一书中，拉图尔和伍尔格详细考察了科学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是怎样交往的，科学论文又是怎样在这种交往中产生的。而谢廷娜则重点强调，科学知识不仅受科学研究人员内部交往的制约，还受外部社会交往的制约。例如，为了得到工业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帮助，为了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为了在大学里谋取一个职位，都可能使一位科学研究者改变自己研究项目的名称和程度，甚至改变自己科学论文中的关键内容。总之，SSK学者坚持认为，科学知识其实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3.科学知识评价实际上是科学家的共同磋商及利益竞争。SSK学者认为，经验事实和逻辑程度并不能确定什么是科学知识，因为它往往无法判断什么是好的理论。一个科学成果得到确认其实是科学家磋商(negoianon)的结果，而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结论就不是对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只是被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科学家们认为是正确的主张而已。科学知识在商谈与决定的链条中得以构成，这是一个包含修辞手法、语言技巧、科学家威信以及其他符号资源在内的说服与被说服的过程，其中资源关系、利益的融合与分裂等具有重要作用。巴恩斯指出:“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他还坚决认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知识的社会磋商应该是一个合法的、实质上是一个基本的、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探讨的知识社会学的主题。
4.科学其实与其他文化一样，并不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和更优越的地位。布鲁尔指出，人们以往是通过把科学当做某种圣物来对待而使其不受社会学审视的影响的，这其实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他提出的强纲领性核心原则—对称性原则主张应当用同种类型的原因来解释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在SSK学者看来，科学就是一种文化，也是处在一定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它是相对的，没有名副其实的“普遍有效性”，不存在科学的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进一步地，SSK学者还认为“学科间的界限是约定性的，要使这些界限具体化，要把它们视为内在于不同领域或不同学科之间的不可违背的界限，肯定是一种错误”，而“这些界限与保护和维持这些社会集团自身的认知权威、智力霸权、职业构成以及借助于这些界限能够控制的其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直接相关”。总之，SSK从科学是一种文化出发，否定了自然科学知识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认为科学并不优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识体系，也并不比社会科学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SSK对长期以来“科学思想和发现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科学家研究自然规律的行为是受严格独特的科学规范和理性程序指导的，它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它以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的重要影响为基点，提出了一系列反对传统理性主义、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观的主张，就这一点而言，SSK有其创新和值得借鉴的一面。但SSK忽略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在认识活动中的独特作用，走到了极端的一面，因而受到了众多的非议。
三、对SSK的批评
SSK关于科学本性、科学与社会关系等观点，已经被西方一些主流思想教育课本和权威部门制定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吸收进去。在这一点上，SSK已经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成功地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合法地位。但是，SSK并不因此而止步，它更多地试图把“理性”包含在“社会”之下，由此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这里主要讨论来自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及科学社会学的批评。 1.来自科学家方面的批评，最显著的莫过于索卡尔大战。在这次科学人文大战中，以美国物理学家索卡尔的诈文为导火线，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众多科学家对SSK及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其规模空前。索卡尔指出:SSK及后现代主义者近年来的一些主张明显是一种放纵的胡说。比利时理论物理学家让·布里克蒙特对SSK的许多主张感到困惑和震怒，他指出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并没能瓦解科学的客观性，相反使科学的成功变得更为卓著。生物学家威尔逊则认为，SSK要摆正位置，把社会决定奠基在被检验过的和认真思考过的客观知识基础上才是科学的一切。佛兰克林对两个经典案例(柯林斯的实验者回归和皮克林的建构夸克)进行分析并表明:科学家选择某些理论或概念(如皮尔逊的四元相关系数、物理学家偏爱史坦福大学的E122实验而不是华盛顿一牛津大学的实验)，是有着可靠的科学、实验与数学等方面的认识根据的，而不是靠科学家偏好或意识形态(如优生学的意识形态)的驱动。
2.在科学哲学家的批评中，劳丹与布鲁尔关于科学信仰解释权之争最有影响。劳丹1981年在《社会科学哲学》杂志上撰文，认为SSK是一种伪科学，其主张是荒缪的，“当且仅当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说明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插手对信念的说明’，。⑨劳丹坚信迪昂一奎因论点(理论不确定观点)不妨碍科学合理性标准的存在，恰恰相反，它反映了经验在科学理论选择中的作用。对SSK主张的对称性原则，劳丹认为，对称性只是一种虚幻，因为不论是科学研究的个体抑或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可能对称。而在社会学解释模式是否为科学信仰的科学的、惟一的、优先的解释模式这一问题上，劳丹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活动而不只是社会活动，社会学解释模式不会是惟一的和优先选择的模式。
3.科学史家的批评则在于，他们认为SSK的科学史案例分析存在不少历史常识性错误。科学史家平林克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检验指出，在夏平与谢佛的“霍布斯一波义耳之争”案例研究中错误地表述了历史，歪曲表达了波义耳和霍布斯的实际工作。历史学家玛格丽特·C·雅各布指出，拉图尔对17世纪近代科学诞生的社会学分析在史料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歪曲，其对英国历史的相对主义的诊释常常忽视了某些历史关键点，是通过谴责“现代性制度及其实践而获得的”。
4.在来自科学社会学方面的批评中，默顿学派指责SSK的做法是危险甚至是“发疯”和“邪恶”的，因为它摧毁了最牢固的人类知识大厦，会导致一种反科学。“利益模式”是SSK理论主张中最受科学社会学家批评的。朱克曼认为:“断言科学知识反映生产这些知识的群体的利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利益模式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利益明显不同的科学家会经常持有相同的理论立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科学家所采取的理论立场是与他们的阶级或职业利益相反的。”本·大卫则指出:“即使科学知识与其提出者的利益之间存在联系，这种联系也从未超出最初的创始阶段。例如在麦肯奇和马尔凯讨论的英国统计学案例中，精英主义、优生学与统计学方法之间的联系，在皮尔逊之后就消失了。”而在其他一些科学社会学家看来，利益模式的问题不在于将科学知识归结为利益磋商，而在于它不能表明这种磋商实际上是怎样进行的，以及为什么在这种磋商过程中论战一方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受到来自以上多方面的批评，SSK的强硬立场并没有改变。1991年，布鲁尔在其再版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后记中宣称，现有的批判无法改变他对强纲领的坚定信心。布鲁尔的同盟者更是鼓励SSK研究者们不要恐慌，因为时间将会证明一切!而以科学家为首的另一战斗方则继续坚守科学理性，认为SSK应该首先遵循科学的价值服从于严格的社会分析原则，重新研究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学课题，而不是更贪婪地去攻击科学研究。就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彼此的基本原则立场都没有放弃，两者之间的鸿沟仍在不断扩大。
四、问题和启示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时代背景；基本理论
中图分类号：G8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3612(2007)05-0665-03
本文试图从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探讨影响该学科发 展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以期夯实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体系的基石。
1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产生的时代背景
1.1民族传统体育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民族传统体育几千年来在我国一直广泛地生存与发展着，几乎与我国的文明史一样长久。然 而人们自觉地意识到“民族传统体育”这个概念，或者说开始自觉地对“民族传统体育”进 行研究，却始于之后。以前，中国只有土生土长的体育形态，可以说，近 代体育史之前的中国体育史就是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史。因为“民族”并不是自然拥有的， 在出现‘西方’之前，人们并不看重它，甚至对它相当漠视。“民族”这个概念是随着“西 方”的出现而出现的。［1］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如果没有“西方”出现的历史景观 ，也不 会有“民族”产生的历史契机，于是当然也就不会有“民族传统体育”意识的自觉。“民族 传统体育”正是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与起源于希腊、发展成熟于西方文化 氛围中的现代体育相区别而提出的［2］。因此，该学科也就在上个世纪初的“新旧 体育”和“土洋体育”的论争中而萌芽。
由于历史的原因，自开始到我国的“”结束，我国在民族传统体育领域的 理论研究几乎没有进展。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兴盛起来的。在此之前，武 术作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前身，已经经历了多年的研究与发展，成果颇丰。而且，武术作 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1990年代中期已基本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体系。然而，随 着我国教育、体育等事业的飞速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武术毕竟只是我国众多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而已，它并不能代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全部，在我国悠久的历史和 广袤的大地上，还有许多闪闪发光的体育项目，也还有许多可以经过改造和发展有可能成为 优秀体育运动的项目。这些体育项目都是在我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发生发展的，他们有着共 同的文化根脉，而这些项目却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像武术那样在新的时代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有些甚至濒临失传。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我国整个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也有必要、有可 能在共同的文化基础上对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和发展。于是，民族传 统体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或者说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 首先，198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对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进行了大规模的挖掘整理工作（包括武 术运动的专项挖掘整理工作），为该学科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次，建立了一批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室，一些体育学院如成都体院等组建了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室，中国体育博 物馆还专门组建了民 族民间体育研究室，统一领导和协调全国民族体育的研究工作。另外，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 各种学术研讨会也纷纷开展起来，如1991年在上海体育学院举办的“亚 洲民族体育的现状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在湖南吉首大学召开的“东方传统体育 学术研讨会”和每4年一次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还有我国 民族传统体育的精华――武术运动自80年代末开始的每年一次的学术研讨会等，加之国内一 些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如《浙江体育科学》等还曾开辟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专栏，为广大研究 者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了研究的繁荣和深入。这些活动为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 个研究领域向一门学科迈进做好了内部力量的集聚。
1.2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 进入1990年代之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以及在举国体 制下我国竞技体育在世界体坛业已取得的骄人成就，我国已不再满足于“竞技体育强国”的 发展模式，有关部门意识到必须走“体育强国”（既是竞技体育强国，又是体育发达国家， 如美国、澳大利亚等）［3］的发展道路。因此，我国政府于1990年代中期提出了“ 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
由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多样性和具有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特点，可以在全民健身计 划中发挥现代竞技体育无法取代的作用；由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国际地位的迅 速崛起，而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却在西方现代体育的冲击下举步为艰，与我国的社会发展极 不适应和协调；又由于19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剧，这种全球化又在相当程度上表 现为西方化，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在日益增长的西方文化的压力下出现了发展的危机 ，而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可以振奋民族精神、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认同感；另外，鉴 于学术界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和民族传统体育与源于西方的竞技体育体系 具有深刻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价值观念等差异，研究和振兴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就逐渐受到普 遍重视。于是应运而生，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就在体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立 了民族传统体育二级学科，并于1998年列入了教育部颁布修订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自此，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门学科（或专业）便正式诞生了。
2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
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学科是基于一定的时代背景而产生的，因此，该学科就具有极强的时代 性特点。那么，关于该学科建设的诸多基本理论问题也应基于这一时代特性而进行研究和探 讨。
众所周知，每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一门学科只有确定了它的研究对象，才能有效 地进行研究，探讨其发展规律，形成其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同志曾说：“对于某一 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显然，民族传统体育学 的研究对象就是民族传统体育在理论上与实践中的基本矛盾问题。由此引出了该门学科建设 中的两个基本问题：1) 该学科的研究范畴是什么？2) 该学科在理论上与实践中所要解决的 基本矛盾问题是什么？
2.1关于学科的研究范畴 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研究范畴集中表现为对“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界定。它是关于该学科 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也是该学科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概念界定的准确与 否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认识程度。
在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阐释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但大致有四种说法：1) 是 长期流传在各民族民间的以锻炼身心和娱乐为目的的各种活动(或游戏)的总称；2) 是历代 产生并大多流传至今和由外族传入并在我国生根发展的一切体育活动；3) 是某一个民族或 几个民族在一定范围内所开展的传统体育活动，它是相对于外民族传入的、现代体育项目而 言的；4) 是在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开展的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特色的体育活动的总称。［4 ］
如果从词性分析，“民族传统体育”是一个偏正词组，它首先应该是“体育”，其次用“民 族传统”来限定这种体育。显然，它不是“民族体育”和“传统体育”的简单相加。“民族 ”是用来表示其空间特征的，“传统”是用来表示其时间特征的。它应该是一个既具有时间 特征又具有空间特征的集合，即：既是民族的又是传统的，是“民族的”和“传统的”复合 相加。
那么，何谓“民族的”？是世界上一切民族的还是特指中华民族的？是特指少数民族的，还 是包括汉民族在内的所有中华民族的？如果不考虑该学科产生的时代背景，仅从广义的角度 来看，它应该是指包括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然而，参考该学科产生的时代背景 ，从狭义的角度理解，该学科的研究视域应该是既包括汉民族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传统 体育，而不应仅仅指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当然，在具体的研究中也不应排除世界其它 民族的传统体育，但在操作时其主流应该是采用比较体育学的方法，目的是为解决我国的传 统体育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的矛盾问题。
何谓“传统的”？《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传”是“由一方交给另一方；由上代交给下代 。”“统”是指“事物彼此之间连续的关系。”“传统”是指“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 因素。”那么，“传统体育”就是指在历史上得以形成经世代相传并延续至今的体育活动。 显然，它不是指过去发生过、曾经有过的活动，更不包括已经死亡、消失了的“过去”，如 投壶、蹴鞠等已消亡的活动，而是指今天仍然“活在”人们生活之中的传统体育活动，如武 术、龙舟、舞龙舞狮等仍在开展的体育活动。［5］当然，在具体的研究中不排除历 史上曾经 有过但现今已消亡的体育活动，但在操作时也同样应该采用比较体育学的方法，目的是为解 决仍在开展的传统体育在当今时期存在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综上所述，“民族传统体育”特指包括汉民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 渐形成、继承和延续的富有民族文化色彩和特征的体育活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的民 族传统体育产生于天然经济时代或自然经济时代，它们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广大农村地区和民 族地区的经济、科学、文化相对落后，许多体育活动仍然没有摆脱其原生形态或次生形态的 烙印，还带有浓郁的文娱色彩，与杂技、舞蹈、民俗活动和宗教活动浑为一体。因此，在具 体研究时应注意“体育”与其它活动的区别，避免研究领域的泛化。
2.2关于学科的基本任务 一门学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解决该学科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存在的基本矛盾问题。它是该门学 科展开系统研究的基点，其它问题都围绕该主要矛盾问题而展开。显然，在民族传统体育学 科的初创时期，必须明确该学科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问题。而这个问题正依赖于它所产生的 时代背景。
前已所述，该学科的产生是在我国综合国力蒸蒸日上，社会环境急剧变革，竞技体育强国的 地位逐步确立，全民健身大势所趋。与此同时，在以西方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浪潮下，西 方现代体育成为国际体育的主流，在强大的西方文化的压力下，各发展中国家倍感本民族文 化的生存和发展危机，迫切需要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时代对民族传统体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其价值、挖掘其功能，使它不 仅在全民健身中发挥独到的作用，而且在增强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信，以及振奋民族精神等 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使它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因素。然而，我国民族传统 体育发展的现状却不容乐观。目前，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不仅在其健身的科学性、竞技的规 范性等方面亟待整理、研究和发展，在人文精神的内涵和其社会属性的研究方面也缺乏系统 而深入的研究，缺乏广泛的探讨，因而它即不能在宏观层面给人们以更多的指导，也无法在 微观层面使人们恰当地行动。也就是说，民族传统体育的现状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和人们 对它的期望与需求。因此，民族传统体育学科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问题，就是社会历史发展 对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提出的要求和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需求与民族传统体育本身的发 展状况不相适应的矛盾问题。该学科的基本任务也正是要解决这一主要矛盾问题。无论是对 民族传统体育客观规律的研究，还是对其功能、特点、价值的研究，无论是对其理论知识原 理的研究，还是对其活动方式、方法的研究等等，都是基于这一主要矛盾问题而展开的。这 一基本任务就是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门学科赖以成立的逻辑基石。
3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