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01 10:11:5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新闻学方向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产生职业倦怠，自主发展专业的积极性不高。
新课改对中学历史教师的角色定位、专业发展等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使得教师在短时间内感到过度的负荷和角色冲突的不适应，而这种冲突和不适应又使教师产生了过高的职业压力，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教师的职业倦怠情绪。职业倦怠的教师常常会满足于现状。同时，他们会用消极、悲观和漠不关心的态度和行为对待职业和自身发展。这种不思进取常常会造成教学能力低下，久而久之，他们就会有一种低个人成就感，无意也无力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质量，即使是“偶有为之”，积极性也不高。
二、.知识结构状态与历史课程改革要求存在明显的差距。
长期以来，历史教师的知识结构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中相对固定的“史实”和“结论”过多，与其它学科知识的有机联系欠缺。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知识结构具有一种静态的特质，过于固定化，具有这种知识结构的教师，其历史专业知识的获得和更新大都依赖于比较消极的外部给予。一些历史教师，长期以来就是围绕着一本教科书教学，教科书以外的内容知之甚少，更不必说对相关学科知识的了解。而在新的历史课程实施过程中，历史教师如果简单依靠原有的知识结构进行教学，就会出现各种困难和矛盾。
三、.应试教育的评价标准使得教师无心实施新课改理念。
新课程理念要求面向全体学生，注重个性发展;要求中学历史教师迅速走进新课程，改进原来习以为常的教学方法、教学行为和教学手段。这些理念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对学生都是有益处的。但是，在实践中不少教师发现:这些理念仅仅是口号而已。因为在课改后，仍有许多学校评价学生的标准还是学生的考试成绩。同时，学生的成绩也是评价教师是否优秀的一个重要标准。所以，应试教育不改变，评价教师和学生的标准不改变，又怎么实施呢?
二、课改后中学历史教师专业发展的方向和途径
中学历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对提高历史学科的教学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培养专业化教师就成为当今我国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历史教师要适应新课改的需要，必须建立健全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机制。这个过程艰巨而复杂，需要从以下几个方向和途径努力。
一、.通过自主学习激励历史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要实现专业发展，如果没有渊博的知识和相应的能力，就如无米之炊，无源之水。教师只有不断加强自主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内涵，才能促进自己的专业发展。在新课改后，历史教师必须努力掌握三方面的知识，即扎实的历史专业知识、宽广的其他学科知识、丰富的教育科学知识。因为教师具备丰富、广博的知识，不仅能在新课程教学中扩展学生的精神世界，而且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历史教师在研究历史教材和历史读物的同时，还要阅读历史理论著作，关注最新的史学研究动态，积极与其他历史教师或历史研究人员进行交流，广博地汲取其他学科的知识，从其他优秀教师的交流中体会与汲取。历史新课标要求教师勤于学习，广泛涉猎，使自己不仅有丰富的学科知识，更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一旦把这些学习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教师就会从中感受到乐趣，并得到成功的喜悦。
二、.通过教学反思促进历史教师专业发展。
教学反思是实施新课程教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技能要求，也是提升历史教师素质的重要途径。在历史学科中要真正地实施反思性教学，必须养成自觉反思的意识，知晓在教学中反思的内容，并懂得在教学中反思的策略与方法。如:(1)教师采用教学日记的形式，把当日自己在教学活动中产生的亮点、疑点、难点、盲点、弱点等中的某一点或几点，及时准确地记录下来，深入反思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改善的对策及预期可能生成的结果。(2)在同行会诊中反思。当教师在长期的历史教学实践中，取得一定的成绩，积累一定的教育教学的经验之后，往往会出现教学水平的停滞不前，其中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教师犯经验主义错误、不思进取、教育观念老化，等等。通过同行会诊，教师能找到教学水平下滑的现象的主要症结所在。(3)在学生反馈中反思。通过学生反馈的有效信息，从中获取改进教育教学方法的信号;通过反思学生，明确在教学实践中教师的目标任务是否完成，学生是否能够获得他们期望的意义。反思性教学拓展了历史教师的发展空间，让历史教师成为研究型学者，从而促进其专业化发展。
三、.通过校本研究带动历史教师专业发展。
校本教研作为一门科学，涵盖的内容极其丰富，其根本目的在于激发教师的教研积极性，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因此要让历史教师了解校本教研的价值所在，帮助他们提高校本教研的意识，树立在校本教研中主动发展的自信心，激发他们主动参与校本教研的积极性，营造良好的校本教研的工作氛围。历史教师在教研组中通过集体备课、相互听课、集体讨论等活动方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同伴有效互助，实现经验共享，使每一位教师都在过程中学习，在过程中进步。
校本教研的发展在于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可以把加强校本教研作为提高历史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内容，形成与新课程相适应的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实施多项管理，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实践活动。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而教师是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首要校本资源，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一重要教育资源，强化校本教研能够带动历史教师的专业发展。
四、.通过教育部门、学校支持推动中学历史教师的专业发展。
在事物的发展中，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外因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学历史教师要实现专业的发展，除了具有强烈的自主发展意识外，各教育部门、学校也必须给予实质性的支持。在中学，存在着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即只重视语数外，对于史地等学科关注得很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教育部门相关政策的偏差。一个人的全面发展除了学好语数外，还必须有其他知识的熏陶，其中历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就是培养学生各方面素养的一个有力途径。所以作为教育部门，应该努力为中学的历史教学提供各种保障。
学校是教师工作和学生学习的场所。在以往的教研中，我们都关注学校对学生发展的影响，而忽视了学校对老师发展的影响。要实现中学历史教师的专业发展，学校就要积极支持，努力提供各种可能的条件。首先，学校要营造良好的历史学习氛围。只有大家都意识到历史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历史教学才能走上一个新的起点。其次，学校要努力为历史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实质性的发展条件和机会。如加强历史教研组建设;组织专题讲座;举办理想课题研究和优质课比赛;构建促进教师学生发展性评价体系，建立适应新课改要求的教师培训模式等。所以机制保障也是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的有效途径之一。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记者：当年您在课堂上说的一句话，“新闻学博士生不会写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这种质疑和您曾是一个新闻实践工作者有关，对吗？您觉得学术界赞同吗？
赵振宇：当年我的原话是 “新闻学博士连最常见、最简单的消息、通讯、言论都不会写，我认为是不合格的毕业生，至少我会在论文答辩时提出质疑。”经新华社报道后，引起了业界和学界的热议，还入选了2006年《中国新闻年鉴》。这里面折射的是新闻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问题，而热议则说明了人们对其的关注程度。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中国的新闻学教育还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新闻学生，业界需要什么样的新闻人才，这两者之间还是脱节的。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仅涉及新闻界，其他学科也有同样的问题，新闻学博士不会写消息，计算机博士不会做程序，医学博士不会看病这些例子比比皆是。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曾提出过“三不问”原则，即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不要问我研究什么”、“不要问我毕业到哪里去”，即不论你读研或读博以前来自哪个学校和专业，不论你在校期间研究的是哪个方向，也不论你毕业以后从事什么工作，只要进了新闻学院的门，就要按学院培养新闻人才的要求进行学习和生活。如果以前学的不是新闻学专业，就要利用在校期间补上这一课，打好基础，积累就业资本就更是学生应该思考的问题。
而我们老师，无论你带的是本科生、硕士生还是博士生，除了开启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外，更多的是让学生深切地了解新闻是什么、新闻工作该怎么做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还是那句话：实践促进理论研究，理论更好地为实践服务，在新闻学中这点尤其突出和重要。
这里透露一个信息，最近我们学院准备招聘在新闻业务上（纸媒、广电、广告）可以没有博士学位的优秀实践人才为大学老师。如何对不同的高校人才采取不同的评价、考核、聘用机制，以利于他们成长，发挥作用，这是当前高校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当然，这样的改革对在校的老师们也是一个挑战和压力。我以为，高校与媒体的实质性合作办学，将是以后的办新闻学院的方向。
记者：我去您评论特色班里上过一次课，同学们的思维异常活跃，我想知道，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特色教育的“特色”体现在哪里？
赵振宇：10年前，之所以想到在华中科技大学开展新闻评论特色教育，与我在媒体多年从事新闻评论写作和研究是分不开的，当时我已经在全国的一些报纸，诸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过一些有影响的评论。我深感新闻评论在媒体报道中的重要性，也感觉到了新闻评论兴起的发展趋势。而现在业界对新闻评论的重视，时评的复兴正说明这点。凡事要掌握趋势，趋势背后是规律使然，规律的掌握靠智慧，智慧是从知识中来，知识来自于学习，这个学习就包括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
当时创办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团，受到了学校党委宣传部和前校长杨叔子院士的大力支持，这点让我们很是感动。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的评论特色教育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先是成立评论团面向全校学生，从中培养特长生；2005年开办新闻评论方向班，至今已经办了6届；2006年成立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这些都是在全国高校中首屈一指的。
说到我们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课程设置和教师资源配置上都与现行新闻学院不同。我们在大二提前开课，分为两个学期授课，第一学期开始讲《新闻评论概论》40个课时，下学期有80个课时，分别是《新闻评论思想与思维》、《广播电视评论》、《中外新闻评论比较》、《新闻评论名家名作评析》和《社会认识发现专题》（邀请我校学院教授授课）由5个老师分别授课，还有一门《深度报道》课。在两个学期之间我们安排学生进行一次暑期社会实践调研，培养学生观察和解读社会的能力。在课堂上安排媒体工作者为学生上课，同时和媒体合作在中国青年报、杂文报、长江日报等媒体为学生开辟专版或专栏，与电视台合作办节目。二是将新闻评论的理念与媒体的实践相结合。从2007年开始，我们一直和嘉兴日报进行合作，帮助他们组建新闻评论部，在全国招聘新闻评论部人员，实施“评论记者”工作机制，受到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和高校、媒体的关注和好评。为此，嘉兴日报还在我校自2007年至2012年设立“嘉兴日报奖学金”，奖励优秀新闻学子，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也促进了他们的成长。
记者：10年了，您觉得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特色教育成功吗？成功在哪里？
赵振宇：这条路我们虽然走了10年，但是还不能说十分成功，这里有现行教育体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能力和努力程度问题。对于一种教育、对于一个学校，它的成功和自豪在哪里？自然是学生。我们很高兴，这么多年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学生，他们目前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出版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嘉兴日报、东莞电视台等媒体工作，中国青年报的曹林和南方日报的周虎城撰写的评论还分别获得过中国新闻奖。另外 ，我们还为一些高校培养了评论课老师。当然，我们的努力与很多新闻学院的业绩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也正是我们举办“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特色教育十年会”的一个重要考虑。
记者：正如你所预料的那样，目前我国的媒体越来越重视新闻评论，各大媒体不断增加评论版面和评论栏目，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这对我们学校的教育又将产生什么影响？
赵振宇：进入新世纪以来，包括人民日报不断增加评论版面，中央电视台增加特约评论员，对新闻事件进行现场点评和解读，各个省级媒体、都市报、网站都是如此，中国新闻奖还加大了网络评论的奖项，这些都说明了新闻评论在媒体实践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媒体和高校又大量地缺少优秀评论实践和教学人才。高校应该从社会实践的需要出发，调整和加强我们的学科和专业，使之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我们办了这个新闻评论特色班以后，很多媒体和高校向我们要人，这也说明了，学校培养和媒体需要的缺口很大，也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责任感和压力。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新闻学院开办新闻评论特色班，以满足这方面需求。
10年，对于人的一生也是一个不短的时间，对于一个付出心血的人来说，则更为珍惜；而对于一个依然展望下一个10年的人来说，又是如何的感慨和憧憬？
记者：新闻评论特色教育会在华中科技大学一直办下去吗？
赵振宇：我希望它能够坚持下去！新闻评论特色教育是应时代的需要而生的，它也该顺应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和壮大起来。我想新闻学院的领导和同仁们会有这种境界和举措。
记者：您认为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评论特色教育如何才能坚持下去？
赵振宇：10年过去了，我们很庆幸在新闻评论教育上做出了一点成绩，在新闻评论教育和理论上做出了一点探索。但是，更多的思考是新闻评论教育特色该如何坚持下去。目前新闻评论教育方面，全国高校只有本科的教材，还没有关于新闻评论方面的研究生教材。今年，我已经完成了《新闻评论研究引论》，交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我指导的博士生从新闻传播、社会发展和人的认识论3个方面做了新闻评论的博士论文，准备在此基础上出版一套《新闻评论学研究博士论丛》。这样，我们就有一套从本科、硕士和博士不同层次的教材和研究资料了。今年准备申请试办新闻评论方向的专业硕士班。
新闻评论人才的培养，仅靠一个学校办一个新闻评论班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创办“中国新闻评论学院”，使其成为专门培养评论员（含深度报道记者）和评论老师的“黄埔军校”。这个学院有两种培养模式，一种是依照用人单位的要求，实施订单式培养，从新闻单位招聘学生进行转岗式的教学培养。另一种则是对现在媒体和高校从事评论的人员进行脱岗培训。我们将请国内最优秀的大学教师和媒体评论员担纲授课，学员到媒体和大学进行评论实践。有了这样高规格、专业化、实践性的强化训练，我想是可以缓解目前中国新闻评论人才奇缺现状的。我希望与有魅力有实力的媒体合作，共同开创这项新事业。
记者：我们知道您入选了理论建设和研究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新闻评论》的首席专家。今年4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特色10年会就要召开，这将是一次怎么样的会议？
赵振宇：这次会议将邀请10年来对我校新闻评论教育给予大力支持的领导和老师，对于我们新闻评论教育给予关心的媒体和其他高校的人士，还有我们的学生。我们对他们表示感谢的同时，还要对这10年做一次总结性的回顾并探讨进一步新闻评论教育的问题。
上海体育学院于1983年创办了第一个体育新闻专业方向，此专业教育历史己经30多年。而山西省高校教育目前尚无一家院校开设。目前，该院体育系学科专业设置仅有2个，不利于以该系办学的可持续发展。
1 该系增设新闻学本科专业的必要性
1.1 传媒与体育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显示增设出体育新闻专业的必要性
人们对体育信息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不仅体现在信息的数量上，还体现在信息的质量上。众多新闻单位、广播电台、报刊杂志以及各级各类电视台都有体育专门栏目或频道。另一方面，大众传媒追随着体育运动逐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对于体育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已经成为社会的需求，从事体育新闻的工作者必须掌握新闻专业理论与技能，同时也必须是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熏陶，这就要求高校必须重视体育人才的培养。
1.2 该省体育新闻专业人才的匮乏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对设置新闻学专业的急切需要
山西省属于内陆非发达省份，近些年来，伴随着全省的经济不断地加快，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竞技体育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山西体育事业得到了飞速地进步与发展。该省在近几届全运会的排名显著前移，有异军突起之势;虽然近些年来的发展势态良好，从总体上分析，无论是新闻事业，还是体育事业的发展还均处于全国中等水平，相对于体育强省还有一定差距。
太原市自2010年起成功举办5届马拉松，现已成为山西省重点品牌赛事。伴随着举办和承办省级、国家级及国际性等大型体育赛事，该省的体育市场日益繁荣，同时也为体育传媒业带来了新的契机。该省市电视台的体育栏目及新闻媒体对体育报道也都极为重视。因此，体育新闻人才的需求呈不断增长趋势。与之相适应的体育新闻人才由于专业的特殊性，发展却受到了限制。现实工作中，一方面社会急需大量体育新闻人才;另一方面由于该省高等教育的局限，难以向社会提供这方面的专门人才，人才缺口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制约了山西省省体育及新闻事业的发展。
即使北京体育大学、成都体育学院和上海体育学院等院校已经开设体育新闻专业，但由于受其招生人数的限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体育生毕业后不愿来山西工作，而该系近几年的主要生源来自东北三省、内蒙古、山西(同时覆盖全国)等几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省份，而这些欠发达地区对体育新闻专业人才的需求量相对更多。就各省市新闻媒体的现职体育记者来说，绝大多数都是新闻专业毕业生，山西地区至今尚无一名真正科班出身的体育新闻工作者，要想成为体育运动的内行，至少需要5年以上的磨练，才能真正意义上胜任体育记者工作。另一方面，该省各地市出版业中体育的编辑人员在专业技能与素质水平方面还有一定的欠缺，这就显示出高校培养体育新闻专门人才的紧迫性。
1.3 巩固我系办学特色，扩大我系办学优势的时代要求
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等专业在该省办学已经具有一定规模，而新闻学专业在该省高校还未开设，从该系从发展规划，专业设置以及办学特色上开始走多专业、多学科的综合发展的道路。首先于2012年筹办了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打破了较长时期专业设置的单一格局，并于2013年正式招生，2015年筹备体育新闻专业，尽早成为该省最先设置这个专业的体育院校之一。新闻学专业(体育新闻方向)的增设， 可以进一步巩固该系以往的办学宗旨，增强该系的办学优势，同时还可以扩大该系的办学规模，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满足社会对体育新闻专门人才的需求。
1.4 “十三五”规划的确立是体育新闻专业的稳定发展的保障
学院在体育教育方面的办学宗旨是：在坚持以体育学科为主的同时，积极发展与此有关的学科，适当的调整专业结构，努力成为多学科性体育学院专业体系。为此，学院不仅在硬件方面加大了对新闻专业的投入，在软件方面也是力求达到最优化，这些都为该系的专业设置和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有利条件。
2 该系设置新闻学本科专业(体育新闻方向)的具体办学基础和主要优势
2.1 该系的基本条件渐趋成熟，符合开办新闻学本科专业(体育新闻方向)的学科的要求
培养的环境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成功与否。现在所开设新闻学的院校中，约有一半是在体育院校，在体育院校办体育新闻专业无异于能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体育运动学习环境，这种环境非常有利于培养一个体育记者的专业素养。但体育院校终归来说只是一个单一的学科院校，不能很好地渗透一些必要的综合性的人文学科教育，是学生无法在文学性和思辨性上加以深度挖掘。体育新闻专业，必须在人文学科教育、体育技能教育、新闻写作教育都较强的院校展开，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综合素质强，适应体育新闻特点的专业型人才。太原师范学院作为具有20多年建校历史的综合性师范类高等院校， 经过不断地发展和建设，已经具备了多学科的办学优势， 在人文社会学等方面更为突出，完全具备开办新闻学本科专业(体育新闻方向)的学科条件。其良好的校纪校风和综合性优势，为体育新闻传播专业的课程设置提供了更加宽广的平台。新闻学专业(体育新闻方向)在学科课程建设中，该系可以依托文学院，影视艺术系等协助办学，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和特色，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2.2 该系基本条件已经完备，达到开办新闻学本科专业(体育新闻方向)人才的标准
这种基本条件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该院新近培养形成的师资力量已经越来越强大，他们的技术能力与专业知识完全能够满足新闻学专业(体育新闻方向)的需要。该系在针对体育新闻制定的教学方案中做出了很多合理的安排，在所设置的课程中，除新闻采访学、编辑学、体育新闻摄影等新闻学专业的专业课程，其它大部分课程的教学工作可以由该系、文学院及影视艺术系的教师来承担。另一方面，从为有关新闻单位塑造和输送的人才来看， 还可以利用各种教育实践和社会实践鼓励学生，锻炼学生，让学生能够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因而该系现在有相当多的学生都倾向于在体育新闻单位从事体育新闻，他们的想法也都付诸于自身的实践中，在他们实习的过程中均受到了社会的欢迎和用人单位的肯定。由此看来，该系开办新闻学专业(体育新闻方向)的人才基本条件已经基本完备。
2.3 该系办学基础已经牢固，满足开办新闻学本科专业(体育新闻方向)的需要
目前，体育系有体育教育专业和社会体育专业，而该系正在拟定增设的体育新闻本科专业也是以体育系为主申办的。该系近年来一直为筹办体育新闻本科专业做准备，在2002年，学院确立体育教育专业为重点扶持学科，其“十三五”规划中的重要内容是申报体育学科;该系的教研室曾都多次被学院评为优秀教研室;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课程都是学院的精品课程。2010年体育系成功创建了太原行知青少年俱乐部。此外，经过多方努力，2011年我系成为全省第2所面向全国招收游泳专业高水平运动员的高等院校。
该系现有专职教师45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24人，中级职称15人，助教6人。有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11人。在教师队伍中教学名师1人，院级学术带头人1人，有国际级裁判2人， 国家级裁判5名，是一支学历结构、职称结构、知识结构等较为合理的师资队伍。近5年来，在编教师所发表的专业学术论文中，有18篇在国家一级核心期刊上，如，《体育科学》《中国体育科技》;学术专著和教材的出版业层出不穷，有近15部的优秀作品，科研项目方面也是硕果累累，曾承担过3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的科研项目。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该院体育系在增设体育专业方面的各种优势条件都得以充分发挥。
该系在“十二五”的建设和发展中，各项工作都井井有条，完成的都很出色，学校的条件和基本硬件设施在不同程度上也都得到了改善。体育教学的完成，人才培养项目的成熟，使该系拥有了一个重要的学科优势，这个优势满足了新闻专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和体育专业建设的需要。现有一套可以满足师生运动训练的综合性大学体育训练馆，该馆装备齐全，设施一流(包括乒乓球馆、武术馆、羽毛球馆等等)，近5万平米的教学训练场地，近10套教学实验仪器。与此同时该院还正在建设其它的体育教学实验基础设施，而且都是一些拥有国内先进水平的设施，这是完全能够满足目前教学与实践的要求的。除此之外，该系常年订购 200多种专业期刊，并且规定所有的书籍和材料都是免费向教师和学生开放的。学校条件与硬件设施的不断改善都显示出该院开办新闻学本科专业(体育新闻方向)的优势。
在开办社会体育专业和拟办新闻学专业方向的过程中，该系专门配备了近百台较高配置的微型计算机以供教学使用，目前该系的各种软件及硬件设施已经能够适应新闻学(体育新闻方向)教学的需要，并可以实现预期的培养目标要求。
2.4 该系正在营造开办新闻学的优良环境
根据设置一个新专业的要求，目前该系只是基本具备(体育新闻方向)的一些相关条件，为了让这些条件更为有利，可联系到了山西体育报的记者，与其商讨了联合开办新闻学本科专业(体育新闻方向)的计划，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意见，经过商议，可以看到联办的希望很大。山西体育报业集团中有很多优秀的专业型人才，他们大都是体育新闻中工作经验丰富，生活阅历充实的前辈，我们完全可以让这些人才资源融入到体育院校中，使这些体育新闻人才与体育专门院校的学生齐头并进，共创佳绩，从而进一步营造优化办学的环境，为培养体育新闻的下一代新人提供有利条件。如果联办能够实现，就可以充分利用体育新闻单位的有利条件，为学生提供良好的体育新闻阵地，以供他们参加社会实践和教育实习，同时还可以为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搭建一个重要桥梁。我们相信，只要按照这个新思路展开一系列准备工作，然后积极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就能够提高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使其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和人才市场的需求，从而为体育院校的发展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3 该系开办新闻学本科专业(体育新闻方向)的预想
3.1 培养目标的多元化，人才培养的方向多面化
针对新闻学本科专业(体育新闻方向)的学生制定了具体的培养目标方案，即培养从事记者、编辑、体育节目策划等方面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为各级各类(体育)新闻出版及宣传部门所用。进一步说，我们对这个新专业培养目标的确定有新的要求与方法，它和以往传统培养单一方向的专业有所不同，新的培养目标适应的扩展了新闻出版机构的编辑人员的方向。我们觉得，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而且也能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
3.2 从该系目前的专业格局出发，实现各个相关专业的相互融合
在全国普通高校基本同步地、大规模地全面修订教学计划的同时，该系根据体育院校实际情况，在明确办学宗旨的前提下，对教学计划和专业格局方面都做了适宜的调整，将体育系的各个专业相互融合、实现优势互补，从而拓宽专业口径，有效地提高专业人才的质量。近几年来，该方案已经落实到了好几届本科生的学习生活中，根据实际情况的反映来说，虽然其中的部分环节与要求尚需进一步调整与完善，但是整体看来，这个改革方案基本上是成功的。
3.3 根据社会和人才市场需求，积极探索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不断地进行课程整合，调整和完善课程结构体系
在以往体育院校中只有上海体院较早设置了新闻学专业(体育新闻方向)这个专业，相对而言，该系要设置该专业的话在办学经验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具体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闻专业人才基本模式还未形成;二是课程结构体系还不够全面，这两个方面还需要进行不断地研究与探索。为此，我们所要做的是紧密联系社会的发展动态与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有目的地深入市场，进行多方位调查，制定好新闻学专业(体育新闻方向)人才培养的规格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在教学的同时还要不断地进行课程的调整，完善课程结构体系以适应市场需要，用社会各界对我院新闻学专业(体育新闻方向)培养人才的肯定来体现该系人才的素质与水平。
4 结语
综上所述，该系将要设置新闻学本科专业(体育新闻方向)，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它对保持和扩大我系在全国体育院系的优势地位，提高该系整体办学水平与办学效益甚至是对促进山西省乃至全国体育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汪老接着问赵启正,清华大学的新闻教育办得怎么样了。汪老对赵启正说:“一定要有战略眼光,你一定要继续不遗余力地支持清华大学新闻教育,特别是支持清华国际传播中心的发展和壮大。”
汪道涵是赵启正的老领导,曾任上海市市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这是赵启正最后一次与汪道涵先生谈话,一个月之后,汪老病逝了。
1998年秋天,我接到哈佛大学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主任马文・卡尔博的邀请。卡尔博要我去那里做研究员并撰写研究论文。去哈佛之前,汪道涵先生约我去上海一座小楼里长谈了一次。汪老请他的助手黄仁伟教授(现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参加了会见。汪老嘱咐我:在哈佛期间,一是要注意师人长技以自强,二是要看看哈佛这个研究中心作为智库是如何运行的。等你从哈佛回来,考察一下中国哪所大学合适,也在那里创办这样一个新闻政治与传播研究中心,既为国家提出政策咨询和建议,同时也为国家培养对外传播急需的人才。汪老还嘱咐我,在哈佛期间,要与刘康、崔之元、王绍光和王希这些已经在美国有名的大学获得教授头衔的中国学者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听听他们对中国国际战略和国际传播的意见,并希望我与这样一批优秀的海外学者形成一个紧密的学术团队。令人欣慰的是,几年后,崔之元来到清华教书,王绍光成为清华大学的长江学者,刘康担任了上海交大人文研究院院长,王希被聘为北大历史系长江学者。
1999年7月初,我从哈佛一回来,汪老即向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推荐我到清华创建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几天后,王大中校长、胡显章副书记在清华大学甲所请我和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刘康教授(清华新闻学院副院长史安斌读博时的导师)吃晚饭,面议筹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设想。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于1999年7月15日决定成立校级文科重点研究机构――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并调我来清华。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在我的商调函上批了这样一行字“祝李希光同志在清华大学取得更大的成就”。
清华大学为这个中心设定的建设目标很清楚:1,建议参与国内政策的形成;2,参与设定全球性议程的形成;3,创造能转变为政策的新思想;4,为政策建议提出政策论点和论据;5,具备出思想的人才、经费、与政府的沟通渠道、变思想和建议为政策的机制。汪道涵后来称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是为党和国家重要决策和实施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唯一的国际舆论研究机构”。
中心成立之初,没有科研经费,当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希从个人特别经费中拨付了4万元,胡显章副书记从个人特别经费中拨款2万元。
1999年8月,清华国际传播中心国际协调员刘康教授代表我赴上海向汪道涵汇报了中心的建设计划。汪道涵对刘康说:“在美国,事关国家利益的研究都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量人力物力资源的投入,在哈佛、普林斯顿等建立学术重镇成立研究中心,凝聚和培养人才,然后再逐步形成学科,建构理论体系。你要转告希光,美国的这个发展经验对清华大学新闻学科建设非常重要,值得借鉴。过去有个观点‘师夷之长以制夷’,今天可以改成为‘师夷之长以自强’。”
1999年10月,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顾问、中国外文局前局长林戊荪赴上海向汪道涵汇报中心筹建进展。1999年12月初,汪老在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刘鹏的陪同下,在北京他下榻的寓所听取了我关于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筹建工作的汇报。会见时,时任校党委副书记胡显章代表当时的王大中校长和贺美英书记表示,清华大学将全力支持李希光建设好中国当时唯一的国际舆论学术研究智囊。在这次会见中,汪道涵就清华大学新闻教育、人才培养,特别是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发展道路、方向和特色发表了重要意见。汪道涵说:“要研究最急迫的战略问题,紧紧扣住现实实际问题,从国际战略的高度为切入点,以研究国际政治中的实际问题为主导;从国际政治的需要出发,把学科搞起来,逐步完善成为一个重要学科。”
2000年春天,汪道涵不顾年事已高,来到北京,约我与时任中央外宣办主任的赵启正和时任副总参谋长的熊光楷共进午餐,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的长远发展战略目标和清华大学的新闻人才培养,高瞻远瞩,再次提出了未来清华新闻学院的办学思路和方向。在这次会见中,汪老说:“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不仅取决于它的综合国力,而且与它的国际形象有密切关系。研究国际传播,特别是美国媒体,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极大的学术价值。我们要用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精神来重视国际传播这个重大课题,要研究和了解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研究如何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使清华大学在新闻学、政治传播和国际传播领域成为能与西方传媒和学术水平等对阵的学术重镇。”
近几年暨南大学新闻学院在面向社会、突出学科特色、增强学术含量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学术研究成果丰富，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为此，我们访问了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蔡铭泽博士。
采访者：目前，新闻学院在全国可以说呈现出遍地开花的趋势，各类学校竞相开设新闻专业，您认为暨大新闻学院在与其他同类院系竞争的过程中有什么特色？
蔡铭泽：首先，暨南大学在广东广州办学，这样一个地缘环境给学院带来了四个方面的影响：第一，老百姓有钱，愿意投资教育，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资金保证。第二，媒介的发达给教学和科研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学院的老师很多是直接从新闻媒介调过来的，也有利于实习基地的建设和学生的就业。同时，媒介改革的实践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多鲜活的例子，我们的省部级课题中有80%以上是研究广东媒介的。第三个方面的影响是我们办事思考问题会非常自觉地按照市场观念，按照民主、法制的要求，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公平公正。第四，在学科建设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个过程，虽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对学院的发展有比较大的冲击，延迟了学院博士点的申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师注意力重心的转移，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总的来讲，这个方面有个发展过程，初期是有冲击的，现在变成正向的推动。
采访者：很多人都知道，贵院对外招生的培养也是在全国高校中的一大特色，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蔡铭泽：在900名本科生中有620多名外招生，占到了72%。外招生的数量在扩展，质量也有提高。有一位外招生还当上了学生会主席，获得各种奖学金。外招生基础背景教育与国内教学有一个衔接的过程，因此，我们的老师很辛苦，但效果是显著的。一方面，学员受到了境外学生的认可，越来越多优秀的海外学生，特别是港澳的学生来学院就读；另一方面，实实在在为海外华语传媒培养了一批人才。现在澳门有70%的媒体从业人员都是我们学院培养的，香港、海外华人中也有相当一批，这些人都是维护港澳稳定、推动华语传媒发展的中坚力量。
采访者：广东是新闻媒介较发达的地区，新闻媒介改革走在全国的前沿。在这种新闻改革进程中，暨南大学新闻学院如何和业界形成良性的互动？
蔡铭泽：从互动角度来讲这是个大课题，全国新闻教育的特点，决定教育必须和媒介的实际相结合，现在真正将互动解决得好的不多。新闻教育互动必须建立在发展实力的基础上，不只是建立在感情的方面，是一个实力的交往。现在媒介也逐渐认识到，新闻教育对他们的作用，也认识到媒介也不就是高于新闻教育，这个问题已经发生变化，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逐渐具备。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根据新闻教育的特点，我们要求老师，特别是教业务的老师，必须具备媒介的经验，我们的很多老师都有业界经验，有些就是直接来自于媒介。这是我们暨南大学的传统。学院既注重学历，注重正规的教育，更注重媒介的经验。我们把老师派到媒体去，一是学习，二是吸收经验教训，这是一个好的作风。其次，利用几十年来积累的资源，争取媒体的支持。与媒体合作建设实习基地，吸纳学生就业。我们与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广东电视台等媒体，甚至与下面地市级的媒体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再次，学院的科研课题八成以上来自于广东的新闻媒体实践。除此之外，我们还支持媒介的发展，参加媒体的培训和教育。如我们大规模参加了广东省委组织的新闻培训活动，既提高了老师和新闻学院的知名度，又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广东新闻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采访者：能介绍一下新闻学院在学科设置和建设方面的情况吗？
蔡铭泽：新闻学院的学科设置我想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以我为主，稳步前进”。这是我办事的风格，也是我们学院学科建设发展的风格。所谓“以我为主”就是通过扎实努力的工作，把现有的基础专业办好，把现有的人员组织好、力量调配好。主要是把新闻学、国际新闻、广告学和广播电视新闻这四个方向的学科建设好。在这四个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新闻学院又发展了一个新的学科，或者说新的团队――媒介经营管理。目前，这一学科拥有国家重点项目和一支综合素质较高的教师队伍，是学校和广东省学科建设的创新团队。
学院以后的发展应该是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以学院为实体，来组织教学和科研，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态势。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就是全力建设新闻史论、新闻业务、广播电视新闻、广告学和媒介经营管理这五个学科；“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就是由学科带头人带领团队进行教学科研，给他们以实际权力；“以学院为实体”，就是将管理的职能全部集中在学院，这样，有利于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把学科建设搞上去，是一种比较好的模式。
采访者：教学和科研是高校新闻教育的两个不可分割的中心环节，学院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哪些成果？
蔡泽铭：我们的科研这几年有了很大发展，也得到了北京、上海等地专家的认可。首先，队伍整齐了。现在学院有7名教授，16名副教授，专业教师45人，队伍比较理想。这支教师队伍人数在国内不是很多，但学科背景比较纯，都是具有新闻媒体经验或是学新闻出身的。其次，科研项目多了。原来是没有省部级项目的，有的多数是省内的项目，实际上是国务院侨办的项目，从2001年薛国林副教授拿到国家级项目，实现零的突破以后，到2003年曾建雄教授获得了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又是一个零的突破。现在，我们有4项在研的国家项目，有14项省部级的社科项目。再次，科研论著的出版情况有比较大的发展，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极为丰硕。从2002年到2004年底，学院共出版了16部著作和十多本高校新闻教材。现在，又积极利用学院力量支持老师出版科研成果，除了与福建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暨南新闻传播学人丛书”外，还与暨南大学出版社合作，重新改版推出高等学校新闻传播系列教材，已经出版的就有20多本。此外经过协商，暨南学报也为学院师生开设了固定栏目“新闻传播研究”，定期刊发高质量的、理论色彩较强的论文。学校和学院都鼓励教师往更高层次、更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上，实行计分制，并相应提高了在权威期刊奖励的力度。作出成绩的我们就表扬、奖励，形成一种风气，大家都做科研，大家都成名师，这种气氛营造起来了。
采访者：您在广州师院将新闻传播系办得初具规模，任暨大新闻学院院长以来，新闻系组建成为新闻学院，师资队伍日益强盛，教学科研成果颇丰，2004年新闻学专业获得了广东省名牌专业称号，作为一位管理者，您有什么独门秘籍和大家分享？
蔡铭泽：没有什么经验，主要是广东的大背景好，任何人在这个位子上都是可以做好的。如果说体会，具体来讲有三点：一是按规章制度办事，无规矩不成方圆，“事、情、法、理”这四个字，我崇尚法。二是抓队伍建设，领导者的本领在于大家愿意和你合作，并且从合作中得到好处。因此，队伍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要能够识才、爱才、用才，不能搞武大郎开店。三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个时期内要办的事情不要太多，一个学期或一年就一个中心，一个阶段重点做一件事。再把中心的工作和重点的事情凝练成一个方向或一个口号，让大家认同，这样其他事情就好办了。当然，口号和方向的提出要切实，不能乱提。学院到目前为止共提出过三个口号：2000年提出了“创建名师名系”工程，之后提出“四向度”发展的口号，即向前发展、向上发展、向外发展和向后发掘我们的历史资源。现在学校刘人怀校长给我们学院题了词――“媒体精英摇篮，新闻学术重镇”，这又代表了新闻学院新的发展方向。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这三个口号初步实现，事实上，在每个口号提出和实践的过程中，新闻学院都在一步步向上走。
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传播媒介的再审视
2010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颇为关注新传播技术的发展，学者们试图从科学技术的宏观角度，重新打量陪伴人类的传播媒介。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透明的和无价值标准的渠道，它的功能不仅是把信息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传播科技是有偏向的，某一种媒介形态往往与特定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理解媒介形态所代表的科学技术，不能局限于科技本身。在新媒体发展、媒介形态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学获得了超越单一媒介形态的研究视野。
因而，2010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讨论了一个新话题，即“媒介即控制”。媒介的控制表现为一种理性的控制，形成无所不在的意识操纵。讨论中所要揭示的问题是：理性的控制是如何嵌入媒介的偏向和媒介环境之中的？体现为怎样的历史过程？如何成就了尼尔・波兹曼所说的“技术垄断”？人对媒介的控制与技术垄断的内在关联表现了怎样的权力运作方式？我们在何种层面上可以消解这种理性的控制，进而消解媒介的控制，形成平衡的、自由的媒介环境？无论如何，媒介即控制蕴涵的是技术理性的统治，这是一种反人性的统治。对此，真实的人文问题应当是：媒介在多大程度上能放给人类自由精神一条生路，能展现人与人的沟通与理解，能铺开通向道德自由的道路。
就具体的对于新媒体的使用而言，这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发表上海市民使用传播新技术的六项调查报告，显示了四方面的发现。第一，网络和手机的使用虽然相当普及,但采纳和利用的程度在市民当中分布不均,呈现出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年龄组之间的“数字鸿沟”。第二，把新媒体作为一种交往中介或理财、娱乐的形态，显现与之相应的社会关联、社会活动的较多。第三，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使用，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认同和对社会整合机制的看法，以及对社会阶层归属的感知；第四，上海市民的意见表达并不踊跃，但关注公共议题、具有表达意向的人，表达意见相对频繁，网民比非网民意见表达频繁，网络的使用强化了人们已有意见表达的倾向。
这些结果给学界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理论思路。它们包括：第一，媒体作为资源或“资本”具有与社会分层相对应的结构分布；第二，媒体在这个结构场景中，通过人们对其的使用，成为感知人的社会向心和离心力、感知自己所属社会阶层归属的重要手段；第三，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其共同构成的传播生态中，通过使用者的行为，相互补充但也相互抵触，渗入人们使用―满足的心理和社会需求的活动中。中介化成为新媒体技术环境下社会形塑过程的核心特征。因此，对于媒体公共性的衡量，最终得落实在媒体资源分布和媒体使用的结构上，是否实际体现公正、开放，以及个人和群体利益得到清晰认知和充分表达。
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挑战
不仅过去的“新闻实务”得转变为“新闻与传播实务”（包含各种非新闻类信息的传播实务），而且以往以报纸实务为背景的采、写、编、评等，必须得适应新媒体的环境，整合为能够适用于各种媒介形态的新闻与非新闻类信息传播的实务。
在传播科技五光十色的变化面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把握住了“向前看”的视野。互联网和web2.0兴盛之际，已经把眼光投向未来的“物联网”和web3.0甚至N.0了。物联网即通过射频识别、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Web3.0的技术特征是：万物感知―智慧控制；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全方位信息交互；人与物质世界的联接。一位研究者就此提问：
当客观世界自身具有了自我表达能力，而公众能够更为直接地感知客观世界的情态展现的时候，以新闻记者个人观察及新闻机构观察构成的公共传播的信息单元，是否将显露出巨大局限？当信息获取功能和信息分析功能更为强大的个人信息终端更加普及的时候，人们对于大众媒体的依赖会发生什么变化？公众还会像今天这样局限于对孤立事件有限形态的了解和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处的被动位置吗？”
曾经让新闻学拥有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在今天也面临着信息通讯技术应用带来的震荡。经典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各个学派已经从各个方面对它的理论体系进行着日益精美的建造。但是，面对信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经典传播学研究本身已经直接面对突破自身局限的挑战：首先，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仅仅是与人类相关的浩瀚的信息传播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信息交流无疑是深刻影响人类命运的更为丰富的信息传播活动。其次，即使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在其形态、结构、渠道、手段、目标各个方面也都受到物质世界、客观环境的深刻影响与制约。
我国一些关于新闻学的研究话题，正在被“整合”为传播学的话题，最为典型的是传播真实问题。在新媒体及数字化的条件下，原来的真实与虚拟的理解与界说，已经缺乏解释力了。这种情形要求新闻传播学者思考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现在的人总是生活在现实与虚拟两种世界之中。然而网络等新媒体颠覆了这种认识，虚拟≠0，网上的聊天和信息传递，虽然不是物理符号的在场，但就信息与情感的交流而言，并不比现实生活缺少实在与真实。虚拟与现实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已经构成了互为因果的真实关系。它改变着传统的真实理念，而且改变着对真实的理解。
于是，“虚拟真实”的概念得以挑战传统的现实真实。在虚拟真实中人们可以与储存数据和消息的环境互动，所有的信息都被“真实”地呈现。在虚拟技术的帮助下，可以创造全新的信息环境，并在其中获得新的体验与能力。在这种情形下，网络传播时代的信息、信息环境真实问题，需要得到理论上的重新阐发。
也正是新媒体的环境，带来了新的问题，促使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得以跳出传统的研究范式，综合传播学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结构主义―权力学派的观点，以人文的思路来质疑这个新环境。2010年11月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庆55周年的研讨会上，有学者借用尼尔・波兹曼的思路提出了如下的四个问题：
“一种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性思维的应用和发展? 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民主进程的发展? 新媒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人获得更多有意义的信息？新媒体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减弱了人类的道义感，提高或减弱了我们向善的能力？其中波兹曼对于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人类执着地追求快速提供信息的机器，结果，我们被淹没在信息的大海里，新媒体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信息垃圾堆放场。”①
一些新闻传播学界人士已经认识到，在讨论新媒体的众声喧哗中，需要批判的视野。对于媒体融合等媒介科技的变革，学术研究关注点不宜仅仅集中于媒介内部以及技术本身，而要将这种变化放在一个宽阔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中去考察、阐发。“技术垄断文化，文化向技术投降”，这种可能的结果需要学界向社会发出警告。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具有两面性，亦敌亦友，如果仅仅从技术，从传媒业的角度去理解媒介科技的变革，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视野以及研究水平将会有极大的局限性。正是在新闻传播学从分化到整合过程中，我国学者获得了这种较为清醒的认识。
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当前中国媒介技术的迅猛变革，以及由此激发出的民众、社会的巨大能量，是世界其他国家罕见的；关于媒介技术、媒体融合，我国从来不缺乏中国经验，在新媒体实践和研究方面，我国的学界与世界同行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丰富的中国经验可能催生出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创新能力。
2010年内，一些传统的新闻学研究话题与传播学研究的方法相结合，得出了较新的论点，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新闻界》的特稿文章《媒介接触时间考察的新范式：研究框架的建构逻辑》，便是典型。该文深化了“媒介接触时间”这个新闻学的话题，作者们同时着眼于量和质两个层面，立足于以人为本的分析路线，并在全媒体生态的大背景下，以时钟时间和社会时间相结合的方式来描摹受众的媒介接触图景，通过日记法来同步展现人在时间序列上的行为空间、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并通过问卷调查法在社会阶层、生活方式、媒介素养、媒介印象四个维度上对受众特征进行深度把握。
传媒学研究在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进行微观的认知神经传播的研究（使用眼动仪来观察测量人在接受信息瞬间的变化）。201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传播与认知科学实验室完成的论文《媒介即信息：一项基于MMN的实证研究》，采用的便是这种方法。该文通过眼动仪，证实纸质报纸和电纸书报纸在脑认知机制上的差异及不同特点。这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采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一次尝试。这项实验表明，纸质报纸需要调动更多的人脑机制参与；而电纸书报纸调动人脑的程度相对小些。实验同时证实，人们利用纸质报纸和利用电纸书报纸阅读内容时存在认知方式上的明显差异，电纸书报纸的认知发生更加全面均衡。
这在方法论上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对人文―历史―哲学思维的技术挑战。换一种角度看，人的精神活动能这样被机械地研究吗？唯一会思想的高级动物，在自己创造的技术设备下变成了可以被精确测量的物，但人不是无机的物。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于科学方法论兴趣盎然，这是一种学术发展的好现象。时刻需要提醒的是：防止单纯使用源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忽略了人文―历史―哲学的理性思维。我国的新闻学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缺乏人文―哲学―历史思维的传统，在经历了长期政治化浸润之后，很快转入传播学“科学方法论”的窠臼，相对原来的政治化思维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目前工科思维对人文―社科（包括新闻传播学）形成了压倒性的强大影响，已经显露出学术研究的机械和无深度。因而要具备这样的基本认识：无论“科学方法论”名下的各种方法如何新颖并在实证方面显得有效，人文―历史―哲学的逻辑分析比单纯的量化分析更显示人的思维特性。
在这方面，新闻传播学科内已有一些论文指出了这类问题。一位作者写道：“多数研究者考虑得更多地是用最容易操作的实证研究方法这一支付手段来获得更多的课题经费、社会地位、学术地位而不是自己的学术责任―理论创新。……不管有没有必要，几乎所有的课题论证都要写上那么一点实证研究方法的设计；也正是因为如此，研究者们拿出来的大量课题成果大都可以看作是社会调查加对策报告，这些在方法论上有严重缺陷的报告不但对于理论没有贡献，而且对于实践也没有指导作用。”“随着科学理性压倒性的胜利，在与传播学术有关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数据成了社会稀缺资源，似乎谁都需要数据，似乎只有数据才能代表科学……我们的学术期刊也需要实证研究，因为它不仅能够看上去符合学科发展的主流，也意味着期刊的影响因子会得到保障等等。这些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实证研究的交换功能日渐显著，在中国迅速完成了货币化的历史进程。”②
鉴于此，新闻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整合方向，除了证实研究的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的结合外，更为长远的整合，应该是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方法论”的思维方式的结合。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需要适当回归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注释
[关键词]散文化新闻 历时性 共时性 思维路径
“将所要讨论的对象放置在一个广大的脉络中来谈，例如把唐吉诃德这一幕放置到世界文学中来衡量。”[1]在世界文学脉络中谈文学，这是卡尔维诺谈文学的经纬线。任何一个文学样本，都有它所隶属的时代特征和文本属性；同样，任何一种新闻文本形态，也都应该放置在其所属时代的新闻语言环境下加以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末散文化新闻在中国新闻界诞生以来，这种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新兴新闻文体，就成为了叙事新闻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文本样式。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发展、变化，针对这种文本形式的新闻学术研究也初具形态。
笔者通过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 系列数据库、万方数据中键入“散文化新闻”、“新闻散文化”、“新新闻”三个关键词，共计搜索到学术论文为236篇。其中167篇为包含“新新闻”概念的文章，而包含“散文化新闻”和“新闻散文化”的文章共计69篇。通过对以上文章的梳理与分析，总体上可以将研究成果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散文化新闻的历时性研究
结构主义学派的奠基人，著名瑞士语言学家费尔狄南・德・索绪尔，在提出区分语言和言语之后，又系统地提出了划分语言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原则。在他的解释中，“共时和历时是有独立性的又是互相依赖的。这好比把树干加以横切和纵切后所看到的情景一样, 它们是一个依赖于另一个的。纵的切口表明植物构成的纤维本身，而横的切口是纤维组织的个别的平面。”[2]
侧重于观察纤维本身特点，即事物过程发展的历时性研究，在散文化新闻的研究中，主要关注文本形态本身的萌芽、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以及对同类新闻文本特征的发现与归纳。
1．散文化新闻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研究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散文化新闻的历时性研究，总体上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978年为起点，作为中国新闻文体学术争鸣之一的“新闻散文化”第一次被提出。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穆青在1982年第二次提出“新闻向散文式的方向发展”，由此引发了学界对新闻与文学融合的论争。“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化’字的提法是否科学?二是新闻究竟要向散文乃至文学借鉴什么?三是新闻的文体结构、体式是否需要有‘体’的规定?”[3]第二阶段，自20世纪末，形式多样的散文化新闻成为研究对象。传统新闻文体的内部变化，成为了新闻研究的主要内容。“新华体”消息逐渐发展为客观性报道，通讯逐渐接近深度报道。这对这一转型，散文化写作被认为是新闻观念上的渗透，而不是新闻文体形式上的变化。第三阶段，21世纪初开始，以美国“新新闻主义”的引入为基础，学界进入到讨论“新新闻”与“散文化新闻”之间的多重关系。
2．散文化新闻的写作特征与结构特征研究
针对散文化新闻文本特点的研究，总体上可归纳为“写作特征”与“结构特征”两个方面：
写作特征表现为：其一，创造“叙事如画”的意境。用形象说话，再现新闻事实发生的现场。其二，恰到好处地运用描述性的语言。按照接受美学对阅读活动研究的成果，描述性语言本身比说明性、解释性语言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但能激发读者想象力的魔杖恰恰是这类语言。其三，注意应用细节描写。新闻作品中有了细节描写，尤其是具有特点的细节描写，才能给读者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增强新闻的形象性和真实性。
结构特征表现为：其一，倒金字塔式的“散文化”新闻。其二，游记式的“散文化”新闻。游记就是以时间的推移或空间的变化为线索，把较为零散、片段的材料串联起来表现新闻主旨。其三，悬念式的“散文化”新闻。设置悬念，就是不急于将结果说出来，而把人们迫切需要了解的一件事先藏起来，然后步步揭开谜底，使读者对故事和人物命运更为关注，从而使新闻波澜起伏，扣人心弦，增强新闻的可读性。
二、散文化新闻的共时性研究
语言学结构主义的产生，开始于索绪尔；他证明语言的过程并不能归结为语言的历时性研究。”正如在索绪尔所做的那个树干的比喻中，“但是，第二个切口与第一个切口不同，在纵的切口平面上要求发现纤维之间的某些关系是不可能的。”[4]任何一个文本的意义，“除了历史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体系’的问题，而这样一个体系主要是由对于这个体系的种种成分都发生影响的平衡规律组成的，在历史的每一个时刻，这些规律都取决于语言的共时性。”[5]
显然，一个“时间片段”是从一个动态的时间过程抽离而来的，如同任何动态过程都可定格于某一个点，从而产生一个时间剖面进行分析。因而，侧重于剖面图示，关注于系统结构的共时性研究，在散文化新闻的研究中，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概念的争论与东西方同类文本的比较研究。
1．概念中矛盾性的论争研究
该研究方向重点探讨了散文化新闻这一概念上的基本矛盾，即对“文学真实”与“新闻真实”的模糊处理。其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散文化新闻概念的界定问题，以及散文化新闻的适用性问题。
在概念界定问题上，具有代表性的两种矛盾观点分别为，以穆青“用散文笔法写新闻”为代表的“用自由、灵活的笔法反映新闻事实，不需带框框，而要浑然天成，做到‘形散而神不散’”；而以曾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梁衡代表在《消息不能散文化》文章中指出的是，“提倡消息散文化，就是新闻文学化，这可能会在新闻写作上引起两点偏差：一是内容失实，二是形式的夸大导致新闻功能的削弱。”虽然，研究者们最终对散文化新闻的定义仍未做出清晰的定义，但对散文化新闻写作的五点特征形成了一致观点：重视人物对话、刻画细节、场景描写、人物心理描写和亚文化题材的选择。
2．理论比较与论证性研究
这一研究视角以美国“新新闻主义”为参照坐标，重点对美国“新新闻主义”与中国“散文化新闻”写作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旨在探讨“新新闻主义”为中国散文化新闻写作提供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论证性研究。即，研究者们立足于本土的新闻样本，主要以具有散文化新闻写作特征的各种具体新闻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和实例，通过导入西方相关的理论，对具体样本进行论证性分析，由此讨论西方“新新闻”与中国“散文化新闻”，两种文本结构与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三、散文化新闻研究的思维路径与发展空间
综合以上对散文化新闻的研究成果可见，整体上，研究始终围绕着“新闻观念”在进行论争。在论争的过程中，新闻观念在新闻实践的检验下，不断被验证，同时推进了新闻实务的改革与创新。目前的研究成果，对散文化新闻的本质探讨，具有相当的理论指导意义，同时也显示出对散文化新闻研究的思维路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尚且存在研究的真空地带。
1．散文化新闻研究思维路径的局限性
第一，视野较低，对中国散文化新闻地位的认识不足。借鉴西方类似的新闻写作范式，作为研究我国新闻现象的尝试，未尝不可，但是研究始终将中国散文化新闻这种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新闻写作类型，置于西方新闻理论背景之下，以西方新闻理论作为研究的坐标，由此来寻求对中国散文化新闻的解释，这种出发点本身就是对这一新闻现象的轻视。因此，在这样的研究思路下，自然难以将中国散文化新闻研究放置在合理的位置上，并对此形成正确的认识。
第二，视角单一，总体上对散文化新闻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未构成体系的零散状态。视角单一，主要体现为传统研究主要聚焦于散文化新闻在“新闻真实”与“文学真实”之间界定标准上的非同一性，从而形成了争论这一文体形式是否合理的论点。也正因为如此，散文化新闻在文体界定上一直处于模棱两可的混沌状态。
总而言之，针对散文化新闻的研究现状，宏观上，缺乏从系统高度把握这种新闻文体特征的构建；微观上，缺乏研究角度的多元化探索。
2．散文化新闻研究的学术空间
任何科学的理论研究总是从同一领域的薄弱环节开始突破。现阶段，散文化新闻研究的不足之处，即是同类研究的重点所在。
第一，研究视野：可从宏观层面对散文化新闻的话语体系进行构建，话语体系的建构可以提供从符号系统的视野中，重新审视散文化新闻写作的宏观图景。散文化新闻是一种吸收并借鉴了文学手法的新闻文本，其属性是“新闻性”的。因此，在新闻语言环境中建构其话语体系，将有助于当代中国的散文化新闻研究站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研究视角：当代新闻学的文本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小说化新闻、散文化新闻等不同新闻类型的出现、复兴与发展，已经显示出当代新闻形态的包容性日益增强。散文化新闻作为一种新闻文本形态，能够发展至今，本身就说明了这种文本形态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程度在提高。因此，在历时性研究的视角内，可继续关注散文化新闻的文本特征，即写作和结构等历时性层面的变化特征；同时，研究者们还需要更多的从共时性研究层面出发，高屋建瓴地关注散文化新闻综合系统的建立。在新闻学的话语环境中，将散文化新闻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形态确立下来，这也是给予散文化新闻合理地位的一种基本研究态度。
注释：
[1][意大利]伊洛塔・卡尔维诺著，黄灿然译：《新千年文学备忘录》，译林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
[2][4][德]索绪尔著：《一般语言学教程》俄文译本，1933年莫斯科版
[3]刘勇：《关涉新闻文体发展的三次学术争鸣述评》，《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