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30 11:29:0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传播社会学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摘 要：文章选取《社会学研究》和《中国人口科学》2003～2014年间每年第1期刊载的论文为样本，对其数据引用行为进行
>> 19877―20166年我国档案法规研究期刊论文统计分析 期刊论文评价研究 体育期刊论文参考文献中网络文献引用情况研究 从高被引期刊论文看我国图书馆读者工作研究 从代表性期刊论文看我国教育博客研究 西安工程大学期刊论文计量分析 国内物理学期刊arXiv自存档论文的引用优势研究 我国学习型城市研究期刊论文的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 基于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的期刊论文被引用率分析 陕西理工大学期刊论文计量分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期刊论文统计分析 我国新闻传播学期刊集群分布及其亲疏关系研究 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期刊评价历程研究 单篇期刊论文h指数的实证研究 期刊论文与专利文献的整合框架研究 教育游戏期刊论文内容的分析研究 英语学术期刊论文转述动词研究 国内实证类英语硕博论文与国外期刊论文结果与分析讨论部分的引用对比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引用网络的构建与分析 能力坡道模型视角下期刊论文数据生命周期管护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8]《中国人口科学》编辑部.投稿要求[EB/OL].[2014-08-15]. http：///channel/tgyq.
作者简介：丁楠，女，浙江大学图书馆馆员;杨柳，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本科生;丁莹，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本科生;凌晨，男，本科生;潘有能，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副教授。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研究场域;科学系谱
中图分类号:G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1-0168-01
一、新闻传播学处于何种研究场域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定位问题是学界经久不衰的讨论热点。从时空发展来看,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又是一门显学,难以与主流学科平等对话;从学科发展程度看,新闻传播学学科成熟度低,鲜有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理论,对人文科学的贡献率低,被引用量低。尚未形成具有共识的研究方法,没有属于自有领域的研究方法。
笔者以为既然将传播学定位为一门社会科学,那么其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也不能以社会科学的话语霸权排斥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判断一个学科发展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应包括:该学科研究方法的成熟度如何,该研究方法是否具备了科学意义上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 lity)?这些可证伪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重复性验证?这些研究路径(方法)是否受到了主流学科的普遍认可?这门学科是否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核心理论(体系),并且这些理论能够为其他学科所广泛接受并加以应用?该学科的学术评价机制是否相对完善?显然,现阶段的新闻传播学科尚未具备成熟学科的条件,甚至仍处于学科起步阶段。因此,与其他主流学科的对话更无从谈起。
新闻传播学必须立志于创立适合于本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但方法的创新不应机械地套搬社会学、心理学等实证科学的成熟范式,要避免陷入新技术主义陷阱。技术至上却又缺乏应有的人文思想的支撑,容易导致社会科学的伪科学化,笔者以为应当发挥新闻传播学的“想象力”,即对准当下鲜活、生动的富于时代意蕴的现实问题,对接中国与世界的传播话语,少以“言必称希腊”的所谓量化方法研究一些“边角料”问题,这不仅是对学术资源的浪费,其症结更是关乎新闻传播学科能否找到本学科足够的合法性依据及发展壮大问题。
二、学科系谱与本土化路径愿景
作为一门显学或热学,这样的学术背景、学术地位与其获得的资源现状是不相符合的。笔者认为,要改变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瓶颈应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一般来说，音乐社会学的研究课题总是离不开音乐家、作曲家（音乐人）、音乐作品（艺术作品）、听众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见下图）。以下我们将列举几个具体的问题来加以说明。
（一）音乐社会学对音乐传播的外部环境及受众的研究
1、社会与传播媒体
在有声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研究的课题包括噪声污染问题、噪声污染环境中音乐的参与程度问题、噪声对人类生理、心理所造成的伤害问题等。又如，音乐如何帮助医学界进行治疗或其他工作，几年前，美国医学界让音乐进入手术室，以化解和减轻手术房内的紧张气氛。把音乐当做心理治疗，甚至生理治疗的一个有力助手，自古中外都有所闻。近年来则将它归属于音乐治疗的研究范围。有关传媒方面，除了对传播媒体发展的研究外，还可以从传播媒体的经营模式谈起，通过它，社会各阶层的人随时随地可以接触到不同的音乐。传播媒体如何影响、改变人（听众）的生活，它对作曲家有何影响，它又如何改变人（听众）听的习性，如广告音乐的研究与探讨等，都属于这方面的重要课题。
2、工作与休闲活动
这里的休闲活动当然指的是与音乐有关的接触，其中工作性质与休闲时所接触音乐类别的探讨，就是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据音乐社会学家研究结果显示，流行音乐之所以会流行，与大多数人单调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密切相关，现代社会工业生产线上分工极细的生产结构，是单调流行音乐广受喜爱的主要原因。当然，亦不是所有的人对单调的工作环境都有同样的反应，另外有一种反应，就是对它产生一种逆反心理。1964年，英国新闻媒体出现的字眼“披头热”（Beatlemania），就是形容当时英国年轻人在披头士演唱会上的疯狂行为，它暗示着英国年轻人对当时社会不满的一种反抗心理。
3、公共机关与社会阶层
这里的公共机关是指音乐演奏厅、歌剧院、演唱场所等。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包括：歌剧院、演奏厅在社会、文化中的角色，歌剧院（如国家歌剧院）硬件规划研究，文化中心音乐活动软件（节目）规划研究等。与社会阶层有关的研究问题，如对歌剧院、演奏厅的观众、听众加以研究调查，亦与其他类型观众、听众作比较分析。集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社会学家、作曲家于一身的德国音乐学者阿多诺曾根据德国听众的个人背景、反应与听音乐的态度，将它们分为八种类型①（音乐社会学导论）：
专家型：这类听众对他们所听到的曲目，都可以用专业的知识加以分析、判断，他们是属于完全能自觉的听众。
好听众型：这类听众对他们要听到的曲目，都非常用心地注意它们，但没有专家型听众的专业知识。就如同一般人说母语的情况类似，使用母语说话易如反掌，但若要说明母语的文法与句子结构时一定哑口无言，因为他们使用时不是完全自觉的，甚至是完全不自觉的，这一类音乐听众与音乐的关系就是如此。
有教养的听众或有教养的音乐消费者：这类听众喜欢听很多音乐，甚至可以无止境地听。他们对音乐家、诠释者、音乐曲目都会主动地进行了解，而且收集唱片、录音带。他们把音乐当成一种精神文明的产物，而且非常尊重它。这种类型的音乐听众往往会把听音乐、了解音乐、收集音乐作为他们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认为是他们的一种义务，从而显示出故弄风雅、庸俗的形态。
感性的听众：该类型听众与音乐的关系不像上一种文化消费者那么生硬。不过，音乐变成他们生活中的避风港、欲望的发泄与非理产生的来源。阿多诺认为，这类听众尤其喜好强调感情的音乐，如俄国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不满挑剔的听众：这类听众属于西方音乐史上巴洛克时期音乐巨人巴赫音乐的热爱者。他们对现今社会音乐生活非常不满，认为它很虚伪，对这种不满环境的反应，就是消极地在前人音乐里找慰藉，而他们所强调的，正是对前人音乐作品忠实的诠释态度。
爵士乐专家与爵士乐狂：这两者是很难划分的。该类型的音乐听众，有如爵士乐的基本特色“即兴”一般，喜好自主自发性，与“不满的听众”同样排斥社会上以古典浪漫为音乐理想的趋势。
把音乐当成消费的听众：该类型的听众在所有类型中占的比例最大，他们的产生与“文化工业”现象息息相关。由于缺乏音乐的专业知识，他们通常只是文化消费者，音乐对他们除了当成兴奋剂外，是不具备任何意义的。
无所谓、非音乐与反音乐听众：据阿多诺解释，此类型的听众所以会有听音乐的态度，不在于生理上缺乏音乐性或音乐才能，而在于后天不良的环境背景与极度的灌输式的教育方式。
（二）音乐社会学对音乐分类、价值评价与非自主性学习的研究
1、严肃音乐与娱乐音乐
一般认为，传统的西洋古典音乐是严肃音乐，流行音乐则属于娱乐性音乐，或称为轻音乐。但真可以这样区分吗？若问，莫扎特的《嬉游曲》属于严肃或娱乐性音乐？或许一般人会马上回答，它们应该属于前者。然而一旦了解《嬉游曲》是一种在十八世纪末提供娱乐的室内乐时，答案可能就完全不同了。至于爵士乐的种类，也有同样的情况，可见严肃音乐与娱乐性音乐这两个名词虽然常被使用，但无法分得清楚，原因何在？可有更好的分类？这些都是音乐社会学研究学者试图解决的问题。曾于1979年出版的第一本专门介绍（系统音乐学）方法及研究技巧的论著的捷克音乐学者，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卡布其斯基（VladimirKarbusickyb.1925），在他的《经验社会学》（EmpirischeMusik-soziologie）中（于1975年出版于德国威斯巴登），从定义、名词与美学角度来探讨娱乐性，也就是轻音乐与严肃音乐的不同，再就特性与功能的观点来区分它们。
2、价值与评价
社会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若应用到音乐社会学上，所涉及的研究课题有：什么样的音乐作品在一个社会中会被赋予一个较高的评价呢？原因为何？它与社会的架构、形式有何关系？又如音乐家、作曲家、演奏家或音乐学家的社会地位如何？以及音乐研究学者的研究兴趣、研究方向等。1970年生于法国巴黎的音乐学、东方学学者丹尼耶陆（AlainDanielou），在他1972年出版的《东方国家音乐与音乐家的处境》一书中，针对亚洲国家音乐家的情况，做了详细的剖析。他指出，亚洲音乐之所以会被藐视，是西方人借助殖民政策所作的文化宣传所导致的结果。又说，西方国家在亚洲地区开拓殖民地的野心，更造成集体洗脑与灭绝种族文化的后果。这也是亚洲传统音乐的作曲家、演奏家地位低落，亦感到自卑的原因。很明显丹尼耶陆的这种研究，就是把社会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价值与评价，应用到音乐社会学领域的最好例证。
3、非自主性的音乐学习
这也是音乐社会学探讨一个人在无意识、无法抗拒的情况下，所接受的音乐教育，如广告音乐常常无形中进入我们的脑海中。非自主性音乐学习是音乐教育，尤其是儿童音乐教育的重要研究课题。儿童，特别是幼儿时期，受大人的影响既大而深，一个从小就被灌输古典音乐的小孩，会无理由地排斥其他音乐。所以，一个人对某种类型音乐喜好的原因，是否与非自主性音乐学习有关呢？另外除了广告、音乐教育，非自主性音乐学习还可以来自哪个方面？这些都是属于音乐社会学的关心范畴。
（三）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自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音乐理性基础和社会学基础》于1921年出版后，音乐社会学学科就成为一个新兴的音乐理论研究领域。究其原因,首先是高科技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音乐制作、创作的提高和音乐创造力的发展。其次,为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音乐形式追求的多元化，出现了许多新的音乐内容与样式，音乐新事物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音乐的社会性，扩大了音乐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如曾经被广为忽视的各类流行音乐也成了音乐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虽然音乐社会学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与传统的音乐学理论相比，它还属于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对它的研究方法、定义、范畴还有很大分歧和差别。这些研究理论方法中比较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有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的合理化及理想型理论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观念就是以合理化理论来阐释为什么在欧洲音乐历史中，由复调音乐发展而来的主调音乐得到蓬勃的发展，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则合理化地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他把音程、和弦和声、平均律的调音、记谱法以及乐器制造都看作是欧洲音乐文化内代表性的、合理的标志。韦伯还提出了理想型概念的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这种方法侧重于理解、分析现实社会现象。认为把现实社会中许多零散的现象中有意义的本质提炼出来进行分析研究，把音乐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①建立在美学基础上的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认为,西方音乐史和社会史水融。他认为音乐作品象征着社会，陈述事实，并在自己的素材中吸收社会的矛盾。对他来说，音乐作品是音乐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出发点。②阿多诺还提出了文化工业的著名论述：文化工业已渗入到绝大多数的人口中，通过大批量生产文化产品，人们的感觉和行为模式符合工业资本主义主宰的社会形式的需要。他的理论充满着的批判精神，为他的流行音乐批判增色不少。他还理解西方艺术音乐，力图把握西方社会整个音乐领域的历史与社会意义。③西尔伯曼经验主义音乐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认为，研究和音乐有关的个别人的行为方式和音乐经历在音乐社会学研究中占有中心地位。这种音乐社会经历也是一种社会现象，阐释这种音乐现象必须要以经验主义理论为依据。西尔伯曼从客观化的角度出发,把作为审美对象的音乐作品、音乐内容排除在考察范畴以外。他注重经验理论的重要性,摆脱美学标准，用经验主义的方式来思考、解决问题。④
二、音乐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从开始，我国就有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思想家、教育家在其论著中有关于音乐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如：曾志忞在《音乐教育论》中专章论述“音乐之功用”；沈心工在学堂乐歌的推广过程中倡导的音乐教育在德育教育中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以后,在音乐的社会功能的音乐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方面，又有一批知识分子和音乐家们的论著涉及，如：我国20世纪著名的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在他的论著《欧洲音乐进化论》中最早提出了对我国古代与民间音乐进行搜集与整理，然后借鉴西洋音乐的方法把这些古代与民间音乐重新进行包装，使之更易为广大民众所理解接受，并成为一种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符号的新国乐。最早指出了音乐社会学的概念与内涵，首次较全面地勾画出了中国音乐社会学学科的整体构架，他提出：“音乐所及于人群之影响,则关乎社会学与文化史者也”。这一时期可看成是音乐社会学在我国的启蒙阶段。我国的音乐社会学理论的独立系统研究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80年代也是我国对音乐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此时，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国内外音乐文化交流日趋频繁，音乐商品化的氛围日益浓郁，这些是音乐社会学学科系统研究的重要的客观条件，也为我国的音乐社会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课题。1985年，由前苏联音乐美学家、音乐社会学家A.索霍尔著述的《音乐社会学》（杨洸教授译）在我国首次面世，这本译著在我国音乐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后，1990年5月，《音乐社会学:音乐词典词条汇辑》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本专著共收录了四篇有关音乐社会学的译文和六条音乐社会学词条。它们是：金经言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认识对象》（德国克奈夫著）、《音乐社会学的目的》（德国西尔伯曼著）、曾遂今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的对象、结构和方法》和孙国荣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西班牙罗莎著)。
这本书参考了诸多外国的音乐社会学书目，这些文献包括《音乐大辞典》（德）、《哈佛音乐辞典》（美）、《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英）、《音乐百科全书》（苏）、《音乐大事典》（日）等。这些译著为音乐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我国音乐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里程碑。在翻译国外音乐社会学论著的同时，我国的一批音乐学学者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通过调查研究，也发表了大量的音乐社会学论文，其中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论文有：曾遂今的《试论民间歌曲的走向》、《试论民歌概念内涵的发展与转化》、《现代民歌:时代的一面镜子》、《口头性、集体性不是永恒的真理:关于民歌问题与彭国华同志商榷》、《港台流行歌曲冲击后的回顾》、《中国现代城市民歌的复苏及其特点———音乐社会学实践思考笔记》等；叶林的《音乐社会学的导向和误区》；于润洋的《对一种社会学派音乐哲学的考察》；余兰森的《荀子〈乐论〉与音乐社会学》。音乐社会学已在1992年被正式批准为我国的“‘八五计划’青年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1996年年底结项。其研究成果《音乐社会学概论: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研究》一书于1997年正式出版，该书35万字（曾遂今著）。全书九章，分别为“音乐社会学学科认识论”、“中国音乐社会学学科建设论”、“社会音乐生产论”、“社会音乐听众论”、“社会音乐传播论”、“社会音乐流行论”、“社会音乐商品论”、“音乐职业论”、“社会音乐批评论”等，涵盖了音乐社会学作为中国音乐学新学科建设所面临的理论和实践的基本问题。
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
一门学科的建立、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理论体系的探讨与争辩，体育社会学自70年代在我国发端以来，一直有部分专家专注于该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专家学者们就体育社会学理论基础问题长期、深入的探讨对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铺垫与推动作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早期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尔后部分社会学领域和体育学领域学者认为它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近年来，有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即它既具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属性，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有学者提出了体育社会学只有一个学科属性，即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观点。孰是孰非，还需学界的进一步讨论与争辩。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就什么是体育社会现象、构成体育社会现象的前提条件、什么样的体育社会现象才有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论、观点、应用等在内的范例，范式可以用来揭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某一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模型。［1］有人认为“范式”这一学术词语已逐渐替代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学界大致持这一观点，即实证与思辨研究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军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初始阶段注重解释主义(思辨)研究范式，发展阶段具有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色彩，现阶段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解释主义研究方法相互渗透和融合几个阶段。［2］吴贻刚等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较单一，主要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主，虽然也有一些使用了冲突理论的范式，还有一些运用了后现代主义范式，但总招来结构功能主义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框架主要援引自社会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结构功能理论、角色规范理论、符号互动论、女性主义论、社会越轨理论、社会转型理论、非政府组织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等。比如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不同时代体育应完成的历史任务和承担的历史责任，运用符号互动论分析体育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组织之间的互动以及组织与组织间的互动，运用角色规范理论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运用社会越轨理论解释竞技体育异化问题，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探讨体育中弱势群体体育、体育权利与公平问题等等。其中，运用结构功能主义来解释体育现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论应用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问卷调查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应用越来越普遍，有学者就体育社会学中与问卷调查方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陈海燕对6种体育期刊1999－2003年间以调查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进行分析后认为，多数研究者忽视了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在抽样调查中，抽样方式介绍不明的占20．6%，在调查资料的处理、分析和表达方面，多数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观解释和说明上。［4］杨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问卷调查方法的使用，在问卷统计处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类统计分析，注重对现状的描述;但从整体发展来看，呈现出由常规统计、单变量统计分析向多元统计分析发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释研究发展的趋势。［5］斯迪虎认为体育社会学因果关系的本质存在于决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数理统计是关于体育社会现象之间量的相关分析，任何具体的量都有质的规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质的规定性以及数量关系背后的社会背景情况，就可能做出肤浅、错误的解释。因此，体育社会学的数理统计中，即使两个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并且具有统计意义，也不能因此作出两个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而应遵循数理统计与逻辑实证相结合的原则。［6］杨威的研究也赞成上述观点，建议应注重信度与效度问题、抽样方法问题(随机不等于随意)、统计分析问题(过于相信两个变量间的统计结果分析，忽略体育社会现象间的复杂性)、结果的理论解释问题(厚于资料收集与现状描述，薄于理论分析与解释)，并介绍了目前体育统计教材中鲜有论及的定类、定序变量回归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实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从而提高研究成果质量。［7］除传统的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外，一些学者逐步开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典型调查、个案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来研究体育运动中的社会问题，使体育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运用向前迈出一步。
总体而言，关于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停留在借鉴与援引母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阶段。尽管近年来有学者介绍了西方国家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理论、视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从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流变”、“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西方体育社会学新流派述评”等，但具体应用还不多见，并且在应用过程中还需对援引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本土化的考量。
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
随时间与政策变化而有所侧重。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的社会功能、体育改革、体育娱乐理论、体育与大众传播媒介等主题上。9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与生活方式、体育人口、假球与黑哨等社会问题、社区体育、竞技体育异化、体育产业、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体育体制改革等主题上。近10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与农村体育、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北京奥运会、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等主题上。
农民与农村体育随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的提出，农民与农村问题逐渐进入学者们视野，农民与农村体育问题也一跃成为体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此相关的课题立项、成果发表数量剧升。以体育学人最为看重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立项为例，2001年至2004年该基金没有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立项，但从2005年开始，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的立项呈现出波浪式上升趋势。这一研究热点在整个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最近两年，学者们对农村体育和农民体育倾注了更多热情，社科立项也向“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的相关研究作了较大倾斜(如图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录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以“农民、农村体育”为命题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就以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不同地域农民体质与体育锻炼现状的调查分析与对策探讨;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或和谐社会建设为语境的农民、农村体育发展问题的探讨;农民、农村体育需求问题的探讨;不同地域农村体育项目与文化的传承、发展、出路、困境等，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农村体育发展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等内容。总体来说，这些问题的探讨丰富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农村体育的发展也颇有指导意义，但从理论上来看，采用问卷调查对现状进行量的描述与分析偏多，通过实地调查与访谈结合量的分析阐释现象背后的质的研究较少;研究对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较单一;宏观研究偏多微观研究较少;从实践上来看，对指导农村体育发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体育公共服务问题随着我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公共服务问题受到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体育公共服务问题也随之受到体育界的关注而成为近年来继“农村体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热点。2001年至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立项颇多，2001年0项、2002年1项、2003年5项、2004年2项、2005年0项、2007至2008年各一项、2009年2项、2010年6项、2011年7项。2001－2011年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论文共计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间总数的94.6%。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现状、困境、影响因素，体育公共政策供给主体、供给方式、供给模式、供给制度与制度创新，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运行与评价等内容进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理论，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或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建立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应该肯定这些研究成果为促进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做了重要的铺垫。但目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在理论上尚未完全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理论框架，在实践上尚未使得这一“体系”规范、有序的运行。［8］甚至可以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因此，还需要体育社会学者们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作进一步的研究。
北京奥运会研究2001年北京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权，引起国人的振奋，举国上下为之欢庆，体育界更是如此。此后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不绝于耳，同时，学界对北京奥运会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从内容上看，涉及奥运理念，奥运会场馆、设备，运动队的备战，奥运会对城市与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从时间上看，奥运会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术、条件等的准备性研究，奥运会后主要注重对奥运会各方面的分析总结和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方向的思考等问题。其中不乏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研究与这一主题相关的问题，如“影响我国女性2008年奥运会成绩的社会学因素分析”、“2008年奥运会与北京的流动人口问题”等等，这些研究对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这一研究热点逐渐淡出多数学者们的视线。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退役运动员保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从90年代初讨论的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到“体教结合”，再到以学校、家庭、社会多元化培养的讨论不曾停止过。由于退役运动员不再安排就业，没有退役后的保障，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选择从事体育运动训练，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后，公众的金牌意识逐渐淡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面临更大困境，体育界不得不再思考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调查、问题总结、对策分析、模式探讨上，也有关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介绍与比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或者视角来分析问题，如“美国学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社会学归因”、“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不同层次利益整合的机制”等。通过对相关文章的梳理不难发现，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宏观层面或中观层面，对微观层面的研究极少，比如通过个案研究，深层次追踪不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对从事运动训练的看法，随着社会变迁与政策变化，家长对子女从事运动训练的态度变化，从微观层面探寻因果关系。
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介绍与比较研究除了上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来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成果介绍与比较研究颇多，这可能与早期的学者们呼吁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体育社会学译著与成果介绍相关。在著作方面，国内有关学者翻译了部分国外著作，如卢元镇主持了《美国体育社会学》的译介、清华大学组织翻译了美国学者JayJ•Coakley的《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金季春主持翻译了《体育科学指南》等等;［9］在论文方面，有的探讨了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论、视角等理论问题，［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来国际或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17］［18］［19］有的对中西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与热点进行了比较研究，［20］［21］还有的专门探讨了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对外联系。［22］这些成果使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了解了国外同行们的研究现状、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同时也有专家指出在借鉴与参考的过程中应考虑本土化的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特点
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通过对近10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阅览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往往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不管是课题、毕业论文还是期刊论文，都热衷于选择大而难的课题，也倾向于选择思辨性的课题而非实证性课题，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体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观视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国现行体育学各级课题规划和评审导向中，微观研究课题得不到重视，难于立项。此外，体育学各级课题资助金额小，难以完成以长期田野调查、访谈、观察等方法为手段的资料收集与分析论证的微观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浓厚的政策导向色彩从对近10年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几个主题的逐年成果数量来看，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国家提出“三农”问题、提倡新农村建设、倡导和谐社会建设，则以此为背景的和与此相关的论文相继涌现，并成倍增长，尔后逐渐冷却。关于“北京奥运会”论题的情况如此，关于“阳光体育运动”论题的情况亦如此。北京奥运会后主席提出“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方针，则以“体育强国”为题名的论文不久便见于各刊物，中国知网以“体育强国”为篇名检索2001－2011年论文共计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来总篇数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紧跟政策，亦步亦趋，这虽体现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应以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中的社会问题，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以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门做出某一决策后，再一窝蜂地去解读某一策略的内涵，讨论对与错、可行性等等问题。
论文摘要:通过文献资料、归纳演绎、逻样分析等方法，时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就未来如何发展提出了相应时策。
从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开始涉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算起，我国体育社会学经历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本文旨在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进行回顾，理清目前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我国体育社会学未来研究发展将如何走向?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能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来发现问题，以利于开展我国新时期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更有利于把握今后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方向，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中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概况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归纳演绎、逻辑分析等方法进行本课题研究。
2结果与分析
2.1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历程回顾
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大陆地区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涉猎这一领域。除台湾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体育社会学专著问世外，最早是北京大学林启武先生编写的《体育运动社会学》讲义，在小范围内向国内体育理论界介绍了体育社会学的框架。1983年，由厉鼎禹先生组织江苏省省内的体育工作者成立了我国最早的省级体育社会学学术团体—江苏省体育社会学研究会;1986年沈阳体育学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体育社会学教研室;同年，《中国体育的社会学研究》课题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这也是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第一次被纳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理论学会中随之设立了体育社会学学组。然而，国内的研究尚处在摸索阶段，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在我国的地位和影响相对较小。1990年我国第一本《体育社会学》专著问世，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进人了独立发展阶段。此后陆续有5部《体育社会学》专著或教材出版。1994年我国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1997年体育学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学科。一时间，体育社会学的学术活动频频举行，各体育类刊物发表众多体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学科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国际上，自1995年起至今，刘德佩教授一直担任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的执委会委员，对我国体育社会学在国际上的沟通、交流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2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趋势分析
2.2.1体育社会学学术队伍趋于不断发展壮大
任何一门学科，学术人才梯队是该学科发展的有效人力资源。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启蒙由一些学者如林启武、蔡俊五、刘德佩、牛兴华等发起。随之，北京体育学院率先在体育理论专业中招收了体育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开始了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培养阶段。2001年北京体育大学开始招收体育社会学研究方向的博士。这些先后培养出来的高层次人才，有很大一部分已成为各院校或单位的学术带头人。目前，各体育院校(系)都已将《体育社会学》这一课程纳人了教学计划。《体育社会学》课程在各体育院校(系)的拓展，使更多的人了解该学科的意义和价值。一支有理论、有能力、勇于献身的体育社会学专业队伍和一批有兴趣、有热情、不断壮大的业余力量正在形成，预示着体育社会学的队伍在不断发展兴旺，这股强大的力量将持续推动我国体育社会学向前发展。
2.2.2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城趋于逐步拓宽
20世纪80年代，我国体育社会学主要是引进翻译国外资料，同时兼有借鉴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国内体育现象展开研究双重特质。在1980-1986年期间，我国主要以引进、翻译国外资料为主。进人20世纪90年代，研究领域已包括体育价值观念、体育产业和体育领域中的社会问题(其中兴奋剂问题占22.9%，竞技体育职业化问题占25.0% ,体育商业化问题占17.1%，球迷骚乱占11.4%)等。卢元镇教授在《中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进展报告》中总结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将其概括为11个方面，包括体育社会功能、体育改革的社会学理论、体育休闲娱乐、体育大众传播媒介、地域性体育、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社会问题、体育与生活方式、妇女体育和竞技体育异化。这些成果中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既有发达地区的体育研究，又有欠发达地区的体育研究。
综上所述，我国体育社会学由引进翻译国外体育社会学资料到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实证性初步研究，以及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社会学，其研究领域逐步拓宽，并向纵深发展。
2.2.3体育社会学学科体现了从分化趋向整合发展的趋势
社会科学包括体育社会学，拥有众多系列分支的大学专业学科，如体育经济学、体育政策法规、体育人口学、体育产业学、体育社会学经过一定阶段的分化发展之后，也会逐渐向整体化、综合化方向转变，并呈现以下特点:1)一些重大前沿课题将吸引众多学科交叉汇聚一点，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2)社会体育学与其同族学科(如社会学、体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的融合进一步加强。3)体育社会学跨学科研究十分普遍。20世纪90年代以后，它与体育管理学、体育哲学、体育文化学等学科的交叉更是十分频繁，尤其与体育经济学相结合来讨论中国体育社会现象更是一个突出的特征。另外一些原来从事其它领域研究的学者转而研究体育社会学，还常常带有原来学科的痕迹，跨学科研究的现象也十分突出。4)社会体育学内部的分支学科将在新的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出现整合趋势。
2.2.4体育社会学研究特点趋向于注重以定性与定量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特点
随着我国体育社会化程度的加强与发展，学科体系与学术研究仅赖定性研究则显乏力，因此广大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在学科理论建设的基础上，开始从事体育社会学定量方面的研究工作。1997年以来，中国学者吕树庭等人的《体育社会测量方法》出版标志着体育社会学定量化研究的开端。随后出现了较多有关群众体育、社会体育方面的调研，社会体育人群健身的定量化研究论文。随着20世纪90年代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社会调查广泛运用于体育社会学各个研究领域，成为收集体育社会信息的重要方法，建立社会调查网络的意识已经形成。
未来体育社会学将呈现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将承担起观念转移、原理阐释的指导任务，而应用研究则将通过实证的探索提供具体的工具与方法。2)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将通过对社会体育中产生的各种真实问题的切人，逐步纠正长期以来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如老龄化社会、网络化社会带来的新的健康问题研究、特殊人群的健康问题研究以及近年来体育社会学中的一些新的研究热点:体育产业问题、体育与经济发问题、体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体育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人文奥林匹克问题等。3)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将通过国家级重大工程(如奥林匹克运动)或前沿课题进行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2.5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重视本土化问题
本土化主要是指学科发展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本土化是未来体育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由于我国的传统体育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也深得广大人民的喜爱，因此努力挖掘我国传统体育，使之展现于世界体育之林，这不仅对丰富全世界的体育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我国传统体育的继承与发展，使之不被西方竞技体育所淹没与淘汰更具有重大意义。
在本土化的建设中，体育社会学研究将在以下几方面寻找突破:i)应努力学习、吸收国外体育社会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从中得到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发展的捷径，少走弯路。2)在借鉴与吸收国外经验的同时，应加强与本国国情的联系，寻找出一套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体育社会学发展的道路。3)加强我国传统体育的挖掘与继承方面的研究。
3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对策
3.1注重社会学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应用
社会学为描绘和理解人类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行为和社会互动提供了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体育社会学萌芽阶段，就是通过一些社会学者运用社会学理论观察体育现象而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其后的发展中又运用各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对体育社会现象进行深人研究和阐释，不断积累，形成体育社会学理论。在中国，体育社会学是一门引进的年轻学科，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体育科学体系的重建，推动了体育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被引进到中国。而且，由于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大多是从体育教育专业或体育管理从业者转行而来，社会学理论较为薄弱，因此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加强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理论的学习与研讨，进一步明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学科界限，提高研究方法的可信度和研究成果的水平。
关键词：高等教育;人文素养;素质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拓展课程;综合素质培育课程;课程规划模式
一、引言
早在十九世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校长就曾提出，高等教育的目标不应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在追求职业需求、满足个人的兴趣爱好、职业志向的同时，高等教育还应该为国家培养服务型人才、促进学生人性和理性方面的健康发展。担任耶鲁大学二十年校长的里察•拉维因(RichardCharlesLevin)认为，拥有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他倡导的教育是追求自由的精神，负责任的公民，具有远大的志向，和独立思考与批判的能力。威大校长和耶大校长的高等教育理念都在强调，作为负责任的公民应该为社会的需要服务。当今美国的高等教育，不论是理工科或文科专业均特别重视人文教育与专业技能的平衡发展。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大众传播学术界已经开始探索高等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新闻人才的问题。曾经开创大学培养职业技能性新闻记者的密苏里大学，也终于在九十年代初开始培养具备高人文素质、广博知识，但仍具备专业技能的新闻传播人才。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国家迫切需要大量的应用型专业人才。高等教育(highereducation)步入大众化也迫使当今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程进行相应的调整。那么作为一所应用型的高等学府，我们培养出的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技能，才能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本论文是以目前美国与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学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教育理念为参考基础，以新闻传播学专业为例，提出一个课程规划模式方案，并为大陆培养应用型新闻学专业人才，规划一个为期四年的本科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案例。
（一）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具备高综合素质、敬业精神、判断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人”，培养具备专业知识的“才”。高等教育担负的职责不仅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精英教育，更大的使命应该是为国家培养社会建设与改革需要的人才。这种人才不仅必须具备扎实、全面的专业基础知识，具备专业实践经验与技能，并且能够充分掌握和运用其专业知识。但同时也必须具备广博的人文素养与深厚的知识积累，以及具备独立思考与批判的精神。高等教育本科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与职业院校教育人才的培养有基本理念上的差异：高等教育是以培养高层次的人才为目标，是培养为社会各行业提供未来的领导阶层的人才；而职业学院教育则为各行业培养基层的技术性专业人才，这种人才发展的潜力主要是在其专业领域成为未来的“工程师”。那么目前海峡两岸培养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具有何种发展方向上的特征？目前海峡两岸的高等教育多往实用性、职业化的方向发展。为了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现今两岸许多大学校都不约而同地开设大量专业性、实践性的课程，传授狭窄的专业理论知识，两岸的高等教育机构已逐渐成为职业培训的场所[1]。在课程规划方面也呈现出缺乏培养人才理念的办学现象。开设课程往往不是以培养现代专业人才的目标为导向，而是以任课教师的个人能力或兴趣开设课程，其结果是规划出的大学四年课程如同一个“大杂盘”，缺乏教育的方向感。那么，新闻传播学课程规划的理念应以什么为建构的依据？我们应该培养具备哪些方面素质的新闻传播人才？当今社会的发展对于现代人的素质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我们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来确定新闻传播学教育的课程内容？
（二）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规划
教育的核心是课程，而课程的规划与设置应该考虑到社会的需要。为适应二十一世纪社会发展与改革的要求，课程设置的理念必须同时代的发展步调相一致。当今我们需要培养的不仅是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而且是具有智慧的专业人才。智慧是人的综合知识和判断事物的集中体现。自然科学向我们提供知识，但是它无法为我们提供智慧，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我们提供了智慧的养分。因此我们需要从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中获取智慧。人文素质的养分主要取自于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众多领域的肥沃土壤。文、史、哲知识不仅可以培养我们全方位的、广博的知识基础，也为培养我们独立判断与批判能力提供条件。素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较为宽广的视野，培育广博的文化素养和深厚的知识基础，也为培养学生好学善思的素质提供养份。通过人文素质的养成教育、通过广博的知识文化积累，和高雅的文化环境氛围的熏陶，学生不仅可以拓宽其知识面，还能在思想、道德、文化、审美、身体等多方面得到全面的提升，也为培养人的自主创新的能力提供条件。创新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训练开发出来的。创新人才的培养依赖有针对性的教育，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和锻炼获得的[2]。要想培育学生的创新能力，首先要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学生的文化水平高、知识面广，融会贯通的能力就强。其次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想象力是指人们能够在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上，在头脑中构成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事情的新形象[3]。丰富的想象力是创新的基础。人文学科中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治学、社会学等课程为培养人的文化素质，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打下基础。素质教育的培育需要整合学习专业化和学习职业化的教育目标。素质教育与技能教育两者间应该是一种有机的结合。素质教育是学生技能培养的延伸和提升，它不应局限于教授学生如何解决问题，而是需要帮助学生如何思考问题，如何看待问题。对素质教育与实践性课程的授课比例需要进行合理的配置与均衡的发展。在规划课程时需要了解专业课程与实践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考虑课程与课程间相互渗透的设计。开设每一课程应明确认识该课程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每门课程的安排必须能充分体现出应用型的教育理念。在撰写教学计划时需要明确说明开设每一门课程预计达到的目标，并根据这个目标设计每一门课的具体内容和撰写课程大纲。此外，需要具体说明学生学习某一专业课程后应该“掌握”、“具备”何种能力。例如，具备独立进行创作的能力等，并且说明在技能的训练上要达到何种程度。在课程设计的过程中要把握处理好技能训练与文化素质、人文素质、审美素质间关系的问题。基于上述理念，本论文以莆田学院新闻学专业四年本科修读172总学分，设计以修读83学分的专业课程为案例，提出一份“新闻学专业四年学习课程规划表”（见表—）。此表根据学生对不同传播媒体的兴趣，区分为A、B两个专业轨，供学生选读。不论选择A轨或B轨作为未来发展方向的学生均须修读至少47学分的专业核心课程，以及必须修读至少36学分A、B两专业轨共同选修的专业性课程。此项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的规划可大致归纳为“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拓展(延伸)课程”和“综合素质培育课程”三类。
二、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教育是一种系统性、专门化的知识培养。专业核心课程是指在专业范围内要求学生学习的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掌握该专业领域的基础知识和最新的专业发展动态，同时也在培养学生分析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4]为满足传播业界对于人才技能之要求，学生需要系统地学习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和原理等知识，并掌握对该专业应用所需的基本技能。此类课程包含所有专业所需修读的基础理论，或专业技术原理性课程。为满足新闻传播业界对人才技能方面的要求，课程规划方案要求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在四年内必须修读一定学分的专业理论与技能性训练课程：专业必修学分：47学分（包括实习学分）专业选修学分：36学分（可选择修读的学分为68学分）专业拓展（延伸）课程：必修学分：32学分专业拓展（延伸）课程：必修学分：32学分综合素质培育课程：必修学分57学分新闻专业本科四年必须修读总学分：172学分1.专业素质培养课程：此方向着重传授传播学理论性与原理性、传播史、传播法规等课程。此课程也包含专业实践性的基础课程。此类课程均为必修课程。2.专业技能性课程：此类课程以实践为导向，主要是培养学生操作影视媒体器材与相关设备的能力。
三、专业拓展(延伸)课程
新闻媒体报导所呈现出内容的质量与媒体工作者自身的知识水平、品德、和能力有直接的关系。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除了必须修读上述83个专业核心课程学分外，我们进一步要求本专业学生需要自行选择修读拓展其志趣的“专业拓展课程”。这是属于专业知识培养性质的课程。它是培养学生能够掌握某一科学、或某一个领域，并且具备该领域一定深度的专业知识，在进行采访时能够提出具有专业性、深入性的采访问题，并能做出具有深度的新闻报导。例如，对未来有意在体育方面发展的新闻专业学生可到体育学院修读相关的课程，以培育学生在此领域的专长。学生亦可在其他领域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医疗、自然科学、环境科学、艺术、地质学、海洋学、生理学、人类学、生物学、信息科学等领域，拓展其专业知识。此课程要求学生在其兴趣拓展的领域至少修读两个专业领域，且每一领域修读不得少于12个学分的课程，修读拓展性课程的总学分不得少于32学分。
四、综合素质培育课程
此课程设置的目的旨在全面提升学生的基本素质，开拓其视野，使其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基本的了解。课程内容也应包括培养学生健康的人生观，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并培养他们分析事物和创新的能力。此类课程包含工具性知识的培养，如外语、基础研究方法等。这一模块要求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在四年内必须修读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课程至少57学分，其中修读文学、历史、哲学，每一类不得少于12学分的课程。根据上述理念，本论文更进一步提出由三个模块组成的“新闻学专业四年课程规划模式”（见表二）。
五、结语
以应用型高等教育新闻传播学培养专业人才的理念为基础，本论文提出一个“新闻学专业四年课程规划模式”的案例。形成此模式的概念亦可运用到其他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其他专业领域。此模式的有效执行，除了需要学校各院系彼此共同配合方可达成外，也需整合如中文、历史及目前开设的公共课程等，并须重新规划设置如目前台湾各院校普遍设置的“通识教育中心”。此中心的设置可向全校所有科系学生提供各类综合素质培育课程，供不同专业学生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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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一、拓宽了对音乐传播特征性研究的新视野
对音乐传播特性的思考成为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亮点，备受关注。这一点非常明确地体现在曾遂今教授的《音乐传播的时空关系研究》及薛艺兵教授的《流动的声音景观――音乐传播与地域分布研究方法新探》两篇论文中，曾遂今的论文中对于音乐传播中的时空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归纳出了音乐传播的四种模式：音乐的“零信道”传播、“信道”传播、“盲信道”传播和“网络信道”传播四种模式，并揭示出音乐传播的“时空同向效应”和“时空反向效应”及两种时空效应观念。薛艺兵教授从“声音是一个流动变化的景观”这个新视角来思考，突破了以往静态研究的局限，以时间和空间双维度动态变化的角度审视在历史过程和地理分布中流动变化着的“声音景观”（sound scape）。他提出的“声音景观”这一概念在音乐的传播空间与历史流变中，对于音乐传播学和音乐地理学的研究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此外，中国传媒大学青年教师张谦的《论音乐传播中的现场互动行为》及博士生陈镇华的《论流氓学视野中的音乐传播》等论文对音乐传播在传播途径中的特征提出了新观察与新思考，拓宽出较新的观察视野。
二、丰富并呈现出对音乐传播思考多元化的新景象
在当代社会的音乐文化生活中，音乐传播作为一项重要的人为活动贯穿整个过程。音乐传播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会涉及到更多的内容。在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发言和分组讨论上就可以听到来自各方面关于音乐传播各领域的诸多表述，表达出更为多元化的理论思考。比如，在第一分组讨论会场，在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赵志安和中央音乐学院宗晓军两位老师的主持下，沿续第二届音乐传播论坛中关于艺术院校中“艺术管理专业教育与音乐传播和谐关系”的议题，会议代表们对几年来的艺术管理专业教学进行了总结和思考。来自天津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的蔡丽老师和广州星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的蔡美娟老师对艺术管理教学模式和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议题。蔡丽老师指出目前我国的艺术管理教学仍存在局限性，无奈的“拿来主义”只是单纯地借用经济、工商管理以及音乐、美术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拿来讲授，缺乏二者的良好结合，使得目前没有一套系统的、具有针对性的艺术管理教学模式应用于实际教学当中；其次是艺术管理师资力量的缺乏，依靠外聘专家来校开设讲座是不足以满足学生需要的。除此之外，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青年教师周烨通过《由南广模式引发的思考》一文对音乐编辑、音乐传播等专业的具体教学活动进行了生动的讲解。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及中国传媒大学的两位音乐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姚慧和韦杰分别表述了她们对国外关于音乐传播的相关译著的见解，强调了外文学术著作翻译及阅读的重要性。比较应时的论文比如天津音乐学院潘海啸的《3G音乐手机传媒――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音乐媒介诠释》、天津音乐学院传媒与文化产业硕士生姜萌的《唱片封面设计的视觉构成要素》一文、武汉大学程晓婷的《Web2.0时代的网络音乐传播》、天津音乐学院教师赵良云的《浅析中国婚庆演出市场》等文章从音乐传播的实践应用层面进行了多元化思考，立题新颖，具有启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