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7 16:42:1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政治心理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是影响政治稳定，削弱公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与服从，对国家政治稳定带来不利的影响;［3］二是影响政治参与，经济利益分化会扩大人们之间、群体之间、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容易引发心理失衡和弱势群体的相对剥离感，诱发参与危机;［2］三是影响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政治心理。就理论而言，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应是农民政治心理变化的基本源泉，但目前与此有关的现实成果少之又少，且大多出自20世纪90年代，有些观点如“过度的经济利益分化会影响农民政治心理”［3］，虽已基本达成共识，且到今天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解释力，但这些观点都是质性的研究，缺乏定量研究，更缺乏对比性分析，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契机。随着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程度的加剧，农村各利益群体政治心理的变化加快、异质性增强、多元化趋势明显，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及政治价值观出现了较大的差异。［4］因此，要调适农民的政治心理、改造农民的政治行为，必须从他们的经济利益出发，合理引导和规范农村的利益分化，减轻农民的不平衡心理以及由此引发的“仇富”和“仇官”心态。为了深入了解农村经济利益分化是否会对农民政治心理产生以及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进行了以问卷与访谈为主的实证调查。本次调查的数据资料来源于2011年3—7月分别在贵州省遵义县与雷山县、江苏省张家港市三个地方的村庄所作的“村民社会资本、政治信任与乡村治理绩效”的正式调查，以及2013年4—7月在江苏张家港市，贵州省贵阳市、遵义县、息烽县等地所做的补充调查。之所以选择江苏省的发达村庄和贵州省的欠发达村庄进行调查，是因为这两个地区及其村庄分别是中国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和最不发达的西部地区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巨大差距与其说是经济差距，倒不如说是人文环境、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差距。为了使调查样本更具有代表性，更易于分析，更容易形成强烈对比，调查时选取了这两个省份。为此，正式调查时先对村委会成员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在综合村里的人口结构、政治面貌、贫富分化、学历水平以及家庭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按照3．5%左右的比例分层随机抽取了样本家庭。为了避免同质性，从所抽中的每户家庭中抽取一个成年人，他们构成了正式调查对象的最终样本。正式调查时，三村各发放问卷110份。其中，遵义LL村最终回收有效问卷92份，江苏YS村回收有效问卷100份，GN村回收有效问卷43份①，合计235份。补充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3份，其中，江苏YS村45份，贵州LL村28份。正式调查和补充调查的样本量合计308份，其中，贵州省163份，江苏省145份，调查样本的背景变量如表1所示。从表1可知，调查样本已婚的比例大大高于未婚的，汉族远远高于少数民族，学历以初中及其以上为主，政治面貌以群众为主，年龄以18～40岁的为主。上述数据表明，调查抽取的样本是时下农村社会建设中的中坚力量。
二、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现实图景:基于江苏和贵州的对比分析
在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国家权力体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几乎不存在独立的个体，人们的行为大都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集体行动成了个体行动的代名词。因此，那时的个体大多数时候是国家权力体系的附庸，还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主体差异性和多元化。在文化多元主义日益明显与经济主体日益分化的当下，主体的差异性也随之产生。利益主体的差异性预示着当代社会中各阶层的利益分化比较明显。在当代中国，这种利益分化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层次如城乡、地区、行业等之间，也发生在不同的所有制职工和阶层之间。［5］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农村的经济利益分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但相关的定量研究却屈指可数，主要可从农村阶层分化的研究中窥知一二。对于农村阶层分化的标准，学界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以职业的差别作为衡量阶层分化的主要依据。陆学艺指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民已经分化为八个职业不同、利益不同、要求和欲望不同的阶层。”［6］这些阶层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二是以收入的高低作为分层的主要标准，将不同收入的农民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三是以社会资源的拥有情况来分层。这种类型的划分以毛丹和任强为代表，他们认为，在中国农村，社会资源分层比职业分层更有包容性和适用性，这里的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人脉资源，但经济资源是主要的资源。据此，他们将农村居民划分为以下四类:上层(精英阶层)、中上层(人阶层)、中下层(普通村民)以及下层(弱势群体)。［7］从上述分层依据不难看出，职业分层与收入分层有很大的关联，职业分层甚至是以收入分层为基础的，资源分层又以经济资源为主。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划分农民阶层分化的主要依据还是收入水平和财富存量。收入水平是描述农民阶层分化的重要指标，主要以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为衡量标准。财富存量是反映农民财产积累情况的指标，财富存量包括动产、不动产及货币储蓄。由于农村市场发育不成熟，农民的财富积累情况应主要以现金存款、住房情况和家庭耐用消费品来衡量。这其中，最易于测量的是农民经济收入状况和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因此，本文以这两个指标作为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程度的主要依据。首先看农民的收入状况。由于农民的收入难以直接测量和统计，为了让农民的回答更接近真实数据，我们将农民的收入分为“农作物种植收入、养殖收入、打工收入、经商收入、政府补贴收入以及其他收入”6部分，农民的人均年收入等于上述6项收入之和与家庭户籍人数的比值。调查显示，贵州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均值为5061元，江苏农民的为20988.9元，初步统计，江苏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贵州农民的4.1倍。而如果以4000元作为分档依据，分别以“4000元以下、4001～8000元、8001～12000元、12001元以上”作为农民人均年收入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的依据发现，江苏和贵州农民的收入分化均比较明显，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的比例却大相径庭。其中，贵州“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呈典型的金字塔形，数量依次大幅度增加，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分别是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的2.8、3.1和3.8倍。与之相反，江苏“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则呈倒金字塔形，数量依次大幅度减少，高收入农民的比例分别是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农民的5.9、6.2、124.5倍。可见，无论是江苏农民，还是贵州农民，农村农民的经济利益分化均是比较明显的。至于江苏和贵州农民利益分化呈现不同特点的原因，地理位置、思想观念、历史传统、收入来源等都是其主要的原因。当然，家庭劳动力的多少也是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这一点，访谈时多位农民和村干部均有提及。例如，调查时贵州GP乡某工作人员提到:“形成农村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的多少、家庭劳动力的有无和强弱。一个家庭有四至五个劳动力，另一个家庭无劳动力或劳动力弱智，劳动力无或弱的家庭收入只能维持生活，甚至靠政府给的低保才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而四五个劳动力的家庭每人每月收入3000元，除开生活开支，一个家庭每月的存款可达万元，两到三年这个家庭就变化大了，两层房屋有了，车子有了，衣着各种高档的东西都有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这就是形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收入来源和家庭劳动力多少确实有密切的关系，劳动力越多的家庭收入来源更多地以打工收入为主，劳动力越少的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以传统种养殖为主。这一点，我们的问卷调查可以证实。如表3所示。江苏农民家庭人均收入高且“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呈倒金字塔形的主要原因在于江苏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打工收入，其次是经商收入，二者合计占95．2%。而贵州农民的收入来源却是收入较低的传统种养殖收入，占45．4%，是江苏农民的9.5倍;贵州以经商为主的农民比例仅有11．8%。再看农民的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本文调查假定如果家里有耐用消费品，就赋值为1，如果没有就赋值为0，家庭耐用品的拥有程度就等于这16种家庭耐用品之和的均值，均值越接近1，家庭耐用品拥有程度越高。为此，应以0.25为分档依据，家庭耐用消费品分为低拥有、中低拥有、中高拥有、高拥有四种类型。调查显示，贵州农民以低拥有为主，比例高达65.4%，是江苏农民的19.2倍，中低拥有、中高拥有、高拥有的农民比例依次递减，其中高拥有的农民比例为0。与之相反，江苏农民的上述比例则逐次递增，高拥有的农民比例达46.6%，接近一半。仔细分析发现，贵州农民拥有最多的三件家庭耐用消费品分别是电话、电视和洗衣机，分别占92.5%、83.5%和64.7%，而拥有健身器材、空调、汽车、摄像机、照相机等奢侈耐用消费品的比例几乎为0。江苏农民电话、电视、洗衣机和电冰箱的拥有率几乎为100%，电脑、热水器和空调的拥有率均在80%以上，拥有率最低的是健身器材，比例为14.9%，对贵州农民零拥有的汽车、照相机和摄像机，江苏农民拥有的比例则分别为36.8%、52.9%和19.5%。数据和调查均表明:第一，江苏和贵州农村内部存在明显的经济利益分化。在村庄内部，农业劳动者阶层往往处于利益金字塔的底部，他们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人数众多;农民工阶层处于金字塔的中间，他们是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以长期或短期雇工的形式出现在城市，家庭收入也以此为主;村务管理者阶层和自主经营者阶层处于金字塔的塔尖，他们是农村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是农民中的权力拥有者和财富集中者，他们人数虽少，却垄断着农村大部分政治、经济、文化和人脉资源，这些资源的差异是农村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第二，江苏和贵州农民在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程度上也存在较大的差距，此差距是不同地域之间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进一步补充。
三、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
近年来，人们对农民政治心理变迁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表明，在实行以来的当代社会，农民的政治人格由依附、封闭、单维走向独立、自主、开放和多维，农民的政治态度由冷漠、情绪化走向理性，农民的政治意识由村民意识、臣民意识走向公民意识，农民的政治理念中有了自由、平等、竞争、权利、法治、效能等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概念。［8］尽管如此，农民的迷信和政治怀旧心理，政治参与的功利心理、盲从心理、冷淡心理以及依赖家族和宗族的政治心理、反权威的逆反心理等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9］正因为如此，农民政治心理制约着我国现代民主政治生活，对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在参政主体、参政形式、参政时间、参政组织原则和组织方式等方面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表明农民政治心理的变迁对民主政治进程的作用不可小视，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必须将农民培育为具有责任意识的现代公民。囿于指标的限制，下面拟从三个方面分析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
1．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信任心理的影响
利益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密切相关。正如罗素•哈丁所言:“信任可简单地界定为暗含的利益，即在信任关系中，你的利益暗含我的利益，因而我信任你意味着我期望你会为了我的利益行事”［10］。马克•E．沃伦也曾指出:“当一个人信任时，他假定在信任者和被信任者之间存在共享的或共同的利益。”［10］4这里的意思很明了，共同的利益是缔结双方或多方信任关系的核心与关键。有调查表明，农村利益分化是形成农民政治信任阶层分化的根本原因:“普通农民阶层对政府和政治系统的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现实利益是否得到应有尊重，而农村精英阶层对政府的信任感则表现得较为复杂:一方面由于受益于体制性权力，而对国家和政府产生信任和依赖;另一方面却因为利益冲突，而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产生质疑和不安。”［11］这表明，利益分化是影响农民政府信任阶层分化的主要因素。那么，作为经济利益分化的主要衡量指标，农民的收入分化会对政府的整体信任心理产生什么影响呢?考虑到我们已在多篇文章中分析了农民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此处就将政府信任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对待，即下述分析时选取的是“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程度”的单项选择题而非其它。为此，调查时，我们将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分为“很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信任、比较信任和十分信任”五档，并分别赋值“1～5”分。为了更有效地表达，对政府信任数据的处理策略是:将3分及其以下的界定为“低信任”，将3分以上的界定为“高信任”，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知，整体而言，大部分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处于高信任状态，比例高达88.1%，是低信任农民的7.4倍。具体来说:第一，中高收入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最高，高信任比例达94.9%;第二，农民的收入越高，对政府持高信任状态的比例就越高。可见，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基本呈正相关关系，即农民的收入状况越高，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就越高。为了进一步检验农民的收入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之间到底存在多大的关联，以农民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为自变量，以处理后的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情况为因变量，进行逻辑斯蒂回归。结果显示，尽管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基本呈正相关关系，但这种相关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因为他们之间的显著性水平为0.218，大于0.05。尽管如此，从Exp(B)值即发生比可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对政府高信任的发生比分别是低收入农民的1.153、3.828和2.046倍，也就是说，高收入农民对高信任政府的发生比越高。
2．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选举心理的影响
选举参与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根据参与的态度，可将其分为“积极参与和消极参与”;根据参与的心理，可将其分为“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一般而言，积极参与意味着主动参与，消极参与意味着被动参与。至于影响选举参与的因素，利益则起着关键的作用。正如徐勇所言:“民主选举背后有复杂的变数，其中，利益和体制最应引起重视”［12］。于建嵘也指出:“在因乡村选举而进行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不同结构位置的国家利益、社区利益、个人利益及家庭利益，都可通过“习惯”来表达，进而影响甚至决定乡村选举的结果。”［13］可以说，“利益是村民参与选举的决定性动机，利益关系影响着村民参加选举的形态，利益相关度则决定着村民参加选举的程度。”［14］正因为利益对农民的选举参与如此重要，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影响表现为:农民是积极参与选举还是消极参与，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为此，我们做了相应的调查。调查显示，整体而言，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时的心理都比较消极和被动，比例高达63%，是积极参与选举农民总数的1.7倍，其中，中低收入农民积极参与选举的比例最低，仅为19.1%，仅为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的44.5%。仔细分析发现，农民的收入分层对其积极选举参与心理的影响并不呈正相关关系，而是呈“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结构，即低收入农民和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村干部选举的比例最高，达40%以上。这说明，收入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心理的影响是不稳定的，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的比例高于中间收入群体。
3．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参与心理的影响
在经济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作为一种整合社会经济利益的有效机制，参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由于政治制度化程度低，人们的参与热情若不能得到及时释放和有效满足，必将大大增强其挫败感，进而引发“参与危机”，诱发社会动荡。［15］因此，通过量化的方法了解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参与心理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囿于调查内容和篇幅的限制，此处主要探讨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心理。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仍然有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之分。整体而言，农民是倾向于比较消极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百分比为56.3%，比积极参与的农民比例高12.6%。具体而言，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其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是呈正比的，即农民的收入越高越倾向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其中，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比例分别比低收入农民、中低收入农民、中高收入农民高14%、24%、35.9%。这表明，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其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呈正比。那么，农民的收入情况对其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为此，进行了逻辑斯蒂回归。结果显示，农民的家庭收入与其对社会组织的参与情况在0.001的水平上呈显著性;从NagelkerkeR2系数来看，农民的收入情况对其参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影响达11.8%;从发生比即Exp(B)值可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发生比分别是低收入农民的1.767、2.672和4.716倍(详见表9)。也就是说，农民的收入情况是影响其参与公共事务的显著因素。
四、结论与建议
另一方面，提高高校大学生的心理素质不但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应该是心理学的一部分。在传统的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因为学生的心理问题涉及到个人的隐私，导致大部分学生对自己内心的意识和心理缄口不言，不愿意与教师交流，致使教师无法获得充分的信息，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无法顺利开展。同时，教师要有效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这是一种心理学的活动，教师利用传统的教育方式也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背景下，教师应该在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充分利用心理学理论来收集真实的信息，并通过心理学方法有效提高学生的心理学素质。具体地说，教师应该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理论知识，能够在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通过观察学生的神色、语气、细节动作等等发现学生心理方面存在问题，引导学生更主动的倾诉心理存在的负面意识。在此基础上，教师需要充分利用心理学方法对学生进行心理素质教育，切实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这就需要高校对在职教师进行系统科学的培训，要提高教师的能力和素质，使其具备较强的心理学理论知识，能够利用心理学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此基础上，教师应该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灵活运用心理学方法和手段，通过专业的技能和方法有效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同时，高校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辅导员的培训。高校辅导员是针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的主要力量，是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心理素质的直接工作者。只有不断提高辅导员的素质和能力，使其拥有较强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才能真实地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与建设。
2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
另一方面，教师应该将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上升为实践教学，要通过实践教学活动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并让学生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保持乐观，并有效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具体地说，当代大学生中有不少学生存在孤僻、自闭、自卑等负面意识，这是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是学生心理素质较弱的有力表现。教师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到实践活动中，能够让学生在团体活动中释放压力，让学生在积极的交流互动中获得友谊，逐步解决上述心理问题。例如，教师可以利用思想政治教学的时间组织学生参与拓展训练。拓展训练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对学生心理素质的提升有不俗的功效。同时，在拓展训练中，学生就需要以团队为单位进行训练，这就使学生能够进行充分的互动和交流，在提高学生团队合作意识与团队合作能力的基础上让学生获得友谊，并在充分交流中逐步克服自卑、自闭等负面的心理问题。换言之，教师就是为学生提供了一种交际的方式，利用课堂教学的形式促使学生参与到其中，使学生能够逐步走出自卑、自闭的阴影，使学生可以变得更加积极、乐趣，保持健康的心态，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3结束语
高职高专教育是一个生态系统，高职高专院校与系统环境之间存在彼此依存、相互协调的共生关系，每个高职高专院校都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通过融合、竞争与合作，形成了整个高职高专教育系统，进而构成更大的高等教育系统。高职高专院校无论是在内部构成要素，还是与外部环境交织互动中，都处于一个内容复杂、影响因素多元的生态系统中。每个子系统通过不断调整来增强其对系统环境的适应程度。可以将高职高专院校生态系统理解为：一定时空条件下，高职高专院校与存在关联的要素之间、以及与所处环境因子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系统。核心竞争力本质上是指组织通过内部不断整合、调整与创新，使组织获得竞争对手不易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等资源，从而获得某种比较优势，占据行业的优势地位。如果将高职高专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其劳动力“产品”就是掌握某种专业技能和本领的学生。可以认为高职高专院校的核心竞争力是高职高专院校在长期的发展和成长过程中，通过内部不断整合、改革以及创新获得教育资源，使高职高专院校在发展中处于竞争优势。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研究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一般认为生态系统中的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宜度越大，其占有的资源越具有不可模仿性，其对整体系统环境的适应性程度越高，其核心竞争力就越强。
二、生态位视角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一）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的构成要素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是指生态系统中高职高专院校占有资源和环境空间的能力，体现高职高专院校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在高职高专院校发展中，不同地区的高职高专院校占有的资源和环境空间不同，生源层次和生源质量也不同，这既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满足社会需求的市场性一面，同时也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非市场性的一面。生态位占有能力指标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态”的属性，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的宽度反映了高职高专院校内部资源构成各要素的完整性和完好性。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的构成要素表现为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在现代高职高专教育生态系统中，这类生态因子包含的主要内容是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以及满足社会其他需求的能力，获得各类教育资源的能力以及树立高职高专院校品牌和提高知名度的能力，如人才培养的层次、质量，科研的水平、奖励，学术及社会声誉等。
（二）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的构成要素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是指生态系统中处于某一生态位的高职高专院校适应其所处资源空间的能力，由其协调内部资源的能力决定，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的发展力。在相同或相似生态位占有能力下，如果某高职高专院校内部资源协调能力强，能充分适应环境并充分利用其所处的外部资源环境空间，则该高职高专院校的生态位适应能力越强。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是高职高专院校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描述的是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态”与“势”的协调，强调高职高专院校内部要素的相互协调性和对环境的适应性。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构成要素表现为战略管理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主要内容是领导者战略预见、决策和优化配置战略资源的能力、外部资源的整合运营能力等因素。
（三）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的构成要素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系统中，高职高专院校具有通过拓展其生态位来保持和提高竞争能力的动力。高职高专院校进化动量就是实际生态位对其基础生态位的趋适作用强度。实际生态位离基础生态位的距离越远,趋适作用越强，进化动量越大。进化的空间越大，生态位构建变化幅度也就越大。高职高专院校的进化动量与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呈负相关，高职高专院校进化动量越大，说明其“势”能越低，其进化能力越低。可利用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构成中的学习创新能力的进化动量及其与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的负相关性，来表示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构成要素表现为学习创新能力，体现高职高专院校“势”的属性。主要包含组织结构形态、教学创新教育的条件、学习型组织的状况等。
三、基于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指标体系
（一）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模糊定位指标分析
基于高职高专生态系统观的核心竞争力内涵，高职的核心竞争力存在于高职高专院校所涉及的各个层次，具有系统性、层次性和动态性的特点。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其生态位的高低，即其占有的资源环境空间的大小、其内部生态系统对其所处生态位的资源和环境的适应能力强弱，以及其生态位进化的能力。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指标包括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3个能力维度。教学能力主要表现为教职工人数和高级职称教师的人数，所以选取了当年的教职工人数和高级职称人数；高职科研能力维度的主要表现为数和课题立项数，相应分别选取了当年数和项目立项数2个指标；社会服务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为学校声誉，选取当年社会声誉指标。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指标包括战略管理、资源整合这2个能力维度。战略管理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分为校级领导班子的整体状况、最高决策层的领导风范和管理决策的全局性长远性三类指标，分别选取了相应指标。资源整合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分为教师资源整合状况、物资资源整合状况两类指标，分别选取相应指标。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指标表现为学习创新能力。将学习创新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分为组织结构形态、学习创新的基础条件等指标。
（二）指标分类及处理
1．显示性指标与分析性指标将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模糊定位指标分成显示性指标和分析性指标，显示性指标说明高职高专院校的核心竞争力状况，分析性指标说明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内在要素，影响高职高专院校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显性指标主要有：教职工人数、高级职称教师人数、数、课题立项数等指标，直接表现了高职高专院校在办学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能力和水平。分析性指标有：学校声誉、领导班子状况及领导风范、管理决策的全局性长远性、组织结构形态、学习创新基础条件等，直接影响高职高专院校生存发展战略中的各种运作能力，对高职高专院校的生存发展起到核心作用。2．定性指标的处理在指标体系中，除了定量指标。还有定性指标。对于指标体系中的定性指标，由专家采用10分法评定，将定性指标定量化。
四、基于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实证研究
应用模糊聚类的，选择具有典型性的高职高专院校，用数学方法定量确定样本的亲疏关系，从而客观地划分类型，对高职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进行模糊评价。模糊算法比较系统常用的有等价矩阵法和FCM算法。借助Matlab2012软件采用FCM算法，实现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进行模糊评价。根据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指标体系，采集了广东省具有典型意义的16所高职高专院校，相关数据来源于《广东教育统计年鉴》、《广州年鉴》，数根据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进行统计。通过Matlab定量计算，整理后得出广东省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模糊聚类的结果，如表1所示。从基于生态系统的广东高职高专院校模糊定位矩阵来看，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和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2所院校属于类型I，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院校同属于类型II，广东白云学院等5所院校同属于类型III，民办南华工商学院等4所院校同属于类型IV。从生态位竞争力指标分析，以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的I类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和生态位适应能力较强，但是生态位进化能力相对较弱；以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的II类型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和生态位进化能力较强，但是生态位适应能力相对较弱；以广东白云学院为代表的III类型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和生态位进化能力较弱，但是生态位适应能力相对较强；以民办南华工商学院为代表的IV类型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较弱，但是生态位适应能力和生态位进化能力相对较强。
五、生态位视角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提升策略
（一）明确办学理念，提高生态位占有能力
办学理念体现高职高专院校的教育观念和哲学思想，对高职高专院校的发展愿景具有指导意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态位占有能力。从模糊聚类的结果来看，具有不同生态位占有能力的院校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而生态位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办学理念的差别以及其具有的教学资源。高斯（Gause，1934）认为各生物单位都倾向于占据不同生态位，相互补充而避免直接竞争，通过生态位分离占据有利的资源，实现共同生存的目的。根据生态学的生态位原理，生态位差异大的高职高专院校，彼此之间的竞争小，占有的教育资源差别大，不同生态位的高职高专院校甚至处于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反之，生态位越近似，占有的教学资源就越相近，相互竞争就越大。对于因为办学理念相似、占有的教学资源相近而导致生态位重叠的高职高专院校（如图2所示），可以通过生态位分离模型降低竞争强度（如图3所示）。在模糊聚类中，类型III和类型IV的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相对较低。在市场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生态位占有能力强的高职高专院校会优胜于占有能力弱的院校，或者占有能力弱的高职高专院校通过明确办学理念来寻求教育差异化和资源梯度，分离原有生态位，从而具备不同于甚至优于竞争对手的独特品质，这也就是高职高专院校的特色带来的核心竞争能力。类型III和类型IV的广东省高职高专院校需要摒弃单纯借鉴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的错误做法，而要根据高职高专的教育特点，避免办学理念趋同，寻求适合自己的教育生态位。
（二）通过资源整合，提高生态位适应能力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是高职高专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与生物生态位最大差别是生物生态位是被动的自然选择的结果，而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是由其主动选择和积极竞争行为所决定的。高职高专院校需要不断扩展自身的生态位空间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见图4）。高职高专院校可以通过提高适应度、调整资源梯度和维度来提升生态位，通过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教学资源差异化等手段，培养并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针对模糊聚类中类型II和类型III的高职院校，需要整合现有的教学资源，提高教学资源的利用率。根据高职高专的教学环境变化适时改变学校的发展战略，以提高生态位适应能力。
（三）提倡创新思维，提高生态位进化能力
关键词：老年病；抑郁；精神护理
2010年7月13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向社会了《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该公报显示，2009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有关方面预计，“十二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2个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超过15%，老龄化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根据联合国的传统标准，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即标志该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显然，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国在生产力水平尚不发达、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提前进入了老龄社会。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其中，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机制是当务之急。
1老年性疾病诱发抑郁倾向的现状分析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成为老年人口的高发病症。与此同时，气候变更、环境恶化导致的恶性肿瘤在老年人中的发病率也日趋增高。上述老年性疾病的共同特点是：病程长，一旦染病将伴随终身，目前的医疗技术尚无法彻底战胜上述顽疾；此外，老年人的身体免疫力、抵抗力都远低于年轻人，因此，上述疾病的并发症也经常困扰这些病人。
常年承受老年病侵袭的人，临床当中表现出焦虑、恐惧、烦躁等负面情绪的比例很高。严重的因此而多愁善感，并最终形成抑郁症。针对这类状况所发生的比例，国内许多同行均进行了系统研究。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邱忠霞和王涤非等对入院的150例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进行了抑郁状态评价，抑郁严重指数>0.5的诊断为抑郁，结果表明抑郁患者56名，占入选病例的43.1%，其中男性22例，女性34例[1]。武汉总医院的李娟和刘伟等采用抑郁自评量表对200例恶性肿瘤和150例良性疾病的老年患者分别进行了调查评定，结果显示老年恶性肿瘤住院患者抑郁发生率为62.5%，SDS平均(52.0±10.4)分；老年良性疾病住院患者抑郁发生率为26.7%，SDS平均(44.9±7.7)分；两组患者抑郁发生率均高于我国正常人群15.1%-22.5%的比例[2]。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的袁瑾选择54例高血压病患者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和抑郁量表进行评定，患者年龄范围65-82岁，结果表明，焦虑21例，占38.8%；抑郁17例，占31.4%；焦虑合并抑郁14例，占18.9%[3]。
除了上述临床样本分析以外，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研究所的陈翠玲和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的唐丹等对北京3个社区170位60-85岁的老年人进行了间隔为20个月的追踪研究，进行了觉知日常环境控制感、领悟社会支持、自评健康状况、抑郁状态的测查。通过抑郁与各变量的交叉滞后分析表明，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对抑郁的发生和抑郁程度的增加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4]。
由上述研究结果不难看出，自身疾病已成为诱发老年性抑郁的一个主要因素。从我院的诊断实践来看，作为高校附属医院，我们主要面向上万名师生员工提供医疗服务。在每天接诊的病人中，退休教职工占绝对多数，其中，因自身健康原因导致心理恐慌、精神忧郁的老年患者比例超过50%。
因此，针对老年病人，尤其是慢性病患者，除了提供必要的药物治疗外，心理疏导和精神层面的护理也是不可或缺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后者的重要性甚至高于前者。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精神护理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护理措施。例如，Taiwan的Shu-LingChen和Hui-ChuanLin等在老年休养所研究了音乐疗法对于老年人的治疗作用，结果表明，这种整体音乐疗法可以使老人们从集体活动中获得力量，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因此，他们建议应该把这种音乐疗法与日常护理融合在一起。
2老年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护理策略
2.1探求根源、因势利导
焦虑、抑郁情绪的形成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疾病类型、病人病史、性格类型等。一般而言，患有严重疾病、发病多年、性格内向的人产生抑郁倾向的几率很高。因此，作为护理人员，应首先找到“病源”。多年患病、病情较重的病人，因需要长期协助、常年用药，很容易产生依赖性心理，从而欠缺对自身状态的客观评价。这类病人一旦感觉不适，很容易与自身疾病建立主观联系，陷入恐惧、焦虑的精神状态，进而加剧身体不适感，影响到疾病治疗。对此类病人，护理人员在加强日常护理的同时，应当循循善诱，讲解基本的医疗常识，助其建立客观的病情识别方法。还有一类病人，病情不重，但病程较长，性格较为敏感、抑郁倾向明显。入院后对陌生环境，如医护人员的基本操作，甚至气味都可能产生不良反应。有的患者性格内向，期望通过医护人员的反应判断自己病情，从而处于疑虑、烦躁、焦虑的状态之中。对于此类病人，护理人员应当注意观察，与病患加强沟通，除了正常的病情交流，还可以谈天说地，制造一种融洽、平和的气氛，消除其心理阴影。
2.2提高日常护理质量，多管齐下
精神护理的效果如何是建立在良好的生理护理基础上的。人在得病之后，整体期望是：尽快获得治疗，并且获得最好的治疗。因此，敏感、脆弱是病人中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某些情况下会产生过激的心理反应。这就要求护理人员一定要心态平和，并要尽快、准确地掌握病人病情的变化，并采取及时的治疗措施。
2.3为患者自护与家庭护理提供指导我国人口众多，医疗资源、医疗水平与医疗需求之间尚存在巨大缺口。高等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院门可罗雀，高效、可靠的社会保障保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因此，老年病患者多数时间均在家中活动。因此，患者自身的心理调节和家庭的精神护理尤为重要。
3结论
在我国日趋紧迫的老龄化进程中，因慢性病导致的心理健康受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针对老年抑郁症产生的不同症结，广大医护人员应当因势利导，在完成基本的医疗救助同时，利用自己的专业素质，实现老年病人的心理疏导，加强及时沟通，为建立医院+家庭的综合护理模式提供技术支持。
参考文献
[1]邱忠霞,王涤非,马贺军.抗抑郁及心理干预对老年&型糖尿病抑郁的影响[J].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05,20(6):456-457.
[2]李娟,刘伟,徐琳.老年恶性肿瘤住院患者抑郁状况调查[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7,17(4):270-271.
[3]袁瑾.老年高血压病焦虑抑郁症状的临床识别和治疗[J].中国使用医药,2007,2(12):19-20.
（一）乡镇财政管理中存在着事权与财权不对称的问题
在国家实行分税制度改革以后，大部分税收由中央政府掌握，地方政府税收比例相对较低，而且在地方政府的税收中省市一级为了确保自身的财政收入，也往往实现了财政的集中管理，乡镇一级的财政可支配收入锐减，乡镇财权缩水严重。但是，在当前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实施的背景下，乡镇政府的事权却是在处于不断扩展的状态，工作任务也是不断的增加，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义务教育、拆迁安置、社会医疗保险等方面的支出不断上升，这就造成了乡镇财政管理中的收支矛盾日益突出，财政压力不断加大，一些乡镇不得不依靠“土地财政”与“金融财政”维持运转。
（二）乡镇财政预算管理不够完善
预算管理是乡镇财政管理的重要内容，是规划控制、规范约束资金管理的主要手段。目前在乡镇财政的预算管理方面，预算编制方面还存在着编制内容不完整的问题，财政预算简单笼统，对于乡镇财政管理的规划指导和约束作用不强；在预算的执行过程中，财政支出与年度预算经常出现较大的差异率，一些资金用途往往被临时改变，预算调整的程序不严格，预算执行的约束作用严重弱化；在预算的监督方面，往往主要是停留于事后的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监督方面，事前、事中监督审计严重弱化，缺少全过程的监督管理。
（三）乡镇财政管理的职能定位不明晰
对于乡镇财政管理而言，其职能定位主要是开展乡镇财政的收入管理、资金分配以及监督管理职能，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乡镇财政往往还承担着拆迁建设、资金筹措甚至是审计职能。但是，相对乡镇财政管理工作范围的不断延伸，乡镇财政管理职能定位上出现了偏差，在一些不属于财政管理工作方面存在着越位问题，例如在家电下乡、合作医疗甚至是包村包户上投入过多精力；而在预算管理、财政监管、非税收入资金管理、国有资产管理等方面却存在着不到位的问题，不利于乡镇财政管理工作水平的提高。
二、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措施建议
（一）将乡镇财权与事权有机结合
解决乡镇财政捉襟见肘的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对乡镇一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进行明确。在乡镇管理的职能定位方面，应该将乡镇政府由管理型逐步朝着服务型政府转变，重点是引导乡镇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带动企业发展壮大，加快乡镇产业化经营，推进乡镇的城镇化以及新农村建设，促进乡镇社会经济发展。其次，乡镇政府应该积极的对自身管理机构进行精简，避免由于机构臃肿与人员冗沉造成财政支出过大，将有效的资金用于公共服务事业发展方面。乡镇政府应该积极的与县级主管部门进行协商，对相应的事权范围进行明确的划分，关系到县级区域的事务应该按照责任划分以及受益程度明确比例共同承担，对于乡镇区域内的事务应该根据自身财力状况决策，落实好转移支付管理相关内容。
（二）积极推进乡镇财政预算管理改革
在乡镇财政预算管理改革方面，首先，应该进一步的提高乡镇财政预算的编制质量，乡镇财政管理部门应该在县级财政部门的指导下完成财政预算的编制，将涉及到乡镇的所有财政资金、政府基金、自由收入以及其他收入等统一纳入，在预算支出的编制方面加强支出的定额管理，人员支出按实编制，公用经费按照县级标准确定，同时对重大项目加强滚动预算管理，确保各项预算指标科学合理。其次，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财政预算的有力执行，经过人大审议通过预算方案以后应该把预算计划作为依据，严禁出现随意调整改动预算的行为，同时采取预算执行定期报告的方式，向人大及县级财政主管部门报告预算执行情况；为了强化预算的执行力度，财政管理部门应该落实好国库集中支付、公务卡管理改革等举措，确保预算的有效落实。
（三）创新完善乡镇财政管理的职能
在乡镇财政管理职能的创新完善方面，首要前提是对乡镇财政的各项基本职能进行强化，强化乡镇财政资金监管的职能，拓展财政资金管理范围，尤其是加强涉农资金的监管，并采取考核、检查、激励约束以及追求责任等措施加强监管；强化财政业务管理职能，特别是完善内部控制管理，做好岗位设计、内部牵制以及不相容岗位分离等管理制度，加强对风险的防范；强化资产管理职能，加强对乡镇国有资产购买、处置以及登记管理制度，并做好台账登记定期进行盘点清查。其次，应该进一步的优化乡镇财政的支出管理职能，对支出范围以及管理办法进行明确，重点是加强对财政管理的内部审计监督，对于乡镇财政支出的重大项目建设、大额采购以及专项资金等，采取跟踪审计管理的模式，同时进行预算决算、三公经费以及项目进展的公开，强化内外部监管，确保财政管理工作的合法合规。
三、结语
一、高中政治课教学面对的心理问题和政治课心理教育优势
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曾主张教师要研究学生的本性，并提出“教学要心理化”，这在客观上推动着教学心理化的发展。政治课教学与心理教育的内容较为接近，从历史发展来说，心理学原本属于哲学。教师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渗透心理教育，会让政治课教学更容易为学生所接受。我们只有在政治教学中渗透心理教育，走心理化的途径，才能更好地解决当前高中学生的心理问题，完善其心理品质，才能使政治教学更具吸引力、更有效果。有调查数据表明：当前高中生中存在各种心理问题的学生的比重达21%，而这些心理问题的解决，光靠专职的心理辅导教师的教育是不行的，我们还必须充分利用政治学科教学的优势，形成思想教育与心理教学有机统一的教育局面；通过挖掘政治课中多方面的心理教育资源，采用必要的心理知识和技能训练；在政治课教学中渗透心理教育，使学生得到良好的、潜移默化的、有的放矢的教育，从而较好地解决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更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特别是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二、高中政治课教学走心理化的途径
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递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与鼓舞。而没有兴奋的情绪，怎么能激励人，没有主动性怎么能唤醒沉睡的人，没有生气勃勃的精神怎么能鼓舞人呢？”政治教学最重要的是要帮助学生树立信心，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确立“合适”的学习目标。中学的政治课教学需要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是思想品德教育的显性教学，决定着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政治方向，这在素质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现在日常的政治课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往往觉得上政治课没意思，课堂上常常出现无精打采，上课看课外书籍、睡大觉等现象。这是政治课教学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用时事等生动事例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的典型问题。如果政治课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以心理科学的原理和方法为指导，实践分层教学、分层评价，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就能起到增强学生学习政治课内容的动力，使学生乐学、愿学。从高中政治课教学走心理化的途径上讲，主要的有以下途径：
1.进行有针对性的学法指导。学法指导是学生的学习行为习惯、学习态度和学习方式等多方面的指导。高中政治课教学内容进行预习、复习、学会记笔记等，就能提高学生学习政治课内容的积极性。
2.创设宽松、民主、平等、和谐的班级学习心理环境。政治课教学中教师应鼓励学生勇于发表意见，给学生有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和舞台。课堂上教师运用表扬的心理需求原理对学生进行适时激励，就能强化其学习动机；运用期望激励，就会使学生精神受到鼓舞，激发起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发挥情感心理效应。列宁说过：“没有人的感情，便没有对真理的追求。”苏霍姆林斯基也指出：“情感如同肥沃的土壤，知识的种子就播种在这块土壤上。”日本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泷泽武久用大量实验结果证明：一旦学生对学习失去情感，思维、记忆等认识机能就会受到压抑、阻碍。无论何等抽象的思维，没有情感都不能进行。政治课教学，课程内容本身没有多少吸引学生的地方，教师就应该让教学过程成为一个师生情感流动的过程。课堂里有感情的浪花，师生就会精神振奋，独特的感悟、别有情味的语言就会如泉水叮咚，就会扫除课堂学习中疲沓、厌倦的阴霾，引导学生投入情感、投入精力去学习。运用专情课程、激情课堂、幽默激起学生的喜爱，这是政治课教学心理的三部曲。
三、高中政治课教学心理化对教师素质提出的要求
高水平的政治教师在教学设计与备课上不会只注重于构思知识的讲解与传授，在组织教学上不会只敏感于学生知识理解掌握和成绩的差异，在对学生的评价观念上不会只认识成绩优秀的就是“好学生”；而是将政治课的教学过程视为是培养学生追求真理的过程，以饱满的热情投入课堂，运用娴熟的艺术教学手段于课堂，有意识地应有教育学、心理学的原理于教学活动之中，努力创造良好的心理氛围，跨越心理误区教学活动的组织。所以，高中政治教学心理化对教师素质提出的要求主要是：
1.有广博的知识修养。“学高为师”的古训表现了对教师文化知识的要求。教师学识渊博，知识丰富，教学才能得心应手、引人入胜。作为一名高中政治教师，要想使学生产生激情，合理的设置情境，离不开教师扎实精深的专业知识和一定的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知识。旁征博引、见多识广、思维敏捷、口才突出，是一名政治教师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素质。
2.有高度的责任感。敬业乐教是教师素质的基础。政治教师必须确认教书育人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在任何场合都要体现出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拥有高度的工作热情，热爱自己的讲授科目，尽到教师的天职。
3.具有良好的师德。具有良好的师德是教师产生热情的重要前提。师德的核心是师爱，师爱是人类复杂情感中高尚的结晶。热爱学生是教师的天职，是教师高尚情操的体现。政治教师能否产生热情、乐于奉献、热爱学生，是政治课教学能否心理化的关键。
在过去的教育工作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培育大学生完整的思想道德，政治素养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历史分析，哲学引导，道德规范等课程安排，在塑造一名高品质、高素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当今社会更新和复杂，给众多大学生带来很多很新的压力和困扰，传统的课程安排已经不能很好适应培育优异大学生的目标，心理教育作为政治课程的拓展内容，也正好补充了一点漏洞。因此，现高校应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积极引导启发大学生们，解决心理上的问题，认识自己以及认识与周边人事物的关系，并学会处理这些关系，拥有一个良好的情绪和心理状态，这样才有利于优质大学生的培养和形成。
二、心理教育拓展政治教育的途径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比较单一，通常是实例、说服、评价、锻炼的形式来培养大学生的思想认知，思想素质，虽然这些传统的方式取了一定成效，但目前统计下来，它达到的效果不增反减，问题和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传统的方式难免令人感觉枯燥乏味，空谈思想政治尤如空中楼阁，华而不实。然而，心理健康教育则形式多样丰富易被学生接受，首先，心理学可以通过平时的沟通，游戏，互动了解把握学生的心理特征，其次运用心理咨询法、疏导、暗示、角色扮演等方法解决心理问题，培养心理能量，构建更强大的内心世界，这样循序渐进下来，大学生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吸收接收程度就会大大提升。
三、大学政治教育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一）“两课”中应加大心理健康教育的力度
两门课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是主阵地，在过去的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教育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要让这种作用继续发挥下去，首先就需要摸清目前大学生思想状态和心理发展规律。事实证明，思想方面的教育效果不在教育者外部的强制灌输，而是在于受教育者在外部的引导下内化的程度，而内化程度优劣就取决于心理健康程度。因此，在课程的编排上面，就应该进一步增加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如果条件成熟，可以在政治课程之前先进行心理课程的学习，若条件不成熟也可增加一定的选修课供学生学习，首先确保塑造学生优良的心理状态，才能让学生们吸收思想政治课程内容，从而达到思想道德教育目的，使其拥有良好的人格，更好去迎接社会挑战。
（二）思想政治教育要积极推广心理咨询工作
心理咨询是指教育工作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运用心理学或心理教育学专门的知识和技术，通过语言、文字等媒介方式对受教育者的心理、行为施加影响，使其认知、情感、态度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解决他们学习生活中遇到的挫折感、无助感等心理问题，以增加心理能量，构建健康心理。通过心理咨询，可以及时发现大学生心理上出现的小问题，并予以排解和纠正，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性；通过心理咨询，可以帮助心理已失衡，心理障碍或疾病的大学生进行循序渐进的治疗与修复，使其恢复良好的心理状态，从而很好的接收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心理咨询，还可以使不断反思反省自我，不管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能在较高的层次上面不断审视自己，矫正自己，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补充功能。
（三）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队伍建设工作
学生接受心理诸种障碍的产生除受学生身心特点的影响外，主要决定于思想政治课的特点。思想政治课，就是“行为养成课”，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生是一张白纸，全靠教师来描绘。而作为思想政治课除传授学生一些政治理论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优良品质，校正学生的不良行为，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但作为社会的个体学生不是思想政治课所讲的内容在课前学生一无所获，恰恰相反，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在思想品德方面就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等多种渠道的教育和影响，这种教育和影响既包括积极方面，也包括消极方面，它们都在学生的意识里积淀下来，形成动态的认知结构、情感意识、行为定势，这些必定对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实效有着影响，给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带来客观的心理障碍，同时对心理障碍的疏导也成为政治课教师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认知障碍。认知障碍主要表现为教师传播的教育观点与学生已有的所持观点相距太远，甚至对立，因而排斥教育信息。接受心理学认为，学生接触到与自己认知结构不一致的教育信息时，在心理上有以下三种反应：一是拒绝教育信息；二是把教育信息曲解为与自己相符合的观点；三是改变认知结构，接受教育信息。出现一、二种反应主要是学生已有的观念与教育观点相距甚远所致。因而作为政治教师在进行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时，必须考虑到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现实观点、态度，不能搞“”一步到位达到当堂课的教育目的，而应采用“登台阶术”、“以退为进”的循序渐进的方法，将学生的观点引向最近发展区，充分肯定学生偏离原观，（错误观点）的细微进步，使彼此观点从对立转化为彼此逐渐接近，最后达到统一，与教育观点相一致。
二、情绪障碍，情绪心理学认为，情绪障碍是由学生的特定态度所形成的动力定型造成的，而动力定型又受当前刺激的影响而变化发展。在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进行刺激输入教育信息时，学生的动力定型会发生变化，当教育信息符合学生的动力定型时，就纳入动力定型并形成新的动力定型，引起学生满足或愉诀的情绪。如果教育信息不符合学生的动力定型，无法纳入动力定型系统，就会发生冲突，引起不愉诀的情绪，产生情绪障碍。同时，动力定型也有其稳固性的特点，当教育信息对学生动力定性进行撞击，要求改变原来的观点态度时，也可能激起学生的对抗情绪，产生情绪障碍。学生情绪障碍产主后，就变得非理性的顽固，往往对教师的说教不顾，把自己封闭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教育是很难收到实效的。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学生的心理活动，在不同的时期，常有理智占上风和情绪占上风的现象。当理智占上风时，学生能接受正确的道理，当情绪占上风时，就会以主观愿望来排斥教师的教育信息。因而政治课教师在疏导学生的情绪障碍时，可以设法创设一个使学生由情绪占上风向理智占上风转化的情境进行教学，达到琉导的目的。
三、行为障碍。人都有力图使自己行为合理化的倾向，即总想找到种种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学生也不例外，当教师传递的教育信息与他们的行为不一致时，学生就会感到行为无法改变，找出各种理由进行辩护，从而拒绝接受教育。
于是错误或不当行为本身就成为对抗思想政治课教育的心理障碍。那么行为障碍文如何疏导呢？行为心理学认为，当外界刺激与行为不一致时，就会出现“认知失调”，内心体验很不舒畅，产生一种压迫感，激发起一种驱使认知因素重新协调起来的强烈动机。在这个时候，政治教师就必须抓住机会进行积极的全面引导，给学生创造改正错误行为的环境、条件；让他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改正错误。
同时还可以采用非课堂教学的形式，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公审大会、法制讲座等社会活动，让学生通过行为的反馈，认识到错误行为的结果，以达到疏导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