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30 11:2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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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建筑不仅仅是人类居住的场所，在社会的发展中经过历史的积淀，建筑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中国建筑不仅具有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也形成丁独特的建筑文化。本文对于中国的传统建筑做了简单的介绍并对传统建筑文化进行了分析。
建筑是人们用木材等建筑材料来构建的供人居住和使用的场所。从这个定义上看建筑的范围包括诸如居住场所、桥梁、公共建筑甚至园林等。在历史的发展和沉淀中，建筑已经不仅仅是现实存在的建筑，它已经拥有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人类众多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以其物质存在的长久性记录了不同民族、地区国家的发展历程，成为了人类文明的纪念塔。
从建筑的文化本质而言建筑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合，他以自己独有的形式揭示一定的审美观念和出世原则。既能够反映出时代特征又具有浓厚的民族烙印。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建筑是一种物质化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哲学。
中国建筑作为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中华民族物质化存在，必然有着与西方不同的建筑风格和特点，并以其发展中独特的形质格局，超拔的内容体系而流放异彩为人瞩目。从理念上看中国建筑有着浓厚的天人合.的时空又见念和和谐精神，而在建筑布局上则有着浓厚的以皇权为中心的到建伦理药直德观念。可以说中国的建筑渗透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
“天人合一”这一思想，贯穿了中国哲学并影响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念，因此在中国的建筑中也带有浓厚的追求天地人三者和谐为一的天人合一意识。李约瑟曾经说过:“中国建筑总是与自然调和，而不反大自然”。然而这种天人合一的建筑意识在具体的建筑过程中又和具体的儒释道文化结合起来。因此，儒释道具体的天人合一观念才对中国的建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具体的建筑过程中儒释道三家的天人合一观念有着具体区别:儒家将自己主导的伦教纲常思想融人到建筑理念当中，尤其是在宗庙的建筑中有着严格的要求和限制;佛教则是将自己的教义融人到佛教建筑之中;道家将自己的返璞归真的自然意识融人到建筑理念当中，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建立的建筑意在追求天(自然)人合一境界，因此道家对于中国建筑最大的影响主要是在园林方面，然而这种思想和今天在郊区建立远离大都市喧嚣的郊区别墅有着很大的相同之处。然而在民间的建筑中又有着自己的主导思想，通俗的讲民间建筑有着浓厚的风水意识，用较为专业的术语则是堪舆之术。长期以来我们都把这种思想看做封建迷信，然而在堪舆之术里面涵盖着浓厚的天人合一意识，甚至可以认为堪舆之术的本质就是通过一些行为和建筑来实现天人合一。
通过这些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审美精神，也就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内涵。
在具体的布局中中国建筑有着自身的特点和风格，中国建筑大多是讲究中轴对称的平面布局和秩序井然的伦理营构，以组群布局的方式在平面上展开，形成中华传统建筑的尚大性格。众多的建筑聚集在一起，看似凌乱的建筑群体中却有着严格结构布局。占据中心位置的无疑是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建筑，其余的建筑围绕着中心建筑而建。这种理念和中国的儒家思想结合就使得中国的建筑群整体与局部相结合，使得中国的建筑具有强烈的文化意味。当这种布局思想和堪舆之学相结合时，就使得我国的建筑既具有浓厚的使用精神又渗透着中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和审美理想，充满了既理性又浪漫的艺术精神，展现了中华古民的无比智慧和独特风采，也展现了中华传统建筑的强烈个性和艺术魅力。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孕育出了令人惊叹的文化硕果，我国的建筑文化无疑是其中优秀的一枝，不仅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优秀的建筑文化，也为世界建筑史创造了奇迹，然而在近代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冲击，我国的建筑也受到了西方建筑的冲击，随之而起的是现代化的建筑传统建筑正在销声匿迹，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向西方学习是必不可免的，因为现代建筑设计方面中国的建筑设计总体水平确实不如西方，学习固然重要，然而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有所选择不能一味的照搬，要和中国的文化接轨。其次，在学习的同时还要保存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与现代社会相结合。
我国的传统建筑不仅受到了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更受到了现代社会文化的冲击。当社会向市场化、世俗化转变之时，建筑从过去更为重视具有恒久价值的审美感受、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力量、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威，以及精英阶层的文化趣味，转为重视和强调现实的功利、即时需要、时尚潮流等等。建筑也就从文化和物质的结合体变成了一种商业行为。这种变化更大的体现在城市建筑上面，丰富多彩的传统城市建筑被磁砖贴面、蓝玻璃的现代建筑所取代。建筑在变的世俗化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它形式功能实用受到忽视，城市建筑中的广场就是最好的代表。然而建筑本身就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和社会、自然相结合，构成了独特的建筑文化，因此建筑文化从其本质而言也是一种环境文化。在这种建筑理念的指导之下，建筑不仅要具有形式上的功能更要有实用性的功能。因此，伴随社会世俗化而进行的建筑世俗化在扼杀着建筑的本质，当然也在侵蚀着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论文摘要：以户县农民画的设色特点为例，使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民间美术色彩的选择特点及文化内涵，运用文献研究和例证相结合，论述民间美术色彩这种文化语言，更直接地使创作者与受众进行直接对话。古人独有的色彩观念，使中国色彩区分于西方的“色调”理论，正是因为中国色彩有自己的调色、赋色法则，才制约着华夏民族的色彩选择，并赋予民间美术色彩的文化内涵。
色彩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一个民族情感、经验和思想在色彩应用过程中的显现。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民间美术，在数千年的传承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特性。色彩作为其重要的构成元素，是人们寻求精神上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以不同的色彩表达特定的观念，反映了民族民间美术的传统习俗及审美观念的延续和发展。民间美术色彩深层次地体现了创作者与受众进行对话的一种文化语言。
一、户县农民画中色彩选择的特点
户县农民画在我国整个民间艺术的庞大体系中可称得上是独放异彩。画风粗犷豪放，构图饱满稚拙，用色单纯夸张，具有清新浪漫的生活气息。户县农民画贴近生活，多以描绘人民丰收的景象，节日的欢腾，幸福的家庭等，使每一个观赏者都能够感受到激昂的情绪和自豪的心情。户县农民画，粗犷中蕴涵着细腻，浓艳中蕴涵着淡雅，稚拙中有着精巧。
单纯明快与夸张刺激的色彩表现是民间美术色彩选择的显著特点。WWw.133229.cOM中国民间美术的色彩体现着充分的饱和度。红、黄、蓝、白、紫等鲜亮的色彩，使人感受到豁朗的情感和明达的风格，正是民间艺术单纯明快的装饰性色彩的充分体现。以具有代表性的户县农民画设色体系来说，“色要少，还要好，看你使得巧不巧。”这是户县农民画用色的简要口诀，由此体现了民间美术用色简练的特征。户县农民画诀亦云“红红绿绿，图个吉利”，“红要红得鲜，绿要绿得娇，白要白得净”；“紫是骨头绿是筋，配上红黄色更新”等，都体现了民间美术色彩高纯度、强对比的特征。这种纯粹的色彩运用，使农民画色彩醒目而和谐。其色彩搭配，运用大色块的红丹与品蓝形成强烈的补色对比，而小色块的竹绿、品桃、紫黄色加上墨线稿的穿插，使画面色彩响亮而又简洁明快。用色虽然只有五种色彩的搭配，极为单纯简练，却显得五彩缤纷，绚丽多姿。
民间美术的色彩运用补色、高纯度的色相对比原则，是民间美术色彩选择的主要倾向。人们喜爱色彩，往往喜爱有一定纯度的色相，不同程度的色相对比，可以满足人们对色相感的不同要求。我国历史上的传统色彩调配形式，运用色相对比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其中，补色对比在民间美术中应用尤为广泛，民间美术的色彩搭配体现着朦胧的补色感知，极力显示对比色特有的张力和刺激性。
当然，民间美术的色彩在表现夸张刺激、鲜艳夺目效果的同时，也非常注重色彩的统一和谐。所谓“光有大红大绿不算好，黄能托色少不了”，就表露了追求统一性的色彩意识。 色彩的审美心理不是孤立的，它必然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的影响，受到整个审美意识的制约。
二、户县农民画中的色彩文化
在中国传统思想和民间习俗的影响下，民间美术中的色彩显现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审美特征，从而造就了民间美术色彩的热烈喜庆的气氛。在民间美术作品中，色彩是民间艺人和受众进行对话的一种独特的文化语言，有着多方面的表现功能。
(一)装饰功能
民间美术的色彩首先是为了饰美娱目。特别是装饰性较强的户县农民画作品，其设色是极富代表性的，用色艳丽浓烈、丰富鲜明，突出吉祥喜庆红火热闹的气氛。画中配色口诀：“红与黄，喜煞娘”，“要喜气，红与绿，要求扬，一片黄”等都体现了这种心理，富有节奏的对比，同时又讲究和谐统一，色彩整体效果鲜艳、热烈、轻松、明快。当然，除了对比热烈、色彩浓重的农民画，也有追求雅致调和的色彩效果，这类农民画在使用纯度较高的色彩后，常以粉蓝、粉绿、灰色、金色等加以调和，又用墨线加以衬托和稳定，因而画面素雅委婉、清淡优雅。即使如此，农民画也仍以喜庆、绚丽、丰富为主。无论哪类色彩的运用，又都是写意不写形，不求现实的真实，色彩在原来基础上更为大胆。
户县农民画诀亦云：“红间黄，喜煞娘；红间绿，花簇簇”，“青紫不并列，黄白不随肩”等，都是肯定原色的运用，色彩搭配体现出朦胧的明度对比，色相、色彩的冷暖以及面积的搭配与对比。明度的对比使画面疏朗、透气，色调清新，而多种色彩冷暖的不同和面积大小的对比则易产生丰富、绚丽、热闹红火的气氛，这种色调风格也正是民众喜爱并表达思想情感的最恰当的形式。同时，色彩的冷暖对比丰富、强烈，极具现代装饰色彩效果。
(二)象征功能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色彩最能引起人们奇特的想象，它最能拨动感情的琴弦。色彩效果不仅体现在视觉上，更体现在象征意义上，使大众得到心理上的体验和理解，从而得到心理上的满足。 所谓“象征”，就是用以代表、体现、表示某种事物的一种物体或符号，重视色彩的象征性在我国历史上有着自己的传统。民间色彩象征意义丰富，根据华夏民族古老的五色观进行组织搭配，在五色(青、红、黄、白、黑)的观念内涵上，根据需要去突出某一色的主旋律，以达到表达审美和生存上的追求。在民间美术创作中，对色彩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依托是时常要遵循的。“红红绿绿，图个吉利”这句流传在老百姓中的口头禅，作为一般的民间艺诀，可以说是整个民间美术的色彩特征。“图个吉利”是在传统的民间文化观念下表现出的审美观念，以表达求生、趋利、避害等功利意义为主。
老百姓常常是依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功利愿望去理解和使用色彩。“吉利”所包含的审美意义，在广大民众心目中总是和纳福招财、避害去灾等基本生活需要和世俗意愿交织重叠。户县农民画多是歌颂丰收的田野，欢腾的畜群，崭新的房屋等，其中绿色寓意万年长青，红色寓意四季红火，在民间美术中，色彩是一种喻意和心理暗示，是用色彩与形式的特定形象满足大吉大利，祈福迎祥，发财平安的心理。色彩的作用超出了视直觉与自然环境等同的色彩结构和这种表现形式。
色彩的这种观念性的象征意义被纳入包罗万象的中国古代宇宙论的框架中，与传统的价值观、哲学思想、等级意识、宗法观念、伦理道德相互交融，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内涵。
三、民间美术色彩选择的文化内涵
从民间美术设色的整体观念和特征来看，对传统的色彩观念有依有背，既遵循了传统色彩的象征、比附意义和内涵，具有深沉的文化底蕴，同时又重视色彩的视觉审美效果，呈现出斑斓多彩的热闹景象。可以这样说，色彩在民间既是观念的、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审美的，它不仅诉诸于视知觉，同时还受到文化传统、环境的制约，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因而对民间美术色彩的认识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而必须对包蕴其中的观念性涵义和文化历史内容予以领悟和把握。
作为一种原生态的、历史演化的视觉表现形式，我国民间美术的色彩是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突出表现为深受中国传统设色观念的影响。其中，五色观的影响自始至终贯穿其中。它们与自然、社会和人生诸方面的观念形态相关联，因而具有丰富的比附性意义，这些意义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意识。色彩情调与民间文化观念相重叠，深受民众生活的制约，与庶民百姓的生活态度、价值标准、审美情趣是相一致的，具有与生俱来的民族亲和力。这也是其备受关注的原因所在。
我国古人的色彩选择不是建立在对色彩物理性能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而是以宗教化和伦理化的色彩选择习俗为根据的。早在先秦时期国人就已形成色彩等差观念，众多的色彩被区分为正色和间色两个等级。这对整个封建社会的色彩选择习俗都有支配性影响。色彩等差观念是在五行说的影响下形成的。在强烈的神秘感和崇拜心理的驱使下，古人以五行为中心，用比附、推导等方法，把木火土金水变成5种象征性符号，使之与各种具体的、抽象的、已知的、未知的、经验的、迷信的、自然的、社会的事物相对应。
中国民间美术色彩作为一种物理性的现象也与民间文化观念相关联，被作为一种象征手段加以描述，并延伸、拓展了它的内在性质，与其他事物相联系。色彩与特定的观念相关联的原因，自然也与人的实践活动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客观自然世界生命循环的特征也表现在自然界有规律的色彩的变换，先民对大自然的现象予以描述、总结，并加以附会，得出了“青、赤、黄、白、黑”这五种基本色相，并体会到这五色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所以被中国古代视为五种“正色”，并暗含了吉利祥瑞的意义。随着阴阳五行说的产生与发展，五色被认为是构成世界秩序的成分，并与其他构成成分相对应、关联。在这里，色彩已完全成为一种观念性的阐释和象征性的比附，而不单纯是一种视觉的、感性的知觉形式，人们对色彩的运用成为一种主观的符号和图式，并被赋予特殊的情感和文化理念。
关键词：起源及功用；古典精神；笔墨；天人合一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3-0034-01
中国画是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缩影，人们从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中，都可以捕捉到中国社会发展的人文景象。本文通过梳理中国画的文化内涵，来揭开中国画神秘的面纱。
一、中国画的起源及功用
中国画起源于古代，所谓的 “书画同源论”，是指文字和图画都是起源于形象的模拟，文字对形象的模拟日趋抽象，而图画对形象的模拟日臻具体完善。
中国画在我国古挥着“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的作用，即促进社会教化，帮助推行政策，构建社会和谐，稳固社会秩序。人物画如：汉代的功臣图将功臣画在画里，表彰他们的显赫功绩，激励百姓及子孙后代为社会做贡献；山水、花鸟画是对自然景物的特写，贤人雅士对经典的山水、花鸟作品有着更深刻的体味，他们在欣赏佳作的同时，可以修身养性，对于提高人的内涵与修养，消解人与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发挥着直接的审美功能和间接的教化功能。
二、中国画的古典精神
中国画是一种文化的积淀，它融会了儒、道、佛等多家思想，是一种人文性的艺术。若一个人不能深刻的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他不可能从根本上、从深层次中去把握中国画的精髓。
孔子和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他们提出的 “中庸之道”对中国画的影响是深远的。在绘画上表现为：追求和谐充实之美，强调含蓄，主张“寓教于乐”、认为“心正则笔正”，“人品不正，用墨无法。”
道家思想对于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影响，显然比儒、佛两家深广得多。老庄哲学崇尚“无为而为”，主张“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其思想促使画家们超尘出世，隐逸山林，在自然中追求天然之美，在艺术追求上以小见大，以少胜多，追求雅淡空灵的境界，在自然中注入人的情感。到宋元明清，山水画在中国画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这与道家格外重视自然的思想有关。
佛家思想认为世界是虚幻的，一切事物皆因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人只要静心自悟，就可以觉悟。在中国文人看来，只有以虚静明彻的心灵去关照和感悟大自然的美，才能达到“心物统一”、“天人合一”的最佳境界。禅宗思想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崇尚意境，景越藏意境越大，景越露意境越小，把“虚、白、空、灵”看成是绘画追求的目标。
总之，佛和儒、道思想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并存于画家的修养与创作之中，三大思想支柱对中国画有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画的笔墨
笔墨是中国画的艺术生命的一种特质所在，是中国画的第一要素。笔墨能表现出气势、节奏和韵律、能展现出生命力。中国画的笔墨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构成的语言，更是一种精神外显的载体，还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相关，有着超越形式的深刻内涵。唐代张彦远指出：“夫物象必在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善书”，意思是说用笔是造型的基础，但它不是仅仅把形象画像就够了，还要有自身的“骨气”。中国画的用笔最高境界应是“意到笔随”。运笔用墨不可雕凿，不可极腐，不可牵连，不可脱节，不可无理，在于墨海中定精神，笔锋下出生活的艺术境界。
笔和墨不可分离。清沈宗寒在《芥舟学画编》的“传神论”中说：“盖笔者墨主帅也，墨者笔之充也……可谓尽泄用墨之秘也。”笔有笔用，墨随笔用，墨有墨用，墨中见笔，笔墨互相生辉，互相依存。笔墨形式是中国画创作得以实施的媒材，它是绘画作品能否达到“气韵生动”的关键。
四、中国画的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贯穿整个传统中国画历史的重要美学原则。潘天寿在解释“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时说：“故画之贵乎师造化、师自然者……然画之至极则终在心源。”指出人与自然、人与画的关系，在文化空间中给中国画家们提供了一个自由驰骋远离理性的天地。“画山寄志于山，画海寄情于海”，绘画的整体精神和自身的文化道德修养尤显重要。由画家的主观意识来创造客观物象，把自然的时空转化为心理时空，在出神入化的空灵世界中达到人与自然的交融、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是中国画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最高追求。
这道菜的特点是配料齐全，色彩鲜艳，原汁原味，鲜美可口。除了口味极佳，此菜还寓意全家团聚之福，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情感。此菜的来历颇为传奇。相传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有一位名叫朱贤的儒生死里逃生，一直在外流浪，直到秦二世即位朱贤才返回家乡。但家中的房屋已被洪水冲垮，妻儿流落在外不知所踪。朱贤便欲跳江自尽，幸被一渔夫救起。后在渔夫的帮助之下一家人最终又团圆了。渔夫得悉后，采集了山珍海味，请来名厨，为庆贺朱贤一家人团圆举办了一桌庆贺宴。厨师在得知朱贤一家人悲欢离合的经历后，特选了山上长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地上生的各种山珍海味、禽、兽、鱼及蔬菜，采用滑油和烧炒相结合的方法，烹制了一个特制菜，取名“全家福”。
此外还有一说是项羽为跟刘邦争霸天下无暇品尝每道精致的菜肴，遂将其混合搅拌，并深为喜爱，此菜就逐渐流传开来。至于“全家福”名字的来历，据传与清朝乾隆皇帝有关。说乾隆第六次下江南时，两江总督为了让乾隆尝到当地特色，就让厨师做了这道杂烩。乾隆吃后大为赞赏，并将此菜命名为“全家福”。从此，它便成为一道名菜并流传到各地。清代官员每到各地巡访，头一道菜都是“全家福”。
从上面的故事可以看出，全家福作为一道菜有着多么丰富的历史和厚重的人文底蕴。“全家福”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还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和合、家国思想的精髓。
1. “全家福”体现了中庸之道
什么是中庸之道？用现代的话说有四点：第一、做事不要太苦；第二、享欲不要太乐；第三、待人不要太苛；第四、用物不要太荣。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合一于至诚、至善，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的境界。
“全家福”的用料正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特点。山上长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地上生的各种山珍海味、禽、兽、鱼及蔬菜都是天地之作，把这些放在一起烹饪，保留了原汁原味，享用者既不太苦也不太乐，不太苛也不太荣，实在是“能尽物之性”。
2. “全家福”蕴含着和合精神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不断变化的“和”字给世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和合概而言之，所谓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指结合、融合、合作。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和、合二字都见之于甲骨文和金文。和的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合的本义是上下唇的合拢。殷周之时，和与合是单一概念，尚未联用。《易经》“和”字有和谐、和善之意。《尚书》中的“和”是指对社会、人际关系诸多冲突的处理；“合”指相合、符合。和合文化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未来，更是中国文化对世界作出了杰出贡献之一。
“全家福”用各种风味迥异的食材通过层次的混合从而达到和谐的美味，正标志着只要处理得当，不同特性的事物都可以融合出新鲜的特色。这不仅是在食物上如此，在人际关系、社会群体之间，乃至国际之间都是如此。不管各自有着怎样的背景，有着怎样的历史，有着怎样的文化，只要愿意“和合”共处，总是能找出和平共处的方法，就像制作“全家福”的过程一样。
3. “全家福”蕴含家国思想
家国情怀是中国古人千年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最推崇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国土和人民是国家的基本要素，没有生活在国土上的千千万万个人和家庭，就没有国家。孔子说乱邦不居，危邦不入，国家治理不好，世道不宁，民不聊生。可以说，家事就是国事，国务就是家务。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是家庭问题，更是国家要事要务。
一、“汉语桥”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页）以弘扬中华文化、推广汉语为目的的“汉语桥”，在各类比赛和表演项目中都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
在首届“汉语桥”比赛中，第二个项目是从歌曲联唱中听考题，这些歌曲都是根据古典诗词谱曲而成的，它们分别改编自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先由中国歌手演唱这些曲目，再由参赛选手从中选择一句名言来描述其中的情景、意境，这显然是考察选手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在第四届的比赛中，第二项比赛是“弦外之音”，以电视剧《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的主题曲作为考题，考察选手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理解程度。在历届“汉语桥”中，中国古典文学知识都占有重要位置，虽然每次比赛的形式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但是考察的内容都是中国古典文学。
除了古典文学之外，中国传统艺术也是“汉语桥”的重要内容。在首届“汉语桥”比赛中，安仁良（加拿大）和盖未名（美国）共同表演的相声《俏皮话》赢得满堂喝彩。他们身着相声演员的传统服饰长衫，满口歇后语、谚语、惯用语，再配以生动的身体语言，成为比赛中的一个亮点。在第三届“汉语桥”中，参赛选手分别用天津陕板、山东快书和快板书三种表演形式表演了《武松打虎》。
中华戏曲也是“汉语桥”的重要内容，一些经典曲目经常出现在各届比赛中。例如，在第二届“汉语桥”中，参赛选手表演了越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黄梅戏《女驸马》的片段；在第三届“汉语桥”中，选手表演了黄梅戏《天仙配》、豫剧《花木兰》的片段。
另外，享誉全球的中华武术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深受各国留学生的喜爱。在第一届“汉语桥”中，中华武术表演贯穿整场晚会，一位位海外“武林高手”纷纷登场亮相，他们精湛的表演将中华武术内外合一、形神兼备的特点表现得栩栩如生。在武术表演中，表演者使用扇子、毛笔、大旗等道具，把武术演变为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武术舞蹈。
“汉语桥”不仅是留学生的汉语水平比赛，而且是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它既要具有知识性、专业性，也要具有一定的娱乐性、观赏性。中国传统艺术表演兼具这两方面特点，所以在历届“汉语桥”的表演节目中都是重头戏。
二、“汉语桥”中的中国现代文化
现代中国不能只建立在传统文化之上，现实中的中国文化也必然以现代精神为主导。“汉语桥”的组织者们不想用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只能供人观赏的传统中国掩盖一个与时俱进的现代化的中国，所以中国现代文化也是“汉语桥”的重要内容。
在第二届“汉语桥”中，有一个试题故意将《茶馆》的作者混淆，让选手辨认。《茶馆》是老舍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话剧。现代话剧本身就来自西方，在20世纪初才进入中国；《茶馆》反映的也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此时的中国正是在西方影响下不断现代化的中国。在第一届“汉语桥”中，华家德（伊朗）朗诵了戴望舒的诗《雨巷》，雷萌（喀麦隆）朗诵了徐志摩的诗《再别康桥》，它们都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不仅反映了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而且新诗本身就是在20世纪才出现的现代诗体形式。
现代歌曲也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歌曲贴近现实生活，便于传唱，留学生还可以从中感受中国文化。在第一届“汉语桥”中，留学生演唱了中国著名作曲家陈歌辛创作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歌是中国早期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它与歌曲《夜上海》已经成为了旧上海的标志。阿达莱蒂（哈萨克斯坦）和米静婕（英国）演唱了《茉莉花》，这首歌曲曾经在祖国交接仪式、雅典奥运会闭幕式等重大场合演奏，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性标志。
在历届“汉语桥”中，现代歌曲出现的次数分别是：第一届4次，第二届2次，第三届6次，第四届7次。相对而言，由于现代歌曲观赏性、娱乐性较强，文化内涵较少，所以都是以表演节目出现。演唱歌曲有助于舒缓比赛的紧张气氛，营造轻松愉悦的氛围。同时，“汉语桥”毕竟也是一个电视节目，演唱现代歌曲极易吸引观众的兴趣，增加收视率。
中国现代文化反映了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观念，向汉语学习者传扬中国现代文化有利于学习者了解现实中的中国和当代中国人，毕竟这才是一个具体可感、生动活泼、每天置身其中的中国。正因为上述原因，中国现代文化也成为“汉语桥”比赛的重要内容。
三、“汉语桥”中的中外文化拼接
在现代社会中，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不断的交汇融合中发展变化，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也必然如此。随着世界各国之间交流的增加，各种文化的融合、拼接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同时，不同文化之间的拼接常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汉语桥”中就出现了很多中外文化拼接现象。
在第三届“汉语桥”中，开场是一个大型舞蹈表演节目，融合了世界各地不同风格的舞蹈。其中，非洲舞蹈粗犷有力，拉丁美洲舞蹈热情奔放，欧洲舞蹈舒缓优雅……同是第三届“汉语桥”，音乐剧小品《梁山伯与朱丽叶》把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梁山伯与英国莎士比亚笔下的朱丽叶进行了跨时空拼接。梁祝的故事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爱情故事中的绝唱，在世界上也有一定影响，被欧洲人称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将中西两个爱情故事拼接在一起，不仅给观众耳目一新的审美效果，而且可以通过对比展示两种文化的异同。
在第四届“汉语桥”中，歌舞《忐忑·孤独的牧羊人·wakawaka》将三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歌曲拼接在一起。《忐忑》以笙、笛、提琴、扬琴等乐器伴奏，用戏曲锣鼓为唱词，融合老旦、老生、花旦等多种角色，在快速的节奏中变化无穷。《孤独的牧羊人》是美国音乐剧《音乐之声》中的插曲，《音乐之声》是好莱坞音乐歌舞片中的经典之作，受到世界各国观众的喜爱。waka waka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节奏明快，舞台上的舞蹈动作热情奔放，具有浓郁的非洲风格。这个节目将中国、美国、非洲的三首歌曲拼接在一起，不仅让观众同时体会三种文化的艺术魅力，而且产生了独特的拼接效果。
中外文化的拼接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体现了中国文化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特点。中外文化拼接可以使留学生在多种文化的对比中更加客观地认识中国文化，培养包容心态。同时，选手们在比赛中能够接触到自己国家的文化，也使“汉语桥”比赛很有亲和力。另外，作为电视节目，“汉语桥”把多种文化相拼接，产生了新颖别致的艺术效果。
护理学的研究对象护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健康问题，这里要涉及两个概念：一是健康，二是健康状态。依据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所作的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躯体疾病，而且包括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健康是人的各层次需求同时实现的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群很难达到如此完美，这就引出了健康状态的概念，即当人体的各层次需求与功能在一定水平达到平衡时，就呈现一种满足的社会适应状态，即健康状态。这是护理服务的基本目标。由基本目标可以确定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护理学调节的对象是功能和需要的平衡，即当功能不能满足需要时，通过护理学理论和技术调节二者的平衡。北美护理学会给出的128个护理诊断，就是护理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提示护理人员从哪些方面去评估病人（服务对象）的需求，然后提供相应的关怀技术，护理学病情观察的方法或思维方式是连接需要理论和关怀理论的桥梁。二是确定了护理学的服务领域在4个维度应有所作为，即人文关怀面对所有人提供服务，预防保健面对健康人提供服务；护理技术面对患病的人给予关怀和帮助；康复指导面对慢性病人提高带病生存能力和面对恢复期病人回归社会提供服务。护理服务的场所不仅仅在医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在社区，通过广泛宣传科学的保健知识，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社区慢性病人群的带病生存质量，降低发病率，减少医保开支，体现护理学的社会
护理工作者的定位护理工作者的定位在医院应是病人利益的维护者，由病人利益出发，尽力满足病人的需求。南丁格尔誓言“务谋病者之福利”也明确了护理人员的定位。在社区应是健康需求的引导者和服务者。护理服务的最高标准是满足服务对象潜在的需求。
护理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护理文化是护理学核心价值的具体体现。护理学是一个依赖道德而存在的职业，它以助人为目的，以维护生命、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为职责，以人文关怀为核心。护理学与道德的关系是内在的、自觉的。护理伦理与职业道德是护理学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导向。然而，一种文化的形成还有待于不断地提高护理人员个体的人文素养，在求真、务实上下工夫，从病人个体的满意逐步发展到赢得社会的认可和肯定。目前我国护理文化建设存在如下问题。
护理文化与“检查”文化的冲突护理文化应该反映和代表护士共同的价值观，而目前则出现了“以病人为中心”和“以检查为中心”的观念上的矛盾。一般来讲，工作检查应促进临床护理工作水平提高，然而当检查过于频繁或检查的标准与实际工作水平距离太远的时候，则很难避免出现为了部门的荣誉应付检查的现象。一旦这种现象经常化，就有形成“检查文化”的趋势，检查在即，一切“以检查为中心”，全力以赴研究检查标准、检查方法和迎接检查策略，使得管理层大都处于应激状态，员工处于突击状态，病人自然就不是中心了。
这里应着重明确“人力”和“人才”的内涵。“十一•五”期间我国注册护士人数增加近百万人，其中更多的是“人力”的补充，而护理“人才”的缺乏才是护理队伍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护理队伍人才不足主要是指德才兼备、精通护理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影响力、号召力的学科带头人。生物医学模式下，护士培养过程中，人文科学课程诸如社会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及法学等明显不足，护患沟通缺乏主动性、时效性、通俗性，不能将各项检查治疗的目的、意义乃至结果分析用病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讲解。特别是给药过程中，不能把药物的作用、效果、不良反应、用药注意事项等全部给病人讲清楚，只是机械地执行给药医嘱，病人必然缺乏应有的安全感和信任。另外，由于心理学知识的缺乏，对于病人存在和潜在的心理问题缺乏客观的判断，一旦病人焦虑、抑郁情绪暴发，会产生过度维权的一系列过激行为，给护士执业带来心理阴影。同时无休止的检查、考试也会加重职业倦怠。
迄今为止，护理人员所占卫生系统资源尚无精确数字统计，中国科协对全国护士从业状况的调查显示：80．1％护士认为临床护士数量不足严重影响护理质量；54．2％的护士认为收入不能体现其劳动付出；41．8％的护士认为薪酬没有向一线护士倾斜；49．1％的护士认为薪酬没有体现岗位职责和绩效的差别；加之相当比例的编外护士、同工不同酬使护士的工作热情受到很大影响。以上数据反映出护士群体的工作满意度不高，而最突出的是待遇问题，包括参加培训、晋升的机会、薪酬、决策参与等方面资源占有率明显不足。
对策
目前很多医院的实际情况可能离标准有较大距离，根据各自现有条件需要不同的整改周期，如果医院评审常态化，首先由第三方负责对医院出院病人进行定期的电话随访，掌握准确的病人满意度的第一手资料，病人满意度不达标不能申请评审。同时在明确评审周期的前提下（最好3年～5年）把申请评审的主动权交给医院，当医院自评认为基本达标时再申请评审机构评审、定级，不要集中评审或复审，以免引起政府或评审机构进退两难的境地，有些医院不达标，降级与医院的规模和技术力量明显不相符，不降级就等于降标准，失去标准的权威性。医院也很难走出“以检查为中心”的误区，忽略病人满意度这个硬指标。
人才培养规范化、制度化护理人才培养包括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两方面，学历教育应主动适应临床护理人员的能力需求，制定和调整相应的教学计划，以提高护理人员对病人需求评估和关怀能力为核心，在原有的教学计划基础上，大幅增加护理伦理、心理、法学、社会学以及思维训练、领导艺术等人文科学课时及课程，并增加社会实践的机会，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人际沟通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应变能力，等等。继续教育则以护理人员各能级岗位需求的能力进行理论和技能培训，应用模块教学理论，组合相应的继续教育计划，缺什么补什么，使在职人员尽快适应岗位要求。培训方法以互动式教学为主，通过角色扮演、案例分析，再现工作中常见的场景，体验作为病人的各种感受，并总结相应的解决措施。
科学的绩效考核使护理人员正确认识岗位必需的资质、责任和目标，全面客观的评价自我的水平和发展方向。绩效考核必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应该在我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和岗位设置的基础上，设置并量化岗位职责和进阶条件，依据个人工作量、服务质量、护理风险、技术难度、教学科研、公益指标等完成情况进行评价，综合考虑工作量、难度系数、病人及同行满意度、重大并发症早期发现率、日常任务完成达标率等，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得，不拘一格选拔和培养人才，合理提高护理人员待遇。
要求护理人员以病人为中心，评估病人需求，提供优质服务，各级管理层首先要找准自己的定位，逐层评估各级护理人员的需求并给予关怀。护理管理者应以护士为中心，客观评估护士需求，解除他们工作的后顾之忧，体现管理者的服务意识，让护士感受关怀、传递关怀，全身心投入到临床护理工作中。
景德镇，这个沿袭了古代帝王年号的城市，将他引以为傲的陶瓷制作产业一代一扬光大，享誉全球，那白如玉的艺术陶瓷成品伫立于世宛如倾国倾城而又遗世独立的绝代佳人被世人瞩目与赞叹，这是自古以来能工巧匠们世世代代心血的结晶，为他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无数珍品与这份得天独厚的技艺。
作为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我们是听着瓷都的美名长大的，可能就是由于我们生在这样文化底蕴浓厚的城市，从小对景德镇的瓷器有着非常深的感情，所以在考上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我们义无反顾选择了最深爱的陶艺专业，从此，开始了我们的艺术生涯。回想当年，为我们的选择感到庆幸，现在身处这个古韵悠扬的艺术殿堂，感觉自身的灵魂也得到了升华。
景德镇的陶瓷发展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他的存在不仅仅是艺术史上辉煌的一笔，更加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传承下来的最浓墨重彩的文化积淀之一，艺术陶瓷的历史意义甚至在中国自古以来的外交史上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说到景德镇制陶业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汉年间，但那时的陶器制品只能称之为“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而糙”，只能自产自用，并不远销，所以那时陶瓷的影响非常有限，几乎并不为外人所知。然后经过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不断发展与创新，景德镇的陶瓷烧制技术渐渐凸显出来。
到了五代时期，景德镇成为了当时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并且凭其在白瓷高超烧制技术而奠定了自己在制瓷界的地位，从而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和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也为以后景德镇陶瓷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时光荏苒辗转到了宋代，随着那时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陶瓷业的生产销售也出现一派蓬勃景象。那时，宋代全国有宫、哥、汝、定、钧五大名窑，而景德镇窑独创青白瓷的烧造，并以景德镇窑为中心，形成了并列于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钧窑、龙泉窑等窑系的青白瓷窑系。当年青白瓷窑系影响面之大，在宋代六大窑系中居于首位。景德镇在宋代因创烧青白瓷器而独树一帜，而就是这时，得以用皇帝宋真宗的“景德”年号为镇名，从此“景德镇”称号享誉全球，也由此开始逐步走向全国的制瓷中心。
这时的景德镇制瓷也以近乎鼎盛时期，到了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间，元朝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对景德镇瓷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此时景德镇在制瓷原料上已从原有的瓷土配方加以改进，提高了瓷器的烧成温度，降低了瓷器烧成中的变形率，并为日后大型器物的烧制创造了条件。元代景德镇瓷业发展的突出成就表现在青花瓷、釉里红瓷、卵白釉瓷以及红釉、蓝釉、孔雀绿釉等新品种的烧制成功。在景德镇瓷业的发展史上，元代是一个承前启后、技术创新的重要时期，到了元代后期，全国很多瓷窑已经渐渐消失，而景德镇窑真正成为陶瓷制造业的代表。
历经元代至明代时期，景德镇已几乎成为中国陶瓷制造业的一支独秀。到明代中期以后，景德镇的瓷器占据了全国的主要市场，甚至外销瓷的数量也是巨大的，近年来东南亚地区，尤其像印度尼西亚等地，经常有大批明代瓷器的发现，数量惊人，中东地区同样十分可观。
明代晚期，中国瓷器远销欧美各地，墨西哥在修筑地铁时还发现了明代五彩瓷的碎片。而高质量瓷器的代表便是宫廷所用的瓷制品，那时的宫廷御用瓷几乎全部由景德镇供应。真正代表了时代特征的正是景德镇瓷器。明代洪武年间设置了御器厂以后，为了满足宫廷用瓷需要，为追求最高水准的陶瓷制品，景德镇的制瓷业不断生产新品种，不惜代价提高产品质量，因而也带动了民窑的进一步发展。而民窑在此基础上，同样精益求精，到嘉靖以后，宫廷所需的御器——钦限瓷器，实际上是由民窑中“官古器”户烧造的。那时民间的中、上阶层居民，几乎都使用景德镇民窑所产的瓷器，特别是青花瓷。
到了清代，景德镇的瓷都地位比明代更为突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堪称盛世，景德镇不仅始终保持瓷都地位，而且瓷业生产在工艺技术和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晚清六朝时期，陶瓷当数光绪御窑器最为精良。那时无论官窑还是民窑，仿古风颇盛行，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从清末到民国，仿古瓷、美术瓷均有很高成就。仿古器沿袭旧制，继承中亦有创新。清末民初兴起的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的文人派浅绛彩瓷，一改前朝华缛浓艳的面貌，追求一种简约淡雅的清新风格，令人耳目一新，从此开创了陶瓷彩绘文人画派的先河。至民国二十年（公元1930年）前后，文人派的新粉彩瓷便成为景德镇美术陶瓷的主流。
说到景德镇陶瓷的发展历程，就有必要举例一些代表陶瓷种类。景德镇的陶瓷至宋起发展壮大，其中宋朝以青白瓷为代表，这青白瓷晚清后又称之为“影青”、“隐青”等，其特点是釉色如玉，白中泛青。青白瓷的制作水平已超出当年其他南北名窑的制作水准。据现代测试，宋景德镇湖田、湘湖青白瓷标本瓷胎的白度达到76.5%，釉面透光度达到1.19%。为此专家评价：“宋代青白瓷不仅远远超过了越窑，使釉的质感达到了如玉的要求，而且也几乎具备了与玉器无别的质地”。
而提起精品陶瓷就不得不提青花瓷了，青花瓷不仅料色青翠艳丽，釉质莹彻透亮，而且笔触之间极富层次。青花瓷的发展至元代才趋于成熟，目前真正的元青花存世量极少，有着极其高的收藏价值。永乐和宣德时期是明代瓷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永乐瓷以青花、鲜红釉和甜白釉最为著名，并新创了低温黄、绿釉彩瓷的新品种。宣德器更为成熟，品种大大增加，其发色浓艳深沉的青花瓷成为明代青花瓷之冠。这时新创的品种有斗彩、青花填黄、青花填红、洒蓝、天青釉等。成化瓷器是明代瓷器发展的又一高峰，其瓷质细润晶莹，薄如蛋壳，品种以青花和斗彩著称，此时青花呈色淡雅，别具一格，而斗彩在宣德基础上达到了明代的顶峰，其代表的器物有鸡缸杯、天字罐等。
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后，珐琅彩瓷试烧成功。尔后又将画珐琅法逐渐运用到五彩中，从而形成独树一帜的粉彩瓷。到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以后，烧制珐琅彩瓷开始进入鼎盛时期。而由珐琅彩发展而来的粉彩瓷，其技艺也日臻成熟。雍正粉彩瓷，色泽粉润华滋，装饰精巧秀逸，显得异常柔丽高雅；雍正时期，首创以青花料在坯体上勾勒纹样，成瓷后进行釉上粉彩装饰，使粉彩的明艳、青花的幽靓争妍斗艳，相得益彰，更别具一番清俊华丽之美。雍正时期研制成功的高温窑变釉，绚丽斑斓，流光溢彩。
一、中国古代色彩的“青色”光学原理
中国古代色彩文化观中存在着“尚青”观念，这在中国古代色彩思维观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让我们先对“青色”的科学特性作一个分析。青色（以靛蓝为典型）是490-440毫微米波长的“青光波’（蓝光波），它在人眼视网膜上的成像位置最浅，在空气中辐射的直线距离短。和红色、黄色相比，“青色”是最能让人眼久视的颜色。因此在色彩光谱中“青色”（蓝色）是人眼的“亲和色”。从中国古人生存的外在环境特征来看，“青色”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生理和社会心理的一种物质与精神的反馈。中国古人的“尚青”倾向更是由大自然“青色”绿色生态而引发的。它是人类与大自然“天人合一”哲学的最高境界。“青色”它象征着自然生命和绿色生命。中国哲学的“道家”也是主张师法“自然”的。道家尚“青”、“静”、“阴”、“隐”，以上这些现象正是于“青色”的文化品格相吻合。而以道家哲学为依据的中国传统诗文书画正是把“师法自然”作为艺术家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由此可以看出道家也是最崇尚“青色”的。“青山绿水”、“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无墨千古画；流水无旋万古琴”常被用来形容文学家“咏绿”、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最高审美与精神境界。
二、中国古代色彩哲学思维观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形成了以先秦哲学、两汉哲学、佛教哲学、宋明理学的四大哲学体系。中国古代哲学萌芽于殷商时代。早在西周初年的《尚书洪苑》就提出五行学说，以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作为构成世界最基本的事物。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中国古代哲学属于五行哲学，“五行”中的色彩象征，表现出中国古人以自发性哲理，从天地四方和自然物质基本属性在四季变迁中宏大的时空变化进行倾向性色彩把握。中国远古先民们从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而衍生的对色彩的“尚青”倾向表明中国传统的色彩属于象征性的色彩表现体系。这种内在的色彩思维性质与外在的宏观宇宙相对应的密切关系是中国色彩象征性表现性得以持久的重要原因。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宇宙万物客观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中国古代色彩观属于五色和丹青色彩体系，“五色”即青赤黄白黑，丹青即红和蓝色，它广泛表现在中国传统绘画及中国工艺美术制造方面。《考工记》是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一部手工艺制造的理论专著。其中就有记载中国传统五色在织物练染技术和服饰运用的历史文献。《考工记》中的“设色之工五”即“画、缋、钟、筐、巾荒”五个工种，它们均与练染、纺织工艺密切相关。这种专业分工，标志着当时社会对服饰美化及服饰生产的专业化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除“巾荒氏”、“钟氏”外，画、缋、筐三工属施彩。“画缋之事，杂五色。”“画缋”是在织物或服装上用调匀的颜料或染料局部涂画，或用彩丝刺绣，形成图案花纹。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可见《考工记》中对五色所代表的天地宇宙时空的方向已有了明确界定。人们赋予五色深邃的哲学内涵。到了唐代人们将服饰与中国传统色彩联系起来。并产生相应的哲学观念。天皇氏尚青、地皇氏尚赤、皇帝氏尚黄、金天氏尚白、高阳氏尚黑，把金、木、水、火、土五行作为解释宇宙生存的理论核心。并与白、青、黑、赤、黄相对应起来以表示西、东、北、南、中五方。把季节与颜色对应起来：把夏与赤、春与青、秋与白、冬与黑相对照。唐代人们把中国传统色彩运用于服饰，规定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以上事实证明唐代人们已把色彩与宇宙时空联系起来并与人们的精神世界贯穿在一起。色彩作为一种无声的语言，成为我国历代服饰尊卑等级的重要标志。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古代的建筑色彩，中国古代建筑色彩南北方形成较大的地域差异。这和中国南北方气候、地理环境不同密切相关。北方建筑强调色彩的对比，色彩具有鲜明活泼的特点。北方的古代建筑以朱红和蓝绿色为主要色彩基调；而中国古代南方的古代建筑色彩往往形成淡雅柔和的审美风格。以粉墙黛瓦、墨绿的梁柱为主要色彩的审美特征。这些色彩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运用法则则具有“意象性”的审美特征。中国古代的文化思维有“意象性”特点，表现在色彩观方面则具有意象色彩的审美与情感体验特征，因之笔者将沿着意象色彩方面展开探究。从色彩的主观属性来讲，色彩象征是东西方各民族运用色彩的主要精神内容和依据。而中国古代的色彩观则属于主观和想象的色彩范畴，这种表现特点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五行儒道家哲学特征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纽带。
远古时代的先贤们，更是用色彩来“抒情”、“言志”，他们深悟“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篇》）的哲学意蕴。同西方的色彩观念相比，中国古代的色彩观则更趋人类艺术精神深层次的超前表现性。他们在中国史前的原始的岩画、崖画、洞窟壁画中普遍使用寓意性的色彩符号，表达了他们对远古宇宙洪荒的审美情感体验。中国古代画家源于自然而产生的意象色彩思维观表现出他们通过绘画实现自我精神超越的审美价值取向。而作为意象色彩观中“五色”色彩体系中，“青色”被排在“五色”之首。表明中国古代色彩画家对“青色”有一种特有的钟爱。“青色”作为一种特有的“青色文化现象”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各门类中，并作为一种至高的古代色彩文化价值观而受到当时人们的推崇重视。翻开中国古代美术史典籍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的青绿山水、青花瓷器、蓝印花布、历代平民的“青衣蓝衫现象”；中国古典文学中对绿色的“吟咏”；中国古典园林中的青色人文景观设计理念无不渗透着青色文化的观念。我们再来考证一下中国古代的瓷器文化史。青花瓷器是中国瓷器中的大宗品种，也是单色瓷器流行时间最长的品种，堪称中国“青色文化”的标志；蓝印花布是花布中唯一的单色花布，历史悠久且广泛流行于民间，和中国布衣的“青衣蓝衫”现象一同构成中国历代服饰文化的主流。中国的山水画自两晋隋唐以来一直以青绿山水为主，且具工笔重彩风范。其色调直取大自然之青调。表明中国古人爱山水爱自然，也意味着爱绿色。《中国美术辞典》青绿山水条载：“清代张庚说：画，绘事也，古来无不设色，且多青绿中国山水画，先有设色，后有水墨。设色画中先有重色，后来才有淡彩。”李思训是唐代工笔山水画的一位代表性画家。他师承展子虔青绿山水画风，创金碧青绿山水之先河。其画境隽永奇伟，用笔遒劲；色彩明净典雅工整富丽，富有装饰性。他的代表作《江帆楼阁图》堪称是中国古代青绿山水画史上的杰作之一。盛唐时期是中国山水画由工笔山水转向文人水墨山水的转型时期，也是中国山水画在中国山水画史上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中国古代诗歌文学作品中也存在的无以数计的“青色描写”，也体现出中国古人亲和于“青山绿水”的审美心理倾向以及浓郁的“青色”观念。其“青色”观念与人类生存环境中的自然山水、古典文学中大量的“咏青诗句”和“青色描写”（如：青青杨柳、草色青青、绿水青山、春风又绿江南岸等，数不胜数）一脉相承。以上现象足以表明中国古代的色彩观中存在着明显的“尚青”倾向。
三、中国古代色彩“尚青”倾向的文化渊源
色彩是一切视觉艺术、视觉文化的第一要素。人们从现实生活的平凡事物中发现色彩变化之美。并对色彩的物理特性和审美特性进行审视，从而唤起人们对色彩的情感体验。赋予色彩以各种文学哲学寓意。我们从对中国古代传统色彩的考证可以发现，中国古代色彩存在着明显的“尚青”倾向。如常用词“丹青”、“青史”、“万古常青”、“青春”、“垂青”、“青睐”。“青史”之“青”固然与竹简的竹片原色有关，但“丹青”乃取“丹青”颜色之不易推色之意，用它写史可以表示永恒的寓意。古人认为“青色”是一切颜色的“标准色”（青，丹青之信必然）。“青色”是古人心目中具有色彩象征的隐喻。青字从丹，说明“青色”在五色体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把丹色归入在“青色”观念之中，“青”统摄着“丹”。这表明古人对中国“五行”色彩已有对立统一的意识了。依笔者所见，青可以代表色彩中的“丹青”之意，而丹青在古代又指一切色彩，于是“青”就成为一般色彩的代名词。另外“青色”在古代“五色”中居五色之首（青、赤、黄、白、黑），中国古代色彩观用“青色”来代表“中国古代色彩的标准色”也是合乎情理的。古人重视“青色”表明古人在色彩思维观中“以青为主”、“以青统色”的独特色彩观念。“青色”在色彩思维中居于核心的地位。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在色彩表现上趋向于“质朴而单纯”的原因所在。这和中国古人的色彩观、哲学观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再来分析一下“青”的衍生字。中国古代色彩观是一种哲学观，它和传统哲学中“生”的范畴是分不开的。《说文解字》曰：“青，生也，象物生时色”。即认为“青”字从“生”。这表明古人从大自然植物生长时呈现的“青”色而赋予“生”（生命、创生、生生不息、生长、生活）的哲学内涵。“生”，是生命、生长、生发等意义，但它的意义恰恰也是从“青”颜色的启示而得到的。“生”与“青”在象形色彩两方面同出一源，都源于人类对植物的观察和视觉思维、色彩思维。于此，形象思维与色彩思维同源，观形和观色同“源”。因之“青”，生也，“生”，青也。“青色”与一切生命之“生”的哲学意蕴水融；再来看“青，丹青之信必然”，说明古人把青色看成一切色彩的必然颜色。《说文解字》训：“分极”，意即“标尺、标准”。也就是说：“青色”是一切颜色中“真实可信”的标准色。“青，丹青之信言必然”，无疑是古人丛观察体验色彩现象中的“青颜色”而得到的色彩经验与视觉审美感受，也是一种对青色观念的抽象表达。“静”，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静”与中国古代色彩现象中的“青色”观念十分密切。“静”，从“青”。“青”作为“静”字的义符，无疑与青颜色相关。《说文解字》曰：“静，审也”。徐锴注：“静，丹青明审”。王筠注：“彩色祥审得其宜谓之静”。两者训义一致表明，中国古代“静”的概念直接与色彩现象相关。“静”字从青”，且“青”通“静”，说明“静”与“青”在颜色上有关联之处。“采色祥审得其宜谓之静”，更反映了中国古人能够体验到青颜色具有宜人眼的特性，并从中体验到静思的能动性“审”而得到的视觉审美感受。从而实现主体之静与客体之静的哲学高度统一――“静”范畴。“静”范畴在中国古代是一个较为宽泛的哲学概念，它有着深厚的哲学底蕴。
除“静”字外，还有一组和“静”字有关的字如“情”、“清”、“睛”、“倩”、“靓”等它们都以“青”字为部首。或用其声，或涵其义，大多与“青色观念”有关。“情”，据《说文解字》训“人之阴气有欲者”。“静”通“情”，“青”通“静”，因此“情”于“青”意义相通。“清”，作为哲学名词指“冲和之气”。“清”通“青”如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引叶德炯日：“清”、“青”古通。可见“清”与“青”有着缘渊关系。以上所举的一组“青”的衍生字从字义上似乎相差较大，但它们确实给人们传递着类似于“青颜色”的色彩思维信息。古人由此而引发“青”，生也，丹青之信必然”、“采色祥审得其宜谓之静”等观点。说明中国古人已将色彩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同样表明中国古代色彩“青色”观已于人类生命宇宙现象息息相关。
四、对中国古代色彩“尚青”观的再认识
中国古代色彩的“尚青”观是中国古代色彩中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文学家、艺术家们把这种现象视为他们自身追求的精神皈依。中国古代艺术家们一贯以丹青作为对色彩的形容，色彩被看作是一种影响人们心灵的力量。“青，丹青之信言必然”真是古人对“青色”作为“标准色彩”的普遍信念。“青色在中国古人眼里成为观察和认识事物“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理想价值标准。当然，应当指出，中国古人“尚青”，并不意味着他们对“青色”的偏执。在中国古代色彩通论中就有“色无一文、五色错交而成文、色里胶青”的论述。中国古人以“丹青”、“五色”来形容色彩现象，说明中国古人对色彩的唯物辩证思维观。只不过“青色”在“五色”中更具有理性与标准色的色彩意味。这正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出于自然而归于自然”不谋而合，这也是中国老庄道家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色彩通观中的有力佐证。体现了中国古代色彩“尚青”观在中国古代色彩观中的核心价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