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9 09:21:5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工业风格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广告专业教育缺乏特色，造成相应的人才过剩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目前，我国有300多所高校开设了广告学专业，其中辽宁省开办广告学专业的高校也为数不少（例如，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师范大学、辽宁工业大学、辽宁大学、辽宁科技学院、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沈阳工业大学等等）。纵观我国300多所开办广告学专业的高校，由于一些早期开办广告学专业的院校，其广告专业教育定位或是集中于大众传播方向，即：注重发挥文科院校的优势，打造大众传播类专业人才，以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为代表；或是集中于艺术设计审美方向，即：扎根于艺术设计美院等高校，侧重培养学生的创意制作、绘画设计等专业技能，以中央美院等高校为代表。因而，走艺术设计和大众传播路线，似乎成了所有开办广告学专业高校非此即彼的选择，后续开办广告学专业的高校，不管自身条件如何，都盲目的跟风追随，造成这些高校广告学专业发展瓶颈。广告专业的定位过于雷同，专业教育缺乏特色、课程设置体系模糊，已经成为当前高校广告学专业本科教育的一大弊端，更为严重的是，这一弊端造成了设计传媒类广告人才过剩，广告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的严峻现实。
（二）对国际化重视不足，造成广告教育跟不上广告市场变化
广告国际化需要高校能够培养出精通外语，熟悉国际市场，了解国际文化，熟悉国际广告业务运作流程的新型广告人才。这种迫切的需要，对当前广告学专业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与之脱节的是，我国的高校广告教育起步较晚，教育理念相对滞后，除了一些处于广告市场比较活跃的地区、拥有较为先进的办学理念和较强办学实力的高校，在广告教育上实现着手培养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广告人才外，绝大多数院校目前仍然未能重视这一变化，很多院校广告专业至今没有开设广告专业外语课程，更谈不上开设其他具有国际前沿的课程，这种状况十分严峻。同时，长期以来，不论国际广告集团还是本土广告公司都在抱怨难以招到高素质的管理人才，而我们的大多数高校广告专业没有开设管理类的课程或者与管理相关的课程，更不用说有针对性地培养专门的广告管理人才，广告教育跟不上广告市场的变化。上述广告学教育的弊端，已经引起我国广告学界、业界的关注。
二、高校广告学专业本科教育的发展对策
（一）实现广告学专业定位差异化
所谓广告专业定位，是指“广告专业在整个高等广告教育中扮演什么角色，要向广告人才市场传达什么样的核心概念，树立什么样的专业品牌形象，以及通过广告专业教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①当前广告学专业本科教育应突破上述过于集中的专业定位局限，合理的进行差异化的专业定位，实现百家争鸣。以东北财经大学广告专业的特色定位为例。东北财经大学的广告学专业走依托财经高校优势学科背景资源，突破国内广告学高等教育专业定位局限，建立以营销为导向，专门培养广告客户部人才的特色办学之路。重点培养学生的广告运营管理能力、营销传播策划能力，并在培养过程中，强化学生的服务理念与国际化意识。这一新型广告学专业定位与课程设置体系对我国整体的广告学教育研究的发展都有所启示，实现依托各自学校优势学科百花争鸣的多种专业风格。这种差异化的特殊定位，让东北财经大学的广告学专业毕业生具有了特殊的竞争力，更能胜任经营管理、营销传播等工作。就职于中国银行的06级广告班同学周一峰表示，东北财经大学广告专业以市场为中心的定位，帮助自己在与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的竞聘者中，脱颖而出，最终成功获得工作岗位。
（二）实现广告学专业教育国际化
首先，高校在制定广告学专业本科教育的培养方案时，应注重与广告学国际教育的衔接。积极开设广告学教育领域的前沿课程，把当前最先进的国际理念引入课程，培养了解国际市场，熟悉国际广告运作的高素质广告专业人才。同时，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中，还应高度重视学生专业外语能力的培养，应开设《广告专业英语》、《英文报刊选读》、《英语语音训练》、《时事广播英语》等课程，以及诸如《传播学》等多门的双语教学课程，通过这些课程拓展学生的外语知识，打造学生扎实的外语功底，培养学生良好的国际交流能力。其次，注重培养高素质的国际化师资队伍。在人才引进方面，高校在引进广告学专业教师时，除了资深的专业背景，还要重点考察教师的外语水平。例如，东北财经大学广告学专业十分注重引进具有较好的外语功底的教师，有的广告专业教师的英语达到专业八级水平，曾经翻译过广告专著《创意的竞赛》，担任业内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国际广告》的翻译。还有教师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不但精通外语，而且接受过国际领先的传播学教育。东北财经大学广告学专业定期派专业教师到国外进修，例如，有教师分别赴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高校进行学习访问，教师们学习到了国际最前沿的广告理念和运作方法，实现了广告专业教师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与国际接轨。东北财经大学广告专业还经常派教师参加高水平的国内和国际会议，与国内和国外专家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例如，近几年，广告专业的教师先后参加了教育部与日本电通公司共同举办的“电通•中国广告教育高端论坛”。广告专业教师在论坛中与日本的业界精英和国内教育界学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又如，有的教师的论文被“第六届公关与广告国际学术论坛”选中，受邀参加该学术论坛，与国内外大量的业界权威和学界权威进行交流。
（三）实现广告学专业教学多样化
[关键词]内部控制；反倾销；调查举证；采信度；税负水平
[中图分类号] F235.9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2－0070－07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交通工具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应用，使得企业的经营和管理突破了时空距离和界限，为国际经营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同时，世贸组织（WTO）的积极推动和各成员国的分拆关税壁垒，又为资本、技术和商品等生产要素在各国间自由转移和流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全球经济呈现出国际一体化趋势（高永富，2002）[1]。但各国经济的发展，贸易总量的不断扩大也会让各国间贸易摩擦急剧增多。在无法继续使用关税和贸易配额等传统贸易壁垒情况下，为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和本国经济利益，各国纷纷举起反倾销、反补贴、特别保障措施以及技术专利、环保要求等非关税壁垒和新贸易壁垒法宝，力图阻止外国商品的大肆进口和倾销，其中尤以反倾销为甚。由于反倾销手段符合WTO的规定，因此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运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反倾销数量急剧增多，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发达国家反倾销立案数量增多，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WTO的规定，开展反倾销立法和实践。反倾销以其获得WTO认可的身份已成为目前最主要的贸易保护手段，并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乐于采用的国际贸易规则。
我国外贸经济先后实行三大战略，国际贸易获得巨大发展①，但贸易摩擦由是增多（方勇、张二震，2004）[2]。据商务部贸易公平局网站资料显示，我国自1995年以来已连续9年成为世界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涉案产品4,000多种，累计金额近120亿美元。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进口额的增多，外国商品加紧进入中国倾销。这种内受到倾销，外受到反倾销的局面，给中国企业带来严重打击，造成中国有关企业市场萎缩、库存剧增、利润下降、工人失业，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经济的安全（李建航，2004）[3]。如何合理有效运用反倾销手段促使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国内民族产业和国家经济的安全，是当前我国政府和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无可否认，反倾销从其]进历史来看就是一种国家利益博弈，因此，需要国家从政治、经济的战略角度去考虑和影响。但随着反倾销作为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合法手段并逐渐日常化，反倾销问题的解决更多还需由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去积极应对②。因此，企业的供、产、销各环节涉及的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就成了反倾销调查（包括书面调查和实地核查）的重点对象。企业在调查中所做的举证报告能否为调查当局采信，企业能否最终获得较低反倾销税负，不单取决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过程是否规范，成本费用和价格是否真实、准确、合理，还取决于企业是否重视和控制反倾销风险，是否积极、及时进行举证和申诉，以及是否具有反倾销知识和人才等一系列因素，而这些正是企业内部控制的主要内容。可以说，企业内部控制在反倾销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也是当前少数会计学者理论上的认识（孙铮等，2004）[4]。但在我国的反倾销实践中，内部控制与企业反倾销和税务的关系究竟如何？目前不仅缺少理论上的研究，更缺乏实证方面的检验。所以，本文试图在反倾销企业内部控制的问卷调查基础上，对内部控制与反倾销企业采信度和税负水平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当前反倾销和税务工作起到一定理论和实践的借鉴作用。
二、文献回顾
国外学术界对倾销与反倾销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但这些研究偏重于理论，并从不同角度展开分析。如Viner（1923）、Stegeman（1985）倾向于研究倾销的分类、目的与响应措施；Boltuch & Robert（1991）、Bierw & Hailbronner（1998）研究反倾销对进口国宏观经济的影响；Krishna（1997）研究世界反倾销法与现实关系的；还有其它方面的，比如Blonigen，Bruce & Park（2001）等研究反倾销政策与动态定价之间的关系[5]。这些研究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适度实施反倾销很少研究，因此其研究是有一定片面性的。国内学术界对倾销与反倾销问题的关注是最近几年的事，但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出口商品频频遭受国外反倾销这个问题的对策上。如谢永辉（1998）、程大为（2000）从总体上提出中国出口商品如何应对国外反倾销[6]；王仁祥等（2002）从我国政府参与不足、行业协会工作不到位、企业应对反倾销不力等角度谈我国应该加强制度、章程、机构建设，提高国外反倾销的应诉能力，减少损失[7]。刘蕴莹、任荣朋（2002）从反倾销规避与反倾销的角度，探讨针对发达国家对规避反倾销行为做出的限制对策。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中国对外反倾销的研究，即对国外企业向中国倾销商品问题的研究显得较少[8]。
在内部控制方面，国外的研究主要是满足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两方面。满足内部需求的内部控制强调管理职能，重点是实现公司战略和提高经营效率（Langfield-Smith,Kim,1997）[9]。这个方向的研究认为：内部控制是为了使目标上存在分歧的人群和不同部门相互协作,并且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努力（Ouchi,1979；Flamholtz,1983）[10]；内部控制的组成要素不只局限于会计要素，Rotch（1993）认为一个有效的控制系统应该包括如下五方面的内容：战略、结构、业绩评价、动机和激励[11]；在控制的方法方面，强调各种控制方式的结合，如；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Anthony,1989）、产出控制和行为控制（Ouchi,1977）、市场、层级和家族控制（Ouchi,1979）[12]。满足外部需求的内部控制作为处理企业内部信息的一个环节，被视为确保企业内部信息处理通畅和准确的系统。内部控制主要是为了确保财务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对现有法律法规的遵循研究多采用外部审计人员的视角，从企业外部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价（Nichols,1987；Wu,1989；Cashell,1996）[13]。
与国外相比，国内的研究大部分从满足外部需求的角度开展，即政府监管部门在推动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刘玉廷，2001），研究人员把财务会计问题和会计信息作为内部控制研究重点（朱荣恩，2001；陈玲，2001；曹伟等，2002；吴水澎等，2000；阎达五、杨有红，2001）[14]；而对内部控制的内部管理需求关注较少，主要有张先治、张晓东（2004）和张湘洲（2003）将满足内部管理需求作为内部控制研究重点，主张在我国建立以管理控制为核心的内部控制[15]。张先治、张晓东（2004）研究表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着较强的需求；投资者对内部管理控制和内部会计控制需求呈现出层次性。重视投资者对内部控制的需求，协调内部管理控制与内部会计控制，建立以管理控制为主导的内部控制系统是我国内部控制发展的方向[15]。另外，国内大部分研究都仅单纯从内部控制或反倾销各自方面展开，这未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目前关于内部控制对反倾销作用的相关文献较少，因此，研究内部控制对反倾销企业采信度和税负的影响显得很有意义。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内部控制对企业反倾销的作用源自于其自身目标和构成要素。根据COSO委员会1992年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报告的定义，内部控制是“由一个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人员实现的过程，旨在为下列目标提供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的效果和效率，符合适用的法律和规范”[16]。内部控制由五大要素构成，分别是控制环境、控制活动、信息及沟通、风险评估和监控。该委员会于2004年10月又结合《萨班斯－奥克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的相关要求，了企业风险管理（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ERM）框架，将内部控制的目标和构成要素进一步拓展[17][18]。除了经营目标和合法性目标与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相似外，将“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发展为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财务的和非财务的”，涵盖了企业的所有报告。将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中的风险评估细化为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反应四要素（金等，2005）[19]，更加强调重视企业的风险管理，以确保企业对外提供的所有报告的可靠性和企业的经营效益和效率。因此，良好的企业内部控制可以确保企业在反倾销和抗辩过程中向调查当局提供的报告――反倾销调查问卷及其他核查材料的可靠性，提高企业反倾销调查报告的采信度，有利于企业争取较好地反倾销终裁结果，保护企业的经济利益。同时，内部控制对反倾销的作用按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20]：
1.控制环境
控制环境是指对建立、加强或削弱特定政策、程序及其效率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它是一种氛围，塑造企业文化，影响企业员工的控制意识，影响企业内部成员实施控制的自觉性，决定其他控制要素能否发挥作用，是内部控制其他要素作用的基础（吴水澎等，2000）[21]。控制环境涉及内容很多，主要有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工资及分配制度，人才政策和资源，企业的管理哲学和经营风格（如风险偏好，重视内部控制的程度等）以及企业是否拥有良好的内部控制体系等。企业控制环境的作用在于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有助企业快速填答调查问卷并向调查当局提交可靠的举证报告。不管是举证外国商品的倾销还是应诉国外的反倾销调查，企业都必须在30天内（欧盟最长45天）快速填报涉及企业所有制形式、企业规模和生产能力、组织结构、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工资分配制度等企业基本情况资料及其他生产经营管理资料，财务会计信息资料等。同时，上述各项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有助于企业向国外反倾销调查当局证明我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完全独立于政府，不受国家干预的纯市场行为，从而有利于企业申请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或市场导向产业和单独税率。鉴于欧盟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多以企业资本的所有制形式来判断企业受政府干预的程度，造成外商投资等私有化企业比国有企业容易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现象（李毅、李晓峰，2005）[22]，作为国有企业，更需要完善的控制环境去帮助证明企业的自主经营地位。此外，企业的风险偏好对反倾销有很大影响，企业经营作风稳健，重视风险管理，那么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在企业目标的确立过程中，必然能够结合考虑经营风险，特别是遭遇竞争对手倾销或反倾销的风险，从而利于从源头上规避和控制反倾销风险，未雨绸缪，趋利避害。
2.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
控制活动是指确保企业管理层指令得以实现的政策和程序，保证企业对影响实现目标的风险采取必要行动（吴水澎等，2000）[21]。控制活动主要包括职务分离控制、授权批准控制、预算管理控制和财产保全控制几方面内容。信息及沟通是指企业在其经营过程中，需按某种形式判别取得确切的信息并进行沟通，以使员工能够履行其责任（孙铮等，2004）[4]。信息系统不仅处理企业内部生产经营过程和管理过程的有关信息，如采购、生产、销售等资料的内部信息，也处理企业外部市场环境的信息，行业和竞争对手的信息以及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信息。企业信息对内沟通主要在员工之间，企业各层级之间传递反馈；对外沟通主要在企业与客户和供应商之间以及企业与外部利益团体或政府部门间的信息传递。企业的信息与沟通活动主要包括企业会计系统、电子信息技术和内部报告控制等方法和内容。控制活动和信息系统对反倾销的作用在于，不论是倾销举证或是反倾销抗辩，确定产品的正常价值和销售价格是问题核心，因此要求企业必须提供详细的成本计算资料和各生产要素投入记录，提供企业在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的销售数量和销售定价记录，以及包括销售合同、发票、报关单、运输单据等一系列资料。这势必要求企业应有良好的控制活动，包括严格的授权审批，合理的分工，科学的成本费用预算管理，以及严格的财产保全措施；要求企业要有严格遵循公认会计准则进行会计事项处理的会计信息系统，以保证企业的成本资料和生产要素结构的真实、可靠、完整和合理，提高企业向调查当局提供的问卷调查报告的可信度，避免反倾销调查当局采用“最佳可获得资料”准则（BIA）来确定产品的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为企业争取有利的裁定结果。
3.风险评估和监控
风险评估是指企业对影响其设定目标实现的内部和外部事项进行风险识别，区分机会和风险，并对涉及的风险的重大程度，发生的可能性进行评估分析，采取适当措施对风险进行管理和控制。按照《企业风险管理――总体框架》，风险管理是企业内部控制最主要内容，要求企业董事会和管理层将内部控制的精力主要放在可能产生重大风险的环节上（金等，2005）[19]，因此企业经营目标的设立必须结合考虑其相应的风险，并进行辨别和分析，以趋利避害。我国企业频繁遭受反倾销调查，从根本上来说主要还是缺乏风险管理意识。企业设立自己的国际化经营战略目标未能充分考虑相关的经营风险，如国外的反倾销风险。此外，监督其实也是一个风险管理的过程和范畴，它通过对内部控制其他要素内容的执行情况进行监控并及时改进，来达到查错防弊，控制风险的目的。它一方面对偏离企业目标的控制活动及时进行纠正，降低和防范企业遭受包括反倾销在内的经营风险；另一方面确保企业的生产经营信息和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为企业反倾销举证的采信提供强力支持。此外，通过社会中介审计力量对企业的财务会计信息的公允性、一贯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查这一外部监督形式，还是企业向反倾销调查当局申请市场经济地位或市场导向行业和单独税率的必备条件之一。
另外，企业的经营思想和经营风格，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决定了企业能否重视内部控制和风险控制，是否具备良好的反倾销规则知识和相关人才，决定了企业能否有效利用国际国内反倾销规则去趋利避害，应对好企业反倾销工作。同时，企业是否有合理的分工，适当的授权、科学的预算管理控制和良好的财务保全控制，以及严格遵循公认会计原则的会计信息系统，是企业反倾销举证和抗辩的成败关键。还有企业能否及时有效收集国内外相关行业及竞争对手和反倾销政府部门的动态信息，并迅速在企业内部各层级间、企业外部反倾销调查机构、行业协会和相关利益团体间进行传递和沟通，对反倾销工作有很大帮助。最后，企业根据收集到的信息，结合管理当局的风险态度，确定出适当的目标，采取得当的风险控制措施，将有助将于降低和规避反倾销风险。所以，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过程，可以通过监控来分析和改进造成偏离目标的活动和因素，达到规避和控制反倾销风险的目的。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提高企业反倾销举证的采信度。因此在实践中，不同企业的内部控制，其反倾销举证的采信度应该存在差别。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反倾销企业的内部控制对反倾销举证的采信度有显著影响，且呈正相关关系。
同时，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助于企业申请到市场经济地位或市场导向行业和单独税率，可以降低调查当局自由裁量权滥用度，进而使企业有可能获得较低的反倾销税负水平，因此在理论上，不同企业的内部控制，其反倾销税负水平应该有所不同。为此，本文又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反倾销企业的内部控制对反倾销税负水平有显著影响，且呈负相关关系。
四、研究设计
1.变量定义
本文针对内部控制框架内容和反倾销指标设计了以下研究变量，并对各变量进行了相关定义（见表1）：
2.样本来源
本文的样本资料来源一般很难通过公开数据获得，因此，在形式上采用了问卷调查方式。问卷调查发放的范围是近年涉诉反倾销企业，同时考虑到财务部门在反倾销举证中的核心地位，因此，本文将问卷调查的填答对象锁定为被调查企业的财务负责人。本次问卷调查共发出问卷500份，最后收回问卷158份，回收率为31.6%，其中有效问卷105份，有效率为66.46%。在105份问卷中，来自全国16个省、市或地区，具体分布为：广东29份，浙江19份，江苏11份，福建、上海各6份、辽宁、河北各5份，广西4份，贵州、湖北、湖南、山东、四川各3份，天津2份，安徽、吉林各1份。可以看出，样本基本上来源于广东和江、浙等沿海、沿江等经济较发达省份。
3.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
本文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来获取反倾销企业内部控制与反倾销举证的采信度和反倾销终裁税负结果等相关信息。问卷调查采用“五分制”的李克特量表进行调查（1=非常否定，2=否定，3=中立，4=肯定，5=非常肯定）。问卷调查的设计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了解被调查企业的基本情况，包括企业所有制性质、销售规模、企业举证倾销或是抗辩反倾销、被调查当局采信程度，以及反倾销终裁结果等内容。第二部分从内部控制的五大构成要素和涉及到的8种会计控制方法的角度，设计了18个调查问题和测度指标，由被调查人按其对问题表述的认同程度进行选择。
（2）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内部控制对反倾销举证采信度和税负水平的影响，本文借鉴了Hollis et al.（2007）的研究方法，设计了以下多元回归模型[23]：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1.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
首先，我们对问卷调查所涉及的企业类型进行了分类，其结果如下（见表2～表6）：
由表2可知，在105家企业中，按经济成分划分，国有企业32家，占30.48%；集体企业8家，占7.62%；私营企业27家，占25.71%；外商投资企业38家，占36.19%。可以看出，选择样本以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
由表3可知，在105家企业中，按销售规模划分，年销售规模超过1千万元，不超过3千万元的有6家，占5.71%；年销售规模在3千万元以上，不超过1亿元的有52家，占49.52％；年销售规模超过3亿元的企业有47家，占44.77%。可以看出，样本基本上以大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为主。
由表4可知，在涉及到企业反倾销举证是否为调查当局采信问题上，有86家企业选择“是”，占81.9%；19家企业选择“否”，占18.1%；其中举证国际国外产品倾销的企业有48家，举证抗辩国外反倾销的企业有105家。
由表5可知，在举证抗辩国外反倾销的105家企业中，最终裁决被征收反倾销税负幅度为低税率20%以下的企业有21家，占20%；中等税率20%～40%的企业有36家，占34.29%；高税率40%～60%的企业有35家，占34.28%；税率在60%以上的企业有12家，占11.43%，说明反倾销税负水平集中在20%～60%之间。
由表6可知，在内部控制各变量中，表示“非常否定”基本没有；只有总体效果、知识人才、预算控制、目标设立、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和评价改进持“否定”意见，大部分被调查企业持“中立”、“肯定”或“非常肯定”意见，其中“中立”和“肯定”占主要部分，并且几乎超过50%的企业持“肯定”的意见，进一步说明企业内部控制对反倾销举证的采信程度和反倾销税负水平上的有某种相关的影响。
2.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研究企业内部控制与反倾销举证和反倾销税负水平的关系，本文先对其作描述性统计（见表7），以便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研究。
由表7可知，采信程度（Crdt_L）变量均值为1.181，表示反倾销举证的采信程度基本上都持肯定态度；抗辩结果（Anti_R）变量均值为2.3524，表示反倾销税负水平分布在20%~40%区间，基本符合我们的研究目的。在内部控制各变量中，最小值都在2或2以上，表示“非常否定”基本没有；只有总体效果（AE）、知识人才（KR）、预算控制（GC）、目标设立（OC）、事项识别（ES）、风险评估（RE）、风险控制（RC）和评价改进（EI）变量均值为2，表示持“否定”意见；大部分被调查企业在3与4之间，表示持“中立”或“肯定”意见。特别是采信保证（CT）、职务控制（PC）、授权控制（CC）、财产保全（FM）和会计系统（AI）在4以上，这很好地说明了企业内部控制对反倾销举证的采信程度和反倾销税负水平上的有某种相关的影响。
3.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了更好地反映内部控制对反倾销举证采信度和税负水平的影响，我们还通过多元统计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具体实证结果如下（见表8）：
由表8模型1可知，在所选的18个内部控制变量中，控制环境要素里的知识人才（KR）、控制活动里的职务控制（PC）、预算控制（GC）以及风险评估里的目标设立（OC）、风险评估（RE）变量通过了t检验，显著性水平在5%以上，且与我们的预期一致，这很好地说明了企业内部控制对反倾销举证的采信程度有正面的影响。尽管授权控制（CC）、财产保全（FM）、电子技术（ET）、信息沟通（IM）事项识别（ES）和评价改进（EI）变量与我们的预期相反，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内部控制变量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也说明我国内部控制体系并不合理，有待改进。最后，模型的Adj-R2较好，为0.377，说明模型的拟优度很好；F值为4.316，也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在模型2中，控制活动里的职务控制（PC）、风险评估里的目标设立（OC）和风险评估（RE）变量通过了t检验，显著性水平在5%以上，且与我们的预期一致，这很好地说明了企业内部控制对反倾销抗辩结果（反倾销税负水平）有负面的影响。尽管重视内控（EC）、采信保证（CT）、知识人才（KR）、预算控制（GC）、财产保全（FM）、信息沟通（IM）和风险控制（RC）变量与我们的预期相反，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内部控制变量尚没有真正影响反倾销的抗辩结果（反倾销税负水平）。此外，代表公司规模的销售收入（SS）的回归系数为负数，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企业规模对反倾销税负水平有负面效应，这符合当前国际市场上盛行的反倾销行为，即公司盘子（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受到反倾销诉讼的可能，因而企业更注重内部控制体系，因此，其反倾销税负水平越低。最后，模型的Adj-R2较好，为0.298，说明模型的拟优度很好；F值为3.323，也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
六、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①企业内部控制影响着企业反倾销举证的采信度，内部控制与企业反倾销举证被采信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具体体现在企业控制环境中的反倾销知识和人才、控制活动要素中的职务控制和预算控制以及风险评估要素中的目标设立和风险评估可以提高企业反倾销举证的采信度。②企业内部控制影响着企业反倾销税负水平，内部控制与企业反倾销税负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良好的控制活动的职务分离控制，风险评估要素中的目标设立和风险评估要素，有助于企业获得较低的反倾销税率，为企业赢得利益。同时，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对当前我国反倾销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因此，本文认为，必须着重从下述几方面加强和完善我国反倾销企业内部控制，为应对反倾销作好准备：（1）努力吸收和培养优秀人才，完善企业的控制环境；（2）加强预算管理，以强化控制活动；（3）加强企业风险评估和监控，全面提升风险管理能力；（4）加强信息收集与沟通，强化企业的信息系统。
[参考文献]
[1]高永富．WTO与反倾销、反补贴争端[M].北京：中国国际贸易出版社，2002.
[2]方勇，张二震．出口产品反倾销预警的经济学研究[J].经济研究，2004，（1）：74-82.
[3]李建航.反倾销会计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4]孙铮，刘浩，李琳.贸易救济会计――理论与实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5]Y. D. Park, B. Eggers. WTO Dispute Settlement 1995-1999: A Statistical Analysi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March 2000, 135-146.
[6]程大为.WTO反倾销措施和中国反倾销应诉[J].国际经济合作，2000，（11）：13-16.
[7]王仁祥，李芊蕾，陈艳林．国际反倾销制度对我国应对反倾销的启示[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1）：96-99.
[8]刘蕴莹，任荣朋.浅谈国际贸易中的反倾销规避与反规避问题[J].经济纵横，2002，（2）：29-31.
[9]朱荣恩，应唯，吴承刚，邓福贤.关于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应用效果的问卷调查[J].会计研究，2004，（10）：19-24.
[10]Dorothy A. McMullen and K. Ragahunandan. Internal Control Reports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Problems[J].Accounting Horizons, Dec 1996, 67-75.
[11]Heather M. Hermanson. An Analysis of the Demand for Reporting on Internal Control[J].Accounting Horizons, September 2000, 325-341.
[12]Liu, Yuhan, Anti-dumping Measures and China[J]. Journal of Financial Crime, Mar 2005, 272-289.
[13]Tian Yu. The 10 Major Problems with the Anti-Dumping Instru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Journal of World Trade, Feb 2005, 97-103.
[14]杨有红，胡燕．试论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对接[J].会计研究，2004，（10）：14-18.
[15]张先治，张晓东.基于投资者需求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2004，（12）：54-60.
[16]COSO, Internal Control―Integrated Framework[R].September,1992.
[17]COSO,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Integrated Framework[R]. December, 2004.
[18]James L.Goodfellow and Alan D. Willis,．Internal Control 2006: The Next Wave of Certification―Guidance for Management[M]．2007.
[19]金，李若山，徐明磊.COSO报告下的内部控制新发展――从中航油事件看企业风险管理[J].会计研究，2005，（2）：32-38.
[20]杨维波.企业内部控制与反倾销的关系[J].对外经贸财会，2005,（12）：31-33.
[21]吴水澎，陈汉文，邵贤弟.企业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与启示[J].会计研究，2000,（5）：16-17.
[22]李毅，李晓峰.国际贸易救济措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与特保措施[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23]Hollis A., Daniel W. Collins, William R. Kinney, Ryan LaFond,．The Effect of Sox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on Firm Risk and Cost of Equity[R]. Working Paper, 2007.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Internal Control on Anti-dumping Enterprises Tax Duty
Shi Shuiping1，Yang Weibo2
（1.Management College of 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510632,China；2.China National Publications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Guangzhou Branch ,Guangzhou510275,China）
【关键词】品牌;明星代言;系统;系统管理
一、我国品牌明星代言的管理问题
20世纪末我们进入大工业机器生产的时代时，产品同质化的时代也随即来临。产品的同质化表现在产品在功能上的趋同、在广告宣传上的趋同等方面，因此催生了品牌的概念。品牌的塑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众多塑造品牌的方法中，品牌代言无疑是性价比较高的一种方法，而明星的品牌代言更是众多消费者喜闻乐见的方式。
广告对于广告主而言是一种商业投资，而使用明星代言，本质目的是为了追求商业投资回报。为了使投资回报最大化，广告主需要对明星代言进行科学的、高水平的管理。虽然我国明星品牌代言的广告传播方式十分普遍，但就企业对于明星代言的这种市场策略的管理水平和最大化价值的开发利用而言，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就明星代言的管理方面而言，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品牌明星代言的分兵作战。目前，我国广告主仅将品牌明星代言单纯看做在媒体上广告或公关活动，对品牌明星代言并没有一个整体的观念，往往是当品牌明星代言出现危机，就另请公关公司进行危机公关或直接撤换代言人，甚至是保持沉默，殊不知这样做对品牌和企业伤害极大。并且，分兵作战容易导致前后不一，使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模糊，对品牌损失极大。
第二，目前对明星代言的价值开发利用程度很低，还停留于平面广告、影视广告和包装设计范围，对其他开发利用方式涉足不多。另外，当代言明星出现负面新闻时，代言品牌的企业反应速度慢，采取的应对措施单一，没有及时进行危机公关，对品牌产生巨大伤害[1]。
二、基于品牌明星代言效益最大化的系统管理
在目前品牌明星代言运作水平低下、效益不高和管理混乱的现实情况下，为了改变这种短期的、投机性的明星代言开发利用行为，笔者将试导入系统管理理论对明星代言进行系统化的管理。系统管理作为一种抽象的、一般意义的管理理论，对于明星的价值开发利用，不管是从时空维度上还是从开发利用的深度上来说，都是一种系统性的开发利用，能够降低风险，赢得投资的最大化。(一)系统与系统管理
系统，是指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在一定环境中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就其本质来说，系统是“过程的复合体”。系统有三个基本的特征：集合性，系统是由各个要素结合而成的;层次性，构成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分别处于系统中的不同地位;相关性，系统内各要素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
系统理论有五个要点：整体性原理，即系统要素之间相互关系及要素与系统之间的关系以整体为主进行协调，局部服从整体，使整体效果为最优;动态性原理，即系统是一个运动着的有机体，稳定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开放性原理，即系统与外界不断交流，才能维持系统的生命力;环境适应性原理，即系统要与周围事物发生各种联系，一个不能适应环境的系统是无生命力的;综合性原理，即要把系统的各部分各方面和各种因素联系起来，考察其中的共同性和规律性，包括一方面考察系统目标的多样性和综合性，另一方面考察系统实施方案选择的多样性和综合性。[2]
系统管理理论，即把一般系统理论应用到组织管理之中，运用系统研究的方法，系统解决管理问题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主要应用系统理论的范畴、原理，全面分析和研究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重视对组织结构和模式的分析，并建立起系统模型便于分析。[3]
(二)品牌明星代言的系统管理
在品牌明星代言这个系统里，企业、品牌和明星就是这个系统内的三个子系统;而三者在系统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企业处于系统的第一层级，品牌和明星共同处于第二层级;企业、品牌和明星三者在此系统中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但一切都需以企业的最大利益为大前提，而品牌与明星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的双赢局面最终也是为了使企业获益，而不是企业或品牌为明星“作嫁衣”。
系统管理理论应用于品牌明星代言管理需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整体性原则，即明星应该为品牌服务，全方位开发明星的价值，并将这种价值转移到品牌中，使品牌明星代言效果达到最优;开放性原则，即明确品牌明星代言是一个动态运动的系统，企业要随时监测明星动态和环境的变化，开发新的代言方式或预警危机出现，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综合性原则，即一方面品牌明星代言系统的最优实现，是靠各自复杂甚至是对立的因素综合的结果，明星与品牌会有各自的目标，这些目标是复杂甚至是对立的，但如果对这些因素在分析的基础上能够很好地综合，协调一致，就能大大发挥系统的效益，而另一方面为达到品牌明星代言系统的最优化，应该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和途径，对品牌明星代言进行创意性的多种开发。
依据系统管理理论，品牌明星代言的系统管理可以分为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相互配合、彼此支持、系统结合的阶段。具体分析如下：
1.战略性的评估与选择。当企业决定采用明星策略传播其品牌时，即迈出了明星代言系统管理的第一步。明星策略的重中之重是选择一位气质与品牌个性相吻合的明星，明星能将品牌的个性充分地演绎出来，达到建立或提升品牌形象等广告传播目的。那么，如何选择这样的明星，企业需要进行一个仔细的评估，下面将列举几个重要的指标作为选择的参考因素：
第一，明星的气质与品牌定位的吻合度。在商品同质化的时代，每个商品的品质可能是相似的，但品牌的定位必须是有差异的，只有这样才能在同类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因此，在选择品牌代言人时，首先要考虑明星的气质和其走的风格路线与品牌的定位是否相符。只有两者相符，才能使品牌与明星相得益彰，否则对品牌和代言的明星形象都有损害。
第二，明星的星途周期。明星的星途周期正如产品的生命周期，也有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对明星星途周期作充分了解后，企业可根据品牌自身所处的生命周期选择代言人，一般倾向于选择处于上升阶段的明星。另外，企业要注意对“明日之星”的培养。某些明星虽然暂时默默无闻，处于引入期，但潜力巨大，势必成为“明日之星”。企业如对此类明星做适当投资，除了可以节省代言的高额费用，避免明星代言众多品牌间的相互干扰，还拥有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事半功倍。
第三，明星的喜爱人群与品牌目标消费群体的重合度。如品牌一样，明星在经纪公司的策划、包装下，推向市场时也做了相应的定位，必然会吸引相应人群的喜爱。而此人群的年龄、收入、消费习惯等人口统计学指标需要与品牌定位的目标消费群体的人口统计学指标有一定的重合，并且重合度越高越好。[4]
第四，明星自身品质和代言品牌数量。企业在挑选代言人时，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明星真正的个性，确保选择的明星少出现负面新闻。另外，企业对目标代言明星已代言的品牌也需要作分析，例如明星代言的品牌数量、类别等。如果明星代言的品牌数量太多，企业再选择其代言的效果就不明显，甚至各种品牌间还相互干扰，结果只是徒增明星的出镜率。如果明星已代言了同品类的竞争对手的品牌，企业应果断放弃此明星。
2.创意性的开发与利用。对明星代言的开发利用，不能只停留在对明星代言的广告传播，而应从整合营销传播的角度进行创意性的开发利用，最大限度地发掘明星价值。下面列举几项关于明星代言的创意性开发利用方式：
第一，公关新闻事件策划。从代言人的选择，到代言人签约、出席各种公开场合或公关活动，都可以事前进行新闻事件的策划，引起社会公众的持续关注。
第二，推出明星限量版产品。企业可以邀请明星设计产品，将有明星特色的限量版产品推向市场，配合终端销售的视觉设计，形成有规模的视觉冲击效果，提升品牌价值。
第三，策划明星公关活动。策划与品牌内涵相对应的公关活动，邀请代言明星参与，制造话题。
第四，赞助明星本职工作。为明星提供赞助项目，如对体育明星，可以为其提供运动器材;对影视明星，可以在其拍摄的电影、电视剧中作植入式广告等，改变以往的灌输模式。
3.危机的防范与管理。品牌明星代言危机是指由于外部市场环境变化或明星、品牌主内部管理不善造成的可能破坏品牌代言正常程序、规范或目标，要求品牌主在短时间内做出决策、调动各种资源，加强与消费者沟通管理的一种威胁性情势或状态。[5]由于市场状况复杂多变、大众传媒对明星围追堵截、娱乐圈生态环境复杂等原因，品牌明星代言行为中的危机爆发十分频繁。而针对此情况，企业可从危机爆发前的防微杜渐与危机爆发后的危机公关两个维度采取措施，降低可能对品牌造成的损害。
第一，对目标明星进行风险评估。在企业决定目标明星代言人前，要对符合要求的明星的方方面面作详细的风险评估，最终选择风险系数较低的明星，同时制订有效的规避风险的方案。
第二，采用多种营销手段降低风险。企业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除了邀请明星代言的广告传播方式外，还可以选择其他的整合营销传播手段，多个维度地塑造品牌。
第三，采取多种危机公关方式。当危机出现时，企业要迅速反应，执行危机公关，采取多种危机公关方式。首先，要了解公众心态，顺势而为。企业在进行危机公关前，必须认真、仔细地了解绝大部分社会公众对此次事件的态度。同时，也要关注主流媒体对此次事件的评述，毕竟主流媒体在舆论中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6]其次，企业必须对明星出现的状况进行表态。企业经过各方面分析和综合考虑后，应该第一时间在自己的官方网站或主流媒体上对事件进行表态，抢占主动权。再次，利用事件的关注度，转危为机。企业需要巧妙地运用事件吸引的众多注意力，重新制订恰当的广告传播方案，开展适宜的公关活动，转危为机。[7]最后，保持对事件关注，做好后续措施。在实施危机公关后，企业需要关注社会舆论的评价、公众的态度，随时进行研究修改。
4.科学的淡化与延续。任何明星都具有自身影响力的生命周期，因此在一定的时间之后企业起用新的品牌明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当品牌开始新一轮的广告传播时，对前一阶段的代言明星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使其科学地淡出品牌的舞台，直至完全退出，并且尽量与新的代言明星形成有机的衔接，从而不对品牌的影响力、美誉度和关注度构成任何损害。
第一，减少品牌与明星的联系。当企业决定更换代言明星时，应逐步减少品牌与代言明星的一切活动，包括终端销售的视觉设计、品牌与明星的相关新闻等，逐步淡化消费者对品牌与明星之间的联想。
第二，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企业可以在危机已逐步淡化的时刻，高调地组织或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赞助一些社会公益团体，塑造品牌关心社会公益事业、维护公共利益的良好形象。
第三，为新代言人造势。对新代言人进行大量宣传以吸引消费者注意新代言人，模糊品牌与旧代言人之间的记忆，成功过渡。
三、品牌明星代言系统管理的意义和障碍
将一般意义上的系统管理理论运用到明星代言的管理上，是一次创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由于此方面的操作尚属探索阶段，因此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障碍。
(一)品牌明星代言价值开发与利用系统管理的意义
针对我国明星代言市场的低层次的开发利用状况，运用系统管理的方法对明星代言进行开发利用和过程管理，有其深刻的意义：首先，有效地降低了风险。对明星代言的开发利用进行系统化管理，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开发过程的固有思维模式，将整个过程纳入了可控的范围内，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风险。其次，改变以往明星代言的单一行为。对明星代言的开发利用进行系统化管理，改变了以往明星代言只包含广告宣传这单一方面的状况，导入各种整合营销传播的手段，最大限度地开发了明星的价值。再次，改变明星代言中企业被动的地位。对明星代言的开发利用进行系统化管理，对明星多维度地开发利用，对可能发生的危机进行预警防范等行为，都能使企业重掌代言行为中的主动权。最后，科学化的管理改变明星代言的市场状况。对明星代言的开发利用进行系统化管理，有利于改变目前我国明星代言市场较为混乱的状况，使市场朝着有序、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品牌明星代言价值开发利用系统管理的障碍
系统管理主要应用于计算机科学和大型项目管理上，在广告学方面的应用实属第一次，因此，可以预见的障碍有：首先，对企业的资金要求。企业在选择代言人前的专业评估，不管是聘请专业风险评估公司，还是由企业内部员工完成，都需要作庞大的资料收集和数据分析，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其次，对企业人员素质的要求。对明星代言的开发利用的系统管理，需要企业员工拥有一定管理学、广告学的背景，与丰富的媒体经验和公关经验，随时掌握主动权，不能过分依赖广告公司。再次，明星状况复杂多变。虽然企业对明星时时关注，但明星的状况十分复杂、多变，企业很难获得明星或其经纪公司的配合，全面地掌握真实的信息，容易发生信息错位。最后，可借鉴的成功案例不多。对明星代言的开发利用进行系统管理还处于试验阶段，能予以参考的理论和成功案例不多，需要企业在具体应用中不断探索完善。
四、结语
明星品牌代言是塑造品牌个性、形象的快速途径，也是消费者喜闻乐见的广告方式。但由于我国广告市场发育不成熟，明星品牌代言产生的问题和纠纷此起彼伏，损害了广告主的利益，影响了广告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导入系统管理理论，从根本上是为了对明星品牌代言的整个过程进行科学的管理，有效降低风险，提高明星品牌代言的效率和效益，更有利于规范明星品牌代言的市场行为，促进广告市场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丁邦清.从刘翔退赛看品牌代言人风险评估[J].广告大观：综合版，2008(10)：128.
[2]周三多.管理学——原理与方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105-110.
[3]卡斯特，罗森茨韦克.组织与管理——系统方法与权变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38-41.
[4]符冰.商品广告选用形象代言人的利弊及对策浅析[J].声屏世界，2003(3)：36.
[5]吕慧怡.论品牌明星代言的危机传播管理——基于危机管理的视角[J].东南传播，2011(8)：5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