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01 10:12:4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传播学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近几年，我国新闻媒介得到有效发展，并逐渐成为当前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时间的角度分析，终身教育思想的源头出现在几千年前，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孔子曾经将人的一生归纳为“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哲学家庄周也提出“吾生有涯，学海无涯”的著名观点。这些观点成为了终身教育思想的源头。新闻媒介对终身教育思想比较重视，无论是西方国家所推崇的自由与平等，还是东方国家所坚持的矜持与传统，都在新闻媒介的发展中发挥影响。西方著名思想家柏拉图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接受漫长、艰苦的训练，那么便不会有所成效。”这作为终身教育发展的萌芽，为日后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主张“儿童和所需要教育的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应该受到锻炼”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传统社会中受众地位没有得到重视，但是，在新闻媒介的发展中，各种新闻理念、新闻思想以及新闻观点、新闻媒介的出现，从根本上打破了这一局面。现如今，在新闻的影响下，人人均可成为主角与焦点。与此同时，从新闻媒介的受众角度看待终身教育思想，其教育思想的内容、形式发生本质改变。传统社会中，受众在15～30岁接受教育，但是，在新闻媒介的影响下，受众从几岁开始便可接受教育，一直到老年仍然接受终身教育，从而形成“学到老、活到老”的基本现状，进而促进终身教育思想的发展与进步。1970年，保尔•朗格朗创作的《终身教育引论》发表，标志着终身教育理论的诞生。朗格朗作为终身教育理论的创始人，在对终身教育理论进行分析与阐述过程中，以人文理念为主，从新闻媒介受众的创新角度进行分析与实践，从而对全世界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1972年，联合国教科发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本次研究在朗格朗的理论基础上，从教育问题进行回顾性分析，从历史以及现实的角度对终身教育理念进行研究，并且从根本上明确了学习社会以及终身学习的基本目标。该报道从受众角度进行分析，进一步加强了终身教育思想的重要性，认为终身教育是受众在学习、生产中的主要手段。该报道在新闻媒介的影响下，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对新闻媒介下受众加强对终身教育思想的认识，将新闻媒介与其相融合，利用各种媒介产品，对终身教育思想进行总结与整理，并在新闻媒介的影响下传递给广大受众。1995年，我国新闻媒介得到快速发展，终身教育理论以新闻媒介为指导，积极纳入我国教育目标之中。近几年，我国新闻媒介得到可持续发展，终身教育思想得到快速进步，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的现代化，为终身教育理论的实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新闻媒介对终身教育思想的影响
从本质上而言，终身教育是在适应社会的发展中，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在该过程中，教育的过程是持续的，是不间断地完成的。在新闻媒介受众角度下，终身教育思想将受众、教育、新闻融合在一起，促使三者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发展关系。另外，新闻媒介受众角度下，终身教育思想延续新闻传播的基本特点，将教育扩展到朋友、家族、工作之中，将教育与新闻媒介、实际生活结合。此外，在我国新闻媒介的发展中，以受众为主要出发点的终身教育思想逐渐在学习、工作中体现出新闻媒介的基本特点以及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媒介产品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在社会、科技的不断发展中，新闻媒介得到快速发展，人们获取终身教育的途径得到扩充，人们在积极适应以新闻、媒介为主体的发展模式中，能够对新闻媒介自身的优势进行探究，并利用自身特点，将学习方式进行改善，从而为获取到相应的知识而逐渐适应社会的发展以及变化。从本质上而言，传媒行业是思想文化的载体，从根本上影响了终身教育理论的传播。上世纪，由于技术落后，缺乏媒介产品，信息传播渠道狭窄，导致很多终身教育理论无法得到传播，但是如今，伴随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终身教育思想也有所理解与认可。社会发展需求有所保障朗格朗以为，现代社会中不仅需要各种、职业交往，还需要各种挑战。这些挑战，会对人们的社会、命运有所改变。其中，新的挑战主要包括了人口速度的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政治方面的影响、大众传播的发展、生存模式的改变等。媒介产品的运用也导致教育机会得到提升，我国传统教育发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需求，无论在各个层次、各种转型阶段，新闻媒介都会促进终身教育的发展以及创新。
3、新闻媒介如何推广终身教育思想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这种设想和提倡，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饮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依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关键词】新的文艺复兴；媒体大革命；细化与整合；极端相对主义；创造性
人本时代的到来
大量资料表明，美国的道德水平1965年开始迅速下滑，直到90年代中期开始回升。西方各国大致也走过了同样的道路。⑴美国的信息社会开始于60年代，从此开始了新生的信息社会与旧有的工业社会相重叠的发展过程，这个交替时期到了90年代中期出现了重大转折，新经济开始涌现，并带动了经济长达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虽然2000年第二季度美国纳斯达克股市开始崩溃，美国经济也在以后的时间里开始下滑，但是，作为新的生产方式的新经济并没有终结，新经济正在混乱中重整旗鼓并将迅速发展。
从60年代信息社会的到来到90年代新经济的出现，是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折的时期，社会大转型带来了道德的大混乱。信息社会的到来把发展转移到了主要依靠知识以及掌握知识的人的基础之上了，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人才在发展中的意义更是爆发式地提高。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是由于技术的巨大进步。技术的巨大进步，以类似于加速度的方式大大提高了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使得发展环境瞬息万变，极不稳定⑵。这种新的环境必然要求极高的应变能力、创造能力和决策能力。这是比技术能力更为关键的能力。据报道，“信息时代公司的市场价值约有90%是由专利、软件和雇员的聪明才智组成的”，于是“以人为经营的基幢的企业管理理念进一步被确认，善待人的道德也就成为企业内外的发展和竞争之源。与此同时，在教育、物质、医疗以及军事等等领域个人化发展趋势十分明显。这一切都说明人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人的精神、人的本质的空前挺立。有的论者认为，这种发展趋势将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企业这一固定的“容器”失去必要性。⑶
新经济具有3个特征：一是在网络整合之下高新技术是新经济的依托；二是人的思想观念、应变能力、创造能力以及决策能力是新经济的灵魂；三是充分自由的社会环境和充分的个性解放是新经济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这只是具有历史发展总体的意义，而在具体的发展和管理中，劳动力总是受制于掌握了生产资料的人，这说明人是受制于物的。但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目前不仅在历史总体上而且已经在具体的发展和管理中把人的因素提到了决定性的地位。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主体得到充分的张扬。现在历史正在提供一种这样的可能性：人受制于物的历史将要结束，人本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一个从来没有的人类历史的伟大革命，它将解构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基矗伴随这场革命的是观念以及道德的巨大革命，“道德已经成为竞争的源泉”。这种革命使社会正在向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文化社会发展。⑷
新的媒体大革命与新的文艺复兴
中世纪末在欧洲发生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开辟了世界史上的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伟大时代。这是一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的革命。但是在这场大革命中，以罗马教皇为中心旧专制势力构成了革命的极大障碍，特别是在欧洲的中部和北部，更是如此。这时欧洲的媒体用于书写的是牛皮和羊皮，价格极贵，很难普及。15世纪中期德国人约翰·古登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印制了大量宣传新教精神的小册子，印数极大，价格很便宜，普通人都可以买得起，大面积地普及了新思想。中世纪新媒体(纸媒体)对于旧媒体的取代，是那个时代的文艺复兴运动(社会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历史上的最伟大的革命总是伴随着媒体的大革命。目前我们正在进入具有同样意义甚至其意义更加巨大的革命运动时代。这是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运动，它将全面地改变人类的生活，经济正在主要地通过文化的手段而不是主要地通过物质的手段获得财富，民主政治正在向世界各个角落延伸，网络将推动民主的巨大发展，文化的力量正在迅速上升并不断地走向多元化，教育正在向整个社会和整个人生延伸，学科技术正在走向复杂甚至与社会人文科学整合，大规模战争越来越难以发生，战争的伤亡正在大幅度减少，武器开始走向“慈善”。我们已经看到，网络的出现正在以巨大力量解构着旧的观念和秩序。与旧文艺复兴不同，旧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印刷革命所创造的是人类生活与其中的新的思想文化环境，而新的文艺复兴中的网络媒体大革命，不仅仅将带来新的思想文化环境，而且还正在创造着人类与所有生存于其中的物质环境的必不可少的联系，人类将生存于网络以及网络消亡之后的更新的传播技术所构成的媒体环境之中。新的媒体对于传统媒体的取代，不仅仅是一次媒体大革命，而且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大革命。⑸
这样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必然要求我们传播学学术建设要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考虑，传播学将成为与社会各个领域、与社会各种学科广泛整合的显学。
未来的传播学发展
1984年美国科学家迈克耳孙说：经典科学“已经把绝大多数的重要基本原理牢固地树立起来了”，“未来的物理学真理将不得不在小数点后第6位去寻找”。但是，20世纪的发展却大大超出了迈克耳孙的预言。量子理论、相对论、系统理论、模糊理论、混沌理论，特别是90年代出现的复杂理论，把整个科学推向了崭新的发展阶段。美国学者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在《复杂》一书的《概述》中劈头就写道：复杂理论是“如此之新，其范围又是如此之广，以至于还无人完全知晓如何确切地定义它，甚至还不知道它的边界何在。然而，这正是它的全部意义之所在。”从这本书的内容来看，“复杂”理论囊括的不仅仅是各门自然科学，而且还涉猎了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科学⑸。在世纪之交科学正在发生空前巨大的变革。迈克耳孙的预言实际上宣布了科学的终结，但是，这种科学不过是在19世纪达到最高峰的机械论科学而已。20世纪的科学向着非线性、复杂化和有机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全息装置，科学的这种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全球化的发展都呈现出这种方向。后现代主义最有价值的观念甚至中心观念是边界不清和多元共生，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新的社会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可以概括为最简单的几个字：开放与整合。这是20世纪人类社会与知识系统发展最有价值、影响最为深远的内核，是伴随着新的文艺复兴而来的空前伟大的思想革命，这次思想革命将有可能把人类社会引向建立普遍生态关系的文化社会之中。20世纪的前卫发展彻底地否定了机械论，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发展方向与这种社会整体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我曾经对于现代社会发展总趋势作了这样的描述：一方面向多元化、小型化发展，一方面又在这个基础上向整合方向发展，这是离散-整合发展趋势。⑹在我的研究中，根据离散-整合的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对于世界未来发展做了走向文化社会的预测，这是高度离散-整合的从而组成生态关系的社会发展模式。在我看来，它有着现实的根据，并且是较为美好的、值得追求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历史发展具有不确定性，我对于未来的预测不可能是完全准确的，但是目前有两个事实是学者们的共识：一是人类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里，一是网络正在走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构筑人类新的生存环境。我主张传播学的研究要走向与人文社会科学广泛整合的道路有以下三方面的根据：1、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需要既是未来的也是现实的；2、是传播学自身发展趋势的需要；3、是创造的需要。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创造都是走向边缘之后多元文化整合的结果，因此，传播学的发展必须走向与各种学科相融合的道路。面对新的时代，如果说各门学科甚至包括自然科学都必须把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放在这种时代的大背景之中，那么，由于网络是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的整合力量，在这种广泛的相互整合的各门学科的发展中，这是宏观整合研究，传播学具有采取这样发展方向的更充分理由。传播学与各个社会领域实践相结合的应用研究当然不可忽视，它的重要性出自于社会各个领域都需要网络传播的参与，传播学必须对于这种参与分门别类加以研究。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应用研究是细化研究，它是与宏观整合研究不可分离的传播学发展的两极。没有宏观整合研究，细化应用研究将看不清方向和失去意义；没有细化应用研究，宏观整合研究将失去基矗这是传播学学术建设的离散-整合道路，它将从两个方向深入到社会大转型发展的实践之中，也只有从这两个方向同时切入才能够有效地深入其中。现在已经可以看到，随着新的社会的到来，混乱将不可避免地伴随其过程之中，传播学的这种研究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于当代社会和未来社会尽量减少混乱较为健康地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从现在起就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方法
1.研究方法比研究结论更重要
2001年7月上旬我在香港参加“华人社会传播学研讨会”，其间出席了一个研究生们发表演说的会议，台湾香港的研究生们提交的论文与内地研究生们提交的论文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前者很注重学术规范，后者则不太注重学术规范。我问过他们，在学校里是否开过研究方法之类的课程。港台的研究生们说开过，内地的研究生们则说没有开过(出一个例外)。90年代的内地学术界有着“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的说法，所谓学问家凸显的表征之一就是对于研究方法的日益重视(当然，这种重视也包含着对于学术腐败批判的意义在内)，而对于学术研究方法的强调主要还是在诸如社会学这样的老学科领域，而传播学还没有什么人出来强调这个问题。这种现象可能是内地传播学还处在年轻落后阶段的一种标志。我们知道，港台的传播学研究开始的时间比内地要早得多，在这次会议上反映出来的这种不同也印证了这样的问题。内地的传播学研究对于学术规范的重视不够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譬如中国文化系统中的偏重于定性研究传统的影响，还譬如内地传播学研究是从内地的传统新闻学研究过渡来的，而内地传统的新闻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党八股传统十分严重，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规范观念很淡，甚至没有。但是随着中青年学者涌现，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在一定意义上讲，方法比结论更重要。结论是多种可能的一种选择，而方法则是这种选择的途径。在我的学校学习经历中，数学考试中一道数学题如果运算的方法是正确的，只是得数不对，老师还是可以给一点分的；而运算的方法是错误的，虽然得出的最后数据是对的，老师是不会给分的。我的理解，前者可以视为是部分的错误，得数不对而运算方法正确一般是疏忽造成的，但是它却为后来得出正确的数据开辟了可能性；后者则是完全的错误，得数的正确只是一种巧合或者什么其他原因造成的。
2.极端相对主义的谬误
对于内地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还来自于极端相对主义。
90年代初，后现代思潮开始进入中国，后现代主义根据现代社会的发展否定了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强调了研究的相对意义。但是它发展到后来却走向了极端，出现了极端相对主义，中心被解构，基础被解构，本质被解构，一切都被解构，剩下来的只有极端相对主义被宣布为惟一的真理(其实这是虚无主义)。这种观念与中国传统中的“鸡与蛋”的典故很是一致，根据这种典故，人们无法说清楚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有些人看来，世界上只有这种鸡与蛋的“混沌”一种状态，二元对立从来就不存在。依我看，此种哲学大谬不然，没有二元的对立，哪有混沌状态?没有离散，哪里来的整合?谁跟谁混沌?谁跟谁整合?混沌状态正是由于存在着二元对立才存在。只承认混沌不承认区别(对立)实际上是认为世界是同质化的，一切都是同质的。但是世界绝不是这个样子。斗争哲学的错误在于只是强调对立，否定了整合；只是强调整合或混沌，不承认对立或离散，同样是错误的，它必然带来一切学术研究的消亡。世界既是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学术研究也一定是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
一切都被解构，却结构了另一个惟一，这就是极端相对主义--这是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相对主义自身的悖论。为了避免这种悖论，惟一的办法是什么都不要说，--这是佛教的体验而非科学的研究；这还或许是另一个宇宙的规则，而非我们这个可视宇宙的规则。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我们这个可视宇宙的科学研究，因此我们必须放弃这样的极端相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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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相对主义可能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大混乱的一种观念反映，但是80年代之后事态有了转折，譬如在美术界，那种将美术自身都消解了的美术，重新回归作为艺术的美术，写实主义重新登上了艺术殿堂。以我有限的知识所知，近十几年国内外都有些学者尖锐地批评后现代主义中极端的相对主义。后现论中的混沌理论是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而混沌理论起源于气象学，其创始人之一的EN洛伦兹1993年出版的《混沌的本质》一书的序言中写到混沌现象时说：“这种现象表面看是随即的，不可预报的，而事实上却是按着严格的且经常是易于表述的规则运动着。”⑺1992年出版的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德《文化批评的观念》一书里写道，新实用主义者罗蒂“反基础主义的核心策略是，反对普遍而客观的价值的所有断言，这个策略的一个逻辑后果采纳了某些彻底的相对主义，--那是一种罗蒂全力拥护的相对主义”。但是，“一旦关于普遍价值的所有断言都是不可靠的，那么我们怎么能正当地把宽容当作一种能够在怀疑论者的猛烈攻击下幸免于难的价值来赞扬呢?”⑻大名鼎鼎的后现代学者、《后现代状况》作者、法国的利奥塔在1998年出版的《非人》一书中也对于极端相对主义进行了批评。书中写道，在现代社会中，祛魅的自然观成为科学精神的主流，人类因此忘记了自身正是被其狂妄驾御、索取对象的一部分。自然的报复于是狂怒般地呈现出来。附魅的自然观由此而出。《非人》一书还指出，从达尔文到现代的一些大科学家一直到弗洛伊德和利奥塔本人不断地解构人在宇宙中的特殊性和主性体地位。但是，这种对人类的打击是为了解放人类，贬低和否定人类的特殊性和主体地位是为了突出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特殊性和主体性地位。利奥塔在《非人》里建构了他的本体论，他的本体论为现代性提供了彻底的本体论解释性。⑼
中国学者张志扬写了一本书《偶在论》，著名哲学家邓晓芒在题为《作为一种训练的偶在论》对这本书进行了评论。邓晓芒先生写道，张志扬的偶在论只是固守其“预防和检验机制”，即限于发出“警告”，加以“提醒”，却无权做出断言。邓先生说：“我甚至认为，混淆作为一种训练(检验机制)的偶在论和作为一种断言(独断论)乃是作为一种本体论(存在论)的偶在论，是后现代主义的通玻”他还指出，不要下“任何”断语，则它本身就是“一元论”的虚无主义。“从形而上学上讲，偶在论只不过是用来装备某种存在论(本体论)的辅助手段，它可以‘提醒例外’，发出‘警告’，但是前提是：必须先有一个普遍化的倾向(保持统一性)观点摆在它前面”。⑽
20世纪从科学到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和交叉，呈现出混沌局面，简化论遭到了极大的打击；20世纪的社会又是一个充满着空前混乱和巨大灾难的世纪。一方面，人类取得了极大的主要是经济的社会进步，一方面人类又犯下了空前巨大的错误，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人类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所形成的美好理想受到了无情的打击。庞绍堂在《现代性本体论解读》一文里引用黑格尔的话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有点像“对犯错误的忧虑产生了对知识的不信任。”⑾。这些可能就是极端相对主义产生的背景。后现代主义及其极端相对主义并不具有永恒的真理性，它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定阶段的一个过渡性观念征候群之一。
只有逃离极端的相对主义的迷雾才可能进行学术研究，而学术研究就不能没有分析。当然，鸡与蛋的“研究”出路还是可以突破的，这就是，想办法使你们的鸡蛋受精，孵化出小鸡来，由它啄破鸡蛋壳，出路由此而来。你要认识小鸡，就必须首先对于它的各个器官、系统、甚至无穷尽的更为微妙的东西进行分析。这种分析研究往往需要同时进行广泛联系的整合研究，但是分析研究是无论如何不可舍弃的。而且在这种分析研究中还应当得出一个“普遍化的倾向”。
创造
传播学研究与教学大致可以分为3个层面，一是应用层面，二是知识层面，三是思想层面。本文主要是根据思想层面的需要论述的。
在当前空前的社会大革命中，一如以往的社会大革命一样，一定会伴随着伟大的创造和伟大的思想家的涌现。
在当前对于学术规范的强调中，有时给人一种主流学术规范霸权倾向的印象。世界是极其复杂的，因此，研究方法也必须是极其多样的；规范自然必要，但是，规范又有规范的弊端(我在上述香港会上就看到过这样的论文：学术规范很周全，但是有价值的内容却什么也没有。)所谓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它也可能造成创造和思想阐发的障碍。
英国科学家和思想家霭理斯对“科学家”提出了可能让许多人嗤之以鼻的阐释。他说，“真实的科学家”“不是职业科学家；他甚至愿意别人把他喜欢科学看作只是一种嗜好。从一般职业科学家的观点来看，他可能是一位业余科学家。……我怀疑他是否真正精通任何专门的文献，……在我展读的加尔顿的信中，看到他无法正确地拼出威斯曼的名字时，不禁付之一笑。对科学的态度，加尔顿可说是开风气之先，……对那些才开始或还没有引人好奇的事物具有无法满足的好奇心”。
霭理斯又说：“天才不是凭借职业或苦心训练来达成使命的，而是凭着自然的功能，照亮世界的暗处，在人类的经验不那么正统的领域里，创造科学。”这样的“业余科学家”是一位彻底的艺术家”，“他从未做过其他别的事”，“只有他的传奇才是真实的。”
霭理斯对科学家有他自己的标准。在他那里，“真实的科学家”像是科学哲学家，而“职业科学家”则像是我们通常称的专家。专家是现代社会运转的须臾不可离开的人才。但是霭理斯毕竟还是更推崇“真实的科学家”的⑿。霭里斯之所以有这种偏爱，在我看来是因为“真实科学家”具有高度的文化素养、无法满足的好奇心和巨大的创造性。其中美国心理学家和神经生理学家卡尔·普里布莱姆认为，人的本质是创造性的生命。动物总是用同样的方法活着，而人总是在寻求新的东西，时刻在改变着事物，这就必须认识世界，这就是创造。⒀创造的问题是提出问题的问题。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认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巧，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提出问题(创造)不再是一般方法的问题了，一般的方法在此已经消失，更根本的方法却由此而出。它是人生境界的问题，或许这种人生境界带有先天的部分原因，但是，它肯定又与人的后天所形成的价值观与追求有关。爱因斯坦说：“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有强烈的好奇心。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模糊不清的。”这种好奇心带来了心理注意力的强大集中，像强大的光柱一样集中于他的研究视野之上。这种研究视野不是仅仅限于专业的、狭隘的，而是超越专业的，广阔的。创造是什么?创造就是多元文化要素的整合并在这个基础上的抽象。专业中心地带不存在多元文化要素，难于实现创造；而边缘地带才是多元文化相聚之处，从而才是创造爆发的土壤。学者创造就是学者将心理注意力的光柱长期地集中于有关的边缘地带之后的产物。这种集中，一方面突破了专业的围墙，另一方面又拒绝走向诸如物质的、虚名的领域的诱惑，不顾甚至看不到威胁和打击。在这种景况中，发现和创造便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马克·吐温说过：“人的思想是了不起的，只要专注于某一项事业，那就一定会做出使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成绩来。”⒁
苏联科学家费英别尔格还指出，科学的成功导致了对理性和逻辑的崇拜，而贬低了直觉。但是正是这种直觉构成了一切科研的基矗当然，一般的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是对于直觉进行证明的工具。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总还是应当使自己的成果有事实的和逻辑的根据。当最后将科研成果呈现给社会的时候，一般说来，我们还是应当用大致符合规范的方法去叙述，以求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一般社会通行证。但是，对于旁观者来说，我们的注意力应当更多地放在成果论题的重要性和观点的创造性上，而不应当在规范方面过于苛求，我们甚至还要在规范和方法上鼓励创新和性格张扬，造成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在社会大转型从而极其需要创造的时代里，这样态度尤其具有重大意义。创造之初总是不成熟的、片面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如何处理这类问题应当是有帮助的。
从《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当时的刊名是《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开始，我们将这份刊物定位为以广播电视为中心的现代文化学术刊物。这一期发了我的《现代文化批判》一文，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的研究转向了现代文化。我主编《现代传播》期间，这份刊物的发展与我个人的发展是完全一致的，我几乎旁无所顾，总是按着我自己的理解以提高质量为惟一标准选稿办刊。刊物有了一些影响，同时差距很大甚至相互对立的各种评价都有。我只是体验到我与我的写作和刊物融为一体了。至今我还相信，研究者应当具有与研究对象之间互即互入、物我两忘的境界，这样，研究者的个性才能显现，没有个性的研究是没有灵魂的研究。这是研究者的生命投入，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是研究者的生命幻化，是研究者用心血泼洒出来的。犹如中国画中的泼墨技法一样。有些人批评我的论文具有不应该具有的浪漫色彩，但我的感悟是，人的心理深处充满着浪漫色彩和准宗教情感，甚至可以认为准宗教情感和艺术感觉才是精神深层的存在。当研究者进入“互即互入、物我两忘”的“深度昏迷状态”之后，这种浪漫和准宗教情感就可能浮现出来。在这里科研与艺术已经没有了什么界限，也与宗教没有了什么界限。我相信，进入这种“昏迷状态”的学者仔细体味一下自己的体验都会有这种感悟。
研究方法可以分成技术性的和哲学性的两种，前者体现为通常的学术规范，后者是学者内心深处散发性、整合性的直觉灵性，它是不呈现于文字，而是存在于实际行为中“存在的哲学”。符合规范化的研究方法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使得研究具有在现代条件下可以取得的可靠性和通行证；我们更需要承认和追求研究中的直觉，直觉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原点和创造的源头。如同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一样，社会的发展使人类的研究方法不断精致化，精致化增加了研究成果的说服力和实用性，但是它的另一个结果是使研究远离认识的原点，失去了创造性。传播学建设需要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作为人的创造物，已有的研究方法既是有用的又可能形成“所知障”。面对着社会空前大革命及与之相伴的混乱和困惑，社会需要而且能够涌现出一批新的思想家。思想家是具有巨大创造力的，他们往往不拘泥于公认的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生活于信息社会初期的麦克卢汉的传播研究使用的是非科学的“文学思维”，曾经普遍地不被承认，甚至被鄙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被认为是近代以来人类的几个大思想家之一。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突破是最大创造。文艺复兴时期人类创造了分析的思维方式，一直重大影响了至今几百年科学与学术甚至历史的发展。在人类社会空前大转型的时代里，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可能实现重大的突破。鉴于我们已进入了一个空前大革命的时代，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应当发生重大突破，实际上20世纪的思维方式越来越走向复杂和兼容。传播学研究将成为深入社会各个领域进行研究并与各门学科相整合的显学，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突破将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种突破不大可能是对于原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完全解构，而是多元方法的生态关系的整合。鉴于这种基本认识，任何方法的霸权都是不可取的。
注释
⑴参见以下论文：
［美］弗朗西斯·福山的论文《大混乱--人性和社会秩序重建》，原文发表在美国《大西洋月刊》1999年第5期上，中文译文载上海《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杂志1999年第10-11期上；
［美］兰布罗的文章《构筑美国政治的十大趋势》，原载美国《世界与我》杂志1999年9月号，中文译文载于上海《外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4期上；
［美］安吉·坎农和卡罗·林克莱纳：《青少年现状》，原载美国《世界与我》杂志1999年9月号，中文译文载于上海《外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4期上。
⑵参见［美］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冲击》，中文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页。
⑶参见朱光烈：
《文化社会与文化范式》，载《现代传播》1997年第5期；
《新经济：生产方式的革命》，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8月4日；
《新经济鼓起道德“重建”之风》，载《21世纪》2000年第5期。
⑷参见朱光烈：
《我们将化为“泡沫”--信息高速公路将给传播业带来什么?》，载《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北京《新华文摘》1994年第12期。
《传统媒体：你别无选择》，北京《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23日；
《媒体大革命》，载上海《新闻大学》2000年冬季号，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2001年第2期；
《人类传播史上的三座里程碑--媒体“大灭绝”与社会大革命以及网络的消亡》，载《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一书，陈卫星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出版。
⑸［美］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复杂》，中译本，陈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
⑹见《搅拌机效应与未来文化猜想--兼评“亚洲价值”论》，载《现代传播》1996年第3期。
⑺［美］E.N.洛伦兹：《混沌的本质》，中译本，气象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第1页。
⑻［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中文版，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⑼［法］让·弗郎索瓦·利奥塔《非人》，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⑽见《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6月21日。
⑾见《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7日。
⑿［英］霭理斯：《生命之舞》，载《二十世纪巨人随笔·生命之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⒀［波兰］维克多·奥廷辛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一、信息（教学内容）形象具体，逐层深化
传播学中对信息的定义是：“凡是能减少情况不确定性的东西都叫信息。”对小学生进行英语教学的过程何尝不是减少学生头脑中未知的过程？那么怎样的信息有助于打造积极的课堂效果呢？“有效传播的秘诀是有能力控制语言的抽象程度，使读者或听众能明白意思，并且能在这个层次的范围内对抽象的程度作一些微调，使比较抽象的内容建立在具体概念的基础上，使读者或听众能比较容易地从简单熟悉的形象过渡到抽象的命题或概括的结论，并在必要时又能够返回到比较具体的形象上去”。根据传播学理论，课堂内容不能过于抽象使学生难以理解，而应该从具体、形象的内容出发，生根于学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逐渐过渡到未知、抽象的知识。比如在教授单词的过程中，如果一上来就教单词的发音、拼写，无疑对小学生而言是一个无比抽象的过程。因此，可以先通过展示图片、视频的方式,或者老师进行亲自示范、表演，让小学生对将要学习的内容形成感性认识，然后再逐渐过渡到单词的读音、拼写，最后可以再拓展运用单词的能力。以译林出版社一年级下册Unit6《Areyouready？》这一课的单词为例，这一课的主要单词为run、jump、hop、walk，对这样的动作类单词进行教授时，为了让小朋友形成感性的认识，可以先带小朋友玩游戏，老师说指令，小朋友们做动作，以此活跃气氛并且复习之前学过的动作类单词；然后老师再说出新学的动作类词汇，当他们表现出茫然时，老师亲自表演，并边说边带领小朋友做动作。感性认识形成之后，再进行读音的教学和操练，并扩展到拼写等更高层次的要求，事半功倍。
二、传播者（教师）以情动人，多管齐下
“有效的人际传播，能通过意义和情感共享，来增强认同和人际影响力。”因此，作为传播者的英语老师要想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不光讲课内容要精彩，更要注意到与学生的情感交流。比如在教授译林出版社一下Unit3《Ilikecarrots》这一单元中“Ilike...”这个句型时，老师可以对学生说“Ilikeyou!”以拉近师生的情感距离。此外，有研究表明，大脑的注意力只有25分钟。因此老师如何利用关键的25分钟进行“信息传播”显得尤为重要。根据传播学中对传播效果的研究，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借鉴：1.注重非语言传播的作用“非语言符号可以加强或拓展语言表达的信息。”美国心理学家梅拉比安曾经说过，说话时人越向对方前倾，他对这个人的感觉就越好。因此英语课堂中老师在与学生交流的时候，应面带微笑，身体前倾，增强自身的亲切感。再比如老师在说“Yes”或“No”的时候，可以配上点头或摇头的动作。此外，“讲话速度快，说服力则较强，也容易引起态度的改变。一个讲课声音单调的教授，会使大多数学生认为他能力不足”。因此老师还要注意语速不拖沓，并注重音调的变换。2.采取多种传播模式不同的传播模式有不同的传播效果。小学英语课堂上，老师应根据教学内容，综合运用各类传播模式：时而进行一对多的提问，高效地传播信息；时而进行小组讨论，让所有学生参与到学习交流活动之中；时而进行游戏教学，老师也作为一员参与到集体活动中，让学生享受完全平等、自由的交流，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内接收和传播信息。
三、注重接收者（学生）反馈，教学相长
传播具有双向性。教师传播信息，学生通过其反馈也在传播信息。“反馈是强大的工具。如果反馈不存在，或被拖延，可能会使受众受挫或对立。”在小学英语课上老师更要时刻关注到学生的反馈，根据学生的表情或是问题的问答情况适时调整上课内容。比如，在进行发音教学时，下面学生跟读的声音不大，就要停下来寻找原因，并增加个体语音操练；再比如，在小组表演时，如果发现学生表演效果不佳，则要对文本内容进行进一步强化。此外，学生除了能反馈对所学内容的认识之外，还能根据他（她）个人的经历传播新的有效信息，反过来对老师的教学起到促进作用。因此，英语老师应该充分给予学生发言的机会，注重双向互动。
四、优化传播渠道（教学手段），注重复习环节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一、广播的困惑
传媒是产业,这在国际上早已成为共识。
1833年,美国《太阳报》诞生并公开宣称:它不仅向公众提供新闻同时提供广告。从此,作为大众传媒的报纸、广播开始走向市场,走向产业化。当然,它们的产业化是通过广告为主的经营来实现的。
1889年,世界上第一个报业集团——美国斯克里普斯-麦克雷报团问世;1926年,世界上第一个广播集团——美国NBC呱呱落地。在中国,1993年,中国湖南广电厅提出“大广播、大电视、大宣传、大产业”的思路;1999年,湖南“电广实业”上市,湖南广电资产由1993年的4亿元扩增到1999年的20亿元;2001年,上海文广新闻集团宣告成立……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传媒业已被认为是最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之一。
广播是传媒,广播当然也是产业。是产业,就必须进入市场,就势必进入“商品化”的序列。
然而,二十多年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却让我们为之愤慨,为之惊诧,为之尴尬,为之困惑。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当我国产业化发展的客观发生和存在的事实“强迫”我们的广播从计划经济的襁褓中爬出来时,广播的苍白和赢弱是显而易见的。
诚然,无论在何种制度下,广播都是政府(政党)宣传舆论的阵地,是政府管理和控制社会、民众的工具和手段。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的规定性,广播当然就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广播的这一属性,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是不可改变的。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被推向市场,广播的这一属性也没有,同时也不允许有什么本质的改变。
然而,广播毕竟脱离了计划经济的襁褓,它一“出世”,就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挑战。事实是:过去,政府曾为广播的发展投入了很大的财力,广播也尽其所能,将大量的新闻、文艺、教育等信息投报社会,并有数以万计的广播人为之工作。可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限定性,由于广播的开放性和大众性,它的这些服务,这上万广播人为社会大众所提供的信息却全部是无偿的。
另一个事实是:自1987年国家科委首次将广播等媒介纳入“信息商品化产业”序列以来,即政府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对媒介的经济“哺乳”已逐渐减少,最后“断奶”也是>:请记住我站域名/
“一方面,媒介所从事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必须服从媒介作为‘社会公器’的社会规定性,一方面又必须从中获取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资源,这是媒介的尴尬,更是我国媒介产业化的尴尬”①。
愤慨、惊诧也好,尴尬、困惑也罢,广播毕竟是广播,它很快从国家经济的转型中清醒过来,开始蹒跚学步,尽快地组建起自己的广告与产业,开始了对自身的开发与建设。
二、粗放与集约
三十年前,当我还在赣南插队的时候,曾目睹过这样一件事:分别由H省和Z省来的数量几乎相等的民工,肩负着为新建铁路伐取枕木的任务,同时开进了我们村。头一个月,H省的人便集全队之力,手执斧头、钢锯,披着垫肩,硬是钻进蓬蒿,蹈着荆棘,在山的深处踩出了一条小道,用肩膀将一根根枕木扛下了山。这一个月里,Z省的民工却将人马分成了三队:或伐木、或修路、或在家里制作一种带胶轮和“刹车”的木车。这一个月里Z省民工没从山上采下一根木头。
第二个月开始了。H省的民工仍如前辛苦劳作,几乎每个人肩上和脚底的血泡都成了老茧。Z省民工除伐木者外,其余的也都推着木车上了山。当他们将已快晾干的木头沿着新修的车道推下山时,迎来的是H省民工被汗水遮挡的迷茫的眼光。
……Z省民工终于完成任务撤走了,可H省民工还嗨哟嗨哟在山上忙乎了一个多月。
当年发生的这件小事,在我脑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农业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经营方式:一是以劳动的密集来求得经济的增长,一是依靠技术的密集。经济学家们将这两种不同的经营方式概括为“粗放”与“集约”。后来,粗放与集约又被推广到一般经济运行的方式。简言之,粗放化经营即以投入增加为主求得产出的扩大,而集约化经营则与之相对,是以效率的提高为主求得产出的扩大,表现为当产出扩大时,投入或减少或不变。在经济运行中,“不同的投入要素密集,会使投入量和效率有不同的变化,如劳动密集多是粗放化,技术密集多是集约化”②等等。
广播的产业化经营,必须走集约化之路。
三、打破机制的桎梏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作为世界最老传媒之一的广播,又要开始学走路了。
经济的转型,促使广播必须走向市场,必须加快改革。而此时,广播面临的世界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广播的声音是传媒发出的惟一声响。可今天,这个世界已成为信息的海洋:电视这一“神童”几乎刚一诞生就在开始迅跑,而今已是独冠天下;曾几何时,报纸也在神州大地发展得铺天盖地,几乎挤进了经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网络的建设就更加神奇,短短数年间就大有逐鹿江湖,问鼎天下之势……而广播由于没有文字,没有图像,它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声音的稍纵即逝更使它可能的广告客户望而却步。就是说,广播刚一进入市场,面对的就是既比它年青,又比它强大的对手。
然而,广播的难主要还不在这里。广播的桎梏主要在于自身。
“进入新的世纪,我们的广播事业还将存在种种困难,面临许多挑战。我们的困难既有广播本身的弱势带来的,也有因为我国的广播分散经营没有形成合力导致的,但是更主要的是由于我们的运行机制陈旧造成的”。
广播是分散经营还是集中经营,广播的经营是否要走集约化之路?这个问题难了我们广播人十多年。
“集中”论者说:集中经营,有利于发挥整体优势,杜绝内耗,形成合力。
“分散”论者说:大家都来做蛋糕,难道不比你一家做好吗?大家都来挑担,难道不比你一个人挑强吗?
“集中”论者说:集中经营、统一管理,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经营秩序,有利于维护电台的良好形象,有利于逐步实现队伍的专业化和管理的科学化。
“分散”论者说:一家经营,万一有个闪失,谁来负这个责!
“集中”论者说:大家做蛋糕,大家也在吃蛋糕。结果是穷了电台,富了部门。
“分散”论者说:千条江河归大海,没有小家哪有大家?部门富了,电台不也富了吗? “集中”论者说:经营创收中的内部竞争,是人才的浪费,时间的浪费,金钱的浪费——亦即资源的浪费。
“分散”论者说:外部要竞争,内部也要竞争。没有竞争,哪有发展!还要搞大锅饭吗?没门!权力还是分散一点好,否则……
……于是,分散、集中;集中、分散;分散 集中,集中 分散——电台的经营创收,就这样分分合合,曲线行进。
因此,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一个台可以有几套广告价格,一个客户,可以有一堆广播人背靠背献计献策。于是,任务到部,任务到每一个编辑、记者。宣传可以务虚,创收务必落实。屁股永远管脑袋,每个节目都要抢黄金时间,每个频率都“自觉”将“皮”、“毛”倒置。
于是:资源共存、资源共享,时间嘛,你可以卖我也可以“吃”。你广告部虽然有“照”也不可以管我:你是运动员,我也是运动员,运动员哪有做裁判的资格!
于是,一个台经营了多年还是在原地打圈,一个频率风雨数载还是“两袖清风”、一身债务,颇具“特色”!
“广播的运行机制陈旧”——以上可见一斑。
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玲玲在一次会上说:“广播作为产业,要想搞好,除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恰当的定位之外,还有关键的三点:资本、人才和机制。在这三个要素中,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机制……经营运行机制主要取决于管理体制和制度安排,有什么样的体制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经营运行机制;有什么样的经营运行机制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经营效果,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认为,率先的制度创新,就像率先采用先进机器设备一样,会得到远远超过平均利润的社会回报。我们广播人过去在如何办好广播上也动了不少脑筋,但我们大多是在体制内做文章,自然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超出这个体制和机制,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人敢想,也没有人敢做,结果搞来搞去,没有根本性突破”。
“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先秦《卜居》)——陈旧的观念、陈旧的机制,就是阻碍事业发展、阻碍人才脱颖而出、阻碍广播实现集约化经营的“瓦釜”,应该是打破它的时候了!
四、与时俱进,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
古人云:“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屈原《九章·抽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自身的)美德无法向他人索取,(远播的)美名不可能是虚假造作。
去年10月,我们在与上海文广新闻集团广告中心主任沈明昌座谈时,谈到广告创收,他开宗名义第一句话就是:“创收是要靠数字说话的,而创收的数字是不允许也不可能弄虚作假的”。
这几年来,全国省级电台广播经营创收有许多成功的例子。仅以2001年为例。
2001年,全国省级电台创收超过4000万的有12家,超过5000万的有7家,其中北京、上海、广东电台的创收都已过亿,北京电台创收已达1.85亿元。
在这些数字的后面,不知包含了多少广播人的辛酸、摸索与智慧。这些台的广告经营,大多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年创收几万,几十万开始起步的,他们的经营方式,都经历了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由粗放到集约的艰难历程,他们的“美名”是在十多年间,靠这些数字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
诚然,我们江西台的广播创收,这十几年来也经历了一段艰辛的历程。
这里,我不想赘述我们台及其他兄弟台十几年来在广播经营方面的种种探索与辛酸,我只想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个好的经济运行方式也是生产力。在广播经营活动中无数成功的例子都已证明:广播经营要有长足的发展,必须走集约化之路。虽然在这许许多多成功的例子中都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甚至还可能有个别乍看似为失败的例子,但它只能说明我们的集约化管理还不够健全,不够严密,只能说明我们还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广播事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与创新,来完善我们的管理,以求获得更大的成功与发展。
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我们首先必须重组我们的资源、实现规模化经营。广播面对目前调整发展,激烈竞争的各类媒体环境,已经不允许它再有更多的内耗了。上海文广集团副总裁朱咏雷在介绍上海广电从1987年改革以来走过的路时,特别强调是竞争机制的形成促进了上海广电事业的发展,但竞争必须是有序的竞争,必须集中全力对外。过去常有人将系统内部无谓的内耗美名曰“内部竞争”,其实质却是对资源、市场和节目的内部掠夺。这样的“内部竞争”决不允许它再存在下去了。
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我们还必须更新我们的人才机制,让有志于和有能力从事广播经营的人才脱颖而出。这样的话,我们说了几十年,这些年来,我们各级部门似乎也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事实上,对许多领导者来说,当你看到一个毫不起眼的人被破格提拔,当你看到你的下属一转眼就与你平起平坐,甚至成为你的领导,当你看到一个在此岗位默默无闻,在彼岗位却突然大显身手并获得较多荣誉的同事像新星显现,当你看到一个比你晚参加工作的人却比你先富了起来,当你看到一个人在疾行中突然摔了一跤,当你有权决定是否选拔一个虽然有能力,却曾与你有过龃龉或虽然能力平平,却对你言听计从的人时,当你面对一件新生事物,需要为后果承担责任时,当你……时,是否都会不愤怒,不嫉妒,不幸灾乐祸,不推诿,是否都会坚持原则,是否敢于承担责任,表现出坦荡的胸怀呢?
要更新我们的人才机制,首先要消除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受旧体制和旧的传统意识的影响而淤积于我们心中的块垒,要破我们的“心中之敌”。
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要各方面人才的荟集,而人才并非等于全才,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者具有“识人”的能力,特别要具有开发人的潜质的能力。我们的旧的体制和用人机制对人的能力的束缚是非常严重的。屡见不鲜的是:一个人在某单位工作了几十年业绩平平,可下岗之后却做出了辉煌的成绩。十多年前一位外国学者在中国访问,不少人自豪地对他说,“我在某企业工作了一辈子”,“一百多年了,我们一家几代人都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对此,这位学者百思不得其解。他难以相信,一个终身不“动”的人,怎么可以发现自己?怎么可以有所进取?一个企业集中了一批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发展?如此体制,怎么可能呈现活力?
当然,要充分实现人才的流动,还要假以时日,但要让人才在本单位流动,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从人的物质属性来讲,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不过各人在各个方面的能力有所不同而已。让一个人一生去从事他并不适应也不喜爱的工作,这是对人性的,是对人的能力的扼杀,也是旧的用人机制制造的悲剧。
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还要求我们勇于学习、善于学习。我一直以为,要学习别人的东西,其实是需要勇气的。“夜郎自大”、“坐井观天”的笑话其实至今还在我们思想的深处演绎。不就有人对“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七·一”讲话)这样的话都感到困惑吗?千百年来,我们习惯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习惯了我们是“泱泱大国”,习惯了与别人纵向比较,习惯了陶醉于昔日的辉煌。可今天,“入世”的钟声已经敲响,经济全球化的脚步正向我们咚咚踏来,不管你愿不愿意,你这驾列车,如不与国际“接轨”,是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的。
善于学习,首先就要敢于解剖自身,敢于摒弃一切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摒弃“对
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打破“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就要“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要善于学习,就要“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展的要求”(“七·一”讲话)。就要不耻下问,要尊重别人,要诚实谦虚,虚怀若谷,不可自以为是,浅尝辄止。 广播事业要发展,关键是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关键是要创新我们的机制。惟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迎来广播事业的繁荣,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不但体现出多样性传播方式和传播类型，也形成和体现出许多文学传播思想或观点。这里所谓的传播思想主要指鼓励、强调、号召，以及推动或扩展文学传播的意见、观点、主张，另外，有些关于文学推介、文学互动的观点和态度也属于文学传播思想的范畴。古代中国的文学传播，因为一些文学传播思想的推动或作用，无论是原创的文学还是已存的文学，其传播都会得以或加速、或扩大、或深化、或久远的实现。从传播学立场考察，文学传播思想无论是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还是在外国文学发展史上，都有很多的体现，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中尤为集中和突出。易言之，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呈现或体现出明确的文学传播思想。下面我们择要进行归纳、提示和说明，并加以特定的评价与揭示。应该说明的是，从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追溯，较早的文学传播思想主要是一些与文学传播有关的意见、主张或观点，而不是系统的传播思想体系或理论架构。同时，有些文学传播思想还不是以理论表述的形式发表，而是通过某些文学创作的倾向或致力方向体现出来的。
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作为一种泛文学传播思想，产生于先秦时代。《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云：
冬十月，子展相郑伯如晋，拜陈之功。子西复
伐陈，陈及郑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
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
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孔子关于“言”、“文”关系的说法，用现代汉语表达就是：言语是用来表达意愿的，文采是用来完善语言的。你不说话，就没人知道你的意愿，你说话没有文采，就不能传布到远方。在这里，被称为“文”的文采或文学性表达，尽管不是我们今天所指称的纯粹文学，但却包含着纯粹文学的主要因素。显然，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具有推动文学传播意义的，其含义是在强调思想的传播要靠丰富或突出的文采来辅助。而这种提倡和主张以“文”行远的传播思想，又因为孔子在中国的特殊文化地位，在后来的文学传播中起到了非常权威的推动作用，造成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孔子与这个观点相近的表述还有《论语·雍也》的一段话：“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文”也是“文采”的意思；“质”即质朴；“彬彬”就是相互掺杂各占一半。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更将这个观点解释为：“礼，有质有文，质者，本也；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即文与质的关系，延展到礼的传播层面，文采就不但是传播“言”的媒介，也是传播礼的依凭。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看，这实质是强调文采对个人形象传播的重要意义。
尽管在当时的语言生态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传播观点与今天所说的侠义文学传播有很大的距离，但在具体操作上，孔子所提出的观点则跟文学传播关系密切。这一点在他关于“诗三百”的一些阐述里得到说明。孔子主张人们要努力学习“诗三百”，而学习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使自己的“言”得到很好的传播，他甚至极端地强调“不学诗，无以言”。这里的“诗”是“诗三百”，是很明确的文学。由此可见孔子的这个观点对文学传播的意义。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传播思想还体现在先秦时代诸子散文的创作倾向上。先秦时期，一些作为哲学家、政治家和纵横家的诸子，虽然没有像孔子那样公开提倡这个观点，甚至有人还在口头上表示轻视文采，但是在创作实践上，他们却非常重视以文采来传播自己的思想主张，其中最突出的是庄子。庄子口头上说弃却“文章”和“采色”，但他的文章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却是最文采飞扬、文辞华赡的。《庄子》之文在后世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固然在于其思想，但灿烂的文章辞采和生动的文学表述也是重要的原因。这显然说明“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观点是被庄子实践着的。与此相类似，孟子的文章、荀子的文章也都倾向以文采增强气势、以修辞强化表达。先秦诸子散文尚文采创作倾向的影响所及并不仅仅止于当时，流波所被，是相当深远的。在这样的创作倾向影响下，先秦以后的文人学者，大多都在写作上讲求文采，因此，先秦以后的很多历史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往往同时也是文学家。班固的《汉书》、刘勰的《文心雕龙》、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一类的著作，尽管大都不是文学创作，却依然丽辞华章、文采飞扬。这说明在中国古代“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思想，是在思想主张和创作倾向两个向度上产生着作用和影响的。
二、“再次立言”与“成一家之言”
与此同时，“再次立言”也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思想产生着积极作用。该观点同样语出《左传》，该书《襄公二十四年》云：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
不废，此之谓不朽。意思是：就人的成功而言，最高层次的应该是德遍天下，以德服人；次一级的是为国家立有战功，报效祖国；第三层次的应该是著书立说，以诗书传世。这三个层次人生理想的实现都可以达到使人永垂不朽。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立言就是创制文学，把文学创作当做人生的“不朽”目标，应该是对文学价值的高度确认。这对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应该具有重要的推动和支持作用。立言作为中国古代士人的人生目标或毕生追求，曾经被许多文人学者所实践，其中最典型的当属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他自觉而明确地把忍辱含诟写作《史记》，当成是圣贤立言以传世的工作，郑重强调这个“立言”工作是一项不朽的事业。在接受宫刑处罚以后，用“立言”作为精神支撑，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用整个生命写成了闪耀着伟大光辉的历史著作。司马迁以后，“再次立言”就逐渐嬗变为士人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在文学创作和文学传播方面，对作家起着重要的精神依托和人生价值鼓舞作用，以此也勖助了文学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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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再次立言”文学传播思想相联系，是司马迁提出的“成一家之言”。从传播的角度看，这一观点也蕴含着非常重要的文学传播思想因素。这种思想观点见于《史记·报任安书》：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傲傥非常之
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
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
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
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
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
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
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
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
天下放失旧闻，考略其事……凡百三十篇，亦欲以
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
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
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
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如果仅仅局限在司马迁本人，以及他当时处身的特殊环境，“成一家之言”或许只是他想通过写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其独到的历史见解和政治思想，并流传于世。但是，可贵的是，司马迁在表述这个“成一家之言本文由收集整理”的观点过程中，是将历史上许多“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的文化巨匠罗列为自己的同志。结合《太史公自序》所说的其理想是使《史记》成为《春秋》第二，他自己也以第二个孔子为准的，实现孔子所说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的创作定位，我们可以明确地见出司马迁是以写《史记》而窃比孔子写《春秋》的。这样，他的“成一家之言”观点即可理解为要通过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贯通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变化，完成一部有独到见解、自成体系的著作。从文学传播的意义上说，则可理解为：创作这部通过研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变化而形成一家之说的文学著作，也可以是一个人最高理想和毕生追求目标，这样的著作的“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也可以使作者名垂青史。
司马迁不仅自觉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用生命实践了这一观点，或者说他用行为实践了这一思想主张。司马迁既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所以他的“成一家之言”思想在文学领域也就成为无数文学家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从而树立了文学创作的精品意识，并以此极大地鼓励和推动了文学的传播。
三、“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
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逐渐进入自觉发展阶段，在此氛围里，许多文人对文学这一艺术形式进行了思考和阐释说明，力图揭示和探究文学的特征与本质。与此同时，一些与文学传播有关的思想火花或鲜明的观点也得到表达，其中以曹丕《典论·论文》最为突出。
《典论·论文》包含了多方面的、深刻的文学传播思想。首先是关于文学体裁方面的要求和标准：“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是从各种文章体裁最基本风格的角度提出了创作标准。从传播意义上说，一种信息进入传播过程是需要符合特定的质量要求的，各类文学因其体裁不同，在人们的接受观念中也就有了不同的标准，而上述言论，正好是对此提出的。这种思想实质上是鼓励文人通过各种不同的文章体式来自觉担当文学使命，用多样性文学标准的实现来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对历史生命的悲悯，以及自我生命的原始感受，用不同的文章体式来更好地传播思想感受，在具体的文学传播信息制造中，要遵守每一种文章体式的标准和要求，才可以做到更理想的传播。
其次，《典论·论文》从文学的政治功能和人生价值角度阐发出深刻而鲜明的文学传播价值观：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
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
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
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
后。与人生中的其他表现形式比较，文章创作具有无穷的、久远的流传功能。这是从政治情怀和人文关怀方面，提出了文章及其传播的价值。尽管此处所说的“文章”还不是纯然的文学，但是文学却是其中的主体。因此从文学传播的意义上说，这段话也可以理解为：文学有突出的使人名声传播后世的功能，即可以使人流芳百世。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思想，曹丕的这一认识和主张，表现出一种跨越历史与现实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意识，以及对文学家命运的深层关注。
在当时，曹丕的弟弟曹植曾对这一文学传播思想予以呼应。他在《薤露行》中写道：“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就是说：我希望恣意挥洒我的径不过寸的笔，让我的文采的芳香流传万代、永垂不朽。在表达他立志以诗歌传文名于后世的豪情和意气同时，也凸显出推动文学传播的含义。更可贵的是，曹植还以其创作实践推动了这一传播思想的扩展。他的诗作“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达到了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以致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四、“文章可立身”
作为一个与文学传播有密切联系的思想观点，“文章可立身”语出北宋汪洙九岁所作的《神童诗》。诗云：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从文学传播角度看，这段对于文章和学习的价值描述，其根本在于鼓励读书和主张以文章立世。隋唐之后，中国选官只有科举考试一种方式，而科考的主要内容是文章，因此“文章可立身”的主张，尽管作者的主观意图是劝勉和提示人们通过文章显身扬名、为官作宦，但在客观效果方面，尤其是文学传播意义上，“文章可立身”所表述的文章人生功用和价值，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认为是倡导文学具有提升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作用。这个观点虽然出自宋代神童之口，但一直被中国古代文人自觉地实践着。因此，“文章可立身”不仅是一个口头上的思想表达，更主要的还是一个用长期实践所体现的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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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可立身”的思想观念被后人所认可和继承，因此，在文学传播的意义上，它是一个有影响的文学传播思想元素。如元代戏曲作家宫天挺在其作品《死生交范张鸡黍》第一折就写道：“道统相承十二君、三圣人。皇天有意为斯文，教人从诚心正意修根本，以至齐家治国为标准。孔子书，齐鲁论，不离忠恕传心印，以此上天子重贤臣，方信文章可立身。”这也是坚持文章立身观念的。
显然，“文章可立身”是与前所述及的“其次立言”、“成一家之言”，以及“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等思想观点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在秦汉之前这些思想观点还主要是就人的自然成长发展而言，隋唐以后，则与其时的选官制度有密切联系。另外，“文章可立身”在很大方面是前所述及的一些文学传播思想观点的翻版或阐释，但是，它在科举考试盛行的特定时代再次强调，以及通过一个神童之口道出，其文学传播主张和激励作用又与之前不可同等看待。
五、以幻为真与声律传文
以幻为真的传播思想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该文学传播思想更主要的是以文学创作倾向的形式体现出来，并逐渐带有理论色彩。众所周知，神话是人们按照自身的认识对自然和社会的幻态反映，又是原始人对于世界的“合理解释”。由于科学发展的局限，在原始人的观念中，幻态即真实，真与幻是浑然一体的。所以在他们的故事和传说里，大量的幻化成分被加入。此一思维影响到后来，就使得文学家甚至历史家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也体现出这一思想的痕迹。比如司马迁写作《史记》，就对有史实根据的材料和无史实根据的内容，分别采取“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来加工，其中的“疑以传疑”就近乎以幻为真。干宝作《搜神记》不但在创作上写了大量的人鬼相杂、幽冥相间故事，还提出了“发明神鬼之不诬”的创作动机，这也是坚持以幻为真的。到了唐传奇时代，一大批文人把许多鬼怪和神仙故事写成小说，并言之凿凿地表示是自己的所见或亲历，以证明实有其事，也是很典型的以幻为真的创作倾向。这说明，以幻为真作为一种以创作倾向体现出来的文学传播思想，在古代对于文学的原创性传播产生过很大的积极作用。
在中国古代，对于原创性文学传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另一文学传播思想是声律传文。因为中国古代早期诗文创作中的声律，大多带有自然特征，不是作家刻意制造的，所以声律传文的思想尽管在先秦两汉时代既已有所萌芽，或者说是被一些与文学有关的活动体现出来。比如“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活动，以及东汉时代蔡文姬创作的诗歌《胡笳十八拍》。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的谢灵运、沈约等人发现了所谓“前人未睹之秘”的诗歌声律，并自觉地将其运用到诗歌创作中。从此，中国古代的诗文进入自觉地以声律进行传播的新纪元，甚至被强调到“妙达此旨，始可言文”的程度。
声律传文思想观点到唐宋诗词繁荣以后，更被一些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所发扬，如初唐的“上官体”、宋代周邦彦的词创作，以及明代戏剧方面的“吴江派”、清代的“格律说”，这些有关声律与文学创作相关至切的思想和主张对于文学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