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8 15:01:2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改革开放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论文关键词：改革开放;服务贸易;回顾;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全球服务贸易飞速发展，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正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转变。据WTO的统计，1980～2007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从3 600亿美元增加到32 600亿美元，27年间增长了9.1倍;而同期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从19880亿美元增加到135700亿美元，增长了6.8倍，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已超过了货物贸易，世界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伴随着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中国的服务业逐步开放，服务贸易发展快速。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改变了长期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同时在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扩大就业、节能降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中国服务贸易三十年发展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迅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服务业体系。
(一)服务贸易总量迅速增长，贸易逆差逐年上升。
随着我国服务业的逐步开放，服务贸易得到快速发展。服务贸易总额由1982年的43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560亿美元，25年增长约60倍，年均增长率为18.64%。其中，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分别从1982年的18.65、24.76亿美元发展到2007年的1290、127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1.2%和17.6%。进入21世纪，服务贸易又出现高速增长，这期间出口年均增速达22%，进口年均增速达21%。 2007年，服务贸易总额占我国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82年的9.4%上升到11.78%，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从0.6%升至4%;服务贸易出口的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7的第7位，进口世界排名由第40位上升到第5位，服务贸易总额的世界排名仅次于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位居第五位，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的重要国家。此外，1982～1991年期间，服务贸易出口额一般大于服务贸易进口额，服务贸易处于顺差状态，但自1992年开始直至2007年，服务贸易出口额一直小于服务贸易进口额(1994年除外)，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且逆差逐年加大，近两年出现减缓的趋势。
(二)传统服务贸易为主的贸易格局仍未改变。
(1)从出口方面看，传统服务贸易出口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比重总体上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占比由1982年的81.42%下降为2007年的56.70%，2003年由于非典因素的影响，占比达最低水平，仅占54.58%;新兴服务贸易出口则稳步上升，占比由1982年的18.58%上升为2007年的43.29%。
(2)从进口方面看，传统服务进口在20世纪80年代增长迅速，其进口额在服务贸易进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982年的70.40%上升到1990年的90.32%，此后逐渐下降，到2007年占比降为54.90%;新兴服务贸易进口经历1982～1990年的小幅下降盘整后，自1990年开始稳步上升，到2007年，新兴服务贸易进口额占服务贸易进口总额比重达45.10%，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WTO，新兴服务贸易的进口迅速增加，在短短的7年时间里，进口额占比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的服务贸易结构仍以传统服务贸易为主，但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与进口结构也正经历着由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服务向知识密集型服务转化的过程。 (
三)服务业FDI集中流向房地产公用事业服务业。
由于我国服务业开放较晚，而且对服务业的开放一直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一些服务部门(如电信部门)长期禁止或限制外商的投资，较大程度地阻碍了外资的进入，从而形成我国服务业外商投资比重偏低的局面。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水平迅速提高，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所做出的承诺涵盖《服务贸易总协定》12个服务大类中的10个，涉及的服务部门100个，占服务部门总数的62.5%，开放程度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从服务业FDI的内部结构看，在20世纪80～90年代间，房地产公用事业服务业吸收的FDI逐年上升，平均占比达 60%～70%，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甚至接近80%;进入2000年以来，外资向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倾斜的趋势仍没有减缓，两大行业平均约占服务业合同利用外资金额的65%。在2004～2007年间，房地产业再次升温，平均占比达42%，其次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平均占比达16%。可见，外资过于集中在一些成熟的行业，未能充分引导新兴行业的发展和壮大，这不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带动产业升级。
通过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概况的回顾，可以发现，我国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仍然较弱，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传统服务贸易为主的贸易格局依然没有改变，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新兴服务竞争优势水平仍然较低，因此，我国的服务贸易要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日益增加，少数服务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也有所提高，但应清醒地看到：我国服务业发展总体滞后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我国服务贸易尚存在发展规模小、服务水平低、竞争力不强、内部发展失衡等问题。
(一)服务贸易发展规模明显不足。从1982年至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增长近57倍，年均增长17.6%，为全球平均增长水平的2倍，出口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7位，进口世界排名由第40位上升到第5位。但同期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在5%以下，而且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与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的服务贸易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仍偏低。
(二)服务贸易结构失衡问题突出。我国出口的服务行业主要分布于劳动密集型或资源禀赋型的传统服务部门，仅运输和旅游两项就达60%，而资本密集型服务部门、以技术密集型为主体具有较高附加值特征的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如，金融、保险、咨询等领域的出口规模很小，比重明显偏低。此外，进入21世纪后，随着服务市场的逐步放开，新兴服务的进口增长迅速，贸易逆差逐渐加大。金融、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及咨询等服务进口的增加反映了这些服务的国内供给水平较低。
(三)服务业外资结构布局不均衡。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绝大多数外商在华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协议投资金额达全部协议金额的60%左右，而第三产业仅占20%～30%，其中，房地产业长期占有较大比重。房地产业在服务业中长期占有较大比重与中国地方政府多把房地产业作为地区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紧密相关，这种政策导向使外资很少流向直接服务于生产过程的服务行业。如，金融、保险、信息和咨询等行业。在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文教艺术和广播电视电影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部门中，外商投资总额的比重仍很低，而金融、保险、咨询等行业外商投资的比重更是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服务业外商投资结构不合理，不利于资源在产业间的合理配置，从而难以达到优化产业结构，带动产业升级的目的。
(四)服务贸易竞争力不强。通过数据观察，我国仅在旅游、通讯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项目下存在服务贸易顺差，而建筑服务仅从2001年开始由逆差变为顺差。表明我国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一些传统项目上具有比较优势，通讯服务的比较优势主要是靠国家垄断获得，而在绝大多数服务贸易项目处于比较劣势，尤其是新兴的现代服务贸易项目。如，金融保险业、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法律咨询、广告、宣传等，这些服务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较大的差距。
三、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一)立足传统服务贸易，大力发展新兴服务贸易。我国在一些传统的服务行业，如旅游、建筑和其他商业服务，存在着比较优势，在具有高附加值、巨大潜力的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保险、咨询及电影音像行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在新形势下，我国将立足传统比较优势，继续巩固发展以劳动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为主的传统服务贸易领域，如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培育竞争优势并形成长期动态比较优势;同时加大力度发展新兴服务贸易，提高其在服务贸易总额中的比重。
(二)积极发展生产者服务业，优化服务贸易结构。一方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加快改造传统生产者服务业，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如整合交通、运输、仓储、邮政 服务业等;另一方面，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的生产者服务业，包括金融、电信及科技服务、广告设计、管理咨询等各类专业和商务服务业，提高这些产业在整个服务业的比重，从而为我国调整和优化服务贸易结构提供强有力的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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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改革开放对中国中国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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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营经济；硕士论文；研究方法
一、选题意义
民营经济的发展是现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国际国内学术界对此都有大量论述。在实践中，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其中民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经济腾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的民营经济是在激烈的争论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存在与发展体现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和深度，民营经济用自己的竞争力赢得了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赢得了越来越宽松的政策环境，但其发展还面临着诸多问题。
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是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且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加入WTO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及世界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民营经济将迎来新一轮大发展的机遇。但是，民营经济在发展中也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包括民营经济发展中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外在环境的制约。因此，在进一步统一对民营经济的思想认识，明确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深入研究新时期民营经济内在发展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方向定位和拓展途径，努力营造有利用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外部优良环境，对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民营经济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论文研究方法的分析
为能全面、深刻地分析民营经济相关论文的研究方法，共搜集四篇论文进行分析。它们分别是吉林大学徐进的《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延边大学李英哲的《对延边州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西北工业大学殷亭国的《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及制度反思》、郑州大学阎中洋的《县域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在论文研究方法分析梳理中发现，有些文章专门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而有些文章只是在摘要部分提及那么一两句有关的研究方法，有些甚至一点都没有涉及自己论文的研究方法。例如：
延边大学李英哲的《对延边州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就有专门的小节是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本论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分析过程中采用了从一般到具体，即先从民营经济的一般状况（全国）的分析研究出发，弄清民营经济的含义、形式及作用和阻碍因素等。然后研究延边州的状况，进行对比比较，从中找出来差距，发现差距很大，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甚大。对于延边州民营经济的分析，运用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原理，从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来探讨延边州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是从民营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三个方面分析，指出努力的方向与建议（对策）。”
西北工业大学殷亭国的《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及制度反思》在摘要部分提及了有关自己的研究方法：“本文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我国在转型期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全文的线索是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中制度创新安排的发生机制和形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郑州大学阎中洋的《县域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在摘要中也提及“在研究方法上，以定性分析为主，兼顾定量分析，以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论述县域经济与民营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阐明当前我省在经济发展中应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壮大县域经济的基本观点。”
吉林大学徐进的《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中并未提及有关的研究方法。
综合分析这四篇文章，它们大体使用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资料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法、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三、论文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
通过分析论文的研究方法，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民营经济硕士研究生的方法意识比较薄弱，研究方法的运用呈现出结构性失衡的特征。硕士论文中定性规范的多，定量实证的少；理论归纳的多，经验分析的少；二手资料多，第一手客观材料少；描述统计多，推断统计少；文字说明的多，图表曲线模型解释的少；比较研究中简单罗列的多，学理性深入分析的少；直接断言给出结论的多，假设推理证明的少；低水平简单重复的多，较高水平的创新少；问卷调查和访谈法的应用整体上较为简单、粗糙，甚至多有错误，且对所得数据不会进行科学整理。因此，总体来说，民营经济的研究生论文在研究方法方面是极其薄弱的。
第二，学科理论缺乏自身的理论体系，学术研究缺乏原创性。就是说，目前我国民营经济整体上尚未成为具有逻辑严密的数量结构知识体系。国内学者更多是注重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与应用，而忽视了国内原创性的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与构建。值得肯定的是，国内不少学者或提出了一些好的理论观点，或其研究成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然而，这些理论观点和成果并未能很好地融合起来构成思路连贯、结构严密、假设严谨的完备的科学体系，因此，未能达到学科整体科学化的程度。
论文关键词：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对外开放度，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嵌入式钻石模型”
当今全球经济结构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经济重心正经历深刻的变革。服务贸易是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的新特点和趋势。在中国，国际旅游服务是服务贸易重要组成部分。贸易所谓的国际旅游服务贸易就是指旅游服务贸易，是指一国或地区旅游从业人员向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旅游服务消费者提供旅游服务并获得报酬的活动。国际旅游服务贸易不仅可以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完善贸易结构同时还可以缓解各种贸易摩擦，而且还可以增加就业和创收外汇。随着中国国旅游业的全面开放，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大，因此，只有建立潜在能力和现实能力相结合的综合性指标，才有助于认识中国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巨大潜力，有助于认识中国旅游贸易出口蕴藏的国际竞争力，更有助于进一步缩短中国成为服务贸易强国的进程。
一、中国国际旅游服务贸易发展概况
（一）中国旅游外汇收入以及入境人数的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得到了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1978年，中国旅游外汇收入只有2.63亿美元，入境人数很小；2010年对外开放度，分别达到了514.94亿美元、2612.69万人次。就排名而言，外汇收入从世界第41位已经提升为4位，而入境人数更是成为世界第一，具体如表1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外汇及世界排名和入境人数的变化，中国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越来越强。世界旅游组织预测，中国旅游市场潜力巨大，中国到2020年可能超过目前排名第一的法国，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年 份
旅游外汇（亿美元）
世界排名
入境人数（亿人次）
1978
2.63
41
0.02
1980
6.17
34
0.06
1984
11.31
21
0.13
1988
22.47
26
0.32
1992
39.47
17
0.38
1996
102.00
9
0.51
2000
162.24
7
0.83
2001
177.92
5
0.89
2003
174.06
7
0.91
2005
292.96
4
1.20
2007
419.19
6
1.32
2010
458.00
论文关键词：新疆，转移支付，财政支出，灰色关联分析
1 引言
国外关于转移支付与财政支出关系的研究并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唐尼索恩（Donnithorne，1973）[1]认为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的财政分权扩大了省际间人均财政收入的差异，原因在于当各个省份获得更大财政自主权的同时，富裕省份的上解减少直接降低了对贫穷省份的转移支付规模；拉迪（Lardy，1975）[2]则认为依赖于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省份会比其他省份更倾向于增加在社会服务和投资方面的支出；玛（Ma，1997）[3]研究发现，1983～1991 年间由于省级政府的税收流失削弱了财政制度的再分配功能，同样也导致地区间转移支付数量的下降；雷塞（Raiser，1998）[4]认为转移支付加剧了地区间的差异，主要的原因是中央政府对转移支付的分配是基于政治目的而非出于公平性考虑；奈特和李（Knight and Li，1999）[5]通过检验1983～1991 年间的省级预算，得出净转移支付会加剧地方财政支出波动的结论；拜赫勒（Bahl，1999）[6]的研究结论也显示转移支付支出的均等化效应在1990～1995 年间下降了。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更少，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朱云欢(2008) [7]，她利用面板数据对转移支付对各省份财政支出波动的平滑效应进行检验，研究表明，我国净转移支付能够减少各省份80 %左右的财政收入冲击，各省份对预算的紧控有利于转移支付平滑机制的发挥，市场化改革和财政分权均弱化了转移支付的平滑功能，同时本科毕业论文格式，东部省份比中西部省份的收入冲击更容易受到净转移支付的影响，尤其是在分税制改革以后，考虑到财政支出平滑的地区差异，中央政府应尽可能采取与收入能力和支出需要相匹配的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形式。这些研究多将全国各省级地方视为一个集合进行研究，而针对单个地方财政支出受中央转移支付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
从本文的研究内容及研究对象考虑，把转移支付仅定义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补助或者拨款，主要是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央转移支付与新疆财政支出的相互关系，其目的在于：一是通过对中央转移支付与新疆财政支出两者关系的研究，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二是总结和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转移支付在支持新疆地方财力、协助新疆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三是对将要实施的对口援疆工作有一定的启发性。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描述改革开放后中央转移支付与新疆财政支出的数量关系；第三部分对中央转移支付与新疆财政支出进行灰色关联分析；第四部分给出本文的结论。
2 中央转移支付与新疆财政支出的数量关系
为了研究的更加深入，本文根据已有研究的规范性（Devarajan,Swaroop,andZou,1996[8]; Kneller,Bleaney,and Gemmell,1998[9]），将各项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和非生产性财政支出两大类。[②]基础数据来源于《新疆五十年》、2008年和2009年的新疆财政年鉴以及2006~2009年新疆统计年鉴，包含了改革开放以来生产性财政支出、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和中央转移支付的历年数据。[③]
首先，从总量角度来考察我们会发现下面几个特点。一是从历年数据对比上来看，1978年中央转移支付的量要大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但是小于生产性财政支出；从1979年到1987年，中央转移支付的数额即大于生产性财政支出又大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量；而从1988年往后一直到2008年，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数额是最大的，其次是中央转移支付，最后是生产性财政支出。如果我们用E0代表中央转移支付序列，用E1代表生产性财政支出序列，再用E2代表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序列，我们会发现下面一个规律：E1>E0>E2(1978)；E0>E1>E2(1979,1980)；E0>E2>E1(1981～1987)；E2>E0>E1(1988～2008)，可见三者在数量上经历了一个交替上升的过程，从中能够折射出新疆的发展历程以及人们对三者认识的改变中国学术期刊网。1955年新疆自治区正式成立伊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非常薄弱的，最急需的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两个方面都属于生产性财政支出的范畴。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家的重视以及新疆在资源等方面先天的条件，新疆经济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但是由于工业发展仍然相对滞后，收税体系也很不健全，所以收税得不到保障，财政亏空非常大。出于对新疆地区发展的关注以及财政均等化的考虑，中央逐渐加大了对新疆转移支付的力度，使其发展能够得到有力的支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疆先后经历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和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两项重大决策的实施，新疆无论是在经济基础方面还是在收税体制方面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新疆的财政不需要完全依仗于中央转移支付的帮助，同时，新疆财政支出也慢慢向非生产性财政支出方面倾斜，尤其是在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逐年增加，政府职能悄然发生着改变，向服务性政府靠拢，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从中反应出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改变。其次本科毕业论文格式，考察一下中央转移支付占新疆财政支出比例变化情况。中央财政补助占新疆财政支出的比例波动是比较频繁的，但比例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平均比例达到了61.7%。可见，如果中央转移支付最终全部转化为支出的话，新疆财政支出有一半以上的比例来自中央转移支付。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两者的比例有一个直线上升期，说明在这个阶段中央转移支付的力度明显加强。从历年的情况来看，变化趋势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先上升后下降然后又上升，最高达到84.3%，最低也有41.5%。随着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和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将有一系列的利疆政策出台，可以预见今后几年甚至十几年新疆将会迎来中央转移支付的另一个高峰期。中央转移支付和新疆财政支出的历年数值和比例关系见图1。
图1 中央转移支付与新疆财政支出
3 中央转移支付与新疆财政支出的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的研究方法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的紧密性，曲线越近，相应序列间的关联度就越大，反之越小，对样本量的多少和样本规律性没有特殊要求[10]。因此，本文决定运用灰色关联的方法对中央转移支付与新疆财政支出的关系进行研究。具体数值见表1。
表1 新疆财政支出及中央转移支付量 （单位：亿元）
年份
中央转移支付（E0）
生产性财政支出(E1)
非生产财政支出(E2)
年份
中央转移支付（E0）
生产性财政支出(E1)
非生产财政支出(E2)
1978
9.655
10.449
6.568
1994
29.530
17.218
53.878
1979
10.456
9.734
7.260
1995
52.257
22.437
73.965
1980
11.490
9.131
7.085
1996
59.069
26.740
88.149
1981
12.499
6.302
8.519
1997
68.378
27.410
99.412
1982
12.519
5.776
9.163
1998
80.118
32.345
115.034
1983
13.632
7.561
11.051
1999
95.770
39.563
129.552
1984
15.595
9.458
13.870
2000
119.347
45.479
159.974
1985
20.739
10.260
18.343
2001
189.071
71.329
210.485
1986
24.109
11.161
23.954
2002
217.946
116.684
268.043
1987
25.749
11.383
22.305
2003
237.780
99.631
295.170
1988
23.924
11.774
27.136
2004
282.713
112.664
346.683
1989
23.909
12.397
29.305
2005
343.510
138.480
380.538
1990
24.364
13.026
34.595
2006
470.143
157.643
520.829
1991
24.495
14.096
36.244
2007
509.430
246.372
548.782
1992
29.891
15.293
40.800
2008
685.690
326.269
733.095
1993
29.816
16.729
47.982
得灰色绝对关联度： ；
根据灰色绝对关联度的计算结果分析可知：中央转移支付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变化趋势是非常接近，灰色绝对关联度达到了0.91，意味着随着非生产性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中央转移支付的强大也在明显的加大。相比较而言，生产性财政支出序列与中央转移支付序列的灰色绝对关联度只有0.6883，变化趋势相近没有那么明显，但仍然可以说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央转移支付量的增加。
3.2 灰色相对关联度
灰色相对关联度考察的是序列E0与Ei相对于始点的变化速率之间的联系，E0与Ei的变化速率越接近，灰色相对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中国学术期刊网。
先求出各序列的初像值，由
得：
则的始点零化像为：
计算得：
由
得：；；
又由：
得： ；
再由：
得灰色相对关联度： ；
从灰色相对关联度的计算结果来看，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和生产性财政支出与中央转移支付相对于始点的变化速率都是相近的，其中非生产性财政支出与中央转移支付的变化速率更接近一些，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财政支出规模的加速扩张，中央为了更好的支持新疆地区的发展和为了实现财力均等化的目标，中央转移支付的力度也随之不断加强，再次证明了新疆财政支出和中央转移支付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3.3 灰色综合关联度
灰色综合关联度既可以体现序列E0与Ei的相似程度，又可以反映出序列列E0与Ei相对于始点的变化速率的相似程度，是较为全面的表征序列间联系是否紧密的衡量指标。
由
得灰色综合关联度：；
通过观察灰色综合关联度发现：δ2＞δ1，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需要而引发的中央转移支付增加的量大于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引发的量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换句话说，新疆更倾向于将每年增加的中央转移支付更多的用于增加非生产性财政支出上，用在生产性财政支出上的相对较少。
4 结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央转移支付和新疆财政支出无论是总量还是支出结构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折射出时代的进步和人们意识形态的改变。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基础设施非常匮乏的年代，生产性财政支出成为新疆财政工作的首选。但是随着税收体制以及经济结构等问题越发突出，新疆财政缺口越来越大，阻碍了新疆地区的发展，基于此中央审时度势加大对新疆转移支付力度，努力确保财政均衡，全力保障新疆地区平稳健康发展。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改革开放越加深化，分税制改革完善了新疆的税收体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则大力推动过了新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新疆的财力大为改善，财政支出也倾向于教育科技等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减小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发现，无论是生产性财政支出还是非生产性财政支出都可以有效的诱发中央转移支付的增加，但是两者相比较而言由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引起的中央转移支付增加的量大于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引发的量，也可以这样理解，现阶段中央转移支付主要是满足新疆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需要。既然现行中央转移支付主要用于新疆非生产性财政支出，我们可以通过加大其中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从而加强中央对新疆的直接干预力度，实现中央对新疆的一系列目标。当然，中央转移支付与新疆财政支出的关系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很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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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转型期的体育领域伦理道德景象为研究对象，运用逻辑法，结合本人所见所闻，重新认知道德、社会伦理道德、我国转型期社会伦理道德景象、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我国转型期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景象及其成因，并进行了相关的探讨。
【关键词】体育；伦理；道德；转型期；中国
0.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不和谐的现象充斥着我国的各个领域，这些“不和谐”有一部分涉及法律问题，我们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而更多的是一种伦理道德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伦理道德有一个全面、客观、正确的认知，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伦理道德问题有正确的态度。作为一名体育教师，对体育领域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需要始终保持一种敏感的嗅觉，这些体育领域的“不和谐”究其根源，到底是什么？
如何才能处理好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以下将谈谈本文的愚见。
1.关于转型期、社会伦理道德的认知及其景象。
1.1何谓转型期。
我国一直以来受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的综合影响。随着改革开放，各种伦理道德理论也随着开放的经济一同到来，并影响着我国的公众。如现代的公民伦理、普斯伦理近几年都有着一定的传播。
我国真正的转型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我们转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政治文明水平、经济发展、文化的保护和发掘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也表现出很多不和谐的景象，各个领域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浮躁心态。
1.2对道德的认知。
关于“道德”，对“德”字的拆解———很多人在十字路口，眼睛斜过来，看见一样东西，拿不拿？问问心。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并非指的是一条具体的道路，而是一个抽象出来的概念。由此可见，“道德”，就是类似于约定的秩序，引申为人在社会上为人处世的规则。人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既有自我的要求，又受政治、法律、伦理的支配和约束。为了使人真正成为人，社会成为真正的理性社会，就必须有道德的自觉规范。
1.3对社会伦理道德的认知。
伦理道德本身是一种习惯。伦理与道德在内涵上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伦：次序之谓也，“伦理”似乎便是指长幼尊卑的道理，比如中国有“天地君亲师”的古训。伦理与道德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的作用。“伦理”和“道德”常常同时出现，但却是两个不同的两个概念。伦理，从本质而言，是关于人性、人伦关系及结构等问题的基本原则的概括。而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是指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因此伦理范畴侧重于反映人伦关系以及维持人伦关系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伦理是客观法，是他律的，是双向的。道德范畴则侧重于反映道德活动或道德活动主体自身行为的应当，道德是主观法，是自律的，可以是单向的。人性的本质是趋利避害，而伦理道德使人性的本质得到合理的引导。
1.4转型期社会伦理道德景象。
我国选择了一条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我国又是一个受传统的儒家伦理几千年影响的国家，这就要求我们要积极的转型。“我们不能对我们生活的社会时代麻木不仁，我们必须要跟上社会的节奏。”有人说：“全亏了改革开放的与国际接轨，让我们迎来了普斯伦理”，改革开放确实让我们与世界零距离接触，让我们对普斯伦理、公民意识等各种伦理道德理论有了全新的认识。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度的加大，发展的加速，国人的社会伦理道德也产生着微妙的变化，部分人产生了一种浮躁的心理，世界观、价值观也随之改变，太过注重经济效益，追求不切实际的社会认可，而忽略了个人真正的价值。
2.对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的认知及其转型期的景象。
2.1对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的认知。
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就是在体育领域调节成员与成员之间的相关关系的规则，它包括很多内容，主要有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领队、出资方、盈利方、社会成员等多个构成部分，这些部分自身或者部分与部分之间产生的关系，必须要有相关的伦理道德来引导和约束，这就是体育伦理道德。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商品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经济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经济领域的这一变化，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体育的产业化、职业化、功利化和商业化无疑在推动体育运动发展方面作出了贡献，但它同时又“对弥足珍贵的体育精神具有巨大地消解作用，它一点一点地侵蚀着、吞噬着体育的灵魂，使体育正一天天地逐渐沦为名利、功利、势力的奴隶！”
2.2转型期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景象。
北京2008奥运会，让世界再次承认中国是一个体育大国，但也让我们认识到中国还远远不是一个体育强国。我国的竞技体育就存在太多的伦理道德问题。
2.2.1我国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机制是举国体制，是一个金字塔形态。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就有众多体育专家、学者提出，2008奥运会后，我国需要改变现今的竞技体育培养模式，呼吁取消举国体制，应该把体育工作的重心由竞技体育向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移动，但同时也出现了部分反对的声音，认为不可以取消。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的体质连续20年呈下降趋势，现状不容乐观；同时许多疾病也呈现着年轻化的趋势，提高国民体质，已经是当务之急。本人认为体育工作的重心理应由竞技体育向社会体育、学校体育转移。当然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伦理道德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2.2.2竞技体育的人才选拔。我愿意相信绝大多数竞技体育人才的选拔是公正、公平的，但也必须承认，在部分运动项目的人才选拔中，并不仅仅看运动员的实力和未来可以挖掘的潜力，运动员的家庭背景也作为考察项目之一。近期网上公布的几段视频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其中一名小男孩的日记还一度引发体育界的轰动，内容主要是教练明目张胆的索取烟酒、红包，若不按时送，就不给指导甚至不给练，更有甚者，对其队员会进行体罚。这时候，我们就要反思了，有的同志是打着“为国争光”的幌子，做着满足个人利益的事。
2.2.3始终处在风口浪尖的中国职业足球。我国泱泱13亿人的大国，竟然选不出11个能在世界足球中踢出一席之位的运动员，有人说，这是我们的体质、体能问题，事实果真如此吗？日本、韩国同样是亚洲种，为何他们就可以呢？由此想到，近来沸沸扬扬的足球运动员群殴、打裁判等等负面事件，足球运动员拿着高额的薪酬，有没有实现相应的价值？有没有付出相应的努力？前几天，本人在看体育新闻，看到了中国棒球队没有太多的经费，没有外教，甚至连本年度的比赛服、装备都是去年的旧服装、装备，但他们仍在坚持，仍然兢兢业业地训练，没有观众，仍认认真真地比赛。朝鲜国足，拿着12元的月薪依然闯进了世界杯。群殴、假球、黑哨，试问中国职业足球到底怎么了！
2.3转型期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景象的成因。
谈谈我国体育领域这些“不和谐”的成因是什么？第一，无疑是体制问题，没有规范、可行的体制去规范，让体育领域各组成部分有一把自我约束的尺来衡量自己的道德行为。第二，缺乏相应的伦理道德教育。体育领域作为大众娱乐、观赏的项目有着一定风向标的作用，这就要求运动员等体育领域的组成部分接受较多的思想教育，包括爱国精神、民族主义、团结精神、拼搏精神等等。运动员作为公众人物，更应该表现出积极向上的形象。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中国男篮，他们常常会组织队员去军队、学校等接受思想教育，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所以在奥运会中，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团结和拼搏。第三，国家集团与集团、各集团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不和谐”很大程度上是每个人都想把利益最大化，这与现阶段转型期，社会的竞争及飞速发展不无关系。
3.结论。
本文对道德、社会伦理道德、我国转型期社会伦理道德景象、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我国转型期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景象及其成因进行了讨论。可见，我国体育领域的某些方面，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伦理道德，其成因是多方面的，有国家的体制问题，有我国现阶段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问题，当然也与我们公民的素质和基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目标等有关。转型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转型期完成公民伦理道德的洗礼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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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抗震救灾中传媒的表现普遍被视为传媒改革30年成就的一次大检阅。会议主题报告用“正确的抉择、重大的胜利”评价中国新闻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实力大大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努力探索体制和机制创新、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趋向繁荣、人才梯队建设初有成效。如今传媒改革遇到新闻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弊端所造成的种种障碍，反思过往、探寻未来之路，是本次会议召开的主旨。
思想解放：激荡30年
经历过思想被严酷禁锢的人更能深深体会到“解放”的含义。中国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30年的亲历者之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认为思想解放是中国传媒发展强大的原动力。他在题为《突破体制瓶颈深化新闻改革》的主题演讲中，回顾了1977-1981年启动改革的三次思想解放大讨论和新闻传播界的三次重要会议，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的5项举措。作为曾直接指挥传媒前行的领军人物，原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先生提交的论文《创新是电视事业和产业发展的动力》，回忆了中国电视从电视剧到新闻节目的创新与变革，认为要注重对“度”的把握，以求扩大正面效应减少负面效应。
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种动力因素就复杂起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者郑保卫教授在《从激发人的潜能到全方位整合资源》一文中，概括了30年报业改革发展动力体系的丰富与拓展：最初，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来谋求发展；后来制度、资本、市场、技术等各种因素逐渐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孙旭培教授的文章《从精英主义新闻观念到无产阶级新闻自由》追溯历史源头，认为新闻观念在两条路线上发展：从弥尔顿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主义认为，言论、新闻自由是人权，应该人人都有；从柏拉图到的精英主义认为，只有部分精英可以享有言论、新闻自由。两条路线的分水岭为是否承认人人平等，于是出现社会自由和阶级自由的分野。多数人自由、实质自由的说法都是用来支撑阶级自由的理论的。
武汉大学单波教授在《西方新闻传播观念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改革》一文中认为，1992年之前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观启蒙”，解决了传媒“无新闻”的问题，具有思想“解冻”的味道；1992年之后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开始了向大众传播学的转向，带来了精神空间的拓展，解决了新闻“无业”的问题；从1997年开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面向全球化语境下的新闻改革，进一步冲破了“所有制崇拜”。但囿于政治体制，中国传媒寻求本土化生存成了当下一个相对可行的策略；今后新闻改革将不得不直面自由的挑战。
市场化与传媒公共性
市场经济是新闻改革最重要、最根本的推动力。武汉大学罗以澄教授认为传媒业的市场化转型，是中国新闻改革30年的缩影和最核心的“板块”，它给中国新闻传媒业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以及无法回避的挑战与问题。
传媒市场化是促进还是压抑了中国公共空间的发展？两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都讨论了传媒的公共性。来自美国威斯康新－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系的潘忠党教授在题为《传媒的公共性与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主题演讲中，认为30年的改革依赖并发挥了市场的解放力量，传媒改革步入正题就必须超越市场，以不同的目标思路和价值引导重新起步。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陈韬文教授以“公共空间”为核心概念，发表《传媒市场化、权力结构与公共空间的发展：一个比较视角》的演讲，检视西欧、美国、新加坡、香港、大陆地区的公共空间形态，认为其形态变化受制于权力结构及市场化程度。民主化带来权力结构的开放，是发挥传媒市场化扩大公共空间作用的社会条件之一，也是开拓公共空间最根本的办法。河北大学白贵教授在《博客新闻评论的特征与功能》一文中认为，网络在培养民众的公共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方面功不可没，博客新闻评论的公共性体现在搭建进入公共领域的平台、实现完整的民意记录。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下，传媒话语实践的变化，体现了公共空间与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复旦大学孙玮教授以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大众化报纸的演变为线索，采用话语分析的路径，认为由大众化报纸建构的社会主体经历了“读者”、“市民”、“公民”、“小资”等不同阶段的变化。但这种话语实践为社会结构中的多重力量所左右，常常出现游移和混乱，充满着很多变数。香港浸会大学郭中实教授与复旦大学陆晔教授合作的论文《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管窥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之变迁》，认为“报告文学的发展路向，从70年代末期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合法性建构开始，经过80年代中后期与国家政治权力结盟短暂触及政治体制改革，至90年代演变成知识分子将公共利益作为社会现实批判和与国家关系建构的话语基础。通过三个典型文本分析，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催生的国家―社会从高度统合到有限疏离的结构性转变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为起到重要影响”。
30年改革也投影在新闻文体的变化中。复旦大学许燕副教授的文章将新闻文体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大转型时期（1978～1982年）――多元化时期（1983～1989年）――分众化时期（1990～1998年）――网络化时期（1999～2008年），文体从新闻报道理念、文体结构布局、语言修辞风格和文体表现方式等方面都随着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而不断变化。
改革攻坚与传媒重新定位
“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曾经释放了传媒的文化生产力，如今则成为传媒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深圳报业集团党委书记黄扬略的文章《走出误区，正确把握党报集团改革方向》，针对夸大“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中的企业因素、甚至主张把传媒集团划归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认识“误区”，认为要正确把握党报集团的改革方向，不能轻率地将党报集团归入企业。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张伟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历史价值》一文中认为，“由于事业和企业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组织逻辑集于传媒一身，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扼，影响和阻碍了传媒产业的健康发展”。复旦大学张涛甫副教授在《中国传媒改革的风险考虑》中认为，媒体改革面临着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市场风险，“增量改革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也在积累新的风险；需要在存量改革阶段解决结构性、系统性风险。”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中，中国传媒需要重新定位。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认为，“反映我国传媒社会定位转型的企业化管理和重塑传媒市场主体的探索，需要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深化。它没有相同的现成经验可以照搬，难点的存在势所必然，曲折乃至彷徨或徘徊或许也在所难免。但是，这种转型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思考传媒重新定位的另一种视角是风险社会理论。天津师范大学殷莉副教授认为“新闻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新闻价值取向必须符合价值理性，以公众关注的公共利益和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公共兴趣为选择标准”。
公民权利、舆论监督与重构现代新闻制度
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三项权利,即言论出版自由、知情权和批评建议权为舆论监督提供了宪法依据。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林爱B副教授及河北大学乔云霞教授撰文谈到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为舆论监督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复旦大学黄旦教授与瞿翌轶合作的论文认为“权力”与“权利”是考察中国语境下舆论监督的两种视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教授从公民社会的理论视角梳理了近七年来大陆的舆论监督，认为其表现出了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双重热情。南京大学丁柏栓教授在《扩大人民民主与实施新闻舆论监督关系论》一文中认为，改变新闻舆论监督难的境况，要靠扩大人民民主。而从执政党自身建设方面来说，则需要将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监督工作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现代新闻制度的核心，是通过新闻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权。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博树和前新闻局长钟沛璋合作的文章认为，中国传媒如今面临着重构现代新闻制度的历史任务，新闻制度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李瞻教授在《报业制度与政治制度之关联性》一文中认为，报业制度决定于政治制度，当社会政治制度变更时，报业制度亦随之变更。华中科技大学张昆教授在《中国媒介改革的政治限度》一文中认为，现存的政治限度是：不危及社会系统的稳定、不伤害权力系统的合法性、不削弱权力对媒介的管理、不影响主流价值的传承。
数字化、媒介融合与制度整合
数字媒体技术推动了媒介融合，进而提出了制度融合的需求。广电总局副总编辑、发展改革研究中心黄勇主任发表了题为《数字化――中国广播电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演讲。谈到目前推进数字化进程面临的困难是：定位不够清晰、用户认可度不高、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认为推动广电数字化需要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教授、周艳、王薇在《推进、发展、冲突、创新―――解析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中认为，广电产业与其他媒体产业一样，各方利益矛盾冲突的特征是内包、长存、调适的，矛盾各方形成一个无法明言的底线，呈浑浊状态博弈前行。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教授在《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国媒介制度整合》演讲中谈到，中国传媒面临的问题是内容单一但却渠道多元，他认为媒介制度整合的原则是：保证资源的合理分布与公平利用，信息传播的多样性，保护受众的公共利益。
新媒体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全面而具体。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吕宇翔、张铮合作的文章认为，新媒体不仅是一种技术生产力，还是一种文化生产力。它在发展中与生产关系不断出现适应―不适应―再适应的过程，从而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华东师范大学严三九教授则通过调查发现了上海市网络视听专业人才紧缺，进而思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面对市场需求。上海大学吴信训教授和王建磊合作的论文则积极探索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的增值方式：运用数字存储和点播、编辑技术，使原本大多为一次性消费的新闻得到价值的重新开发和利用。
2001年，中国广告产业全面开放。武汉大学张金海教授认为，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促进了中国广告产业30年的高速发展，也导致中国广告产业的市场低集中度、外资主导倾向，以及结构不均衡等许多严重问题。全球化语境下，文章思考自由开放市场模式与产业后发的政策保护及自主发展之间、市场运作机制与以行政为主导的市场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文化传播与新闻传播教育
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和郑涵教授合作的论文《建构多元的文化传播体系提高我国文化的传播能力》认为，我国文化传播体系形态进入迅速扩容和分化重组的发展阶段，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公信、多元与经济竞争力。安徽大学姜红教授检视了现代中国新闻学术思想中的进化论观念，发现存在着两种思想脉络：“渐变”式进化论和“突变”式进化论。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邱沛篁教授、上海大学李建新教授总结、回顾了30年来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和流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高钢教授在《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基础元素的构建》中则强调，在媒介融合的新形势下，构成新闻教育四大基础元素的学科架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和教学平台，需要在新的教育目标之下重新建构。南京大学段京肃教授基于CSSCI数据库，通过分析论文篇均引用数量发现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水平仍较低。
活动中寻求教学切入点
组织兴趣活动与小论文比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课堂教学中学生主动性不足的缺陷。活动可以就一门课的内容来组织如“政治理论研究小组”、“思想政治课学习小组”等。也可以就某个专题的探讨组建兴趣活动小组，如“法律问题研究小组”、“人生问题研究小组”、“道德问题研究小组”、“学习方法研究小组”等。兴趣活动小组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短期的。论文比赛是就大家所关心的某个社会热点问题开展的论文比赛。论文比赛要有计划、有安排，包括比赛次数、比赛比赛内容、比赛形式等都应纳入教师的教学工作计划。教师对学生的论文比赛要给予必要的指导，包括课题选择和设计的方法、资料收集的方法、资料整理和研究的方法、论文撰写与修改的方法等方面都要给学生必要的指导和帮助。活动和论文比赛的作用：一是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参与和学习思想政治课的积极性，加深学生对政治课教学内容的理解，将所学的内容运用于实际生活；二是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分析认识社会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受到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三是能够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增进同学间和师生间的团结和友谊。兴趣活动和论文比赛的组织简单易行，值得每一个政治教师积极组织和开展。
联系实际，重视实践
社会实践是学生能力的“培育场”。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观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要在实践中培育的。在进行“共同富裕”有关内容的教学时，为把先富与共富关系讲深讲透，尝试了社会实践教学法，把一个班级同学分成若干小组，分别参观工厂，访问先富的私营企业主，调查农村走向共富的现状，然后各小组撰写参观访问记、调查报告，互相交流，共同探讨，既巩固深化了知识，又提高了学生能力，达到了预期目的。
目前很多学生认为学习思想政治课没有用，学习是为了应付考试，为此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学习的目的性、重要性教育，授课时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学用结合的原则，向学生阐述与思想政治内容有关的当前国际国内热点问题，引进党的方针政策，引进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材料、新观点、新问题；引进社会生活中的轶闻趣事，不断扩大学生的视野，用新知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像教育家赞可夫所说的，要把沸腾的生活“请进”课堂来，让“大社会”走进“小课堂”。例如讲授“祖国统一”时，可以为学生补充近几年势力分裂祖国的一系列活动，以及我国《国家法》的制定时事材料，引导学生分析活动的本质。实践是认识的第一源泉，新课程强调联系学生生活实际，注重学生情感体验和道德实践活动，这将有助于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如在讲《合作、竞争》时，组织学生做“绑腿双人跑”的游戏，学生通过体验、比较、思考、感悟到了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又如教学《文明交往礼为先》时，让学生以小品表演的形式，模拟星期日同学来我家做客的情景，学生在观察小品的同时，思考这两位表演者用了哪些礼貌用语，在观察、思考、反思中懂得了在交往中要语言文明、态度亲和、举止端庄。
开展多角度、多类型的社会实践活动
（一）开展“知识验证型”的社会实践活动
思想政治课教学与其他学科不同，它作为德育的主渠道，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知与信、信与行的特殊矛盾。我们教师传授给学生的的原理、观点及其他社会知识，能否为学生所接受，并内化为行为，“信”是纽带和关键。为解决这一特殊矛盾，教学实践中，应较多地采取走出去的方式，让学生带着疑虑走向社会，通过社会调查、参观访问等形式，在社会实践中验证知识，增强理论的可信度和说服力，以解决学生的思想认识问题，确立正确的信仰、信念。例如在学习《改革开放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节内容时，可以召集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制订活动方案，利用双休日分头活动。有的小组去考察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情况，用数据说话；有的小组用照相机拍摄徐家汇商业区的变化，用图片说话；有的设计问卷调查班级中学生以及老师的家庭生活的变化，用身边的事实说话。通过展示这收集到的一组组真实可信的资料，使学生深深地相信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新气象。
（二）开展“感悟型”的社会实践活动
思想政治课是学校德育的主阵地，担负着对学生进行思想德育教育的重要任务，理应强化其德育功能。但由于它还肩负着传授系统理论知识的功能，因而知识系统较其他课程更加理论化，这就使得它与学生周围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现实之间，形成了一定的距离，加之教学方式的简单化，给学生造成了一种思想政治课“空洞说教”、“脱离实际”的错觉，在很大的程度上阻碍了其德育功能的充分发挥。通过引导学生亲自观察、亲身体验，不仅有助于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也能使这些理论知识所包含的思想精髓，通过极为自然的方式被学生接受、内化。这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我最常用的。
（三）开展“质疑型”的社会实践活动
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了从社会实践活动中得到验证、理解、内化，还应让它来应用于生活、指导生活。为此可以设计一些生活中常见的问题让学生解决和应用。例如请学生调查废旧电池那里去了？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同学收集了有关废旧电池危害的资料，调查了居民乱丢电池的现象，提出了许多建议：如对家人、邻里进行宣传，设立定点回收站，用旧电池换新电池，开展旧电池换棒棒糖行动等。在活动中学生们贯彻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进一步理解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培养了学生的社会责任心，锻炼了与人交往的能力、互助合作的能力和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延伸了课堂教学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