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8 15:01:4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双边贸易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 FDI 贸易引力模型 贸易创造型投资 贸易替代型投资
一、引言
FDI对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替代性和互补性。Mundell(1957)最初证明了要素流动与国际贸易是相互替代的，资本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促使商品价格趋于均等化，在此条件下，即使关税被撤销也不会发生商品贸易，从而FDI替代了商品贸易活动。然而，Svensson(1984)的论文在考虑国家间的技术差异，引入产品税、垄断市场结构、外部规模经济等因素之后，最终得出结论是FDI的增长将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关于FDI如何影响中国贸易的实证研究直等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杨迤（2000）对1980至1997年间FDI与我国进出口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证明FDI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工业制成品出口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姚远（2007）将全国各省根据区域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利用1992-2004年的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发现FDI对出口贸易具有创造效应，而对进口贸易主要体现为替代效应；进一步比较，他发现东部地区的效应最为显著，中部地区其次，而西部地区最弱。
本文利用浙江省1995-2008年间10个投资国或地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对浙江省的实际FDI累计额和双边贸易额的面板数据，试图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浙江省FDI的贸易效应是负相关的替代效应呢，还是正相关的促进效应；二是利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来分析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FDI对浙江省与投资国之间双边贸易的影响的区别。
二、计量模型及方法
1.模型及变量的选取
本文所采用模型为贸易引力模型，它是国际经济学解释双边贸易影响因素最重要的实证方法。贸易引力模型以万有引力定律为指导，认为两国或地区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与这两国或地区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两国间的贸易成本成反比，贸易成本以两国或地区间的空间距离来衡量。
由Tinbergen和Poyhonen提出的贸易引力模型的原始形式为：
式中，表示国（或地区，下同）与j国（或地区，下同）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与分别表示国与j国的国民收入，一般用GDP代替，表示国与j国之间的空间距离，为常数，为参数。为便于实证分析，将原模型转化为线性的对数形式并添加随机干扰项得到：
本文着力分析浙江省FDI对双边贸易量的影响，从而在基本的引力模型中加入了FDI作为解释变量，得到的模型如下：
式中i=1,2,…10和t=1995,…2008，分别表示投资国和年份。各变量的解释如下：
本文选取浙江省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进出口总额作为衡量双边贸易规模的变量，用表示；选取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经济规模，浙江省的国内生产总值用表示，各投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用表示；选取浙江省省会杭州市与投资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来体现，用表示；由于投资效应往往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而FDI流量（当期投资额）对双边贸易影响的时滞性不便估量，同时FDI存量（累计额）却不仅能反映出对双边贸易的短期影响，也能反映出长期影响，因此本文选取当年的实际FDI存量，即FDI累计额作为指标，用表示。
2.数据来源
2008年，对浙江省进行FDI的最具规模的13个国家或地区依次为：中国香港（47.61%）、维尔京群岛（17.11%）、美国（4.09%）、新加坡（3.11%）、日本（2.83%）、中国台湾（1.76%）、韩国（1.4%）、意大利（0.96%）、德国（0.9%）、英国（0.88%）、法国（0.8%）、澳大利亚（0.72%）和加拿大（0.71%）。其中，维尔京群岛是著名的自由港很多外国公司在这注册避税向外投资，无法得知其实际来源国，新加坡、德国这两国与浙江省历年的双边贸易数据缺乏，因此在实证分析中剔除这3个来源地，选取上述剩余10个国家或地区作为样本。浙江省实际利用外资的数据从1992年开始才有公布，其中来自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外资数据从1995年才有统计，为保持数据的统一，本文选取1995-2008年作为样本数据区间。浙江省的GDP、浙江省与这10个投资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以及10个投资国对浙江省的直接投资额的数据均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实际FDI累计额以1995年为基年进行统计，各投资国的GDP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网页，杭州市距各投资国首都的直线距离由软件Google Earth测量得出。进出口贸易额、FDI值、GDP值单位均统一为亿美元，距离单位用公里表示。
3.实证模型识别
用于处理面板数据的模型有三种――混合估计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当数据中所包含的个体成员是所研究总体的所有单位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是一个合理的模型；当样本个体成员是随机抽自一个大的总体，且以样本结果来分析总体时，则应该选用随机效应模型。本文只选取了浙江省最主要的10个贸易伙伴国，因此从理论上讲，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
对模型进行识别，主要用到两种方法――似然比检验和Hausman检验。其中，似然比检验一般用来区分混合估计模型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则用来区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由似然比检验得其值F=81.488742，而，此时有，故拒绝原假设，即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估计模型；由Hausman检验得其值H=0.214472，而，此时有，故接受原假设，即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优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因此，综合似然比检验和Hausman检验，最终确定选用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三、实证研究结果
1.FDI与双边贸易的关系
运用Eviews6.0，根据所建立的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其中表示个体成员i对总体平均状态的偏离，其估计值分别是：
中国香港：0.507、中国台湾：-0.324、日本：-0.117、韩国：-0.001、英国：-0.278、法国：-0.442、意大利：0.061、美国：0.346、加拿大：-0.081、澳大利亚：0.328。
根据回归结果可知，浙江省GDP每增加1个单位，双边贸易额增加1.015个单位；投资国GDP每增加1个单位，双边贸易额增加0.689个单位；两地距离每增加1个单位，双边贸易额减少0.566个单位。模型中主要检测的FDI这一解释变量的符号为正，说明FDI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具体表现为投资国FDI累计额每增加1个单位，就会带来0.084个单位的双边贸易增加的效应。
从截面随机效应的看，中国香港、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对总体平均状态的偏离为正方向，中国台湾、韩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对总体平均状态的偏离为负方向，而且偏离程度各不相同，说明模型中解释变量之外的其他因素对浙江省与各投资国的双边贸易影响存在着地区的差异。
2.国别差异分析
为研究各国对浙江省投资的贸易效应是否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本文假定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无地区差异，即 的系数不变，不同横截面和时间上的截距相同，建立的变系数模型。考虑到多个截面存在异方差问题，采用似不相关回归分析方法（SUR）消除原模型中的异方差性，回归结果如下：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投资具有正的贸易效应的国家（或地区）依次为美国、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意大利（按效应从大到小排），投资具有负的贸易效应的国家为英国和法国。美国对浙江省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最强，每1单位的投资就能带来0.277个单位的双边贸易；英国和法国的投资对双边贸易起着替代而非促进的作用，每1单位的英国投资会减少双边贸易0.011个单位；每1单位的法国投资会减少双边贸易0.157个单位。
四、结论及分析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考察了1995-2008年浙江省FDI的对外贸易总效应，而且还探究了FDI对外贸易效应的国别差异。得出的结论如下：
第一，浙江省FDI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增长。从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可看出，FDI累计额的边际贸易倾向为0.084，这说明主要投资国对浙江省的投资促进了双边贸易额的增加，也说明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流入浙江省的FDI与浙江省的对外贸易总体上是一种互补关系。浙江省在吸引外资的进程中，政策越来越自由、规范和合理，投资的障碍也逐步在减少，因此吸引的FDI越来越多，同时也就促进了浙江省对外贸易发展。
第二，10个主要投资国的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有显著的差异。从变系数模型回归结果可看出，FDI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国别差异。贸易创造型FDI的8个经济体为美国、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意大利；除意大利外，其余7个经济体均处于环太平洋地区，与浙江省进行直接的贸易对话较为方便。
美国对浙江省的投资贸易创造效应最为明显，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这三个东亚地区的经济体其次。这说明它们在浙江省建厂投资生产，不是以此来打开市场，扩大产品的销路，更多的是利用当地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优势，降低生产成本，最终产品回销国内或世界其他地方。历年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的贸易伙伴中位居前四位的依次为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由此也可体现它们的投资对双边贸易的贡献力度。
香港对浙江省的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相对不太明显的原因在于，香港接壤广东，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相当的情况下，香港首选广东作为它的出口加工平台，而非浙江。因此，尽管香港对浙江省的FDI历年来一直位居第一位，近年来的双边贸易额并非如此，2008年浙江省与香港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为54.97亿美元，在浙江省的贸易伙伴中仅位列第7位。
贸易替代型投资的2个经济体为英国、法国这两个欧洲国家，与中国（浙江省）相距甚远，贸易的运输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它们不会选择浙江省作为一个简单的产品出口加工的平台；他们对浙江省的直接投资属于市场寻求型投资，其目的是以浙江省为基点，进入中国国内市场，减少产品直接贸易过程中的运输成本，从而形成了投资对贸易的替代效应。
意大利虽然地处欧洲大陆，但与英法这两个欧洲国家不同的是，它对浙江省的投资所带来的贸易效应为正，每1单位的投资能增加双边贸易0.092个单位。究其原因是因为意大利经济模式和浙江经济模式相似程度极高，互动程度也极高，如产业结构相似，均以生产纺织、服装、工艺品和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都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聚集在一个个专业化的产业区内，如意大利比耶拉的毛纺织产业、浙江宁波的服装业等。两地经济若干的交集决定了它们的合作竞争关系，体现在投资对双边贸易的效应为促进效应。
参考文献：
[1] 杨迤：FDI对中国进出口影响的相关分析[J]. 世界经济，2000（2）：44-49
[2] 奚君羊 刘卫江： FDI的贸易效应实证分析[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1，3（6）：3-116
论文摘要：随着中美双边贸易额的不断增大，美中贸易逆差已成为双边贸易摩擦的主要焦点之一。通过对近30年来美中双边贸易数据的分析，并在结合维农(raymond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相似性比较分析，得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结论。另外，这种结构性的逆差对中方也是不利的，但会随着中方的经济发展而逐渐缩小，甚至消除。如果双方加以不适当的人为干预，不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会损害双方的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政策建议。
1、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通过大力引进外资来发展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美贸易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美国在2004年成为了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占我国对外贸易的14.8％，仅次于欧盟(15.5％)。1997年美国超过日本成为了我国最大的海外市场。根据美国200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2006年，我国取代墨西哥成为了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由此可见，中美双边贸易已经成为两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美中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猛增到2009年的3659.8亿美元，短短的30年时间增长了146倍之多。近几年来，美中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根据美国官方统计，在美中贸易中，美国自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2009年贸易逆差达到2268.3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在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中，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为逆差，1993年开始转变为顺差，2009年底顺差为1960.7亿美元。
由于巨额贸易逆差的存在，导致美中经贸关系引发许多问题，如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配额问题等。本文结合产品周期理论从两国贸易逆差总量、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对美中贸易逆差进行分析。
2、中美贸易额及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产品周期理论主要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如果要分析美中贸易逆差是否是符合产品周期理论假设条件所规定的结构性的，那么就不仅要讨论中美间双边贸易总额之间的关系，还要深入探讨中美贸易产品的结构性差异，只有结合了这两方面的因素，才能说明美中贸易逆差的首要原因。
2.1中美贸易额的总量分析
为了更真实客观的反映数据的可信性，本文分别采用中国官方公布的中方贸易顺差数据和美国官方公布的美方贸易逆差数据，虽然双方的加总并不是平衡数据，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哪方的统计存在误差，只是统计范围的差别，比如对直接外资投资企业进出口统计标准和统计口径的不同等原因。基于以上原则，本文整理了美中双方1980年至2006年27年间的贸易总量的统计数据，见图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中美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特别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双边贸易额以每年约20％以上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美国成为中国的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美国也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场。(2)尽管中美双方的统计口径存在上亿美元的差距，但是纵观美中贸易26年间的差额变化，总体趋势是不可争议的，即中国的贸易顺差在逐年增大，但增速有所放缓；美国的贸易逆差也逐年增大，但逆差的扩大也呈逐年减小趋势。
2.2中美贸易的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对中美两国的历年贸易总额进行分析，只能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感性概念。因此，除此之外，还应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商品结构进行仔细分析。本文选取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根据中国从美国的分类商品进出口值，我们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分类商品值。本文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95-2006年进行分析。数据的选取标准采用sitc一位数，本文将两国出口商品按1位数的sitc代码分为农产品(0＋1＋2)、初级产品(3＋4)、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6+8)及相对资本密集型制成品(5+7+9)。因此在具体分析时，本文将0-9类商品划分为农产品、初级产品、相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图2形象地显示了美中贸易在这四类商品上的不平衡值。
由上图可以看出，1995-2006年期间，中国的农产品一直处于逆差状态；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从1996年开始由逆差转为顺差，虽然2001年出现小幅回落，但2002年以后增长迅速；而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处于缓慢上升的顺差状态，但是其比重却占了美中逆差额的绝大部分；初级产品相对处于较低贸易额平缓发展的状态。
2.3结合产品周期理论分析美中贸易逆差的性质。
经济学家维农(raymond 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他认为某种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完成一次循环，需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初始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这三个阶段中，各国由于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的不同，贸易的形式、范围和数量都有所区别。如图3所示，t0-t1时期是产品的研发期，t1-t2时期是贸易的初始阶段，贸易主要发生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这两个时期共同构成了比较优势理论中的初始期；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化，在t2-t3时期扩展至新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进口需求旺盛，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海外市场，在t3时期，次发达国家基于自身比较优势成为净出口国，在t4时期，首要发达国家由于竞争激烈，研发、管理、营销等方面成本的提高，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逐渐由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这三个时期就是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长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产品已实现了标准化，并普及到广大的市场汇总，参与国际贸易各国厂商的生产基本达到了最佳规模点，劳动力红利成为发展中国家后发制人的主要手段，制造业的长足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在t5时期由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这一转变即意味着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熟期的到来。
通过对比笔者发现，根据产品周期理论绘制的图3中代表中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3曲线和代表美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1曲线，与根据中美贸易实际发生量绘制的图2.1种的中国顺差额和美国贸易逆差额存在惊人的相似性。此外，由于美中贸易逆差额主要来自相对劳动密集型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使上述分析由曲线上的“惊人的相似性”转变为实际贸易状况符合产品周期理论的指导。
综上，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额是结构性的，是美中两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所不可避免的必经阶段。图2.3中标出的t5时期即是中国加入wto组织前后的时期，是中国经历自78年改革开放以来卓有成效的积蓄性发展所达到的必然高度。
3、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美国向中国出口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中国向美国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国际贸易形势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一定的稳定性。结合产品周期理论，本文认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并且随着中国的发展，这种贸易逆差将会经历一个峰值，随后逐渐下降。2009年和2010年的初步数据显示，美中贸易逆差额的扩大趋势正在逐步放缓。但是，由产品周期理论(图2.3l2)可知，即使中国发展到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能够实现零顺差的地步，即中国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时候，美国仍会面对着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这些问题不是美国施加政治压力、外汇压力以及舆论压力所能克服的。这种贸易逆差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发生自由国际贸易时所必然产生的。
另外，美中贸易巨大逆差的存在也表明中美经济潜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这种贸易顺差对中方来说也是不利的。
综上，我国应该继续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改革，建设创新性社会，加大创新投入在企业成本中的比重，努力实现由高污染、高消耗、低附加值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向出口低污染、低消耗、高附加值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这一转变需要长期的、渐进式的进行，因此，本文建议尊重国际贸易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人为的给双边贸易加以负面限制，这样对双边贸易各国都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1]高筠燕，姚益龙，产品周期理论的重温与思考，世界经济文汇，1991，(01)
[2]李坤望，张伯伟，国际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91-93
[3]李强，唐磊，中美贸易结构的稳定性分析：基于产品周期理论的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9，(6)
［关键词］微观层面 质量差异 异质性
一、引言
本文就论文选题的理论依据及现实依据进行说明。第一节是对经典贸易理论及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综述，交代论文选题目的理论背景，阐述选题的理论意义；第二节通过对研究对象总体情况的分析，介绍论文的主要研究问题。
二、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兴起
传统贸易理论，将国际贸易产生归结于国家间的差异性。传统贸易模型都是以国家层面上的差异性为出发点，并假设了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其中古典贸易理论从绝对比较优势、相对比较优势出发，要素禀赋理论从两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异性出发，两种理论都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与国之间发生贸易的原因。但是随着更多的经验事实的发生，传统贸易理论的说法逐渐受到了挑战。比如依照传统贸易理论预测，发达国家应与资源禀赋差异较大的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更为活跃。但从国际贸易的实际发展来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大量增加，并且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又占了很大的比重。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相近，且在产业内贸易中所交易的大部分是要素密集度相近的相似产品。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这些经济现象。
新贸易理论则重点对发达国家之间方兴未艾的产业内贸易现象进行分析，指出除了国家要素禀赋的差异之外，规模经济也是国际贸易起因和贸易来源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新贸易理论以产业层面为分析出发点，引入了产业组织理论和规模报酬递增假设。新贸易理论虽然通过引入产品差异和垄断竞争所产生的产业内异质性，解决了新古典贸易理论中企业规模不确定的问题。但是在新贸易模型中，企业都是同质的，即每个国家都是由多个将多样性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的“代表性企业”组成的经济体。这个假设显然与经验现象相悖，现实中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出口，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而且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生产效率或规模的差异。因此源起“企业同质性”的新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是，为何同一行业内，只有部分企业进行着国际贸易，而另一部分企业只服务于国内市场。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产业内企业异质性理论的研究，正是源于新贸易理论中的“企业同质性"假设与经验现象相悖。
基于微观层面的经验文献进一步发现，贸易自由化导致了产业内资源的重新配置效应，如迫使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企业退出市场或关闭、导致市场份额向较高生产率的企业重新配置 (Bernard and Jensen，1999：Clerides，Lach and Tybout，1998：AW，Chung and Roberts，2000：Pavcnik，2002：Bernard and Jensen and Schott，2003)。这些经验事实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相当普遍。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正是在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对一些经济现象无法解释的情况下产生的。首先是Bernard(1997)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企业服务国外市场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并应用实证研究发现运输成本，工厂层面的固定成本，企业层面的固定成本，关税等因素都会影响企业选择服务国外市场方式。Melitz(2003)将垄断竞争模型与企业异质性假设结合起来，完整论证了企业的异质性理论模型，分析了企业选择是否出口的临界生产成本（即生产效率水平）条件，从而在理论上解释了为何行业内只存在一小部分企业进行出口。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拓展了Melitz模型，将异质性企业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FDI）相结合，考虑企业建立海外分公司的决策，即企业是以出口还是FDI的方式服务国外市场。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另一框架是由Bernard（2003）创立，他们将随机生产率引入到Eaton 和Kortum（2002）的多国李嘉图模型中。
在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以Melitz的异质性企业理论最具代表性，它成为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基石。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正是从微观层面―企业出发，探讨企业层面的出口贸易决策行为。它不仅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无法解释的经验事实，弥补了贸易理论所存在的空白，更是开拓了贸易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
三、企业异质性模型
企业异质性模型认为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对国际贸易中异质性企业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位学者对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实证研究均表明：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都只有很小一部分企业选择从事出口，而且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较高且规模也较大。各企业生产效率及规模的差异成为企业异质性。异质性企业是如何进行自我选择从事国际贸易的，贸易对企业的生产和利润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异质性企业模型探讨的问题
1. Melitz模型
Melitz（2003）以Hopenhayn(1992)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垄断竞争动态产业模型为基础，并在Krugman（1980）贸易模型的垄断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下，嵌入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建立了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Melitz(2003)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中每个企业面临着出口的固定成本。每个企业也都面临着内生的生产率水平。企业在了解其生产率状况后才会做出是否出口的决策。贸易能够促使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谋求更高利润，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避免损失只能继续为本土市场生产甚至退出市场。同时贸易进一步使得资源重新配置，使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占据更高市场
份额 。
Melitz将异质性企业引入不变替代弹性（CES）偏好的垄断竞争模型，发现了一系列新的研究结果。例如，一个产业部门的贸易开放度提高将会抬高工资和其他要素价格，生产成本的上升使生产率最低的企业被迫退出市场。除生产成本外，生产率最高的企业还能够承担开辟海外市场的固定成本并开始出口。生产率居于中游的企业将继续为本土市场服务。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使资源重新进行分配，更多得流向那些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从而整个产业的生产率因为贸易而得到了提升。Melitz的研究揭示了产业的总体生产率由于资源的重新配置获得了提高，这种社会福利是传统贸易理论没有发现并解释过的贸易利得。
因此Melitz模型尽管建立在微观结构上，却有助于从宏观层面上理解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一个亮点在于它清楚且有说服力的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产品根本没有被出口。
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能够很好的解释贸易中的零值问题，却无法解释贸易价格的空间模式，即平均单位价值随着距离明显增加的事实，且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预测却与该事实相反。
2. Melitz-Baldwin-Harrigan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
出口产品平均单位价值（出口价值/出口数量）常被用来衡量产品质量。认为企业同时以质量和价格为基础竞争的思想在国际贸易经济学中由来已久。早在1961年，Linder就将质量作为影响贸易方向的决定因素引入。在他的理论中：单位资本收入相近的国家由于在生产、消费模式上的相似，而使这些国家间的双边贸易更
活跃 。
在解释质量和国家贸易模式时，主流文献多采用引力方程对双边贸易流进行建模，解释双边贸易流的构成（如出口产品种类、数量及平均单位价值）因贸易伙伴的特征（距离、市场规模）变化而产生的反映。引力模型预测：国家间距离越远，双边贸易流越小。但在部分研究中发现，平均单位价值与距离呈正相关关系。
为了更准确的理解进口国特征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并解释贸易价格的空间模式，Baldwin 和Harrigan将质量差异纳入到Melitz（2003）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中，形成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或QHFT模型）。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重要创新是引入了一个严格为正的质量-成本弹性，并假定各企业在边际生产成本和产品质量上都是异质的。在同样的产品中，高边际成本使产品具有高质量和高价格。由于出口固定成本的存在，企业根据自身生产成本及产品质量对是否进入出口市场进行自我选择。在他们的理论中，当时，成本的增加使质量产生不均匀的提高，从而高成本高质量的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成为出口市场上的一员。而低成本低质量的企业则只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其产品。随着贸易成本上升或进口市场规模缩小，进入出口市场的质量门槛被提高了，市场对企业的选择更强烈了。因此，产品平均质量和FOB价格均随距离增加而提高，随市场规模扩大而降低。当时，传导机制则是反向的：低成本低质量的企业选择进入出口市场，距离增加和进口市场规模缩小使产品平均质量和FOB价格下降 。总的来说，在Baldwin and Harrigan(2007)中，市场规模，距离和单位价格的关系如表1所示：
自从Baldwin 和Harrigan的初稿在2007.3首次公开以来，许多“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被开发出来或正处于开发阶段。Richard Kneller and Zhihong Yu(2008)改变Melitz-Baldwin-Harrigan模型中CES效用函数的假设，并放宽Melitz-Ottaviano中垄断竞争的条件，允许非对称的商品种类及产品质量与成本间的正相关关系。作者将距离、目的市场对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影响分为两种机制（Baldwin-Harrigan的理论模型只有一种机制，没有细分）：选择效应与价格区别效应。当质量弹性时，企业为“质量竞争型企业”，此时选择效应导致距离、目的市场对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正向作用；当质量弹性时，企业为“效益竞争型企业”，此时选择效应导致距离、目的市场对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负向作用。而对价格区别效应而言，无论与1的关系如何，距离、目的市场对出口产品单位价值均呈负向作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Melitz模型与质量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的区别在于：Melitz（2003）模型将生产成本作为衡量企业异质性的标准，而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同时将质量和生产成本作为衡量标准，在该模型中高成本不一定是坏事。Melitz（2003）模型扩展到多个非对称国家后能够很好的解释出口零值，但是无法解释价格的空间模式。QHFT模型的零值空间模式新的内涵在于价格与距离之间的关系。由于高质量意味着强的竞争能力，边际成本界值随距离增加而增加，而不是Melitz（2003）模型所预测的下降。
以微观层面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并结合质量差异的企业质量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出现为研究质量对双边贸易流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而Hallak and Schott(2008)开发出的度量商品质量方法则提供了方法论依据，为接下来就中国工业制成品质量及其贸易流量的研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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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年来，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问题，特别是中美贸易巨额顺差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中美贸易平衡问题显然已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焦点。对此，该文分析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成因和相关应对策略。
1中美贸易现状
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据中国官方统计自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86倍，年均增长17％。至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由1978年的10亿美元增至21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2007年两国贸易额更是突破3020.8亿美元。
然而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此后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呈现逆差，并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993年中方顺差为63亿美元，2000年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2001年则为281亿美元，2004年为873亿美元。2005年为1141.75亿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442.6亿美元和1633.2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为3亿美元，2000年为838亿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1620亿美元。2005年则突破2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2325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对华贸易逆差也已达2375亿美元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拉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趋增多。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其涉及的中国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等多种产品。并且中美贸易摩擦正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转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贸易摩擦的对象由原来的初级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又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化工、轻工、钢铁、汽车等，更进一步向高技术产品转移。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
2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成因
2.1双方统计方法和口径不同导致双方统计数据差异
(1)统计方法不同。中美双方统计采用不同的贸易统计标准进行衡量。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美方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我国香港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60％以上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而转口到美国的商品额中的29％是在我国香港增值的。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统计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美国还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
(2)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一般的进口货物，通常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来判定原产地，被判定原产地为中国的货物被记录为来自中国的进口而不考虑是否实际上由中间方出口或者货物在中间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国记录成自中国的进口很有可能是应该记录为自其他中间方进口的。
2.2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
2004年我国GDP普查数据显示三大产业的GDP比重分别为l3.1％、46.2％、40.7％。显然我国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而2005年美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率分别为2.8％、23.4％和73.8％，到2005年则分别为23％，22％和75.7％。显然美国经济结构已经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本地化生产的特征，内需倾向突出，制成品的进口对本国生产、消费结构形成补充，因而进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国由于是过度消费国家，储蓄率极低，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和产出或者说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而中国又因为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由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淘汰转移的制造业，并且质量又明显优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最终消费结构难以与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进口需求也相对不旺盛。所以由此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3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2.3.1东南亚国家对华的产业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把他们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形成中国与欧美发生贸易顺差，而与亚洲周边国家发生逆差的贸易格局。
2.3.2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及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在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过程中也逐渐将国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销售和向母国返销占据很大份额。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国跨国公司向母国进行返销，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而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出口商品8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各国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问的贸易关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贸易结构扭曲，加剧中美贸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出口管制条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国家名单。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虽然逐步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规定和执行过程中，仍保留有许多歧视性规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国会在美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的压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恶意地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诸如通过制定相应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颁布出口管制目录(如商业管制目录CCL、美国军用品管制目录USML和核管理委员会管制目录NRCC)、执行许可证审议程序、强化执行机制与惩处力度等手段来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
高技术本是美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但这一优势并未在中美贸易中体现出来。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一直保持生命科学、电子电机、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术贸易上对华贸易顺差,且在电子电机和航空技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顺差相对较大。然而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美国却一直存在着对华贸易逆差。特别是在信息与通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了521亿美元，这些举措不仅未消除美中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
3应对策略建议
3.1加快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在服务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服务业根据WTO要求也应逐步开放，因此中国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减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3.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亚洲、北美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中东地区、非洲在我国出口地区结构中所占比例甚小，这使得我国外贸与北美、亚洲市场的依赖度过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在21％左右，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也导致了贸易风险的加大，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由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必须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
3.3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积极的调整
如上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转口贸易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外资公司或跨国公司。外资的进入虽然有利于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有效利用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复投资，不仅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还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和破坏。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整，不仅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4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加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以及以转口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导致实际获利小而两国顺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国应当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和应用，以政府政策为依托，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业；加快对相对滞后的医疗、教育、交通、环保、住房和金融服务等行业发展，并且适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以扩大内需，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
3.5完善人民币汇率体制
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进；实施“微幅、双向、稳中爬升”的调控；适当放大浮动区间；同时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这样不仅淡化给予美方在其国内定价过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国对外购买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局面。
参考文献
[1]张燕.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分析及对策[J].北方经贸，2007,(5).
[2]张璐,刘增涛.中美贸易摩擦分析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07,(7).
中国正在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着眼于区域，人民币最终将可能成为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与东盟10国（以下简称“10+新3”）这一区域的货币锚。由于日本、韩国不能加入其中，因此这将使原来的中、日、韩和东盟10国的合作框架（以下简称“10+3”）被弱化。与此同时，由于东盟国家追求汇率对美元的稳定，将延缓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调整，推迟国际收支失衡的改善，并可能使得中国与欧、美的关系更为紧张。在此过程中，加速金融自由化改革将有利于减少对中国相关政策的指责，并有利于改善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关系。当然，亦不可操之过急。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将首先是人民币的区域化。目前，在缺乏金融基础设施的情况下，中国开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作为初始阶段的目标，中国并不指望人民币成为全球性的交易媒介，而只是希望人民币成为区域内的关键货币。这个区域范围主要是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东盟10国。与人民币在全世界国际化的要求相比，人民币区域化对金融基础设施的要求相对较低，同时对金融自由化改革的要求也较低。而且，对于加强与这一区域经济体的紧密联系，中国也有着很强的需要。
但人民币成为“10+新3”区域的驻锚货币，似乎还是不太让人信服。这一区域的经济体，在发展程度、金融制度、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事实上，对于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泰国和中国这9个东亚经济体的经验研究表明，在面临供给、需求冲击的对称性方面，无论是这9个经济体，或者是其任何一个子集合，均不满足组成货币联盟的条件。而且，中国对地区外的贸易依赖性很强，其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占比超过1/3。
尽管如此，中国仍将可能在事实上建立起人民币区。这是因为：首先，近年来中国大陆与区域内其他经济体的双边贸易在迅速上升，其增速远高于中国对欧美的贸易。其次，中国大陆也已在2010年与东盟启动了自由贸易区，同时大陆与台湾之间也在2010年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这些协议的生效将进一步强力推动这一区域内的贸易增长。最后，中国在这一区域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而且也已经在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合作中成为具有领导权的国家。因此，中国有条件在这一区域建立起事实上的人民币区。
从东盟的角度来看，条件也是具备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东盟5国是按照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权重来管理本币汇率的。由于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迅速增长，以及这一趋势的维持，人民币在这些国家货币当中的份额将必然进一步提升。在人民币对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汇率维持稳定的背景下，人民币在东盟货币参考权重中的提升，也将有利于这些国家的汇率实现持续稳定。即便这些国家并不严格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由于前述原因，市场预期也将使然，从而使东盟国家货币与人民币的双边波幅收窄。对于中国台湾来说，情况也是类似的。
摘要:中韩双边贸易额稳定增长,但中国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却始终保持顺差,韩国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通过分析两国的农产品贸易结构和韩国农产品进口市场结构,结果表明韩国在农业生产技术上具有优势,而中国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具有优势。
关键词:中韩农产品贸易;市场结构;外贸依存度
中韩两国地理位置相邻,文化相似性强,相互交往历史悠久。自1992年8月两国建交以来,经贸关系迅猛发展[1],韩国已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而中国则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在双边贸易中,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值得关注:一是贸易规模高速增长。二是中国始终处于逆差状态,这一不平衡状态自中韩建交后就存在,在发展中非但没有改变,而且在近年来呈现显著扩大的态势。①。然而,在农产品贸易领域中国却始终保持顺差状态,韩国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在近10年的多数年份中,韩国是中国的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市场,两国间的农产品贸易关系逐步增强[2]。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冲击不断显现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中韩两国农产品贸易,扩大中国农产品对韩出口,对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农业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农产品的范围定义为“WTO农业协议规定的农产品+水产品”,并且采用HS4位数编码,将农产品精确到225个类别,从中韩两国农业现状、两国农产品贸易结构、韩国农产品进口市场结构等方面深入全面的分析中韩两国农产品贸易。
一、中韩两国农产品贸易概况
中国和韩国虽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差距,且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很大的差别[3],但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具有相似的文化习俗和消费偏好,同时两国都将农业经济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农产品贸易除出现三次波动外,总体呈温和增长趋势[4]。中国从韩国进口的农产品占从世界农产品进口的比重最低,而韩国恰恰相反,韩国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占从世界进口的比重最高,中国对韩国出口的农产品占对世界出口的比重近年来基本保持在10%左右的区间内。相对于韩国出口至中国的农产品占对世界出口的比重而言,中国要略高于韩国,但差距正在逐渐缩小,这表明中国作为韩国的农产品出口市场显得越来越重要,且各自在对方农产品出口市场中的地位逐渐趋同。中国对韩农产品贸易总额占对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与韩国对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占对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变化趋势相同,但韩国要高于中国。从比重上看,中韩农产品贸易对韩国而言显得更为重要。
二、中韩两国农产品贸易结构
中韩互为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近年来两国间农产品贸易额不断增长。支撑两国间农产品贸易不断增长的农产品主要类别是什么,这些农产品又具有何种属性,这是分析中韩两国农产品双边贸易结构的核心内容。
1.主要类别。2007年中国出口至韩国的农产品排在前10位的依次是:“玉米”(1005)、“冻鱼”(0303)、“制作或保藏的甲壳软体动物等水生无脊椎动物”(1605)、“小麦及混合麦”(1001)、“活鲜冷冻干盐腌渍的软体及水生无脊椎动物等”(0307)、“活鱼”(0301)、“非醋方法制作或保藏的其他未冷冻蔬菜”(2005)、“冷冻蔬菜”(0710)、“用其他方法制作的未列名果品及食用植物”(2008)、“制作或保藏的鱼;鲟鱼子酱及鱼卵制的代用品”(1604)。2003-2007年间,(1005)、(0303)、(0307)和(0301)这四种产品一直稳居对韩出口前10的位置。
2007年中国从韩国进口农产品排在前10位的依次是:“活鲜冷冻干盐腌渍的软体及水生无脊椎动物等”(0307)、“固体甘蔗糖、甜菜糖及化学纯蔗糖”(1701)、“冻鱼”(0303)、“鲜或干的其他坚果”(0802)、“其他处未列名的食品”(2106)、“浓度<80%的未改性乙醇;蒸馏酒等酒精饮料”(2208)、“鲜、冷、冻鱼片及其他鱼肉”(0304)、“调味汁及其制品;混合调味品;芥子粉等”(2103)、“加味、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水”(2202)、“种植用的种子、果实及孢子”(1209)。2003-2007年间,产品(0307)、(1701)、(0303)和(0802)一直占据进口前4名。而产品(0307)、(1701)、(0303)、(0802)和(2106)五年来稳居进口前10的位置。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出口到韩国的主要农产品的贸易量较为稳定,所有产品的变异系数均小于100,其中贸易量最为稳定的是“活鲜冷冻干盐腌渍的软体及水生无脊椎动物等”(0307)。2003-2007年中国从韩国进口的主要农产品的贸易量也非常稳定,所有产品的变异系数也均小于100,其中变异系数最小的是“鲜或干的其他坚果”(0802)。因此,中韩两国间主要贸易农产品的品种较为稳定,而且品种的波动幅度较小。
2.基本属性。本文借鉴卢锋等(2001)对农产品的分类,将农产品按照其“属性”分成6个子类,分别是:大宗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蔬菜水果等园艺类产品;饮料及烟草;其他农产品[5]。从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属性来看,2003-2006年间中韩两国进出口的主要农产品种类比较稳定。在出口排名前50的农产品中,出口产品种类最多的是“其他”,之后依次是“大宗农产品”、“园艺类产品”、“水产品”、“饮料及烟草”、“畜产品”;在进口排名前50的农产品中,进口产品种类最多的是“园艺类产品”,之后依次是“大宗农产品”、“其他”、“水产品”、“畜产品”、“饮料及烟草”。2007年中韩两国进出口产品的波动较大,在出口产品中“其他”类产品比上一年减少了7项,排在了出口的第二位;在进口产品中,“其他”类产品比上一年增加了7项,排在了进口第一的位置。可以看出,“大宗农产品”和“其他”类产品是中韩两国相互进出口最多的农产品种类。
三、韩国农产品进口市场结构
中国一直是韩国重要的农产品进口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中韩农产品贸易对韩国更为重要。中国在韩国农产品进口市场到底处于何种地位,主要竞争对手是哪些,了解这些问题对于扩大中国农产品的对韩出口具有重要作用。
1.韩国农产品进口市场总体情况。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巴西、日本、俄罗斯、新西兰、加拿大、阿根廷和越南依次是2007年在韩国农产品进口市场排名前10位的国家。从时间序列上看,2003-2007年间韩国农产品进口市场相对稳定,上述国家是韩国主要的农产品进口来源国。从该表还可以看出,在韩国农产品进口市场排名前4位的国家基本没有变化,除2005年和2007年中国由第二升至第一外,其他年份韩国农产品进口市场排名前4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和巴西。由此可见,美国、澳大利亚和巴西是中国在韩国农产品进口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
2.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市场份额。2003-2007年间中国在韩国农产品进口市场所占份额维持在20%左右,美国和中国差不多。从这五年的平均值看,中国为21.70%,美国为21.85%,美国略高于中国。2007年澳大利亚在韩国农产品进口市场的比重为9.58%,约是中国和美国的一半份额。巴西是韩国农产品第四大进口国,所占份额虽然不高,但比较稳定,2003-2007年间的份额在4.38%-5.80%之间波动。从2003-2007年间各国在韩国农产品进口市场所占份额变化情况来看,中国和美国均呈现微弱的负增长状态,而澳大利亚和巴西均为正增长,其中澳大利亚的年均增长率达到7.75%,巴西为1.57%。可以得出,在韩国农产品进口市场上,美国是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澳大利亚和巴西所占份额虽然不高,但却不容忽视。
四、结论
总体而言,中韩两国耕地资源稀缺,韩国在农业生产技术上具有优势,而中国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具有优势,这是中韩两国农产品双边贸易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中韩自1992年建交以来,两国农产品贸易虽然出现三次较大的波动,但并没有改变总体呈温和增长的发展趋势,也没有改变中国对韩国农产品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的基本格局。从比重上看,中韩农产品贸易对韩国而言显得更为重要。近年来中韩两国间主要贸易农产品的品种较为稳定,而且品种的波动幅度较小。从两国农产品贸易属性看,“大宗农产品”和“其他”类产品是中韩两国相互进出口最多的农产品种类。近年来韩国农产品进口市场相对稳定,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和巴西是韩国最重要的农产品进口来源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巴西是中国在韩国农产品进口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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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失衡；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822
根据传统弹性理论，本币升值有利于进出，而抑制出口。近几年来，人民币一直在升值，贸易顺差反而继续扩大。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贸易收支究竟有多大的改善作用值得商榷。
近年来，中美双边贸易迅速发展，贸易额持续快速增加。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双边贸易的扩大为两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中美贸易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美国常指责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从而造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因而多次要求人民币升值。但是，汇改以后，中美贸易失衡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善。面对贸易差额继续扩大的窘境，美国仍然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那么，人民币币值的变化与中美贸易之间究竟有没有相关性？人民币被低估是否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因素？这些问题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正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评述了国内外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第二部分是实证分析，选取了2005年汇改以来的月度数据，验证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美贸易之间的相关性。第三部分根据实证分析结论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 文献综述
从目前国内外理论界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汇率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还没有一致的结论。但通常分为两类：中性论和非中性论。中性论，即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汇率的变动对一国贸易收支的影响趋于零；非中性论指汇率变化对贸易收支有正的影响，或负的影响。①
（一）国外研究
国外很多学者对此问题做过研究，主要有两类观点：
1.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改善美中贸易
BaaK Saang Joon（2008）②选取1986―2006年的季度数据，用协整向量回归模型检验中美双边实际汇率对两国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人民币贬值时，中国对美出口提高，即美中贸易收支改善。Krugman和Baldwin(1987) ③、Heikie与Hooper(1987)④及Moffett（1989）⑤分别对美元实际汇率与美国的贸易收支进行研究，得出结论：汇率贬值有利于改善一国贸易收支。Won W.Koo和Renan Zhuang(2007)⑥ 认为，汇率在中美贸易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人民币升值有助于中美贸易状况的改善。Jaime Marquez和John Schindler（2007)⑦认为，人民币升值10%会使中国出口额下降1%，对进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明显。这样会使中国贸易顺差减少，甚至出现逆差，从而改善美国的贸易收支。Chou.W.L.(2000)⑧发现，汇率波动对中国总出口有长期负影响。因此，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性波动会对中国外贸产生阻碍作用，也意味着对美国外贸有利。Menzie D.Chinn(2004)⑨通过对美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美国大量的贸易逆差，特别是对华贸易赤字需要通过汇率和收入的综合调节才能得到缓解。Pingfan Hong，Rob Vos和Keping Yao(2008)⑩通过吸收理论、弹性理论等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应通过人民币升值、刺激本国消费来改善目前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状况。Zhenhui Xu(2008)也认为，长期内美国的贸易失衡需要通过人民币升值来缓解，尽管这个影响在短期内不明显。
2.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关系并不显著
Rahman & Mustafa(1996)对美国1973―1992年季度数据研究发现，美元实际有效汇率与其贸易收支之间没有系统的长期影响关系。Stephen Jeffrey(2006)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人民币升值难解美国贸易失衡。 Guangzhong Li，Jan P. Voon 和Jimmy Ran(2006)提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将会被人民币实际汇率矫正所带来的正面效应所抵消。
（二）国内研究
中国入世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也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收支有显著影响
许少强和马丹（2005）采用Johansen检验对1994―2003年的季度数据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和中美贸易收支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能够缓解中美贸易顺差，且实际汇率是影响中美贸易收支的主要影响因素，因而提高人民币汇率可缩小中美贸易顺差。卢向前、戴国强（2005）运用协整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1994―2003年的数据，证实人民币实际汇率对中国进出口存在显著影响。李海菠（2003），宋兆晗、卜建明、杨晓森（2008），曹瑜（2008）分别选取不同时期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都显示：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指出实际汇率的变动可改善美中贸易。
2.二者关系不显著
沈国兵（2004），任兆璋、宁忠忠（2004）分别对不同时期中美贸易关系进行计量分析，都认为中美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也不能解决美中贸易逆差的问题。谢建国、陈漓高（2002）分析了1978―2000年的数据，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对中国贸易收支的改善没有显著影响。曹阳、李剑武（2006），用AR-GARCH模型分析了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影响并不显著。王细芳、叶全良（2008）对2005年8月至2008年2月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二者不存在因果关系。叶永刚（2006）也发现：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二者之间均不存在因果关系。王中华（2007）运用协整分析、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了实际汇率和需求等因素对中美、中日双边贸易收支的影响。他认为，实际汇率并不是中美贸易收支的主要因素。并指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真正影响中美双边贸易的因素是美国的需求。钟永红（2007）选取2001―2007年的季度数据，讨论了实际汇率和收入等因素对贸易收支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短期还是长期，人民币实际汇率并非中美贸易收支的主要影响因素，而美国的国内需求才是罪魁祸首。因而人民币升值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中贸易逆差的问题。
二、实证分析
根据弹性理论，本币贬值会减少进口，刺激出口，从而减少逆差，改善贸易收支；而本币升值会恶化贸易收支。无论是根据美方数据,还是中方数据,中美贸易逆差持续增加都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中美贸易逆差扩大是否与人民币币值有必然联系？本部分通过建立模型，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与中美贸易收支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二者的相关性。
（一）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2005年7月至2010年12月共66个月度数据。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源自国际清算银行, 汇率指数上升（下降）意味着人民币升值（贬值）。中美贸易差额TB取自中国海关统计。考虑到其他可能影响中美贸易收支的因素，本文又添加了诸多因素，如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C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A。外商直接投资额FDI源自和讯网。由于国际上只有季度和年度GDP，故此处用工业生产指数Industrial Production替代月度GDP。美国工业生产指数IPA源自美联储（以2007年为基期）。中国因为没有直接的统计数据，故通过各月工业增加值来计算，同样以2007为基期，得到各月工业生产指数IPC。
为降低异方差问题造成的影响，本文对相关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即主要讨论LNTB、LNREER、LNFDI、LNIPA、LNIPC等五组变量序列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二）单位根（ADF）检验
由于宏观经济的时间序列往往都是不平稳的，若直接进行回归估计，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在正式回归估计之前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ADF检验。即xi=θ0+θ1t+(ρ-1)xt-1+ΣφiΔxt-i+εt。其中，表示一阶差分，θ0表示截距项，t表示时间趋势项，εt表示随机误差项。滞后阶段根据AIC和SC准则进行选择。原假设：H0：ρ=1；备择假设：H1：ρ
虽然上述数列未通过ADF检验，但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若能通过检验，依然可以运用协整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框架进行协整检验，从而得到回归结果。表2是对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的ADF检验结果。
根据表2得出：各变量的一阶非平稳序列检验的ADF统计量均小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这五个时间序列经过一阶差分滞后是平稳的，不存在单位根，所以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
（三）协整检验
协整理论用于描述两个非平稳时间序列的长期均衡关系。对于非平稳序列，只有当它们存在协整关系时，才能表明变量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通过ADF检验，证实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中美贸易差额、FDI及中美两国的工业生产指数各时间序列都为一阶单整。那么就可以进行协整检验以得到回归结果。
1. E-G协整检验
设定中美贸易收支的方程为
LNTB=α+β1*LNREER+β2*LNFDI +β3*LNIPA +β4*LNIPC+ε。其中β1、β2、β3、β4分别表示中美贸易收支对各种因素的弹性。
协整分析一般用E-G两步法和Johansen协整检验两种方法。本文采用E-G两步法：先使用最小二乘法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回归，然后再把回归得到的参数进行单位根检验。若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回归方程的设定就是合理的，说明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反之则不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
首先对各变量进行OLS回归，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LNTB=-5.029635-0.311991*LNREER-0.171339*LNFDI+1.998521*LNIPA+0.630654
(-1.096837) (-0.565038)(-1.974597)(3.368937)
*LNIPC
(5.916940)
R2=0.509978 D.W.=1.235412 F-statistic=15.87108
结果显示：回归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t=1.296），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t值都不显著，而其他几个因素的t统计量都是显著的。这说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美贸易收支没有显著影响，而其他几个因素对中美贸易收支都有显著影响。其中，FDI增加1%，中美贸易顺差减少0.171339%；美国工业生产指数增加1%，中美贸易收支增加1.998521%；中国的工业生产指数增加1%，中美贸易收支增加0.630654%。
第二步，检验残差的单整性：与上述ADF检验步骤类似，对残差序列et进行ADF检验。经试验发现，ADF检验式中时间趋势项和截距项均不显著，因此应用模型1的形式进行检验，结果如下表：
从该表的检验结果来看，在1%显著性水平下，可拒绝原假设，即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这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LNREER与中美贸易顺差LNTB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2.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由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序列LNTB、LNREER、LNFDI、LNIPC和LNIPA均是I(1)，而对它们进行协整回归后得到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因此，序列LNTB、LNREER、 LNFDI、LNIPC、LNIPA之间存在（1，1）阶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以稳定的时间序列et作为误差修正项，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误差修正项ECMt-1为：
et =λ*[LNTBt+θ1*LNREERt-1+θ2*LNFDIt-1
+θ3*LNIPAt-1+θ4*LNIPCt-1]
用直接估计法来估计ECM模型，估计式为：
DLNTBt=β1*DLNREERt+β2*DLNREERt-1
+β3*DLNFDIt+β4*DLNFDIt-1+β5*DLNIPAt+β6
*DLNIPAt-1+β7*DLNIPCt+β8vDLNIPCt-1+λ
*LNTBt+α1*LNREERt-1+α2*LNFDIt-1
+α3*LNIPAt-1+α4*LNIPCt-1
同样，对此模型进行估计，得到：
DLNTBt=0.456468*DLNREERt+2.566025*
DLNREERt-1-0.025863*DLNFDIt-0.046421
*DLNFDIt-1+0.506698*DLNIPAt-0.922723
*DLNIPAt-1+0.156257*DLNIPCt+0.708610*
DLNIPCt-1-0.543386*LNTBt-0.520638*LNREERt-1
-0.223588*LNFDIt-1+0.829341*LNIPAt-1
+0.472616*LNIPCt-1
R2=0.629978.
将上式写成误差修正模型的形式为：
DLNTBt=0.456468*DLNREERt+2.566025*DLNREERt-1-0.025863*DLNFDIt-0.046421*DLNFDIt-1
+0.506698*DLNIPAt-0.922723*DLNIPAt-1+0.156257
*DLNIPCt+0.708610*DLNIPCt-1-0.543386
*[LNTBt+0.958137*LNREERt-1+0.411472*LNFDIt-1-1.526247*LNIPAt-1-0.869761*LNIPCt-1]
从上式可看出，LNTB关于LNREER的短期弹性为0.456468，LNTB关于LNREER的长期弹性为0.958137；LNTB关于LNFDI的短期弹性为0.046421，长期弹性为0.411472；LNTB关于LNIPA的短期弹性为0.506698，长期弹性为1.526247；LNTB关于LNIPC的短期弹性为0.156257，长期弹性为0.869761。
（四）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分析只是帮助我们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没说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此处要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证明。
从表4分析结果可以看出,LNREER在1%和5%显著性水平下都不是LNTB的Granger原因，而且LNTB也不是LNREER的Granger原因。即LNREER与LNTB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五）检验结果说明
本文采用2005年7月至2010年12月的月度数据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及其他因素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美贸易收支与REER、FDI、中国GDP、美国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即人民币升值一定程度上会扩大中美贸易顺差。
第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即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并非中美贸易收支变动的主要原因。
第三， FDI、中美GDP与中美贸易收支之间也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其中，美国的GDP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弹性更大，即美国GDP的增加会使中美贸易收支有更大程度的增加。
三、政策建议
鉴于第二部分的实证检验结果，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并不是影响中美贸易收支的主要因素。但实证分析中列举的其他因素，如美国的GDP对中美贸易收支则有显著影响。这就属于美国内部因素，并非人民币汇率所导致的。因而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对此部分贸易逆差是没有影响的。这就要求美国及其他指责人民币被低估的人士重新认识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
对中国来说，我们更应该正确看待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中美贸易失衡不仅是单纯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而且是世界性的经济失衡问题。为改善中国对外贸易失衡，我们需要采取的措施有：
（一）扩大内需
一个经济体的运行，主要通过需求来拉动。从需求的空间构成看，出口需求属外部需求，而投资和消费属内部需求。扩大内需实质就是扩大国内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重。
一方面，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各国之间的经济联动性提高，一个经济体出现漏洞，就有可能波及整个国际经济体系。因而，我们必须构筑一道坚实的防火墙，使中国的经济体系不至于被国际经济动荡所动摇甚至摧毁。那么，内需才是最根本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经济体过于庞大，中国的产出需要比本国现有的需求更为广阔的市场。而国际市场是有限的，并不能全部吸收中国的巨额产出。如果内需过少，过多地出口，势必会造成国家之间较强的贸易摩擦。事实上，多年以来，中国的出超地位使得中国频遭各贸易伙伴的责难，贸易纠纷也源源不断。因此，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和平稳运行，主要还是靠内需。
（二）完善人民币汇率改革
近些年来，很多国家认为，人民币被低估是造成全球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但实证检验表明，人民币汇率并非全球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也无助于解决全球贸易失衡。目前我们应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这既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全球经济复苏和稳定发展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更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根据全球经济波动的形势，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应该是一个更加灵活的、可以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双向运行机制。因此，人民币汇率也应该反映市场的实际供求关系。应该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稳定。
（三）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要改善对外贸易结构首先应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不仅要增强产品在价格上的竞争力，而且更要提高其质量和技术性能上的优势，逐步减少对国外尤其是美国高新技术产品的依赖程度，提高我国自身制造业的水平，尽快完成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劳动、资源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变，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巨大调整和升级。
与此同时，应该提高对外贸易产品的质量和档次。虽然我国出口大于进口，但是进口的主要是高新技术产品，而出口的大都是廉价低质的产品。一方面，这种低档商品不能满足欧美发达国家消费者的需求。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低档商品的市场越来越小。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那么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很快就会消失。另一方面，我国出口产品存在很多质量问题，很容易遭受欧美发达国家各种质量认证体系的责难。鉴于这些方面的因素，在加强国内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我们应该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逐步改善以初级产品和制造品为主的贸易结构，逐步树立中国“贸易强国”的地位。
注释：
① 周惠：《人民币汇率变化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8页。
② BaaK Saang Joon. The Bilateral Real Exchange Rates and Trade Bal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J].China Economic Review, Jun 2008, Vol.19 Issue:117-127.
③Krugman, A.O., and R.Baldwin. The Persistence of U.S. Trade Deficit.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s Activity, 1987.
④Heikei, W.I.,and P.Hooper. The U.S. Deficit in the 1980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s,1987, No.304.
⑤Moffet, M.H. The J-curve Revisited: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1989,8(3):425-444.
⑥Won W. Koo, Renan Zhuang. The Role of Exchange Rate in the Sino-U.S. Bilateral Trade [J].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07(3):362-373.
⑦Jaime Marque, John Schindler. Exchange-rate Effects on China’s Trade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 15(5):837-853.
⑧Chou, W. L. Exchange Rate Variability and China’s Export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0 (28):61-79.
⑨Menzie D.Chinn. Incomes, Exchange Rates and the U.S. Trade Deficit, Once Aga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2004 (3):45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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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11-0004-08 收稿日期：2011-04-19
旧的贸易理论包括古典贸易理论(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H-O理论)，它们分别以技术差异和要素禀赋作为贸易基础，解释了产业间贸易。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Krugman(1979，1980)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以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产品差异化和偏好多样化为前提，以内部规模经济作为贸易基础，解释了二战之后兴起的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Helpman andKrugman(1985)将旧的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进行了综合，同时，解释了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
无论是旧的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以代表性厂商作为前提假设，该假设保证了所有厂商具有对称性，便于求解国际贸易的一般均衡。然而，大量的经验研究对这一假设提出了挑战，于是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应运而生。Baldwin and Robert-Nieoud(2004)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heterogeneous-firm Iradetheory)归结为新新贸易理论的一个分支。该理论以Melitz(2003)为代表，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和固定进人成本，试图解释在同一行业内，不同生产率的企业在利润最大化时的不同选择，并分析了开放经济(产业内贸易)和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新新贸易理论的另一个分支以Antras(2003)为代表，研究在契约不完全的前提下，企业如何选择自身的产业组织形式，即跨同公司的内生边界问题。
目前，针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文献综述主要有Baldwin(2005)、Bernard eIal(2007)以及Melitz(2008)。笔者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进行文献综述。
一、理论模型诞生之前的经验研究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诞生之前的经验研究主要有Bernard and Jensen(1995，1999a，1999b，2001，2002)、Bernard and Wagner(1998)、Clerides et al(2000)、Aw et al(2000)、Pavcnik(2002)、Eaton et al(2004)、Robertsand Tybout(1997)、Tybout(2001)、Van Biesebroeck(2005)等。它们提出了旧的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一些企业层面的贸易现象，参考Bernard et al(2007)、Melitz(2008)、Wanger(2005)的综述，笔者将这些现象概括如下：
第一、从事出口的企业很少，少数出口企业创造了一国绝大部分的出口金额，而且出口企业的出口额占其生产总额的比重很低，其生产的大部分产品用于同内销售。如美国，2000年在550万家制造业企业中仅有4％的企业选择出口.而且排名前10位出口企业的出口金额之和占美国出口总额的96％。
第二、相对于非出口企业而言，出口企业生产率更高、规模更大(不论是产H{还是雇佣工人的数量)、支付的T资也高。许多文献检验了企业生产率与出口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一方面，制造业企业存在一种事前的自选择效应(ex-ante self-selection effect)，即只有那些生产率足够高的企业才会选择出口(并且兼顾内销)，生产率低的企业只从事内销。另一方面，少数针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经验研究表明出口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其作用机制可能是“干巾学”效应(1earninghy doing or learning hy exporting)。此外，企业从事生产和出口都须付出进入成本，这对企业的出口选择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第三、贸易会造成再分配效应(reallocationeffect)。随着贸易壁垒的降低和贸易自由化的推进，高生产率的出口企业能更好地在行业中生存和发展，而非出口企业特别是那些生产率很低的企业则容易停产倒闭或退出行业，全行业的平均生产率会随之而提高。这种现象与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优胜劣汰机制十分相似。
总之，上述经验研究表明在同一个行业内，企业在生产率和规模上存在异质性，而且不同企业的生产、销售和出口决策不同。这是此前贸易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企业层面的贸易现象，于是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二、理论模型的诞生
上述经验事实催生了一系列理论模型，Melitz(2003)、Melilz and Otlaviano(2008)、Bernardef al(2003)、Jean(2002)、Asplund and Nocke(2006)都是这一领域的开篇之作。其中前三者的影响最为广泛。
(一)M e Iitz(2003)与MeIitzandOttaviano(2008)
Melitz(2003)在Krugman(1979，1980)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在企业生产技术异质性方面，Melitz参考了Hopenhayn(1992)的建模方式，在消费者偏好方面则参考了Dixit and Stiglitz(1977)的CES效用函数。
Melitz的模型有两个核心假设：第一、异质性假设：企业的生产率具有异质性，企业的边际成本由一个外生的概率分布随机决定，为了求出理论模型的解析解通常假设该分布为帕累托分布。第二、沉没成本假设：企业进人一个行业首先必须付出进入成本或者说沉没成本(stink entry cost)，进入行业之后才得知自己的生产率水平，如果企业选择出口，还需进一步支付出口的固定成本，以及“冰山”运输成本(iceberg transportation cost)。另外，企业在每一期都有可能受到随机的、负面的技术冲击，使其出现亏损而退出行业。
主要结论：由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企业对未来利润的预期改变，使更多企业进入某一行业，由于要素市场价格上升(Melitz，2003)或产品市场的加成率下降(Melitz and Ottaviano，2008)，市场竞争加剧，优胜劣汰的过程体现为自选择效应与再分配效应：生产率最低的企业人不敷出、退出行业；生产率居中的企业只从事内销；生产率最高的企业
既从事内销又从事出口，而且资源会从生产率低的企业流向生产率高的企业，实现优化配置，但一国企业总数减少。因此，只有生产率足够高的企业才会从事出口，因为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支付高额的进入成本，并实现盈利，而且利润的高低与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成正比。
此外，贸易使一国总体福利提高，有两个来源：首先，外国厂商的进入使消费者满足了偏好多样化。其次，上述优胜劣汰的过程使行业的进入门槛提高，一国总体生产率提高。
(二)Berna rd et aI(2003)
Bernard et al(2003)则在Eaton and Kortum(2002)的基础上，引入了Bertrand寡头垄断和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并假设异质性企业的生产率由Fr 6 ehet分布随机决定，而且厂商的加成率会随着消费者需求的价格弹性改变而调整。校准和模拟(calibration andsimulation)的结果表明，该理论模型亦能较好地解释前文所述的经验现象。
(三)Jean(2002)与AspI und and Nocke(2006)
这两篇文献的建模思想与Melitz(2003)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结论也大致相同，只是在企业异质性的建模方面有所不同。Jean(2002)假设不同企业的边际成本采用离散的方式，由低到高进行单调递增的序数排列。Asplund and Nocke(2006)则假设异质性企业的生产率服从马尔科夫过程(Markov process)。
三、理论模型的拓展与经验研究的检验
理论模型诞生之后，学界从两个方面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进行了完善。首先是理论模型的拓展：Melitz的建模思想被广泛应用到以异质性企业作为微观基础的各种理论模型。其次是经验研究：学者们利用各国制造业企业的数据进行了校准模拟和计量检验。以下将介绍该理论在11个方面上的拓展以及相关的经验研究。
(一)非对称国家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Falveyet al(2004，2006)将Melitz的模型拓展为非对称国家的情形(asymmetric countries)，结果表明在各国市场规模不同且存在国别技术差异的前提下，对于技术水平更高的国家而言，贸易开放所带来的优胜劣汰过程将更加显著，低生产率的企业淘汰率更高，幸存下来的企业平均生产率和平均利润也会更高。
(二)异质性企业与对外直接投资这一研究方向涉及异质性企业的组织形式或者说内生边界问题，是新新贸易理论两个分支的交叉点，笔者将其具体分为三个领域：
1.Helpman et al(2004)在Melitz(2003)的基础上引入了异质性企业的水平FDI(horizontal FDI)，结论表明一国由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会选择水平FDI和内销，生产率次之的企业会选择出口和内销，生产率再次之的企业只从事内销，生产率最低的企业被淘汰。此外，一系列针对制造业企业的经验研究对该理论模型提供了佐证，如Head and Ries(2003)、Girma et al(2005)以及Yeaple(2009)。
2.Antras and Helpman(2004，2008)研究了异质性企业在契约不完全的条件下所面临的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假设企业需要两种生产要素：来自母公司的技术支持以及中间投入品，结论表明：对于第一类要素密集型的行业，根据生产率由高到低，异质性企业会分别选择垂直FDI(intra-firm trade)、国际外包(arm's length trade)、国内一体化和国内外包；对于第二类要素密集型的部门而言，所有企业都会选择外包，生产率高的企业选择国际外包，生产率低的企业则选择国内外包。此后，Kohler and Smolka(2009)和Yeaple(2006)不仅对该理论模型提供了经验支持，还指出国际外包多出现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垂直FDI则多出现于企业异质性显著的行业。
3.Nocke and Yeaple(2007，2008)分析了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两种方式：绿地投资(Greenfield FDI)与跨国并购(cross-borderacquisitions)，结论表明只要各同存在生产成本上的差异，生产率高的企业会选择绿地投资，牛产率低的企业则选择跨国并购。
(三)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与H-O理论、新贸易理论的综合Bernard et al(2007)结合了H-O理论、新贸易理论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构造了一个既包含要素禀赋差异又包含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的大综合模型，既可以解释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又可以解释企业层面的贸易现象。该模型表明：H-O理论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而且贸易开放后，一国根据其资源禀赋所确定的比较优势行业会吸引更多的厂商进入，导致该行业竞争加剧。随着企业优胜劣汰，该同总体生产率提高、进入行业的门槛提高，而且比较优势行业相对于比较劣势行业而言，其门槛提高得更多：
(四)异质性企业的动态模型Ghironi and Mclitz(2005，2007)、Bilbiie etaI(2006，2007a)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stochastic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的宏观经济模型中引入企业乍产率的异质性、沉没成本和生产时滞(time-to-build lag)，将异质性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决策作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微观基石{f{，阐述了在外生随机技术冲击或者政策冲击下，异质性企业微观决策的变化将如何引发经济波动。此外，Bilbiie et al(2007b)则将异质性企业理论与新凯恩斯经济学。相结合，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中引入名义价格黏性和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解释了经济波动，并分析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CK)内生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此前的模型都假设企业的异质性是外生的，即企业的生产率由某一概率分布随机决定。Yeaple(2005)、Namini antiL^pez(2006)、Ederington and McCalman(2008)以及Hanson and Nielsen(2007)则试图将异质性内生化，使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由利润最大化时的技术选择或要素选择来决定。这类理论模型表明只有那些采用高技术、高水平人力资本的企业才会选择出口，而且贸易自由化会鼓励企业采用更高水平的技术、促进技术的传播和扩散，使一同的平均生产率提高。
(六)生产多种产品的异质性企业与企业的内生产品选择Bernard et al(2010a)针对美国制造业的经验研究表明企业的产品种类变化(productswilehing)十分普遍，每五年都有一半以上的企业新增产品类型或放弃原有的产品类型，而且生产多
种产品的企业(multi-product firms)要比只生产一种产品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laeovone andJavorcik(2008)针对墨西哥的经验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对此，学者们在理论上给出了一些解释，具体分为两个领域：
1.企业对产品类型的内生选择。Bernard el al(2005，2009)解释了异质性企业的产品选择机制，结论表明只有生产率足够高的企业才会选择同定成本高的产品类型，一旦市场环境发生改变，企业对产品类型的决策也会发生改变。Mayer et al(2010)则表明市场规模和竞争的激烈程度都会影响企业的成本加成定价及其对产品类型的选择。
2.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产品范同的影响。Baldwinand Gu(2006)研究了双边关税下调对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影响。Feenstra and Ma(2007)则表明贸易开放后，少数生产率高的企业得以幸存，而且会增加其所生产的产品种类。Eekel and Neary(20lO)表明全球化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市场需求，使企业在单一产品上的产量增加，但是更激烈的市场竞争会促使企业缩小产品范围，集中资源生产那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产品。Bernard et al(2010b)则指出贸易自由化会使企业放弃最不成功的产品类型，而且出口多种产品的企业也会同时拥有多个出口目的地，出口到每个目的地的产品也不止一种。
(七)异质性企业与新经济地理Baldwin and Okuh0(2006a.2006b)将异质性企业理论与新经济地理(economic geography)相结合，解释了异质性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国际产业集聚现象，模型表明贸易开放后，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会率先将工厂搬迁到消费者更多、市场更大的国家和地区，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并产生“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而且贸易成本下降会加速这一进程，最终使东道国的平均生产率得以提高，母国的平均生产率下降。
(八)异质性企业与内生增长Baldwin and Robert-Nicoud(2004，2006)将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和新增长理论相结合，研究了贸易开放对一国内生经济增长的影响。该模型表明贸易开放对内生增长有双重影响：一方面，贸易开放使异质性企业优胜劣汰，进入行业的门槛提高，不利于企业的研发(R&D)，对经济增长有负面作用；另一方面，贸易促进了技术溢出和知识扩散，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取决于上述两种影响的净效应。
(九)异质性企业与引力模型传统的引力模型分析双边贸易量的变化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贸易伙伴之间的地理距离、各国的收入水平(GDP)等。Chancy(2008)将企业的异质性引入了引力模型，并将双边贸易量分解为“集约的边际”与“扩展的边际”，分析了贸易壁垒下降对双边贸易量的影响，结论表明随着需求的替代弹性不断上升，贸易壁垒下降所带来的贸易自由化对双边贸易量的促进作用不断减弱。
(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自主创新及行业生产率的影响一些经验研究表明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企业不仅决策是否出口，还会考虑技术创新，如：Aw et al(2007)、Bustos(2007)。还有一些经验研究表明出口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体现出“干中学”效应，如：De Loecker(2006)、L 6pez(2005)。此后，Costantini and Melitz(2007)构建了动态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通过递归求解、校准和模拟，为上述两大经验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Long eI al(2009)与Atkeson and Burstein(2010)则在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中引入了企业内生的研发决策，并以此作为微观基础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自主创新和行业总体生产率的影响。
(十一)贸易自由化与贸易政策的福利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Baldwin and Forslid(2010)对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进行了详细的福利分析，结果表明不论是可变贸易成本下降还是固定贸易成本的下降。，都可以带来贸易自由化，并使一国的总体福利提高，而且会出现类似Stolper-Samuelson定理那样的收人分配效应。J・rgensen and Schr・der(2008)则证明了对于两个对称国家的产业内贸易而言，存在一个最优的双边从价关税(optimal bilateral ad valorem tariff)，使各国与世界的福利实现最大化，倘若两国进行互惠关税减让，福利反而会下降。
Egger and Kreickemeier(2009)与Helpman et al(2010)分析了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结论表明：与封闭经济相比，贸易开放使一国总体福利提高，对于差异化产品的垄断竞争行业而言，出口企业支付的工资更高，而且随着资源从低生产率的企业流动到高生产率的企业，企业的平均利润和工人的平均工资都将上升，但是工薪差距(wagedifferential)会拉大，失业率会上升。
四、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文献利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这类文献包括李春顶(2009a，2009b)、李春顶和王领(2009)。
第二类是经验研究，利用中国的企业数据来验证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正确性和适用性，这类文献主要分为两个研究方向：
第一个方向研究中国出口增长的因素分解。首先，钱学锋(2008)、钱学锋和熊平(2009)分析了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口扩张主要源自集约的贸易边际，而贸易成本的变动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扩展的贸易边际。其次，盛丹等(2011)运用中国工业部门1998～2001年的企业数据，分析了基础设施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扩展的边际，而非集约的边际。再次，施炳展(2010a，2010b)采用1995～2004年的六分位贸易数据将中国的出口增长分解为广度增长、数量增长与价格增长(三元边际)，结论表明数量增长是中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广度增长与价格增长的贡献极其有限，而且这一结论对于不同出口目的地、不同出口产品均成立。
第二个研究方向是中国企业的生产率与出口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首先，贸易的事前自选择效应在中国并不成立：李春顶(2010)、李春顶和尹翔硕(2009)指出中国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他们选取1998～2007年中国30个行业约300万家工业企业，以近似全要素生产率(approximat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作为企业生产率的衡量指标、以总产值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指标，经验研究的结果表明：同一行业内，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反而高于出口企业的生产率，生产率越低的企业出口越多，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现象越来越显著，行业范围不断扩大。其次，贸易的事后“干中学”效应在中国也不成立：李春顶(2009e)、李春顶和尹翔硕(2009)、李春顶和赵美英(2010)都表明出口并没有显著提高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出口的技术溢出效应在我国并不显著。再次，施炳展(2010c)采用1992～2004年中同对166个国家的出口数据进行了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存在大量的零出口现象(特别是中高技术产品)，而且该现象的分布受到地理距离、关税水平、贸易费用、进口国收入水平、产品替代弹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五、现有文献的不足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现有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有两点不足：一是理论建模的缺陷，二是对现实的解释力有待商榷。首先，现有的文献大都假设异质性企业的生产率由某一外生的概率分布随机所决定，即使一些学者试图通过企业自主选择生产技术或要素投入(如人力资本)使异质性内生化，但可供选择的技术水平或人力资本水平仍然是随机决定的，上述异质性的假设如同一把双刃剑，它简化了模型的分析，却使企业异质性的来源成了一个谜，因此异质性的内生化问题仍然是未来的研究难点。其次，主流的理论文献无法解释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现象，这也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其他的研究方向还包括：第一、市场结构问题：可以将现有的垄断竞争模型拓展为不同厂商在产品质量上相互竞争的情形(也称为垂直差异化问题)：第二、贸易的二元边际问题：不仅一国之内各出口企业的二元边际存在差异，而且在不同国家之间、甚至在出口和进口两方面也存在着二元边际的差异。第三、进口企业的异质性问题及其与生产率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具体针对中国出口企业在同一行业内的“生产率悖论”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在Melitz(2003)的基础上，从固定成本或进入成本的角度建立理论模型来解释该现象：对于巾国大部分出口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的中小企业)而言，从事出口的同定成本要比国内市场的进入成本低，这些企业大都只需承担原料采购和生产成本，无需负担出口运费、保费和国外市场的营销成本；若从事内销则还需付出国内运费、渠道建设、广告营销等费用，另外国内市场分割也使得国内市场的进入成本较高。通过求解模型在开放经济下的一般均衡，可以得知生产率低的企业只从事出口，生产率高的企业从事内销，因为只有生产率足够高的企业才有能力支付高额的国内市场进入成本，并实现盈利，这便解释了“生产率悖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