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9 09:22:1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中国艺术史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论文摘要黄淮海平原区是我国最大的玉米集中产区，总结该区常见的一年三熟玉米栽培模式，以期为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玉米生产提供指导。
玉米是我国种植面积第三、产量第二的粮食作物，是我国主要饲料粮和部分地区的主要口粮,目前已发展成为粮、经、饲兼用作物，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根据我国玉米的分布地区和种植制度的特点，结合各产区的农业自然资源状况，以及玉米在谷类作物中所占的地位、比重和发展前景，把我国玉米划分为6个产区。其中，黄淮海平原区是我国最大的玉米集中产区，该区常年播种面积占全国40％以上。在黄淮海平原，最常见的玉米栽培方式是一年三熟种植模式。总结该区常见的一年三熟种植模式，以期为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玉米生产提供指导。
1马铃薯－玉米－大白菜三种三收高效栽培模式
该模式是根据土豆、玉米、大白菜的生产特性,合理安排茬口播期创造出来的一种新模式。3种作物在生长期间优势互补利用,又不互相影响,较好地实现了一年三种三收。马铃薯于3月中上旬播种（栽植密度每公顷7.5万株左右），种薯选用优质、高产、抗逆性强的脱毒种薯克新1号、大西洋、荷兰15、紫花白等品种，8月中上旬收获；玉米于4月下旬至5月上旬播种（栽植密度为4.05万～4.20万株/hm2），选用丹玉39、丹科2151、冀玉9等生育期较短的中早熟玉米品种，8月下旬至9月上旬收获；大白菜于8月上旬播种,选用优质、高产、抗病、耐贮的中晚熟品种,北京新3号,冀菜3号及水师营6号等品种，8月下旬至9月上旬定植（用种量1.50～1.88kg/hm2）,11月中旬收获。该模式下，一般每公顷产马铃薯35175kg、玉米7590kg、大白菜115890kg,3茬合计产值为62047.5元,纯收入为4.97万元。该模式技术简单、投资少、效益高，推广前景广阔，适于河北省唐山地区发展。
2草莓－玉米－后季稻种植模式
该模式是在麦－玉米－后季稻种植模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高产高效种植模式。该模式中，10月中下旬移栽草莓，草莓品种选用“宝交早生”，起垄栽培（垄底宽95～100cm，垄顶宽40～45cm，垄高23～25cm），栽植密度为8.70万～9.15万株/hm2（株行距23cm×28cm）；3月下旬播种玉米，玉米品种选用早熟品种掖单4号，栽植密度为6.75万株/hm2；6月5日前后落谷，于7月25日前后抢栽后季稻，后季稻品种选择武育粳3号，移栽株距10cm、行距18～20cm，密度为240万～270万株/hm2。该模式下，一般每公顷可产草莓12～12.75t、玉米5.62～6.00t、水稻8.25～9.0t。该模式经济和社会效益十分显著，适于江苏如皋地区发展。
3大棚草莓－春玉米－秋西瓜高效种植模式
草莓于8月底9月初移栽（株距为25cm），元旦前上市，选用早熟、果大、质优的品种日本丰香；玉米于2月上旬套播（采用穴播方式进行点播，株距为20cm，每穴播2～3粒种子）在草莓畦垄中，5月底6月初采收上市，选用早熟品种糯96；秋西瓜于6月上旬育苗，7月初定植(栽植密度为7500株/hm2)，8月20日左右上市，8月25日前采收结束，选用特早熟品种特小凤。该模式下，一般每公顷产草莓26.25t、春玉米11.25t、秋西瓜15t，折产值22.5万元，纯收入15万元。该模式经济效益极高，为江苏吴江及条件相似地区发展所首选。
4菠菜－地膜玉米－白萝卜一年三熟种植模式
菠菜于11月上旬播种（用种量37.5kg/hm2），选用圆叶菠菜品种，11中旬出苗，翌年3月中旬开始采割，4月中旬收获完毕；玉米于3月下旬播种，选用早熟品种，栽植密度9万株/hm2（株行距20cm×50cm），7月中旬收获；白萝卜于8月上旬玉米收获后播种（用种量5.4kg/hm2）,选用象牙白、露头青等品种，栽植密度12万株/hm2，10月初开始收获，11月中旬收获完毕。该模式下，一般每公顷可收获菠菜10.5t、嫩玉米棒7.5万～9.0万个、白萝卜7.5t以上。该模式简单、操作方便、见效快，适于河北省邯郸地区发展。
5鲜玉米－鲜玉米－绿叶蔬菜种植模式
大棚春玉米于2月中下旬播种，地膜春玉米于3月中旬开始播种；秋玉米于7月20日开始播种，至8月10日播种结束；绿叶蔬莱一般9月中旬～10月中旬播种，10月20日左右（秋玉米腾茬后）逐步移栽。该模式下，一般每公顷春季鲜糯(甜)玉米收入1.44万元、秋季鲜糯(甜)玉米收入1.275万元、绿叶蔬菜收入2.475万元，全年合计纯收入4.44万元。该模式适于江苏吴江及其他长江下游地区发展。
6小拱棚黄瓜－鲜玉米－花椰菜高效种植模式
3月上旬定植黄瓜（栽植密度7.5万～9.0万株/hm2），选用早熟、优质抗病品种,如鲁黄瓜4号、津优3号等品种；黄瓜收获前10～15d套种玉米（定植密度5.25万株/hm2），选用株型紧凑、透光性好、早熟适宜密植的品种,如鲁单981、农丹5号或糯玉米等；6月上中旬黄瓜拉秧,7月下旬在畦内定植花椰菜（定植密度3万株/hm2），选用生育期短、耐热、抗病、适应性强的品种,如荷兰早雪球等。该模式下，玉米与黄瓜共生期一般为10d左右,要加强玉米早期管理,及时间苗,黄瓜拉秧后及早中耕松土；秋花椰菜与玉米共生期30～40d,要根据各自生长特点进行田间管理。该模式既(下稳定了粮食生产,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适于山东省定陶地区发展。
7油菜－花生－糯玉米立体种植模式
采用油菜、花生、糯玉米高效立体种植模式，即秋播纯作油菜，翌年油菜杆收获后，下茬播种花生并间作孺玉米。10月下旬移栽油菜苗（栽植密度13.5万～15.0万株/hm2），翌年5月下旬，油菜腾茬后，栽植花生（栽植密度13.5万～15.0万穴/hm2），选用中熟、高产、抗病品种，并于5月下旬到6月上旬分期播种糯玉米，选用口感好、矮杆、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品种。8月中旬采收糯玉米（栽植密度1.95万株/hm2），9月下旬收获花生。该模式下，一般每公顷可产油菜籽3000kg、花生5250kg、鲜糯玉米棒6750kg。该模式经济效益较好，适于江苏各地区发展。
8地膜马铃薯－玉米－萝卜三收三种种植模式
马铃薯于2月底至3月初播种（用种量1.5t/hm2），播后覆盖地膜，马铃薯品种选用费乌瑞它，定植株距25～30cm、行距30cm，栽植密度6.75万株/hm2，6月底收获；玉米于5月底～6月初播种，品种选用郑单958，栽植密度6.0万～7.5万株/hm2，9月中下旬收获；7月上中旬，在收获后的马铃薯茬上播种萝卜，品种选用3尺白，株距30～35cm，10月上中旬收获。该模式下，一般每公顷可产马铃薯25.5t、玉米8.25t、萝卜52.5t，折产值3.75万元，比单种小麦、玉米产值高2.25万元。该模式适于河北栾城地区发展。
9马铃薯－玉米－木耳立体栽培模式
马铃薯于3月中下旬播种，栽植密度5.7万～6.0万株/hm2；玉米于4月底播种，栽植密度为7.5万株/hm2；6月中旬马铃薯收获后，在玉米行间排木耳栽培瓶，密度为30万瓶/hm2。该模式下，一般每公顷产马铃薯29.26t、玉米8.2t、木耳33t以上，纯效益为7.5万～12.0万元。该模式能够有效利用空间，提高复种指数，提高土地利用率，适于山东各地区及其他条件相似地区发展。
10马铃薯－玉米－菜花间作套种模式
该模式采用带状栽培，带宽115cm，起垄栽培，垄宽60cm。3月中旬在垄上地膜种植2行马铃薯（选用脱种克新1号、早大白等），大小行距分别为80cm和35cm，株距为24cm。5月上旬，在马铃薯80cm的空背上播种1行撮玉米（选用3138品种），玉米行距230cm，撮距30cm，每撮留3株。马铃薯收获后，2行玉米间腾出230cm宽的空闲地带栽一茬秋菜花（选用适宜秋季栽培的日本雪山品种）。菜花另设育苗畦，6月下旬播种，7月中旬分苗，8月中旬定植，株行距为45cm×50cm。该模式下，一般每公顷产马铃薯37.5t、玉米7.575t、菜花22.5t，总产值3.45万元。该模式解决了人多地少、粮菜争地的矛盾，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和经济效益，适于在河北省土地肥沃，水利灌溉条件优越地区发展。
参考文献
［1］朱普平，郭景隆.“蚕豆+青菜/春玉米+地刀豆-秋玉米”立体种植模式及经济效益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0，28（4）：444－445.
消费时代的艺术变化
视觉艺术在消费时代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视觉消费化，二是泛媒介化，三是消解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的界限。
1、视觉消费化
视觉消费化，隐含了视觉艺术经典语言在消费时代的“白话化”和视觉图像刷新的快节奏性特质。在消费时代，消费文化的视觉可感性在不断刷新受众的视觉印象，追逐刺激暴烈的图像逐渐成为视觉艺术家的创作目的。wwW.lw881.com从消费信息的营销理念出发，艺术比任何时候都强调它的视觉感受。特别是非常态美感的视觉冲撞，语言和媒材由此从表述的功能中独立出来，显示出视觉艺术家在文化营销中强化感官刺激的企划策略。
在这个消费时代，传统绘画的文化叙述也常常演变为视觉快餐。比如传统文人画的荷花是“文化符号”的荷花，不论的荷花还是老缶的荷花，他们的作品并不在于表现荷花的真实性，而在于用个性化的笔墨表达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格寓意或文化隐喻。在消费时代，这个“文化符号”的荷花却逐渐演变成“视觉符号”的荷花。如在张桂铭的作品中，不论荷叶、莲蓬还是水鸟、游鱼都被平面化地切割分离，作品像色彩分割派那样将碧绿、粉绿、中黄、土黄、普蓝、土红填涂在分割的块面中，以显示对象中本不存在的斑斓的色彩。这种以草书用笔编织的线与色块的构成，已无关荷花本体形象的表达，重要的是能否产生新的视觉冲撞。
作为传统中国画的媒介语言，笔墨是传达艺术主体精神和情感的重要载体。但进入视觉消费时代，传统文人画笔墨不仅被还原到没有文化身份的“水墨”和“彩墨”，而且追求画面外在形式感的新鲜刺激，由此把“图式个性”作为当代中国画最重要的创新课题。所谓图式个性，是指画面整体的结构、造型、空间、视角、色调、氛围、意境上显现出的个性区别，它强调视觉感官上的节奏、韵律、张力和错觉。①图式个性所呈现的艺术主体的个性往往是隐蔽的，它呈现的是视角与视觉的独特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审美体验的独特性。周韶华就曾说：“没有艺术语言的震惊力量，就不能震撼人们的视觉神经；没有超常的现代结构语言，就谈不上艺术语言的现代化。”②在这里，作为传统艺术规范和标准的“笔墨”失去了以往的效力。
2、泛媒介化
泛媒介化，一方面指视觉艺术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性转变为技术意识形态的操控性，由此将当代一切视觉信息技术的媒介都作为艺术媒介；另一方面则是传统视觉艺术的分类边界瓦解，各种媒介艺术特质的换位与整合。泛媒介化是消费时代艺术对媒介资源最大化利用，从现成品到人的躯体，几乎没有什么媒介不可以作为艺术的载体。
新时期以来，视觉艺术的发展就体现为由主流意识形态制约性向技术意识形态操控性的转变，即由政治意识形态到媒介意识形态的转换。在’85新潮美术之前，美术的发展与繁荣除了以往所注意到的诸多因素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却又常常被忽略的因素，这就是权力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掌控下的美术体制的功能对美术创作的巨大影响。这种美术体制的运作模式，首先要处理的是美术创作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美术的政治化自然就成为这种政治社会美术的主要特征。’85新潮美术之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及艺术市场的繁荣，美术的意识形态性逐渐淡化，而其商业性逐渐增强，原有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美术体制渐渐失去了独尊的地位，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在这样的经济社会，一切视觉信息技术的媒介既是连接艺术与社会、实现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推动艺术不断刷新的手段与动力，也是艺术本体不断超越的载体。
非物质消费的“民主化”意识，还促使艺术内部的界限消失，艺术变成一种无限扩大媒介的混合体。美术，已不再是国、油、版、雕唱主角，连、年、宣唱配角的媒介尊卑性；已不再单纯是架上经典艺术的形象塑造性，而是模糊不同艺术语言的边界、创造个性化的媒材乃至利用大众媒体或日常物品形成的泛图像性。获第二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金奖的刘俐蕴的《山水图卷》，用棉花和白丝绸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图式和意境阐释为具有现代灯光和空间的一种场景。这个从经典艺术的角度既不能归类中国画，也不属于雕塑的作品，正是利用大众性的媒介营构了幽雅、恬静、神秘而独特的空间审美境界。这个可以让普通观众自由进出的空间装置，正体现了消费时代艺术媒介无限扩展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岩彩画家，胡明哲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作品却是《自然痕迹》装置，作品将不同质地的织物和纤维营构在独特的空间中，展现了作为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装置作为新兴的艺术种类，改变了人们观赏雕塑时环绕作品的被动性，而是让人们直接进入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装置是介于环境和雕塑之间的艺术，是雕塑的环境化，是有观念和意蕴表达的环境艺术。走向媒介综合，正是技术信息化对传统架上艺术的整合。因为没有数码成像技术、没有电子影像，行为、装置、录影便难以广泛传播，甚至也不足以成为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新媒介艺术就是现代传媒的产物，超大型社会传媒机器和国际互联网既是这些新兴艺术的载体，又是它们的消费对象。也正是科学技术的支撑，才加速了新媒介艺术的生产速度，加速了新媒介艺术的消费速度。
3、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界限的消解
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界限的消解，既是非物质消费“民主化”意识的深化，也是非物质消费“民主化”引发大众文化化的必然。大众文化的本质，是文化大众化的平等参与性，而大众的参与性和平等意识，必然会引导文化消费者成为文化生产者；或者说，文化生产者也成为自身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具有快餐消费特征的当代艺术，为每个普通人提供了平等的艺术参与、艺术创造和艺术消费的机会。那些在生产型社会中需要高难度专业训练和学养修炼的架上艺术，日益减少了它们的文化影响力，而专业技术含量少或者根本不需专业技术的装置、观念、行为、影像日渐显出其普及性。特别是数码相机、dv和拍照手机已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时候，普通人就可以完成一个画家的夙愿、一个导演的梦想、一个艺术家的名利。因此，当代艺术已疏离了人文塑造的技艺，而把具象、实物和现场作为图像的人文观念。这种文化理念正是物质消费的“民主化”模式带来的文化平等意识，不仅非物质的消费是平等的，而且非物质的生产也是平等的。“人人都是艺术家”，是消费时代对艺术家作为社会文化贵族身份的消解。艺术与非艺术区别的消失和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消失，最终抹平精英与大众文化的两极。
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
从乡土大地的诗意到都市人文景观的时尚，这种作为视觉快餐式的消费时代艺术的转换，无疑都以都市文化和都市人文为主要观照对象，它所面对的文化命题，也极大地区别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文化理念。中国的城乡关系由原来的农村包围城市和农村供养城市的关系，转变为城市经济辐射农村，城市文明带动农村这样的新型关系。③与乡村相比较，当下中国城市是一种更为活跃的多元价值世界。
消费时代视觉艺术所转换的文化视野，在审美意象上，往往以都市人物和现代化的人文景观为观照对象；在审美角度上，往往从原来的“城市作为恶之象征”的批判性姿态转换为日常生存状态的描写和揭示。李孝萱，刘庆和、田黎明、周京新和何家英所表现的都市人物，都不再是从物质生活上否定都市文明的概念。刘小东、忻东旺、毛焰、石冲的作品注重以当下都市人物形象为表现对象，他们以平凡、本真、贴切和自然的视点审美凡俗人生。“他们不是英雄，虽然不过是平庸的凡人，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他们的作品以庸常生活为关注焦点，不是描绘飞扬的人生，而是表述安逸和劳作的永恒。他们的作品关怀和欣赏那些都市普通人，特别是城市新型阶层农民工的生存努力和为了生活所作的退让，即使这种努力是琐碎的，这种退让是阴暗的。喻红、申玲、刘曼文的作品还以性别生存为文化命题，切入女性在当代社会性别生存的真实境遇与艰难处境。生活在当下都市的女性，表面看来已拥有更多的权益，可以接受教育、丰富思想，也有获得工作、自立的机会。可她们的真实境遇仍处于劣势，在没有获得真实的性别平等地位以前，她们不过是“有美的躯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的被动者”。
消费时代这种艺术观照对象和受众主体的变化所形成的新的文化命题，自然也造就了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精神俯视的物欲化转向和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等方面。
1、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
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是美术在消费时代从审美教育的认识关怀，转向审美休闲的娱乐性关怀。
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现实是：’85新潮美术之后，美术从政治的美术、社会的美术、文学的美术、责任与工具的美术，回到形式的美术、语言的美术、本体的美术和文化的美术。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消费社会的逐渐显形，美术创作逐渐走向大美术的媒介整合，逐渐显露出追逐视觉消费的休闲娱乐性。这种意识形态工具角色和文学角色的淡化，意味着美术已演变为意识形态的边缘而成为大众消费市场的商品。④它不必再负载传统的重压，因袭沉重的历史包袱，扮演认知说教的角色，而以一种轻松游戏的心态并通过与金钱交换的方式来实现艺术的价值。
因此，作为文化消费的视觉艺术，在通过消费实现社会价值时所表现出的人文关怀，更多的是与受众的亲和性与娱乐性。消费时代最典型的艺术，都不是那些被动性的经典艺术种类，而是具有强烈参与性、互动性的装置、影像和行为艺术。这种人文关怀的目的，也是游戏化大于审美教育化。正是从消费文化的游戏化角度，你才能在威尼斯异域情调的文化之旅中，解读蔡国强获威尼斯第48届双年展国际奖的《威尼斯收租院》时空错置与文化错置所形成的游戏性的冲突和对比；你才能在欧美休闲一族的女士们中，体验在异质文化圈书写出一种跨越文化差异“新语言”的趣味性；你才能在宗教信仰与仪式最浓郁的国土，阐释谷文达人发装置《联合国》在不同的种族和地区产生的游戏图腾的文化反响。这些作品无关于生活、情感，无关于个性、风格，也无关于形式和美感，它们运用的修辞手法，诸如复制、挪用、戏仿、反讽，几乎是讽刺与幽默综艺晚会最常见的娱乐手段。由此可见，这些作品的非审美性，更多的是站在漫画化、喜剧式的游戏角度，把重大的、严肃的、甚至是深刻的社会、人生和文化问题化解在幽默的戏谑与机智的娱乐中。社会、人生和文化问题，本来是沉重的，但消费时代的这些新媒介艺术却把它变得像相声、小品里的段子似的轻松和愉悦。这正是消费文化大众化的典型表征。
2、精神俯视的物欲化
精神俯视的物欲化，使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失去了悲壮的意味。如果说，消费时代的视觉艺术是“欲望的感性显现”，那么，它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是用精神的“低姿态”与生活对话。世俗的一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那么重要。
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导致了以往社会那种精神诗意与神圣的失落。它所体现的人文特征，往往是忽视或者放弃精神、情感的诉求，消解生产型社会艺术的道德感召和现实批判。罗丹（auguste rodin）的雕塑《老妇》（又名《欧米哀尔》）以艺术的严肃性表达了悲剧性的人文关怀。在这个用凝固性的雕塑语言表达的真、善、美的道德批判中，“老妇”形象通过创作主体的“精神俯视”所呈现的忧患意识反而获得了精神净化。而参加首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瞿广慈的《英雄》，把本是“英雄”的形象日常化，那里已没有“英雄”非凡的气概和崇高的精神，只有挟裹在诙谐戏谑中的玩世不恭。罗丹的《老妇》和瞿广慈的《英雄》所表现出的审美变化，揭示出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已发生了从理想、忧患、崇高的精神悲剧性，向实利、诙谐和休闲的精神玩偶性的转换。
被商业殖民化的视觉审美，把“美”作为欲望的感性显现。精神俯视之所以物欲化，是和现实生活的审美化或艺术化分不开的。在生产型社会，人们一方面更多关注产品的物性特征、使用与实用价值，另一方面也因清贫的物质困窘而用丰赡的精神作为补偿。如果说，生产型社会强调的往往是艺术的生活化，在强调艺术与生活联系的同时，因现实社会物质的困窘而使艺术与生活分离、生活不等于艺术，生活只有通过艺术的“超越与理想化”，才能达到逼近而超越生活的一种艺术审美境界；那么，在消费型社会，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已发生了某种变化，即生活的审美化。在这种新型的关系中，因物质产品的消费性特征而强调艺术对生活的“进入与现实化”，追求的是一种生活酷似艺术审美的人生境界。⑤可见，精神俯视的物欲化是生活审美化的结果：人们一方面更多地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文化特性与形象价值，另一方面则是这种“诗意”的物质和审美化生活消解了整个社会的精神维度，当审美化成为消费时代衡量生活质量的尺度与杠杆时，物质困窘社会的艺术人文关怀，就从精神俯视转化为精神的“低姿态”。
3、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
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是以社会生产的相对过剩为基础的。马克思曾在为创作《资本论》而写下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以物的信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他认为：“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 ⑥显然，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是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是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
“英雄”和“理想”在消费时代的失落，揭示出“个体关怀”在现代文明中凸现的社会价值。在生产型社会中，物质尚不能完全满足个体生活的消费，因物质贫困而产生对富裕生活与社会平等意识的向往，因物质贫困也使得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依存，类意识是生产持续性发展的必要社会意识，“精神俯视”的忧患意识也是生产型社会最典型的人文关怀。只有物质的贫困，才有精神的苦难；只有精神的苦难，才有理想和英雄。可以说，类意识和精神俯视都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思想根源。群体利益，形成群体伦理的道德规范，建立在这种道德规范之上的人文关怀，也以道德批判作为主要的审美价值。现实主义所表达的人文关怀，实质上是生产型社会以“真”和“善”为道德批判的审美判断。当社会进入消费时代后，因社会物质的变化而发生社会意识的某些转化，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使个人消费获得极大的满足，“人”从群体的物质依赖中独立出来，物质的丰赡使个体消费成为可能。而消费的实质，是个体欲望的实现。因此，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更多地是从类关怀到个体关怀，作为类意识象征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在消费时代失去了语境，个体意识、普通人的思想情感成为艺术表述的主题。
消费时代是一个艺术个体关怀和个人化时代。艺术创作被各种个性独特的创作理念所包围，成为艺术家实验新的创作载体与形式的跑马场。录像、摄影和数码技术在记录与表达个人感受时所具有的直接性，和年轻一代艺术家的知识结构、生活背景与心理需求十分吻合，他们以纪录、拼贴、复制数字处理等不同方式构筑的图像世界，既捕捉了外部世界的变化，也营构了自我满足的空间。他们的作品所显示的人文关怀，往往不是对公共人文精神或人文问题的切入，而是“自我视角”的“个体关怀”。正像波伊于斯（joseph beuys）的许多作品一样，他的《油脂椅》显然不会产生公共性的人文意义，那“黄油”和“毛毡”所产生的人性温暖，只属于他个人的经历和体验。因为越是个人化、个性化的东西，越需要新的表现形式来支撑。为把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人性感悟方式表现出来，个性化的观念与语言追求便再所难免。而个性化观念与语言追求，也将赋予艺术以全新的面貌，给人全新的视觉审美体验。这种对于都市人的个体意识关怀和全新的个体表达方式，更适应与符合消费时代人们的视觉心理。
这种不是以人类命运拯救者的“精神俯视”面目出现，而是以各自个体的平等性身份（包括性别身份）生发的一种“自我视角”的“个体关怀”，所显现的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是和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传媒与网络所扩大的私密空间的信息传播、所提供的全球共享的个体终端联系在一起的。现代传媒与网络在扩大“自我视角”的同时，也复制着“自我视角”。电脑晶片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已预示了这个充分享有“个性”和“民主”的时代，恰恰因高度的标准化物质消费而酿制行为方式与思维模式的某种类型化。即物质消费的标准化导致非物质消费的标准化。唯其如此，消费时代所呈现的“自我视角”的“个体关怀”，才具有艺术人文特征的现实意义。实际上，这种“自我视角”的人文意识，是对人类命运“精神俯视”的消费化，而艺术的人文关怀作为人性的内核并没有彻底消解。
在消费时代，艺术的人文关怀还转化为文化关怀。文化问题之所以成为艺术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引发的世界范围的文化碰撞与冲突，成为隐藏在全球性市场经济背后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国际间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消费市场流通日益频繁和紧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人文关怀，都共同面临着文化错置与文化解读问题。因此，艺术与人的关系也转换为艺术与文化的关系。在科学技术、商品经济及其市场化、传播媒介、大众阶层的形成等综合因素作用下，“艺术”已经成为“艺术文化”，一种适应当代社会的意义符号的生产与消费系列。艺术文化性成为关注的焦点，艺术不是独立的语言作品或审美对象，而是一种文化形态。蔡国强的《文化大混浴》以不同肤色的人在中药浴缸的混浴，所表达的是不同肤色的种族文化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的交互作用，如果说这个行为装置也存在自己的艺术“语言”，那么这个“语言”是作品在西方文化语境的复杂作用下的产物，而作品凸显的意义，也是在西方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的公众阅读行为。像我们不能单纯地从审美上解读蔡国强的《文化大混浴》一样，当艺术的人文关怀转化为文化关怀时，艺术作品既有审美因素，也有非审美因素，不存在单纯的“艺术”或“文化”，而是一体化的实存。当代艺术的概念也因此演变为“艺术文化”概念，并与其他因素诸如政治、经济、非艺术文化之大文化语境构成互动关系。
总之，当下中国艺术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化市场经济中，因消费型社会的形成而发生的艺术人文特征的某种变化。这种新型的人文特征，既具有全球化消费时代的共同性，显示出中国在世界多元艺术格局中占有的份额，又具有消费时代艺术的中国文化特征，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当代性和时代性。
①见尚辉《从笔墨个性走向图式个性——20世纪中国山水画的演变历程及价值观念的重构》,《文艺研究》2002年第二期｡
②周韶华《上官超英的特写意象结构》,《美术》2000年第4期｡
③参见杨扬《城市化进程与文学写作的改变》,《文艺报》2004年1月31日｡
④参阅宁逸《消费社会的文学转向》,《文艺报》2003年10月14日｡
关 键 词：室内 环境艺术 教育
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从发生本源上来说是人们对美好家居生活的营建，逐步拓展到工作环境、休闲环境、交往空间等更大的社会领域。这种发展正是人们经济生活不断扩展的结果，也是物质发展与精神需求提升的必然规律。因此室内设计作为人类对所处环境物质改造的集中艺术反映，记载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当代室内环境艺术及教育沿革
中国的环境艺术教育体系是在上世纪80年代，源自日本的室内艺术设计研究方向的基础上，并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迫切需要应运而生的。环境艺术最初的定位，完全是依附在室内设计范畴之上，确切地说是中国特色的室内环境艺术设计。
现代中国室内环境艺术，其开端是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社会的逐步开放与物质的相对匮乏，要求通过室内环境艺术设计塑造出能够代表中国实力和潜力的环境面貌。因此，最初的室内环境艺术设计教育也是基于这种社会需求而着重强调市政办公、涉外宾馆等公共建筑室内空间的装修与装潢。注重的是室内环境的艺术装饰和面貌展示。这种以公共建筑为开端的室内设计是现代中国该学科发展的特有模式。这也造成了早期的室内环境艺术教育片面局限于装饰、装修以及艺术的单纯堆砌之上，关注的焦点是公共建筑内部空间的形象展示，而非真正的人文关怀设计。133229.COm在这一时期，环境艺术教育内容多由其他艺术学科衍生而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室内设计逐步走向大众，业内人士意识到室内设计并非简单的艺术堆砌。该时期的室内设计教育开始强化对建筑的理解和认识，在艺术教育的同时开始注重技术层面的问题。不同建筑形式与建筑功能对室内设计起到了应有的导向作用。在此基础上环境艺术教育经过了初期的摸索逐步开始体现出作为综合学科与交叉学科教育的特性。室内环境艺术设计日渐关注功能空间与人文因素的特性，这一时期对于设计师的培养是环境艺术教育的重点，并且推动了中国室内设计的发展。室内设计开始从政府行为逐渐归属到公众生活空间的设计。
其后，因为服务对象的扩大化，室内设计的多样化、风格化、功能化、人文化更为突出。环境艺术的教育开始导向于以人为本的艺术设计模式，同时，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逐步强调出功能与技术、生态与绿色的现代室内设计要求。该时期室内环境艺术教育，面向的是设计师极度匮乏的市场需求，因此教育仍然旨在培养设计师，属于精英教育层面。但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和人们对该行业细化的不断期许，人才需求呈现出多层面的发展，室内环境艺术教育从传统艺术教育的上层化、贵族化开始有所转变。
中国的环境艺术教育一直是随着社会需求的变更而不断调整的，并且教育的模式是针对设计师社会效应的反馈而不断更新的。因此环境艺术的发展在我国虽起步较晚，但因为学院派始终引领着行业导向并不断根据社会变化而调整着自身的教育步伐，所以在短短二三十年有着建筑行业无法比拟的发展优势（建筑行业发展主要受商业模式的设计院所影响，学院成果的社会转换实施较慢，因此近年来设计思想的发展速度远不及室内设计）。
二、室内环境艺术教育现状
各行业的发展都需要有厚重的培养土壤，尤其是服务大众的与技术相关的学科。其发展的后劲更是来源于社会的普遍关注与认同。公众的理解与认同将极大地影响行业的发展。室内环境艺术教育需要人才培养的多层面化，而且提高公众素质与公众认可度是该行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行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需要教育规模的扩大。
同时专业发展与从业人员的增长必然导致社会分工的细化，也派生出不同的研究方向与领域。并且这种发展也融合了建筑学、城市规划、园林等相关学科内容。环境艺术设计逐渐分化为室内设计和景观设计两个主体专业研究方向。环境艺术教育的体系也随之演化。在这一时期室内环境艺术日趋发展成熟，其教育不再仅仅单层面关注功能、以人为本、生态，而是融合了各学科特长，开始寻求艺术教育的本源和学科总体发展的定位。
三、室内环境艺术教育的本源和定位
从中国教育体系的根基来看，室内环境艺术教育是源于外来文化的教育模式。该模式在中国土壤的传播和发展，在行业发展初期是适应于社会需要的，满足了阶段性民众对生存环境品质提升的迫切需求。但在经历了数十年追逐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热潮之后，人们逐渐冷静，民族精神逐渐苏醒。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突出民族个性、民族审美意识的环境空间，需要重新拾回东方文明的国际地位。因此在此时期需要室内环境艺术教育适应于发展需求，调整教育导向，促进该行业国际地位的确立。
事实上，中国的环境观是早于西方世界的，这种环境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血脉相承，并且从今天来看，仍然具有先进的现实意义。在《大学》中，孔子写道：“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也就是说，对于外部环境的改造应先究其内因，如果放弃我们对自身的关怀，不能完善自身的感知、知识、美德、健康和人性，我们将缺乏克服和转变外在条件的能力。相应的，作为艺术教育，我们应先回归到人本身的素养修正之上。预施以技，先立其身。室内环境艺术教育应着重强化传统文化、国学及美学素养的培养，应加强学生对生活审美的感知，提升学生对人文关怀、自然关怀的认同。如果我们不理解中国美学元素与符号语言的相通性，又怎能理解中国环境文化的精髓？如果我们不理解传统建筑空间伦理格致的哲学思想，又怎能拥有华夏民族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呢？因此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教育思想正是当代室内环境艺术教育的本源。我们所要继承的，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知识，而是传统文化思想，不是要求所有的设计都仿古，而是要求所有的设计都能够体现民族思想的意识渗透。
西安美院“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的办学理念，为室内环境艺术教育发展提供了深厚的传统美学基础教育背景，同时大美术中对于环境美学意识以及应用美学的发展已有了明确的界定，“从一切为了美术到美术为了一切”的哲学理念也正是国际上美学发展的先进思想。
美国文学家梭罗曾说过，“诚然，绘一幅画、塑一座像或者创造几件美的东西，这样的才干实为可贵，但通过我们的眼和手去描绘、塑造周遭的氛围、环境，那要伟大得多。去改善生活的质量，这是最高明的艺术。”审美的环境正是每个人生活的介质，是环境的艺术、人类生活的艺术。显而易见环境艺术的教育应是深入浅出的，是耳濡目染的，是身体力行的。实践教学的意义正在于此。设计不应仅仅停留于图纸，设计应是整个构思到实施的过程。教育应贯穿于其中的每一个环节，是方法流程的学习，是框架体系的搭建，是知识点的不断填充与梳理。教授的应是思考问题的方法而绝非简单的答案，更何况作为艺术设计教育原本只是有规律可循，而无一定之规可依。实践正是一种要求学生依据规律自我探寻的教育方式。这也是应用美学教育的特色定位。
西安美院的室内环境设计教育正是在建筑环境艺术系的确立之后逐渐充实并确立特色导向的。对于当今的行业发展与社会需求，室内环境艺术设计教育也需要不断地探索与更新。身处西北，我们有责任挖掘、保存和发扬这块土地的精神，因此室内环境艺术教育应立足陕西地域文化特点，创建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现代室内设计教育体系。深研本土文化的丰沛资源，强调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确立具有民族美学精神的现代室内设计教育根基，同时以生产、教学、科研相结合，作为室内设计教育办学的基本依据。以理论——实践——理论为基本模式，进行知识强化、应用与提升。强调理论联系实践，通过学生参与学院实际生产科研项目，大力拓展学生的综合专业素质和社会实践能力。同时多学科交叉性与知识教授系统性应是室内设计教学设置的基本依据。现代室内设计涉及到艺术、社会、科学、工程技术、人文心理等众多学科，是多学科的交叉领域。其教学设置就需要兼容并蓄，同时要具备知识搭建的连贯性与体系化。使学生能够在室内设计庞杂的知识学习中，脉络清晰地打下坚实的框架基础，以利于学生对知识的对应掌握及扩充学习。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学生不再是过去一二十人的小班，而是一二百人的庞大课堂，多层面的因材施教，培养不同层面人才，能够适应当今社会生产的需要和当代教育的需要。但另一方面，教育的侧重点也不应仅仅停留在个体人才教育上，还应兼顾强化群体优势。既要体现个体教育所不能完成之事（例如整个古城的调研、考察、绘制和规划），还应体现在对学生的沟通、协作与设计组织能力的培养上。
一、征文内容：①常见风湿病的中西医结合基础与诊疗方案研究，重点征文领域为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强直性脊柱炎、骨关节炎、系统性硬化症、干燥综合征、痛风性关节炎、白塞病、血管炎、多发性肌炎和皮肌炎等风湿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研究；②疑难风湿病中西医结合治疗进展；③治疗风湿病药物（中成药、中药各类制剂）作用机制的实验研究、临床试验（疗效性、安全性评价）与临床应用研究。
二、征文要求：①稿件应为未公开发表的论文，要求论点鲜明，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先进性；②请提交两种形式文稿（纸质打印稿和电子文稿），电子版请发邮箱；③注明单位科室、通信地址、邮编、电子邮箱、联系电话；④纸质文稿须加盖单位公章，属省、部级以上科研基金课题者，请注明；
⑤论文经审评录用后，将收入“会议学术论文集”；参加会议者可获得医学继续教育学分；评选出15篇优秀论文，并给予奖励。会议拟邀请《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风湿病与关节炎》杂志编辑到会约稿，择优刊登。
三、截稿日期：①2015年9月30日（以邮戳日期或电子邮件发送时间为准）。
四、会务费：①2015年9月20日前报名者，会务费900元/人；2015年9月20日后报名者，会务费1000元/人
（差旅、住宿费自理）；在读学生（本科、硕、博研究生）论文被录用者，会务费700元/人（差旅、住宿费自理）。②会务费汇款帐号户名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账号 0200004309089112466 开户行 工商银行北新桥支行。
五、联系方式：①联系人及电话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类疾病专业委员会 电话 020-61648765 传真
020-61647683 王新昌 13065714635 接红宇 13580508674 杨少锋 13802911355 吴启富 1360903876
关键词：畜牧兽医；问题；解决对策
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畜牧业也取得很大的发展，养殖规模也逐步增加，散养户渐渐减少，此外，养殖结构发生很大变化。虽然畜牧兽医行业取得很快的发展，但由于起步相对较晚，在发展中还会遇到一定的问题。
1畜牧兽医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1.1考核观念相对落后
目前，我国大部分畜牧兽医工作人员观念是比较落后的，畜牧兽医队伍的构成形成了以下两种模式，一种是特殊化模式，还有一种是复杂化模式。在畜牧工作进行时，大部分畜牧兽医工作人员责任心相对缺失，没有对自身责任有明确要求。在考评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完善的考评体系。因此，也就很难激发工作人员责任感和积极性，从而便导致了兽医工作者服务水平的欠缺。
1.2诊疗设施比较落后
与国外比较，我国诊疗设备比较落后，在进行畜牧兽医工作时，很多先进技术得不到推广。大多数县级诊疗设备没有得到广泛应用，没能为畜牧兽医诊治工作增添助力，这便成了诊疗技术比较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多动物的病因缺乏一个科学的设备，因此难以及时检查出来，进而不能得到及时的诊治。
1.3动物病因比较复杂
目前，我国养殖畜牧动物的种类越来越多，这也是导致动物病因复杂的重要原因。一般情况下，养殖动物种类越多，那么病症种类也就随之增多，而病因越多，诊疗难度也就相应增加。这样看来，诊治工作就会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
1.4不断加强工作人员专业素质
目前，我国畜牧兽医工作人员大多数是来自基层，他们大部分是以务农为主，而畜牧F医工作仅是他们的一个兼职，这就导致了他们文化水平不高，思想观念相对落后。另外，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工作人员还会根据自身的经验来进行工作，进而也会导致畜牧兽医工作水平的落后。
1.5综合技术水平相对落后
在新形势和新环境下，随着畜牧业的不断发展，畜牧养殖规模也不断增强，传统散养模式也逐渐变为有一定规模的养殖户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便对畜牧兽医工作人员综合水平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就目前情况来说，畜牧兽医工作人员综合水平还需提升，在规模养殖过程中，也需要专业技术人员，目前工作人员大多都是散养户转变来的，他们的基础知识水平相对较差，对于各种新技术并不是很熟悉，这便阻碍了畜牧兽医工作的现代化发展。
1.6管理体系并不健全
相对于畜牧兽医工作来说，它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工作环境较为复杂，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之下，畜牧兽医工作人员在进行工作的时候，没有树立很好的责任心，加之畜牧兽医工作的管理体系并不健全，使畜牧兽医工作人员在开展工作过程中，没有履行自身的职责，另外，由于畜牧兽医工作人员的考核体系并不健全，在对于畜牧兽医工作人员进行考核的时候，仍然采取传统的考核模式，无法对畜牧兽医工作人员起到有效地激励，进而影响到了畜牧兽医工作人员的热情。
2畜牧兽医工作中问题的解决对策
2.1实现畜牧兽医工作现代化
2.1.1要结合目前社会形势，加强对于畜牧兽医服务队伍的明确分工，要尽量解决目前职责混乱的现象，进而使服务性职能与公益性职能分离开来。另外，为了使动物防疫工作更加的专业化，这时就需建立健全一套完善的防疫体系，还需我国政府部门对防疫工作进行监督，要增加防疫工作人员的薪资及待遇，从而激励起他们的工作热情。
2.1.2要加强对畜牧兽医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来推动畜牧业的改革。为了可以有效促使我国畜牧业能够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为了可以推广先进的技术，那么就要配备非常专业的技术人员，这样便可以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所以，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要不断提升畜牧兽医人员的专业素质，对他们进行专业知识的培养，多为他们提供进行培训和学习的机会。
2.1.3不断强化防疫队伍的监督管理工作。对于畜禽防疫工作的完善，可以提高我国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说，就要不断完善防疫工作人员的管理工作，要把以下几方面的人才纳入到防疫工作队伍中去。一是监督管理人员，二是诊疗工作人员，三是推广人员等，对于这些人才合理进行分工，并使他们明确自身的工作职责。
2.2打造一支专业过硬的畜牧兽医队伍
由于很多畜牧兽医工作得不到有效的开展，大多数是由于我国的基层畜牧兽医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并不高，专业素质也不强，进而使得诊治工作方面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基于此，要不断加强对于畜牧兽医服务队伍的管理，并对他们不断强化教育工作。为了有效提升畜牧兽医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还通过邀请专家前来进行开展座谈会，通过对于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来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此外，由于大多数基层的畜牧兽医工作人员是身兼数职的，进而导致他们工作效率比较低下。因此，通过不断的对薪酬制度进行完善，来留住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员，也可以通过比较好的福利制度以及薪资待遇吸引到一些社会上来应聘的人员，以此为畜牧兽医团队注入一些新活力。另外，还要加强对于工作人员的监督，通过社会群众的评价，及时向上级部门进行反馈，以便增强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为我国畜牧兽医工作人员服务理念的改变打下基础。通过不断宣传及教育，来改变我国畜牧兽医服务队伍的观点。目前，在我国畜牧业发展过程中，规模化养殖成了日后发展的主要目标，因此，要不断突破传统养殖方法，尽量使用规模化的养殖方式。除此以外，工作人员还要积极改变传统的工作方法，积极主动的使用综合性的服务方法，以此来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了设备资源的优化，从而促进了我国畜牧业的持续稳定的发展。
2.3制定相应的管理体系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在新形势和新环境下，为了确保畜牧兽医工作可以正常、有序的进行，畜牧兽医站要根据实际，制定出比较完善的管理体系，并将其落实到实际的工作当中，进而增强了对于畜牧兽医工作人员的管理。畜牧兽医管理人员要把相关责任具体落实到每一个工作人员的身上，并系统化每个人的工作内容，并对畜牧兽医岗位进行合理的划分，明确每一个岗位的工作职责，以此来确保畜牧兽医工作的顺利开展。另外，畜牧兽医站还要建立健全考核机制以及激励机制，通过绩效考核，对畜牧兽医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相应的考察，并帮助工作人员及时发现所遇到的盲点，为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3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畜牧兽医工作的顺利开展，会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畜牧兽医工作人员观念比较落后，专业素质还需增强，相应的制度体系还不完善等等，而这些问题都阻碍着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因此，想要实现畜牧兽医工作的现代化，就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除此之外，还要打造一支专业的畜牧兽医团队，通过对他们的培训与教育，来提高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在我国建设一直相对专业的畜牧兽医队伍，为我国畜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方波.畜牧兽医工作中遇到挑战及解决对策[J].低碳世界，2016，16：241-242.
[2]何得虎.论临夏县畜牧兽医卫生检验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农民致富之友，2016，18：250.
大家下午好！
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在经过连续六届的成功举办后，今天又以分论坛的形式移师杭州，并且得到了在座各位专家、学者、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向前来参加论坛的仲呈祥先生、董长侠先生、陈汗青先生，以及各位院校长和各位朋友们、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去年，我和在座的各位一同参加了第六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而难忘的印象。作为当代有作为的艺术家，应该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应该敢于担当、善于担当。我们的艺术家要用眼睛去观察，用笔去书写、记录，给历史、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我们的作品，无论水平高低，应是对生动的社会现实的记录，它的价值就在这里。百年以后，我们在研究这些作品时，就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示，能够对当时所处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所体悟。这是我们对历史的贡献。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同样都是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记录，这是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我们的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为什么要“三贴近”？为什么要进行“走转改”？就是要让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者深入的体验生活，反映鲜活的内容，这些鲜活的内容正是人民群众平凡的生活的凝练和积累。我们可以从中吸收营养，成为我们创作的源泉。所以，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就要善于观察，善于总结，善于提炼，用我们的笔，用我们的眼进行剖析、提升，来反映社会。我们这个论坛、包括杭州发展基地，就是要给各位艺术家搭建一个平台，给大家营造一个宽松的、和谐的、融洽的、开放的氛围，让大家的思想和意识无限奔驰，给大家一个广阔的空间，激发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为社会、为人类留下宝贵的财富。正常的文艺批评是允许的，正常的文艺批评是激发我们改进和创作的基础，激发着我们如何深入生活，反映最鲜活的生活当中的精华，是帮助我们提高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提供这样一个环境，就是要吸引大家的参与，大家的参与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支持。对我们艺术工作者来说，责任感和担当非常重要，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基地，能够有一大批传世佳作，若干年以后，我们这里创作出的作品应该是对国家、对杭州当今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能够利用好这个基地，成就艺术创作生涯中辉煌的一段。
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以来，文化建设的地位和重要性不断凸显。从国家层面来看，文化建设逐渐成为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的基本国策，有利于文化蓬勃发展的宏观环境不断得到优化和提升，文化建设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提高。从大众层面来看，文化建设所取得的丰富而巨大的成就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众所周知，被历代文人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原本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中心城市之一，也是一座全球闻名的旅游城市，近几年来，因为拥有了“天堂硅谷”“动漫之都”等文化名片而享誉全国。杭州在文化建设上出奇制胜，成为国内众多城市学习效仿的对象。一踏进这座城市，你就会发现，这里的老百姓对文化有着一种深厚的感情，衣食住行，无处不在。我想，这才是一座城市真正的魅力所在。如果用我们艺术家的眼光去观察，可能会更加深刻。
文化建设也在影响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志的事业。去年年初，在以仲呈祥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专家学者的长期呼吁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将艺术学科独立为“艺术学门类”的决议，使原属“文学门类”的艺术学科成为新的单独的学科门类。这为艺术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和美好的前景。而美术学科也由以往的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美术教育发展的条件不断完善和优化。我们今天的论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举办的，其主要目的在于深入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支持文化产业和艺术教育产学研融合以及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建设的重要精神，总结交流全国艺术院校产学研发展的经验，推动全国艺术院校在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与之相辅相成的一件大事，是在艺术学学科门类下重新整合了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成为与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相并列的一级学科。很显然，艺术学理论与其他四个学科有重要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逻辑关系上看，艺术学理论与其他四个一级学科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包含交叉”关系。“包含”主要体现在：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对其他四个一级学科的一般规律的揭示。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具体艺术都应该包含着自身的艺术学理论。也可以理解为，艺术学理论的某个“子理论”是被“包含”在某一具体艺术的学科范畴中的。“交叉”则体现在：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除了具体艺术的一般规律之外，还有一部分是着眼于所有具有艺术的“共通”规律研究，有关专家称之为“跨越各种艺术门类之上，具有高度抽象的艺术学理论”。比如艺术哲学、艺术美学、比较艺术学、艺术文化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人类学等。
其次，从学术价值上看，未来的艺术学理论肩负着提升全部一级学科理论内涵的艰巨任务。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就认为，艺术学理论之独立，是为弥补现有的把艺术学术化的渠道之不足。艺术学理论同具体艺术种类理论一样要承担艺术的学术化任务，只是具体渠道及其任务有所区别而已。艺术一般说来并不等于学术，而是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因此属于学术研究的对象。艺术不是学术，艺术学才是学术。应该说，尽管中国有着悠久的艺术创作史，却没有相应丰富的艺术理论史，“艺术家”多而“艺术学家”少，仍然是延续至今的尴尬现实，如《文心雕龙》一般对有关具体艺术作品系统的理性反思研究极少，而将艺术上升到哲学高度进行的研究的本土化著作更少。那么，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确立并健康发展，长远来看是破解这一问题的方法。
再次，从学科品质上看，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地位的最终确立，有助于结束长期以来艺术理论研究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记者之所以用了“混乱”这个词，那是因为我们留意到，在艺术学理论这个学科称谓确立之前，艺术领域的理论研究长期处于“占山为王”“守着一亩三分地”的状况。比如“文艺美学”，一般认为它来源于美学、文艺学、艺术学，吸取了以上三门学科的重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以上三门学科在新时期交叉融合的产物。但从根本上看，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具体艺术，文艺学从属于艺术学，文艺理论可以看做艺术学理论的一个研究领域。那么，文艺美学的学科地位就很清晰了，甚至学科称谓就有修改的余地，因为在艺术学下有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下有艺术美学，艺术美学下有音乐艺术美学、舞蹈艺术美学、文学艺术美学，等等。再比如艺术语言学，有相当多的研究者通过研究文学语言中的“变异现象”来研究艺术语言学，将艺术语言学视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这同样是非正常的。诸如此类的无视学科源流而单打独斗的状况，广泛存在于如艺术文化学、艺术人类学、艺术类型学等分支学科的研究中。那么，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确立，势必将散落于艺术学大家庭各个角落的理论研究力量整合到一个相对统一的学术矩阵中，进而带来中国艺术学理论整体实力的提高。
学科基础：千呼万唤 水到渠成
现在我们看到的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从其内涵上来看，实际也经历了学科称谓的屡次调整。追根溯源，艺术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概念的提出，在我国出现时间较晚，近代王国维、鲁迅等介绍西方现代美学思想进入中国，曾一度以“美术”（意即“美的艺术”）指代艺术。20世纪20年代，随着西方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的大规模引入，艺术及艺术学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逐步得以明确。直到2009年，我国的艺术学一词在学科上仍存在两种指涉，一是作为文学门类下一级学科的艺术学，其中包括音乐学、电影学、美术学等八个二级学科；二是作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和各门具体艺术学并列存在，但主要研究对象是艺术学理论问题。
当然，这是一种容易引起歧义和混淆的状况。所以，在2011年之前的长达10年的艺术学升门类论证中，如何合理解决这一问题成为各方论证的热点话题。
艺术学升门类之事，自2002 年起就由时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的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于润洋先生所倡导。其后张道一、叶朗、仲呈祥、凌继尧、彭吉象、李新风、陈池瑜、黄等学者起到了关键作用。最终在2011年得以确立。
但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是否设立，经历了一些坎坷，如东南大学王廷信教授在其《艺术学理论的使命与地位》一文中就详细描述了其中的一些对立观点：“有学者认为，西方没有这个学科，学科要与国际接轨，就不必设立这个学科；有学者则认为，西方没有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设立；有学者认为，每一个艺术门类都有自己的历史与理论，没有必要设一个凌驾于各艺术门类史论之上的空洞的学科；有学者则认为，恰恰是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艺术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影响了我们对于艺术问题判断的准确性，艺术学理论可以为打破这种壁垒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学者认为，艺术学理论缺乏明确的研究对象，在人才培养中，无法找到恰当的选题做学位论文；有学者则认为，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很实在，人才培养中学位论文的选题当或不当，主要在于人们对于学科的理解足与不足，与学科自身没有关系。这三大问题是人们针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主要争议。”
最终被确立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其内涵为，“旨在打通各门艺术之间的壁垒，通过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关联，构建涵盖各门艺术的普遍规律的宏观理论体系……本学科的研究对象为各类艺术现象，旨在从各类艺术现象中探寻艺术的普遍规律。艺术现象是指发生在历史或当下、发生于不同艺术门类中的各类艺术事象。本学科力图在不同艺术门类当中寻找制约艺术现象的普遍规律。”
如今，经过了近3年的发展，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按照最初的设想稳步推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学科地位取得共识。艺术学理论从最初的“设立不设立”到后来的“有争议的设立”，再到今天的“具备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一学科正在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艺术学理论学科内涵和外延正在不断地清晰明朗。正如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夏燕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艺术学界对学科定位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即学科发展应足于对艺术学理论探究，系统阐释艺术历史和理论问题。其核心领域为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管理，力求从具体的艺术现象中探寻艺术的普遍规律及发生与发展脉络。就是说，对于学科现阶段发展以至未来规划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线路图，是专注于艺术学理论研究，而不是“大拼盘”式的各门类艺术理论分散研究的集成，有着自身学理路径和方式方法。
其次，专业建设稳步推进。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无论是研究生教育，还是本科教育均有较大的发展，硕士学位授予点和本科艺术史论专业申报的院校增加，使学科的覆盖面大幅度扩大，促进了研究生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均衡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社会对艺术学理论学科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根据夏燕靖近两年参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艺术学科评议组和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相关文件起草工作所做的调查统计，全国高校和研究院所具有艺术学理论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计有20个。其中，综合性大学11所，艺术院校（含中国艺术研究院）9所。学术型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计有69个（按照学科特点，该学位点应该不设艺术硕士点，即MFA）。二是本科教育，全国有10所高校经教育部批准设点，专业为“艺术史论”。据统计，已有五六所高校开始招生，预计到2015年春季将会全面铺开。在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拟订的《艺术学理论类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中，拟增加“艺术管理”和“文化创意”两个特设专业。这样，作为艺术学理论类本科专业的建制就比较完整，既有纯理论专业，又有应用理论专业。
再次，学术研究日趋繁荣。在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刘伟冬主持编写的《2013 年度艺术学理论类专业建设热点与难点调查报告》中显示，伴随着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人员人数的不断增加，相应的学术成果又有明显的增加，期刊数量和质量有显著提高，仅2013年，艺术学理论学术论文数量逾2200 篇，论著超过50部，教材超过30 部。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势头不弱于艺术学学科门类属下的其他四个一级学科。
学科环境：按部就班 日臻完善
艺术学理论是艺术学学科门类下新兴的一级学科。艺术学于2011 年升格为学科门类后，经过各单位的申报、评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于2011 年10 月颁布了具有艺术学理论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名单。在艺术学门类的五个一级学科中，艺术学理论的博士点最多，为20个。其他四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的数目是：音乐与舞蹈学12个，戏剧与影视学15个，美术学13个，设计学12个。至于艺术学理论硕士点，数目远远超过博士点。在全国110个一级学科中，每个一级学科平均拥有博士后流动站约为24个，艺术学理论博士后流动站的数目为全国一级学科拥有博士后流动站的平均数的50%左右。
艺术学理论的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的数量，在艺术学的五个一级学科中均居第一位，这对艺术学理论的内涵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独立决定着学科的基本地位。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艺术学理论说成是“空洞”的学科，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艺术学其他四个一级学科可以替代艺术学理论。事实上，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非但不空洞，而且非常充实。笔者认为，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带有普遍性的艺术现象。如何理解“普遍”？比如发源于欧美国家的视觉艺术运动，即是通过一种新的理论对普遍艺术现象的全新认知，这种认知方法很轻易地完成了对原有门类艺术的重新整合；再比如国内有关专家所提出的“传媒艺术”，也是一种在新的学科背景下试图对与媒体相关的普遍艺术现象的重新认知。这种普遍性的艺术现象作为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使其自身跳出了原有门类艺术的概念设定。二是艺术现象中的普遍性。把句子前后互换，产生一种新的意义。这里的普遍，便是大多数专家学者所提出的所谓艺术的“普遍规律”。比如艺术心理、艺术语言、神经艺术、艺术治疗等。
第二，理论体系。当我们探究这一话题时，大家会不约而同地产生一个疑问，艺术学理论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是否能够再向下衍生出一种理论体系呢？记者以为，这也正是当初专家学者在琢磨这个学科称谓时所迟疑的根源。作为一个人文类的一级学科，本身应当具备可再分的理论范畴。比如音乐学，其下名正言顺地拥有音乐理论、音乐创作、音乐史三个学科范畴。那么在对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所辖学术范畴进行质的规定时，就出现了“艺术学理论的理论”“艺术学理论的历史”“艺术学理论的应用”三个天然的范畴。在此，我们只能权且认为，艺术学理论是一个被确认下来的专有名词，其中的理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论，此理论非彼理论。
西华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饶建华认为，艺术学理论是对艺术理论作综合性、整体性研究，但艺术有其自身特性，有其自身规律。其学科体系的划分依据应该遵循艺术自身的发展轨迹，注意与其他一级学科的联系与区别，并把握好特殊性和一般性原则。按照现行艺术学理论的学科体系，艺术学理论下设三个学科：即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作为构建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其“学科品质”既要根植于传统理论，又要为现实社会生活服务，还要有中国艺术精神寓于其中。
不过，有一个目前比较合理的分类方法是“四分法”，即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和艺术管理。除了在学科称谓上有进一步斟酌的余地之外，记者也比较赞同这种分类方法。在记者看来，艺术学理论所辖的四个二级学科，应当按照“史（历史）、论（理论）、术（应用）、跨（跨学科）”的学科分类模型来进行设计，这里的艺术史对应“史”、艺术理论对应“论”、艺术批评对应“术”、艺术管理对应“跨”，艺术管理是艺术学与管理学的跨学科分支。
第三，研究方法。学科方法的研究是学科成熟和深化的标志，在欧美国家有关人文社科方法论的研究已经进入专业细分、操作性强的背景下，不少中国学者已经认识到不重视方法研究将不可能推进学科进步，并由此而加强了方法及方法论的研究。有关艺术学理论研究方法可谓包罗万象，诸如历史研究、实证研究、田野调查等所有艺术学的传统方法都可纳入其中。饶建华指出，艺术学理论研究应该说是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综合研究。不仅要关注人文学科、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的发展，更要加强自身建设以适应新变化。其学科组织应该体现传承性、时代性、民族性等诸多特点。
第四，核心人物。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确立，得益于不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长期以来的奔走呼号。这其中不乏在关键阶段起到关键作用的核心人物，当然也少不了艺术学理论领域诸多领军人物的推波助澜。于润洋首先倡导将艺术学提升为门类。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仲呈祥、曹意强以及其他13位学科组成员，是这一过程的全程参与者乃至文件的起草者。另外，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诸多专家在此期间也做了大量工作。
第五，培养模式。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尚未形成哪怕是相对统一的培养模式。这主要是因为二级学科乃至三级学科并未形成合理的规范。夏燕靖认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于二级学科以下的三级学科方向设置一般不做统一规定，这也是留给培养单位的自主规划空间。根据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向的设置，归纳起来大致依据有三种：一是参照学科内涵与发展规律来设定，比如，艺术史名下的三级学科方向设有：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中西艺术史比较研究、当代艺术史研究、艺术史与文献研究等。二是根据学科点师资结构或导师学术背景来设定，比如，同样是艺术史就出现美术史、设计史、戏剧史、戏曲史、舞蹈史和电影史等研究，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同一单位没有其他艺术学一级学科点，如果有就会是重复。三是借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点的名目来发展其他学科，这就出现艺术学理论学科名下的三级学科方向什么名目都有，甚至出现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方向，如声乐演唱、钢琴演奏、舞蹈表演、绘画、雕塑、书法、艺术设计，还有更细化的学科方向。这三种学科方向设置的依据在一般情况下来说都有道理，但后两种并不符合学科内涵与发展规律的依据，属于应对现实，或者说是人为需要的设置。问题就出来了，第一种依照学科内涵与发展规律设置，即使学科名目需要更新也是从学科自身规律形成的。比如说艺术史研究，要增加西方艺术史研究方向，起码立意是从艺术史共性出发来研究，而非具体门类艺术史的替代。如此推论，艺术理论就应该设置艺术学原理研究、艺术传播学研究，或艺术心理学研究等，就不应出现艺术设计理论、舞蹈美学、美术理论等研究方向。第二、第三种学科方向设置的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就会出现许多逻辑悖论，外延越宽泛，内涵越模糊，最终会失去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存在意义，典型说法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学科体系：群策群力 积极探索
体系，泛指一定范围内或同类的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是不同系统组成的系统。记者认为，具体到“学科体系”这个提法，应当包含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知识”，二是“结构”。前者主要是指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应当由哪些必要的知识来进行合成？后者则是指这些必要的知识应当以何种排列方式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后者比前者更具学术价值，因为先进的学科结构形态将牵引学科体系的不断深化，合理的学科结构分类将促使学科总体建构的逐步完善，优化的学科结构合力将帮助学科群的良性营造。
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是：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的设置，在全国范围内还未达成共识并形成一定的规范。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二级学科也尚未明确学科目录和指导标准。所以，当前学术界对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学科体系讨论仍然停留在探究层面，不同的专家学者立足于自身研究角度，给出了多种合理的设计。
如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黄就指出：“现在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前身是作为文学门类学科中一级学科，即艺术学下面的二级学科的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之后，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其下的二级学科分类，目前艺术学界比较认可的是：1.艺术理论，2.艺术史，3.艺术批评，4.艺术管理。”记者认为，任何对学科体系的规划设计都应当有足够的学理性作为支撑，而上述分类方法的逻辑依据是值得商榷的。记者根据有关专家对学科体系的核心观点进行归纳提炼，从学科结构角度进行以下分类：
第一，“衔接圆环式”。学科内部的知识体系之间呈现首尾衔接循环运行模式。主要代表人物是王一川，他在《艺术学门类下需要艺术学理论吗？》一文中，将艺术学知识体系划分为三个互相衔接的部分：艺术种类理论、学科涉艺理论和艺术学理论。三者之间如同连接在一起的三个圆环，互为依托，缺一不可。简单来讲，艺术种类理论就是音乐理论、舞蹈理论、戏剧理论、电影理论等具体艺术理论。可见，这样的具体艺术种类的艺术理论彼此各不相同。学科涉艺理论是指具体艺术种类领域之外学问家对艺术的宏观反思，如哲学家、文化学家、伦理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生物学家等在跨学科、交叉学科思维的驱使下所产生的系统思考，进而产生了艺术哲学、艺术文化学、艺术伦理学、艺术人类学、艺术政治学甚至艺术生物学等。在艺术种类理论和学科涉艺理论之间，还有一种艺术理论，它一方面同具体的艺术种类理论相比更具普遍性内涵，另一方面又同宏观的学科涉艺理论相比更具具体性内涵，从而属于一种中介性艺术理论。比如艺术起源论、艺术功能论、艺术类型论、艺术学科论、艺术创造论等等。艺术学理论可以说是在学科涉艺理论的引导下对具体艺术种类理论加以提炼和概括的结果，目的是形成一种比具体艺术种类理论更具普遍性，同时又比学科涉艺理论更具具体性的处在中间层次的艺术理论。
第二，“交叉派生式”。代表人物是夏燕靖。他认为，理论学科体系的划分通常是依据学科研究对象、研究特征、研究方法，以及学科派生来源、研究目的与目标等方面来做参照。这与图书集成分类法有相似之处，都主张以形式逻辑作为分类基础，提出分类基本级别律、文献传承律、交叉学科定位律等。由此，将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作理论艺术学（或称一般艺术学）和应用艺术学两类划分，是目前比较通行的做法，这也是西方近代以来针对理论学科的既有划分法。
就常识而言，理论艺术学的学科属性，其指向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以探讨艺术学的基础理论、一般理论为其主要任务，与之相对应的应用艺术学（这里暂不涉及门类艺术学）有着显著区别。依据理论艺术学可以形成的子学科列项，主要有艺术原理（艺术学原理）、艺术哲学（艺术美学）、比较艺术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及艺术批评等其他子项学科等，对所列这些子项学科进行分析，可以分四个层次：其一，艺术学基础理论和一般理论，由艺术原理（艺术学原理）和艺术哲学（艺术美学）构成；其二，针对专门领域理论的探讨，这是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以及艺术批评等所构成的一个层次；其三，运用特定的方法所形成的再生学科，如比较艺术学（或艺术跨学科研究）等；其四，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如艺术传播学、艺术现象学、艺术发生学、艺术考古学、艺术经济学以及与艺术实践等诸多领域相关联的艺术创作论、艺术方法论等。这样，理论艺术学就成为一个集基础理论和一般理论、专门理论和方法理论以及交叉学科为一体的艺术学综合学科群，所呈现出的特点是基础性、一般性、方法性和交叉性。
第三，“网格式”。把学科总体看成一张正在编制的大网，各个网格代表了相对独立的“子知识体系”，这些子学科之间纵横交错、相互制约。主要代表人物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梁玖教授。他在《确立实事求是的艺术学科中国本土建设原则――关于“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划分的设想》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艺术学科建设应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具有学科初创性质的时期，吐纳借鉴是必要的，但是不应该设置限制。那种认为一个一级学科里只能设置3个或5个二级学科的观念是不对的。应该根据学科内在的逻辑规定性，实事求是地设置。梁玖认为，艺术学自身是一个学识自闭整体的系统。艺术学整体结构系统至少应该包含16个元素体系：艺术生成体系、艺术生态体系、艺术本质体系、艺术学本体体系、艺术学理体系、艺术信仰体系、艺术创作体系、艺术用途体系、艺术享受体系、艺术评价体系、艺术教育体系、艺术历史体系、艺术调控体系、艺术学术体系、艺术社会体系、艺术保存体系。按照这一基本认识论。梁玖建议在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10个二级学科：民间艺术、艺术哲学、艺术原理、艺术历史、艺术批评、比较艺术、艺术教育、艺术美学、艺术应用、新兴艺术。
第四，“源流域式”，也可称为“树式”。是指把学科发展演化作为河流水系的“源流域”来看待。即任何一个学科犹如一条流动不息的大河，我们把这条大河作为“干流”，那么它一定会有一个最初的“源头”，还有汇入其中的“支流”，而干流和支流共同经过的陆地区域，我们称之为“流域”。这种观点的提出者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青年学者赵正阳，他在其2013年的博士论文中阐述了这一艺术学科理论模型。他认为，所谓“源学科”是指体现着学科本质特征的学科，比如，物理学的源学科一定包含了力学，文学的源学科一定要有语言学。所谓“流学科”是指在学科的某一流经领域、出于需要而生成的基础学科，比如“导演学”是在影视创作领域出于更好地协调配合而产生的，但导演学一定不是电影艺术学的“源学科”，因为它并不存在于电影艺术诞生之初。所谓“学科域”简单来讲是学科知识的需求领域，注意是“学科域”而不是“域学科”，也就是说，它只是以“领域”的形式存在的，不具有学科指代意义，在学科域中又分为“主体学科域”和“跨学科域”，“主体学科域”体现着本学科内部的知识体系结构，“跨学科域”则体现着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跨学科又可能进一步形成交叉学科，交叉学科一旦确立，将作为一个新的源学科存在，进而继续分流，形成新的学科结构。
学科文化：兼容并包 实事求是
学科文化是学科内部的知识传统和相应的行为准则。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思想范畴、研究方式、学术标准，学科中的成员进入这一领域开始，就受这些学科规范和学科传统的熏陶，逐渐形成该学科的思维方式、价值评判标准、学科发展理念等。因此，不同的学科形成了不同的学科文化。
艺术学理论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古今中外所有的旨在研究艺术领域一般及特殊规律的艺术学理论著作，都可纳入艺术学理论学科范畴；说它年轻，则是因为以往对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多倾向于具体门类艺术理论的研究，以文学理论最多，而正式确立艺术学理论为一级学科只有短短3年。作为一个仅仅成立3年的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文化尚在形成之中。但我们仍然可以根据过去一段时期艺术学理论的发展态势和趋势，来设计和展望艺术学理论学科文化的理想状态。
首先，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文化应当兼容并包，在平等化、系统化的学科资源平台上实现良性互动。从目前已经被批准设立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点来看，大多数院校偏向艺术学理论和美术史论或设计史论这几类专业领域。而传统的在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等领域有较强优势的院校，艺术学理论学科布点相对较少。记者认为，这是一种“非正常”的“正常现象”。一方面反映了我国艺术学科长期以来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状，另一方面反映了部分专业艺术院校过于重视艺术实践而忽视艺术理论的传统。这恰恰证明了艺术学理论学科设立的必要性。我们设想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文化，首先应当在各级各类艺术院校中形成一种兼容并包的学科建设自觉意识：既有路径一，即从具体艺术，如音乐、舞蹈、影视等切入，进而升华到“艺术一般”的层面，展开对艺术以及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又有路径二，即借助于美学或哲学切入艺术的研究；或者路径三，从艺术史或者门类艺术史的角度对艺术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
诸如中央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电影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等专业艺术院校，可通过路径一来开展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诸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综合性大学艺术学院得益于丰富的学科支撑，可以通过路径二来开展学科建设。诸如南京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等综合性艺术院校，则可通过路径三来开展学科建设。
其次，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文化应当实事求是，在文化建设、社会需求、人才培养的社会环境中形成良性循环。当前艺术学理论所面对的质疑，有一大部分来自于该学科人才培养能否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比如有人认为，艺术史论只能是较高层次的教育，这种“高层次”必须植根于门类艺术史论，而门类艺术史论又必须以艺术实践为根基。如果专业指导思想及课程设置不明确，很可能会影响对人才基础能力的培养，弄得大而空，缺乏专业的精深度，难有适应的社会领域。
这其中，有一个艺术教育的概念厘清问题。广义的艺术教育以艺术鉴赏为基准点，狭义的艺术教育以艺术创作为基准点。当前大量的文化艺术创意及行政管理单位，诸如出版社、报刊社、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或艺术馆及文化宣传部门，它们所需求的人才正是艺术学理论人才。传统的门类艺术专业对应各个艺术领域，且偏重专才教育，而如今，艺术文化事业的交叉与综合发展，对于具有综合素质的艺术人才的培养就提出了新的需求，这一需求即构成了艺术学理论学科专业培养的根本价值。
1884年，中国有多少摄影师？他们的拍摄水平如何？19世纪的中国人怎样在西方摄影师镜头前作鸟散状？这些有意思的问题都可以在新近出版的《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1861-1879》（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West Photographers 1861-1879；下称《中国摄影史：1861-1879》）中文版里找到答案。同时，该书作者泰瑞・贝内特（Terry Bennett）还有一本《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 1844-1879》（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Chinese Photographers 1844-1879，仅有英文版），两书对照着读，就更好玩儿。
第一步：史料的挖掘与厘清
《中国摄影史：1861-1879》是三本一套的有关早期中国摄影史著作中的第二本，第一本已由中国摄影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至于这第二本为何将断代定为1861-1879年，贝内特说乃是由于自己主要关注湿版时代的摄影史；至于自己著书的基点，他在“前言”中有这样的表述：中国早期摄影史研究的最大困难是对历史照片作者的认定，因此他把挖掘和厘清史料信息作为重点，首先解决摄影师和拍摄地点，以为后续研究之基础。
在贝内特的书中，随处可见国内史学界所不掌握的史料。在《中国摄影史：1861-1879》的开篇，他用很长篇幅介绍了威廉・弗洛伊德（William Pryor Floyd，1834-约1900），并认为他曾是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1）的主要对手，作品为国外许多博物馆图书馆所收藏。作为1870年代远东最佳摄影师之一（《中国摄影史：1861-1879》第19页，下同）， 为什么弗洛伊德为中国早期摄影史所“遗失”？是否因为他过分地为商业驱动影响到其作品质量？
随后，贝内特采用了整整一章介绍被他称为“主宰了上海滩摄影界27年的摄影家”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桑德斯1862-1887年在上海开设照相馆，除了肖像外，还拍摄众多其他内容，诸如官员出行、罪犯行刑等新闻时事和社会风俗照片，并在《远东》（Far East）、《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等杂志发表，广为流传。从贝内特收藏的照片看，早在19世纪中叶，桑德斯就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设计场景，雇用模特，摆布拍摄了一批照片，如法堂、轿夫、马车、囚犯、吸食鸦片等等；他在摄影史上的成就不限于报道和肖像，还应该是“早期中国最重要的插图摄影师”。虽然桑德斯当时拍照的主要目的是作为商品销售，但这批影像在西方广泛流传，构建并影响了外国人的中国视觉记忆，且“场景再现”地为中国留下了19世纪中叶的珍贵影像纪录。某种意义上，贝内特对桑德斯照片的收藏和研究，助推了桑德斯跻身于19世纪最重要的来华西方摄影家之列，也侧面助推了其照片价格在收藏市场的飙升。2011年10月，9张据考证为桑德斯拍摄于1860年代的北京原版老照片，在纽约拍卖出36万多元人民币的价格。
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1841-1898）也是贝内特尽力推介的中国晚清摄影史上“遗失”的大家。1870年，查尔德作为工程师受雇于我国海关稽查总局来到北京，是1870-1880年代北京地区最活跃的西方摄影师之一。在长达19年驻京期间，他较为完整地纪录下清朝皇城和皇家园林的建筑风景，以及北京的人文景观，最珍贵的是一批最早的被摧毁的圆明园和颐和园遗址。此外，在已有干版的时代，查尔德仍采用湿版工艺拍摄、蛋白印相工艺印制照片，他留下的既是影像史料也是影像艺术品，作品为欧美博物馆等广泛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