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01 10:12:3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建筑工匠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在建筑施工过程中，附着升降脚手架还可以被叫做整体提升脚手架，是按照三层楼高来实现对架体的设计，在搭设过程中，采用的脚手架架杆为扣件式钢管，使用构造折架对架杆底部进行搭设，由承力三角架实现对整个端部的支撑，采用穿墙螺栓将承力三角架固定在钢筋混凝土墙体上，此墙体是已经浇筑完毕的，对提升机三角架进行另外设置，将提升机安设在承力三角架之上。同时，在每一层墙体上设置一组导轮，在架体升降的过程中，起到导向的作用，避免过大晃动现象的发生。架体升起之间，将承力三角架上部临时固定螺栓和附墙螺栓拆去，拆去完成后，将提升机开启，在导轮的指引下，整个外架随着导向沿着楼层不断上升，超过一个楼层后，再将承力三角架上部临时固定螺栓和附墙螺栓穿入，此时施工作业就可以开始了，随着外架升降的反复进行，对于整个施工需求都可以满足，与传统的脚手架相比，附着升降脚手架的突出优点表现为:(1)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在整个脚手架的搭设过程中，只需要三层楼高，就可以满足高层建筑的整个施工过程对脚手架的需求。比如有一个十字形建筑平面的高层住宅，将提升机设置在每一个阴阳角处，一共需要升降机12台，在架体底部一共有24搨在承重折架上;(2)使施工速度得打大大提升:只需要一天时间就可以完成一层脚手架的提升，在楼板完成浇筑的第二天，就可以实施提升;(3)使劳动强度得以降低:传统的作业方式为人工搭设作业，如今实现了半机械化作业;(4)在搭设脚手架的过程中，使用的建设材料的周转量比较少;(5)使作业的安全性得到提升。因此，在建筑施工过程中，附着升降脚手架受到施工单位的广泛青睐，生命力比较强。
2附着升降脚手架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近年来，高层建筑频繁出现，由于在高层建筑施工中，附着升降脚手架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突出优点，因此，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比较普遍。但是，附着脚手架的还处于不断完善和发展阶段，在设计和应用过程中，安全管理方面存在较多问题。
2．1缺乏科学的设计标准，无法保证设计的安全度
在附着升降脚手架的设计过程中，缺乏科学的设计标准，设计的安全度没有任何保证。为了使附着升降脚手架能够实现安全运行，对附着升降脚手架的相关结构的安全系数具有较高要求，比如承接的工程结构、升降设备及机构、附着支撑构造、架体等。虽然相关建设部门也出台了相应的暂行规定，但并不是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在设计附着升降脚手架方面，缺乏较强的约束力，致使在附着升降脚手架的设计上，没有统一的要求，普遍存在的缺点表现为模型与实际不符、计算方法与实际不符、荷载取值偏小、设计条件考虑不到位、使用工况没有进行严格限定等，致使设计安全度较低。在架体升降过程中，尤其是在下降过程中，如果出现不同步现象，步履较慢的架段将会承担较多载荷，致使架体的受力状态非常危险，进而引发事故。
2．2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机制下，附着脚手架的安全度呈持续降低状态
价格竞争是市场竞争的核心，在建筑行业中，由于其自身具有竞争激烈的特点，致使利利润率比较低，在整个施工环节过程中，施工企业不断追求降低施工成本，致使在承包附着脚手架过程中，承包费用不断降低，同时为了满足市场竞争的需求，在过去的建筑中，规则项目比较多，附着脚手架主要应用于这一类建筑中，随着设计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外形不规则的项目中附着升降脚手架也得到了逐步使用，因此，对施工管理和技术具有更高的要求。一些专业承包单位承包附着升降脚手架的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占领市场，不断迎合施工单位在压价方面的要求，使附着升降脚手架的安全系数得到进一步的降低，造成施工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安全隐患。
2．3缺乏规范的作业管理和技术管理
在附着升降脚手架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缺乏规范的作业管理和技术管理，使得安全系数进一步降低。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外形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在设计附着升降脚手架时，不能使每一个构件都处于完美状态，进而存在比较严重的质量问题，再加上使用工况和现场组装质量对附着升降脚手架安全运行具有严重的影响作用，因此，为了附着升降脚手架能够安全运行，对现场作业管理和技术管理必须严格要求。但在实际工作中，在附着升降脚手架的安全设计和使用方面，施工单位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致使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安全性问题，主要表现为:(1)在脚手架的使用方面，施工单位过于追求降低成本费用和加快施工进度，对安全运行方面比较忽视，致使技术的安全实施没有保障;(2)在附着脚手架的生产方面，施工单位采用承包制，将自己应该履行的安全管理责任推卸给厂家;(3)在设置附着支承构造时，设备缺乏质量保障，无法满足安全运行的要求;(4)没有对操作人员进行严格的专业培训;(5)在升降过程中，架体上承载的施工负荷较大;(6)在架子升降时，只是架子的一段发挥支承作用，具有较高的不稳定性，架子晃动的比较厉害;(7)在使用过程中，升降动作存在严重的不同步现象。
3附着脚手架的施工管理
一是在选择方案时，应该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对布点进行适应性设计，多加注意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二是在施工管理阶段，应该安排严格施工检测，在施工的各个环节中是一项极为关键的侧重点;三是在进行升降作业时，应该对防坠装置的有效状态进行检查所采用的安全设置，确保不能看到设置的构造，在此基础上，对设置进行开启，有利于对设备的磨损状态以及其他状态进行观察，进而对设备的有效状态进行判断。
4结束语
〔关键词〕 近代天津；租界建筑；地域文化；地域色彩
〔中图分类号〕 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3）01-0079-05
0 引言
《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一书四册，以建筑功能分类为公共建筑与居住建筑各两册，涵盖了天津本土存在50年以上并能够反映时代特色与地域特征的各类建筑。“2005年的《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实施后，依法确定了5批746幢、114万平方米的历史风貌建筑” [1]。《天津历史风貌建筑》系列丛书是对其中的158处历史风貌建筑的历史人文背景和建筑特色进行了详细解读[2]，从书中可以读出天津市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点点滴滴，现存的保护建筑就是对保护工作成果的最好证明。从书中列举的建筑来看，天津的历史风貌建筑大多还是近代西洋建筑风格为主，论文选取书中租界建筑为研究对象，透过其保存现状及历史资料的记载，探寻天津独具特色的近代租界建筑所体现出的地域文化及地域色彩。
一、中西文化碰撞下的天津租界
建筑的风格形成
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两种文化之间接触时会产生相互交流渗透的现象，无法在维持其原有的文化形态，彼此之间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历史上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几乎是在各自封闭的环境条件下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形成两种迥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并一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实际上就是由文化冲突过渡到文化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中西双方的文化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有“东学西传”和“西学东渐”两种模式，发生在近代天津以“被迫接受”带来的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明显属于后者。就近代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讲，本土文化在接触到异域文化的最初形式是暴力而非和平的，近代的文化交流是在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和中国反侵略的动荡政治背景下进行的交流过程，清王朝被西方列强以武力逼迫开始的通商开埠，西方文化的传入是以经济侵略为后盾，带来了文化交流的平台：开埠通商、设立租界、公派留学、接纳传教和建立近代报业等形式，实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
建筑是文化的重要构成，李允先生在《华夏意匠》中提到：“某一时代整个社会倾全力去建造的有代表性的一些重大建筑物，必然反映出当时最高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水平” [3]（17）。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建筑风格，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产生了独具一格的近代租界建筑，外来文化赋予了建筑丰富的形式特点和设计理念，成就了中国土地上衍生出的中西文化交融思想下创造出的近代租界建筑，突破了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建筑一统天下的局面，促进了中国建筑文化发展。
中国传统建筑随着封闭的长时间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完整的传统建筑体系，建筑形式、建筑技术和建筑类型与西方建筑文化截然不同，成为两种相对独立的建筑体系。从中国进入近代时期开始，这种单纯的文化环境最终被打破。随着通商开埠和各国租界地的设立，大量西方文化涌入天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也包括近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大量涌现的西方建筑。租界地的建设，使得天津近代城市建设的各个领域受到租界文化的影响，这也是天津接触西方文化的直接途径，也比内地其他城市更早更多的认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各个租界里出现了一些西式建筑，其建筑风格和形式与天津旧城区传统建筑大相径庭，也打破了天津原有的中国北方传统建筑风格的格局。近代天津城市中出现的西洋建筑，是当时西方建筑设计中流行的各种建筑形式，各国租界在营建过程中实施建造的建筑，能够体现出租界所属国家的建筑文化特点、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等，在与天津地方文化、气候特点、材料运用、施工工艺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近代天津城市独有的建筑风貌。
（一）租界中的西式建筑特色群落
从到20世纪初，天津先后建立了九国租界，各租界都是自行管理的“国中之国”，彼此之间不考虑协调配合，各自营建，以本国的利益为基点进行建设，有独立的管理机构，这样的建设虽然对天津城市的发展有所推进，但各租界各成系统，没有统一的管理和规划，城市建筑物杂乱无章。例如英租界在一些地区内“严格规定必须是外国式建筑，营造计划必须先送工部局批准，对房屋的取暖、采光、卫生、安全及与街道环境的协调绿化也有详细的明文规
定” [4]（361-362）。意租界地区规定凡临街建筑物形式不准雷同等等建设要求，各租界基本以本国风格建筑为基准，为适应天津的气候和风土，多少做出一些改变，再加上建筑工人均为中国人，可以理解为租界地建筑是使用中国本土的建材和工匠，来建造西式房屋。
租界地建设期间，各租界内都陆续营建了先进体面的大型建筑，银行、洋行和商场等建筑林立，风格各异；英、意、法租界都规划有高级别墅住宅和新式里弄住宅，借鉴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多种布局方式，且中高级民宅中卫生取暖设施一应俱全，建筑周围还有花园绿地；租界内街道密度大，四通八达，道路铺设柏油或混凝土路面，主要街道设有路灯、通夜长明，一派西方近代城市景象。
（二）介于中西风格之间的天津城市建筑形象
租界区在不断建设扩张，而天津老城区却在1900年后元气大伤逐渐衰落，加上1902年接管天津后开辟的河北新区，与老城区和租界区三者共同构成一段时间的城市平衡发展格局。开埠后的天津城市形象，已不再是原先的“令人惊叹的南北物资交流枢纽” [5]（18）、“京师的储运中心，也是整个河北地区的仓储中心” [6]（124）。因历史原因由诸多移民组成的传统天津城市，其本身的城市文化就呈现多元性，导致天津人民的文化具有包容性强且本土文化底蕴不深的特点，在因租界开发建设接触到西方文化影响后，本土文化自然趋向对西方文化的好奇、触碰、交融和互相渗透，从而形成了近代天津城市建筑介于中西风格之间的形象特征。例如少数几座近代新增老城厢建筑――天津家之一“益德王”王奎章家宅在主体中国传统式建筑中，局部装饰采用了中西合璧式的廊柱（图1），以及大门上方的椭圆拱券石材雕花（图2）。作为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英租界的庆王府，其建筑外观采用西洋风格，与中国传统琉璃栏杆交相辉映，建筑内部的房间安排按周边式设计，采用明三暗五对称式排列，这其实是一种四合院模式的变体；为适应当时的西化生活，室内设有宽敞的共享大厅；门窗玻璃采用的是以比利时工艺雕琢的中式传统花鸟纹样（图3）；庭院花园的布局、太湖石和凉亭（图4）这些也都是中国传统园林设计手法。
二、租界区建筑外立面材质中体现的地域文化与城市色彩
天津城市从明朝天津建卫至开埠之前，一直以传统建筑的模式平稳发展，材料的选择也是遵循了中国北方的传统建材，以砖、石材、木为主要的材料进行建筑活动。“天津卫城初建为由土筑，因而不能持久。大约到了弘治初年以颓圮不堪，弘治六至七年，委都指挥使陈达用砖包砌，并在四门之上构筑城楼” [7]（53），如今的鼓楼建筑依循了旧建筑的形式为青砖砌墙，灰瓦顶，门窗等建筑构件则为木材质刷红褐色漆；一般的民居为四合院形式的平房建筑，以朴素简洁的清水砖为墙面或灰砖砌墙，屋顶为灰陶瓦，门、窗、柱等构件则为木材质涂褐色或黑色漆（图5），是典型的北方民间色彩，集合这些材质，共同塑造了天津旧城整体呈一片朴素的灰色调。清末民初建成的通庆里（现天津文化街内），建筑装饰融入了西洋建筑符号，因为靠近老城区，建筑依然保持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青砖外墙，灰瓦坡屋顶，这点也可看作是环境色彩辐射作用的体现。
相比天津旧城区的单一灰色调，租界区内的历史保护建筑的色彩要丰富许多，这与西方建筑思想带来的各种建筑材料及其运用方式密切相关。租界建筑是由各租界自行营建，风格各异，规模较大的租界区内还形成了商业区、金融区和居住区等西方城市规划的雏形，例如英租界内的五大道地区成为高档住宅区，区内建筑红砖使用普及，形成了和谐统一建筑色彩（图6）；英法租界区内的中街（现解放北路）开设了各类银行、洋行等，形成了金融一条街[8]，街道两旁高大的银行建筑选材考究，多以花岗岩、大理石等天然石材装饰墙面或柱子，精美奢华，天然石材的自然色彩与混凝土的灰色也成了该区的主要色彩。另外，清水红砖墙搭配灰色石材或浅色水泥墙面的搭配也是租界建筑的用色主流，如原天津工商学院、南开学校范孙楼、原天津公学等不胜枚举。在对近代历史保护建筑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从立面材质的色彩可以看出与周边当代建筑明艳的涂料墙面或光滑的饰面砖相比色调淡雅清新，即便是清水红砖的色彩也是柔和的暗砖红色；混水墙或水刷石等立面材质粗糙，建筑色彩为浅灰色系的材质原色，整体感觉朴素大方，散发着历史的沉淀感和时光印记，同时也体现了天津的地域文化与城市色彩。
三、西洋风格建筑中的天津传统文化元素
天津传统建筑中，很多大户豪门喜爱将砖雕、木雕和石雕作为装饰运用到住宅中，以显示身家富有。富商豪门在打造住宅时也是不吝钱财的，怎样舒适华丽怎样营建，从庭院到大门，从厅堂到内房，雕刻艺术可以运用在各式建筑构件上，如照壁、屋脊、柱础、挑檐梁柱等等，在图案方面还广源吸收南北方各地的艺术特色，建筑的装饰纹样十分丰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津的砖雕石刻艺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天津近代租界建筑以极其丰富的样式风格和建筑空间展现西方建筑文化，在查阅文献和现状调研过程中，作者发现很多租界建筑，会将天津传统文化表现之一的砖雕石刻技艺作为建筑的装饰细节部分融入其中，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丰富了建筑的立面造型，也表现出具有天津地域特色的建筑情趣。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也并非有意为之，而是由于在建造近代租界建筑过程中，所雇用的建筑工人是当地的工匠，这些工匠并没有接受过西方建筑教育，建材运用的也是本土材料，因此在建筑的装饰细节上，工匠们透过自己的想象，创造出许多带有天津地方文化元素的西洋建筑装饰，习惯性的将天津传统建筑特色中精美的砖雕和石刻艺术运用其中，“无论是紫竹林教堂上的石刻还是哥德式的望海楼的砖雕花纹，都表现了中国佛教的莲花、珠宝和传统的万字图案主题。精美的雕工手艺是天津旧城遗韵中天津手工艺术在洋教堂上的发挥” [9]（153）。这些砖雕石刻装饰使得西洋建筑上或多或少的刻上了天津的地方文化印记，这种天津地方建筑文化特征与外来建筑文化的交相辉映正是近代天津建筑的独特风格所在。
四、结 语
《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一书展现了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工作的卓越成果，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天津租界建筑的历史背景和建筑特色进行解读，选取的案例也是能够反映出天津城市文化特色的代表建筑。随着时间的流逝，近代时期的建筑距今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之久，近代租界建筑的风格也打破了天津传统城市风貌，其文化影响作用甚至延续至今并成为了天津的城市特色，如今当代新建筑中可见遍街的欧风线脚、坡顶窗套，无不是对西式风格建筑元素的现代演绎。现存的一些被列为“历史风貌建筑”被保存下来进行修复，也依然不能避免现代化的沾染，有的历史保护建筑采取原有材质的基础上覆盖现代材料使之看起来“焕然一新”，磨灭了近代建筑表皮在历史长河中产生的沧桑感。论文希望透过对中西方文化碰撞下产生的天津近代租界建筑研究，探寻其中所蕴涵的天津地域文化特色，及透过建筑材料的选择运用所体现出的地域色彩，找出其中值得现今建筑从业人员追溯和继承的建筑文化内涵，了解近代天津的“历史情感”，希望为未来天津建筑活动中地域性特征的形式体现做出文化探究和理论研究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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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关键词]住宅空间仿生原理仿生设计 绿色设计
中图分类号：TU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03-0199-01
一.研究中国住宅仿生设计的目的和意义
1.目的
住宅仿生设计能对住宅空间进行更加合理的分配，仿生设计能体现了人们对自然世界的追求，体现了对大自然的畏惧之心。仿生设计能够更好的促进人与建筑，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对住宅空间的结构、功能、材料、光照等更加有效的利用，实现仿生设计与绿色设计的结合。
2.意义
随着时代的进步物质消费已经不仅仅是人们所追求的消费模式，更多的是心理需求的消费。优秀的住宅仿生设计能引导人们更多的去体验大自然，使得人们从冰冷的飞机、火车等高科技产品中脱离出来，摆脱机器的呆滞和钢铁的冷漠。优秀的住宅仿生设计能创造出人与自然界的更好融合，让人在这种居住环境下能与自然和生活有和谐共生的感觉。仿生物形态的设计是在对大自然奇妙的生物体，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人类等所具有的典型外部形态的认知基础上，寻求对住宅居住空间环境的突破与创新。将仿生设计与居住空间环境的结合，不仅仅能将自然与居住环境、家居环境的融合，也是为了让人们享受自然与生物带给人们的神奇，提升居住空间的趣味性。
二.对中国住宅仿生设计的阐述
1.住宅仿生设计内涵
住宅仿生设计的内容是在对住宅空间内生活乐趣、生活意境的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设计理念。使得住宅设计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健康、舒适、安全、经济的住宅也是建造师必须妥善解决的重任。
2.住宅仿生设计的特点
（1）节能。生命来自于自然，但自然高于生命。随着现代工业化的日益发展能源的剧烈消耗已经不容在忽视。住宅仿生设计利用建筑空间本身的特征与太阳光照保存最佳角度，使得光照更大的高效利用。利用建筑空间本身的特征实现风能与水资源的再利用。从而更高效的实现自然资源的再利用，住宅仿生设计有三个特点：
（1）节能；
（2）环保；
（3）舒适。
3.住宅仿生设计的灵感来源
（1）大自然
或许是出自于对大自然的畏惧或是人类对大自然的向往，大自然自古以来就是画家、工匠、设计家的灵感源泉。大自然四季更迭、变幻莫测，正如蒂芙尼创始人查尔斯路易斯蒂芙尼所说的“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设计师。“而品牌的历代大师史隆伯杰、柏瑞迪、毕加索等人则将自然之美定格于设计之中”圣家族大教堂又简称为圣家族教堂，由西班牙著名设计师、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设计，高迪曾说过“直线属于人类，而曲线归于上帝”在大自然中是没有直线存在的，是无处不在的优美曲线。圣家族教堂的设计灵感正是来至于大自然最后让建筑回归于大自然。
“中国画里乡村”宏村是一座仿生学建筑牛形水系的古村落，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人居与自然的巧妙结合，山水间衬托着徽派建筑的精与巧，构成一幅完美的中国山水画。
（2）生物的生命结构
正是人们畏惧自然，憧憬自然.所以仿生设计已经越碓匠晌未来生活的主流方向，住宅仿生设计绿色设计，而绿色设计最主要的方向就是节能和能源再利用，在空中收集的雨水能再利用？这是真的呢～受沙漠甲虫崎岖不平的壳、仙人掌上刺的不对称结构和猪笼草光滑表面的启发，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结合多种生物体的特性设计出一种高性能仿生材料，可更为有效地从空气中收集水，不仅解决了干旱和缺水的需求同时也为仿生住宅设计的发展趋势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
四.仿生住宅设计的未来前景分析
1.分析现代的家庭居住空间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住空间环境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现代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在大多数的社区商品房中，住宅面积有限、使用功能不能满足居住者的需求，住宅空间缺少个性化。我参考了许多文献和做了充分的调研总结了仿生住宅空间环境现状的特点
（1）设计风格的个性化与多样化
（2）居住空间的合理利用，空间功能更加完善
（3）对居住用户的心里需求
2.分析仿生住宅设计的优缺点
优点：
（1）能合理的分配功能与住宅空间的最大化
（2）能培养个人与大自然的交流同时节能环保
（3）能通过模仿学习生物的结构使得住宅空间更加合理化
（4）能增进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融合性
缺点：
（1）前提投入和研究造价过高
（2）因为造型的特殊性导致施工不宜把控
（3）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不一致
3.分析仿生住宅设计的未来
随着当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住宅仿生设计风格不仅仅能满足人们对住宅空间设计的要求，同时也是满足大自然对住宅空间的设计要求，住宅仿生设计是更能反映出人们适应时代的要求。住宅仿生设计的未来是会有很多的曲折与困难，但是我相信住宅仿生一定是未来住宅空间设计的需求和趋势。
五.结语
最后，在此谢谢顾逊老师，在顾老师的帮助下顺利完成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正是顾老师对我们严格要求和对论文和我个人认真负责的态度认，让我不仅仅顺利完成了论文同时也对于设计有了更深的了解和启发，的帮助使我收益匪浅，谢顾老师对我的辅导。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顾老师帮助了我解决了很多的困惑和难题论文能够及时完成在这里标示由衷的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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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建筑专业培养的是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资料员等技术人员，学校的培养方向不仅要关注当下，更应着眼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和建筑业的未来走向。从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来看，要想在建筑领域有所建树，还应该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有宽阔的眼界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王澍被媒体认为是“最具人文气质的建筑师”，他热爱写作、绘画、书法、哲学、古代文学等，也正是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了设计灵感，他的建筑风格体现出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对于教育，他主张培养“哲匠”式建筑师，“哲”是哲学思考，“匠”是工匠，也就是有知识分子批判性的建筑师[2]。王澍的获奖启示我们，文化艺术修养对培养建筑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课堂讨论模式的涵义
课堂讨论模式以问题解决为中心，指“在准备事实性、解释性和评价性问题的基础上指导课堂讨论”[3]。事实性问题的回答能够直接从材料或文章中找到原话或推断出符合逻辑的结论，结论是唯一的；解释性问题是一些有歧义的问题，不只有一个答案，有多种可能的解释；评价性问题是要学生联系他自己的生活经验以及价值标准对材料中的观点作出评价。在“中西建筑文化”课堂讨论中，一般采用解释性或评价性问题，因为这两类问题没有特定答案，是开放性问题，能在问题的探讨中，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和发散性思维的能力；事实性问题对于高职生而言，相对简单，可以通过其他学习方式获得答案，无须深入探讨。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是以布鲁纳的“发现学习”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依据。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传授，而是学习者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建构主义提倡在教师指导下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在建筑文化课程中，要实现教学目标（即学生能够比较、分析、鉴赏中外建筑的美，能评价当代社会的建筑文化现象，能预测建筑文化未来发展趋势），达到有效教学的目的，教师应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和表达观点的机会，促使学习动机由外部向内部转化。
三、课堂讨论模式的课堂组织形式
（一）准备材料构建一组好的事实材料，不仅要有专业知识，还需要有一定的技能和经验，优秀的教师往往不会局限于教材内容，而是能从社会生活中敏锐地捕捉到信息，课堂讨论的材料来源于社会，并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当今社会，各种建筑现象和事件层出不穷，作为建筑专业的学生，有必要对纷繁的社会现象有所了解，并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可以结合教材内容，设置一组代表性材料：材料一、古建筑研究和保护专家梁思成先生的建筑美学思想。材料二、影视明星成龙把收藏的徽派古建筑捐赠给新加坡科技大学。材料三、当下一些城市不惜以牺牲自己的遗产为代价，克隆西方的地标性建筑，如杭州天都城的埃菲尔铁塔，苏州相城区的伦敦塔桥，天津武清区的佛罗伦萨小镇等。材料四、中国许多地方成为了西方建筑师的试验场，随处可见奇形怪状的建筑，如“大裤衩、唐僧帽、大秋裤、桶装方便面”等。
（二）设计问题课堂讨论模式的难点在于问题的设置，讨论的质量直接依赖于所提问题的质量[3]156，问题来源于材料。根据以上材料，提出如下问题：（1）现存古建筑需要加以保护吗？（2）保护古建筑的意义何在？（3）如何看待中国各大城市随处可见的克隆建筑和奇怪建筑？（4）结合对以上三个问题思考，谈谈如何处理好继承传统建筑文化与建筑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这组问题的难度由浅入深，既具有独立性，又有内在的逻辑性，引导学生思维向纵深发展；这组问题是真实的疑问，具有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对问题的解答会加深对社会生活的理解。
（三）创设问题情境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在一定情境下进行的，学习情境必须有利于学习者对所学内容的意义建构，情境的创设是教学设计中的重要一环。在呈现材料时，不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而是借助于网络海量资源，制作集文本、图像、动画、声音于一体的多媒体课件，营造问题情境，激发兴趣，调动学生的情感体验。如在对上述材料进行处理时，综合运用关于南京古长城、徽派建筑的视频欣赏，克隆建筑的图片呈现，成龙捐赠古建筑的新闻报道，网友论坛发言等，还原历史现场，模拟真实情境教学。
（四）合作探讨凯恩的大脑研究原则“对意义的探求是天生的”[3]5，启示我们教师，每个人都具有求知欲，只要手段得当，学生会积极主动地建构意义。讨论的形式采用小组式讨论和全班式讨论，前者是把全班同学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选取一个问题或角度进行探讨，小组成员内部各抒己见，组长记录并整理每位成员的观点，这种讨论形式的优点是学生参与面广，气氛活跃，当然它要求学生要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组织能力。全班式讨论是在教师的主持下，同学们对某一问题自由发言，教师可以掌控讨论的进程，引导讨论的方向，也可以对学生的回答作出及时评价和反馈。
（五）归纳总结教育中皮格马利翁效应告诉我们，教师对学生的鼓励和赞美将会促使学生表现得更加出色，反之，对学生的批评与否定将使学生自暴自弃。在总结阶段，教师对学生的表现和提出的观点以鼓励和表扬为主，学生对某一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这恰恰就是讨论带来的成效，因为讨论的目的并不是要把权威观点灌输给学生，而是让学生理解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增强处理现实复杂问题的能力。如讨论结束后，鼓励学生把探讨中得到的结论整理成小论文，以适当的形式发表，学生体会到一种成就感。
四、教学的安排
东南大学和《建筑学报》联合主办的“亚洲视野下的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前沿”1)研讨会，会议主旨提出这样一个发问：什么是当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前沿(问题)？对此笔者试图提出个人的回答及一些相关的观察思考。这个问题，可以从世界角度看，也可以从中国角度看。从世界角度看，当下的建筑历史理论问题，是如何面对非西方的、亚非拉世界的建筑及其历史和理论的“出现”，即如何在历史和理论层面上接受之，并通过自我改造使世界的建筑历史理论成为一个真正的多元多文化体系的问题。非西方建筑当然和西方建筑同样悠久，但不一定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建筑学术话语中存在。而这里所谓的“出现”，特指这些建筑及其历史理论在世界话语特别是世界学术话语中的出现或出场。这种出场，有一个短暂的发展史。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西方学者书写的世界建筑史中有非西方建筑的内容，但其视野和构架却是欧洲中心论的；在1950-1970年代以后，西方中心论受到批判而非西方建筑的出场愈加显著；1990年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的建筑、尤其是亚洲、特别是中国建筑及其研讨和论述，以强劲的势头出现在世界文化和专业话语媒体中。今天，在批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思潮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在七国峰会被二十国峰会取代和金砖五国崛起之际、在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中国引领的亚投行成为世界性银行之时，包括中国和亚洲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建筑话语的出场，气势磅礴，无法阻挡。但是，目前关于非西方国家的建筑的研讨话语，基本上是“历史的”和“地域的”，基本上不进入理论层次和思维构架领域，基本上无法和西方理论和思维构架正面交锋；西方中心论在彬彬有礼地包容接受非西方国家建筑叙述的同时，依然含蓄地保留着；以西方的世界建筑话语为基础的今天的世界建筑话语，依然没有在深层的概念和构架上转变成一个多元的、多文化的体系，尽管大家都认为这是必然的方向。如何改造自我，采用多元构架，在历史研究更是在理论思考上真正容纳非西方国家和文化的建筑经验及其内在文化思维逻辑，是目前世界建筑历史理论的前沿问题。就中国角度来看，今天的建筑历史和理论的前沿问题，是世界化，即如何在历史和理论上进入世界建筑话语尤其是专业学术话语体系中，并且改造其内在思维和构架、推动多元多文化体系的建立的问题。这个世界化，也有一个较短的近代和现代史。1930年代营造学社初期关于中国建筑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的论述(朱启钤、伊东忠太、梁思成、刘敦桢)，1940-1980年代营造学社工作的英文写作和最终发表(梁思成的APictorialHistoryofChineseArchitecture最终于1984年出版)，1980-2000年代对于中国园林、宫殿、民居等类型的大量的对外介绍(对外交流中的推介和大型英文图书的涌现)，2000年以来的更广更深的多视角的论述和世界流的蓬勃展开—这些是这一历史的几个重要阶段。今天，中国建筑话语在世界上的出场，异常活跃；伴随的建筑历史理论的一定程度的世界化，也已起步。古代史的深入研究、近代和现当代史的开拓、大量的国内外的学术和课堂的交流，特别是设计实践的大量国际合作，使得中国建筑的学术内涵和外延以及国际性出场，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但是，此次中国建筑的国际化，规模虽然宏大，理论工作却还是浅显的；中国建筑依然是“历史的”、“地方的”、“异域的”，而非“理论的”。今天，在全世界批判理论兴盛(后殖民地批判、欧洲中心论批判、权力批判、女权主义批判、理性主义批判、现代性批判)的大氛围下，在设计实践和学术科研高度国际化的背景下，如何推动中国建筑及其历史和理论的世界化，使其不仅在历史层面上，更是在理论层面上进入世界话语，成为有意义的有理论价值的一部分，甚至在概念和构架上挑战、颠覆、改造现有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体系，是目前的前沿问题。上述的两个前沿问题，两个我们需要推动的过程，即世界建筑话语对非西方建筑的接纳和中国建筑的世界化，是互相联系的。前者与后者呼应、连贯、统一。前者需要后者，后者也推动前者。我们做好了第二项工作，就是对第一项工作的回答和贡献。
2如何推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的世界化？
今天，应该如何推动中国建筑的历史理论的国际化？根据思考，我认为应该要在以下几方面努力。这些方面是互相联系的，这个单子也是开放的，可以继续发展。1)要面对和承认，而不是回避今天世界建筑历史理论的基本构架的西方性。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各方面，基本都是以欧美理论或原型为基础的；世界建筑学专业的基本构架也如此，其中的历史理论论述更是如此。近几十年，非西方建筑作为历史和地域现象已经得到接受，但是建筑话语基本构架、概念、词汇、标准、参考物，依然是很西方的。2)要积极探索、并且有选择地使用西方发展了的提炼过的词汇、概念、思维。面对西方学术体系，要学习、要进入；回避、关门、另起炉灶，没有出路。对合理的确实有普遍意义的，要采纳；对不合理的狭隘的有偏见的，要质疑、挑战、去除。对西方体系，要与之对话，也可以辩论。要努力跻身于建造理论、建造话语的行列中去，积极参与正在发生的对西方中心的近现代世界话语体系的改造。3)不把中国归于西方体系，尊重中华传统原本的独立性(历史、经验、思维、伦理)，强调其独特性及由此产生的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的突破性和革命性。这种对独特性的强调，有利于我们质疑、挑战、颠覆、重构近现代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体系。新的体系，应该是平缓、关联、多元、多极的，而不是金字塔的、树状的、中心的、排他的。4)继续从事中西比较，及东亚体系和欧洲体系的比较。比较作为方法，已经是一个思维策略；其潜台词是假设了两者的独立和平等，以及对任何一方的主导的颠覆(当然，两者的互动交流也很重要，不可忽略)。5)应该把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和东亚地区联系起来。“东亚体系”有内在的文化思维逻辑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在和西方体系对话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6)应该破除“中国建筑史”就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概念；把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中国建筑，作为严肃的课题，进行认真研究、分析和理论化。否则，中建历史(和理论)的学术研究，就和今天中国的大规模建设和高度国际关注的现实，太不相符，在国际平台上也显得太弱势。这个对“古代史”的突破，要求大家思考和建构古代和近现当代的“连贯性”(尽管有断裂)，以及近现当代本国建筑的“中国性”。这会强化中国建筑(历史理论)在世界专业学术话语中的存在。7)在使用“中国建筑”概念的同时，要破除符号化的“民族国家”的限制，启用地理视野，还原更复杂的地理地缘关系。要关注地缘的丰富、边疆的模糊、大中华区(两岸四地)的关系、东亚的互动、亚洲各地区的互相联系，以及世界性互动(双向的、各时代的，如援外工程)。8)强调“理论”，重新理解“史”和“论”的关系，强调两者的深度统一，把纯历史研究变成历史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提高中国建筑历史经验的理论意义，即抽象的、一般的、能够面对世界的理论意义，由此跨越中国建筑研究仅仅是地域的、历史的建筑研究的局限，进入世界的理论研讨的领域。9)在思考研究的方法上，破除“建筑”，强调“社会”。为了深入研究建筑，挖掘其内在状态和重要理论意义，有必要退出建筑，在方法上突破“技术”和“形式(艺术)”的捆绑，把建筑问题和更广泛的状态、过程、矛盾、问题、构架、学术体系等，联系起来，然后回到建筑问题上，由此获得方法和视野的制高点。这个更广泛的大领域的核心学科，不是一般的人文科学(如历史学、美学、心理学、经济学)，尽管这些都很重要；这个核心学科，根据我的长期观察思考，就是社会(学)理论(socialtheory,socio-politicaltheory)。这里的社会理论，包括政治理论、批判理论、哲学思考，社会学内在理论(关于权力、国家、社会分层、城乡关系等)，也包括社会政治学理论和某个具体问题/专业的关系的研究和理论(如历史、美学、技术、日常生活，及由此导出的社会史、文艺社会批判、社会技术史、微观日常社会生活史等)。世界建筑学的历史理论的基础构架，已经从艺术史范畴，走向广义的社会政治学范畴，不是偶然，而是成熟的标志。
3三个课题
笔者目前有限的一些工作，都试图回答上述思路的一些方面。研究采用提炼过的西方词汇和概念，也尊重并强调中国历史经验的独特性。最近的研究也关注欧洲传统和中华文化在概念思维上的正面交锋，即将两者放在同一平台上比较思考。这些工作包括3个项目，简要介绍如下。
3.1“大”与“国家”
本研究试图说明，在中华文化中，大视野(天地、万物)和国家伦理的关系2)[1-3]。在诸如“家国天下”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中，国家成为一个必然的道德范畴，在一个道德构架中和天地万物相联系。这和欧洲的情况几乎相反。在近代欧洲，在国家成型之际，“国家”是个负面的概念：国家必须存在，却是合理的、道德的、进步的个人和市民社会的对立面，需要限制和分权。反观中华文化，国家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伦理的存在。在此文化中，大的视野，及其与全面的、伦理的国家政府的关系，无处不在：汉字(每字独特而微观、构成文字集合的大)、棋艺(围棋的量和大、麻将的大和杂)、宫廷大型典集的汇编(《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字的帝国/帝国的字)、宫廷山水画(构图、山水和“疆土”的大)、城市的联网(驿道)构成国家地理的全局、木构建筑的“大”和国家的引领(构件帝国/帝国构件)、建筑群体的大构图和国家的在场等，都是例证。研究认为，在中华文化中，整体世界观与整体国家观是联系在一起的。
3.2“建筑与政治”的理论课程
这是最近几年开设的一门研究生课程。核心重点是探索“形式”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西方理论和中国体系之间的对话。这里的“形式”可以是美学的、体验的，也可以是空间格局的、社会构架的形式；这里的“政治”包括社会和政治的各方面和各种理论，包括哲学理论，如权力理论、批判理论和政治形式理论等。课程包括3个板块，每个板块包括西方理论的介绍、分析、解读，以及一个对应的中国案例的历史和理论的分析解读，由此构成一种张力，促进前后两者的对话或辩论。1)围绕权力和空间的关系展开，关注机构或机关建筑(医院、学校、监狱、宫廷、城市)中的政治空间和空间政治；重点介绍福柯(MichelFoucault)的理论，以及勒菲夫尔(HenriLefebvre)、西里尔(BillHillier)、马库斯(ThomasMarkus)、埃文斯(RobinEvans)、佩夫斯纳(NikolausPevsner)的有关论述；中国案例是对明清北京和紫禁城政治空间的分析。2)围绕设计批评和批判理论的关系展开，关注西方的批判哲学、批判理论和现代主义建筑批评，介绍康德(ImmanuelKant)、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和塔夫里(ManfredoTafuri)的理论论述，以及关于“批判建筑”(criticalarchitecture)的讨论；相应的中国的个案研究，包括1950年代北京的建筑城市设计的分析，以及对作为独特实践形式和组织形式的设计院的分析解读。3)围绕美学和政治的关系展开，关注两者之间各种可能的状态及就此关系的理论，重点介绍的是本雅明(WalterBenjamin)和朗西埃(JacquesRancière)的论述；中国的案例是“大”和“国家”的关系的研究，探讨文化、美学、技术、伦理、政治的不可分割，即政治与形式的不可分割。建筑与政治的关系，还有其他的状态和板块，需要进一步探讨。
3.3《英文中国建筑研究读本》的编辑构架
这是英国Routledge出版社委托的项目，是覆盖世界各学术领域的一套丛书中的一种，英文书名为RoutledgeHandbookofChineseArchitecture:SocialProductionofBuildingsandSpacesinHistory，由我和东南大学的陈薇及李华老师合作主编3)。“中国”(及“中国建筑”)成为一个绝对的单元，受到“民族国家”的符号化的局限，这是一个问题。尽管如此，作为一本全英文的当代的中国建筑研究论文的精选读本，对于推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的世界化，应该是有益的。作为编辑而成的读本，书的构架极为重要。本书遵循了几个基本的构架原则，并由此推出全书的组成部分和每部分中的课题。这些原则是：1)破除“中国建筑”就是“中国古建筑”的概念，把古代、近代、现代、当代都纳入组稿和思考的构架中。2)采用建筑的“社会生产”的概念，视建筑为社会产物和社会场所，而非技术理性或美学形式自身的问题。3)聚焦建筑和建筑空间的“生产者”(生产的人群和机构等)，并考虑生产者的各种类型、状态(如“工匠“”建筑师“”设计院”等)。4)在方法上优先考虑“国家”这个最主要的建筑生产者或生产机构；这是从古代到当代中国的一贯现象，为我们寻找各代中国建筑的连贯性提供一个思考；有了国家这个主要生产者，其他生产者也可由此推出：士大夫、民间工匠、自由个人建筑师、设计院等。5)采用并协调一系列重要的概念：生产者及其机构、形态与空间、城乡各场所、知识和技术的制度化、历史断裂和历史境遇。6)尊重和强调某一历史阶段的独特性(独特历史境遇)。7)强调当代视野，即全书提供的历史，是当代观察和研究的历史，而非绝对的历史复原。在这些构架原则下，全书分为5大部分，每部分有3~5个专题，每个专题下有几篇文章。这5大部分是：古代传统；民国早期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当代-世界的中国；理论探索。第1部分的专题是：国家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士大夫的实践领域；民间工匠实践和民间生活世界。第2部分专题：“建筑学”的到来(职业、学科、教育体系)；近代建筑技术与风格；近代城市建设与空间组织。第3部分专题：国家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实践、教育和设计知识的制度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筑(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第4部分专题：个人建筑师；国家设计院；中央商务区(世界的物象)；城镇村乡连续体；地缘关系(台湾和香港的实践)。第5部分专题：世界观；政治伦理；研究方法。
4结语
论文摘要：工程项目的质量是项目建设的核心，是决定工程建设成败的关键。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开放，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严重忽视工程质量，片面追求高额利润，盲目指挥生产，置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指使一些工程变成“豆腐渣”工程，轻则出现裂缝、破损。重则倒塌，造成人员重大伤亡的悲剧。对次，笔者根据自己的多年经验，结合在工程施工中，解决工程质量问题，消除事故隐患，提出治理的有效措施。
第一， 加快质量管理的基础工作，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据统计资料证明：88%的质量事故是人的失误造成的。这就要求所有从事施工的质量管理人员及操作工人都应掌握有关的操作规程及验收规范。以优秀的工作质量来创造优质的工程质量。在改革用工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强化质量教育和培训，由于国家用工制度的改革，工人能进能出，人才流动性大，企业有了用工的自主权，现在不少建造企业实行的是合同工、临时工等用工形式，这无疑对企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存在着诸多弊端。由于临时工的增加，新进单位的工人基础差、技术低、个人情况了解不清楚，很难规范管理，严重影响工程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大量乡村工匠逐步流入到各施工企业一线生产工人主体，其问题尤为突出。他们有的根本不懂什么叫规范和验收标准，只关心完工收钱，因此，新工人来单位后必须进行教育和培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劳动纪律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专业技术培训，从确保质量出发，因人而异，合理安排工作。所以，要杜绝工程质量事故，一方面要加快用工制度的改革步伐，逐步建立起以合同制工人为主体，以临时工为调剂，相对稳定的、结构比较合理的施工队伍。另一方面，在队伍调整的同时，强化质量教育培训，以增加施工人员的质量意识。激发他们学文化、学技术的积极性，提高操作技术，使他们不仅有提高质量的自觉性，而且知道怎样去提高质量，具有提高质量的技能，只有这样，建筑工程质量稳定提高才会有坚定的基础。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必须重点突出质量责任制。建立以项目经理为首的质量保证网络，负责日常施工作业面的监督，同时自觉地接受有关部门的质量监督，一旦发现质量问题，应立即进行整改并加以总结。近年来企业的项目承包责任制已全面推行，实践证明，企业实行承包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项目经理、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的质量意识、取决于质量责任制的落实、取决于工程质量的优劣。如不能正确对待质量责任制在承包经营责任制中的地位，不克服单纯利润观点驱使的行为，必将对企业承包产生影响，不处理好这些问题，势必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第二， 必须加强材料质量的进口关。搞活建材市场，促进了建材生产，疏通了流通环节，推动了建筑业的发展，但是有不少建材企业，特别是有些新办的乡镇建材企业，由于技术落后、资金不足、职工素质差和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生产出来的建材产品质量不高，再加上流通过程中经销商采取“回扣”、“好处费”等不正当手段推销产品，致使不少质量低劣的产品用于建筑工程，直接影响了工程的质量。加强建材的质量控制，严格把好进货关，确保不合格产品不采购、不使用，只有这样，工程质量才能有可靠的保证。同时，还必须严格检验制度，对原材料、半成品、成品构件及新产品的试制必须严格把关，消除事故隐患。
第三，设计不合理，达不到质量要求或出现根本设计错误，都可能给工程质量带来严重后果。施工人员在施工前先熟悉图纸，发现疑问及错误及时提出，不能盲目按图施工。本人在施工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该工程为预制桩基础，然而在基础承台施工后，即进入基础梁施工。根据设计图纸，该工程四角挑出桩1.8米，属悬挑结构，故该外挑部分基础梁内部配筋应该按悬挑梁结构配筋，可图纸中则明确注明主筋在下部，为间支梁配筋。如按图施工，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重大事故。为此，我项目部迅速与设计院取得联系，并找到原设计负责人汇报情况，最后该院重新设计，更换施工图。这避免了一场质量事故，也会企业赢得信誉。
第四， 建筑市场的开发，打破了地区垄断的局面，促进了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和发展。由于过渡时期，管理跟不上，市场不规范造成某些混乱，如无证施工、无照施工、越级施工、层层转包、出卖证照、冒名顶替、资质不符等问题屡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工程质量的提高。因此，要严格进行建筑企业的资质审查，特别是以质量为重点进行资质审查尤为重要。建议政府主管部门要定期、不定期进行建筑企业的资质审查，决不能让那些以一、二级企业名义接下来的工程，通过层层转包给三、四级企业施工。凡资质不符者严肃处理，严重者法律制裁。只有这样，才能使建设工程的等级与承接工程的队伍资质相符，使工程质量得到保证。
当然，除了以上主观几点外，造成质量事故的客观因素也很多，比如：机械方面要根据不同工艺特点和技术要求，选择适当的机械设备也至关重要：施工工艺、施工技术措施等方面均要紧紧围绕保证质量的前提；环境方面，应对影响质量的因素，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控制……总之，我们必须要树立“预防为主”的思想，防患于未然，把质量问题消灭于萌芽之中。因为工程项目的质量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它不仅关系到国家建设资金的有效使用，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直接关系到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的好坏。
综上所述，分析了引发质量事故的原因，以及预防的方法及重要性。的确，施工项目的质量管理是高度集中的科学管理，因此，从项目经理到每个工人在思想上应有高度的质量意识，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质量就是效益；在行动上应严格执行有关规范、验收标准，每道工序实施层层监控，只有这样才能杜绝和预防质量事故的发生，交付满意工程。
参考文献
[1]陈刚.工程质量事故的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03).
关键词:《程氏墨苑》；西洋图像；程大约；美术史
中图分类号：J209 文献标识码：A
《程氏墨苑》是晚明万历年间出版的一部具有商业宣传功能的墨谱，它收录了大量造型新颖、装饰精致的墨样，被誉为明代四大墨谱之一。其作者为当时的徽州墨商程大约。程大约（1541―？），字幼博、君房，号筱野、独醒客、玄玄子、玄居士等，因为作过将近一年的鸿胪寺序班，所以也有人称其为“程鸿胪”。徽州歙县岩镇人。晚明时期著名的制墨大师，是晚明制墨高峰期的代表人物。《程氏墨苑》是程大约出版的一部用来宣传自己制墨成就的墨谱，收录的墨样内容包罗万象，其中就有四幅表现天主教题材的西洋图像，它们分别为《信而步海》、《二徒闻实》、《秽气》和《天主图》，以及利玛窦对前三幅图所作的中文和罗马拼音对照的解释。这四幅图是中国出版物上最早出F的西方天主教图像，也是西方天主教在晚明时期进入中国并产生影响的写照，这一现象历来为研究版画史和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的学者所关注。那么，这些西洋图像为什么会出F在中国的墨谱中呢？程大约是用何种手法来表现这些西洋图像的呢？他为什么选择这样表现呢？西洋图像被录入《程氏墨苑》后功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这些西洋图像的最终用途是什么呢？
一、西洋图像被录入中国墨谱的原因
万历三十三年腊月初一，程大约持祝世禄的诗荐在北京拜访了耶稣会士利玛窦[注：利玛窦在其《述文赠幼博程子》一文中云：“今岁，窦因石林祝翁诗荐，幸得与幼博程子握手。”文末落款“万历三十三年岁次乙巳腊月朔，欧罗巴利玛窦撰并羽笔。”见《程氏墨苑》附录《墨苑人文爵里》卷三，中国书店，1990年版。]。他向利玛窦展示了他刚刚编撰完成的《程氏墨苑》[注：《程氏墨苑》开始编撰于1594年，最早出版于1605年，见林丽江博士论文《The proliferation of images:The ink-stick designs and the printing of THE FANG-SHIH MO-P’U and THE CH’ENG-SHIH MO-YUAN》，Princeton University，1998年版，第54―57页。关于程大约向利玛窦展示《程氏墨苑》，利玛窦在《述文赠幼博程子》一文中提到：“今观程子所制墨，如《墨苑》所载，似与畴昔工巧无异。”见《程墨苑》附录《墨苑人文爵里》卷三，中国书店，1990年版。]，恳请利玛窦对自己收录于《程氏墨苑》卷十二末的三幅西洋图像进行解释。 利玛窦高度赞扬了程大约，说他“行游四方， 一意以好古博雅为事， 即其所制墨绝精巧，则不但自作，而且以廓助作者”[注： ［意］利玛窦《述文赠幼博程子》，见《程氏墨苑》附录《墨苑人文爵里》卷三，中国书店，1990年版。]，并欣然答应了他的请求。他以中文和罗马拼音对照的形式，为三幅西洋图像加了标题并进行了解释，这三幅图即后来的《信而步海》、《二徒闻实》和《秽气》[注：关于程大约获得西洋图像的途径，一般认为是利玛窦赠送的。但是，林丽江在其论文《The proliferation of images:The ink-stick designs and the printing of THE FANG-SHIH MO-P’U and THE CH’ENG-SHIH MO-YUAN》中（第202―204页）认为，程大约可能在会见利玛窦之前已经有了三幅西洋图像。她的理由是利玛窦在对《二徒闻实》和《秽气》所作解释的末尾写到：“万历三十三年岁次乙巳腊月朔遇宝像三座。”利玛窦用了一个“遇”字，并且使用了两次，这说明可能这三幅图像并不是利玛窦所有的，而是程大约带来的，也许就是《程氏墨苑》中的。此外，在目前发现的一些早期版本的《程氏墨苑》中，如《续修四库全书》收录的明万历刻本，位于卷十二末的三幅西洋图像既无标题也无解释，这可能说明这些图像在利玛窦为西洋图像提供解释之前就进入了《程氏墨苑》中了。]。此外，利玛窦还赠送了程大约一幅表现圣母抱圣子场景的《天主图》和《述文赠幼博程子》一文。程大约在后续出版的《程氏墨苑》中，将这些标题和解释以及《天主图》增加了进去。那么，程大约为什么会将西洋图像收录在墨谱中呢？这与当时社会尚“奇”之风的兴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时的徽州是全国制墨业的中心，制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墨商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在不断改进墨的质量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其外观设计。为了吸引顾客，制墨工匠们绞尽脑汁使墨的造型更加新颖，装饰更加新奇华丽。此时的墨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实用的文房用具了，而成为集实用与欣赏于一身的文房工艺品。更有甚者，为了追求新奇的外观而放弃实用功能，将墨变成一种只用来欣赏把玩的工艺品。与程大约同时期的文人邢侗在谈及制墨工艺突变时说：
三十年前墨止合剂成饼，不施文采，贵在草细烟真，胶清杵到，即无香料，汪汪池腹间作清泠观，舔笔不胶，入纸不晕。今制一取古文奇字，篆籀填铭，鼎敦饕餮，神怪千态，花木虫鱼，幻象百出，妙集化工。即皮相之髹采可鉴，栀表蜡里，无益文苑，有惭上玄。[HK][注： ［明］邢侗《墨谈》，见《程氏墨苑》附录《墨苑人文爵里》卷六下，中国书店，1990年版。]
可见，身处当时的邢侗，已经敏锐地发现了制墨业中出F的这种“矫饰”之风，并对这种“舍本求末”的风气表现出了担忧。正所谓有需求才会有市场，制墨业中兴起的这种注重外观装饰的风气并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社会尚“奇”的大环境影响的产物。晚明是一个商品经济相当繁荣的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引发了城市文化的异常活跃。城市文化的活跃，就为尚“奇”之风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白谦慎先生在《傅山的世界》一书中写到：“晚明城市文化为尚‘奇’的美学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而追寻‘奇’本身就是当时城市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商业活动集中的城镇，竞争促使商人和艺术家制作新产品和独具地方风味的物品来迎合时尚、吸引顾客。”[注：白谦慎《傅山的世界》，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3页。]《程氏墨苑》本身就是制墨业竞争的产物，它是当时制墨流行样式的一个集合。各种外观新颖，造型奇特，内容离奇的图像被收录在内，西洋图像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程大约将宣传天主教教义的西洋图像刻在《程氏墨苑》中，并不是为了宣传天主教的教义，他本人也并不见得对天主教的教义有多深的了解与兴趣。他收录这些图像的目的是要用这些图像来吸引人们的眼球，尤其是吸引文人士大夫的眼球。西洋图像作为来自异域的图像，不论从描绘的内容，表现的手法，还是蕴含的意义，以及利玛窦在标题和解释中使用的罗马拼音，甚至利玛窦在解释末尾盖下的西文印章，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新奇的。尤其是文人士大夫们，更是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各种东西充满了好奇心。在他们看来，这些传教士是“外国圣人”，身怀长生不老、点石成金的“奇技”；带来了如三棱镜、自鸣钟、西洋画等各种“奇物”；脑子里装着天主教以及西方自然和人文方面的各种“奇闻”。《程氏墨苑》本身就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制墨“奇书”，而将西洋图像收录在内，堪称是“奇中之奇”了。可想而知，当某个文人第一眼看到《程氏墨苑》中的西洋图像，他一定会惊讶万分，赞叹程大约的博学与雅识。而另一方面，利玛窦乐意与程大约结交，赠送三幅图像的解释及一幅《天主图》，是欲借《程氏墨苑》在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传播来宣传天主教的教义，这与利玛窦在中国奉行的走上层路线的传教方针[注：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2―684页。]也是吻合的。虽然双方接近的目的不同，但是在晚明时代，这种带着仰慕之情“各取所需”的接触和交流是真挚和平等的。
二、程大约对西洋图像的改造及其原因
程大约在使用西洋图像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将这些图像照搬到自己的墨谱中的，他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一方面，画工在翻版时将西洋图像中的明暗对比减弱，将一些景物富于立体感的素描表现手法，用中国线描的手法来代替。例如在《二徒闻实》[注： ［明］程大约《程氏墨苑》卷十二，中国书店，1990年版。]图一一图中对云气的表现，原版[注：《二徒闻实》的原版为铜版画《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由Martinus de Vos（1532――1603）设计，Antonius WierixⅡ(1555/59―1604)雕刻，见林丽江论文《The proliferation of images:The ink-stick designs and the printing of THE FANG-SHIH MO-P’U and THE CH’ENG-SHIH MO-YUAN》，第205页。]图二完全是用素描的方法展现其立体感，乌云的调子很重，与透过云隙照射下来的阳光形成了强烈的明暗对比。而在《程氏墨苑》中，则省去了这种强烈的明暗对比，而是采用了中国传统表现云气的线描手法，用飘逸的曲线来表现云气的外轮廓。这种方法在四幅西洋图像中大量被使用，主要用来表现除建筑之外的景物。另一方面，在一些局部表现中，画工试图去模仿一些原作中的效果，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效。例如同样在《二徒闻实》一图中，背景建筑的表现，还是很遵循原作的。在对建筑的表现时，画工尽量去模仿原作中建筑的立体感，他们用平行的致密细线来表现阴暗面，通过把握细线的长短来制造出明暗的对比，进而创造出立体感。另外，《秽气》中的建筑和《天主图》中圣母的衣饰也采用了这种表现手法。这可以说是中国工匠对吸收西方版画技法的第一次尝试。
那么，为什么工匠会选择这样的表现方法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时西方绘画的方法刚刚传入中国，它与中国传统的表现手法大相径庭，当时的画工在面对这些西洋图像逼真的效果时，他们并不能理解其原理，只能做一些依葫芦画瓢的工作，用他们熟悉的方法，尽量去完整准确地去复制这些西洋版画，这可以从这些复制品和原作上精确的位置和外形表现上看得出来。另一方面，这种表现也是为了适应中国人传统的审美欣赏方式，因为西洋绘画方法与中国传统差异显著，当时西方绘画刚刚传入，对于汉民族这个尊重传统的民族来说，这种差异难免会引起许多人的不适应。此外，西洋图像的底本是铜版画，而翻刻后的西洋图像是木版画，刻板材质的不同，也决定了在表现时采用不同的方法。
三、西洋图像被录入《程氏墨苑》后功能的变化
当程大约将这些西洋图像收入《程氏墨苑》时，它们的功能就发生了转变。1578年，一群西班牙方济会修士在澳门登陆，带来了一小幅《圣母子像》，它复制自罗马圣母大教堂，这是有记载的最早传入中国的天主教图像。[注：参见［美］孟德卫著，江文君、姚霏译《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从此以后，不断有西洋图像被传教士带入中国。这些西洋图像，本来是西方传教士为了便于更直观地向身处异域的中国人宣传教义的一种工具。但是，当它们一旦被收录进象《程氏墨苑》之类并非为传教目的而印刷的书籍中之后，这种宗教宣传的功能就出F了变化。上文提到，程大约收录西洋图像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宣传天主教的教义，目前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程大约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收录西洋图像的目的，是要用这些图像来吸引人们的眼球。此时的西洋图像宣传的已经不是天主教的教义，而是程大约高超的制墨技艺。当然，这些图像在加了标题和解释之后，随着《程氏墨苑》的流传，还是具有一定的宗教宣传作用的，这也是利玛窦热心与程大约结交的原因。不过这种宗教宣传作用已经变得微乎其微了。也就是说，西洋图像从一个宗教宣传的工具，转化为一种商业宣传的工具，甚至是成为了文人欣赏把玩的清玩。
四、西洋图像的用途
这些西洋图像被收录之后，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被人传阅吗？应该不止于此。程大约将西洋图像收录在《墨苑》中，除了借这些西洋图像吸引人们的眼球之外，还有可能是打算将这些图像做在墨上。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判断呢？我想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1．《程氏墨苑》的内容和编纂体例决定了西洋图像的用途。
程大约编纂《程氏墨苑》，是为了借这部墨谱来展现自己在制墨技艺上的成就，证明自己才是徽州制墨业中“执牛耳”的人物。《程氏墨苑》中收录的图像，不论是程大约现成的作品，还是他聘请画家丁云鹏创作的新作，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是用在墨上的图像，即墨样。我们知道，程大约收录西洋图像，并不是为了宣传天主教，那这些西洋图像是做什么用呢？仅仅为宣传墨谱么？西洋图像最早出F在《程氏墨苑》卷十二末，此卷是由描写释道题材的墨样组成的，程大约将西洋图像放在此卷，说明他知道这些图像是宗教图像。并且这些图像在编纂形式和型制上同其它墨样没有明显区别，这说明西洋图像可能就是被作为墨样收录的。
2．在同时期徽州制墨家的作品中，有西洋图像入墨的他例。
百年来敦煌文献的整理
从1900年6月22日敦煌文书重见天日算起，敦煌文献的搜集、 整理、刊布、研究，经历了百年沧桑。先是英国人斯坦因于1906年从看守千佛洞的王道士手中连哄带骗地收买了大批经卷（有人估计在15000 卷左右），其后法国人伯希和于1908年也来到敦煌弄走大约6000多卷遗书。到清朝学部1910年下令把敦煌遗书运回北京，还有大约一万多卷。接踵而至的还有日本人、俄国人，又收集到一批散落在民间的卷子。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在千佛洞土地庙新发现一批文书，丰富了敦煌文献的内容。目前估计敦煌遗书写本总数达五万卷之多，还有少量木刻本。它们大多数为汉文文献，也有其他西域文字，内容除了大量佛经外，还有许多世俗文书，如契约户籍、儒道经典、诗词曲赋、医术方志之类。它们是研究四至十一世纪中古社会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敦煌学是史料学，当今学科分类中，敦煌学属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敦煌资料从敦煌学专家到历史学者手中，依赖于敦煌文献整理的进展。百年来敦煌文献的整理成绩斐然。无论是目录的编制，还是录文刊行，乃至影印出版，都有高水平的成果问世。最初，罗振玉、王仁俊、蒋斧等人只能把从伯希和那里抄写的文书或者伯氏寄赠的卷子照片编辑公布于世。罗福葆《沙州文录补》（1924）、刘复《敦煌掇琐》（1925）不仅主动辑录了英、法等域外敦煌文书，而且开始跳出四部书的范围，注重收录社会文书和民间通俗文学作品。陈垣的《敦煌劫余录》（1931）编辑了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的目录，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6）从北图藏品中辑录出社会史、文学史和语言史资料，为世人了解和利用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敦煌文献提供了便利。
从三十年代的《食货》杂志刊登《唐代户籍薄》辑丛，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六十年代编写的《敦煌资料》第一辑，汇集社会经济史专题性内容的敦煌文书日益受到重视。日本池田温教授的《中国古代籍帐》的录文更加精审，范围也有扩大。而目前最实用的录文本则是唐耕耦、陆宏基合编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986—1990），收录内容更为广博。分类编辑的则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校录丛刊》，有关于天文历法、社邑、书仪、契约等专题出版。利用缩微胶卷影印出版敦煌文书的有台湾黄永武的《敦煌宝藏》，可惜其图版不甚清晰。影印本的上乘之作乃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的法藏、俄藏和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等地所藏的文书。此外还有许多带有研究性质的专题录文，如台北新文丰出版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丛刊》和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些汇编录文等。总之，不仅当年英国人斯坦因、伯希和等弄走的敦煌文书早已经有缩微胶卷供世人使用，还有高清晰度的影印本可供翻检，更有高水平的录文本能够为一般学者使用。经过几代敦煌学者的努力，敦煌文献已经逐步从少数学者的“专利”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共同的财富。
百年来敦煌社会史研究
研究中古历史，其资料无疑较上古秦汉为丰富，然而较之印刷术发明以后的宋元明清以来的近世却相形见绌，因此或谓治中古史乃以不多不少之资料研究不今不古之学问。由于社会史主要关心的是下层社会、民间社会，而官方记录大多重视“帝王将相”的荣辱兴衰。所以要研究中古社会史，特别是地域史、人口史、婚姻史、家庭史等，单凭官方记载便有捉襟见肘之虞，而敦煌文献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中外学术界都有许多利用敦煌文书研究中古社会的著作。日本《讲座敦煌》有《敦煌的社会》（1980）一卷，分社会构成与发展、生产与流通、寺院与生活三个部分，是研究敦煌中古社会的奠基之作。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1992）就礼仪、氏族、学校与礼生、选举、良贱、城乡、教团、社等八个方面概略地论述了敦煌文书中所展现的中古社会风貌。台北学者的《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物考》（1974）从敦煌通俗文学作品中搜集有关社会风俗的资料归纳为十四大类，即饮食、衣饰、建筑、行旅、家族与奴婢（附妇女之家庭生活）、婚姻、丧纪、教育（附生育、养育）、信仰、经济、娱乐、社交礼仪、俗谚俗典、狱讼。日本金冈照光《敦煌的民众——其生活与思想》（1972）研究了敦煌民众的佛教信仰和布道方式。法国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中译本1987）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寺院教团及僧尼税务、财产、土地经营与商业借贷方面的问题。高国藩《敦煌民俗学》（1989）、《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1989）、《敦煌俗文化学》（1999）等系列著作，集中研究了敦煌地区的社会风俗史。转贴于
就敦煌社会史的专题研究而言，以对基层社会群体如寺院的研究最有特色。如所周知，中古佛教寺院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组织，寺院里的僧尼和各种依附人户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姜伯勤《敦煌的寺户制度》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寺观依附人户及其身份地位的变化做了总结性的研究。郝春文《唐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除了以很小的篇幅叙述敦煌僧尼的宗教活动外，着力勾勒出了敦煌僧尼世俗活动的诸面象。敦煌文献中展示的工匠职业类别就有石匠、铁匠、木匠、索匠、瓮匠、皮匠、鞋匠、金银匠、玉匠、泥匠、灰匠、塑匠、鞍匠、弓匠、箭匠、胡禄匠、画匠、纸匠、笔匠、染布匠、毡匠、帽子匠等等。马德《敦煌工匠史料》（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开了一个好头。学术界已经注意到农民问题的研究简化为农民战争研究的不足，敦煌文献中关于农民的资料十分丰富，但迄今仅仅韩国磐《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一瞥——敦煌吐鲁番资料阅读札记之一》（1963年）等少数论文专门论述到这个问题，从而为我们研究中古敦煌地区农民的生活与生产状况留下了极大的空间。
家庭及家族史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古时代尤其是中古前期，世家大族的势力举足轻重。敦煌文书中有丰富的反映地方豪门大族的资料。北京图书馆藏位字79号文书“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是贞观八年高士廉向太宗条举氏族的抄件，足以弥补传世文献的缺失。《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记载了九道九十一郡七百七十七个姓氏和郡望，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唐代氏族郡望的新变化，可以与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中的记载相互补充和印证。杨际平、郭锋、张和平搜集了公元5 世纪至10世纪敦煌户籍资料中的126户相对比较完整的家庭资料， 详细讨论了这一百多个家庭形态、人口结构和婚姻状况，是敦煌地域家庭史研究的重要著作。
妇女与婚姻是家庭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历来研究古代婚姻礼俗的资料都以《礼记》中的有关章节为依凭。敦煌文书S1725 号记载了初唐时代官方的婚礼范式，婚礼基本遵行六礼。先是纳征。男家给女家送去“雁、羊、酒、黄白米、玄楞、束帛”等六种财礼，如果女方收纳，则婚姻成矣。接着就是迎亲。婚礼分通婚和成礼两个阶段。赵守俨曾经依据《下女夫词》讨论了“近代之人，多不亲迎入室，遂就妇家成礼”的婚姻习俗。周一良也依据敦煌文献对婚姻礼俗作了精湛的研究。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一书首先搜集了敦煌壁画与文献中的婚姻资料，然后概述了婚姻制度、形态和礼仪。《邓家财礼目》列举了亲家送的彩礼清单。《荣亲客目》是阴家举行婚礼时宴请宾客的一份详细名单。多份《放妻书》表现了当时民间男女和离的情况。《太公家教》、《崔夫人训女词》等透露了中古传统家庭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研究其时大众心态与民间意识的重要资料。
敦煌学的未来：总体史与地域史
百年敦煌，成果斐然！面对未来，除文献整理与刊布的进一步完善之外，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课题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是关于敦煌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即从整体史到局部史的研究。敦煌是中古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汇集之地，自古以来即胡汉杂居，汉族、吐蕃、突厥、大食及中亚昭武九姓等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组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共同体。它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民族大融合的缩影，又构成了有别于内地的一个独特的地域社会。研究敦煌地域社会史就是要充分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中古时期敦煌这一独特的社会的历史，不仅是要个别地研究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民俗和社会生活，而且要在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去从总体上把握这一特定时空范围的社会历史形态。
其次是从敦煌地域社会史看中古社会史，即从局部史到整体史的研究。如上所述，敦煌虽然是偏于一隅的边民社会，但是它毕竟属于中古社会的一部分。了解敦煌地域社会史对于认识中古社会历史的整体仍然具有一斑窥豹的意义。敦煌文书中所见的均田制度是研究内地均田制度的重要材料。敦煌地区的租佃关系是理解内地租佃关系的一个线索。敦煌文书《下女夫词》里的婚姻礼俗有助于解读唐人传奇《游仙窟》的故事内容。
敦煌地域史的研究与中古总体史的研究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例如，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组织在强大的专制主义权力压迫下总体说来呈现萎缩状态。但是中古时代的社邑却是一个例外。唐宋笔记中都记载了中原内地的佛社组织，房山石经中也有社邑的活动，但是都很简略，不足以了解其全貌；而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丰富的社邑资料，各种社条、社司转帖、社历、社文、社人状帖等展现其时忙碌的社邑活动和多采的民间结社形态。社邑组织具有提供社区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慈善事业等功能。研究社邑组织的内部形态，进而探讨它与地方官府的关系对于理解中古时代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由于征收赋役的关系，正史、政书里不乏人口资料，一些学者的人口统计和人口研究都主要依赖于正史文献。墓志中也有一些人口的资料，依据墓志讨论唐代人口年寿问题已经有专著出版。但是，敦煌文书中的人口资料则提供了对西北农村青年、妇女、儿童和老人等不同人口类别进行分类研究的可能性。以僧尼这类特殊人口为例，敦煌地区有相当的僧尼是与家人住在一起的，他们参与分家析产，甚至还有子女侍侧。北京《房山石经题记》中也有高级僧官有妻儿的记载，两相印证，为我们了解中古僧尼的生活实态提供了新线索。
敦煌发现的若干“房基帐”或“地基帐”类文书可以说是中古时期独一无二的材料。墓志里有阴宅墓地的尺寸记录，但这里则是人们实际居住地的记录。它不仅显示了房屋地基的方位与尺寸，而且也记载了诸如堂舍、厨舍、院落、庑舍、东房、西房、入门曲子、外门曲、内门道、暖房子等建筑部位的名称，为我们考察中古人们的住宅状况与居室结构提供了依据。敦煌分家文书（如S5647、S4374）和遗嘱文书中的析产遗嘱揭示了其时的家庭财产分割关系，可以与唐代法律文献记载相互发明与补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