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7 16:41:3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功能对等理论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中图分类号：F26 文献标识码：A
English Trademark Appreciation under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KONG Peilin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215009）
Abstract Translation of brand names， which is in a special style，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and those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mentality， sentiment， culture， faith and habitation. This paper appreciates some famous brands from several industrie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Key word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rademark translation； English Trademark
商品商标就好似人的名字，是产品的最初形象，代表了商品的类别，功效，质量，甚至是知识产权。吕叔湘曾定义商标为刻在或印在一种商品的表面或包装上的标志、记号，使这种商品和同类的其他商品有所区别（吕叔湘1983，《现代汉语词典》，1104）。一个好的商品译名，会让消费者产生购买的冲动和欲望，这样就能达到商标执行的“诉求”和“引导”的功能。在众多的翻译理论中，美国翻译家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Functional Equivalence）最适用于产品的商标翻译。
根据“功能对等”的翻译原则，笔者从几类产品的商标入手，对汉语商标名熟为人知的产品商标进行举例分析和欣赏。
1 食品饮料类
可口可乐Coco-Cola：Coca是南美产的药用植物，Cola为非洲产的硬壳果树林。如单单翻译成两种植物名称，会让人觉得无法理解，对食品商标名来说也不能吸引民众。而且，“可口可乐”双词叠韵，汉语念起来朗朗上口，“口”、“乐”也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代表了“嘴巴”，“快乐”，把原本一个死板板的植物名称变成了易于接收且能满足味蕾的可爱商标名。“可口”一词给人一种味道好的感觉，“可乐”则表示“可以带来快乐”。这个商标翻译符合功能对等理论中的消费者易接受对等要求。
杜康Bacchus：杜康如果按照汉语拼音原意就可译为Dukang，但是仅仅这六个字母的组合不能让西方人明白杜康的深层次含义，不能产生商品汉语名原含的意义和效果。因为汉语中杜康即为酒的发明人，从而联想到这种酒定为好酒。为了达到同样的商品名功效，使用Bacchus一词，Bacchus原意是指希腊神话的酒神。这样一来，西方人看到Bacchus和汉语中的“杜康”即能产生同样的效果，这样的翻译正是符合了翻译理论中功能对等的要求，也符合翻译理论中文化修养功能对等的要求。
2 日用品类
海飞丝Head & Shoulders：这款洗发水，原意是指用过这款洗发水后，头发能很清爽，就算是肩膀上也不会有头皮屑的踪迹。翻成汉语，如果直译为“头和肩膀”会让人不知所云，而原来译为“海伦仙度丝”，也是既嗦又不知其所指，都不如“海飞丝”，让人联想到向大海波涛一样漂浮、柔美的秀发披散在美女的肩上，富于想象。此商标翻译符合功能对等理论中的语言习惯对等要求。
百爱神Poison：汉语中的百爱神，意为使用此品牌香水的女人，都能让男人为之神魂颠倒，自己能变得妖娆迷人。但是Poison一词原意是指毒药，按照中国人的接受度，很难接受毒药品牌的香水，所以，用汉语百爱神来翻译，既符合翻译功能中的对等理论，又具有了翻译的民族性，文化性，符合中国女性的价值观，更符合功能对等理论中的文化习惯对等要求。
3 工业品类
立邦Nippon：日本人的这个品牌从日本人角度来看，这个商标名体现了“大日本”的意味，非常符合日本人的心态。可是如果直接把商标名翻译为“大日本”，这对曾经遭受过日本人磨难的中国人来说，不仅难以接受，而且还是种侮辱。所以，用音译外来词，翻成“立邦”，有“安家立邦”之意，符合油漆这种产品的特性和功效，也不失产品原本有的意思。此商标翻译符合功能对等理论中的思想感情对等要求。
“白象”牌电池，最初翻译成“White Elephant”，在西方市场上遭到冷遇，原因是“White Elephant”的英语意思是“费钱又累赘的东西”，而改译为“Bishiny”，意思是“两倍的两度”，正好与电池的功用相符，又谐“白”的音，不失为好的翻译，也符合翻译对等理论中的文化习惯对等要求。
4 汽车类
奔驰Benz：奔驰汽车公司”，来源于“卡尔・本茨汽车公司”和“戈特利布・戴姆勒汽车公司”，由卡尔・本茨和戈特利布・戴姆勒分别创办。本茨和戴姆勒都是世界早期汽车的发明者。1885年，本茨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被誉为“汽车之父”。1886年，戴姆勒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摩托车。在博物馆的入口处，有两尊青铜塑像，一尊是本茨，一尊是戴姆勒。1926年，两家公司合并，名称定为“戴姆勒・本茨汽车公司”，其汽车产品也叫做“戴姆勒・本茨”。中国人为了解释的方便删去了“戴姆勒”，只剩“本茨”，并且根据“本茨”的发音，译成“奔驰”。在香港，Benz被翻译为“平治”，来自古语“治国，平天下”；在台湾，Benz则被译作“朋驰”，相比这几个翻译，“奔驰”更符合大陆人的审美心理，即表达了速度之快的意味，又能把车的轮廓通过字形部分地体现出来，因而能达到商标名的固有的目的和效果。而“朋驰”无论从其象征意义还是从方便记忆来说都大为逊色。
中文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尽管很多中文还很难找到所对应意义的英文来表达，但是，在现有的英文词汇中，我们要尽量根据商品功效，商标名原意进行有效的筛选和比较，根据翻译中的功能对等理论，考虑到消费者，尤其是中国大陆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消费习惯，进行商品名的翻译。无论是中翻英，还是英翻中，都要遵循这一原则，要考虑到中西方消费者在知识水平，文化差异，和生活环境中的区别，使商标名能继承原意，为此商标的产品打开在异国的销售之门。
参考文献
[1] 郭著章.英汉互译实用教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2] 贺川生.商标英语[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7.
关键词：荆州菜名
文化内涵 功能对等理论翻译
一、引言
目前关于中文菜名的翻译，国内学者朱葆琛(1992)在《最新汉英旅游词典》中列举出约600种中文菜名的英文翻译。任静生(2001)在《也谈中菜与主食的英译问题》一文中归纳提出了6种具体实用的英译方法。包括直译法、直译十释意法、意译法、“移花接木”法、音译+释意法、“随机应变”法。李郁青(2002)在《中国菜式命名的文化内涵与翻译》一文中阐述了四大菜系的文化内涵和中国菜式命名的特点。郭廉彰(2003)在其主编的《简明汉英中外旅游词典》中详细列出了4000多种中文菜名的英文翻译。黄芳(2007)在《中餐菜单译法研究》一文中指出了4种中式餐名的翻译方法，即以主料开头，以烹制方法开头，以形状或口感开头及以人名和地名开头的翻译方法。2007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和北京市商务局编制了《中文菜单英文译法》一书，列出了翻译原则，规范了2753道中餐菜名的英译名。
本文拟从功能对等理论探寻鄂菜中荆州菜名的文化内涵与翻译，旨在对荆州菜名的翻译提供一定的帮助，促进中国饮食文化的传递。
二、荆州菜名的文化内涵
荆州菜由武汉、荆州、黄州三种地方风味菜构成。荆州菜以烹制淡水鱼鲜见长，以各种蒸菜最具特色：用芡薄，味清纯，善于保持原味。例如：
1 龙凤配
“龙凤配”是古荆州的传统名菜，有千余年历史。
传说三国时期，东吴为了讨回荆州，施用了美人计，骗刘备过江招亲。诸葛亮将计就计，东吴弄巧成拙，使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当刘备偕夫人孙尚香不安地从东吴回到蜀国时。诸葛亮张灯结彩，大摆宴席，为主公接风，并令当地厨师做了许多既有当地特色，又有吉祥寓意的佳肴。其中最有寓意的吉祥菜便是“龙凤配”。其以大黄鳝和风头鸡制作而成，大黄鳝象征着龙，凤头鸡象征着凤。这两样菜都是美味佳肴，但味道各异，将这两样菜放在一个盘子的两边，寓意着刘备和夫人夫妻恩爱。此菜传到民间，一直流传至今。
2 鱼糕
鱼糕是荆州一带特有的风味，以吃鱼不见鱼，鱼含肉味，肉有鱼香，清香滑嫩，入口即溶为人称道。传说舜帝携女英、娥皇二妃南巡，过江陵(荆州)一带时，娥皇困顿成疾，喉咙肿痛，唯欲吃鱼而厌其刺，于是女英在当地一渔民的指导下，融入自己的厨艺，为娥皇制成鱼糕。娥皇食之，迅速康复。舜帝闻之，大加赞赏。鱼糕从此在荆楚一带广为流传。
3 皮条鳝鱼
皮条鳝鱼是沙市的传统名菜，已有数百年历史。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监利人朱方哲任台湾宜兰县令，当地发生鳝鱼打洞拱垮田界纠纷，他叫随去的荆帮厨师特备以鳝鱼为原料的筵席，请原被告一起品尝，提倡大家捕食缮鱼，从根本上解决纠纷，从而把食鳝的习俗传人台湾，成为佳话。此等以鳝鱼为主料，制熟后犹如皮条而得名。又以形如竹节，也叫竹节鳝鱼。
4 冬瓜鳖裙羹
“冬瓜鳖裙羹”是荆州的一道传统名菜，它是用肥大的雄鳖(又称甲鱼)的裙边和嫩冬瓜，加鸡汤、调料焖煮、清炖而成。据《江陵县志》记载，北宋时，宋仁宗召见荆州人张景，问他江陵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张景回答说：“新粟米炊鱼子饭，嫩冬瓜煮鳖裙羹。”可见，“冬瓜鳖裙羹”在宋代就闻名于世了。
5 千张肉
用五花肉为主料制作而成，是湖北江陵地区传统筵席上的“三大碗”之一。
相传唐代有一个宰相，名叫段文昌，是远近有名的美食家，也是一位烹调高手。他经过多年的实践，自编了菜谱若干卷。“千张肉”这道名菜就是他首创的。唐穆宗年间，段文昌回老家省亲，当他宴请亲朋好友时，厨师做了许多菜，其中有一道形如发梳，称之为“梳子肉”，块大肉肥，几乎无人食用。宴罢，段文昌提出了改进的技法，他让厨师将肥肉换成猪五花肋条肉，将炸胡椒换成黑豆豉，并增加葱和姜等作料。数日后，段文昌要离别家乡，再次宴请乡亲。厨师照他的指点重做了“梳子肉”。此菜色泽金黄，肉质松软，味道鲜香，肥而不腻，客人争相品尝，食罢纷纷询问此为何菜?段文昌见此菜肉薄如纸。便随口取了个名字：“千张肉”。于是，这道菜便渐渐走进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和大小饭店，一直流传至今。
三、功能对等理论与荆州菜名的翻译
Eugene A，Nida(2001)在Language and Culture-con- texts in translating一书中阐述了功能对等的理论。功能对等最低的、现实的定义可以表述为“读者对译本的理解程度应该达到能够想象原语言读者是怎样理解和欣赏语篇的”，功能对等最高的、理想的定义可以表述为“译本的读者能够与原语言读者理解和欣赏语篇的效果一样”。
如何运用这一理论于荆州菜名的翻译中，需要了解菜名的文化内涵，包括菜的配料和烹饪方法。2007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和北京市商务局编制了《中文菜单英文译法》一书，列出了翻译原则，包括第一，以主料为主，配料为辅的翻译原则；第二，以烹饪方法为主，原料为辅的翻译原则；第三，以形状、口感为主，原料为辅的翻译原则；第四，以人名、地名为主，原料为辅的翻译原则；第五，体现中国餐饮文化，使用汉语拼音命名或音译的翻译原则；第六，可数名词单复数使用原则；第七，介词in，with在汤汁、配料中的用法。
根据这些翻译原则，可以具体分析荆州菜名的翻译。
1 龙凤配
从菜名看，无法了解它的配料。了解了这道菜的文化内涵后，知道是它以大黄鳝和风头鸡制作而成，大黄鳝象征着龙，凤头鸡象征着风。如果直译为龙和凤，势必会造成误解。从功能对等的角度来看，为了体现中国餐饮文化，可以使用汉语拼音命名或音译的翻译原则。中文菜肴名称无法体现其做法及主配料的，使用汉语拼音，并在后标注英文注释。因此可译为：Longfengpei-eel meat in Sichuan chili sauce and house speciM chicken，
2 鱼糕
鱼糕以鲜鲩鱼糜为主要原料，肉质细嫩，富有弹性，咸淡适中。它可直译为：Fish Cake。
3 皮条鳝鱼
皮条鳝鱼以鳝鱼为主料，制熟后犹如皮条而得名。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直译为皮条和鳝鱼。势必会造成误解。从功能对等的角度来看，可采取以形状、口感为主、原料为辅的翻译原则。因此，可译为：Thong-ShapedEel。
4 冬瓜鳖裙羹
它是用肥大的雄鳖的裙边和嫩冬瓜，加鸡汤、调料焖煮、清炖而成。可采取以主料为主，配料为辅的翻译原则。译为：Calipash and White Gourd Soup.
5 千张肉
千张肉不是指千张和肉，是选用五花肉为主料，经煮、炸、蒸三道工序而成。成菜色泽嫣红，肉片软嫩不腻，昧道溶烂不糜，咸甜馥香浓郁。从功能对等的角度来看，可采取以形状、口感为主、原料为辅的翻译原则。因此，可译为：Dried Beacurd Sheet，Shaped Streaky Pork。
论文摘要：在当今翻译界，尤金·奈迭和德国功能派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作为著名的美国语学派翻译大师，其关于翻译的“功能对等”核心理论更是影响深远。然而，“功能对等”和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奠基理论一“目的论”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对这两种翻译理论的比较研究，在两者相似性的基础上，着重谈二者的相异性，说明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前者的缺陷，拓宽了翻译研究视角，是对前者的重大突破和重要补充。
一、尤金·奈达“功能对等”理论概述
“功能对等”(FunctionalEquivalence)理论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大师尤金·奈达提出的，是翻译理论的核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翻译理论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是我国较早被引进的理论之一。因此，在中国译学界的影响较大，也是国内译学界评价较多的理论。“功能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词汇对等；(2)句法对等；(3)篇章对等；(4)文体对等。因此，在文学翻译中，根据奈达的理论，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与以往的翻译理论相比较，功能对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翻译纳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的同时，还将文化以及西方文论中的读者反映纳入到翻译研究的领域。功能对等理论以意义和风格对等为基础，强调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反映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映基本一致。将读者客观反映作为衡量译品好坏的标准。
二、德国功能派“目的论”概述
功能派翻译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兴起。其形成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Reiss)在1971年出版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PossibilityandLimitationsinTranslationCirticism)一书中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的雏形。不久以后，其学生汉斯·弗美尔(HansVermeer)摆脱以原语为中心等值论的束缚，创立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根据这种理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在弗美尔的“目的论”基础上，贾斯塔·赫利·曼塔莉(JustaHoly—Manttari)进一步发展功能派翻译理论。她用信息传递来指各种跨文化转换，视翻译为一项为现实特定目的的复杂活动。20世纪90年代，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naeNord)总结已有功能翻译理论，写成《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TranslatingaSaPur—posefulActivity)，提出“忠诚”原则来完善功能翻译理论。
三、“功能对等”和“目的论”的差异性
(一)两者的理论基础不同
1．“功能对等”的理论基础
(1)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尤金·奈达在1964年出版的《翻译科学探索》一书中，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角度，提出了“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理论。后来，奈达用“功能对等”(functionalequivalence)替换了“动态对等”，因为“功能”二字把翻译视为一种交际形式，着重于翻译的内容和结果，因而比“动态”更合理。
(2)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尤金·奈达，根据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中“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学说，提出翻译应以反映“深层结构”的“功能对等”为主，而不是反映“表层结构”的“形式对应”，使泽文文本的读者基本上能以原文读者理解和欣赏原文的方式来理解和欣赏译文。
2．“目的论”的理论基础
(1)行为交际理论：目的论者把翻译视为一种有意图的人际互动行为，翻译首先是意图改变现有事物的状况，或是告知目标读者源语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目的论特别强调的是：翻译的意图与源文本作者的意图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采取的翻译策略因此也会有所不同。动因决定意图，因此，翻译行为的动因(发送者、接受者、发起人、译者)的作用至关重要。
(2)文本功能模式：目的论者吸取了布勒的文本的三个功能：指称功能、表情功能和诉求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寒暄功能。不同的交际功能需要不同的翻译策略。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标准不同，如果翻译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原文原有的功能，就要用目标语的文化标准对功能标识进行改写，例如汉语中一句简单的“吃了吗?”进行英译的时候就需根据原文的寒暄功能进行对等功能的翻译。
(二)翻译标准和原则
奈达为翻译所下的定义中所提到的“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再现原语的信息”包含着翻译标准即“对等”，是意义与风格上的对等，这就是意义与风格方面的“信”。但“对等”前面还有个“自然”，即流畅、符合习惯，就是“达”。所以，他的翻译标准是内容与风格方面的“信”加上脱离原文的“达”。奈达认为，对等是一切翻译追求的目标。
“目的论”不再把“信”或“忠实”作为首要的翻译标准。由于目的论是以预期目的来判断译文是否成功，预期目的又反映译文读者的要求，而读者的要求又各不相同，因此，“目的论”推崇翻译标准的多元化。当译文的交际目的要求译文具有与原文同样的交际功能时，对等就成为翻译过程的标准。功能观的对等是指符合翻译目的条件下的交际功能对等。除对等原则外，功能理论还有前面提到的三大法则：目的法则(skoposrule)、连贯性法则(coherencerule)和忠实性法则(ifdelityprinciple)及其他在特定翻译情况下的特殊原则。
(三)译者的地位
翻译涉及到四种角色，即原文作者、翻译发起人、译者及译文预设读者。这四者的意图目的如果不一致或者完全相反的时候，译者怎么办?
在翻译评价这个问题上，奈达提倡“读者反映说”。在奈达看来，译者必须了解原作者怎样考虑自己所发的信息，译者的作用主要是向读者传达原作者的意旨。此外，“译者必须正视自己知识的局限，决不能把纯属个人的特异想法引进对原文的诠释，原著怎么说就怎么译，而不管原著所言与自己的观点是否相符”。与“目的论”中的译者可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相比“功能对等”论中的译者受到更多的约束。
在“目的论”中，译者是整个翻译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和翻译活动最终的实施者，同时他还是翻译要求的接受者、原文文本的诠释者以及译文文本的创作者。翻译不是机械的语言转换基础上的复制，而是再创造的过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选用的视角和策略，译者的喜恶和感受决定了译作的面貌。这无疑强调了译者须发挥其主体性分析特定的翻译语境，并传达出具有预期功能的译本。因而，“目的论”是“以译者为中心”的。
(四)原文和译文的地位
奈达强调读者在翻译中的重要性的同时仍然强调原语文本的重要性，他的读者反映论实际上是“以原文为中心”的，只是有一定间接性罢了。
然而，目的论者认为，译文与原文间的“文间关联”取决于每一次翻译的目的，可随目的改变而改变。因而，以译语为倾向的目的论就从翻译研究的另一极入手，推翻了原文本的“中心”地位，树起了译文和译者的“中心”地位。
关键词: 体裁分析 纲要式结构 实现形式 商务信函翻译 中国论文 硕士毕业论文
摘要:商务通信在我们经济生活中非常普遍,随着经济活动国际化,信函翻译产生并成为关注的一个焦点。本文将从语篇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一一体裁分析这一新的角度对商务信函翻译进行研究。
本文旨在引进系统功能学派的体裁分析理论解释翻译问题。商务信函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形式和要求,且是针对特定的目的写作,旨在实现某种功能,这是本文利用体裁分析理论的对商务信函翻译进行研究的一个起点。因为体裁分析关注的正是语篇的形式、内容与所行使的功能之间的关系。根据韩礼德和哈桑的观点,语言的使用都是有语境的,包括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在体裁分析中,分别与语篇体裁的纲要式结构和实现形式相对应。
文章主要探讨商务信函翻译中的两个方面:首先是信函纲要式结构的转换,作者提出要熟悉该信函体裁在目标语中的体裁结构,翻译不是简单的以忠实为标准,应注重如何灵活的调整其纲要式结构使其符合目标语文化的习惯,;第二是考察在同样的情景语境中在目标语环境中实现原文的功能和交际目的。这就要分析文章的实现形式,主要是分析译文是否实现了概念意义,交际意义和语篇意义上的对等,且进一步分析了译者如何实现这些方面意义和功能对等的。
本文并不是以语篇分析为基础的翻译理论,它提供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怎样着手从结构和内容方面分析原文和构建译文的途径,探讨体裁分析理论在哪些方面可以指导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
[关键词]翻译;动态对等;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关联翻译法
Abstract:BothNidaandNewmarkareoutstandingwesterntheoristinthefieldoftranslation.Theyhavemanydifferencesaswellassimilaritiesintermsofthenatureoftranslation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formandcontent.Theirconstantefforttodeveloptheirtheoriesdeserveourrespect.
Keywords:translation;dynamicequivalence;semantictranslation;communicativetranslation;acorrelativeapproachtotranslation
尤金·奈达(EugeneA1Nida)和彼得·纽马克是西方译界颇具影响的两位翻译理论家,他们在翻译理论方面有诸多共通之处,同时又各具特色。
一、对翻译的认识
对翻译性质的认识,理论界的讨论由来已久。奈达和纽马克都对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奈达对翻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倾向于把翻译看作科学到把翻译看作艺术的转化过程。在奈达翻译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交际理论阶段,他认为,翻译是科学,是对翻译过程的科学的描写。同时他也承认,对翻译的描写可在三个功能层次上进行:科学、技巧和艺术。在奈达逐渐向第三个阶段,即社会符号学和社会语言学阶段过渡的过程中,他越来越倾向于把翻译看作是艺术。他认为翻译归根到底是艺术,翻译家是天生的。同时,他把原来提出的“翻译是科学”改为“翻译研究是科学”。到了上世纪90年代,奈达又提出,翻译基本上是一种技艺。他认为:翻译既是艺术,也是科学,也是技艺。
纽马克对翻译的认识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最初,他认为,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也是技巧。后来他又认为翻译部分是科学,部分是技巧,部分是艺术,部分是个人品位。他对翻译性质的阐释是基于对语言的二元划分。他把语言分为标准语言和非标准语言。说翻译是科学,因为标准语言通常只有一种正确译法,有规律可循,体现了翻译是科学的一面。如科技术语。非标准语言往往有许多正确译法,怎么挑选合适的译法要靠译者自身的眼光和能力,体现了翻译是艺术和品位的性质。但译文也必须得到科学的检验,以避免明显的内容和用词错误,同时要行文自然,符合语言环境要求。纽马克虽然认为翻译是科学,但他不承认翻译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因为他认为目前的翻译理论缺乏统一全面的体系,根本不存在翻译的科学,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二、理论核心
奈达和纽马克都是在各自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为了解决自己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理论。实践中要解决的问题不同,翻译理论也就各成一派。但毕竟每种实践都要有一定的规律存在,因此两位的理论又有着不可忽视的相似。
奈达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他对翻译所下的定义: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这一定义明确指出翻译的本质和任务是用译语再现源语信息,翻译的方法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同时这一定义也提出了翻译的四个标准:
<!--[if!supportLists]-->1<!--[endif]-->(1)传达信息;
<!--[if!supportLists]-->2<!--[endif]-->(2)传达原作的精神风貌;
<!--[if!supportLists]-->3<!--[endif]-->(3)语言顺畅自然,完全符合译语规范和惯例;
<!--[if!supportLists]-->4<!--[endif]-->(4)读者反应类似。
要达到这四个标准,内容和形式之间就会发生矛盾。奈达认为信息对等优于形式对应。他主张从译文接受者角度,而不是从译文形式角度来看待翻译,要实现动态对等。动态对等就是译文的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要基本等同于原文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所以判断译文质量的标准最终基于三个方面:能使接受者正确理解原文信息;易于理解;形式适当,吸引接受者。
为了达到相似的反应,动态对等要求对译文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满足不同接受者的要求。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因此语义翻译较为客观,使译文与原文的形式更为接近,重在重现原作者的思想过程而不是意图,讲究准确性,倾向于超额翻译,重内容而轻效果。交际翻译指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应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从定义可以看出这与奈达的动态对等如出一辙。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相比,较主观,讲究通顺简朴,合乎习惯,倾向于欠额翻译,重视效果。纽马克强调应把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看成一个整体,翻译中不可孤立地使用某种方法,二者在翻译中常常交替使用,以求达到最好的效果。
为了达到相似的反应,动态对等要求对译文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满足不同接受者的要求。对于对源语信息一无所知的读者,面对晦涩难懂的翻译腔,就如同看天书一般。所以要完成翻译的任务,即再现并传递信息,奈达的翻译理论是其在翻译《圣经》过程中总结而来,,那么要有效地检验译文质量,就必须看原文与译文接受者的反应是否一致。因此奈达的翻译理论对其翻译实践来说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纽马克的翻译理论核心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这一理论是在翻译界长期围绕着直译和意译争论不休的
奈达和纽马克相比较,奈达的翻译理论过于集中在解决译文的可懂性和交际性问题上,从而限制了自己的适用范围。在翻译《圣经》以及类似的以信息或呼唤功能为主的原作时,强调译文的可懂性是很有道理的。但如果用于文学翻译,则势必导致语言的简单化,形式上的非文学化,失去文学应有的魅力。而纽马克在阐述具体使用哪种翻译方法时指出,要视不同的文本类型来定。他把文本分为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和呼唤功能。以表达功能为主的文本中,如文学作品、私人信件等,其核心是表情达意,语言形式和内容同等重要,应主要采用语义翻译;以信息功能为主的文本,如教科书、学术论文等,其核心是语言之外的现实世界,应采用交际法;以呼唤功能为主的文本,如通知、广告等,其核心是号召读者去行动,去思考,应采用交际法。因此不难看出,纽马克的翻译理论适用范围更广。
三、不断发展的理论
奈达和纽马克是名副其实的理论大家。在自身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界的评论中,他们不断地改进和完善着自己的理论。
奈达在最初阐释动态对等时,突出了“内容为主,形式为次”的思想。这引起了人们的误解,认为翻译只是翻译内容,不必顾及语言表达形式。因此各种各样的自由译都被冠以动态对等。为此,他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一书中,把“动态对等”改为“功能对等”。在功能对等中,奈达对“信息”作了进一步的界定,声明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还包括语言形式。形式也表达意义;改变形式也就改变了意义。功能对等的翻译不仅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
在《语际交际的社会语言学》一书中,奈达对“功能对等”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了“最高层次的对等”和“最低层次的对等”。简单地说,最高层次对等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使译语读者和源语读者在欣赏和理解时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一致。这几乎是达不到的。最低层次的对等指译文达到充分的对等,使译语
读者能理解和欣赏源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在这两个对等层次之间可以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对等。允许对等有一定范围,就能比较现实地处理不同类型文本之间的差异,扩大了功能对等的适用范围。
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基本思想囿于传统的二分法,两种称呼不太理想,容易招致人们的误解和批评。因此纽马克在此基础上提出“关联翻译法”。他认为过去翻译研究的主题一直是文本类型学、语言学习、篇章语言学等。翻译并不永远只考虑到文本、话语以及作者和读者、源语和译语等二元论范畴,不能完全根据文本来确定翻译法。翻译活动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词、句的处理上。“关联翻译法”的定义是原作或译语文本的语言越重要,就越要紧贴原文翻译。他对“重要”的界定是语言表示出特别有价值,特别有意义,特别必须或永恒的事物。无论是对意义的取舍还是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都要以“重要”为标准。紧贴翻译就是最贴近字字对译的翻译。它要保持词的外延和内涵。不但要保留原词、词语的意义,还要保留其用法。贴切是和准确、对等联系在一起的,紧帖的程度因上下文而异。
为做到紧贴翻译,纽马克提出了七种方法:成分分析法、调整译法、描写对等、功能对等、文化对等、同义和释义。贴切程度最高的是成分分析法,贴切程度最低的是释义法。紧贴是相对的,紧贴与不紧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纽马克的“关联翻译法”缩小了意译派同直译派的分歧。同时消除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之使自己的译文更接近对方,间界限分明的区分,这样形成的译文就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所产生的译文。
四、结语
奈达和纽马克的翻译理论都来自实践和他们的潜心研究。作为西方翻译理论的代表,他们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他们对理论研究执着并敢于自我否定的精神值得中国的翻译理论界学习。我们应该把时间用在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上,而不是围绕一个老问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在学习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我们应不断开拓创新,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参考文献]
[1]Nida,EugeneA.Language,cultureand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1993.
[2]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3]蒋天平,唐美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奈达和纽马克翻译理论的相通性[J].河北理工学院学报,2003,(4)
[4]李.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 翻译 中国现代翻译理论的发展 特点
一、概述
前国际译联主席、索非亚大学教授安娜・利洛娃1985年在《普通翻译理论概要》中为翻译下了定义：“作为一种过程，翻译是口头或笔头的活动，其目的是把一种语言的口头或书写的话语（作品）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来，并且保持原文内容的稳定和质量以及准确性。”作为翻译活动的结果，译文是原文的类似物。理想的译文是原文的理想类似物，它是在新的社会、文化和语言现实中造成的，并在这一现实中发挥作用，不应把这里所说的类似物看成是原文的绝对的、逐字的语言类似和死板的复制，而应理解为原文的整体、系统的类似，即结构功能的类似。也就是说：翻译，形式上是把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内容上是把原文中表达的意义完全而精确地转移到目标语言，并且使读者从译文中获得和原文相同的信息。
译者都会经意或不经意地基于某种理论进行翻译。翻译理论着重于为最广泛的译文种类提供翻译方法和框架，为译文提供有限的原则和提示，以及对译文进行批判和提供解决问题的背景。也就是说翻译理论的唯一目的是解决翻译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二、中国现代翻译理论的发展
二战后，随着语言学的发展，世界上出现了各种翻译模式。西方翻译理论和许多科目有了紧密的联系，如对比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同时，中国翻译理论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主要是与西方翻译理论相结合，尤其是和汉英对比语言学翻译理论的结合。
语言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进行翻译以进行交流，同时，语言又较为相似，这使翻译成为可能。所以有必要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进行对比研究。此领域获得巨大成就的为尤金・奈达和彼得・纽马克。
（一）尤金・奈达是著名翻译理论家，他对语言学有广泛的研究，语义学、人力学和交际工程学等。他翻译了《圣经》，研究了很多语言，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小语种，1945年起，他撰写了超过140篇翻译理论论文和15本翻译理论专著。
尤金・奈达最著名的翻译理论是“动态对等”，他认为，语言是多功能的交际工具，翻译就是交际，即传递信息。然而交际不是单方面的，没有互动就没有交流。因此为了达到交流的目的，翻译应该面向读者和听众，他基于“效果对等”的基础提出了“动态对等”这一理论，即译文对读者产生的效果应该和原文基本相同。
奈达理论对中国译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其理论被引入，中国学者与西方理论有了密切接触并产生了极大兴趣。在此期间奈达的专著和论文被陆续翻译出版，其本人也于广州、上海、武汉和重庆进行数次讲座，他的观点被广泛接受，他的名字也变得家喻户晓。
奈达理论对中国翻译界的影响的20年可以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1984）在《翻译通讯》（中国最权威的翻译丛书之一后更名为〈中国翻译〉）上有8篇文章介绍了奈达理论：谭载喜介绍了奈达的“词汇偶合”（1982：1）和《翻译科学探索》（1982：4），徐文保总结并翻译了“对翻译工作者的基本要求”（1982：6），包振南的“读者反应理论”（1983：5）、劳陇的“翻译的交际理论”（1983：10）、郭建中的“自然对等”（1983：11）、周珏良的“效果对等”（1984：9）以及高厚的“翻译的四种途径”。
第二阶段（1985―1989）19篇文章引自奈达的观点，主要还是聚集在“功能对等”、“等同读者反应论”及翻译的定义等。如：张复星译奈达的“西方翻译史话”。谭载喜提及奈达1947年《论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被联邦德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威尔斯称为现代译学研究的起源；罗进德介绍了奈达“有关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的若干观点”，等等。
第三阶段（1990―1994）有20篇文章引用了奈达的观点，包括“翻译的定义”、“对等翻译原则”、“功能对等”、“汉英语言差别主要在于形合与意合”、“诗的格律不可译”、“以段落为翻译单位”、“语言共性远远超过其个性”等。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期间，有文章批评将奈达“等值反应论”评价过高，“其实那只是条理想的翻译的原则”，因为从读者反应批判理论的角度看“对等反应”只是一种幻觉（王守仁，1992：3）。吴义诚认为西方语言学派以“等值”为中心的研究不但不能解释问题，而且会歪曲翻译最基本的问题，因此不应在翻译研究中加以使用（1994：1）。
第四阶段（1995―2000）共有45篇文章引用了奈达的观点，其中翻译的定义引用了7次，关于文化的分类引用了4次。引用的其他观点有，“好的翻译听起来不像是翻译过来的东西”、“高质量的翻译永远是一种艺术”等。而批评奈达理论的文章更多了，如：“批评奈达的译文等效过于理想化”（杨忠、李清和，1995：5）、“‘动态对等’适用于以传教为目的的圣经翻译，却未必适用于别的作品翻译，甚至未必适用于以学术研究或文学欣赏为目的的圣经翻译”（张南峰1995：4）……
从以上四个阶段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
1.奈达理论是最早被系统引进的翻译理论，至今仍受中国翻译界的欢迎。
2.奈达理论十分丰富，中国的翻译家们只是聚集在几个要点上，如翻译的定义、原则（动态对等、功能对等），以及读者反应论。其他方面如符号与意义、符号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则未曾提及。因此，中国的翻译家仍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奈达的理论。
3.第一阶段主要是引入其理论，第二阶段的引入更多，但是明显出现了对“功能对等”和“读者反映论”的批判。第三阶段仍然使用奈达理论来解决问题，但对其翻译理论出现了更激烈和深入的批判。我们引入其理论，取其精华，而不囫囵吞枣；批判继承，而不全盘否定。这说明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已逐渐成熟。
（二）1982年Puksmon出版社出版了纽马克的《翻译方法研究》，其中包含了一些翻译研究的文章，纽马克认为这些文章代表了他的主要成就，正如尤金・奈达在序中所说：纽马克的主要贡献在于其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方面的详尽讨论。
翻译界中一直存在直译和意译之争，对此，纽马克提出了新的理论：直译倾向于原著语言，忠实于原文，是语义翻译；意译倾向译文语言，具有表达性，是交际翻译。前者意于根据原文意义进行翻译，后者在于使译文在读者身上得到等同于原文的效果。
纽马克的理论是基于两位语言学家Büler和Jacobson的“三重功能”理论：表达功能、信息功能、效果功能。
每篇文章都包含这些功能，差别在于对其强调程度的不同。文学作品强调表达功能；新闻报道和科技文献强调信息功能；广告和宣言强调效果功能。因此，不论原文是什么类型，翻译都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语言应倾向于原文还是译文？
2.翻译的焦点是作者还是读者？
3.目的是劝说读者还是提供信息？
这些问题将引导译者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语义翻译或交际翻译。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之间最基本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信息的内容且语言较为复杂和精密，更注重于作者的思路而不是写作目的，另外，由于注重细节，可能会出现原文并不存在的意义，导致过度翻译。交际翻译较为通顺、简洁、明了。然而，它会使用盛行的语言文字来代替原文中复杂的文字，从而导致翻译不足。
纽马克是又一位对中国翻译界影响甚远的著名翻译家。在他之前“直译”和“意译”之争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纽马克详细阐述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扩展了“直译”和“意译”的定义。自此，中国翻译界开始尝试从另一角度来看待“直、意”之争。两者并非完全相对立，而是翻译的两个方面，有些文章应当被直译而有些文章只能用意译，而大部分文章应当两种翻译方式都加以使用，才能达到好的效果。中国翻译家们开始将两者结合而不是将其对立。因此，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引领中国的翻译理论进入了新的时代。
三、结论
中国的翻译理论始于汉朝的佛经翻译活动，至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综观全局，中国的翻译理论的发展具有很大特点。
1.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发展时间较长，但并不完善、系统。
2.中国的现代是翻译理论发展最迅速的时期，现代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各国可以相互交流学术成就。这使得中国翻译界可以很大程度地引进和发展西方最前沿、权威的翻译理论，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为奈达和纽马克的观点，但并不是全盘吸收，而是批判地继承并加以吸收利用，从而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3.中国现代的翻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语言学为基础的，这些西方先进的语言学成功的引进必将引领中国翻译理论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4.中国的翻译研究呈多元与多极状态，研究的理论框架、方向、层次和内容都不统一，各种观点与方法共存共生，这种包容性有利于翻译理论的发展。只有博广，才能精深，只有百花齐放，翻译研究才能欣欣向荣。
5.中国的学术队伍日趋成熟，我国的翻译工作者既能继承我国宝贵丰富的翻译理论，也能用其所长，去其不足，形成自己的翻译理论；既能借鉴西方的翻译理论，又能根据外语和汉语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进行创新，发展适合汉外互译的理论。理论底蕴日益深厚，研究目的日益明确。我们可望在翻译研究领域迅速取得突破性发展，虽然我们路还很长，还要做大量艰巨的工作，但我们坚信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也一定能达到。
参考文献：
［1］申雨平编.西方翻译理论精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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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词是可以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是翻译的基础。汉英互译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对应转换。文章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对汉英两种语言词汇语义进行分析比较，并提出汉英词汇的翻译策略。
词是可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汉英两种语言中存在大量语义相对应的词，这是汉英翻译的基础。但由于处在中西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汉英两种语言中也存在许多不对应的词，这就给翻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汉英互译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对应转换。本文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对汉英两种语言词汇语义进行分析比较，并提出汉英词汇的翻译策略，以便有助于英语学习、教学和文化交流。
一、汉英词汇语义对比
一个词既有指称意义，又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由于汉语和英语产生并存在于中西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两个民族对同一个词所产生的联想有共性，也有差异性，有时甚至会完全相悖。从翻译的角度来看，汉英词汇的语义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种。
1.词义完全对等
科技术语、专有名词等没有文化色彩的词，往往只具备指称意义，词义完全对等。例如，医生doctor， 教师teacher， 学生student， 污染pollution。但要注意的是，专有名词并不一定完全对等。例如，He was shanghaied. 划线部分并不是地名 “上海”，而是是“被人诓骗或强迫”的意思。
2.词义基本对等
有些词的指称意义、语用意义同时具备，且在汉英两种语言中意义基本对应。例如，“心（heart）”在汉语和英语中都指心脏器官，同时，又都可表示感情、品格、重要部分、中心等等，如，好心肠（kind-hearted），问题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problem），市中心（the heart of the city）。但是，此类词的意义并不完全对等，那些差异部分需要我们在平时学习中注意。
3.词义并行
有些词（尤其是习语）的意思一致但表达上变通，即语用意义相同但指称意义不同。例如，红糖 brown sugar，小菜一碟a piece of cake，肝肠寸断heart-broken， 笑掉大牙laugh off one’s head， 沧海一粟a drop in the ocean， 等。这类词的语用意义一致，但采用的具体形象不同，表面上不对应。
4.词义空缺
文化色彩特别浓厚的词往往在译语中缺少对应词。比如，汉语中的“麻将”、 “叩头”、“功夫”、“龙井”、“一国两制”、“大舅”、“三姑”、“旗袍”在英语中是没有的。而汉语本来也没有logic， humor， engine等这些英语词所对应的汉语词。
二、汉英词汇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1.翻译策略
从以上对汉英词汇语义的比较可以看出，词汇的翻译涉及其所包含的文化内涵，需要一定的翻译理论作指导。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得到了翻译界的广泛认可。他在《翻译科学探索》(奈达，1964)中指出:“在动态对等翻译中，译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源语信息和译语信息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关系，即译语接受者和译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和源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由此可见，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强调两种语言的接受者的感受应该大致相同，所追求的是两种效果之间的对等，而不是语言形式的机械对等。
2.翻译方法
根据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对于常见的词义完全对等、词义基本对等、词义并行与词义冲突四种情况，一般采取直译、意译、直译加注三种具体方法。这在充分了解词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以后，是容易做到的。因此本文主要针对词义空缺现象来探讨合适的翻译方法。
词义空缺现象给汉英互译带来很多障碍与困难，但我们可以通过对两种语言语义关系的比较，找出其区别之处和原因，并采取以下几种不同的翻译方法，从而忠实准确地传达原语的意思：
（1）音译
例如，汉译英的“功夫kung fu”、 “阴阳yin and yang”、“炕kang”；英译汉的“logic逻辑”、“humor幽默”、“engine引擎”、“sofa沙发”、“cool酷”、等。音译是翻译的基本方法和重要方法之一。除普遍用于人名、地名的翻译外，在翻译一些外来事物的词汇、新发明的材料或产品的名称时，因为对所翻译的内容未能完全把握，或在译语中找不到与源语相对应的词汇，译者往往采取“音译”的方法将其译出。
（2）直译
直译既传达原文的字面意义，又传达原文的文化色彩，因此许多译家主张凡能直译的尽量直译。如霍克斯(David Hawks)在其《红楼梦》英译本《序言》中就说:“我自始至终遵守一条不变的原则，就是把所有的一切……甚至双关语……都译出来……我敢于假定小说中的一枝一叶都有其作用，必须用各种方式加以交待。”英语中的一些习语已经通过直译进入汉语，比如forbidden fruit禁果、the last supper最后的晚餐、cold war冷战、paper tiger纸老虎。汉语也是如此，如一国两制one country， two systems等等。
(3)音译加直译
如“internet因特网”中，将“inter”音译为“因特”，而将“net”直译为“网”。
(4)音译加意译
例如，“beer啤酒、bar酒吧、jeep吉普车”三例中都是先采取音译，再分别加上意译的“酒、吧、车”，从而大大方便于读者的理解。
（5）音译加注
这种方法“一方面保持了原语的丰姿，另一方面又能较好地为译语读者接受，在翻译文化内涵比较独特的词语时，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比如，西施、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的知名人物，但在大部分英语读者的认知中是没有这一概念的，因此我们有了“西施（a famous beauty in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诸葛亮（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等广为流传的译例。此类翻译方法中的注越精炼越好。
翻译不但是把一种文字转换为另一种文字，还要特别注意原文中所蕴涵的历史文化信息，翻译那些独具民族和地方色彩的词语更是如此。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会影响汉英两种语言词汇的产生、存在情况及语用意义。正确解读汉英两种语言词汇语义差异，对我们从事英语学习、跨文化交际等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只有充分了解汉英词汇的语义差异，才能使翻译更生动、形象，有效地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Baker， Mona. In Other Words: A Course on Translation［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2］ 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关键词：五柳先生传；古文翻译；不等值性
由古至今，古文翻译就是一项重要的翻译活动。不同时期的古典文集带着那个时代的文学的语言特征。而译者跨时代翻译，难免出现一些缺漏补失。文化典籍作为一项具有文化特色的遗产，兼顾着精神文化的传播，其中文字的瑰丽与严谨要实实在在地翻译成有文采的现代文字，着实也不是一件易事。
一、 五柳先生传的重要意义
《五柳先生传》是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将其自身醉心田园、超然世外的习性志趣以五柳先生的身份抒发出来，文风恬淡，构思独特。作者生活在东晋末年，当时社会黑暗，许多人不折手段，社会充斥着虚伪与欺诈，在此期间陶渊明作了《五柳先生传》。文章突出了作者不随世俗，突出了他对高洁志趣、人格的向往与坚持。更好地表达了陶渊明平淡自然的境界。
二、 不等值理论的出现及发展
翻译业界一直有着一位不可撼动的人物，那就是尤金奈达，他提出的著名的翻译概念功能对等。奈达于1986年把 “动态对等” 改为 “功能对等”， 这样做的原因是避免“动态” 一可能引起的误解[1]。他在 《翻译科学探索》 这本书里说道：“形对等在形式内容上注重的是信息本身”。因此，译者关注度是 “诗歌对诗歌的对等， 句子对句子的对等” [2]。国内译界因为“动态对等” 引起翻译理论狂潮。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期九十年代初期，直至本科毕业，大批以尤金奈达理论指导的论文到处可见。但事无完事，翻译理论也如此。当各种各样冠以功能对等理论指导的文献出现得有视觉疲劳的时候，各位译者又纷纷开始寻找各种反例来论证奈达理论的缺陷，把奈达的理论推上全盘否定的道路。这种做法令人堪忧。译者应该正确地辩证对待某一理论，没有哪个理论是放于四海而皆准的。奈达的理论也不例外，它是某一时期的产物。自然会出现新时代新标准之下，后人对此理论的不认同，不等值性。钱冠连先生就认为，“对翻译的可译性与等值的完美性，不抱乐观态度”。其后写到“原因有三：一是翻译中的发源语在转换中文化亏损，二是由一种认知感系统向语言符号转换时的换码亏损，三则是解释学偏离”。[3]古文翻译的不等值性通常产生于原作与译作语言参数的差距，以及有关语言文化背景差距，更与译者理解能力、语言能力和风格与原作的差距有关，由于译者本身的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的差距，又或者社会审美观的影响，原作与译作完全等值是理想。译者所能够做的就是在已有的文化知识背景下，使译文与原文在形式，风格与感彩上尽量争取最大等值则地翻译使之达到成功。
三、 关于《五柳先生传》的不等值性分析
根据分类法，翻译可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跟符际翻译。[4]而古典文学的翻译兼具有语内翻译跟语际翻译两种特点。正是由于译者对古文里某些词汇，句式必须有一个解释翻译的过程，就使得等值性也发生偏离。举个例子来说，《五柳先生传》中“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这一句的翻译。孙大雨所译的版本里，Bare walls enclose his quarters， defending him not from blustering winds and hot sunshine，其中“环堵萧然”采用了Bare walls enclose his quarters的意译，“不蔽风日”采用从不能遮挡大风雨跟烈日的反面来进行了增译。其中，“不蔽风日”被译为Bare...defending from winds and sunshine；但事实上Bare...defending from是转了个弯把原文“不能遮挡”这一动作转换成了“墙壁几乎不能遮挡的”一个定语。经过翻译后译者在理解的层面上将句子的语序换了，方便外国读者更清楚的理解因为房子的破烂而使得太阳跟风雨都不能遮挡的困境，更加突显五柳先生生活条件的艰苦。而方重的译本里，则是译为Four bare walls enclose his rooms； the wind and sun find free acess through the roof and the chinks，前半句采用直译，忽略了否定。而后半句提到风跟日头能轻易吹进屋里，让读者难以理解，既然有瓦遮头为何还不避风日呢？
再来看短文中“短褐穿结，箪瓢屡空”里关于“瓢”的翻译。到底瓢是一种舀水的工具还是个储存食物的器皿呢？两个版本的翻译中，孙大雨翻译成gourd shell，一种葫芦状的壳，简单直白的向英语世界读者解释了在古代有这么一种器皿，大概是用葫芦做的装盛食物的器具。很明显的，古典书籍里出现的许多是不等值的翻译的，译者只能在从读者的视角出发，试着去解释翻译，那么读者才有可能懂得古文里那些特殊词汇。而观之方重翻译的版本，直接把“箪瓢”二字意译成dishes，虽然译出了简洁跟易懂，却少了那份古言所特有的韵味，更没能把东晋时期，人们常用的两种日常生活用具向读者解释，缺失的这部分文化背景更加凸显不等值性在古文翻译中的重要。
四、总结
中国古文在于简洁精练，用简单的文字表达最广阔的含义，最意合的文字。而英文是形合的文字，重视逻辑和理性。加上两种语言生长的文化背景大相径庭，将古典中文的作品翻译为英文时会造成不可避免的文化缺失，即译文的读者无法完全体会到原文读者的感受。译者能做的就是通过对两国文化背景熟练掌握，将这种文化缺失降到最低。所以译者在把中国古典作品译为英文时应该注意到两种语言及文化的不等值性。而为达到译文与原文的对等，采用一些意译，删减或者增译方法，虽然能从某种角度上使读者在某一种角度理解古文的大概意思，但是其精髓跟寓意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也会大大地降低了译文的可读性和文学性，导致其信息传递的大量的缺失。总而言之，中国古文翻译受到特殊性影响，期间要经过语内翻译跟语际翻译两个过程。本文以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两个版本做比较，举出不等值性在翻译过程中所带来的差异与影响。古典文集这一中国的文化瑰宝，要向全世界人民展现其价值的道路还需要各位译者多探索，在实践中得出自己的宝贵经验。（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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