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30 11:30:0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社会生态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
全球化挑战是总体性而非局部性的。全球社会主义国家或政党一方面面临着许多内部难题，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合作应对机制远未形成。这不仅需要各国社会主义在基本理论上做出创新性回应。而且还应就这种回应达成共识而不是分歧。
一、生态社会主义
西方的环境危机触发了绿色生态运动，生态运动产生了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集中体现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正是其中的核心。
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生态。生态属于政治生态学，认为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它致力于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力图超越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一，自然是客观自然与历史自然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存在地位，认为自然界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人必将走向与自然的和谐。第二，人是自然存在属性与社会存在属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的社会存在属性与积极顺应自然才能实现。第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协调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在此思想基础上，生态社会主义形成如下观点：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各项环境经济政策不可能实际操作到位。全球化加快生态危机的转移和扩散。发达国家由于自己的资源无法维系现有的经济规模与生活水准，就通过资本全球化进行剥削，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资源环境买单。发达国家制定的环保高标准，促使本国高能耗工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甚至还把第三世界当作倾倒各种废物的垃圾场。环境问题一再让位于资本主义主导下一轮又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所谓的可持续首脑会议只能在一些细微问题上达成象征性协议。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资金技术援助、贸易义务、教育、债务削减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等关键议题，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环境的问题要解决，就必须取得共识，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公平。
第三，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经济理性只会使劳动者失去人性变成机器；只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只会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关键词：和谐社会；生态伦理观；生态文明
近几十年，中国的社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迅速发展。在我们取得巨大经济进步的同时，我国的生态环境也出现了严重危机。经济的发展对自然资源过分依赖，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山体滑坡、湿地萎缩、河道断流……甚至不断涌现出癌症村、绝症村、儿童出生缺陷、食品安全危机等问题。
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以损害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为代价，不能盲目地进行GDP崇拜，“夭折”绿色GDP。要缓解现在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状况，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生态伦理观势在必行。党的十七大将“生态文明”写进报告，并且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1建设生态文明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更是中国全面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 “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
1.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观点
国际环境伦理学会主席、著名的美国学者罗尔斯顿代表了生态伦理学的主流观点。他承认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确认生态有机体独立于人的内在价值，认为人对生态系统有伦理责任和道德义务，地球上所有生命形式都具有平等性。这种观点把社会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认为不仅人与人之间，甚至是对生物界也要讲“道德”和“伦理”。
2.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导致的生态伦理危机
生态伦理学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处理人和自然关系上，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另一种是坚持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
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认为，自然资源是人类的恩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类不用考虑对它的义务。可以说，人类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恣意的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最终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
盲目的GDP崇拜、垃圾围城、生物多样性的消逝这些生态环境恶化现象，都是由于人们对自然的过度开采以及不负责任的开发引起的。人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只关注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忽视了对自然应尽的“责任”，最终导致了生态环境危机。
3.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人类开始全面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与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相对应的是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可以分为动物解放/动物权利主义流派，生物中心主义流派以及自然价值论生态伦理学三个学派。它们的共同点是将伦理学的视野由人类扩展到一切生命和自然，重新认定了生命和自然的价值，并且强调了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特殊作用。认为人类可以主动地适应、支配、改造和补偿自然界。
虽然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把自然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上，重新重视自然的地位，但是这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统一。
二、和谐社会对生态伦理观的要求
1.和谐社会与生态文明
党和政府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目标，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样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2和谐社会对自然的要求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衡量标准。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主体。生态文明是一种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高度统一的文明，发展生态文化，倡导生态文明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当今社会的发展要求。
三、建构和谐社会下的生态伦理观和生态文明
1.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环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不是指人类对自然或者自然对人类单方面的做贡献，它强调的是二者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和谐的社会不可能建立在破坏自然环境的基础之上。人类对自然应该是在遵循客观规律，保护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科学开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促使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人们实现新型的、科学的生态伦理观。
2.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全新途径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和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也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这不仅是对长期以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全新途径。
生态文明是一种全新的消费观，即既满足自身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人们追求的不再仅仅是物质的享受，而是追求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也注意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人与自然的相处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生态伦理观和生态文明，必须要实现几个方面的转变。第一，实现由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到可持续发展的转变；第二，实现由“征服自然”的观念向“与自然协调相处”的方向发展；第三，转变对“发展”的衡量标准，即不应以简单的“增长”作为发展的标准，而是要实现人类的全面的、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叶平.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 J].哲学研究， 1995，（7）：15.
[2] 程立显.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若干伦理学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7（3）：34-42.
[3] 徐艳秋.生态危机与可持续发展[J].沈阳大学报，2007，（6）：36.
[4] 李承宗.论和谐生态伦理观的三个理论问题[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2）：101-104.
作者简介：
棚民的对徽州山区的无序垦殖和恶性开采，对徽州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直接影响到了所在山区原有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形成了较为严峻的“棚民”与土著居民对立的社会问题。
关于徽州棚民问题的研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尚嫌不够深入。本文拟通过对徽州方志、家谱、档案、碑刻和文书等材料的分析，对棚民进入徽州山区后，给徽州山区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与破坏，以及徽州本土官民的应对措施，进行系统剖析和论述。
一、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的时间和数量分布
关于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的时间，清代安徽道宪杨懋恬在《查禁棚民案稿》中云：“查徽属山多田少，棚民租垦山场，由来已久，大约始于前明，沿于国初，盛于乾隆年间。”[4]对照上面所引康熙《婺源县治》的序文，杨懋恬关于徽州棚民起源于明代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如杨懋恬所指出的那样，徽州山区棚民最盛的时期是清代中叶的乾隆时期。婺源县棚民有明确记载的最早时间是乾隆三年（1738），其他如歙县、休宁、祁门、黟县和绩溪等大体也介于乾隆初年前后。考虑到祁门地当徽州府往安徽省盛会安庆孔道，故安庆进入此地的棚民应当不会晚于婺源。
进入徽州山区垦殖和经营的棚民数量，以毗邻的安庆等府为最多，其次为邻省的江西和浙江，远者甚至还有来自福建的棚民。“该民等籍隶（安庆府）怀宁、潜山、太湖、宿松、桐城等处，间有江西、浙江民人，徽属距伊等原籍甚近。”[5]
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租地种植苞芦和挖山烧炭等活动，曾经和当地土著居民产生了严重矛盾，导致纷争和诉讼不断，但这种矛盾都还是小范围的。直到嘉庆十二年（1807）才因休宁县耆民程元通赴京控告棚民方会中等逞凶酿成命案，棚民和土著居民的矛盾方才引起朝廷的重视。但徽州山区究竟聚集了多少棚民，不同的记载，数量也差异较大。据办理抚剿徽州棚民事宜的高廷瑶估计，约有万余人，“棚民之多，以万计也”。[6]还是高廷瑶，在办理棚民事宜后，他又说：“余思徽郡属境，俱有棚民，不下数十万人。”[7]而据杨懋恬饬令徽属各县确查，其具体数字8681丁口。徽州府六县棚民的具体分布如下表：
所在县|棚民所搭棚数|棚民丁口数
歙县|334|1415
休宁|395|2522
婺源|74|295
祁门|579|3465
黟县|9|69
绩溪|172|915
合计|1563|8681
以上统计相对较为精细，但由于徽州是高山纵横，加上棚民本身想方设法隐匿不报，因此，其数据难以完全与实际完全一致。至少黟县的数据就不够准确。根据黟县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嘉庆十年（1805））和嘉庆十六年（1811））连续颁布的四份关于严禁棚民造窑烧砖、水口烧煤、租山开垦和开煤烧灰等禁令的情况来看，黟县的棚民之害应是相当严重的，其棚民数量绝非表上统计的69丁口。又据道光四年（1824））安徽巡抚陶澍编查皖南棚民保甲事宜统计，此时，在大量棚民已被驱逐和勒令退山回原籍的情况下，编入保甲的徽州棚民依然还有156户，具体分布是：[8]
所在县名|棚民户数|选充棚头数|备注
歙县|156|17|
休宁|231|24|
祁门|432|24|
黟县|10|1|
绩溪|12|——|居住分散，不便编设棚头。
合计|841|66|
不管是数万还是数十万，清代中叶以后徽州棚民的数量不会是一个小数字。我们今天在徽州调查期间，发现很多以“棚”为名的村落，如祁门乔山，休宁回溪、南塘，以及歙县柘林、蓝田等地，都有大量以“棚”为村的村落。这些棚村在乾隆以前是没有的。更为要紧的是，这些棚民聚居村，至今竟然还能操着一口流利的安庆方言。可见，当年棚民的数量是极其可观的。
二、棚民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
数以万计的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进行无序甚至野蛮开开垦与开发，给徽州原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徽州“郡之地隘，斗绝在其中。厥土骍刚而不化，高水湍悍，少瀦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大山之所，多垦为田，层累而上指，至十余级不盈一亩，快牛剡利不得田其间。”[9]如此恶劣而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徽州的粮食生产始终不能自给。“徽介万山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膳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10]因此，徽州经济结构中，以养山植树、贩运木材为主的山林经济产业占据着很大的比重。这一经济结构早在宋代即已形成，“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河。”[11]“祁门水入于鄱，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12]山场林木不仅是徽州人赖以维生的主要资源，而且，由于它们可以涵养水源，使徽州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始终保持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健康状态。
棚民的大规模进入，并进行无序的垦山种田和煤炭等矿物开采，造成了水土流失，使得徽州山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乾隆年间，安庆人携苞芦入境，租山垦种，而土著愚民间亦效尤。其种法必焚山掘根，务尽地利，使寸草不生而后已。山既尽童，田尤受害。雨集则砂石并陨，雨止则水源理竭，不可复耕者，所在皆有。大溪旱不能蓄，涝不能泻，原田多被涨没。一邑之患，莫甚于此。”[13]休宁人程元通在赴京控诉棚民罪状时，就曾声泪俱下地陈述棚民对休宁山区生态的破坏。他说“我们住居地方，环抱皆山，祸遭流匪方会中等向无业地棍程金谷等盗租山场，搭棚纠集多人，私行开垦，种植苞谷，以致山倾石泻，涨塞河道，山上坟茔尽行挖掘，山下田庐皆受其害”。[14]
在徽州一府六县棚民聚集人数最多的祁门山区，因棚民租山种植所造成的水土流失等生态灾难也最为剧烈。祁门西乡箬坑，向为王氏宗族聚居地，在棚民到来之前，这里的居民安居乐业，过着一种相对富足的生活，“我环溪基迁于宋，迹发于明，聚族而居，历年有所。向来田少山多，居人之日用饮食，取给于田者，不敌取给于山。当年兴养成材，年年木弃取，络绎不绝。所以家有生机，人皆乐利，……无不衣食余饶。”[15]然自乾隆三十年（1765）棚民进入之后，这里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居民平静富有的生活环境也如明日黄花，“自乾隆三十年以后，异民临境，遍山锄种，近日地方效尤。每遇蛟水，山崩土裂，石走沙驰，堆积田园，国课永累。且住后来龙山场，合族公业，亦尽开挖锄种。人居其下，命脉攸关。此日坑河满积，一雨则村内洪水横流，祠前沙石壅塞。目击心伤，人皆切齿。”[16]祁门北乡的程氏宗族聚居村善和也是倍受棚民之害最烈的地区之一，同箬坑一样，山场林业是善和经济的命脉，诚如《窦山公家议》所云：“田之所出，效近而利微；山之所产，效远而利大。今治山者递年所需，不为无费。然后利甚大，有非田租可伦。”[17]就是这样一个仕宦、商贾辈出的山村，清代乾嘉时期，也遭遇到了棚民的大肆侵袭。为此，全族父老集议，由程钝根主笔撰写了程氏宗族驱逐棚民的檄文——《驱棚除害记》。在这篇驱逐棚民的檄文中，程钝根历数了棚民的九大危害，其中前三项均系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危害。“伐茂林，挖根株，山成濯濯，萌蘖不生，樵采无地，为害一也；山赖树木为荫，荫去则雨露无滋。泥土枯槁，蒙泉易竭。虽时非亢旱，而源涸流微，不足以资灌溉，以至频年岁比不登，民苦饥谨，为害二也；山遭锄挖，泥石松浮。遇雨倾泻，淤塞河道。滩积水浅，大碍船排，以致水运艰辛，米价腾贵，为害三也。”[18]
可见，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租山垦殖苞芦和赁山挖煤烧灰，直接造成了徽州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据有关史料，棚民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植被的大量破坏。徽州历史上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境内山峦重嶂，河川纵横，森林植被面积广阔，所谓“重冈複岭参天际人，岩谷幽阻林莽丛茂”。[19]茂密的山场林木，不仅涵养水源，使徽州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而且还给徽州带来丰厚的财富资源。清代中叶以降，棚民的大规模入境，进行野蛮的垦殖与开采，使得徽州大量的山场林木遭到砍伐，植被覆盖率急剧降低，特别是在一些棚民聚居较为集中的山村，不少林木丰茂之山被砍削殆尽。“自棚民租种以来，凡自棚民租种以来，凡崚嶒险峻之处，无不开垦，草皮去尽，则沙土不能停留。……不但不植不留，而且根株尽掘，甚至草莱屡被烧锄，萌芽绝望。”[20]在黟县，棚民“或开土党凿石，或租种苞芦，草木不留，山石立断，一邑之生灵受害。”[21]
其次是水土流失的加剧。植被受到破坏的直接后果，必然导致水土流失的加剧。黟县知县吴甸华在嘉庆十六年七月颁布的《禁租山开垦示》的禁令中，对棚民租山开垦所造成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有着深刻的揭示，禁令指出：“石山戴土，一经垦松，适遇暴雨，沙石滚下，其势猛悍，山下成熟田亩，多被冲压，以致失业。邑境内现有虚粮，或因此故。其为农田害，一也；山坡溜水，有涧达溪，垦后夹沙带石，壅滞滩河。舟楫难行，竹簰亦碍。其为水道害，二也。”[22]水土流失不仅使得徽州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而且阻碍了道路的畅通，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徽州府通往省会安庆的必经之路——祁门大洪岭山道，就因棚民于道路两旁砍伐树木、种植苞芦而造成的水土流失而一度变得“木濯草斩，泥松沙削……积塞道途”。[23]至于因水土流失而影响居民正常的生活，更是触目惊心。如果说祁门社景村嘉庆九年（1804）的《奉府宪示禁》所说的“棚内有祸人之，每逢霉雨，河壅溪涨，遂使良田高平低没，……将来住宅墓址难免无虞”，[24]还只是一种预测的话，那么，在祁门箬坑和休宁田，由水土流失而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则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在箬坑，箬溪“水为一村血脉，屡岁洪水暴涨，人则栖息无所，物亦渍湿难堪。且祠内污泥壅积，灵爽何所凭依？沿坑屋宇，长在水中，居者宁无痛恨？”[25]在休宁浯田，因遭棚民开垦，导致“溪圳尽塞，河水泛滥，田园交涨，房屋冲坍。”[26]
最后是自然灾害频繁。植被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得徽州的自然灾害逐渐变得频繁起来，尤其是在棚敏为害最烈的山区僻壤，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在歙县北乡，“迩为外郡流民赁以开垦，凿石刨山，兴种包芦。土人始惑于利，既则效尤。寝致山皮剥削，石阞沙倾，霉月淋，乱石随水而下，淤塞溪流，磕撞途径，田庐涨没。”[27]祁门在棚民涌入山区进行野蛮开垦最烈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曾经发生了一次大洪灾，这次洪灾一共造成了六千人溺毙。这年五月，“初六日，夜大风雨。初七日清晨，东北诸乡蛟水齐发，城中洪水陡起，长三丈余。县署前水深二丈五尺余，学宫水深二丈八尺余。冲圮谯楼、仓廒、民田、庐舍、雉堞数处，乡间梁坝皆坏。为从来未有之灾”。[28]虽然这次祁门历史上最严重的水灾不一定全部因棚民垦山而发生，但棚民滥砍乱伐开山种田所导致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的降低，至少说是引发这次损失惨重的洪灾的重要因素之一。
棚民在开发徽州山区、发展山区经济方面是有贡献的。但是，比起其对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来，这一开发山区活动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它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害，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消除，直接导致了徽州山区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
三、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
徽州社会原本是一个宗族聚居的社会，宗族和乡村民间会社组织，在当时的徽州乡村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赵吉士所指出的那样，新安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有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29]徽州乡村这种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在棚民大规模涌入下，发生了变动。社会治安形势也变得异常的严峻起来。
概括而言，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徽州平静的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被打乱。在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之前，徽州人按照历史上沉淀下来的相沿数十百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过着一种以宗族血缘组织为共同体的乡村社会生活，“农力最为勤苦，缘地势陡绝。……大山之所落，力垦为田，层累而上十余级不盈一亩。刀耕火种，望收成于万一。深山穷民，仰给杂粮。早出偕耕于山，耦樵于林，以警狼虎；暮则相与荷锄，负薪以归。……家多故旧，自六朝唐宋以来，千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谊，讲世好，村落家构祖祠，岁时合族以祭。贫民亦安土怀生，虽单寒亦不肯卖子流庸。婚配论门第，重别臧获之等”。[30]棚民来到徽州山区后，相当地宗族成员私自租山耕种或开采，并与当地居民通婚，所谓“在徽属已久，业经置买田产，与土著民人缔姻”。[31]棚民初来时，由于徽州山场大部分实行宗族成员股份制经营，故族中一些贪利之辈，便将自己的股份租与棚民垦种、开采，“初起于租山者之贪利，荒山百亩，所值无多，而棚户可出千金数百金租种。棚户亦因垦地成熟后，布种苞芦，获利倍蓰。是以趋之若骛，或十年，或十五年，或二十年至三十年。迨山膏已竭，又复别租他山，以至沙土冲泻，淤塞河道农田。伐木搭棚，毁伤坟茔薪木。本不利于地方，历来奉文查禁，无如人情见利必趋，不肖之土民阳奉阴违，无业之异民遂争先恐后，日聚日多”。[32]这种局面最终导致了当地土著居民和棚民的矛盾不断加剧，原先宗族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秩序被打破。
第二，社会治安形势恶化，棚民的野蛮开垦与开采，在经济与社会文化上，与当地土著居民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各种土棚纷争与诉讼事项增多，加上一批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异籍赌棍、乞乞丐组织也随棚民一道进入徽州，致使赌博、盗窃、强讨强索事件屡屡发生，直接造成了徽州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棚民“越境租地，开垦山场，其人刁玩成习，强悍为多，居民每不胜其扰。是以占地侵山，动成讼案。……近年以来，棚民恃无所钩稽，故智复萌，斗殴、抢夺之风又炽”。[33]乾隆中期以来，举凡祁门洪迎瑞、洪大由案，休宁程金官案，直至休宁程元通赴京呈控等土棚相争案件，都是徽州社会治安恶化、土棚矛盾激化的直接反映。至于带有黑社会组织性质的赌博、乞讨、盗抢之徒，更使徽州社会治安形势日趋严峻。在休宁，“迩年，时有无籍游民，多属少年壮丁，结党成群，借丐为名，强讨恶索。小窃叉鸡，其名曰单。其单有首，散则莫其踪，聚则难清其数。一遇婚娶丧祭，遂行纠集男妇，户开则升堂入室，户并则抛石击门，强索酒食，议折银钱。稍不遂欲，动辄滋端”。[34]祁门新安，“地当孔道，商贾往来，行李络绎。向则肃然，安居无事。近则恶丐结党联群，有号石埭陈贵地方王喇子、庐州王陈草包等等，名为甲头，以约束丐为辞，实则四党扰害，眷党旬肥。……外来匪徒，以讨乞为名，恃强滋扰，最为民害”。[35]祁门多通包括新安、彭龙、桃源等地立于嘉庆、道光年间的禁止赌博和流丐入境碑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棚民以及随之而进入徽州的乞丐、赌徒和黑社会组织，给徽州社会治安形势恶化所造成的影响。
第三，良田受损，物价特别是米价腾贵，给徽州当地居民生活造成了困难。徽州本来就是一个山多田少的山区，粮食不能自给，每年居民所必需的粮食要有三分之二靠从境外输入。棚民入境垦山、挖矿，不仅使居民的良田受损，赋税、柴薪供给受到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需的粮食（主要是大米）因为河道被棚民垦山造成的水土流失所堵塞，致使境外粮食不能即使运进徽州，导致粮价飞涨，直接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正如《驱棚除害记》所列举的棚民给徽州社会所带来的九大灾害中所指出的那样，“山遭锄挖，泥石松浮，遇雨倾泻，淤塞河道。滩积水浅，大碍船牌，以致水运艰辛，米价腾贵，为害三也；山河田亩多被{上为“入”字，下为“水”字}积，欲图开复，费倍买田。耕农多叹失业，贫户永累虚供，穷困日甚，为害四也；久之衣食无出，饥寒为非。法律虽严，莫可禁止，为害五也；河积水涨，桥崩屋坏，往来病涉，栖息遭危，为害六也”。[36]“柴薪价值，较之数年前顿增几倍。居民樵苏之利，当然无存”。[37]显然，因棚民对生态的破坏，给徽州土著居民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直接导致了他们生活的贫困化。
第四，精神生活受到严重伤害。徽州向来重视阴阳居处环境的选择。在他们精神和内心世界里，祖先的坟墓风水直接关乎到后代子孙的幸福与否。棚民的滥砍乱伐，使土著居民祖先坟茔龙脉和荫木受到了破坏，“至于龙脉之伤戕，丁财折耗；古冢之平毁，坟墓遭殃，此尤祸之惨烈者。”[38]而且，在信仰和讲求风水堪舆风水的徽州，不仅是宗族祖先的坟茔，而且各县的县龙也因棚民的大肆砍伐而倍受荼毒。于是，休宁、婺源、祁门和黟县等士绅和官府，都纷纷发出了保县龙、禁棚民的呼吁和告示。棚民这种对徽州人精神和心灵世界的伤害，是直接导致土棚矛盾激化的一个最为直接的要素。正是这种心理和精神上的伤害，使得黟县知县吴甸华在连续发出三份禁令之后，还赋《安龙吟·禁种巴芦烧石煤以筦山脉钥水口也》诗，以示对棚民的憎恨与忿懣。诗云：“兹土安且敦，扶舆积之厚。连山络其脉，曲水环其口。秦县直至今，宁宇阅年久。如何牟利徒，甘受外奸诱。赁山恣垦发，邻患于焉狃。（休邑、祁门近奉宪驱逐棚民——原注。）不知崔嵬巅，冲沙裂石陡。石壅逈溪流，沙板失畦亩。山越况匪驯，是用驱之走。保民旧田河，完我好冈阜。或又石焚石，山骨目击剖。岂忘名在碑，何贪利斯薮。（嘉庆十年，有呈请示勒石——原注。）水驶山停之，钤束亮非偶。肯使郁厜（“厂”头下“義”字），化为缺培塿。渍言共惊诧，公吁来耆苟。任天即民福，因地乃官守。筦钥吾弗严，翳谁执其究。去弊当拔根，汛防议干掫。（屡禁烧煤，业已停止。恐日久废弛，因晋省请于抚宪，准移驻墩铺，分兵看守，为久远计。——原注。）但期长谧宁，无复自纷纠。两禁不可捍，有如山水寿。”[39]
总之，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即使在道光年间根据朝廷制定的章程和规定，大部分棚民被驱逐回原籍，少数棚民定居下来，他们也未能完全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他们的住宅还保留着原籍的建筑样式，“低小之屋，或以土为墙，或以草为瓦，四都源瑶、碣源之棚民，以及烧炭挖栲、种山蔔苞芦者，大率类此。不讲光线，仅蔽风雨，床与灶接，人与畜居。或一室一妇也，或十室八室而无二三妇也。”[40]他们的语言也基本保留着家乡的乡音方言。
四、徽州官府和乡绅对棚民的态度及其处置方式
数以万计的棚民大规模开进徽州山区，开垦与开采以后，引起了徽州地方官府和乡村士绅阶层的震动。如何对待和处置棚民这一陌生的社会群体，成为摆在徽州官府和士绅面前的一件棘手的问题。同时，僻居徽州深山老林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宗族社会社员，面对陌生棚民的无序开垦和野蛮开采，无论在心态和行为上，也都出现了急速的变化。
徽州地方官府和官员对待和处置棚民的态度是有分歧的，即使是在嘉庆十二年（1807）休宁土棚相争酿成命案、程元通赴京控诉之后，徽州地方官府和官员也对棚民持有不同的意见。就休宁、祁门、黟县和婺源知县而言，他们偏重于对棚民进行驱逐，以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就办理棚民事宜的芜湖道宪杨懋恬和高廷瑶，他们在奉命对棚民进行调查后，一方面坚决执行朝廷查禁棚民的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棚民与传统的强租霸耕之凶恶匪棍不同。因此，杨懋恬认为，“各县寻常控案，每县不过数件、数十件而止。至黟县、婺源历久，土棚相安，从无控案。可见，各棚民俱系种地良民，并非凶恶匪棍，亦无不法扰害实迹。”[41]高廷瑶在会同芜湖道宪杨懋恬率兵四百前往徽州擒剿棚民时，就对棚民抱有深深的同情。他认定程元通赴京呈控棚民之案有诬，并与诸知县协商，暂时驻兵县城，待廉得其实后再行定夺。他说：“此辈虽棚居，然力农事、长子孙，由来历久，迥与游民托名种山、支棚匿奸者不同。况附郭不及百里，果其聚众肆行，胡被害者不闻一人？而闾长里胥又皆毫无觉察？夫岂无畏牵连之祸？赴诉长官者，乃独不远数千里而京控？此其挟仇诬陷情弊彰矣。今不按虚实，而遽加之兵，彼被控者心怀疑惧，铤而走险，势将激成抗拒。兼以众兵涌入，难免秧及池鱼。我辈为县司牧，可不计出万全虑而后动乎？”[42]于是，高廷瑶亲自轻骑进入山区，“于是，保甲来迎，诸棚民跪谒者踵至。其远近男妇纷纷千百人夹道欢呼，绝无惊惧情状。……余与县尹留宿数日，徐察其迹，亲阅各棚民家，全无影响”。[43]
当然，由于聚居休宁浯田的程氏宗族族长程元通以“棚民方会中等纠集多人、踞种山场、逞凶酿命等情”，于嘉庆十二年亲自赴京呈控。引起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不安。尽管安徽巡抚初彭龄奉命委勘后，认定程元通所控之词多有不实，“程元通系族长，年已七十六岁。程怡仁所递之词，系祠长程绍兰主意。词内所称掘濠筑垒、祖墓遭掘、程柏押毙、尸匿不交、程靳被捆无踪等情节，均属架捏”。[44]但是，清王朝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是采取了以驱逐棚民退山回籍为主、编查棚民入保甲为辅的政策，制定了《棚民退山回籍章程》，这就是所谓的“十二年递解之法”。“除在徽属已久，业经置买田产，与土著民人缔姻，编入保甲者，另册送部备查，毋庸勒令回籍外，其余棚民以租典地契内年限为断。其载有年限者，概俟限满后退山回籍。现在年限已满，及不载年限、承种已久者，令再种二年，于嘉庆十四年退山回籍。其近年承种，不载年限者，应令该抚转饬地方官，谕令严立年限，至迟不得逾十年各等语，并经修《户部则例》，一并载入在案”。[45]对租山招棚之山主，清王朝更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惩罚措施。用《酌议棚民退还山场章程》制定者安徽巡抚初彭龄的话来说，就是“棚民固利其土膏，若无山主召租，亦无从托足，是棚民与山主实表里为奸。此次查办之后，若不严定专条，有犯从重科罪，恐日久玩生，复蹈故辙。应请嗣后如将山场混召异籍之人，搭棚开垦至五十亩者，无论公业私业，均照子孙盗卖祖遗祀产至五十亩者，照投献捏卖祖坟山地例，发边远充军。不及五十亩者，减一等，租价入官。承租之人不论山数多寡，照强占官民山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为从减一等。父兄子弟同犯，以凡人首从论。族长、祠长失于查察，照不应重律科罪。令该族族长、祠长勒石公祠中，庶棚民绝迹，土民益臻宁辑”。这条规定不久即以例的方式，载入《大清律例》之中。
徽州乡村宗族社会中的士绅阶层对棚民的蜂拥而至，采取了坚决的严禁和果断的驱逐举措。可以说，在清代中叶的驱逐棚民活动中，他们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包括清王朝中央和徽州地方官府最终能够下定决心驱逐棚民，这批乡绅们所做的努力是不可低估的。或者说没有乡绅的疾首顿足般的呼吁和影响，中央和地方官府在对待棚民的问题上或许不会那么坚决、果断和严厉。我们在文书、碑刻、谱牒和其他相关文献中，发现了数量可观的关于乡村宗族、会社和在野乡绅在禁止和驱逐棚民方面的史料。
在棚民潮涌动的初期，徽州宗族、会社和乡绅即发出了强烈的禁止和驱逐的呼声。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休宁北乡儒村吴氏宗族族长吴懋长、吴世宗、吴钟溪、吴家漳、吴世茂和监生吴地保、吴兴等即以棚民“匪数潜滋。或曰行究，或夜起狼偷，砍树药鱼，肆无顾忌”的名义，呈请到徽州府和休宁县，由恳请徽州府颁发禁示，“勒石永禁，保荫保族，以杜侵害”。[46]乾隆四十六年（1781），黟县知县在阖邑士绅的强烈请求下，以棚民“江西窑匠邹国仲等于芙蓉嶂山下窝僻之处、县龙正身地方，觅租北向地业，将来龙山塝劈入，造窑烧砖，火灼龙脉”为由，勒石颁布《保县龙脉示》，严令“有关县龙之处，永远不得自行出租与人开砌劈挖泥土、烧造砖瓦。附近居民，亦不许凿挖有关县龙石土，并种山药、种苕、埋苕窖等项损伤龙脉，一概禁止”。[47]乾隆五十年（1785），婺源汪口俞氏监生俞大璋等因汪口向山自“乾隆四十三年，无藉之徒盗行砍伐”，而集体向婺源知县彭家桂恳请颁示勒石严禁。[48]次年七月，汪口俞氏宗族族长、监生俞奎茂等十数名乡绅，再次就蓄树垂荫之向山林木，遭受“旦旦斧金，害及数十年冢也。累累鍬锄，坑逾数仞；天根斩削，地脉陵夷，所以财赋萧条，人文寥落。”敦请婺源知县予以勒石严禁。[49]在棚民为害最剧、土棚矛盾最烈的休宁浯田岭，乾隆五十九年（1794），聚居于此的程氏宗族乡绅程华苍等，“因异地棚民挖山垦种、地方无知贪其小利，滥召妄租”，使得“山遭残废，樵采无资，砂石下泻，田被涨荒。……深山大泽，异族盈千，啸聚成群，恐贻害匪浅”为由，恳请休宁知县“吁恩示禁、宁民杜害”。[50]
在棚民规模最大、为害最剧的嘉庆时期，徽州一府六县乡村士绅纷纷以各种不同方式，发起了禁逐棚民、保卫家园的运动。
在休宁聚居棚民最多的地区——浯田岭、江田村、岭南、牛岭、青山、方圩和横源七村，以程氏宗族族长程元通、祠长程绍兰为首的乡绅组织，不远数千里，亲赴北京呈控棚民方会中等。在祁门，善和程氏宗族以附贡生程国华为首的乡绅，邀集合族父老，以棚民“开垦锄种为虑，嘉庆年间，恐请张宪驱逐棚匪五十四座，合境胥安”，[51]并亲撰《驱棚除害记》，历数棚民九大危害，云“棚匪之害地方也，甚于兵燹”。[52]在黄古田、环砂、渚口、社景、箬坑等棚民垦山最烈的地区，宗族和乡绅都奋然而起，组织起了规模庞大的乡村力量，对棚民进行驱逐。宗族、乡约和会社在这一时期发挥了积极的基层堡垒作用。祁门善和、环砂和休宁浯田岭的程氏宗族、休宁商山和儒村的吴氏宗族、祁门黄古田的汪氏宗族和箬坑的王履和堂养山会，祁门侯潭和婺源汪口的乡约，都在驱逐棚民、捍卫家园的运动中，起到了中坚的作用。
不过，在论述针对棚民这一社会问题时，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徽州乡村社会宗族和乡绅组织，必须借助地方官府的力量。无论是诉诸词讼，还是敦请官方出示严禁，这些组织和力量都离不开官府的支持。正是宗族、乡约、会社等组织与封建地方官府的协调与互动，才最终将棚民这一社会问题加以解决。尽管这种解决方式不一定完全满足宗族、乡约和会社以及乡绅的全部要求，但至少通过对棚民事件的处置，我们看到了徽州社会中的民间组织和乡绅势力在处理基层事务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清代中叶的棚民，作为徽州历史上最后一次可称为是移民的运动，给徽州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对徽州山区的滥砍乱伐、对徽州生态环境的破坏，直到百余年后，依然使徽州承受着这一恶果。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在探究徽州由富变穷的根源时，就曾把深林资源的破坏当成了最为主要的原因，并将“兴树艺”作为振兴徽州经济的头等事务。他说：“自唐宋以来，（徽州）便号富州，今何忽贫瘠如此？当务之急，莫要于讲树艺之事。”因此，在肯定棚民对山区经济开发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他们对山区生态环境和社会稳定的破坏及其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复原历史、阐释历史。
注释
[1][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一《赠程君五十叙》。
[2]康熙《婺源县志》卷首《旧序·詹养沈序》。
[3][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
[5]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
[6][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7][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8][清]陶澍：《陶澍集》上册《奏疏·日记·编查皖省棚民保甲折子》，岳鹿书社1998年版，第425页。
[9]康熙《徽州府志》卷二《舆地志下·风俗》。
[10]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汪伟奏疏》。
[11]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风俗》。
[12]淳熙《新安志》卷二《物产·木果》。
[13]同治《祁门县志》卷十二《水利志·水碓》。
[14]《嘉庆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左都御史赓音等为安徽休宁耆民程元通呈控棚民占山扰害事奏折》，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15]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16]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17][明]程昌：《窦山公家议》卷五《山场议》。
[18]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19]同治《祁门县志》卷三十六《杂志·祥异》。
[20][清]方椿楚《颂山房杂著》，转引自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21]同治《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嘉庆十年知县苏禁水口烧煤示》。
[22]同治《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嘉庆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禁租山开垦示》。
[23]《清道光二年十一月祁门大洪岭道路两侧山场永禁种植苞芦碑记》，原碑现立于安徽省祁门县大坦乡大洪岭头。
[24]《清嘉庆九年五月十七日祁门社景黄一本堂奉府宪示禁碑》，原碑现置于安徽省祁门县横联乡社景村。
[25]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26]《清嘉庆八年十月休宁浯田岭严禁棚民入山恳种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休宁县龙田乡浯田岭一家杂货店墙壁上。
[27]乾隆《橙阳散志》卷末《歙风俗礼教考》，转引自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八。
[28]道光《徽州府志》卷十六之一《杂记·祥异》。
[29][清]赵吉士：《寄苑寄所寄》卷十一《泛叶寄·故老杂记》。
[30]乾隆《橙阳散志》卷末《歙风俗礼教考》，转引自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八。
[31]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国朝汪梅鼎驱逐棚民奏疏》。
[32]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3]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4]《清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休宁县奉宪严禁无籍游民强讨恶索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休宁县齐云山镇唐头村。
[35]《清道光五年闰六月初二日祁门奉宪永禁匪丐入境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祁门县新安乡政府。
[36]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37]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8]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39]道光增补《黟县志》卷十六《艺文志·诗》。
[40][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十二《法制·民情习惯·休宁风俗之习惯》。
[41]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42][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3][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4]《嘉庆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安徽巡抚初彭龄为休宁县浯田岭等七处棚民已拆棚退山事奏折》，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45]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国朝汪梅鼎驱逐棚民奏疏》。
[46]《清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休宁县儒村奉赋宪禁示棚民砍树药鱼等不法事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休宁县儒村乡。
[47]道光增补《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乾隆四十六年知县顾保县龙脉示》。
[48]《清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婺源知县严禁盗伐汪口村严禁盗伐向山林碑》，原碑现置于江西省婺源县汪口村乡约所内。
[49]《清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婺源汪口村奉邑尊示禁碑》，原碑现置于江西省婺源县汪口村乡约所内。
[50]《清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休宁浯田岭严禁召租棚民种山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休宁县龙田乡一杂货店墙壁中。
[51]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一本卷十二《东房新春显派泰支昂分世系》。
关键词： 徽州生态伦理思想 徽州古村落 “天人合一” 生态文明建设 挑战
解决当前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探索并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但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仅靠经济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生态危机除有它的经济根源外，还有一个重要根源，就是人们的生态伦理观念。徽州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最深厚、保存最完整的“标本”，中国古人的生态伦理思想也在这青山绿水和族群村落之间得到了最充分的实践和展现。因此，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探讨徽州生态伦理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当前建设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但这必然有一个创造性的转换和重构的问题，后工业时代毕竟不同于农耕时代，直接地照搬运用，很可能会造成理论与现实的错位，从而无助于现实生态问题的真正解决。因此，对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机遇与挑战保持一种双重的审视是不无必要的。对此问题，本文加以探讨。
一、徽州生态伦理思想的特点与意义
面对曾经富甲天下、人文昌盛的徽州留给我们的中国农耕社会完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大量古村落群，想必人人都无不惊叹和称奇，它们不仅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见证，而且是人与自然结合的光辉典范。然而，古老的徽州人是如何造就这个光辉典范的？这恐怕要追根溯源到古代徽州人充满智慧的生态伦理观念。总体上说，就是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精神与古徽州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这一点儒家和道家都是认可的。儒家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和谐一体。《中庸》说：“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孟子・尽心上》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礼记・郊特牲》说：“阴阳合而万物得。”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三者放在一个大系统中作整体的把握，强调天地人的协调、和谐，以保持自然的生机和谐及自然环境的生态。道家崇尚自然，希望通过“道法自然”实现人道契合、人道为一。老子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天地由道而生，万物与人既是平等又是相互联系的，主张顺道而为，复归于朴。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提倡一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生命境界。道家以其天、地、人、宇宙万物在“道”中实现了生态自然的和谐统一，构筑起一个朴素、自然、豁达、飘逸的宇宙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所以，秉持“天人合一”，达到生态生命系统与自然生存环境系统的相互协调，实现自然、人类、社会和谐相处，一直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最高的生命追求和理想境界。
这在徽州古村落建筑群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甚至可以说徽州古村落建筑群在根本上就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境界的现实化和具体化。总体上，徽州古村落给人一种独具魅力的较为统一的格调和风貌。这种特殊风格的徽派建筑艺术，实际也正是中国古代以“天人合一”为特征和旨归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外在表征。比如徽州古村落的择址和民居建筑都有与其地理条件相适应的布局特点。一般说来，徽州古村落大都结合徽州独特的丘陵地貌结构：群山环绕，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岩谷数倍于土田，因此，比较注重以天然山水为依托，讲究枕山环水，随坡就势，择高台建筑，应合了堪舆学所说的“阳宅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趁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1］P96在古徽州，察山川地势，依山旁水，择吉地建宅，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案例比比皆是。它们大多都是按照中国古代“天人合一”、阴阳和谐等生态伦理观念和民间堪舆之术择地而建的。比如古黟宏村，枕山面水，背靠黄山余脉雷岗山，面临新安江末支西溪，以卧牛为形状，并根据牛的生理特性来进行村落的规划和建设，先将村中一天然泉水窟扩展成半月形的月塘(即月沼)，形为“牛胃”；然后，引西溪以凿圳绕村屋，其长川九曲，流经十弯，形为“牛肠”，并相互连接贯穿。此后，又在西溪河羊栈河、双溪河架起四座木桥，俗称“牛脚”。这样形成了以“山为牛头，树为角，屋为牛身，桥为脚”的牛形村落。此后宏村的建筑，全部围绕“牛肠”和“牛胃”来建造，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村落规划和独具特色的古村落建筑群。［2］P2这样，整个村庄既水脉环绕，湍流不息，又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同时也解决了村民的饮用、清洗、灌溉和消防等实际需求。由此不难看出，徽州村落不仅富有山水意境，宛如一幅幅凝固的中国山水画，兼有山之静态与水之动态的交汇，山之封闭与水之开放的互补，而且这种特殊的意境，使得徽派民居建筑群落的古村庄很好地与自然保持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既充分认识、服从于自然力，又对自然很好地加以利用与开发。
同时，为了保护村落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徽州的很多古村落都特别重视保护植被和土壤，并且制定了不少村规。其中，有的村落以“保龙脉，来龙为一村之命脉，不能伐山木”为由，严禁村民砍伐后龙山的风水林。绩溪龙井胡氏就有禁伐之族规：“堪舆家示人堆砌种树之法，皆所以保全生气也。各族阴阳二基宜共遵此法，尤必严禁损害。”［3］P14另据《橙杨散志》记载，乾隆三十七年徽州府歙县颁布告示，严禁在溪口山冲要脉等处“采伐”、“开凿”、“挖煤采石”，“倘敢故违。立拿从重究治”。［3］P14又据《白杨源志》记载：“各村祠下之山林，赖祖栽未向理，斧斤不时入伐，……若不经理严禁，恐做尤不堪设想，故今邀集公众议决，将山场树木，概行严禁……如违照章重罚，觉不宽容。”［3］P15从上述宗规、府令和议章可见，当时徽州人对自然界的山石草木、土壤植被是非常珍视的，认为它们与人类的生存繁衍、宗族命运息息相关，所以采取了各种措施来禁伐禁凿，以保护民众聚居地生态环境，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尽管徽州古村落林林总总、形态各异，但其总体特征却是显著的、鲜明的，它们大多依山傍水，处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一方面充分认识、服从于自然，另一方面又对自然很好地加以开发与利用，从而保持了生态生命系统与自然生存环境系统的相互协调，以及自然、人类、社会和谐相处，体现了古徽州人充满智慧的生态伦理思想。在全球生态日益恶化的今天，它正在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现代人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它所拥有的丰富的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智慧对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改善生态环境，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显然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性和借鉴意义。
二、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在建设生态文明中面临的挑战
今天，充分肯定徽州古村落所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它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孕育而成的具有农耕社会特色的生态伦理思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工业化社会乃至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徽州古村落的原生态文化存续的基础已开始遭到破坏，原来古村落所具有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局限也开始受到冲击，甚至被打破。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对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意义，增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冲击所带来的古村落现代生态失衡与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进一步分析徽州古村落现代生态失衡的表现和根源，探讨和解决传统生态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徽州古村落建筑群的总体风格基本上表征了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但这又不是后者可以完全解释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从资源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古代的徽州村落业已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对农业的依赖，而是靠境外的徽商和徽籍官僚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反哺乡里来保持繁荣，是典型的寄生型村落，其经济形态属于资源寄生型。村落的主人是那些累资千万、富可倾国的大商人或出将入相、主政一方的大官僚。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财富,衣食无虞，无需向徽州本土索取生活资源，从而能够有足够的条件超越一般的农民意识和现实需求，而陶醉于对自然的欣赏与吟咏，流连于天人合一的精神之域，追求人道合于天道，营造宁心怡情的和谐世界。”［4］P49这就是说，徽州古建筑群所体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充分和谐及其生态伦理思想是有其经济的富足作前提保障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更像是古代徽商或徽籍官僚们的“后花园”。但随着徽商的衰落，徽州古村落的生态和谐就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资源基础，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慢慢地被打破了。特别是改革开发后，一方面现代文明以其裹挟的技术优势、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和物质产品的诱惑，正在形成一种快速地解构着农业文明的摧毁力，另一方面当代的徽州古村落正在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努力地向现代文明转型，以至从前的富商返乡享乐、仕绅退隐休闲的文化园林变成了现时代的旅游的生产基地，以前的资源寄生型的经济形态变成了现时代的资源内耗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村落的主人也由过去的富商、绅士变成了地道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村吃村的平民了。所以，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因此，这种资源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的转变在破坏着徽州古村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格局的同时，也考验着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在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生命力。
总体上，徽州古村落及其体现的生态伦理观念是适在应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之需要而建造起来的，它的空间形态、内部结构、材料质地、环境容量等均与农业文明条件下能量的消费方式和人均消费总量相一致。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现今的人们生活消费的能量形态(种类)、消费方式、消费条件、消费量均大大突破了传统社会的规模，因此，现代生活必然对古村落生态系统整体产生不可抗拒的破坏性力量。同时，徽州古村落在其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行程中，缓慢地产生了维护古村落生态的一系列传统民俗文化，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的急速变迁，特别是旅游业的直接刺激，现今的古村落里的人们已经没有先辈那样的热情与自觉意识去维护村落的生态环境了。这势必进一步加剧徽州生态文明的危机，同时也挑战着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在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生命力。所以，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对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意义，增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意识。现在“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已经由国家文化部批准正式挂牌设立。它标志着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特定时段典型代表的徽州文化，其保护、承传和弘扬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冲击所带来的古村落现代生态失衡与破坏。所以，对徽州古村落及其所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我们要有一种当代的问题意识。而当前问题的关键是：农耕社会的生态伦理思想如何通过创造性的转化、重建，与工业社会实现有机对接，从而在当下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新的和谐。
参考文献：
［1］汪昭义.徽州村落视野中的生态文化意蕴［J］.黄山学刊，1998，（4）.
［2］金艺辉.中国老村――宏村［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关键词：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意义，概念，特征
一、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提出
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作为学术范畴而被严格界定和科学论述，严格地说是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人们对政府管理活动进行新途径、新方式、新模式和新机制的探索开始的。在学术界，诸多专家和学者对政府管理创新问题有着研究兴趣，并撰写出相应的理论成果，对于指导政府管理创新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和价值，但多数研究仅仅局限于政府管理实践活动层面上，没有突破政府管理学的理论境遇和思维逻辑，难以摆脱传统政府管理创新理论的羁绊与禁锢，认为政府管理创新就是管理理念的革新、管理方法的改进和管理内容的变更和管理手段的变换,将政府管理创新视为外在于管理环境而独立存在的实践活动。
近年来，一些学者将政府管理创新研究的主题转向了理论分析的方法论层面。生态学强调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协同共生和持续演化，其所内涵的动态、多样、平衡和有序的思想使得其逐渐成为分析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有效工具。如果将政府管理创新置于生态学的理论视野内加以审视，可以发现：政府管理创新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其与所依存的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协同关系和共生关系；不论在构成要素方面，还是在要素之间关系方面，乃至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方面，政府管理创新都处于一个构成要素多样、环境因素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可以将这个系统理解为“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
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典型形态，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必须具备三方面的条件：第一，必须由人和人围绕的政府管理创新要素、条件、活动组成。人和政府管理创新要素、条件、活动既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最基本构成要素，也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实际载体。第二，基本构成要素之间、要素与环境之间、环境与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机制。第三，具有特定的功能，这是整体具有不同于各个组成要素的新功能，这种新功能是由系统内部的有机联系和结构决定的，而单个构成要素则不具备，一旦特定功能被取代，系统就会面临升级转型或者解体消亡。只有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才是所谓的生态性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任何条件的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都会影响到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活度。
二、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培养政府管理创新的生态认知。认知是行动的先导，认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行动过程及结果的绩效水平。目前，一些地区政府在进行管理创新时，既不充分了解自身的管理实践情况，也不全面顾及政府管理创新的内外环境，进而造成政府管理创新过程的不通畅和创新绩效的不明显，严重影响了政府管理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通过营造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梳理政府管理创新要素的内在关系，规整政府管理创新的各种环境条件，实现要素关系和环境条件的动态平衡与协调统一，有利于培养政府管理创新主体的生态认知，使其在政府管理创新过程中既注重要素、环境条件的客观性，也强调要素关系和环境条件利用的差异性和整体性。
其次，有利于提高政府管理创新的生态价值。生态文明的不断崛起和生态意识的渐入人心，使得生态理念逐渐成为指导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理念，人们在评价实践活动价值时，不仅考虑实践活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也越来越考虑到实践活动的生态价值。对于政府管理创新而言，生态价值也是其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每个政府管理创新活动都可以视为一个生态系统，构成这一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例如创新主体、创新对象、创新内容、创新手段、创新机制等，由于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和地位有所差异，因而这些构成要素的生态位也各不相同。论文参考，意义。每个要素生态位的错位都会直接影响到系统内部要素关系的稳定，进而影响到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有序发展。这也正是目前部分政府管理创新绩效不明显的原因所在。论文参考，意义。通过营造生态系统，来实现政府管理创新要素功能和要素关系的最优化，进而提高政府管理创新的生态价值。
最后，有利于增强政府管理创新的竞争优势。对于政府管理创新主体而言，对自身情况和内外环境条件的准确认知是其合理利用内外环境因子，充分发挥管理创新竞争优势，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也要有效调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生态关系，使它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功能作用。要素和要素之间关系的重叠竞争，要素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无序紊乱，都会造成政府管理创新要素之间的功能妨害与效能内耗，进而影响到政府管理创新竞争优势的提高。为此，在内部层面就需要保持政府管理创新要素之间关系的有序稳定，在外部层面就需要保持政府管理创新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正常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内外层面的有机结合形成平衡有序的生态系统，使得政府管理创新过程得以持续开展，竞争优势得以有效提高。
三、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
在持续不断的运作过程中，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逐渐形成了协同共生的内外环境关系，体现出整体性、层次性、复杂性、动态性和自校性等基本特征。
1.整体性。与自然生态系统相类似，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也具有一定的空间形态。它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在不断适应内外环境变化过程中形成的，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与内外部环境相互适应、相互作用的结果体现。空间形态既可以表现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构，也可以反映政府管理管理生态系统的未来发展取向；既可以为政府管理创新目标的确定、创新方向的把握和创新战略的制定提供客观依据，也可以为相关
主体了解政府管理创新的本质和规律提供重要参考。论文参考，意义。政府管理管理生态系统的空间形态主要由社会空间、经济空间和自然空间组成，社会空间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主要包括政治空间、教育空间、文化空间、科技空间和制度空间等；经济空间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价值目标的主要指向；自然空间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也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的空间范围。自然空间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具有直接性和客观性。三个空间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统一的空间形态，共同制约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存发展。论文参考，意义。
2.层次性。结构是要素之间关系的结合形式和联系状态。系统结构是系统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状态以及各要素之间的比例特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就是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形式以及各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形式。论文参考，意义。由于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既是社会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也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功能和发展演化规律的有机系统，因此，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既表现社会生态系统的部分性质，也表现有别于其他生态系统的特征。从规模大小上，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结构可分为宏观结构、中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宏观结构主要以社会环境结构为背景，中观结构主要以区域社会环境结构为背景，微观结构主要以某个政府的具体管理环境为背景。从时空维度上，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可分为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纵向结构主要是各级政府行政级别的大小不同形成的结构，横向结构主要是同一级别政府部门形成的结构。宏观中观微观结构相互渗透、纵向横向结构彼此交融，共同形成动静结合、纵横交错的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网络结构。
3.复杂性。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是由生态主体和生态环境组成的有机系统。政府官员、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府管理创新研究人员等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主体；对生态主体产生作用和影响的各种生态因子的结合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主要包括社会生态环境、经济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等，各层面环境都不同程度地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运作产生影响。不同的生态主体拥有不同的生态环境，同一生态主体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也需要不同的生态环境。通过生态主体之间及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了适应环境的能力、影响环境的能力，并不断实现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演化。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经济发展的快速化、社会竞争的激烈化、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日渐明显，分配差距的拉大、腐败现象的蔓延、阶层分化的多元等社会问题也开始出现[1]，使得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更加复杂，给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运作发展带来了一定挑战。
4.动态性。在生态学的理论视域中，生态因子是指对生物的生长发育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外界环境要素。论文参考，意义。生态因子与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复杂，各种生态因子的有机结合形成生态环境，每个生态因子都具有不可替代性或可调剂性。同样，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的因子都是生态因子，各种生态因子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起着推动或者制约作用。按照表现形式，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因子可分为社会生态因子、经济生态因子和自然生态因子，社会生态因子包括文化因子、教育因子、社会制度与政策因子、国际政治因子和科学技术因子；经济生态因子包括消费市场因子、物资市场因子、资金市场因子、劳动力市场因子、产业与产业结构因子、交通因子、通讯因子、国际经济因子；自然生态因子包括地域地缘因子和自然资源因子。[2]各种生态因子相互促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任何生态因子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其他生态因子的变化，进而影响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
5.自校性。与自然生态系统不同，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自校平衡性更具有主动性，这是由于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主体——人具有更强的意识性和能动性。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外部环境，它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环境发展变化的具体要求，来不断适应环境变化。从过程机制上看，自校平衡主要是由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的不平衡所致。物能流转的不平衡往往会带来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功能的不稳定，影响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为了保持系统内外环境关系的平衡有序，政府管理创新主体就需要采取相关措施加以解决。这些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管理创新主体通过优化关系结构、调整功能机理和整合运作机制来保持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平衡有序；二是通过适当改变环境因子、规整环境条件和调试环境空间来实现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协调统一。
参考文献：
[1]李景春.研究生党建创新的SWOT分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6,(8):46-50
[2]梁嘉华等.企业生态与企业发展:企业竞争对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22-25
人文素质教育的本质是一种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以及实践体验,以不断将知识升华和转化为内在品质和外在能力与气质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形成一种理性与价值判断、科学与人文等素质相协调,真善美相统一的个体人格[1-2]。科学技术活动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求真的人文活动,同时也包含着对善和美的人文追求,人们在对科学价值的追求中体现着人文价值的取向[3]。在教育领域内,传统的科学主义倾向的生物学课程曾经受到批评和指责,认为科学主义的强霸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造成了“科学”与“人文”的严重隔离,使得生物学教育中的“鸿沟”现象愈发彰显[4]104-106。因此,我国的生物学教育必须在科学与人文两个方面都要进行基本的建设,缺少了科学精神的生物学教育也就失去了其作为自然科学的根本,是不完整的科学教育;缺少了人文精神的生物学教育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灵魂,也是不完整的科学教育[4]104-106。整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特别是把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培养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具有较高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的综合型、创新型人才已成为高等教育的当务之急。
二、在生物学野外实习过程中,通过引导学生的多重体验实施人文素质教育
(一)考察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性特征,体验生命之伟大
在长期的进化历程中,生物要与生存环境发生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生物的适应性,才有了丰富多彩的自然界和千姿百态的生命形式。一些从未涉足西北环境的南方同学,总以为沙漠里是荒凉无际、寸草不生。而当他们面对浩瀚无垠的巴丹吉林沙漠中郁郁葱葱、傲然挺立的沙生植物时,深刻感受到生物与环境的奇妙关系,更由衷地感叹:沙漠并不是生命的,看似弱小的植物,不断与恶劣的环境顽强抗争,经历了伟大的进化历程,是奇迹,也是生命的赞歌!学生们通过考察深刻领悟到沙生植物种种奇特的形态是对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如梭梭和红柳的叶子成了鳞片状;骆驼刺的根系不仅发达,在春天多雨的季节里吸足了水份,可供一年的生命之需。这些形态特征对于适应沙漠严酷的环境十分有利。因此,在教学实习中,要激发学生探索科学奥秘的兴趣,使之学习、了解生物适应性的本质和意义;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关注自然界的和谐,思考如何增强自己对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学会与他人和谐相处,培养其社会责任感。
(二)考察民勤生态危机,体验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
20世纪50年代,随着石羊河流域最后一个湖泊青土湖干涸而成沙源,民勤荒漠化生态加速发展,时至今日,民勤已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干旱、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是中国北方地区的四大沙尘暴策源地之一[5]。在民勤县的实习过程中,学生们不仅考察了大陆性极干旱气候区中的生物类型和特点,也深刻体会到了民勤的生态危机:严重的资源性缺水、人口剧增、耕地不断扩大、灌溉用水急剧增加、石羊河下游断流、湖泊干涸。因此,在野外实习中,教师以事实不断引导学生思考民勤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策略。同学们也在实地考察过程中,深刻体会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和谐的观点,即要充分考虑生态承载能力,要按照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石羊河流域和民勤干旱缺水的实际出发,坚持根据水资源承载能力确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以提高有限水资源的利用效益为目标,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相统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三)学习民族文化,体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甘肃境内民族众多,民族文化中包含着许多有利于实现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体现在、禁忌习俗、生产生活方式、丧葬文化等不同方面,它们对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起到了极为有效的保护作用。如藏族的祖先崇拜以及图腾崇拜,使大部分动物作为直接崇拜对象,如鸟类、鱼类、两栖类、哺乳类、爬行类、昆虫类等,由崇拜而形成禁忌杀生的观念。从生态学的观点分析,禁忌杀生观念及由此而引申出的素食、放生、不穿动物皮毛服装等行为,实质是对保护物种多样性,尤其对野生濒危动物的保护,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天葬也反映出藏族人对大自然的爱护和尊重,因为无须为做棺材而砍树伐木,也不占用土地,使自然资源得到了保护,减少秃鹭对其它兽类和鸟类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做出了贡献[6]。甘肃玛曲县是全国乃至全世界唯一全县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袋的地方,足以说明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与藏族崇尚自然、保护资源的理念不谋而合。这种实习引导学生们深刻体验了文化的价值取向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以进一步思考如何利用民族文化中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积极内涵这一社会资源来推动现代社会环保事业的发展,创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
(四)考察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体验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实习基地之一的碌曲县是甘肃境内最大的黄河支流。碌曲和玛曲都是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均位于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西南部,在涵养和补给黄河水源、调节气候、保持水土、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价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特殊功能和生态地位,在维系整个黄河流域生态安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7]。经过在碌曲尕海湿地、则岔森林、黄河首曲阿万仓湿地的实地考察,同学们了解到,近年来,甘南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草地和湿地遭到严重破坏,土壤的渗水和蓄水能力大幅下降,暴洪灾害频发,水土流失加剧,部分地方沙化,严重威胁了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此外,甘南黄河源区还面临天然草地严重退化、生产能力大幅下降、草原湿地面积锐减、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威胁、以及水源涵养能力普遍降低、河流水量急剧减少等严重的生态问题。在甘南黄河源区的实习,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脆弱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只有重视该地区的生态保护,才能使生态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才能有利于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生物学野外实习中实现人文教育的策略
(一)改革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将人文教育全面地纳入教学体系
1•改革教学方式,以学生为主体,引导学生主动深入社会实践
在野外实习过程中,如果教师的教学方法不能调动学生获取知识的积极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很难得到发挥。因此,明确“学生主体”观念,倡导民主的教学氛围,采用讨论式和启发式的教学方式,唤醒和调动学生的主体意识,使学生成为整个实习活动的主人。这方面,兰州大学的野外生物学实习带队教师做了不少尝试,取得了不错的结果。实习时间相对短暂,穿越和经历的路线较长,因此,如何克服地域广泛、生态类型复杂、物种特异性较强与学生多、时间相对紧张之间的矛盾,是实习队面临的挑战之一。在全面了解不同环境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在组织管理方面,改革大团队式的野外实习活动方式,进行有计划的分组模式,将整个实组分成若干个兴趣小组和课题研究小组,如民勤水资源利用现状调查小组、甘南牧区草地退化人文因素调查小组、阿万仓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小组等,由不同的教师带队具体指导,让学生在开展野外生物学实习的同时,对个人感兴趣的社会实践课题进行调查研究。这样不仅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主体性,而且也有效地发挥了老师的主导作用,引导学生在开展生物学实习的同时,主动深入社会实践,关注生活、关注社会,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意义,教学实习效果也明显提高。
2•改革教学内容,将生物科学知识的传授
与人文精神的培养有机结合主动将人文知识内化到生物科学知识中,这是兰州大学生物学野外实习基地的地域特色和教学特色。拓展生物学野外实习的内容,在自然科学实习中引入人文内容,加强同实习地社会、文化、经济的联系,使实习内容更贴近社会生活主题。如兰州大学理科基地在生物学野外实习过程中,时刻灌输环保的思想,激发环保意识和使命感,注重将植物与其所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观察、研究,使学生加深对植物界的了解,开阔其视野,还可以不断地增强学生的生态和环境意识,从而提高其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并建立合理利用植物资源的理念;鼓励学生走入实习地的居住区域中,了解当地经济结构、宗教文化、人口密度等人文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学生也可参与当地的民俗活动,从而拓展学生的知识结构和人文素养,实现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统一。
(二)提升教师的人文素质,发挥教师的启发引导作用
教师在教给学生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应努力激发学生热爱知识、崇尚真理的精神,培养学生以关注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视角来认识问题的眼光与情怀。为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指导教师要在日常生活、教学实践中广泛学习和运用人文知识、分析问题指导自己的行为,并不断地反思、总结、探索,提高自身人文素质。在实习活动前,要做好充分准备,不仅了解实习地的生态环境、生物类型等,也要尽量搜集当地经济、历史、文化、民俗等资料,并融入到自己的教学体系中。因此,只有具备深厚的专业学科知识和人文内涵的教师,才能善于挖掘教育资源,营造有利于培养学生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环境,使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取向等都受到感染,获得升华。
【关键词】空巢家庭 养老问题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政策建议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统计，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六普”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1.78亿，占13.26%，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空巢家庭数量急剧增加，并呈现年轻化、长期化的趋势。2010年11月7日，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说，城乡老人家庭中，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70%。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构建社会化的空巢家庭支持政策，使得老年人在经济上得到支持、生活上得到照护、精神上得到慰藉，以实现安享晚年，老有所养的目标。
空巢家庭的界定及成因分析
关于空巢家庭，多位学者曾进行过研究，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空巢家庭是指无子女或虽有子女，但子女长大成人后离开老人另立门户，剩下老人独自居住。笔者认为，空巢家庭界定关键是看老人与子女居住的距离，不在同一居住地，客观上子女不能够经常与父母相聚，不能履行日常照护责任。
空巢家庭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由于经济生活条件及住房条件的改善；二是观念变化，人们接受与老人分开住，为减少矛盾，互相提供自由生活空间；三是城镇化及就业观念的变化，离开父母地工作居住成为常态，家庭伦理观念发生巨大变化。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及其在空巢家庭养老问题上的应用价值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用以考察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交互关系的理论，该理论把人类成长生存与其中的社会环境（如家庭、机构、团体、社区等）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强调生态环境，注重人与环境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把空巢家庭的养老问题进行微观-中观-宏观的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
查尔斯・扎斯特罗在《理解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中首先阐述了社会生态系统的层次性。他认为，人是在环境中与各种生态系统持续互动的主体。人在生存环境中，既受到各种不同社会系统的影响，也持续和具有活力地与其他系统相互作用。查尔斯・扎斯特罗把人的社会生态系统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宏观系统。他指出，微观系统是指处在社会生态环境中的看似单个的个人。个人既是一种生物的社会系统类型，更是一种社会的、心理的社会系统类型；中观系统是指小规模的群体，包括家庭、职业群体或其他社会群体；宏观系统则是指比小规模群体更大一些的社会系统，包括文化、社区、机构和组织。
空巢家庭养老问题现状
经济保障城乡差距大。经济保障城乡差距大，成为影响空巢老人的首要因素。在城市，空巢家庭老人大多靠退休金生活，①经济上相对独立也是城市老人与子女分居的原因之一，但城市中也存在一部分收入低或因为疾病等原因无收入的空巢家庭老人或孤寡老人，他们得到政府有限的低保救助。农村空巢家庭经济支持主要靠自我劳作或子女支持，老人在自身无能力参与农活的时候，经济就会陷入困境，子女的经济支持是有限的。②
空巢老人家庭服务需求难以满足。何斯等人组织的调研结果显示，城市空巢家庭老人日常起居基本没有困难，但就医和采购生活用品需要别人帮助。③农村空巢老人的服务基本缺位，邻居和亲属给予不确定的精神性照顾，无钱看病和病后无人照顾成为农村空巢老人最困难的事情。④
空巢家庭老人精神慰藉欠缺。学者黄润龙、何斯等人的调查研究显示，空巢老人的精神生活质量呈下降趋势，或多或少存在精神孤独感和怀旧感，尤其是空巢家庭中单身或丧偶老人。研究空巢老人的精神状况，一般从空巢老人与子女的联系方式及频率、老人参与社会活动情况、老人自我孤独感三方面。此方面城乡空巢家庭老人存在差别。城市空巢老人由于通信、网络、交通便利，与子女联络方式多样化、频率较高，一般会参加社区老年活动，自我精神调节能力较强。农村空巢老人精神文化生活较单一，大多数老人聚集一起聊天、拉家常，孤寡老人的孤独感更加强烈。
构建空巢家庭养老社会支持网络系统
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依据，空巢家庭养老问题是集空巢老年人、空巢家庭、社区、社会团体、政府或社会于一体，一个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网络系统，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需要整合系统中所有资源，形成整体功能。
空巢家庭养老问题宏观系统：正式政策支持。第一，政府是空巢家庭老人基本生存保障权益维护的主导责任承担者。国发[2011]28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通知，提出老龄事业发展目标是“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政府需要加快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实现全民覆盖，形成制度化的城乡困难老人的资金补贴制度，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和特困空巢家庭资金扶持尽快制度化、预算化并进行物价联动调整机制；加快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将空巢家庭纳入养老保障制度体系框架之内。
第二，社会化养老服务公司提供市场化、专业化的养老服务。NGO组织参与包括空巢家庭老年服务事业，鼓励社会化养老服务公司提供市场化、专业化的养老服务。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或以税收优惠予以政策扶持，鼓励社会力量和资金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养老服务公司作为新兴市场主体，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为本社区的空巢家庭老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家政服务、常规健康检查（如测量血压等）、缓解心理压力以及解决老年人特殊的服务需求；建立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提供老人日托餐饮服务、老年文化娱乐活动、文化讲座、老年特长培训、老年表演社团等，让空巢家庭老人居住在家里，又可以方便老人参与社区活动；养老服务公司可以建立社区养老机构，政府以补贴床位或补贴居住老人等政策扶持，让空巢家庭老人中需要失能照顾者接受专业化的护理，由于机构设立在老人熟悉的环境中，可以随时回家或接受邻里亲属的照看，比较符合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是较理想的解决空巢家庭失能老人和较高经济条件老人满足服务需求的方式。
空巢家庭养老问题中观系统：非正式政策支持。空巢家庭养老问题的中观系统包括家庭、亲属及邻里、社区医院、志愿者等。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空巢家庭老人养老的主要支持力量，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家庭可以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日常生活起居照料、精神慰藉，对空巢家庭来说，配偶是提供养老照顾的主要依靠，有“少年夫妻老来伴”的俗语，配偶之间的精神支持对空巢老人身心健康尤其重要。徐亦文对西安市东关南街102位老人进行问卷调查，在老人生病时，由配偶提供照顾的占比达到46%；⑤子女对空巢老人的支持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徐亦文的调查结果还显示，91.5%的空巢老人表示自己在生病和需要帮助时主要依靠子女。空巢老人的邻居在农村显得更加重要，但邻居和近亲属提供的主要是精神慰藉和情感支持。
微观系统：空巢老人的自我支持。空巢老人自我照料是发挥老年人主观能动性，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活动，提升老年人自身价值和生活幸福感。第一，老年人要树立正确的养老观。老年人要理解出现空巢现象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理解子女的艰辛，积极面对因为与子女分住产生的精神孤寂及情感危机。第二，空巢老人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空巢老人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要培养兴趣爱好，广交社会朋友，让自己的老年生活丰富多彩，参与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继续发挥专业领域的余热，为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实现自身价值。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赵芳，许芸：“城市空巢老人生活状况和社会支持体系分析”，《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②黄润龙：“我国空巢老人家庭状态”，《人口与经济》，2005年第2期。
③何斯，王德文：“空巢老年人健康状况实证研究及政策建议―福州市社区空巢老年人健康状况调查”，《南方人口》，2006年第4期。
④熊汉富：“空巢家庭―一个应当关注的老年群体.北京大学身边无子女家庭探析”，《人口研究》，1998年第3期，第51～53页。
新材料作文题型成为江苏高考语文卷作文题新宠之后，研究新材料文写作，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已然成为高中作文教学的重点。就文体而言，新材料作文也可以自选文体，但是学生普遍倾向于感觉能够获得保险分以上的议论文文体。然而，就近三年江苏高考作文得分来看，写不出议论有力度有质量的议论文，往往也不保险。
一、议论有力精彩需要批判性思维
新材料作文特点是可立论的角度比较多，只要符合材料，在材料能指和所指范围内立意写作都是可以的。如2013年江苏高考的材料作文，我们可以就关键词“探险者”（充满好奇心的人类代表）、“蜡烛”（改变自然生态的工具，）、“蝴蝶”（微小的生命、自然的弱者）可写“认识自己”“弱者的顽强”；关键句“小小的蜡烛竟然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可写“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力”“生态与平衡”“影响”；也可就“探险者与蝴蝶”之间的关系写“小大之辨”“人与自然”等等。但是写“自然生态失衡的对人类的反作用”的话可能更加有力和出彩。有数据统计，约有70%的考生以蜡烛为对象议论作文，以“小大之辨”“细节决定成败”等作为论点。这样，思维差不多，材料差不多，写作脉络差不多的作文怎么可能得到高分？因此，议论文写作要在找准符合材料深意的观点之外，还要尽量让自己思维深刻起来，不落窠臼。
批判思维是一种思维能力，是我们对社会生活和各种现象的一种分析综合、抽象归纳、推理判断之后，形成的对现象事件及意义影响的本质认识，是具有个性色彩的体验与见解的思维模式。如2013年有篇高分作文是论证材料中“蝴蝶”应为“蛾子”的作文，这篇作文常规角度看，应该是游离材料含义范围的，而其能被阅卷老师给与肯定，与其批判性的思维的运用不无关系。当然，我们指导学生对材料进行批判思考，运用批判思维立意写作也不能脱离材料的意义范围。
二、读写结合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
思维能力是一个人在阅读与写作基础上获得的，也在阅读与写作中表现；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需要提升他们的质疑能力，获得个性化阅读和个性的发现。
1.重视课内阅读的吸收
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也贯穿于平时的教学活动。如《直面苦难》《人是能思想的芦苇》《像山那样的思考》等等就具有很强的思辨性。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让学生对一些常见的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命题有自己的感悟，获得个性的见解。如在《直面苦难》的学习中，我们先让学生结合前面的篇目说说司马迁、屈原各有怎么样的苦难，他们面对苦难是如何抉择？然后引导学生思考就个体而言，哪些可谓是苦难？（社会悲剧、自然悲剧造成的苦难，主客观认识上的悲剧。）然后研习课文，领悟面对苦难，我们要为理想、信念、正义感而奋斗拼搏，勇敢地接受承受而不倒下，维护人的尊严。
2.加强课外阅读的体验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高中生阅读总量不少于150万字，所以高中生需要一定的阅读量。当然，这里的阅读应该是对经典的有文学品位的作品或篇章的阅读。如读《老人与海》，主人公桑迪亚哥遭遇了怎么的命运，他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一般认为他在追捕马林鱼的过程中充分地体现勇者的生命价值，为自己的理想努力追求奋斗过就认为他是胜利者。但是他在和鲨鱼的搏斗后，大马林鱼还是最终被吃光。如此，鲨鱼才是胜利者；而老渔夫则应可以算失败者。不以成败论英雄，但是成败的结果有可能是英雄的悲剧。因此，我们这样看这一人物，便运用了批判性的思维，其他的一些阅读也是如此思考、质疑，才能有创新的发现。通过批判的思考，才可能另辟蹊径，获得全新的观点和看法。
3.突出训练讲评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