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机制论文赏析八篇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法律机制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第1篇

股东强制性退出是指股东因股权强制注销、多数股东采取排挤式合并、股权被强制执行等原因丧失股权，从而被动退出公司的一项法律制度。在公司的运行过程中，股东的强制性退出总是与某种具体的法律制度相联系的，这些法律制度本身可能并非专为股东的强制性退出公司而设立，但客观上却产生了股东被动退出公司的实际效果。股东强制退出与股东的退股权关系密切，但两者不能等同，目前各国法律都没有承认股东的一般退股权，德国联邦法院承认的股东退出权也是以特殊事由为基础的特殊退股权，而非一般退股权。在股东的被动退出中，股东的退出并非基于自愿，而是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的事由或条件出现时，股东必须退出公司。股东在退出公司的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股东一旦退出公司，只享有获得股权补偿或对价的权利，但无权要求继续持有股权。股东强制退出公司有利有弊，从积极意义的角度分析，股东强制退出公司主要意义有以下几方面。

（一）保障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

公司不仅仅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市场主体，更是最重要的商事组织，公司法是规范公司组织形式的法律，促进投资兴业是公司法的一项原则。公司法通过规范、促进和保障公司的健康发展，推动、促进和服务于经济的健康发展。资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担当着绝对重要的角色，促进社会投资是公司法应有的功能。促进投资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将社会上的闲置资本吸引到社会经济运行中来，为社会经济活动注入源源不断的资本血液；另一方面是促进资本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让投入到经济运行中的资本发挥最大效用。其中，第二个目的的实现有赖于股东退出法律制度的建设，在股东的资本不适合公司的发展需求时，强制性要求股东退出既可以保证公司的健康、稳定的继续发展，又可以使股东拿到相对应的股权对价，从而投资于其他公司，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保障股东利益的功能

公司是社会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有了股东的投资，公司才得以存续和发展。公司组织形式的健康发展和股东利益的有效保护能够有效促进社会投资和市场活跃，或许在表面上看来，强制性要求股东退出公司并不能保护股东的利益，但这只是片面的、错误的认识。股东出现被强制性退出的情形时，已经说明其不适合继续投资于该公司，继续保持其股东地位不仅对其本身没有益处，更会对公司的其他股东权益造成一定的影响，在一定情况下还有可能影响公司的继续发展和存续。所以，在客观上讲，股东被迫退出公司是保障股东的利益，促进公司更快、更有效的发展。

（三）提高公司经营效率的功能

股东愿意并乐于投资于公司，其目的在于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公司必须有序而高效的运行。古今中外，公平都是永恒的价值，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公司体制下却不是唯一的价值，在不影响公平的前提下，效率才是公司运营的不变追求。例如，封闭性公司是兼具人合与资合特性的经济组织，股东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并享有信赖利益，只有股东之间保持信赖与合作，公司才能正常而有效的运行，公司才能保持并提高经营效率。然而，业已存在的股东信任和合作关系可能因个别股东的原因而遭到破坏或破坏威胁，而妨碍信任关系和破坏信赖利益的行为必须得到遏制，因此，出于对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考虑，发生特定事由时，个别股东必须退出公司。

二、国外关于股东强制退出公司立法

在许多国家的公司法及相关法律中对股东强制性退出公司均有规定，其中，德国的股东强制注销退出和美国的股东排挤式合并退出制度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对我国股东强制性退出公司制度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德国股东强制注销退出公司立法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只有在公司章程中作出了相应规定才可以实施股权注销；第二款规定，只有在股权权利人获得该股权之前公司章程已经规定了股权强制注销的条件，才可以不经权利人同意而注销股权。这是德国规范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注销及强制注销最直接的和最终的法律渊源。该条第一款是对股权注销做出的普适性规定，无论是注销已经取得的股权，还是股权的强制注销都受该条款规定的约束；该条第二款则是针对股权强制注销作出的特别规定，即未征得相关股东同意或违反其意愿的股权强制注销以在该股东获得股权之前公司章程规定了足够明确的注销条件为必要前提，这里的条件仅指原因条件，补充条款或支付条件的有无及其效力对能否实施股权强制注销没有决定性影响。这些条件可以在实施股权强制注销时事后确定。德国《股份公司法》同样规定了股权强制注销制度，作为公司减资的法定形式，股权注销的首要和一般目的在于公司减资。同时，股权注销还有开除特定股权的特殊目的。通过这种减资方式，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公司还可以开除某一股东的成员资格并消灭其股权。该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股权可以以强制方式或在由公司取得后注销，强制注销只有在原始章程中或者通过在股权认购或发行前变更章程而有规定或许可时，才是准许的。根据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简单多数就可以通过股权强制注销决议，但实践中公司章程通常会对此规定四分之三甚至更高的加重多数，门槛的提高使股权强制注销更加慎重，绝大多数股东的一致意见使决议更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另外，德国《股份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四款规定，以股权注销的方式减资只能由股东大会决议；对于决议，以简单多数票通过即可；章程可以规定一个较大的多数和其他条件。同条第六款规定，以所涉及的由章程规定的强制注销为限，无须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在德国法上，对于有限公司的股权注销，公司欲注销的股权本身还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否则亦不可为股权注销，即只有已经完全缴纳出资的股权才能被注销。法律虽然没有对此作出直接的规定，但从资本筹集规则中毫无疑问可以引申出这样的要求。然而，在股份公司中，德国《股份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在强制注销时或在以注销为目的的取得股票时支付给股东的报酬，以及对于这些股东缴纳出资义务的免除，准用《股份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款，在削减基本资本的基础之上给这些股东的支付款，只有在登记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后，并且已经给及时申报的债权人提供了补偿或者保证金之后才能进行。同样，免除股东支付投资款的义务，不得在上述提到的时刻之前生效，也不得在给已经及时申报的债权人提供补偿或保证金之前生效。可见，股份公司的可注销股权并不限于已经完全缴纳出资的股份。

（二）美国排挤式合并强制退出公司的立法

在美国联邦及多数州的公司法中规定了公司排挤式合并制度，是股东强制性退出公司方式之一。这一制度经历了多次的变革得以渐渐完善，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既得权理论阶段。19世纪的美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所经营的事业或章程做基础性变更时须经全体股东的同意。这里的基础性变更，包括：全部资产的让渡、合并、解散等。既然公司的基础性变更需要全体股东的同意，那么公司并购中对少数股东股权的购买由于影响到公司主体的变化，因此从理论上说也需要征得全体股东的同意。这一规定是基于全体股东都对公司拥有一定的既得权而得出的必然结论。二是弹性化萌芽阶段。到20世纪初期，人们广泛认识到公司组织上的基础变更如需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其结果必然会阻碍商事交易的进行及妨碍经济的发展。所以美国多数州的立法者从实际出发回应其增大并购条件的弹性要求，即规定如果董事会承认和过半数或特别多数的股东承认，公司毋须经过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仍然可以实现各种基础性的变更。但是，在这个阶段，美国各州的立法者对继续中的公司并没有明确给予公司和多数股东强迫少数股东让渡或放弃其所持股权的权限，挤出式的合并并不明确。三是略式合并阶段。1936年纽约州公司法率先制定了略式合并规定。略式合并是指母公司持有子公司的股权达到一定比例以上时，如90％或95％，只需通过母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就可以对子公司进行吸收合并。由于在略式合并中并不需要合并双方的股东大会决议和子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因此这一点上它比通常合并程序更为简略化。然而略式合并的意义并不止于此，在略式合并中作为合并的对价并不限于存续公司的股权，还允许以现金等方式进行交付，这就为排除少数股东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四是两段式合并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的并购热潮中，并购者并不是简单为了取得一家公司的经营权，如何通过公司并购行为取得最高利润，成为并购者的首要任务。因此，通过公开收购股权取得公司的控制权成为这一阶段公司并购的主要方法。为了使公司并购过程简单化，以及排除许多不必要的障碍，公司并购所采取的方式也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其中兼具公开收购股权与合并的两段式公司并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收购者在以公开收购股权方式收购目标公司的股权后，又将目标公司与自己公司合并，或者并购者在发出收购股权的要约中即已表明，如其顺利取得目标公司的控制，将于要约收购完成后将二公司合并。这一做法不但可以兼取公开收购股权的优点，而且也可避免直接合并时可能引起的困扰，特别在敌对式并购中由于达成合并协议相当不容易，因此更有采此法之必要。并购者通过两段式公司合并，间接地将部分股东挤出公司，以最终达到公司合并的目的。

三、我国股东强制性退出公司立法现状分析

我国现行《公司法》对股东强制退出公司规定涉及不多，主要包括：第七十三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强制执行程序转让股东的股权时，应当通知公司及全体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自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满20日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股东退出公司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四条及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的合并制度；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公司减资制度等。虽然公司合并与减资制度中未明确规定股东强制性退出公司，但条文中已包含部分股东在公司合并与公司减资等情况下股权必须予以注销的意思。纵观我国公司法对股东强制性退出公司立法，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股权强制执行退出公司规定过于原则

股权强制执行是指法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依照法定的程序，行使司法强制权，对被申请执行人作为强制股权（投资权益）的持有人或所有人转让其股权所采取的一种强制转让措施。依据《公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东全部股权，股东退出公司，但此条只是原则地对强制执行中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做了规定，而对股权强制执行中公司和退出的股东权利如何保护没有规定。对公司而言，股权强制执行之后，如果公司接受债权人作为新股东，对公司影响不大；如果公司不接受债权人作为新股东，公司就要将被执行的股权通过拍卖、变卖或以其他方式变现支付给债权人，这意味着公司资本减少，与公司资本维持原则不符，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没有规定；再就是对退出的股东而言，股东原持有的股权如何折价缺乏依据，很难保护退出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对公司股权强制注销退出没有明确规定

股权强制注销是指未征得相应股东的同意或者违背其意愿，强制注销持有的公司股权，并向该股东支付合理补偿，被注销的股权归于消灭的制度。我国现行《公司法》对股权的强制注销只是作了间接规定：（1）现行《公司法》一些条文为股权的强制注销间接留有余地。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这为公司通过章程在股权转让的场合设定股权强制注销制度留下了空间。鉴于此，公司就可以在章程中规定，如果股东向公司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时，公司就有权利强制注销该股权，以此作为限制股权对外转让的手段。（2）《公司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可以通过公司章程的规定限制继承人成为公司股东或者向第三人转让其可以继承的股权，所以在股权的继承人得不到公司的认可时，公司就有权利强制注销该股权。从我国《公司法》中关于股权转让和股权继承的规定可以看出，强制注销股东的股权只是间接地作了规定，这两款的规定只是给司法实践中法官的自由裁量留有空间，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基于公司实务中强制注销股权的必要，公司完全可以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在特定事由发生时可以强制注销相应的股权，以保护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三）对合并强制退出公司缺乏法律依据

我国《公司法》规范了公司合并制度，但对因合并股东强制性退出公司制度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我国与美国排挤式合并退出公司制度类似的是《证券法》第八十七条第一款，该款规定：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的股权达到该公司已发行上市股权总额的90％以上时，其余仍持有被收购公司股票的股东，有权向收购人以收购要约的同等条件出售其股票，收购人应当收购。从条文规定来看，似乎是股东具有选择出售与否的权利，实际上遇到此种情形，剩下的持股10％的股东为了避免持股的更大的风险，一般还是按照收购方的条件出售股票，这是不得已而为，是变相的强制性将股东挤出公司的行为。

四、我国公司股东强制退出公司法律机制构建

（一）完善我国股东因股权强制执行退出公司制度

在股东股权被全部强制执行实施中，除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之外，还要考虑到保护公司和退出股东的合法权益。一是财产除尽原则。在股权强制执行中，对股东不同类别的财产注意执行顺序的合理性，尽量减少执行给债务人带来的震荡，减轻执行行为对债务人正常生产、生活的负面影响。有限责任公司兼有资合与人合的双重属性，股东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人身信赖关系，对股东股权的执行可能使股东间的合作关系发生变化，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严重的影响。因而，被执行人若有现金、存款、股息、红利或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时，一般不应执行其股权。只有在无现金、存款、股息、红利或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或上述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才考虑执行股权。这是执行工作中全面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执行经济原则的重要体现。二是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维护。在股权强制执行中为了维持公司资本，依据公司法相关理论，首先，应当将被执行人所持有的股权依法转让给其他股东，这是因为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具有优先购买权；其次，在其他股东不同意购买，但同意接受债权人作为股东的情况下，将股权转让给债权人。这两种路径是为了确保被执行人所持有股权的公司、企业的总股本不发生变化，不因被执行人的股权权利转让而产生波动，影响整个公司的正常经营、运转，也即维护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再次，在其他股东不同意购买且公司又不接受债权人作为股东的情况下，应将股权折价支付给债权人，在价款支付后公司应在10天内办理减资手续，这也是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要求。三是退出股东权利保护。股东股权被强制执行也要考虑到退出股东权利的保护，主要是退出股东股权作价要合理。关于股权作价方法大致包括：（1）以股东出资时股权的价格作价；（2）以公司净资产额作价；（3）以审计、评估价格作价；（4）以拍卖、变卖价格作价。这四种方法作价均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从保护退出股东权益角度考虑，首先允许退出股东与公司协商价格，协商不成，宜结合公司净资产额，采取审计、评估以及拍卖、变卖等方式，进行综合作价。因为股权作为股东的一项长期投资，其价格是随着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物价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不能以出资证明书及股东名册上记载的出资额作价。采用综合作价，法院在强制股东股权时，应通过审计、评估确定基准价格，股权基准价格即股权参考价格，可以是公司的净资产额，在此基础上再通过拍卖、变卖方式进行股权转让，这样的价格更接近股权的实际价值。

（二）构建股东股权强制注销退出公司制度

从股权强制注销制度产生的历史来看，股权注销最初是作为变更资本关系的工具，而并不在于变动公司的成员构成。而现在精确的界定股权强制注销的理由是控制公司股东结构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由于注销将中止公司和股东成员之间的法律关系，所以它是将不受欢迎的股东开除出公司或者防止不受欢迎的人成为股东的最主要手段。我国《公司法》虽然间接涉及到股权强制注销，但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故在公司实务中还是难以适用，所以有必要在我国《公司法》中明确这一制度。一是股权强制注销的事由规定。股权强制注销的事由是指可以导致股权被强制注销的原因。立法上可以采取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方式对股权强制注销事由进行规定，在法律中具体列举股权强制注销适用情形，在符合法定情形的情况下可以强制注销股权；此外，立法上在列举之后附加一个“其他重要事由”这一概括性的表述非常有必要，因为如果没有写明这一概括性的表述，公司只能基于已经明确的事由强制注销股权，即使出现其他与强制注销事由相当的原因，公司也不得以此为由主张股权注销。明确列举的优点在于，一方面可以为股东设定一个确定的行为标准，另一方面可以尽可能确保法院能够认可这些强制注销的事由；概括性规定赋予公司章程加以原则规定。公司章程规定的强制注销事由必须满足两项抽象条件：其一，必须是合法的事由，其二，必须是重要的事由或称实质性的事由。原则上满足上述条件的在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任何事由都可能导致股权的强制注销。二是可强制注销股权的界定。对于有限公司的股权注销，公司欲注销的股权本身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否则亦不能注销股权，即只有已经完全缴纳出资的股权被注销，这种条件下股东才退出公司。这是因为股东对公司存在着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原则，对没有完全缴纳出资的股东来讲，虽未完全出资但在公司运行中却享受着同样的权利，若此时注销其全部股权就有可能造成其应尽的出资义务不履行，所以对没有完全出资的股东可以就其已经出资的部分注销，这部分注销后，如果股东在公司催缴出资的期限内仍然不缴纳出资，可以强制股东退出公司。在股权有限公司中，股权注销是公司减资的一种方式，只要减资的数额高于或等于被注销股权尚未缴纳的出资额，强制注销尚未完全缴纳出资的股权就不违反资本筹集和维持原则。所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强制注销的股权既包括已经缴纳的出资也包括尚未缴纳的出资。

（三）构建股东因公司合并强制退出公司制度

股东因公司合并强制退出公司主要针对公司排挤式合并。排挤式合并，也称“现金逐出合并”或“强制出局式合并”，是指公司以现金作为合并对价，并利用股权多数决的强制性做法，令少数股东丧失其于合并后存续或新设公司的股东地位。排挤式合并是美国法中的一个很具特色的制度，从情理上讲，仅仅因为控股股东拥有大部分股权的事实就可以在合并行为中将少数股东排挤出去的排挤式合并制度对少数股东显然有失公平，然而从公司经营角度考量，排挤式合并可以淘汰那些对公司不负责任的股东，便于公司经营集中，更好地发展公司业务，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率。一是排挤式合并的优点。排挤式合并可以借鉴美国两段式并购方式达到排挤少数股东的目的。收购者之所以不直接进行公司合并而是先采取公开收购股权的方式再通过二次并购的方式实现排挤少数股东，主要原因是这种收购方式既可获得公开收购股权的优点，并且还可以避免因为直接合并可能引起的困扰。（1）由于有公开收购股权的行为，因此收购人可以先参与公司运作。有意并购者常先向被收购对象的股东发出公开收购股权的要约，通过收购一定数量的股权后即可介入公司的经营活动，在充分了解公司实际运作情况和经营状况后，再决定是否进行合并。这样一来就避免因直接进行公司合并而必须概括承受目标公司的权利义务，减少合并的风险。（2）结果确定，简便迅速。并购所花费时间越短则并购者的并购成本就越低。采用两段式排挤合并的方式，由于收购要约期满后就可知并购是否能够成功，且这个收购要约期通常时间不长。这种做法较之于直接合并中往往要求董事会在完成合并协议后还必须召开股东大会且以多数决通过才能实施的方式合并要来得迅速。二是排挤式合并的适用条件。排挤式合并主要针对企业并购行为，在我国立法中引入这一制度必须明确使用的条件：（1）必须有公开收购目标公司的行为发生。收购人收购目标公司股权可以竞价收购，也可以协议收购，达到符合《证券法》规定的收购达到目标公司发行在外的股份30％时，必须要向全体股东发出收购要约。（2）收购目标公司股权达到绝对控股地位。公司合并中收购人收购目标公司股份只有达到绝对控股地位才可以控制公司，收购成功才有可能，否则无法排挤尚未收购持有股权的股东。（3）只能在股东不同意被收购情形下针对少数股东适用排挤式合并。公司合并原则上建立在公司合并协议基础上，需要公司之间的协商，同时也要征得股东的同意，在绝大多数股东同意被收购，只有少数股东不同意被收购的情形下，收购方可以采取排挤式合并将少数股东强制排挤出公司。（4）对股权支付合理的对价。收购人完成排挤式合并后对被强制退出公司的股东股权以合理对价收购股权，如果造成退出股东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五、结语

第2篇

一、浙江法院推进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践创新

浙江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50多年来，“枫桥经验”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但其“发挥政治优势，相信依靠群众，加强基层基础，就地解决问题，减少消极因素，实现和谐平安”的精神内核始终不变。浙江法院适应网络时代的新观念、新业态，积极探索纠纷网上多元化解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把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诉调对接工作，努力打通纠纷网上一体化多元化解的通道，即以法院为中心，联结行政、行业、市场各端，着力打造网络全互联、业务广覆盖、数据大集中、资源共享用的在线纠纷解决系统，实现“网下纠纷网上解，网上纠纷不落地”。

（一）首创电子商务网上法庭。近年来，杭州电子商务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已成为浙江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杭州先后被确定为全国首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伴随互联网经济繁荣出现的是涉网纠纷的不断涌现和升级，并逐步进入司法领域。2015年8月，经浙江高院同意，杭州中院及三家基层法院试点电子商务网上法庭，分别审理网上交易、网上支付及网上著作权纠纷和相关上诉案件。网上法庭突破目前已具有的网上立案、网上信息查询、网络庭审等初级功能，依托网络构建了一套纠纷化解的整体解决方案，充分运用电子商务的在线证据，实行起诉、调解、立案（管辖异议）、举证、质证、开庭、判决、执行全流程在线。当事人足不出户就可通过诉讼化解纠纷。截至目前，已累计审理1.3万余件。同时，整合多方力量，前置了两重纠纷化解过滤层，实现了纠纷的多元化解：第一层是电商平台“内部消化”。目前已对接淘宝、天猫、聚划算、蚂蚁金服小额贷款、阿里巴巴中文站等平台，凡是起诉至网上法庭的涉电商平台案件，系统首先自动导向电商平台在线纠纷处理模块，有近三成纠纷在电商平台上自行化解。第二层是调解员在线调解。网上法庭组建了以互联网协会调解中心的专职调解员和律师为成员的调解团队。目前共有专职调解员11人，兼职调解员30人，超过9000件案件进行了调解，调解成功率近三分之一。经两重过滤，进入诉讼程序的纠纷数量几近减半，大大缓解了法院的诉讼压力。网上法庭发挥网上调解、裁判的便捷优势，不受时间、空间、地域限制，极大地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体现诉讼便利，又方便人民法院及时进行审理，契合电子商务与司法的跨境、跨行政区划发展，有利于规范电子商务交易行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批示指出电子商务网上法庭是“重大创新举措，意义深远”。

（二）推进道交案件“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综合改革试点。针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涉及部门多、处置时间长、流程繁琐的情况，2013年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出构建交通事故纠纷“一体化”工作机制的理念，牵头建立起了余杭区交通事故调处中心，整合了公安交警、司法行政、法院、保险自律小组以及保险公司等多部门的力量，实现了交通事故“一点一线”的整体跨越。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央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被选定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参观点。2015年初，该院在道路交通事故一体化调处机制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互联网+交通事故纠纷处理”的新模式。一是搭建交通事故统一数据化平台。协调公安、保险、司法行政等处理交通事故纠纷的职能单位共同参与，借助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为交通事故当事人提供在线的事故定责、损失确定、司法鉴定、赔偿调解、法院诉讼和保险赔付等服务，实现“网上数据一体化”快速处理。二是开展网络视频庭审。开发交通事故案件网上法庭系统，推出在线司法确认、在线送达、在线诉讼和裁判结果预估功能，实现诉讼全流程网络化。三是实行保险行业调解前置。余杭法院分别与区司法局和区保险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共识并下发文件，明确保险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前置的工作流程、诉调衔接具体步骤和要求。四是形成类案同判的阳光司法机制。适应交通事故案件类型化明显的特征，将赔偿理由、赔偿项目、赔偿标准、赔偿流程等内容进行细分统一，形成要素化、结构化的纠纷处理模式，促进类案同判的实现。去年11月以来，余杭法院在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共处置交通事故纠纷2334件，其中2028件在前置的保险行业调解中化解并申请司法确认，占道交纠纷总数的86.9%，有效发挥了保险行业协会的纠纷化解功能。

（三）开通法官网上工作室。近年来，浙江法院以陈辽敏、朱学军、胡佳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法官先后开通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网上工作室，有力地推进了阳光司法，满足了群众的多元司法需求。如杭州西湖法院成立了陈辽敏网上工作室，集网上立案、案件查询、网上预约开庭或调解、网上咨询、网络在线调解等功能于一体，向公众提供网站式便民诉讼服务，同时作为诉调对接的网上平台，公开招募、筛选了200多名特邀调解员组成调解团队，其中包括最美妈妈吴菊平、全国劳模孔胜东。自运行以来，总访问量超过256万人次，通过网上、电话、邮件答复1345例，呈现出点击率高、参与人多、影响面广的良好局面。2016年，西湖法院陈辽敏法官牵头承担了中央综治办的重大课题“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体化网络平台的构建”，正在依托近年来“智慧法院”建设成果，积极开发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体化网络平台。

（四）试行督促程序的电子化作业。长期以来，督促程序在实践中面临着低利用率、低生效率的困境，不能发挥其应有的诉讼分流与司法减负功能。2015年初，西湖法院针对互联网小微金融纠纷全程在线留痕的特点，借鉴域外经验，对督促程序进行电子化作业改造，运用互联网技术，实现支付令的网上申请、网上审查、网上提交证据材料、网上送达、网上询问、网上自动生成支付令等一系列流程。2015年5月25日，该院适用电子督促程序向一起借贷纠纷的借款人发出全国首个电子支付令，从申请人通过电子邮箱提交申请，到法院进行网上审查、网上询问、自动生成支付令并通过电子邮箱和短信发出，整个程序只用了4个多小时。督促程序电子化作业，为当事人和法官节约了时间、成本，能够经济、便捷的过滤简易纠纷，实现“共赢”。

二、当前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的问题和短板

浙江法院在推进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方面作出了一些初步探索，但这项工作只是刚刚起步，还存在许多问题和发展短板。

（一）地区发展不均衡。各地对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重视程度和发展水平不均衡。部分法院主动适应新变化，工作积极，勇于改革，不断探索和创新纠纷多元解决平台的在线化和立体化。但也有不少法院对纠纷多元化解“在线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虽然在小范围内“触网”，却还没有大规模深度“入网”，虽然法院的硬件设备已经完成了信息化改造，但多元纠纷化解工作却止步于线下。在思维上，仍然停留在前信息时代，没有理解接纳“互联网+”背后“跨界融合、创新驱动、重塑结构、尊重人性、开放生态和连接一切”的理念，相应的，就很难提供出“网络一体化”的纠纷化解思路和方案。理念的落后制约了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发展。

（二）法律规则不完善。现行民事诉讼制度，是构建于传统的工业化社会背景下的，适用于当事人面对面的交易，纸对纸的记录，亲临法庭的诉辩。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在线沟通逐渐取代纸面沟通，使得网上交易和行为具有虚拟化、无纸化特征。但是，诉讼的在线化在现行民诉法框架下解决涉网纠纷存在不少操作瓶颈和制度障碍，如地域管辖原则造成人案匹配不均衡，电子送达生效需“受送达人”同意，调解书、判决书、裁定书不得以电子方式送达，在线发表质证意见能否在效力上等同于庭审质证，纯粹电子数据作为证据认定时不具有独立的证明力，等等。

（三）解纷标准不统一。市场的纠纷化解平台追求的是成本和效益，解纷流程迅捷高效，结果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自愿协商；政府职能部门化解纠纷关注社会管理方面的合规与稳定，解纷流程稍嫌复杂但具有弹性，结果相对中立且偏重公益；调解组织化解纠纷兼顾解纷效率与社会和谐，解纷流程相对灵活，结果也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尤其是诉讼的判断标准则是公平公正，解纷流程繁琐严格，结果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同的解纷标准为纠纷当事人创造了选择难题。在线平台如何将这些解纷规则吸收、整合并保留其原有优势，有待深入思考和探索。

（四）保障机制不健全。一是动力不足。目前，由于矛盾纠纷大量涌入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倒逼法院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工作，而其他职能部门的解纷压力不大，也没有对纠纷化解工作的专门考核，使这项工作基本依靠法院自身推动，其他部门动力不足。另外，由于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线化发展趋势的认识不到位，法院系统内部也没有将该项工作的信息化纳入工作考核目标，缺乏激励和引导。二是经费不足。在线纠纷解决平台的建设和完善，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平台建立的启动资金动辄上百万，后续的定期维护也花费不菲。许多地方党委、政府缺乏对在线解纷平台的重视，不能及时审批划拨项目经费，或者无法保障经费足额、及时到达，阻碍了纠纷在线化解平台的发展进程。

三、完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形成推进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合力。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在线纠纷解决方式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也是未来发展大势所趋。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提高认识，协力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线化、集成化、平台化、开放化，推进在线纠纷解决平台的建设和整合，比如，将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纳入社会综治考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研究涉网纠纷产生的规律和特点。

（二）与时俱进，加强立法，完善在线诉讼规则。网络化场景下的纠纷诉讼解决规则的滞后、不足、缺位等问题需要从立法层面予以解决。如立法上通过突破地域管辖原则化解人案匹配不均衡；规定电子送达生效无须“受送达人”同意，调解书、判决书、裁定书可以电子送达；在线发表质证意见在效力上等同于庭审质证；纯粹电子数据作为证据认定时具有独立的证明力，等等。一旦立法变更规则扫除上述障碍，在线诉讼将随之提效升能，更好适应互联网时代诉讼电子化的需求。

第3篇

【关键词】法律文本 法律救济 条款分析

法律文本中的“法律救济条款”是指在法律文本中规定的对被侵害人的权利进行救济的条款。我国现行法律有关救济条款的设置有其必要性，同时也存在若干不足之处。本文拟对我国法律的救济条款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法律救济条款存在的缺陷，以及笔者对相关条文修改的设想，以就教于有关专家。

权利的法律救济

权利的救济是指国家有关机关或个人在法律准许的范围内，对受到侵害的权利人的实体权利进行的消除侵害、补救或赔偿的活动。法律救济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自己的人身权、财产权因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行为而受到侵害，依照法律规定向有权受理的国家机关告诉并要求解决，予以补救，有关国家机关受理并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活动。

权利的法律救济的方式主要有：司法救济。司法救济又被称为诉讼救济，是指权利人行使诉讼权，通过诉讼的方法实现权利救济的机制①。司法救济由司法机构作为主导，通过公开的审判方式来完成，具有独立性、公正性、不可课减性和终局性的特征。司法救济是法律救济的核心，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救济方式。行政救济。它是指在行政主体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以及可能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作为权利救济主体对权利人提供的一系列补救的法律制度的总称。行政救济以损害为前提，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其主体只能是法定的国家机关。仲裁救济。它是根据当事人的合意，把基于一定法律关系而发生或将来可能发生的纠纷的处理，委托给法院以外的第三方进行裁决的纠纷解决方法或制度。仲裁救济是一种最重要的诉讼替代方式，具有灵活性、便捷性、自主性和民间性等特点。仲裁既有契约性，又具有司法权性，是一种具有双重法律性质的争议解决办法②。国家赔偿。它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责任并对受害人予以赔偿的制度。国家赔偿一般包括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和司法赔偿。调解制度。调解是一种传统的非诉讼程序，根据调解人的身份和性质，通常将调解分为法院调解、民间调解、行政机关调解、律师调解和仲裁调解。作为一种法律救济方式，本文所指的调解仅限于法院调解。

法律救济条款的涵义

法律救济条款是在行政管理法律中规定当事人诉权的条款。尽管我国分别制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但为了使行政管理相对人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的法律、法规仍设定了法律救济条款，明确规定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诉权。这类条款的大体内容是：当事人对有关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有关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法学专家佘绪新认为，法律救济一般是指为了保障行政相对方的利益，对行政机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后果设置补救、更正措施形成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行政诉讼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地方设置法律救济条款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授权和原则进行，不应超过相关规定而设置。笔者认为，法律救济条款不仅包括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条款，法律法规中所规定的一切对权利人被侵害的实体权利进行救济的条款均属于法律救济条款。

法律救济条款设置的缺陷

法律救济条款主体的缺陷。法律救济主体也就是实施法律救济的机关和组织，如法院、行政机关等。按照现行《仲裁法》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效力有异议，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这一规定表明，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同时享有对仲裁协议异议的决定权。由于在仲裁协议中当事人明确表达了由仲裁委员会解决纠纷的意愿，因此，基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考虑，不宜将仲裁协议异议决定权交给人民法院。

法律救济条款内容的缺陷。目前各国通行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文本规定主要有三种方式：概括式、列举式和混合式。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被普遍认为采取了混合的方式③。首先，通过《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和第十一条，原则上对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作出了规定。其次，《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分别列举了法院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的范围和四种不受理的事项的范围。《行政诉讼法》在确立受案范围方面，采取了两个重要的标准，具体行政行为和人身权、财产权以及其他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只有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才符合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④这使得非具体行政行为或者法律规定的权利以外的权利被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即使受到侵害也难以通过《行政诉讼法》得到救济。

法律救济条款程序的缺陷。我国《仲裁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同时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相关法定情形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可见，即使仲裁机构做出了仲裁裁决，相关当事人也可以通过法律的规定使既定裁决被撤销或者无法执行，从而置已生效的仲裁裁决处于一种效力待定的状态，使得权利人的利益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保障。

解决问题的设想

规范法律救济主体的设置及权力范围。应当明确划分救济主体的权限范围，使之各司其职。在现有法律规定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应当按照经济、高效、符合立法原意和当事人合意的原则，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冲突条款的适用方式。同时，由于立法文件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应当要求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制定主体定期进行法规清理，以保证法律规范的内容简洁明确⑤。对于法律救济主体缺位或者虽不存在职权冲突但是其存在已经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效率低下严重不符合经济效益原则的情况下，可以设立新的法律救济主体或救济机构。

完善法律救济条款的内容。我国法律救济条款在内容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救济范围不够广泛，许多法定的权利没有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济，部分被侵害的主体无法通过相关途径寻求法律救济⑥。以《行政诉讼法》为例，可以作出如下改进：首先，用概括的条款来界定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用列举的条款界定不可诉的行政行为的范围。从而使得无明确规定不可诉而又属于概括规定的可诉范围的行政行为都有可能受到法律的救济。其次，将《行政诉讼法》保护的权利范围不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其他基本权利，如劳动权、受教育权和政治权利等都纳入《行政诉讼法》的可诉范围。

优化法律救济程序。同样以《行政诉讼法》为例，进行以下完善：首先，提高行政级别管辖。所有一审行政诉讼案件均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基层人民法院不再享有管辖权。同时，对于以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工作部门为被告的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其次，灵活选择地域管辖。我国目前将行政诉讼的地域管辖原则地规定为“原告就被告”，使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处于更为被动的地位，因此应当赋予原告适当的选择权，由原告选择管辖的法院。如果原告与被告属于同一法院管辖区域，则应当赋予原告申请管辖地法院的上级法院指定管辖，新的管辖法院的确定应当按照行政效率原则进行，通常为最邻近区域的法院。通过以上规定可以使原告更为充分地行使其诉讼权利，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法学院）

注释

①贺海仁：《谁是纠纷的最终裁判者》，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76页。

②沈恒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原理与实务》，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9页。

③杨小君：《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理论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页。

④刘武俊：“中国仲裁制度的实证研究”，《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45页。

第4篇

一、网络侵权的侵权情形

互联网，是科技发展的产物，也是信息时代的标志。尽管是一个虚拟的空间，给予了网民自由的交流空间。在反腐机制尚未健全、腐败行为屡禁不止的背景下，甚至起到了监督、反腐的作用。然而，因为公民法律意识淡薄和互联网道德失范，互联网往往充斥着自私的报复、造谣、辱骂和骚扰，严重侵犯了公民的权利。从司法实践来看，网络侵权案件主要包括侵犯人身权和侵犯知识产权两大类，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诈骗、网络盗窃、网络黑客敲诈勒索等侵犯财产权的侵权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出现。

(一)侵犯肖像权的情形

肖像权是自然人所享有的对自己的肖像所体现的人格利益为内容的一种人格权。肖像权作为一种具体的人格权，它直接关系到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及其形象的社会评价。我国对于肖像权的保护范围是比较狭窄的，我国《民法通则》和司法解释都把“以营利为目的”作为构成肖像侵权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使得对公民肖像权的保护不够彻底。

实际上“网络侵权”事件大多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所以很难被认定为构成肖像侵权。实际上，肖像权作为人格权，评定是否侵权不能以营利为目的。对于作为人格权的肖像权而言，如果未经许可，擅自以侮辱、歪曲、丑化及其他非正当方式使用他人的肖像的，通常可以构成对肖像人格权的侵害。当然，出于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的需要而未经许可使用肖像的，一般也不宜认定为侵犯肖像权。

(二)侵犯名誉权的情形

名誉权，是指人们依法享有的对自己所获得的客观社会评价、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它为人们自尊、自爱的安全利益提供法律保障。

网络侵权中，一旦某人或者某件是得到网民持续关注，许多网民采取侮辱、诽谤、披露隐私等方式来评价当事者，名誉侵权更多地表现在论坛中网民的议论和评价过程中，这种评价远远超出了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的合理界限，构成了对当事者的名誉伤害。判断侵犯名誉权中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是否歪曲或捏造事实，从而导致被当事者的社会评价降低或名誉受损，如果仅是语言有些偏激，并无捏造事实的情节，则不构成名誉侵权。

(三)侵犯隐私权的情形

隐私权一般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而且权利主体对他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介入自己的私生活，对自己是否向他人公开隐私以及公开的范围和程度等具有决定权。

在网络上，未经当事人的同意，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披露他人隐私或者非法侵入他人私人领域的行为，属于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尽管我国法律对隐私权的规定还直接，但通过网络侵犯隐私权的情况已经不鲜。除了在网络上将他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隐私公开构成侵犯隐私权外，未经当事人同意擅自涉足网络虚拟的私人空间，如侵入他人账户、电子邮箱、系统程序等，也可能构成侵犯隐私权。

(四)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形

知识产权，指“权利人对其所创作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一般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和反不正当竞争权。

网民使用网络，主要目的就是获取、和传播信息，上传、下载、搜索、链接信息。也有一些网民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商标标识，导致误认的。该行为可能都构成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意义上的侵权，从何产生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不正当竞争也是知识产权侵权常见的，360和腾讯互掐后则更加显现。如利用域名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利用网络广告等手段进行虚假宣传，利用网络侵害竞争对手商誉，通过网络侵犯他人商业机密，或者使用网络技术手段实施网络攻击，采取不正当的技术措施影响对方软件的正常下载、安装和运行等都是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网络侵权的特点

网络作为一种新技术产物，在其中发生的侵权案件又有着不同于传统侵权案件的显著特点：

1、侵权主体广，侵权客体杂

互联网是一个虚拟世界，任何人都可以匿名或者以任意的称谓参与网络活动。侵权主体既包括者、也包括转发、复制者、网络服务提供商，网络维权人通常很难找到实施侵权行为背后的人。

网络侵权主体广泛，客体也多样。网络侵权具有简单易行特点，如公布他人的个人信息和隐私、复制他人作品、公布他人肖像、利用软件侵害他人财产等，不但直接侵犯他人的隐私权，还间接地侵犯名誉权，甚至可能发展到侵害他人的人格尊严、财产权、个人生活安宁等合法权益。

2、取证困难大，责任确定难

网络侵权中，互联网的流动性和交互性，决定了要确定侵权人十分困难，网民往往掩饰真实身份，也不知悉正在和自己交流的人的真实身份。一旦网络上实施侮辱、诽谤等侵权行为，难以及时查明，更谈不上如何让其承担责任。而司法机关一般不介入民事取证的程序，网络维权举步维艰。

网络侵权是司法实践中产生的新型案件，既无类似案件的审判经验可供参考，也无比较法上的资料可供借鉴，我国法律中也没有直接具体的规定，并且言论自由与侵犯权利之间的界限模糊，因而也直接适用法律条文，加上网络匿名加剧了调查取证的困难，这些使得对侵权责任的认定比较困难。

3、侵权危害大，损失挽回难

从范围上讲，网络是全球性的，没有物理上的地域、国家边界，侵权后果理论上可以扩散到网络覆盖的任何地方，这个范围是传统侵权案件无法相比的。从速度上看，网络是以数字信息快速交换和传播为重要特征的，侵权后果也随着信息的交换传播而迅速扩散。侵权后果一旦发生，危害极大，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挽回成本高昂并且十分困难。

4、法律不健全，法院管辖乏依据

网络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的行为方式，如何使这些行为方式在促进信息的开发和传播、交流和共享的同时，不致损害权利人的利益，需要通过法律来引导和规制。但现实的法律却滞后于网络的发展，很多问题缺乏明确规定，这给网络侵权的认定带来了迷惘。

发生网络侵权案件后，互联网将全球的终端及其网络连为一体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网络空间，同一侵权行为往往同几个地点相联系，行为人的主体身份、侵权行为的地点有时很难确定，况且，侵权行为地很多情况都不是一个单独的物理地点，而是与几个地点相联系。因此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案件，法院不得不寻找新的管辖依据。

三、网络侵权的法规制律

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自由参与的权利需要保护，公民正当权益我们也要保护。要处理好公民权益和网络自由的冲突，则要在法律的框架内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一)完善网络侵权立法

我国现行的立法大多没有考虑互联网特定模式下与传统环境下的区别，在调整网络侵权时存在许多困境，法律的滞后性严重凸显。

《侵权责任法》是网络侵权立法的一大进步，但究竟什么是网络侵权行为，《侵权责任法》没有具体的界定，且《侵权责任法》仅仅有一条的规定，难以规制多样的网络侵权，也无力确定其责任的承担。

在《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上构建起一个以关于网络的法律体系是发展的方向，并将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等延伸的网络规范纳入其中。其中明确包括网络管理机关职权与职责、网站经营主体的义务如对网页内容的审查义务、对不良信息的删除义务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都有专门规制网络的法律。

(二)加强对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法律监管

网络侵权的实现要依托信息交流空间的服务商和信息平台的提供者。网络是侵权易发地，网络服务商应加强规范管理，做到可以参与但不得侵权。网站、论坛应当加强自我约束，承担起保护每一个上网公民权益的法律责任。对于信息本身明显违法或带有侮辱、谩骂、诽谤、猥亵或其他有悖公德比较明显的信息，网站应该承担此类信息的审查义务，采取相应的技术处理。如未尽到此义务则、转载侵权信息的网站应与者、转转、载者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三)积极推行网络实名制

网络实名制最主要是为了防止匿名在网上散布谣言，制造恐慌和恶意侵害他人名誉行为，可以说是网络法制化的基础和保障。所有法制的前提都是法律主体的明确，所有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的落脚点也都必然是真实可查的主体，所以，网络实名制一定是互联网法制的基础和前提。推行网络实名制，在国际上来看是有先例的。2009年6月28日起韩国的35家主要网站将按照韩国信息通信部的规定，陆续实施网络实名制，网民在韩国主要网站信息必须先接受身份验证。互联网不是真空，网民在充分表达言论自由时，要对自己言论负责，不得侵犯他人的人格权，而“网络实名制”的实施，可以有效进行监督。

(四)加强引导与监管，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第5篇

1．1社区旅游

社区旅游的主要内涵是从社区的角度进行旅游目的地的规划设计和建设，优化旅游社区结构，实现旅游目的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1］。国外社区旅游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80年代，在社区边缘群体的机会与福利、居民利益、社区旅游影响、社区旅游游客群体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和讨论［2－3］。我国社区旅游基于旅游产业起步晚，其实践和讨论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总结现有社区旅游相关研究，主要从3个方面展开。(1)社区旅游开发的利益协调分析。主要考虑社区旅游开发带来的在政府、居民、游客、边缘群体等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调节问题。张伟等基于乐山市旅游规划实践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旅游开发中的社区关系探讨具有较强的应用性［4］;陈珂等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沈阳棋盘山旅游区中社区居民利益因子进行分析评价，提出应建立居民参与机制及完善相关利益分配机制等建议［5］。(2)旅游开发中的社区参与研究。社区参与的核心在于赋权和机会平等，给予各主体对自身的充分认识和尊重［6］，是社区长远发展、实现效益最大化和长远发展的主要途径。刘德云结合国外相关讨论，总结出包括象征式、咨询式、物质激励式、功能式、交互式和自我激励式等社区参与的类型，并指出社区参与在旅游规划中的重要性［7］。(3)社区旅游开发模式的讨论。目的在于建构一个科学的规划设计方案，确定时域内的规划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形成一个具备综合效益的开发模式。如刘德云所倡导的参与型规划模式［7］、余向洋基于社区旅游连续统提出的徽州古村落社区旅游模式［8］，共同强调了社区参与及社区利益调节在规划设计中的重要性。现行研究也提出并不存在统一的社区旅游开发模式，而是应该根据各区域实际，探索符合当地社区旅游及社区自身长远发展的开发模式。

1．2城市设计之于社区旅游

伴随着旅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旅游开发与城市设计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成为城市设计的新研究方向之一［9－10］。现有社区旅游开发的相关研究逐步将社区参与和社区利益调节等内容融入到社区旅游规划设计中，与万敏等在旅游集散为动力去构筑旅游集散区的规划设计［11］类似，其聚焦点主要还在于旅游开发区本身的空间设计，未能通过总体性的城市设计导入旅游开发以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社区旅游能否持续发展，取决于城镇整体形象、地域特色、民族文化等综合吸引力。因此，社区旅游开发并非个别旅游资源的建设，而是城市整体的系统工程。旅游吸引力的形成也不仅是旅游点的培育，而且还是城镇综合引力的培养。支撑城市设计与社区旅游开发相互联结的理论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旅游规划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经济发展与自然、人文环境的和谐统一，通过科学的城市设计策略带动旅游开发，可避免单纯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短视行为，综合整体城市规划设计和长远经济社会发展。旅游规划理论则强调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并以可持续为目标，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科学的规划设计去带动旅游开发规划，总体性的城市设计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将旅游开发作为城市设计策略下的组成部分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1．3城市设计策略带动集中安置区的旅游开发

集中安置区是伴随重大灾害、国家重大工程带来的移民现象而设立的区域。一般而言，集中安置区将原本社区中的群体集中安置在新型活动区域，或对其活动区域进行改造，是社区再建设的主体。因此，对其进行规划设计和旅游开发是社区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当前研究对于集中安置区的讨论缺乏关于城市设计和旅游开发的综合思考，灾后重建的集中安置区研究在旅游开发和城市设计两者间呈现脱离。在旅游开发上有郑柳青等关于汶川灾后旅游重建的“汶川模式”研究［12］、司马志等对北川县国际旅游城镇的约束条件及核心竞争力的分析总结［13］及张云霞等对绵阳灾后旅游业应对策略的分析［14］等。而在城市设计上，刘利雄就灾后威州主题性城市设计进行了论证［15］，孙彤就北川新县城的规划和设计理念进行了分析［16］。可见，灾后重建方面的研究分别集中在旅游产业复兴和城市设计模式等焦点，匮乏城市设计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的研究。而落脚于灾后集中安置区为主体、以社区为载体的研究几乎没有。伴随着灾后重建的完成，重建后的集中安置区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诉求。因此，在集中安置区的空间尺度上，将社区旅游开发嵌入总体性城市设计中形成社区旅游带动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选取水磨镇为研究载体，介绍其灾后城市设计理念及旅游开发过程，为城市设计与社区旅游开发的融合提供一个可借鉴的模式。

2水磨羌城灾后重建与旅游开发

2．1水磨镇的前世今生

水磨镇位于四川汶川县域西南，距都江堰25km，距成都70km，处于卧龙国家自然保护区与都江堰、青城山两处世界遗产的核心地带。水磨镇交通较为便捷，都汶高速、213国道、三江旅游快速通道穿越而过。境内多为高山峡谷地区，地质结构稳定，岷江支流寿溪河穿境而过。全镇面积89km2，总人口约2万人，少数民族比例较大，羌族和藏族约占总人口的1/4。震前的水磨镇是典型的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区，高污企业达到63家，工业废气、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对同处峡谷的镇中心区域造成较为严重的大气环境和水环境污染。而在长期的发展建设中，由于缺少统一规划，水磨镇面临的问题正如我国千千万万的小城镇一样，缺乏整体规划设计和无序建设，产业发展破坏生态，原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少数民族特色正在悄然失去。在“5•12”汶川大地震中，距震中仅4km的水磨镇受到重创，房屋全部损坏，3/4以上的房屋倒塌，2万人受灾，92人遇难。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造成交通、通讯、电力、供水等重要基础设施完全瘫痪。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援建小组通过“工业外迁，腾笼换鸟”的战略决策和可持续的城市设计策略为水磨镇实现了以家庭小农业、高载能工业转变为旅游业、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结构，跨越式地完成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建成了一座全新的以教育、绿色居住、流通商贸为主的山水环境宜人的服务型旅游小城镇，为在灾后城市设计中导入社区旅游开发、实现产业升级和社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

2．2水磨镇旅游产业发展

灾后重建后的汶川县实现旅游经济从无到有，蓬勃发展的旅游产业使全镇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2012年1—8月期间，汶川县接待游客374．5万人，同比增长79．1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5．61亿元，同比增长96．07%。在汶川县的财政收入当中，目前和旅游相关的收入增长了15%以上，而在地震之前不到1%。与此同时，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综合收入都在稳步上升。相较于汶川县其他集中安置区，水磨羌城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引起世人的关注。2010年4月，水磨镇获得联合国人居署在四川灾区唯一授予的“全球灾后重建最佳范例奖”;其后的第三届世界文化旅游论坛组委会授予其“中国精品文化旅游景区”的荣誉称号;同年9月，通过国家旅游局4A级景区评定，进而成为汶川特大地震后城镇灾后重建中最为成功、旅游人气最旺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俱佳的特色城镇。2011年春节黄金周期间，汶川县水磨羌城吸引了大量游客，平均每天接待游客4500余人次，自驾车辆达600辆。

3水磨羌城集中安置区城市设计

3．1水磨羌城的城市设计理念

汶川水磨羌城位于水磨镇规划范围的东北部，南临水磨大道与寿溪河，是灾后水磨镇安居工程的主体部分。在灾后重建中，水磨镇安置区运用城市设计手法将各村散居农户集中安置，并在复兴羌族文化和发展旅游产业的城市设计理念指引下，将传统羌族风貌元素融入重构城镇风貌中，结合旅游开发配套设施，将整个安置区建设成为了羌族文化鲜明的汶川新羌城。

3．1．1复兴羌族文化。羌族文化是羌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并积累起来世代相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是羌民族最本质的特征。水磨镇灾后重建是复兴羌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绝佳契机。水磨羌城的总体城市设计意在重建过程中促进传统羌族文化复活，在新生的城镇空间中再现传统羌族聚落的活力。通过羌族旅游资源导入的方式，促进羌族文化复兴，增强文化认同感。

3．1．2发展旅游产业。旅游是购买文化、消费文化和享受文化的过程，水磨羌族城市设计立足于羌族文化，利用羌族山水环境，发展旅游产业。旅游产业在水磨羌城建设和发展中具备较强的经济性和文化保育性。以旅游开发为先导，水磨镇可以实现产业升级、保育生态环境、打造地域风貌等一系列城镇发展目标，达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3．2水磨羌城的城市设计方法

区别于汶川县其他小镇的灾后集中安置区，水磨镇安置区在灾后重建中并未按村落分片区处理，而是运用城市设计手法将之前各村散居农户集中，形成一个集中安置社区，并且统一在河的一岸，在此基础上联结公共空间和旅游景点，形成完整的社区旅游资源系统。水磨羌城的城市设计十分注重传统地域风貌元素的挖掘和提取，并结合水磨镇历史实际，在空间布局、民居体系、特色建筑单体和细部构件的选择和运用上，延承了传统羌族历史文化和公共生活的原型。此外，为迎合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水磨羌城将传统风貌元素通过优化变异、尺度转换、功能置换等设计手段，完成了历史与现代的结合与平衡。完整羌城风貌形成了民族特色凸显的城镇风格，带动旅游整体吸引力的提升。在城镇风貌上，水磨羌城安置区借鉴羌族传统民居风格，结合西羌的深厚文化内涵，形成协调统一、民族特色明显的羌寨形象。具体由和谐广场、170幢居民楼、农贸市场等组成，总建筑面积4万余m2。从实施效果上看，设计方案不仅解决了安置区内灾后227户居民的住房问题，还为今后发展震后社区旅游进行二次开发进行了提前规划。灾后水磨羌城的城市设计并非仅将灾后重建视为安居工程，而是在城镇空间中导入旅游产业，实现城市设计与社区旅游开发的结合，带动了灾后生产方式的转变，成为集中安置区居住空间改造与旅游开发结合的“水磨羌城模式”(图1)。

3．3水磨羌城安置区导入旅游的城市设计策略

3．3．1依托现有资源。依河发展的水磨镇呈现典型的山水城市形态，在充分研究规划区现状水系的基础上，新修寿溪湖作为导入旅游产业的重要生态资源，为水磨羌城开展社区旅游创造良好生态基底。以寿溪湖为水磨羌城的自然环境，错落有致的羌族特色建筑与山水之间的景观桥头、休闲广场、码头步道等一系列滨水开放空间构成水磨镇最具特色的地段，是水磨镇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源。通过打造湖面、绿地作为核心景观，建成16万m2的水面和14万m2的绿地，塑造出以湖和绿地为核心的“山地湖滨小镇”的大环境，完善了水磨镇“一心两廊四区”的空间结构。并对整个片区的总体形态、建筑高度、建筑材料、城市色彩、第五立面等要素进行控制引导，使碧绿如翠的山谷、澄静明澈的湖水与古朴美丽的民居相互映衬，形成城市统一完整的形态风貌。

3．3．2利用地形地势。集中安置区的设计主题是“现代羌城”，羌寨选址多位于河谷地区以及河谷两岸半山腰的台地与缓坡，背山面水，坐北朝南，布局严密工整。所以羌族建筑群具有高山立体的、多层次分布的特点，自下而上形成“河谷—半山—高山”的自然形态。规划区内南北自然高差约20m;北高南低，南北纵深最宽处约160m，自然高差约35m。用地北面为连绵起伏的自然山峦，南面临寿溪河，自然的地形地势正好可以用于体现羌族建筑群依山就势的自然生长模式。合理布置安居工程中的建筑单体，凸显羌城的层叠围合感，形成了多层次的天际线以及丰富曲折的临街界面。

3．3．3梳理交通流线。羌城道路既是空间的骨架，同时又是羌城内部的血管。为了延续水磨“禅寿老街”的商业氛围，羌城安置区内的主要道路也呈东西向分布，并且结合山地地形，设计人车分流的交通系统，满足以步行为主的小镇空间尺度要求。安置区虽然以现代居住功能为主，但是为了节省居住用地且符合羌寨聚落的街巷特点，主要道路宽度不应过大，否则破坏建筑群形成的层次感。

3．3．4重构公共空间。震前的水磨镇基本以老街为主要的公共空间，虽然沿河发展，但由于城市建设用地优先，城市建设条件苛刻，单一大街的城市空间结构极为简单，因此震前水磨镇的城市空间规模小，不成体系，且与居住区分离，不易激发人们高品质的公共交流活动。羌城安置区内的开放空间在设计上采用以人为本的概念，以自然生态为主题，利用主要步行商业街之间的区域形成具有不同氛围的开放空间序列。并根据原地形标高，分段设置多个台地，形成多个高差不同的广场组，其间穿插做水景景观、开放式绿化等，满足安置区内居民的休闲、健身、商业活动等需求，同时服务旅游人群。

3．3．5打造建筑“新羌风”。水磨镇为羌族聚居地之一，打造一座复古的羌文化社区是保护羌族古老民居特色的最佳途径，也是吸引广大旅游者的兴趣所在。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商住混合用地形式，大部分安置房户型设计为一层沿街商铺，二、三层为住宅，真正实现“人人有就业、家家有房住、户户有商铺”。供每户独立建设带底层商铺的联排住宅，合理安排室内空间布局，避免了基地高差形成的室内采光问题。建筑风格吸取羌族民居的主要特点，利用局部退台、坡屋顶、材料对比以及具有民族风情的色彩，创造出别具一格的建筑效果(图3)。对于随迁入机构而迁入水磨的居住人口以及部分有住房改善需求的本地居民，规划划定居住用地，建设花园式商品住宅小区以满足住房需求。

4思考与总结

4．1集中安置区旅游导入的优势

4．1．1延承地域传统风貌。集中安置区经由合理的、统一性的城市设计，可充分发掘地域文化元素和风貌元素，将其融入于现代生活，形成地域传统和现代生活相结合的城市风貌。传统风貌是提升区域旅游吸引力的核心要素，是发展旅游的重要基础。在集中安置区导入旅游，可应用城市设计指引传统风貌的保育，延承地域文化传统，实现自然、文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1．2完善各类服务设施及布置。基础设施水平决定着一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发展旅游业创造环境、增强后劲，反之则会成为制约旅游业发展的瓶颈。相较于原受灾农户的分散居住模式，集中安置区经过统一的规划设计(图4)，能够充分合理利用土地，完善交通网络，解决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缺的问题。而各类服务设施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商业、服务业进驻，增强旅游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旅游产业上档升级。

4．1．3人口、产业的集聚效应。集中安置区内聚集了不同行业和不同部门的各色人群，由于乡镇地区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集中安置区内的人口存在着纵横交错的联系，可以覆盖集中安置区中的旅游服务的不同环节，共同完成旅游产品从开发到销售的全部过程，在纵向上完成旅游者“食、住、行、游、购、娱”的全部要求。尽管在个体之间存在着专业化分工和生产环节的分离，但所有生产、服务环节都集中在集中安置区内，这样更刺激了集中安置区内多种产业发展，繁荣该地段经济，从而提升该地段区位优势，形成稳定的旅游客源市场。

4．1．4集中解决就业问题。土地资源是农民的生产资料，承担着农民的生存保障。灾后重建迁入集中安置区的失地农民面临失去土地和土地置换等一系列问题，失去生产资料和生产半径增加将直接减少农民的收入来源，威胁农民的生活保障。震前水磨镇是一个典型的高污染工业小镇，境内60多家水泥厂、铁厂、硅厂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支撑着约1．5万农民一般的家庭收入。而集中安置区中开发旅游产业将产生相当数量的岗位，需要由迁移至安置区内的劳动力来提供，这样既解决了灾后失地农民的就业、生存问题，也加快了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实现新农村建设的“退一进三”。

4．2结语

第6篇

【关键词】网络广告；虚假违法广告；不正当竞争；法律规制

一、我国网络广告的法制建设

（一）对网络广告的界定

2001年5月1日实施的《北京市网络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所谓网络广告，是指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通过互联网在网站或网页上以旗帜、按钮、文字链接、电子邮件等形式的广告。2002年2月颁布的《浙江省网络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第2条也作了相同的概念界定。

（二）对网络广告的审查责任

《广告法》第4章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广告的审查制度，主要分为两部分：行政性审查和广告经营单位的自我审查。前者是指媒体药品、医疗器械、农药、兽药等商品的广告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进行审查的其他广告，必须在前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查，未经审查，不得；后者是指广告经营者和广告者都有义务对广告主查验有关证明文件和核实广告内容，对于内容不实或者证明文件不全的广告，广告经营者不得提供设计、制作、服务，广告主不得。可见，目前的广告法律法规对传统媒体违法广告的认定以及违法责任已经规定得比较完善；也就是说，传统媒体在经营、广告时的自我审查自然也比较严格。但网络环境中，广告主体界限模糊，对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ICP（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等的法律责任的认定存在很多争议，现有的法律法规尚不能很好地规制这些违法行为。因此，许多网络运营商往往为了眼前利益而放松对广告主体、内容等的审查，自我审查不力，行政审查更是十分困难，广告监督管理部门急需督促和监督ISP、ICP等，认真履行网络广告审查义务。

（三）虚假、违法网络广告的法律责任

《广告法》第5章详细地列明了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尤其要注意的是第38条之规定，法条对广告主体以及相互之间责任承担的规定是清晰明确的。但是在网络环境中，责任主体、责任性质等又变得扑朔迷离。有些学者主张将ISP列入媒体经营者范围，强调ISP作为网络广告的经营者或者必须对广告等内容承担连带责任。但实际中，ISP扮演的并不仅仅是消息传播者的角色，对于只提供链接服务的ISP，它仅为网络广告的传输提供信息通道，对广告的产生并无直接或者间接的参与。因此，一旦苛求所有的ISP来承担网络广告的管理责任，势必迫使ISP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对网络进行监管，此耗费之巨大、事务之琐碎、程序之复杂，恐怕难以承受。一味对其实行严格责任，亦有碍网络广告业的蓬勃发展。因此，我国现行《广告法》对网络广告中的ISP应履行何种义务、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应做出新的适应性规定。

由上可知，互联网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网络广告的兴起也是势不可当，如何让网络广告健康有序地发展已是刻不容缓。时至今日，网络广告的飞速发展，已使得相对保守的法律规范远远落后于实践的需要。

二、我国网络广告法制存在的不足

网络广告是通过计算机互联网来与传播的广告，由于其媒体的差异，网络广告具有许多现有的广告管理法规和审查标准所无法包容的新的特点，如内容的可变性、数量的无限性、区域的不可控性、空间的无限制性等，使得网络广告的信息传达更具复杂性，传统媒体广告的有关法规不能完全满足网络广告监管的需要。因此，网络广告带来的、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网络广告规范相对落后、存在法律空白

我国的《广告法》对广告的调整是建立在“三分广告主体”并赋予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各自权利、义务及责任基础之上。其定位主要是针对以传统的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传播为基础的商业广告，三种主体之间的界限十分清楚。依据《广告法》第2条规定“广告主”系指为推销商品或者提供服务，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设计、制作、广告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这样一种法律规范和管理制度下，国家对广告经营者和广告者的行为便于控制，对广告的监管和控制也有章可循。但是，在互联网上，任何拥有网络使用权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都可以从事广告业务。许多ISP（网络服务提供者）和ICP（网络内容提供者）还通常集广告主、广告、广告制作和于一身，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网上为自己的企业作广告，同时承接其他企业的网络广告业务。主体身份的混同，打乱了广告市场的秩序，否定了《广告法》对广告的监督管理，使《广告法》对广告主体的界定及规制方式，对于网络广告已不具有实质性意义，为虚假网络广告的产生留下可乘之机。

（二）法律适用存在障碍

应该说，立法机关在广告法的制定之初也有一定的先见性，对未能预见到的可能情况做了设定，以填补立法的不足。诸如《广告法》中就规定“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所提供的服务的商业广告。”规定了“一定媒介或形式”。《广告管理条例》对媒介的形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列举规定。而《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不但列举了七大类的广告形式，还设置了兜底条款“利用其他媒介和形式刊播的广告”，该细则扩大了法律适用的范围。从立法上说，对广告的界定笼统地使用“一定媒介”、“等媒介”、“其他媒介或形式”等外延较宽的模糊词语，为缓和法律的滞后性与科技高速发展的矛盾，扩大法律的适用范围是有利的。但是，在网络成为重要的媒体形式的前提下，却对网络广告的适用范围没有明示，造成网络广告游离于广告法监管之外。如，网络广告的需要ISP等中间交易平台提供技术的服务支持，要规范网络广告自然要解决载体的规制问题。但是，《广告法》第26条第2款：“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的广告业务，应当由其专门从事广告业务的机构办理，并依法办理兼营广告的登记”。这就是说网络服务商从事广告业务，是不需要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工商管理部门也就不能通过登记方式，来赋予网络广告者一定的法律义务。一些经营网络广告的综合网站，由于不具有广告经营资格，为了免责，在进行自我宣传和为他方提供平台服务时，大都采取合作协议书方式，而不是《广告法》所规定的正式广告合同，一旦发生冲突，合作协议书就成了解决纠纷的主要依据，往往具有格式条款性质的合作协议难以做到公平合理。

（三）管辖权难以确定

传统广告由于受国界的限制，一般由国内法管辖，即使跨国广告，也是由本国或由他国法律管辖，一般不会发生法律适用冲突问题。而对于网络广告，因超地域的限制，法律适用和行政管理权的冲突比较明显。从客观原因看，网络广告可能涉及多个国家，无法将其分割为几个部分，又由于各国立法的差异，不同国家对同一广告内容的态度可能完全相反（比如，在某些西方国家，黄色网站竟是网络广告最活跃的载体之一，就是因为他的点击率高。在我国却为法律和道德共同禁止）。同一广告在不同国家因引起的诉讼也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判决结果。在执行问题上，即使一国法院判决国外一方败诉，但是往往难以执行。正是这种法律管辖与适用的国际性冲突使得一些商家有意规避法律，使得网络广告很难通过一国的法律来解决。因此，在对网络广告进行法律规制时，各国的立法都显得苍白无力。

三、完善我国网络广告法制的对策

广告的真实性是广告的生命，真实性是网络广告监管的核心，也是网络广告监管的关键问题。广告规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通过种种措施，保证广告信息传达的真实性。而就目前网络广告的发展来看，监管不能只靠政府部门，它需要立法机关、政府管理机关、网络用户、网络广告商和网站经营者的共同参与。具体而言，网络广告的规制措施主要有：

（一）重新构造网络法律关系

我国现行的是1995年颁布的《广告法》，制订之初主要是针对以传统的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传播的商业广告。根据该法第2条规定，广告主是指为推销商品或提供服务，自行或委托他人设计、制作、广告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广告经营者，是指受委托提供广告设计、制作、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广告者，是指为广告主或者广告主委托的广告经营者广告的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依照这样的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的界定以及他们的职责显而易见也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对于网络广告来说就不适合了。因此应制定一个网络广告的暂行管理办法，要有一个资格认证，要确立一个经营网络广告的市场准入条件，按照有关的规定，严格规范网络广告内容。“传统广告行为主体之所以要清晰明确的定位，不允许媒介及新闻出版机构承办广告业务，重要的原因是为了防止这些单位利用自己特殊地位和活动中的优势产生不正当竞争，以保证广告活动健康有序的发展。而在网络环境中，可以说人人都可以广告，也就是说广告的便利对所有人来说是一样的。将网络广告活动中的各个主体资格的认定要有所调整以适应网络环境，因为没有理由用广告法去禁止广告主利用自己的网站去宣传自己。这种恰当的宣传行为既无害于国家、消费者，又不会损害竞争者的利益而且还有利于广告主自身。禁止的结果将使网络环境压制这种技术的采用。这样做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但对于在网上广告的行为要管理，其内容应当是规范的内容。按现行广告法的规定将整个广告活动分为不同竞争的部门，由专门机构来完成，对网络广告来讲非常困难。一方面在技术上如果要对所有广告都进行管理和限制，广告的监督管理机关根本应付不来；另一方面由于网络广告的数量巨大，要对广告信息处理进行确认和登记是不现实的。”

（二）建立完善的网络规制机制

只有法规，没有合理有效的规制，法规充其量只是一纸空文，网络广告无法无天的局面仍得不到很好的控制。所以要预防一切网络广告的负面影响，除了有法规以外，最根本的就是对网络广告的经营者、者、广告的内容、的形式进行一定的规制。而实行规制的主体就是政府。政府对网络广告的规制的主要职能，是对网络广告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产权界定和保护。产权界定的核心内容就是保护各个网络广告活动主体在市场竞争中所拥有的注意力资源。

目前，市场经济中的中介组织作为政府与市场、市场与社会、政府与社会之中介环节，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中介组织基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延伸；二是公共服务性组织；三是按照市场运行规则的营利性中介组织。网络广告市场经济规制的形成，根据上述中介组织的分类，依托政府对广告规制机构的职能转型为切入点，建立以国家权威的管理机关规制为主、第三方中介组织（指以营利为目的的按照市场运行规则设置的社会监测机构）为辅、企业自我监测和企业相互监测相结合的网络广告有效规制体制和监管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

1．确立网络广告市场准入制度。由政府机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条例和一系列政策命令确认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资格，对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市场准入进行规制。制定全国统一实施的《网络广告管理条例》，确立网络广告经营者的市场准入制度。只有领取《广告经营许可证》才能从事网络广告业务。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立法。从地方性法规来看，《北京市网络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对此作了规范。《办法》第5条规定，“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为他人设计、制作、网络广告的应当到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广告经营登记，取得《广告经营许可证》后到原注册登记机关办理企业法人经营范围的变更登记。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为他人设计、制作、网络广告。在网站自己的商品和服务的广告，其广告所推销商品或提供服务应当符合本企业经营范围。”北京《办法》规定的备案登记和网站域名的注册登记制度，以及审核颁发《广告经营许可证》制度，确立了网络广告的市场准入条件，但其规定不细、效力等级也低、适用范围较小，影响不大。在美国，做网络广告时，必须得到FCC（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批准，FCC的许可证每年都要更新。我们可以借鉴立法，规定ISP和网站从事网络广告经营活动应依法得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并领取具有一定期限的许可证，在国家工商总局设立网络广告自动“报备”系统，“报备”是一种资格认定或追究的备案。

2．保障网络服务中介机构健康发展。ISP（互联网接入服务商）、ICP（互联网内容服务商）是网络运行与管理的重要环节，离开了ISP、ICP，政府就无法对网络实施有效的管理，因此在加强制定网络广告法规的同时，也应注重保障ISP、ICP等网络服务中介的健康发展。从事电子商务的网站有两种主要类型，一类是网站自身进行网上销售或者提供服务，成为交易的一方主体，比如网上商城，一类是网站（网络服务商）提供综合性或者行业性的虚拟交易空间，会员或者客户通过其进行交易，这种网站一般被称为交易平台，比如易趣网、阿里巴巴等。前一种情况下，网站相当于传统的卖家，其承担的义务在传统法律框架下基本能够解决。但对于后者争议较大，首要的一点就是网络服务交易平台，是否属于广告经营者或者广告者的范围问题。（1）谨慎认定网络广告服务中介的责任。目前，对于交易平台的地位和作用，学术界倾向于网站与利用交易平台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8条所规定的“展位租赁台”或者“柜台租赁”关系。网站交易平台在电子交易中的义务和责任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网站与会员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一是网站作为交易平台在当事人双方交易过程中承担的义务和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在对ISP、ICP等网络广告交易平台的法律责任认定上应谨慎行事。因为一旦苛求ISP来承担网络广告管理的责任，势必迫使ISP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对网络进行监管，其经营成本势必转嫁给消费者，网络发展也势必要受到阻碍。笔者认为，应确定ISP不只是在“明知”或参与了网络虚假广告的制作及活动时才承担责任，而是，在“应当知道因重大过失而不知”的情况下，也应承担责任。所谓“明知”是一种故意状态；“应知”（应当知道而因为过失不知道）是一种重大过失的主观状态。之所以将“应知”的行为与“明知”的行为同等对待，是因为在私法理论上，重大过失相当于故意，即与故意产生相同的法律后果。而且，“应知”本身不能排除“应知而非因重大过失”的情形，对此种情形也象故意那样追究责任对于行为人是过于苛刻的。在理论上，根据行为人欠缺注意的程度不同，过失分为具体的过失、抽象的过失和重大的过失三种。并分别有不同的标准。具体过失是指行为人欠缺平常处理自己事务所具有的注意；抽象的过失是指欠缺日常生活必要的注意；重大过失是指显著地欠缺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由此，将ISP的过失严格限制在“重大过失”的范围内，即“显著地欠缺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的情况下应当知道而没有知道的也应承担责任。（2）合理使用避风港规则。国际公认的避风港规则是指，对提供信息定位服务的ISP，包括搜索引擎服务商，可以在特定条件下使用避风港，不承担侵权责任。使用避风港规则必须区分以下两类性质的行为：第一类性质的行为是指普通搜索，获得服务商随机产生的搜索结果的行为。比如，在google或百度首页的搜索框内输入一个关键词，搜索引擎根据自身所依赖的搜索技术，搜出很多网站，或者有链接的文件。第二类性质的行为是指除了普通搜索模式外，对系统自动搜出的链接人为地加以组合、归类、排列和系统化。比方设置流行歌手列表或流行歌曲排行榜，用户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这种经过高度组合、归类、排列和系统化的栏目，找到心仪的歌手及其歌曲。

（三）加强网络广告立法，尽快完善网络广告法律规范

对网络广告规制的最有力的手段是法律手段。1996年2月国务院、1997年12月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及1998年12月的《实施办法》以及其后相继制定和颁行的一些部门规章，为计算机网络管理提供了一些法律上的依据。2000～2001年北京、上海、广州市相继出台了《网络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对网络广告真实性及网络广告真实性监管制定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但是，它们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后作为法律在全国范围推广。国家工商局已经从2002年初开始着手制定互联网广告法规，并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选择一批知名度较高的网络公司，如新浪、中华网等，进行互联网广告经营登记试点，有关制止网络虚假广告和不正当广告竞争行为的法规有望在2002年年底出台。 作为调整广告业的《广告法》和维护市场秩序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网络广告主的界定没有作专门的规定。因此，为了规范网络广告行为，防止虚假网络广告的出现，当务之急是对上述三部法律进行必要的修改，规范有关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在设计、制作、网络广告中的行为。将网络广告纳入其规范范围。

（四）解决网络广告的管辖权

网络广告的监督管理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课题，随着网络广告业务的发展和问题的累积，是时候考虑制订一部专门针对网络广告问题的国际法律规范了，否则缺乏相关的国际法律规范作为武器，无论是管理机构、网络广告活动主体还是广告受众都会觉得不便。在此类国际法律规范没有出来之前，在发生国际管辖权冲突的情况下，可以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管辖。关于管辖权确定、法律适用、调查取证和责任追究等问题，我们可以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对于国外主体，我国的广告管理机关无权管理他们的市场准入、资格认证等问题，但对其虚假广告、垃圾邮件、侵犯隐私权等给我国受众造成损害的，可以根据有关国际法和属地法规定，在我国国内有分支机构或机构的，适用我国法律，由其位于我国境内的组织或者分支机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在我国内没有分支机构和组织的，按照相关的国际法或者国际惯例处理。而具体到一国国内，由于互联网对地域的“弱化”，通常违法行为人与网络广告的数据所在服务器并不在同一地区，这就带来了管辖机关的不确定性，甚至相互推诿的情况，增加了网络广告治理的难度。对于管辖机关的确定标准，笔者认为，应以“属人主义”为原则，理由是法律对社会危害行为实施制裁终究要落实到具体行为人身上；同时以“属人原则”实施管辖便于案件的调查取证，处罚以及处罚的执行，能够降低办案成本。另外，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者还应该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被控风险。在国际间未就网络广告管辖权问题取得一致的见解之前，企业在从事网络广告活动时，应该注意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免因为各国或各国地方政府扩张管辖权的措施，而面临在全球各地诉讼的困扰。为了降低管辖权的风险，根据各国的司法实践，广告主与广告经营者应该特别注意其网络广告行为，即注意广告的内容，避免以其他地区或国家为对象，限制网络广告以外的促销与广告。

四、结语

网络广告监管是全球广告界所共同面临的难题。网络广告监管并没有现成的模式，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网络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网络广告作为一种广告形式并不成熟，在发展过程中，还会不断出现许多新的问题，网络广告监管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做出新的调整。监管的力度应既有一定的威慑力、可有效防止违法，又不至于捆住众多的网络经营者和网络用户的手脚、扼杀竞争活力。网络广告监管的实质需要正确处理好发展与规范的辩证关系，在发展中规范，使网络广告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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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翔珠．网络广告的法律问题探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1）

[4]岳淼．捕捉网络营销的拐点[J]．新营销．2006（6）

第7篇

教学评价标准是教学工作的指挥棒，当然也直接影响着教师的教学设计。教师在教学设计的过程中往往要遵从于教学评价标准。这里的教学评价标准至少包括学院的教学评价标准和教师自我的教学评价标准，以前者作为主要。目前法律类职业院校的《社区矫正》课程评价标准还不够科学。主要表现在评价主体单一，评价内容不客观，评价方式过于简单等问题。传统的教学设计评价标准有：教学状况，教学态度、学习效果等方面。旧的评价对象以教师讲得好不好为评价标准，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的课程目标，以语言文字为主要表现方法；这必然会出现学生反感、教师反感、师生恶性互动的教学模式，所以要改变旧的教学设计就必须首先改变教学评价标准，这也是以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必然要求。新的评价标准要做到课程必须以学生为主体，突出能力素质目标，课程的内容要以项目和任务的方式体现出来。

2法律类职业院校《社区矫正》

课程教学设计要坚持的理念法律类职业院校《社区矫正》课程的教学设计要遵从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要达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要求，同时也要适应社会发展，满足行业需求。所以法律类职业院校《社区矫正》课程的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不能再走知识本位教学设计的老路，而是要以能力培养的规律为主线，体现能力本位的教学设计观念。《社区矫正》课程的设计要以当前我国社区矫正职业活动为导向，要以社区矫正工作过程为导向，以工作任务为载体，突出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目标。

3法律类职业院校《社区矫正》课程教学设计的原则

3．1主线：职业能力培养

法律类职业院校的《社区矫正》课程的教学设计要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系统设计课程内容。当前，一些法律类职业院校的《社区矫正》课程教学设计中出现的问题都和偏离职业能力培养的主线有关。比如，在教学设计中知识不系统，导致教学质量低下，发展后劲不足；学生的学习目标不明确，参与度不够等。要改善这些不良现象就要系统化的设计整个教学内容，采用以问题来引导学习，关注教学方法改革，加强教学引导，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3．2载体：项目和任务

项目课程是有效实施能力本位教育思想的一种课程模式。它的开发要以工作任务分析为基础，以典型产品或服务项目为载体，让学生有效地掌握工作任务。以项目为单位组织教学内容；教学设计和内容选取要以任务为参照点。《社区矫正》属于法律类的课程，很多教师认为这样的课程不像理工类的课程能够采用项目教学法。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准确的认识。项目任务驱动教学方法并没有明显的选择对象，并不是理工类课程的专享。仔细分析《社区矫正》这门课程不难发现，在整个社区矫正的过程中可以概括为“评估接收，监管改造，解除终止”等几个大的项目。每一个项目都有若干个子项目，而且每一个子项目都有很明确的工作任务。换句话说，这是一门实务操作性强的课程，虽然有理论部分，但是项目任务驱动教学依然可以采用，而且非常实用。

3．3主体：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在法律类职业院校中，也许你也听到过这样的声音：“这些高考的失败者”；“课堂注意力难以集中，15分钟的学习热情”；“不会学习、不善于学习”等。也许有些教师会有这样的困惑：“这样的学生让我怎么教？”。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清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区别。普通本科及其以上的教学是要学生适应教师和教育内容；而职业教育是教师寻找适应学生的教学方法。所以，法律类职业院校的教师要及时转变角色，由教材的讲解者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的指导者、活动的组织者；转变学生地位，由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学习活动的主体、参与者、探究者、意义构建者。转变教材作用，由作为学习对象，转变为学习者获得知识与技能，发展认知的学习资源。

4法律类职业院校《社区矫正》课程教学设计的保障

4．1政策保障

法律类职业院校的《社区矫正》课程在教学设计方面需要有很多政策的支持。大的方面比如说需要打开学生就业出口，打造名牌学院等，进一步提高教师职业成就感。小的方面比如说制定有关教学方面的政策，为提升教学质量提供好保障。

4．2经济保障

目前我国高校依然在不断的扩招，法律类职业院校也如此。所以加大经济投入已经成为维护学院正常运转的需要，当然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需要。法律类职业院校的《社区矫正》课程的教学设计也需要资金的支撑。

4．3资源保障

第8篇

英美法系主要采用了“分离实体”模式，此模式实际上包含了三个相互联系的原则：第一，集团中的各个组成公司都具有独立的法人格；第二，各组成公司中的股东都承担有限责任；第三，各组成公司中的董事都只对本公司负责。因此，虽然公司集团中的各组成公司被其他公司控制，与其他公司共同从事集团的业务，但是，它们都是分离的个体，独立地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其法律地位与单个孤立存在的公司并无太大差别。

显然，这个模式直接决定了公司集团的有关法律规则。比如，各组成公司的债务都是该公司自己的债务，而不是公司集团的债务，与其他公司和整个集团无关。其次，在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各组成公司都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契约，其母公司并不自动地成为缔约方。同理，母公司在计算自己的利润时，不能将其子公司的留存利润包括在内。最后，如果某个组成公司将第三方的秘密信息传递给其母公司，则可能违背其对于第三方的保密义务。

对于各组成公司的无担保债权人而言，这个模式有利有弊。一方面，此模式能够有效地保护无担保债权人。由于各组成公司都是分离实体，因此，一家公司的无担保债权人无须担心其他公司的财务状况。反之，如果各公司承担相互的连带债务责任，那么，债权人承担的风险就增大，需要调查和监控各个公司的财务状况，从而增加贷款成本。当然，现实中，债权人通常会要求提供担保，从而降低了该模式保护债权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该模式也有可能不利于无担保的债权人。公司集团之间各公司可以合法地相互转移资产，以使得整个集团的商业利益最大化，这正是前一节中谈到的利用公司集团形式进行经营的一大优势。但是，这显然会影响无担保债权人的利益——公司可以轻易地将资产转移到其他公司，从而规避自己的债务偿还责任。当然，债权人可以通过要求担保获得保护；对于无担保的债权人而言，可以求助于“揭开公司面纱”规则，否认某家具体公司的法人格而要求其控股公司偿还债务。

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大陆法系国家采用了“单个企业”模式。与“分离实体”模式不同，“单个企业”模式将公司集团视为一个单一的经济体，该经济体的目标是提升集团的整体财富，各组成公司需要服务于这个总体利益。根据“单个企业”模式，公司集团的法律规制呈现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从管理上看，公司集团总部可以为了集团的整体利益而统一协调部署下属公司的经营，甚至可以要求某些下属公司作出牺牲。第二，各组成公司的董事对公司集团总部或整体承担信义义务，而不是对于自己任职的具体公司负责。第三，母公司对于其破产的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无论该子公司是否被全资控股。

从现实角度看，与“分离实体”模式相比，“单个企业”模式更加准确地反映了那些治理结构高度集中的公司集团的经济运营和组织架构。有些公司集团总部的经理将集团作为一个单一企业而运营，从集团整体的角度出发制定经营目标和策略，规划各组成公司的设置和角色，而各组成公司被视为总部的下属部门而已，执行总部派发的任务，服务于集团的整体利益。在商业运营中，他们以公司集团的名义对外借款，然后总部进行协调，将款项分派给具体的公司；出于集团整体战略的考虑，总部可能允许某些下属公司亏损运营，或者注资不足；如果需要，总部可以在各下属公司之间转移资产和债务，当然，转移的手段和名目繁多，比如以“利息”、“利润”以及“管理费”等名义转移，或者干脆在集团内部以非商业的条款相互提供贷款，担保和进行其他相关的财务安排。

另外，“单个企业”模式也更好地反映了与公司集团进行交易的债权人的预期。这些债权人通常都认为自己是在与整个集团进行交易，而不是具体的组成公司，从而可以依赖集团整体的信用。

但是，该模式也存在重大问题。首先，如上所述，母公司需要为破产子公司承担债务责任，但是，如果此规则在适用时被绝对化，那么，公司集团中的母公司就可能需要为所有的集团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而不论该公司集团的具体组织架构。比如，如果某个公司集团的治理结构并不高度集中，某些下属公司具有很大的经营自，那么，不分青红皂白地让母公司为所有子公司埋单就未免有过苛之嫌。其次，由于第一个问题的存在，公司集团总部为了减少风险，加大对于下属公司的监控，就不得不采用高度集中的治理结构，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治理结构的经营效率并不高。换言之，公司集团为了减少法律风险而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最后，对于母公司的无担保债权人而言，如果母公司对于所有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这无疑会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债权。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有利于子公司的无担保债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