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7 16: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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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合同；民商事合同；国有资本；角色搏弈
在我国，经济合同通常指的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政府采购合同、中央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与其他主体订立的借贷合同、国有企业或公司承包租赁合同、政府特许经营合同、政府担保合同、指令性合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和互无隶属关系的国家机关或财政主体间的经济协作合同九大类型。
一、经济合同的演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经济合同的发展之路布满了荆棘。因为，依据市场规律，只有代表不同利益的主体才有资格从事商品交换活动。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代言人，直接参与市场活动不仅有碍于其作为执法者的公正形象，更有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训。比如那时的某些地方政府，为了追逐地方利益，把银行视为地方政府第二财政，造成大量的贷款变为呆滞账款，损害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社会大众普遍反对政府与社会开展经济层面的合作，反对政府参与各类经济活动。尤其，在民事合同大放光芒的辉映下，许多人甚至认为经济合同的存在纯属多余。
实际上，经济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共存、互补，不仅与我国的国情相符，也有助于我国合同制度的完善。以《合同法》为例，其调整的对象是民商事合同关系，但是，作为民事合同的保险合同、出版合同，却要适用《合同法》以外其他法律的特别规定。这间接说明了，民事法律在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时虽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调整有公权力机关参与的经济活动时，往往显的力不从心，发挥的作用也捉襟见肘。所以，有必要在民商法领域以外探究那些调整经济关系的其他类型合同。
二、经济合同与民事、行政合同的区分
与民事合同、行政合同相比，经济合同同它们既有相同点，也有诸多的不同点。
与民事合同相比，经济合同中的国家机关或其授权的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因为体现的不是市场个体的利益，因此，与民事法律调整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完全不同。另外，其交易力、信用和责任能力等方面也存在不同。但是，与民事合同却有着相同的价值追求，并通过私法手段实现国有资产增值的最终目的。
与行政合同相比，虽然我们都可以从合同中看到政府的“身影”，但是这两类合同发生的理论依据却不尽相同，前者仅表征为公主体从事的普通私行为，而后者具有类似活动的“公”行为特征。
三、政府在经济合同中扮演的角色
在原先的“经济合同”蜕变之后，仍需要在经济法范畴内重构能够对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协议和协作关系进行调整的合同制度，有必要对经济合同重新定位，将其定为“政府”经济合同[1]。
在任何国家，政府的职能不只是限于政治，它还承担着社会与经济职能。在西方，经济学派将政府的经济职能分为三类：自由放任主义、政府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因而，政府的经济职能是天生存在在的，并与生俱来具备了作“老板”的条件和优势，只是它该怎么作好这个“老板”。
（一）政府的优势
政府作“老板”，是对市场机制固有缺陷的有效弥补。市场倾向于无度竞争，存在盲目性、风险性的一面。然而，政府的参与，并发挥其强大的组织管理能力，可以与市场一道及时分担风险。比如，一些私人难以从事而又必须从事的公益事业，就不得不依赖于政府的积极参与。如省或部筹设煤矿，省、部、市等不同财政主体合资修建铁路、水电站或其他企业等。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所言，保持政府投资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只不过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政府投资有不同的重点罢了。另外，政府的积极参与，对于提高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经济竞争力也有着重要作用。
政府作“老板”，是国有资产实现增值的内在要求。在市场经济时代，实现资产增值的最主要途径是将资金投入市场，因而，加速国有资金的循环和周转必不可少。在1995年，国资局、财政部、劳动部曾联合颁布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这说明，追求国有资产的增值，已是政府的一个核心。所以，政府不应自缚手脚，完全有理由在市场时代拥有多重身份，在作为公共行政管理人的同时，也可作为经济领域中的“老板”。
（二）学界观点
在我国，为了实现扩大再生产，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国家和企业也都要有计划地进行投资[2]。
基于中国的市场化问题早已从市场本身的问题，更多地转变为如何为市场建构一个政治文明以及公民社会基础的问题，为此，政府一方面要尊重市场，但另一方面又绝对不能以市场原教旨主义所极力提倡的市场优先论或市场决定论为先导或指导[3]。
恰当地把握所有者支配，“老板”到位和两权分离的“火候”，则承包永远要比不承包好。这在发达国家也不例外。譬如法国政府与法航、法国煤矿公司、法国海运公司、法国电力公司等多数大型国有企业签订的“计划合同”，就是典型的管理目标承包合同[4]。
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原则上是通过私人资金的投资以及信贷的自由，以从事其经济活动。然而，国家也往往将其财政资金投入经济，以影响其经济循环过程，从而达到某些经济政策目的。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一旦失去景气变动的自动调节作用，势必要国家投入资金进行调整[5]。
合同的本质和精髓在于当事人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合意，其平等（对立）、自愿（自由）也意含着社会成员自立、自强、自由表达意见、共同决定等民主要求，所以它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人类的基本价值追求天然地吻合一致，将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即使法终有一天消亡了，它作为社会关系也将继续存在下去。这样，就不难理解，何以在内国行政关系中也可以通过合同，在不同程度上引入相互承诺、平等、民主，强化权义、责任和约束，提升效力和效率[6]。
也有学者提出，借鉴联邦德国政府投资事权的规定，以及美国政府融资体系的成功经验，对于解决好所有者、经营者和使用者三方的经济利益分配，促使我们的政府早日走上法制化轨道，有着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
（三）关于角色搏弈
在经济合同中，角色博弈主要体现为：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三种类型。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角色博弈。由于我国的国有资本主要遵循“国家所有、分级管理”的原则，另外，考虑到地方经济发展的具体需要，所以，应限制上级政府对地方国有资本进行擅自划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国有资本划拨行为除外。
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角色博弈。国有资本的流转、运营，原则上应禁止发生在行政上或财政上存在隶属关系的行政机关之间。目前，在我国，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经济协调、合作能力还比较弱，有待于在改革尝试过程中尽快摸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路子。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角色博弈。按照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分别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政府只是基于财产所有权，对受托的国有资产管理企业依法进行监督，防止国有资产的不当流失。
四、关于国有资本参与市场运作的利弊权衡
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长期以来甚至没有“资本”的概念，只有“资产”这一概念。因为，拘于时代观念的限制，许多经济学界的学者曾提出，“资本”强调的是财产的流动性和经营性，而“资产”注重的是财产的使用属性。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在国有资产的运作中喜欢“统管一切”。常常通过行政手段，任意干预国有资本的正常运作，比如随意抽走投入企业的资本金。即使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后，某些地方政府仍将国有企业改制后上市的股份公司或者已经成为混合所有制的企业，作为国有企业对待，插手其经营及投资决策事务。甚至有地方政府部门利用其“强势”地位，与企业单方面拟订具有固定格式和内容的合同条款，给弱势一方造成损害。上述都是政府非理的消极表现。经济合同的订立，其目的也不是为了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只是成了下级行政机关完成上级行政机关下达的任务。
市场经济改革以来，诸多的经验教训表明，由中央政府单独参与国有资本的运作，转变为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政府与企业间的联合参与，这一多元化的国有资本运作模式，更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更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实现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为此，1997年9月，国务院曾专门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明确肯定了企业享有投资决定权，并具体规定了企业投资范围、决策权限和责任约束等。实际上，我国某些地方省份，如海南省，已经在政府无权作为投资主体办企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即政府把其经济活动的权能部分委托给市场中的非政府人，其自身则主要发挥协调、指导、监督和服务的功能，并为这些人创造良好的投资经营环境。
对于受托企业而言，应按照市场规律对国家参股、控股的国有资金进行自行决策和支配，在兼顾国家利益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利益。即通过规范“看得见的手”，从而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以有效防止政府凭借其特殊地位或政府背景谋求国有资产的非法增值。
一些特殊领域，如医疗、教育，还有投资大收益小的公益项目，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公共领域，这些都需要国有资本的直接参与。因为在市场中，个体和非国有成分无论在投资意愿、投资水平、投资规模方面都无法紧扣“公共服务”这一主题。
五、结语
在计划经济时代，法治成分还不太完善，具体到哪些事应由政府出面，政府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和权责划分，“首长条子工程”便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印记。正是由于过分依赖于人治，常常出现政府与企业搅在一起，职责不明的不正常现象，致使经济合同演变为权力的工具。资金的正常运作，随之丧失了安全保障，同时，也影响了政府的投资职能与投资效率。
因此，在法治与人治进行的利益权衡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为了避免重蹈行政任意之覆辙，应本着“谁投资、谁控制、谁受益”的原则，通过立法明晰责任主体与受益主体。对于国有资产而言，即要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职能的分离。
【参考文献】
[1]史际春.合同法的喜与忧，法学家，1999，（3）.
[2]潘静成，刘文华.经济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李永成.经济法人本主义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4]史际春.经济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经济合同的发展之路布满了荆棘。因为，依据市场规律，只有代表不同利益的主体才有资格从事商品交换活动。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代言人，直接参与市场活动不仅有碍于其作为执法者的公正形象，更有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训。比如那时的某些地方政府，为了追逐地方利益，把银行视为地方政府第二财政，造成大量的贷款变为呆滞账款，损害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社会大众普遍反对政府与社会开展经济层面的合作，反对政府参与各类经济活动。尤其，在民事合同大放光芒的辉映下，许多人甚至认为经济合同的存在纯属多余。实际上，经济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共存、互补，不仅与我国的国情相符，也有助于我国合同制度的完善。
二、经济合同的要件
（一）关于确认合同当事人的主体资格问题。
以往确认合同当事人的主体资格，都是以是否具备法人资格为界限，企业之间签订的经济合同都要求合同主体具备法人资格，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为主体不合法，合同无效。今后是否仍应如此？这是一个不能免避又切实需要明确的实际问题。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法人资格与经济合同主体资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不能用法人资格作为尺度去衡量合同的主体资格。法人资格是对组织、团体的法律人格化。企业法人是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并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民事主体。企业是否具备法人资格，《民法通则》已作了明确规定。经济合同的主体资格，则是对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而言的，是指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法律关系的参与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能否作为经济合同的主体，关键是看它是否取得合法经营的资格。凡是取得合法经营资格的，就有进行民事活动、自主经营的权利，从而也就取得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的资格，自然能够以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出现，签订经济合同，从某个角度上讲，我国的经济体制与过去相比，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例如，为了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分割，有助于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经济结构，国家鼓励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各个企业之间，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系合体，并颁布了相应的法规。在各种形式的联合体中，就有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合伙型联营的规定。又如，为了保障企业的发展，增强企业活力，国家保护企业法人经营自，尊重企业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企业按照自己发展的需要，可以依法开办分支企业，这些分支机构大都不具备法人主体资格，但这些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合法利益，是受法律保护的，享有合法经营的权利。
依照法律规定：企业法人设立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分支机构，由该企业法人申请登记，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领取（营业执照），在核准登记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而它们通过商品市场机制，进入生产流通领域，从事适合自己发展需要的经营活动，绝大多数不是现金现货交易，而是采用经济合同的形式，进行期货交易。因此，经济合同法律制度，已成为它们合法经营的纽带，如果不承认它们的合同主体资格，凡以它们为制约一方或双方的经济合同，均以主体不合格而确认无效，其结果势必与经济体制改革已形成的体制格局相违背，与经济法制建设相违背，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笔者认为，非法人经济组织同企业法人一样，可以是经济合同的合法主体。有些人认为，既然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可以作为经济合同的主体，那么，今后审查经济合同的效力，是否可以不必审查合同的主体资格？笔者觉得不能这样推论，确认经济合同的效力，仍然应将对合同的主体资格，作为审查合同效力的内容，但不是审查合同主体是否具备法人资格，而是审查合同主体是否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对那些个人或团体未经核准登记，借用法人或非法法人经济组织的合法凭证签订的经济合同，对非法经营者利用挂靠关系以被挂靠企业的合法身份签订的经济合同，对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生产车间、销售柜台等以自己的名义签订的合同等等，应以其主体不合法，确认合同无效。
根据《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适用于平等民事主体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相互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而订立的合同。”可见，经济合同的主体必须具有法定主体资格，也就是主体要合格。这是经济合同与一般民事合同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审查合同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标准。1.法人主体。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作为法人的社会组织应当具备下列四个条件：（1）依法成立；（2）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3）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4）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只有同时具备了法人的上述四个条件的社会组织方能以法人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反之，凡是不具备上述四个条件的社会组织就不是法人，即不具备法人资格，虽然可能具备其他主体的条件并以其他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名义来签订经济合同，但是不能以法人名义签订经济合同。如果他们以法人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属经济合同主体不合格。应当确认所签订的经济合同无效。2.其他主体。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虽然不具备法人资格，但是在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后也就依法取得经济合同当事人的资格，可以在国家允许的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业务范围内依法签订经济合同。如果未经依法核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即以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名义签订的经济合同应当确认为无效。上述经济合同当事人在具备法定主体条件后所答订的经济合同是否就必然有效呢？这里还有一个经营宗旨和经营范围的问题。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二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合同法》第七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经济合同无效。因此，经济合同当事人只能根据批准业务范围，或者依法享有的组织活动的范围签订经济合同。凡是超越经营范围签订的经济合同都是无效合同。这已经为我国现行法律所明确规定，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惯例。《民法通则》第四十二条规定是强制性规范，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加以变更或违反。经济合同当事人如果违背其宗旨或擅自改变或扩大其经营范围就会导致合同无效的后果。经济组织之所以要在其经营范围内进行经济交往，签订经济合同，是因为企业的经营范围决定了企业的生产规模、技术条件和原材料的来源。经济组织超出这个范围订立经济合同，那么就会使合同的履行得不到可靠的保证，妨害交易安全。如果企业需要变更或扩大经营范围，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必须向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并公告，在未办理必要的法定手续前，擅自变更或扩大经营范围而签订的经济合同应属无效。
如果经济合同是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经济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授权的其他经办人或者委托的人代为签订的，在审查合同主体是否具有法定资格的同时，还应注意审查经济合同签订人是否具有人、经办人的资格。一般情况下，经济合同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经济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签订。但是经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授权的经办人或者委托的人也可以签订经济合同。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合同法》第十条规定：“代订经济合同，必须事先取得委托人的委托证明，并根据授权范围以委托人的名义签订，才对委托人直接产生权利和义务。”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在授权所属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或业务人员签订经济合同的同时，必须要有授权委托书，委托或者授权证明中明确当事人双方名称、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等，并且应在授权范围内以委托人的名义签约。被委托人超越授权范围订立的经济合同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应当由人自己承担。在一些单位委托本单位业务人员或聘请外单位人员签订经济合同但未给予正式的、完备的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对合同答订人的资格和权限，应当作具体分析：1.合同签订人用委托单位加盖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用委托单位的合同专用章签订合同的，应视为委托单位授予合同签订人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签订的经济合同应确认为有效。2.合同签订人持有委托单位出具的订立合同或者联系业务的介绍信签订经济合同的，应视为委托单位授予合同签订人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签订的经济合同应确认为有效。3.合同签订人未持有委托单位的任何委托证明文件所签订的经济合同，如果委托单位未予盖章，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确认所签订的经济合同无效。但是如果委托单位已经开始履行，应当视为委托单位对合同签订人的权已经予以追认，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签订的经济合同有效。但是如果委托单位不予承认，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之规定：“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人的追认，被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合同法》第七条规定：“人超越权签订的合同或以被人的名义同自己或者同自己所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二）经济合同的内容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不违背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合同法》第四条规定：“订立经济合同，必须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合同进行违法活动，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牟取非法收入”。第七条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违背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合同是无效的。合同的内容合法指合同的标的、数量、价格、履行方式等必须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不得违背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这里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我认为是指国家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我国司法实践认为，确认非法合同无效是指“对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依法确认无效，而不是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的任何合同都无效。对于违反非强制性规定的一般行政管理规定的合同，一般并不必然无效。”如果任意扩大法律法规的范围，将各个部门、各个地方所制定的各种文件均作为确认合同效力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来对待，则势必造成交易中禁例如林，民事活动中处处陷阱，行政干预法力无边，当事人寸步难行。各国立法都确认了违反公序良俗或者公共秩序的合同的原则。我国虽未采用公共秩序或者善良风俗的概念，但是确立了社会公益的概念。《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经济合同作为双方法律行为当然要遵守这一规定，否则，如果经济合同当事人所签订的经济合同违反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就应当确认该经济合同无效。因此，经济合同内容是否合法是经济合同是否有效的决定性要件，它具有排除其他一切有效要件的效力。因此，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在确认合同的效力时，要特别注重对合同内容的审查，并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审查合同的标的是否违法。标的违法是指合同的标的物为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我国有关法律、政策法规对工商企业所经营的品种和范围都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违反，否则，签订的经济合同无效。比如，我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严禁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买卖。如果违反这一规定，不仅所签订的经济合同无效，而且还要依法追究有关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由此可见，合同的标的是我们审查合同内容是否合法的关键，经济合同标的违法，必然导致整个合同无效。
其次，要审查合同的其他主要条款的内容是否违法。例如：合同标的质量标准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有关产品质量的法规的规定，价格条款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及国家有关价格的规定，等等。合同主要条款中若有某一项条款违法，那么合同是全部无效还是部分无效？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根据《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的精神，合同主要条款中有部分条款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如果该条款涉及合同的本质，则整个合同无效；如果不涉及合同的本质，对其他条款的效力也有影响的话，则该条款规定的内容无效，其余部分仍然有效。在经济合同主要条款中，一般说来，如果合同的标的涉及合同的本质，标的违法必然导致整个合同无效。而价格、数量、质量、履行方式、违约责任等款项不涉及合同的本质，因此，其中某一项条款违法只会导致合同部分无效。
再次，对为达到非法目的而签订的经济合同效力问题。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经济合同是指当事人通过实施合法的行为来掩盖非法的目的，这种合同又称“隐匿合同”。这种行为就其外表看是合法的，但是外表行为只是达到非法目的的手段。这类经济合同，其形式是合法的，但却是为了达到非法的目的，因而也应确认其无效。
上述三个方面不是孤立的，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如果把它们综合起来加以分析，合同的内容是否违法就比较容易确认了。
（三）经济合同双方必须平等自愿、协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实
确认合同效力，要避免前后矛盾。当案件出现基于同一性质相互有关联的两个民事法律关系时，不能简单作出一个有效，一个无效的确认。这种情况主要见于连环合同的并案审理，或有第三人参诉的纠纷案件。如某甲公司，对A产品无经营权，却超越经营范围，同乙公司签订的供给乙公司A产品为合同标的的购销合同。甲公司收到乙公司的预付货款后，因不能经营A产品而不能供货，又迟迟还不了货款，乙公司知情后，为了保障自己预期的利益同丙公司签订合同，以A产品为购销标的，合同生效后，丙公司按约定，预付货款。乙公司收款后，便与丙公司和甲公司协商，达成三方协议，约定乙公司将其同丙公司的合同转让给甲公司履行。甲公司因不能偿还乙公司的预付款，为解燃眉之急，签字认可确认转让。但因甲公司仍不能供货成讼。对此情况应怎样确认合同的效力呢？甲公司越权经营，其行为违法，同乙公司签订的以A产品为合同标的合同无效。无效的责任在甲公司。乙公司将其同丙公司签订的以A产品为标的的合同，转让给甲公司履行，同样是无效的，因乙丙之间的合同关系随着三方转让关系的产生而消灭，乙即退出了合同，合同主体发生了变化，甲公司取代乙公司成了供方，而甲公司因无经营A产品的权利能力，也就无权取代乙成为供方，其取代行为仍属超越经营违法行为，所以三方的转让关系也应无效。对于这类合同纠纷在审理中应注意不能简单地确认前者无效，后者有效，而应综合考虑尤其还应看到，乙丙之间签订合同，丙是善意的，乙则具有转嫁经营损失的故意。乙公司明知甲公司违法经营，无履行能力，却隐瞒真实情况，诱使丙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接受了极有可能遭致损失的转让协议，其行为当属欺诈。如果确认三方转让行为是有效的，则事实上将会保护乙的欺诈行为，损害善意第三人丙的合法权益。
（四）经济合同必须具备法定的形式、履行法定的手续
关键词：合同解除、约定解除、法定解除、预期违约、根本违约
一、合同的解除：
合同解除是指已经依法成立而且生效的合同，经过解除后不再具有法律效力，而使合同向将来终止法律效力或者自始就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一项法律制度。所谓解除，指的是解除的合法有效的合同，如果没有成立或者成立后没有生效，都不能解除，所以一听到解除，那么前提是合同已经合法有效。合法有效的合同是基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达成，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是当事人所欲追求的，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也产生了约束力，不应该随便解除，但有些情况下，或者是一方违约或者是其他等等原因，导致已经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很难履行或者没有必要再履行，因此，就需要解除合同，使双方当事人从这个合同关系中解脱出来，重新参与到新的合同关系当中。合同解除以后，原来的合同溯及既往的不存在或者终止，对当事人的利益影响很大，法律为了慎重起见，对合同解除规定了严格的条件。下面从我国现有的立法情况来说明。
（一）解除的分类：根据1999年出台的合同法，合同解除分为约定解除和
法定解除两种情况。
1、约定解除：指双方当事人通过约定的方式解除合同，约定的条件不同，
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A、附解除条件的解除：《合同法》第4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这个规定中就包括了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在附解除条件的合同中，自解除的条件成就时，合同失效，原来的合同不再具有法律效力，这个失效开始的时间是自条件成就时就开始了，不需要通知解除就生效，也就是说通知与否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只要解除条件成就，合同就自然失效。
B、协商解除：《合同法》第93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这种解除实际上是双方当事人通过达成一个协议将原来的合同解除，是通过一个新合同代替原来的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法律没有必要干预。解除原来的合同是当事人追求的结果。这种解除是从新协议生效时开始。
C、约定解除权的解除：《合同法》第93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按照这一款的规定，当约定解除的条件成就时，就产生了解除权，解除权人享有了解除的权利，那么作为权利人可以行使这个权利也可以不行使，当解除权人没有行使这个解除的权利时合同就不解除，仍然有效，而当解除权人行使这个解除权利时，合同就解除了。这种解除和附解除条件的解除是不一样的。按照《合同法》第45条第1款的规定，只要条件成就合同就必须解除，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而在第93条第2款这种情况下，条件成就时只是产生解除权，解除权人可以行使这个权利也可以不行使，没有行使解除权合同就不能解除。在这种情况下，解除权人就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是否解除，所以法律上为了解决附解除条件的合同，条件一成就合同就解除，当事人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问题就又规定了这个约定解除权制度。
2、法定解除：符合了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而解除的就是法定解除。其特点在于：由法律直接规定解除的条件，当此种条件具备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1]这就是法定解除，它和约定解除最大的不同是，法定解除权成就时，当事人可以直接行使解除权，通知对方就可以，而不必征得对方同意。按照《合同法》第94条规定，法定解除有六种情况。
A、不可抗力：当不可抗力发生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合同存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应该解除。所谓不可抗力，指的是不能预知、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当不可抗力发生以后对合同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影响到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那么就解除合同。如果对合同的影响程度不严重，没有影响到合同的目的实现时，就不能解除。这个法定解除条件实际上是在出现不可抗力以后，对合同解除作出了限定的条件，就是只有在影响到合同目的实现时才能解除，而不是只要出现不可抗力就可以解除。当事人基于这个规定就不能随意解除合同。
这里关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正是对法定解除的限制，当因当事人违约以后，非违约方不能随意的解除合同，否则将影响到违约方的利益，因为非违约方解除合同后，违约方想继续履行都不可能，所以我国在制定新合同法时就采纳了英美法的根本违约制度。根本违约是从英国法中产生的一直违约形态。英国法历来将合同条款分为条件和担保两类。条件条款是合同中重要和根本的条款；而担保条款是合同中次要和附属性的条款。当事人违反不同的条款，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不一样。当事人违反条件条款时将构成根本违约，非违约方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当事人违反担保条款时不构成根本违约，只能要求赔偿，而不能解除合同。[2]在违反合同的根本性义务时，对非违约方来讲，合同的目的不可能实现，应该赋予其解除合同的权利；而在违反合同的非根本义务时，合同的目的仍然可以实现，此时就不应该解除合同，而使已经成立的合同归于无效，影响效率。所以说，这种分类非常科学，我国在制定合同法时就采纳了根本违约制度，只不过用的是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不是根本违约的字眼。
B、预期违约：《合同法》第94条第2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这实际是预期违约。所谓预期违约，有的书中又称为“先期违约”[3]，是指在合同履行期限到来之前，合同的一方当事人通过言语明确表示或者行为表明到时将不再履行合同的，就视为违约的一项制度。合同制定完成后，双方当事人本来应该严守，等到履行期限到来后应该履行，但是如果一方当事人已经通过言语表明到时将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通过行为表明到时将不履行合同的话，对方当事人如果只是等到履行期限到来时才能追究对方违约责任的话，显然对非违约方不公平，此时订立的合同已经变成非违约方的枷锁，只能静等对方违约，处于非常被动境地，而不能采取主动措施避免自己的损失扩大。为了在履行期限到来之前一方已经明确表示违约的，使非违约方不至于静等对方违约，而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境地，英美法国家就在法律上规定了一项制度，即预期违约。预期违约实际是在合同履行期限到来之前追究对方违约责任。有的人可能认为这本身是错误的，因为履行期限还没有到来，何来履行，何来违约呢？其实英美法这项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惩治那些在履行期限没有到来之前，但是已经明确表明将来不履行合同义务的人，但此时由于履行期限还没有到，如果说对方违约的话，只能是预期违约或者叫先期违约，因为实际履行期限还没有到来。这实际是对违约理解的突破，是一项法律创造。我国在制定合同法时也规定了预期违约制度，主要目的是让预期违约中的非违约方享有解除权，从合同中解脱出来，减少自己的损失。当然非违约方也可以不解除合同，而一直等到合同履行期限到来以后再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也可以。预期违约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明示的预期违约；二种是默示的预期违约。所谓明示的预期违约，就是明确表示在合同履行期到来时将不履行合同义务；默示的预期违约，指合同一方通过自己的行为已经表明在合同履行期限到来时将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前者明确的说不履行合同义务，后者是通过行为来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这两种都构成预期违约。由于对方已经预期违约，对方不可能履行合同义务，合同存在与否已经没有意义，此时，非违约方可以采取解除合同的方式，从合同关系中解脱出来，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C、迟延履行：合同在生效后，往往不立即履行，主要是要给对方一个准备时间，所以，都要规定一个履行期限，如果在履行期限之内义务人没有履行自己义务的话，就为迟延履行。迟延履行时，虽然义务人履行了自己义务，但对于权利人来讲往往丧失期限利益，有时甚至使合同目的实现不了。但由于迟延履行后，对非违约方造成的损害不同，法律保护的方式也不同，并不都采取解除合同的方式，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迟延履行都可以解除合同。按照《合同法》第94条第3款和第4款的前半部分规定，在两种情况的迟延履行时，可以解除合同。第一，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在迟延履行时，迟延履行的可能是合同的主要债务，而主要债务对权利人来讲是合同的主要权利，对权利人影响非常大，经过催告后在合理期限之内义务人仍然没有履行的，权利人实际是丧失了合同的主要权利，此时合同对他来讲，已无多大意义，对方已经是根本违约，这样法律就规定在出现这种情况后可以解除合同。第二，当事人迟延履行债务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之所以要订立合同，都有订立合同的目的，这些是合同当事人所追求的结果，如果因为一方的迟延履行导致合同目的实现不了的话，合同已无存在意义，构成根本违约，所以，非违约方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D、其他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合同法》第94条第4款后半部分规定：“当事人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即构成根本违约的。除了迟延履行可以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他的违约行为也可以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如，不完全履行时，往往也会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此时，对非违约方来说，解除合同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可以不再受合同的约束。
E、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这是一个概括性的规定，当以上情形都没有出现，而法律规定其他情形合同也应该解除时，合同就解除。这实际为将来法律的发展留足了空间，同时也防止法律出现漏洞。（二）合同解除的效力：
1、解除效力的发生：
合同被解除以后，从什么时间发生法律效力呢？不同的解除，效力开始的时间不同。
A、附解除条件的：从约定的条件成就时，合同就解除，发生解除的法律效力。不需要通知对方，或者采取必要的行为。
B、协议解除的：这是通过达成一个新的协议，使原来的协议丧失法律效力，此种情况解除的效力从新协议生效时发生。
C、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按照《合同法》第96条第1款的规定，这两种解除应该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这个通知是准法律行为，是事实通知，只要能够证明已经通知到对方就应该生效。但现实生活中往往发生对方有异议，此时异议方可以提讼或者仲裁，要求来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是否发生。那么此时，解除效力从何时发生呢？是从诉讼完成，法院的判决或者仲裁机构的仲裁生效时，开始发生解除效力，还是仍然从通知到达对方时生效呢？按照民法理论，事实通知是准法律行为，并且是单方行为，只要到达对方，就应该发生法律效力，并不因对方异议而改变，对方的诉讼和仲裁行为只是对解除有异议，而法院的判决和仲裁机关的仲裁也只是对这一事实的确认，并不因此使事实通知的生效时间而改变，仍然以事实通知到达对方时生效，合同解除。
谈到此，对于诉讼和仲裁是否是解除合同的必经程序，本人也谈一下自己的观点。关于此问题，不同的学者对此认识不一，主要是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必经程序，二种认为不是。采纳认为是必经程序观点的人，不外乎认为解除将使合同不再存在，应该慎重，不能一方通知对方就生效了，应该由法院和仲裁机关来决定。二种认为，一方享有的解除是行使权利，而不是履行义务，权利的行使没有必要由法院和仲裁机关来确认。本人认为第二种观点比较合理。因为解除对于享有的一方就是权利，只要在法律的限度之内，这个权利的行使不应该受任何机关的干预，认为必须经过法院和仲裁机关确认的程序，一是徒增繁琐，二是对当事人权利行使的干预。另外，合同不经过法院和仲裁机关就解除，也并非不慎重。因为，关于合同的解除，法律实际已经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并不是一方想解除就可以解除的，必须要符合解除的条件才能解除。而当一方之所以能解除时，也正是符合了法律的规定。法律规定了这些解除的条件，不能说不慎重，而通过通知的方式就能解除，也正是符合了严格解除条件后所得出的一个必然结果，没有必要再经过法院和仲裁机关。并且从《合同法》第96条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第9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从此条规定看来，只有在解除通知到达对方后，有异议时才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来确认，并不是解除通知到达对方后再经过法院和仲裁机构的确认。因此，诉讼和仲裁不是解除合同必经的程序。
2、解除合同的效力：
合同解除以后，合同的效力是视为自始不存在还是向将来终止，也就是说合同解除是否溯及既往？已经履行的债务怎么办？还有合同解除是否影响到损害赔偿？这些都是合同解除效力需要解决的问题。
A、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合同解除后，是合同效力终止呢还是自始不存在，如果自始不存在，那么合同解除就有溯及力；如果合同效力是从解除时终止的话，解除就不具有溯及力。在现实生活中，合同在解除时的具体情况多种多样，并非简单的样态，所以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或者认为有溯及力或者没有溯及力都是不全面的，应该针对不同的情况来具体分析，再决定是否有溯及力。那么怎么来判断合同是否有溯及力呢？
在协议解除时，由于是双方当事人通过达成一个新的协议，将原来的合同解除，此时是否有溯及力完全看当事人的意思，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有溯及力的就有溯及力，没有约定的则由法院和仲裁机关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是否有溯及力。
在违约解除时有无溯及力应该按照以下原则来确定：其一，尽量保护非违约方的合法利益，其二，满足被解除合同的性质与种类的要求。按照这两个原则我们来具体分析：
由于在合同解除时，有的已经履行，有的还没有履行，有的是单方履行有的是双方履行，所以在解除以后，是否已经履行将直接影响到财产是否返还的问题。而是否返还，又取决于是否有溯及力。按照是否有溯及力确定的原则，分成继续性合同和非继续性合同来探讨。
a、非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原则上有溯及力
非继续性合同是指履行为一次的合同。一般来看，非继续性合同在被解除时能够恢复原状，即已经履行的给付可以返还给付人，所以一般都有溯及力。另外，违约解除是对违约方的制裁，是一种特殊的违约责任，是对非违约方的一种救济，所以在考虑解除是否有溯及力时还要考虑这个因素。在守约方履行时，如果有溯及力，那么他的履行将由接受履行方返还，并且要和履行时的价值一致，这对守约方来讲有利。而且在我国没有采取物权行为独立和无因性理论，如果给付中有物权变动的话，此时的返还是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视为所有权没有变动。在违约方全部或者部分履行时，往往这些履行都是瑕疵履行，对守约方来讲，根本实现不了合同的目的，返还这些给付对守约方也是有利的。在违约解除有溯及力导致返还时，往往会发生一些费用，这些费用应该由违约方来支付。
b.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原则上没有溯及力
继续性合同是履行必须在一定继续的时间完成，而不是一时或一次完成的合同。典型的象租赁和委托等。租赁、消费借贷等继续性合同以使用、收益标的物为目的，在解除时这些利益已经被受领方享有没有办法返还，因此不能有溯及力。这样，获得利益方此时所获得的利益就是不当得利，适用不当得利的规定，应该返还给给付方。
除不能返还导致没有溯及力外，在委托合同时也不能有溯及力，原因是如果委托合同解除溯及到合同成立时消灭的话，会使受托人已经进行的行为失去全部法律依据，将变成无权。这样因行为所进行的活动以及所牵涉的当事人都将遇到不可预计的法律后果，不利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导致社会秩序紊乱。[4]
B、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
所谓违约责任，是指合同当事人因为违反合同约定后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包括继续履行、赔偿损失、返还原物等。那么在合同解除以后，是否可以继续让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呢？因为很多的合同解除都是因为违约所导致的。这个问题进一步讲就是合同解除和违约责任是否可以同时并存。在一般人看来承担违约责任的前提是违约且合同存在，而解除是解除了一个合法成立的合同，解除后合同不再存在了，所以违约责任和解除不能同时并存。但笔者通过实践观察到，虽然继续履行是违约责任的一种，非违约方可以要求违约方承担继续履行的责任，但是很少有人提出，且很多情况下也没有意义，根本没有办法强制执行，如典型的人身性债务，不能强制履行，所以很多合同在一方违约后，非违约方往往追究违约方其他违约责任，主要是返还原物、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等，那么这时的违约责任和合同解除以后所承担的责任就完全一样了。如《合同法》97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从此也可以看出我国合同法是承认违约责任和合同解除是并存的。
注释：
[1]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修订版，第448页。
[2]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修订版，第449－450页。
再保险（reinsurance）系保险人以其所承保的危险，转向他保险人为保险的契约行为，可谓为“保险之保险”（theinsuranceofinsurance）。“其……对于再保险人而言，则有达成危险分散、节减营业费用与获致优厚利润之效能；而对原被保险人，亦有加强安全保障、简化投保手续及提高企业信用之功能。故曰保险经营的成败，端视再保险的运用妥当与否，实非虚言。”（注：袁宗尉：《再保险论》，台湾三民书局1972年版，第12页。）再保险合同及运用，均较一般保险合同更为精密、复杂且多变化，其影响之深远足以左右保险事业的发展，然而在国内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拟从再保险合同的概念出发，讨论再保险合同的性质，进而探讨再保险合同的独立性及从属性，以期对再保险合同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再保险合同的界定
（一）再保险合同的性质
再保险合同虽种类繁多，方式互异，其本质究竟是什么？似乎仍有探讨的必要。关于再保险合同属性的主要学说有：
1.合伙合同或民法上其他有名合同
有学者认为，再保险合同为原保险人与再保险人以分担危险为共同目的之合伙合同。此说认为就其经济机能而言，原保险人与再保险人由于危险分担之结果，在利害关系上有共同性，与合伙之性质相似。易言之，再保险合同之当事人，就危险之分担、利益之获得而言，有其共同之目的，如此结合，无异合伙。再由再保险的种类观察，不论比率再保险或溢额再保险，均由原保险人对原被保险人负给付之责，正如合伙债权人对合伙体请求履行合同之责。至于原保险人与再保险人责任的分摊，均由再保险合同决定，犹如合伙合同中约定出资额的多寡决定合伙人责任的大小。此说为德、日、法等国早期判例所采用。（注：袁宗尉：《保险法》，台湾三民书局1969年版，第69页。）笔者以为，就法律要件分析，合伙乃当事人互约共同出资以经营共同事业之合同，亦即必须有共同之合伙财产，当事人亦须以经营共同事业之意思而订立合同。而事实上原保险人与再保险人之间并无共同出资，且订立再保险合同之目的亦非在经营共同事业，加之再保险人与原保险人系两独立的法人，各为合同之主体，并非两者成为一合伙体，故再保险合同非合伙合同。早期代表性之见解还有保证理论、（注：此说认为，再保险合同的从属性与保证契约从属于债权契约而存在，两者有相似之处，故认为再保险人类似于保证人之地位，若担保保险人于事故发生时拒付保险金，将由再保险人代负履行之责。）转让理论（注：此说认为，原保险人将其对原被保险人之权利义务移转给再保险人，亦即契约主体的变更。）及委任理论（注：此说认为，再保险人是受原保险人之委任，处理原保险人承担危险等事物。）等，但由再保险的各种方式观察前述理论，发现其均难以自圆其说。以比例再保险为例，原保险人将所承保之危险按一定比例分出给再保险人，由再保险人承担一部分危险，这并不能使再保险人立于保证人的地位，进而代原保险人履行合同。而转让理论对比例再保险似可圆满解释，但对溢额再保险则无法自圆其说。另外，订立再保险合同后，原保险人仍须处理理赔等工作，并非委由再保险人处理，故委任理论亦无法妥善解释再保险合同的性质。
2.保险合同说
由于再保险合同既非合伙亦非民法上其他有名合同，就应从再保险人与原保险人间的合同内容加以观察。由此可以发现，不论比例再保险或溢额再保险合同，均系由原保险人给付一定保险费，而由再保险人承担危险的双务合同。此合同的内容与保险合同的内容相一致，故再保险合同应为保险合同无疑。唯其属何种保险仍有以下争议：
（1）原保险合同说。亦即同种保险说、继承说。此说认为，再保险合同继承原保险合同而来，两者并无二致。因再保险之成立与否，仅视原保险是否存在，而其实质内容仍以原保险合同之内容为基础，亦即认为再保险合同系由两个团体承担同一危险，而构成同一利害共同体，再保险人赔偿义务与原保险人赔偿义务同时发生，再保险与原保险属于同种保险。故原保险合同若为财产保险，则再保险合同为财产保险；原保险合同为人身保险者，再保险合同仍不失为人身保险。因为其保险标的并未改变。（注：陈继尧：《再保险实务研究》，台湾三民书局1976年版，第47页。）
（2）责任保险合同说。此说认为，再保险系基于原保险合同中原保险人对原被保险人之给付责任，而以填补此种给付为目的之一种责任保险。因责任保险合同所保险之对象，并非被保险人于保险事故发生时所致之财产损失，而是避免其因法律或合同所负债务之增加或扩大，所保护者为消极之保险利益，亦即一种不利之关系。再保险合同对原保险人的保护，正是其依原保险合同所负之赔偿责任，故其性质应为责任保险。换言之，不问原保险为财产保险或人身保险，再保险均属责任保险。（注：［日］田边康平：《保险契约法》，台湾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综上所述，关于再保险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仅有两个条文的规定。其中第28条规定：“保险人将其承担的保险业务，以承保形式，部分转移给其他保险人的，为再保险。”这是我国法律对再保险合同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我国法律虽然对再保险合同的性质作出了明确规定，但上述法律条文所称“将其所承担的保险业务……转移给其他保险人”至少有以下两层含义：其一，不论原保险合同为寿险或非寿险，再保险均系基于有效合同基础之上而成立的保险合同；其二，再保险之特征为责任转嫁或分担。据此，笔者认为，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再保险合同为责任保险，但从国家立法宗旨和当事人缔约目的观察，此种合同在性质上当属责任保险合同无疑。
（二）再保险与相似制度的比较
为了更进一步明确再保险合同的特征，有必要比较与再保险相类似的制度——共同保险与重复保险之间的差异。
1.再保险与共同保险。共同保险（co-insurance）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保险人联合直接承保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责任而总保险金额不超过保险标的可保价值的保险。共同保险的各保险人在各自承保金额限度内对被保险人负赔偿责任。再保险与共同保险均具有扩大风险分散范围、平均风险责任、稳定保险经营的功效。两者的区别在于：共同保险是多数保险人同投保人建立的保险关系，属横向联系和原保险，且为原保险的特殊形式；就风险的分散方式而言，它是风险的第一次分散，因此，各共同保险人仍然可以实施再保险。而再保险是保险人同保险人建立的保险关系，是纵向联系；就风险的分散方式而言，再保险是在原保险基础上进一步分散风险，是风险的第二次分散，并可通过转分保使风险更加细化。从历史沿革来看，共同保险的产生早于再保险。但由于再保险的融通性高且运用方便，现代保险实务中普遍采用再保险分散风险的方式。而最近的发展结果表明，共同保险与再保险并非背道而驰，反而渐趋接近，呈出现共同保险的再保险化与再保险的共同保险化之“互化”趋势。尽管如此，两种制度间的差异仍较明显。
2.再保险与重复保险。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重复保险虽与再保险一样具有分散风险的功能，但二者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从缔约动机上看，重复保险的投保人若系善意，旨在增强安全保障，恶意投保人则往往在于图谋不当得利；而再保险乃原保险人为避免或减轻所负责任，所做出分散危险的制度安排。从告知义务的履行事项看，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而再保险分出人（原保险人）则应将其自负责任及原保险的有关情况告知再保险接受人。从超额部分保险的效果来看，重复保险中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的部分无效；而再保险中则可就超额约定再保险合同。总之，再保险与重复保险为两种不同的保险制度。
二、再保险合同的独立性
再保险合同属私法上债权合同之一。基于债权合同之“相对性”，可知原保险合同与再保险合同乃两各自独立存在的合同，各有其当事人，其权利义务关系，自应依个别独立之合同决定。况由再保险的种类亦可知，原保险合同与再保险合同为两个独立存在的保险合同。以溢额再保险为例，原保险合同的事故发生时，再保险合同的事故尚未发生，故再保险人不须负理赔之责。由此可见，原保险人依原保险合同对原被保险人负责，再保险人依再保险合同对原保险人负责，两合同各自独立，合同的权利义务亦不相牵连，在学说上称为再保险合同之独立性。
（一）赔偿请求权之独立性
原保险合同与再保险合同既为两独立合同，故原则上，原保险合同之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再保险合同之再保险人间不生任何权益关系。（注：参见梁贤宇：《保险法》，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183页。）基于债之相对性，除非另有规定，原被保险人对再保险人当然无任何请求权可言，故《保险法》第29条规定：“原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不得向再保险接受人提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因此，被保险人仅在原保险人怠于行使权利时，依民法之规定，代位原保险人对再保险人行使求偿权。（注：施文森：《保险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219页。）但其行使之效果，有学者主张仍应该属于原保险人，原被保险人并不能因此而获得优先受偿权，而仍与其他债权人立于平等之地位而受清偿。但问题是若原保险人破产时，再保险人之给付仅成为破产财产，原被保险人亦仅参加破产程序，与其他债权人平等分配，这对被保险人的保护不甚周全，故引发我们思考是否应赋与被保险人对再保险人直接请求之问题，此容后述。
（二）保险费请求权之独立性
再保险合同当事人为再保险人及原保险人，原投保人与前者无涉，故再保险人不得向原投保人请求交付保险费。此从合同效力相对性之原则即可推论而出，《保险法》第29条更明文强调其旨：“再保险接受人不得向原保险的投保人要求支付保险费。”再由再保险的种类观察，比例再保险之保险费固以原保险费为计算基础，但溢额再保险的再保险费高低与原保险费全然无涉，自不能由再保险人径向原保险合同之投保人请求保险费之给付。即使在比例再保险中，要求原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将一定比例的保险费给付甲原保险人，一定比例的保险费给付甲再保险人、乙再保险人，亦甚繁琐。就再保险人而言，不仅无原投保人之完整资料，且空间距离较远，又无业务往来，直接收取不仅困难且不经济。为求运作之经济便利，仍应遵循各保险合同的分际，由原保险人向原保险合同之投保人请求原保险费，再保险人向原保险人请求再保险费而不向原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请求，此为保险费请求权的独立性。
（三）赔偿义务的独立性
原保险人之赔偿义务，应依原保险合同决定。不论其是否办理再保险，一旦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应负理赔责任应无疑问。再保险的运用，对原保险人而言，虽有增强保险的功能，但不得因此认为，再保险合同的履行情况，将影响到原保险合同的履行，故不得以再保险人不履行债务为由，拒绝或延迟履行其对原被保险人之给付义务。换言之，原保险合同之被保险人与原保险人间的权利义务，不受再保险合同之影响，故《保险法》第29条特别明文规定：“再保险分出人不得以再保险接受人未履行再保险责任为由，拒绝履行或者延迟履行其原保险责任。”此为赔偿义务的独立性。三、再保险合同的从属性
再保险合同与原保险合同虽为两独立的合同，但是两者之间仍有若干关联。以下笔者从两保险合同相从属的角度，来观察再保险合同与原保险合同关系之另一面。
（一）同一命运原则
再保险合同虽独立于原保险合同之外，然实际上两者亦是相互依存，再保险合同不能脱离原保险合同而存在，原保险合同有赖再保险合同分散其所承担之危险。再保险人在接受再保险业务后，其保险上的命运（insurancefortunes），即与原保险人相随与共，（注：陈继尧：《再保险论——当前趋势与型态研究》，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22页。）此即所谓同一命运原则（follow－the－fortunesprinciple）。国际惯例上，共同命运条款通常表述为：“兹特约定凡属本合同约定的任何事宜，再保险人在其利害关系内，与原保险人同一命运。”（注：胡炳志：《再保险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因此，原保险合同之无效、解除或终止，再保险合同亦生同一效果。（注：参见郑玉波：《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68年版，第53页。）因为原保险合同若无效、解除或终止时，再保险合同将因无保险利益而随之失效。此在比例再保险之情形下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对于溢额再保险适用与否，则因情况而异。如果赔偿款未达到起点额（priority），再保险人不必负任何赔款之责，自不涉及同一命运原则；倘若超过起点额，则再保险人须负赔偿责任，则有同一命运之存在。因此，同一命运原则在比例再保险中数量上为无限制（unlimited），在溢额再保险中则有数量上的限制（quantitativelimit）。
（二）直接请求权的赋与
在赔偿请求权的独立性部分，我们已经虑及，该项独立性对原被保险人的保护未必周到，因而应当考虑是否打破独立性而赋与原被保险人直接请求权。以下乃从再保险合同的目的、效能及其属责任保险的本质上着手，寻求赋与其直接请求权的正当性。
1.由再保险之目的与效能观察。如前所述，再保险原为保险人考虑自身的承担能量，而决定将其保险业务转保或分保与他保险人，原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并无变化。但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保险业所承保之保险金额随之增大，危险的分散与平均化愈显重要，再保险将一家保险公司所承保之危险，转嫁到多家保险公司负担，成为网状。若遇保险事故发生，由众多保险公司共同承担，藉以减少自身责任以求经营之安全，因此再保险除对原保险人有分散危险扩大承保能量、加速业务发展等功能外，原被保险人应依再保险合同之订立而获得加强安全保障之利益。（注：袁宗尉：《再保险论》，台湾三民书局1972年版，第51页。）欲使原被保险人之安全得以周全保障，应赋予其对再保险人直接之给付请求权，以避免当原保险人破产时其只能处于普通无担保债权参与分配的窘境。故虽有《保险法》第29条之明定，笔者仍主张再保险人与原被保险人之间虽无合同当事人关系，但可于再保险合同中，订明再保险人可直接向原被保险人负责。此虽违反《保险法》第29条之强制规定，但此项约定因有利于被保险人，应属有效。此也符合保险立法的现代精神和原则——优先保护被保险人利益。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保险法”第54条规定：“本法之强制规定，不得以契约变更，但有利于被保险人利益的，不在此限。”即为实例。赋予被保险人直接请求权，使之获有双重保障，但不得有双重赔偿，以免不当得利，自不待言。由此可见，对原被保险人赋予直接请求权，不仅并无违反再保险之意旨，相反地，似更能达成再保险之目的与整个保险制度以保护被保险人为中心之意旨，殊值赞同。我国理论和立法应加以引进和确认。
2.由责任保险的观点立论。再保险的性质属责任保险已如前述。关于责任保险中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之可行性，法学界有两种观点：（1）否定说。此说认为，责任保险合同保险金请求权乃属于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可对被保险人请求赔偿的第三者，对保险人当然无请求权可言。（注：陈继尧：《再保险实务研究》，台湾三民书局1976年版，第120页。）日本等国立法采此说。（2）肯定说。此说认为，责任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即应负担损害填补之义务。填补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一，以被保险人已对第三人履行损害赔偿义务为要件，在其保险额度内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其二，于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之法律责任确定时，以损害赔偿额为限，由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保险金；其三，当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之法律上责任发生已确定时，承认第三人对保险人有直接损害赔偿请求权。三种方法中，第一种方法当被保险人因无资力而无法履行对第三人的赔偿义务时，空有保险救济却无法运用；第二种方法有被保险人将已领取的保险金未对第三人赔偿而转向他处消费的疑虑；基于保护第三人之政策观点，承认第三人对保险人有直接请求权实为最理想的方法。（注：［日］田边康平：《保险契约法》，台湾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保险法》第49条在立法上亦采此说：“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笔者认为，从责任保险的目的来看，责任保险即在于求得被保险人责任之免除。对第三人赋予请求权，使保险人直接对第三人为给付，符合责任保险的目的。因此，肯定说有其合理之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在责任保险合同中，虽无法否认第三人（被害人）并非保险合同中之当事人，但学说与立法例均试图赋予其对保险人之直接请求权，这就突破了债之相对性原则。再保险合同既属责任保险，同时再保险目的之一亦在于追求原被保险人之安全保障，使其损害得到充分补偿和利益获得充分保障，故将上述对责任保险第三人赋予请求权论理类推至再保险，使原被保险人对再保险亦有直接之请求权，应属可行。
（三）代位权追偿所得之摊还
代位追偿为财产保险合同的重要原则之一。《保险法》第44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这就为保险合同代位权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依据。法律之所以规定保险合同的代位权，这是因为：一方面要使侵权行为人等应负责之人，不因被保险人有保险就免除其损害赔偿之责，亦即要求对危险事故发生应负责之人，负终局责任；另一方面不让被害人因保险理赔和侵权行为人等之损赔，而获得双重赔偿，产生不当得利之问题。再保险性质上属于责任保险，亦为财产保险的一种，再保险人于理赔后理当可以向第三人行使代位权。如此，则使再保险人得以追偿所得，降低理赔金额，进而得以降低再保险费，使原保险人乐于分保，原被保险人也多一分保障。然以再保险的特殊性，运作上是否与一般损害保险有所不同？以下仅探讨再保险中代位权之行使范围及其实现途径等相关问题。
1.代位权之请求范围。一般而言，保险人之代位请求范围，以其所支付之赔偿金额为限。具体到有再保险之保险人时，其所能请求之范围，究竟是对被保险人理赔金额之全部？抑或只能请求再保险摊回之金额后之余额？法学界与保险实务具有不同见解：（1）保险人只能请求再保险摊回之金额后的余额。此观点以为，保险人的代位请求之数额，以不逾赔偿金额为限。其目的在于避免保险人的不当得利。保险人因事先已安排再保险来分散危险，在保险事故发生后，理赔责任因不同的再保险方式，以不同的比例或数额分散至再保险人，故实际上，原保险人只负担所承保危险的一部分。亦即原保险人理赔后，尚可向再保险人请求摊付再保险之部分。保险人既未负担全部责任，自亦不能代位请求理赔金额之全部，否则将造成原保险人之不当得利。我国台湾地区保险判例上即采此观点。（2）保险人可请求对被保险人理赔金额之全部。此观点以为，代位权制度的设计，一方面要求应负责之人尽其赔偿之责，另一方面避免被保险人之不当得利。然而，若原保险人只能代位请求其实际负责之部分而非理赔总额，则侵权行为的加害人，便因原保险人安排再保险而获得利益可免部分责任。因安排再保险而使侵权行为的加害人成为实质的受益人，岂不荒谬！（注：施文森：《保险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209页。）为求侵权行为人尽其应负之责，应让原保险人代位向侵权行为人请求赔偿之全数，再由原保险人与再保险人依其应负责之部分，分别享受代位之所得。唯有如此，才能使侵权行为人负其应负之责，原保险人又不致不当得利。而再保险人因代位所得之补偿，可降低其损失额，对再保险制度的发展，实属有益。对原保险人而言，损失额的减少，进而得以降低保费，亦有利益。对此笔者以为，以后说为当。同为侵权行为人，其因侵权行为所应负之责，不应因被害人之保险人是否参加再保险而有所不同。依国际惯例，“再保险人对于赔偿及理赔费用，依其再保险成分负责任，但对该项赔偿之救护或追偿所得，按其成分具有权利。”（注：陈继尧：《再保险论——当前趋势与型态研究》，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34页。）因此，不论理论上或实际运作上再保险人均应可分享代位所得之利益。若依前说见解，原保险人只能请求自负理赔责任之金额，忽视了再保险人之权益，则再保险的功能大打折扣。
2.代位权实现的途径。我们既已肯定再保险人立于再保险合同之保险人地位，理当可享受代位权所得之利益，但其是否可自行行使代位权？或须通过原保险人向第三人请求，所得补偿再摊还给再保险人？法学界与保险实务界有不同见解：（1）再保险人可自行行使代位权。此观点认为，再保险性质上属于责任保险，就再保险人与原保险人之关系而言，再保险人为责任保险之保险人，而原保险人为被保险人。依《保险法》所规定代位行使之条件观察，原保险人于赔偿被保险人之损失后，获得代位权，同样适用于再保险。即再保险人将再保险金给付原保险人后，再保险人取得代位权，（注：陈继尧：《再保险论——当前趋势与型态研究》，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33页。）其与一般保险人取得代位权并无不同，自可自行行使。（2）须由原保险人行使代位权。此观点主张，基于再保险的特殊性，再保险人代位权之行使，应由原保险人为之，即原保险人以自己名义代位请求全部赔偿金额，并将追偿所得摊还给再保险人。因原保险人为分散危险之需求，可能依各种方式安排再保险合同，再保险人可能散布世界各地且人数众多。对再保险人而言，再分别行使代位权，事实上不可能，也不经济；对应负责之人（如侵权行为之加害人）而言，则会因再保险人行使代位权而疲于奔命。为求再保险人之方便，并免第三人应诉之累，代位权之行使权人应限原保险人得为之。至于求偿所得，再由原保险人因自己及各再保险人应负责之部分分摊。（注：［日］田边康平：《保险契约法》，台湾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对此笔者以为采后说见解为当。由原保险人行使代位权，对第三人而言，虽亦可能因共同保险情形而须面对数个保险人，但对比起须面对分散世界各国之再保险人一一请求，可减轻不少讼累；对再保险人而言，亦简便省事。若原保险人知有代位权之存在，却故意不为行使，或就其追偿所得不按约定成数移转于再保险人，再保险人即可以原保险人违反再保险合同之规定，向原保险人请求损害赔偿。故目前国际间保险业习惯，亦多于再保险合同中订明，由再保险人对原保险代请求所得，依其负责程度享有权利。
四、结语
一、经济学视角看我国现行合同无效制度的基本立法精神
关于我国合同无效制度的完整规定见于我国《合同法》总则部分的“合同的效力”一章之中。作为调整契约法律关系的基本法，较之以前颁布的《民法通则》中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因无效合同是无效民事行为的主要形式，故关于合同无效问题的判断主要依据的是民法通则关于“无效民事行为”的法律规定），虽然在认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些情况下构成无效方面保持了完全一致性，但也有着十分显著的区别：首先，在《民法通则》中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而合同法则规定：只有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时，才构成合同无效，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则并不当然构成无效，只是赋予受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其次，在《民法通则》中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一律视为无效民事行为，而合同法中则删除了这些规定，将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界定为效力未定的合同，既可随着法定人的追认变成有效，也可因法定人不予追认而无效，但在未作表示和期限未到之前效力是不确定的。再次，《民法通则》将违反法律或违反国家指令的民事行为均笼统地规定为无效的民事行为，而合同法则仅仅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可能构成无效，其他的具有瑕疵的合同则不是属于当然无效。[2]通过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合同法中无效合同的范围已做了大大的限缩。与过去动辄宣布合同无效、对合同极端强制干预的立法态度较之，我国新的合同立法体现了“尽可能使合同趋于有效、充分体现合同主体意思自由”的立法精神和理念。
那么，我国合同立法何以会出现这些新的变化？对其单纯进行价值判断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价值判断是一种主观理性的运用，既是主观，自是人言人殊。法律如果是实践理性的产物，在各人不同之经验下似乎很难产生所谓的共同主观，那么所谓公平正义有时不免归于虚无或成为权力运作的产物。”[3]在这方面，法律经济学则有助于我们摆脱主观的判断，为我们认识问题提供较为有效的分析视角和方法。如果我们深入考察市场的交易关系，认真权衡其间的各种利益关系，将十分有利于我们发现我国现行合同立法所蕴涵、传递的法律精神。以下，笔者拟借助法律经济分析方法对上述法律规定做简单考察。
（一）、合同的经济价值与合同效力状态的关系
合同的基本经济价值在于确保双方当事人所追求的经济利益得以实现。在经济交往的过程中，公民、自然人及其他组织签订合同的目的，乃是以合同确定彼此间的利益关系，并通过合同的拘束力促使合同主体履行各自的经济义务，从而实现双方预期利益的最大化。一旦任何一方违反了合同的义务，都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而通过矫正将法律关系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合同的利益确定性特征与其可得强制执行的性质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
然而，并非当事人间所有的约定都能获得法律的保护。“契约自由原则绝非意味着所有契约在法律上都具有约束力且须予以强制执行。”[4]合同所涵涉利益关系的实现应当建立在合同有效的基础之上，当事人无法借助尚未成立或无效的合同实现自己预期的利益。尽管合同尚未成立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依据缔约过失责任得以弥补遭受的损失、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当事人可通过赔偿责任或者返还不当得利等途径获得相应的补偿，但当事人积极追求的合同利益无法得到实现则成为事实。以买卖合同为例，只有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才能确保买卖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确定和可得强制执行。如果双方依约行事，买方购买某种物品的利益需求和卖方通过卖出货物换取货币的目的就能得到完全实现。而合同无效时，双方的约定对彼此的权利义务无法确定，也自然无强制的效力。一旦发生争议，双方试图通过合同实现的购买某物消费或再交易的目的和买方获取资金购买物品、投资等追求必然随之落空，与买卖双方交易行为有联系的相关利益关系链条势必中断。这无论对于当事人自身还是对于社会的整体经济活动都是十分不利的。
由是观之，合同的效力状况对当事人乃至社会的利益有较深刻的影响，进而直接左右着合同基本经济价值的能否实现。
（二）合同效力状态的认定与合同无效制度之立法基本精神的关联性：兼论两种不同利益的平衡
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之下，合同的效力状态相差比较悬殊。而不同的合同无效制度又受制于不同的立法精神。因而，在不同的立法精神的指导下，对同一合同的效力状态往往会做出不同的判断。那么，究竟如何确定一个国家的立法精神呢？笔者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是大有裨益的。
国家之所以确立某一类合同属于无效，主要出于社会公益和维护基本经济秩序的需要。这是该制度的根本出发点。然而，究竟应将制度的边界划在何处，是立法者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而要解决该问题，离不开两种不同利益的权衡，即：公共利益与个体自由。
“就当事人能够从事交易行为的事件而言，我们从经济学理性自利，以及自愿即为自利的假设可以推知，自愿性的交易可以获得效益（如契约）”。[5]因此，对于理性的人来说，订立合同的过程应当是充分展现合同双方意思自治的过程。双方当事人意图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并自愿接受合同的约束：一方面，信守承诺，自觉自愿地履行合同所确立的各项义务；另一方面，在因自己的过失造成履行义务的瑕疵时，主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此，通过双方的严格自我约束，便可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自此言之，合同完全属于当事人双方的私事，其效力的有无也主要由双方当事人决定，国家强制规定合同的是否无效是对意思自治的妨碍和干预。
然而，由于人所具有的有限理性，任何一方都可能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对方、第三人或国家的利益。如当事人可能采用欺诈、胁迫的方式损害对方利益；也可能通过合同实现非法的目的。在此情况下，如果任由当事人自己来处置合同关系，很可能造成合同中居于弱势地位一方、国家乃至社会公众利益的严重损害，极大地破坏社会的基本经济秩序，使每个人在市场中应有的交易安全得不到充分保障，人们将怀着极大的热忱寻求私力救济途径。这样一来，市场主体为交易而支出的成本（为如防止自己受骗而支出的信息调查费用、为确保合同标的安全转让所支出的费用等等）将大大增加，市场交易的效率则将随之大大降低，最终将导致社会整体财富的减少。因而，国家有必要通过强制性立法的方式对危及社会公益和基本经济秩序的合同作否定性评价，即依法确认其为无效。从而，借助公权力维护市场的效率。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各国的合同法中都明确规定了合同无效的制度。“为达到犯罪目的的契约或者不道德的契约、赌博契约、限制交易的契约、对一个人的劳动做永远限制的契约，甚至进行某些特殊表演的契约”[6]等契约往往都被各国法律确认为无效，而得不到国家的保护或保障实施。合同无效制度的确立，为国家干预合同、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打开了方便之门，但也带来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即应当把国家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力约束在什么范围？
根据国家权力对合同效力问题干预程度的不同，笔者将各国的立法精神归纳为两种类型：权力扩张型思路和权力限缩型思路。所谓权力扩张型思路意指国家在立法时坚持：应将一切有碍于交易公平或有损于第三人利益、社会公益的合同均作否定性评价。在这种立法精神的指导下，国家成了代替当事人进行判断的主体，当事人行为的微小瑕疵足以使其审慎做出的选择完全付之东流。合同常常动辄被宣布无效，合同当事人的利益也自然无法充分实现。这种精神反映了强烈的国家主义观念。所谓权力限缩型思路则指的是为保证社会秩序和个体自由的平衡，尽可能把国家确定合同无效的范围限定在最低的限度内，只有在严重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及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才通过法律的强制性规范确认为合同无效。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政府对合同的干预必须严格遵循自由制度之“一般性规则”（哈耶克语，即指自生自发秩序中长期以来形成并不断进化的法律规则、原则）的要求，合同无效通常被保持在最小的范围内，至于纯属当事人间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合同是有效还是无效完全由合同主体自己去决定。当事人由此成为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安排者。这种精神反映出立法者浓郁的个人自由主义的观念。由于立法所坚持的基本精神的不同，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认定的宽严程度有极大的差异：在权力扩张型思路的指引下，合同无效的情形发生得较为频繁，当事人的意志自由被较多地限制；而在权力限缩型思路的指引下，合同无效被严格地限制，当事人的意志自由则获得较多的尊重。
（三）关于我国现行合同无效制度基本精神的简要评析及原因分析
结合上述分析，我国合同无效制度的立法精神经历了一个由权力扩张型思路向权力限缩型思路演变的过程。现行的合同立法坚持了“尽量使合同得以生效”的基本精神，把合同的无效情形限制在较为狭窄的范围内。
应当说，这一立法精神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交易活动日益丰富和多元，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自由尤其是交易（合同）自由的渴求。这种要求体现在法律中即表现为国家对合同之行政干预的减轻和合同当事人自由权利的张扬。我国现行合同法因应了社会的这一要求，在合同无效制度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尊重个人自由意志的倾向：凡是无碍社会基本秩序、仅仅关涉双方利益的合同是否属于无效的问题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行使撤销权利完全由当事人自由裁度。
二、合同无效制度的实现：关于司法中现存误区的法律与经济分析
合同无效制度的基本精神能否在现实中得到贯彻，不仅取决于实体法如何规定，而且还受制于我国司法者能否持之以恒地将法律的精神贯穿于司法实践中。然而，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司法过程中部分法官对合同无效制度之立法精神的理解并非完全符合法律的本意，甚至可以说是相距甚远。具言之，主要有两个明显的误区：其一、有些司法者仍然沿袭了过去的习惯做法：出于不同的考虑（多数为审理案件的方便），动辄使合同归于无效，造成了当事人本应通过合同实现的预期利益得不到实现。其二、过于宽泛地解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概念的含义，把本不应认定为无效的合同而借口“损害国家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认定为无效，从而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缺乏必要的约束。
应当说，司法实践中的这些做法，是严重背离我国现行合同无效制度的立法精神的，与我国合同法保护当事人契约自由的原则和合同法权利本位的立法理念不相符合。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也是十分低效率的。首先，对当事人个体而言，双方之所以订立契约，旨在借助契约这一法律工具实现其各自追逐的经济利益。换言之，“各取所需”乃是当事人定约的基本动因。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尊重当事人意愿，允许其自主协商、自由取舍其利益乃是最有效率的方法。因而，在司法过程中，依法保证当事人自由协商的空间应是司法效率的必然要求。上述动辄宣布合同无效的司法习惯、对“损害国家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端地作扩大解释、强制性地使双方的预期利益落空的做法显然与现代合同立法的效率要求背道而驰。其次，自社会角度分析，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并非是孤立的，而是社会经济利益锁链中的一个环节。上述做法在破坏交易双方利益关系的同时，必然也对社会利益构成较大的损伤。与此同时，法官对法律精神的误解和歪曲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律追求的目标难以实现，而立法本身也是有成本的，由此必然导致立法成本的浪费。通过以上分析，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合同无效泛化”的做法显然既违背了法律的自由原则，又与法律的效率原则相抵牾，是一种极不合理的司法选择。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应予及时地纠正和改进。
[注释]
[1]哈耶克在其著述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契约的可实施性乃是法律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工具，从而缔结一项契约会导致何种后果的问题，也应当由法律来决定。”参见其《自由秩序原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8月版，第292页。
[2]参见《民法通则》第58条、《合同法》第52条；
[3]王文宇：《民商法理论与经济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4]前引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第36页。
内容提要:约定解除作为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除方式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但是,在约定解除的方式中,在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且相对人没有催告的情形下,其解除权人的解除权于何时消灭,我国《合同法》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应该根据解除权人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以及具体案件中解除权人享有解除权的合理期限来认定其解除权是否消灭。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5条规定：“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该规定表明：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有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解除权人应当在此相应的期限内行使；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行使期限的，则解除权人应该在相对人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内行使。然而，在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且相对人又没有催告的情况下，其解除权人的解除权于何时消灭，我国《合同法》却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合同法》没有对所有类型的合同解除权统一规定一个法定行使期限，而且也没有将当事人约定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纳入合同主要条款的范围之内，这就导致现实生活中因未约定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而产生的合同纠纷难以顺利解决。
一、关于解除权行使期限的争论
关于在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且相对人又没有催告的情况下，其解除权人的解除权行使期限的问题，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主要有几种观点：
1.解除权行使期限完全由解除权人自由选择，相对人行使异议权
有学者认为，在双方没有约定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且相对人没有催告的情形下，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完全由解除权人自由选择，对方享有对解除权的异议权。亦即其解除权没有行使期限的限制，解除权人永远享有。其理由是：对方没有催告解除合同，表明其对解除事由存在疑虑或困惑，不想也不愿意解除合同。这时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完全由解除权人自由选择，对方享有对解除权的异议权，使作为合同双方的当事人都享有决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的权利和机会，并相互制约，只是角度不同而已。这也充分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涵盖、平衡各种价值冲突的宽松状态来平衡各种矛盾，不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不会影响合同法的整体适用。[1]
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并不妥当，其理由如下：
首先，此种观点不利于双方法律关系的稳定，违背我国合同法鼓励交易的原则。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完全由解除权人自由选择，相对人的异议权则永远被动地受制于解除权人的解除权的行使与否，致使相对人实际上并没有享有决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的权利和机会。而且，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解除权，显然是用来保护解除权人的合法利益，相对人若享有决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的权利和机会并不符合《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况且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完全由解除权人自由选择，这样一种可以长期不确定的状态显然很不利于双方当事人法律关系的稳定，从而影响交易，违背我国合同法鼓励交易的原则及立法目的。
其次，这种处理方式并不是合同自由原则的体现。合同自由原则是指，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享有完全的自由，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2]对于合同自由原则，尽管学者的表述各不相同，但其实质内容是合同的权利义务依当事人双方的自由意志协商一致产生。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合同自由首先表现为当事人的合意具有法律的效力。二是当事人享有订立合同的自由，包括自由决定是否缔约、与谁缔约、订立什么样的合同以及自由决定合同变更和解除的权利。其中变更和解除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在合同成立以后变更合同内容和解除合同。[3]而解除权行使期限完全由解除权人自由选择，相对人享有异议权，显然不是指当事人通过自由协商来决定合同的有关事项，因此，这种处理方式并不是合同自由原则的恰当体现。
第三，此种处理方式将导致纠纷增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解除权行使期限完全由解除权人自由选择，相对人在此基础上享有异议权，这种处理方式将会导致解除权人怠于行使合同解除权或出现其他不合理的行使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引起相对人的异议，于是引讼，请求司法裁判，此时又回到了司法实务中法官如何把握和处理的问题，并未将问题予以根本解决。
由上观之，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完全由解除权人自由选择，相对人享有异议权，即其解除权没有行使期限的限制的观点，并不妥当。
2.解除权行使期限类推适用《解释》第15条的规定
有学者提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5条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解除期限作出明确规定后，确定其他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行使期限且无催告情形的合同解除权存续的合理期限，应类推适用《解释》第15条第2款的规定，即类推适用一年的解除权行使期限，其解除权于解除权发生之日一年内消灭。《解释》第15条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1)将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定为一年，与撤销权等形成权的除斥期间相同，符合相似的事物相同处理的理念。(2)允许解除权人在过长的期限内解除合同，动辄废止既有的合同关系且恢复原状，则破坏现存的法律秩序。(3)有一年的时间来权衡利弊，决定解除合同与否，应该说短不算短。[4]
此种观点亦有失偏颇，理由如下：
首先，从《解释》本身来看，该《解释》的适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只适用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其他的房屋买卖合同或其他类型的合同纠纷都不能随便使用该《解释》。
其次，在法理上，为了保证法律的权威性、确定性及预见性，不能随便类推适用。在法理上，类推适用本身就具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所谓类推适用是指，执法、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对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比照适用最相类似的法律条文进行处理。[5]类推适用在本质上是以类比推理为逻辑基础的法律适用过程。与演绎推理(关于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和归纳推理(构成从特殊到一般的推理)相比较，类比推理是从一种特殊到另一种特殊的推理。[6]基于类比推理是从特殊到特殊的过程，因此，对于类推适用，需要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具体深入地分析，看能否适用，而不得不问具体情况概括适用。虽然类推适用不失为一种弥补法律漏洞的方法，但它是超越法律规定文义范围的造法。为了保证法律的权威性、确定性及预见性，不能随便类推适用法律。[7]
再次，将未约定行使期限的约定解除权的除斥期间都类推规定为一年，不符合私法自治和合理原则。我国法定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具体为一年，是因为享有法定解除权的情形，法律都已具体规定。在立法时，法律对那些情形都已经予以考虑，根据合理原则，那些情形下的法定解除权除斥期间为一年科学合理。在一年的期间内，权利人有足够合理的时间来权衡利弊，决定解除合同与否。而法定解除情形以外的，便属于约定解除的范畴，属于私法自治的领域。对于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双方当事人可以根据缔约的具体情况来自由约定，只要双方当事人出于自愿、觉得合理即可。这是私法自治和合理原则在合同法领域的充分体现。所以，在约定解除没有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的情形下，一律适用类推一年的除斥期间并不合理，而应当根据合同的具体情况而定。
二、判定无催告情形下合同约定解除权消灭的依据
我们认为，在当事人双方没有约定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且相对人没有催告的情况下，应该根据解除权人的意思表示和行为来认定其解除权是否消灭。
1.解除权人口头或书面放弃，其解除权即告消灭
解除权人明确向相对人口头或书面表示放弃合同约定的解除权，属于约定解除权的明示放弃，此种情况显然导致解除权的消灭。
2.解除权人要求或接受对方继续履行，推定其默示放弃解除权
需注意的是，这里的接受的意思表示包括明示接受，也包括默示接受。明示的意思表示，是指行为人以语言、文字或其他直接表意方法表示内在意思的表意形式；默示的意思表示，则指从行为人的某种作为或不作为间接推断出来的意思表示。[8]换言之，明示接受即解除权人以语言、文字或其他直接表意方法对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表示的接受；默示接受即从解除权人的某种作为或不作为来推断其接受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此种情形导致其解除权消灭的理由如下：
第一，解除合同与继续履行只能择其一而行使。民法理论认为，解除合同和继续履行两种方式都属于对合同违约的救济方式。所谓继续履行又称强制履行，是指一方违反合同时，另一方有权要求其依据合同的规定继续履行。[9]国外相关立法大多规定，在对方违约的情形下，无过错方只能在解除合同与继续履行两者中择其一而行使，解除权人选择了要求或接受对方的继续履行，则意味着其放弃了解除权。首先，在大陆法系国家，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184条第2款规定：“债权人在他方当事人承担的义务未得到履行时有权选择：或者在仍有可能履行契约时，强制他方当事人履行之，或请求解除契约并要求赔偿。”《欧洲合同法原则》第9章第3节规定：“如果受害方当事人知道或有原因知道对方当事人仍然想要在一段合理时间内提交履行，而受害方不合理地没有通知对方当事人他不欲领受履行，如果对方果真于一段时间内提交了履行，则受害方当事人丧失其解除权。”在德国，除非合同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履行，否则债权人就可以选择行使其履行请求权而不必求助于那些关于解除契约的救济。[10]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在相对人违约情形下，如果解除权人选择了或默示接受了继续履行这种救济方式，就丧失了合同解除权。另外，在英美法系国家，在违约方毁约的情况下，非违约方通常有两种选择：接受对方的毁约以终止合同，或者确认合同继续存在，等待合同履行期的到来。[11]无过错方在意识到对方违约及自己有权进行选择后，仍无保留地继续催促对方履行或接受对方履行，则被认为是确认合同。[12]虽然合同违约解除不同于合同约定解除，但是，合同约定解除情形下对解除权人的救济原理，与违约解除情形下的对解除权人的救济原理相同，即都是在出现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下，依据民法原理对解除权人进行救济。因此，在约定解除的情形下，解除权人也只能在解除合同和继续履行两种救济方式中择其一而行使。换言之，从解除权人的行为来看，如果其要求或接受了对方继续履行，则可推定其默示放弃了合同解除权。
第二，从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和心理分析，解除权人要求或接受对方继续履行，推定其默示放弃解除权。从人的行为和心理来看，相对人在知道解除权人有权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既不催告解除权人解除合同，亦非等待解除权人发出解除通知，而是积极地履行合同义务，此种行为包含有不愿意解除合同而希望继续维持合同效力的意思。从解除权人的心理来看，在相对人积极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形下，若解除权人认为继续履行合同已无必要或无意义，则应作出拒绝继续履行的意思表示；若解除权人无明确相反的意思表示，则表明解除权人默示接受对方的履行，可推定解除权人默示放弃解除权。
第三，若解除权人接受了相对人的履行，还允许其享有解除权，无疑会严重损害相对人的利益。很明显，相对人继续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给付义务，花费了时间、精力和财力，在对方接受后，不但享受不到对方的对待给付，反而还要承受合同解除的后果。这不但使相对人之前的继续履行行为归于徒劳，而且还会增加相对人的负担。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解除权人若要求或接受对方继续履行，则应视为默示放弃，解除权消灭。
3.解除权人在对方未继续履行后的合理期限内未作解除合同意思表示通知的，其解除权消灭
在阐述上述观点之前，需把握好“合理期限”一词。所谓“合理期限”，是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以一种平常的心态来对待或处理事情需要的时间。[13]关于“合理期限”的长短如何认定，笔者认为，此处的“合理期限”与《合同法》第95条规定的催告后的“合理期限”一样，应根据案件的情况、合同标的的性质、交易的习惯和目的等一系列具体情况来具体地认定，而不可一概而论。对于“合理”的认定，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加以考虑：(1)社会普遍认可的事理，即某种情形是否合理是社会生活约定俗成的，一般社会公众均认为是合理的，那么它就是合理的。(2)交易习惯，在特定的交易当中，一般都会有该种交易所形成的特有的交易习惯，依此种交易习惯和目的形成的履行或行使期限，亦可以认为是合理期限。[14](3)案件具体情况。在具体的案件中，需要根据每个案件具体的情况来分析判断，如由交通、通信等状况所决定的在途期间，标的物生产过程所需要的时间等。(4)标的的性质。例如，若合同的标的是易保管的货物，则其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可以相对放宽延长，若合同标的是不易保管、易变质腐烂的水果或鲜活动物，则其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则不宜过长。需注意的是，这里的“合理期限”也不必类推适用法定解除权一年的最长期限。如前所述，法定解除权规定为一年的除斥期间，是因为享有法定解除权的情形，法律已作具体规定，这些情形下的法定解除权除斥期间为一年，符合合理原则。而对于其他可以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的情形，都统一规定为一年的除斥期间，未必合理。
解除权人在对方未继续履行后的合理期限内未作解除合同意思表示通知的，其解除权应告消灭，理由如下：
首先，相对人未继续履行合同，亦可起到与催告相同的提示效果。同理，在对方未继续履行合同后的合理期限内，未作解除合同意思表示通知的，其解除权亦应告消灭。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状态来分析，如果相对人在出现约定解除情形后未继续履行合同，也可以起到与相对人催告相同的表示效果。《合同法》第95条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从上述法条可以看出，催告的作用在于提示解除权人自由行使其解除权，重在提示、提醒。事实上，相对人中止履行按正常发展状态其本该继续履行的合同义务，使合同履行的状态中断，亦可以起到对解除权人的提示作用。在相对人未继续履行合同后的合理期限内，解除权人有合理的时间来选择是否解除以及向对方发出解除通知，若在此合理期限内解除权人并未行使解除权，即表明其不愿意解除或放弃解除权，此时解除权亦应告消灭。因此，在双方未约定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且相对人未予催告的情形下，也可以看解除权人在对方未继续履行后的一段合理期限内是否行使合同解除权或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通知，若未如此，则合理期限届满后解除权消灭。
其次，从学理上看，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应该有一定的行使期限限制，期限过后应予消灭。所谓形成权，是指依权利者一方的意思表示，得使权利发生变更和消灭的法律行为效力的权利。形成权有一定的行使期限，其目的就是为了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解除权既然属于形成权，解除权人便不能无期限地永远享有，否则就会与形成权的性质相悖，不利于法律关系的稳定。因此，若解除权人在对方未继续履行后的合理期限内未作解除合同意思表示通知的，其解除权应告消灭。
第三，解除权人的解除权在对方未继续履行后的合理期限过后归于消灭，符合我国《合同法》的立法目的。我国合同法的立法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我国《合同法》第1条明确规定：“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因此，为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任何合同关系都不应处于长期的不稳定状态。也就是说，解除权人享有的解除权必须得有一个期限，而不是无期限地享有，否则会纵容权利人怠于行使，致使双方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让解除权人的解除权在合理的行使期限过后归于消灭，这样的处理方式既可以避免当事人双方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又能够使纠纷得到灵活合理的处理，最大限度地体现合同法鼓励交易的原则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立法宗旨。所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等因素来确定其解除权一个合理的行使期限，合理期限过后权利即告消灭，也是我国合同法的立法目的所使然。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若解除权人在对方未继续履行后的合理期限内未作解除合同意思表示通知的，其解除权也应告消灭。
三、结论
虽然我国《合同法》第95条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合同约定解除提供指导，但是其在适用上存在的不足仍然不可忽略。笔者认为，在当事人双方没有约定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且相对人没有催告的情况下，应该根据解除权人的意思表示和行为来认定其解除权是否消灭。口头或书面放弃显然导致解除权消灭；解除权人要求或接受对方继续履行，则应推定其默示放弃解除权；解除权人在对方未继续履行后的合理期限内未作解除合同意思表示通知的，其解除权亦消灭。在司法实践中，必须注意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把握好解除权人享有解除权的合理期限，恰当地处理好此类纠纷，切实地保护好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注释:
[1]周大力:《对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立法依据的思考》,载《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2]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3]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143页。
[4]崔建远:《解除权问题的疑问与释答》,载《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3期。
[5]沈宗灵:《法学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9页。
[6]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6页。
[7]屈茂辉:《类推适用的私法价值与司法运用》,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
[8]魏振瀛:《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145页。
[9]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7页。
[10]易民胜、林森才:《合同解除权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载《2003年第三届中国律师论坛论文集》(实务卷),第13页。
[11]李先波:《英美合同解除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页。
[12]李先波:《英美合同解除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8页。
论文关键词 电子合同 有效性 法律问题
2013年被视为“互联网金融元年”，各类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推出的各种创新产品，大量吸引了人们的眼球。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实现无纸化金融交易成为现代最火爆经济的重要交易方式，电子合同的应用达到空前高度。
在我国《合同法》中，将合同定义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中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对合同的形式也规定为：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因此，电子合同也应纳入合同法的规则范围。但是，电子合同多个方面都与传统书面合同存在很大区别，电子合同的当事人履行合同所确立的权利义务，不可避免会因电子合同区别于书面合同的特点而发生纠纷，鉴于以上争议，电子合同效力的认定，显得尤为重要，既是解决纠纷的最佳办法，也是保护合同当事人主体权益的最优方式。
一、电子合同的定义
电子合同，一般来说既是指电子商务合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明确了数据电文的定义，即是指经由电子手段、光学手段或类似手段生成、储存或传递的信息，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邮件、电报、电传或传真；美国《统一电子交易法》规定的“电子方式”“合同”为：指当事人采用电学、数字、磁、光或相关手段技术根据本法订立的协议产生的全部法律义务；我国《电子签名法》则规定：数据电文是指以电子、光学、磁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受或者储存的信息。
综上，我们可以将电子合同定义为：电子合同双方或多方当事人通过网络技术手段以电子的形式达成的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二、电子合同有效性争议热点
（一）未成年人签订的电子合同
传统的合同签订，当事人双方是基于面对面的情况，而互联网金融下，电子合同的签订则不需要当事人双方见面即可完成，这就意味着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之前或订立合同之时或许从未谋面，若签订电子合同的乙方当事人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另一方当事人基本不可能知道相关情况从而中止合同订立。在电子合同订立以后，一方当事人按约定履行合同，但最后却可能因为合同另一方当事人主体资格不符而导致合同归于无效。这样显失公允的交易，不仅给履约方造成利益损失，而且也不利于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此种情况下电子合同的顺利签订，一般基于以下方式：一是未成年人通过其父母或其他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账号完成电子合同的签订；二是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的电子交易限制没有特定的障碍设置；三是未成年人所具有的民事行为能力已接近成年人水平。
在实践中，未成年人签订电子合同的案例层出不穷，合同不能正常履行是导致纠纷的主要原因。
（二）存在瑕疵的电子合同
传统合同的订立方式，一般是由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签字或签章，这种合同订立方式便于确定合同当事人的真实身份，从而确认合同的签订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然而，在网络上订立的电子合同，因不存在传统的纸质介质，使得传统交易中用于识别当事人身份的签名或签章方式无法适用，而需要依托于电子签名技术。
我国《电子签名法》对电子签名与认证进行了明确规定，验证服务商提供的电子签名服务在认定电子合同有效性的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电子签名的验证服务商在从事服务过程中，也面临着潜在风险，包括：验证服务商因运用技术不当致使数字记录丢失；验证服务商对客户信息未进行严格审查或程序行使履行不完全致使证书含虚假陈述；验证服务商未经过合理适当的辨别而中止或撤销证书；电子服务商内部工作人员制作虚假证书或涂改证书记录；验证服务商因运营问题导致其服务难以维持等。如果出现上述情况，使用有瑕疵的电子签名签订电子合同，其效力应当如何判定，对于电子签名人因此遭受的损失，谁来承担相应责任，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是否公平等等都成为电子合同纠纷产生的原因。
（三）非人为因素导致的电子合同内容错误
电子合同的签订与电子技术的应用密不可分，而电子技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也并非完美无瑕。电子合同不同于书面合同的一大特点就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异地签订合同。合同一方当事人在网络上发出要约，另一方当事人在网络上做出承诺，进而签订合同。那么，在网络交易过程中，合同双方当事人不可能同时看到合同的内容。电子合同需要在网络上传送，才能到达另一方当事人。在电子合同传送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可能会因计算机系统错误、自动电文系统错误等原因导致合同内容的更改，这时所签订的电子合同往往是当事人意思与表示的不一致，而电子合同提交后，另一方当事人善意地相信了被更改过内容的合同，做出了承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电子合同的效力又该如何认定。
在电子技术错误情况下所签订的电子合同，其体现的内容并非当事人真正的意思表示，当事人也不能控制，但是这种情况下，当事人所做出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只是因为电子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发生了错误，从而导致相对人所接收到的信息与表意人的真实意思不一致，从而产生纠纷。
三、电子合同有效性认定
（一）未成年人签订电子合同的效力认定
基于互联网的特点，在互联网金融交易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未成年人签订交易合同的行为，对合同的有效性，建议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认定：
一是对未成年人签订的纯获利益的电子合同，不应当因为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有限而予以否定。此类基于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签订的由未成年人纯获利益的电子合同，应从保护未成年人、鼓励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认定为有效合同。
二是互联网金融企业可以通过设置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帐号、填入出生年月日、填入与银行账号或身份证号绑定的手机验证码等技术手段，防范未成年人的交易行为。通过采用以上技术障碍手段，如果未成年人仍能完成合同签订或独立交易成功，则说明未成年人从事实上满足了《合同法》中关于合同订约当事人应具备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条件。因此，对于此类由未成年人签订的合同，法律应该视其为有效合同。
三是对于未成年人签订的金额特别巨大、合同标的物与未成年人的生活无显著关联的电子合同，如购买名人字画、珠宝玉器等，则可以认定该电子合同无效。
同时，对合同成立后产生的法律效果，应有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承继，而不能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缺乏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为由，认定合同无效或撤销合同，推卸自己应当承担的监护责任。未成年人如果违反电子合同中的先合同义务、相对人利益受损、未成年存在过错、未成年人的过错与相对人遭受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未成年人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并且未成年人在电子合同中的行为如果符合了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二）存在瑕疵的电子签名签订合同的效力认定
在互联网金融交易中订立的电子合同，脱离了传统的书面介质的方式，使得传统交易中用于识别当事人身份的签名或盖章方式很难适应电子合同的需要。而验证服务商在从事服务过程中，面临着诸如数字记录丢失、信息审查不严致使证书含虚假陈述等风险，对此，建议做如下认定：
一是对于有瑕疵的电子签名签订的合同，只要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是出于善意进行的合同签订，不存在恶意和严重过失，就应当承认该电子合同有效。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交易量呈飞跃上升趋势，互联网金融的高科技化、无边界性等特点成为电子合同签订量不断攀升最直接的原因。如果因为电子签名存在瑕疵就认定合同无效，这对维持网络交易秩序和国家发展互联网金融带来消极的影响。在我国《合同法》中，对自始无效的合同界定为：因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无效，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因此，当存在瑕疵的电子签名的电子合同并非为以上三类绝对无效情形时，我们一般应当认定为合同有效。
二是按照《电子签名法》中规定，如果认定验证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有瑕疵的电子签名签订的电子合同有效，依据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提供的电子签名认证服务，电子签名人或者电子签名依赖方因从事民事活动而遭受损失的，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若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的，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电子签名系统中，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提供的电子签名认证服务是一个技术性和风险性很高的服务。一方面，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提供的高技术的电子签名产品，需要依靠签字人自己提供的信息对签字人进行认证，对于签字人提供信息的可靠性，本身就存在很大风险，因为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不可能去一一验证签字人信息可靠性的；另一方面，签字人利用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提供的电子签名所签订的合同的标的额会远远高于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从签字人那里得到的签字证书的对价。如果一旦由于电子签名的缺陷而使得签字人或合同另一方当事人遭受损失，要求电子服务提供者承担全部损失，显然是不公平的。
（三）非人为因素导致内容错误的电子合同效力认定
对于因非人为因素错误导致内容发生改变的电子合同，不能一概否认它的效力。建议做如下认定：
关键词投资项目财务评价评分系统设计功能
1系统开发的背景
1.1现状
目前一些软件公司及科研院所设计了多款投资项目经济评价软件，如广西某公司的cod-1xp.exe等，它们给研究人员带来了便利，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它们大多是参照《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二版）设计的，且大多缺少对财务表现进行综合评价，不利于方案之间的科学比选。基于以上考虑，参照《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作者设计开发了投资项目财务综合评分系统，作为经济评价软件的补充。
1.2开发工具
（1）编程环境的选择。微软公司的2003是Windows应用程序开发工具，是目前极为广泛的、易学易用的面向对象的开发工具。它提供了大量的控件，这些控件可用于设计界面和实现各种功能，减少了编程人员的工作量，也简化了界面设计过程，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应用程序的运行效率和可靠性。故而，实现本系统是一个相对较好的选择。
（2）关系型数据库的选择。关系数据库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数据库类型，能汇集各种信息以供查询、存储和检索。关系型数据库以行和列的形式存储数据，以便于用户理解。这一系列的行和列被称为表，一组表组成了数据库。用户用查询(Query)来检索数据库中的数据。一个Query是一个用于指定数据库中行和列的SELECT语句。目前流行的关系数据有IBMDB2、IBMUDB、Oracle、SQLServer、SyBase、Informix、Access等。
Access是微软公司推出的基于Windows的桌面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RDBMS），是Office系列应用软件之一。它提供了表、查询、窗体、报表、页、宏、模块7种用来建立数据库系统的对象；提供了多种向导、生成器、模板，把数据存储、数据查询、界面设计、报表生成等操作规范化；为建立功能完善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提供了方便，也使得普通用户不必编写代码，就可以完成大部分数据管理的任务。Access支持ODBC（开发数据库互连，OpenDataBaseConnectivity），利用Access强大的DDE（动态数据交换）和OLE（对象的联接和嵌入）特性，可以在一个数据表中嵌入位图、声音、Excel表格、Word文档，还可以建立动态的数据库报表和窗体等。
正因为本系统为小型应用程序，本文选择了Access这个桌面数据库作为该系统的存储数据库。
（3）二者的结合()。是微软的MicrosoftActiveXDataObjects(ADO)的下一代产品，是在微软的.NET中创建分布式和数据共享应用程序的应用程序开发接口(API)。能被用在任何用户的应用程序，需要和OLEDB-compliant的数据源连接和通讯，例如MicrosoftSQLServer、Access。
2系统简介
2.1系统的设计思路
本文认为评分系统应该具有以下基本功能：只需用户输入相关数据，程序就能自动生成项目财务综合评价所需的结果，计算各财务指标并进行综合评分。
在系统的设计上，为增加系统的可维护性，本文将整个系统分为三个层次：表示层、业务逻辑层、数据访问层。
表示层，主要用于接受用户的输入以及向用户显示计算结果。表示层接受用户的输入数据后，将用户输入传递给它的下一层。
业务逻辑层，该层主要用于处理评分系统中的计算逻辑。
数据访问层，该层主要用于将数据存入Access数据库，以及从Access数据库获取所需要的数据。
2.2系统实现的功能
（1）项目记忆功能。本系统可以自动保存曾经评价过的项目，同时通过开始界面或数据输入界面的“系统”按钮可以对不同的评价项目进行切换提取，方便用户进行比较和参数更改。
（2）自动生成结果功能。通过关系型数据库，用户只需将计算或整理好的数据按系统要求的格式正确输入，系统将自动生成结果，主要包括各指标计算值及综合评分表。
（3）变动评分标准功能。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评价需要，对系统里面的参数、权重及取值区间进行改动。这样可以方便用户对不同类型或行业的项目进行评价，同时可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对相应的参数进行重新调整。
2.3系统的特点
（1）评价模型的选用。该系统选用的评价模型是本文建立在对新时期项目财务评价的全面把握上，借鉴沃尔评分法的评价方法，参考杜邦分析体系的评价思想、层次分析法的思路设计的，并用国际标准值、实用值、经验值对指标进行完全量化处理以便于计算机生成。
（2）开放式的设计。考虑到不同用户的多方需要，以及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为用户着想，将系统设计成开放式的系统，也就是系统实现的功能里面所提到的，用户可以对系统里面的基础数据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2.4系统的使用简介
由于系统是基于2003开发的，所以需要在电脑中安装.Framework1.1后，系统才能运行。本系统是免安装版，直接点击FinanceEvaluation.exe文件即可启动该系统，它的评价过程如图1所示。
（1）开始进入。启动系统后会弹出开始界面，在此需要选定或输入项目名称，以便随时调用各项目的数据及结果，然后点击“进入”就可进入下一步，如图2。
（2）输入相关数据。打开这一界面后，用户需要在相应的空格输入一些用来计算各指标的数据，总共有五大类一级评价指标，每大类里面又包含若干二级指标，在全部输完整后点击“计算”即可进入下一步，如图3。
（3）输入有关参数。不同的投资者对投资项目的期望不同，因此有些参数需要使用者自行输入，如折现率、投资回收期、还款期限等，在这一步就是需要输入这些参数，然后点击“下一步”即可，如图4。
（4）输出指标值。接上一步，系统会自动生成各指标值的计算结果界面，从中可以看到各指标结果，然后按“下一步”，如图5。
（5）输出最终结果。接上一步动作，系统会弹出自动生成的最终评分结果，在这一界面，用户能清楚地看到各种分数是怎样的，如图6。
3结论
现在，运用计算机辅助项目经济评价在各计划部门、投资咨询机构、高等院校已十分平常，但如何能使经济评价做得更快、更简便，数据更准确，这仍然是值得研究的课题。该系统作为对前人研究的补充和发展，也做了一些尝试，尤其是开放式的设计思想。
该程序的基本功能是自动生成各指标值及综合评分结果，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经济评价工作的效率；同时它具有简单明了、使用方便的优点。但是由于时间与水平的关系，程序还存在种种缺陷，如界面不够美观、功能不够齐全等，今后会设法使之更为完善，同时评价模型的科学性也有待检验。
参考文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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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芸，邵颖红．建设项目财务评价程序设计简介[J]．石油化工技术经济，1999（1）
4韩明亮．项目财务评价软件的开发与应用[J]．中国民航学院学报，2004（2）
5刘学权，李军．投资项目财务评价体系构建与模型实现[J]．工业技术经济，20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