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优秀范文 优秀博士论文

优秀博士论文赏析八篇

发布时间:2023-04-03 09:49:5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优秀博士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优秀博士论文

第1篇

博士论文摘要一般多少字

中文论文字数在400以内即可,英文论文会与中文稍有区别,还有分不分段落的问题上也有不少争论,严格来说,博士论文摘要分段是有必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论文写作在字数上要有一定把控,字数过于少不足于支撑其论文的架构。

博士论文摘要结构于内容

摘要数字的巧用,是一个论文点睛,引开论文的开头,带领读者快速进入论文。

博士论文研究背景及主题,这个是很多同学很难把握,主题要有创新,热点时事。

内容陈述鲜明,主题思想清晰。不可文不对题,东拼西凑。这样会是一个糟糕的论文,没有营养,缺可读性。

博士论文摘要具备什么特点

论文主题要具有独特性

论文逻辑思路是创新性

论文摘要是内容引爆点

论文摘要必须是论文中心思想的开端。

第2篇

(1)一定的研究生规模和良好的结构比例。尽管学校有很多困难,特别是空间困难,但是,研究生规模不仅不能缩小,而且应该尽一切可能适当扩大,特别是要扩大博士生、免推研究生和学术型硕士生规模与比例。博士生、免推研究生和学术型硕士生不仅能产出大量SCI论文,而且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2)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和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数量。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是衡量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程序规范,要求标准高,竞争激烈,是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预选赛。作为从研究生教育起家、以培养研究生为重要特色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必须长期不懈地重视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和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产出,这既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也是培养“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的前奏。(3)SCI论文的数量与质量(影响因子和引用率)。尽管对SCI论文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现在依然没有超越SCI阶段。为了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必须下大力气重视SCI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当每个研究生都可以发表高水平的SCI论文时,我们才有资格讨论SCI论文是否重要。SCI论文目前依然是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研究团队建设、科研成果评奖的重要基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不能再走仅重视SCI论文数量的老路,而要更加重视SCI的质量,催生高影响因子SCI论文的产出,才能后来居上,实现跨越式发展。(4)发明专利数量与转化率。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有一定数量的工科研究生,除了鼓励研究生产出高水平的SCI论文外,还应鼓励研究生多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特别是具有广阔市场前景、易于转化的发明专利。(5)国际化程度与水平。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不仅有利于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和国际化视野,而且为扩大学校影响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会大大促进学校科研水平上台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要实现地球科学领域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办学目标,提高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水平是必由之路。

研究生培养面临的挑战

遥想当年,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在地学研究生培养方面独领,成为中国地质教育战线一道亮丽的风景。近年来虽然学校发展很快,但研究生培养出现了新的困难,面临着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师资力量有限,每个教师带的研究生偏多。学校现有专任教师866人,其中具有正高级职称教师191人,副高级职称269人。2012年学校实际报到硕士研究生1743人,博士研究生377人。如果这些研究生全部由学校的教师来指导,具有正高级职称教师平均每人指导2名博士研究生,具有正、副高级职称的教师平均每人指导3.8名硕士研究生。按研究生学习时间为3年计算,每个具有正高级职称教师平均指导6名博士研究生和11.4名硕士研究生。相对于师资力量来说,我校研究生规模偏大,每个教师指导的研究生太多,特别是传统优势学科每个教师带的研究生太多,负担太重,压力过大,疲于奔命,不仅影响了指导教师的身心健康,影响了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也使学校一些管理政策失灵。(2)研究生的生源质量有待改善,非地质专业的研究生偏多。研究生报考有一个就高不就低的基本规律,即学生要么选择自己的学校,要么选择比自己学校声望高的教学或研究单位,很少有学生选择比自己学校声望低的教学或研究单位读研究生。30多年前,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是地学研究生的首选之地,不光长春地质学院、成都地质学院、河北地质学院、西安地质学院的学生青睐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而且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的学生也纷纷加盟。加上当时招生人数很少,招生优中选优,生源很好。经过30年的发展,学生报考研究生对学校的选择范围越来越大,研究生报考就高不就低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近几年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研究生中几乎见不到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另一方面,由于就业的导向作用,近年我校传统优势学科研究生生源比例明显下降,跨专业研究生比例明显提高,非优势专业研究生比例增长过猛,导致研究生培养效率下降。跨专业研究生的成才率太低,对学校核心竞争力的贡献率不高,非传统优势学科研究生对学校核心竞争力的贡献率也不高。(3)培养环节需要进一步改善。目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培养在课程教学、实践教学和科研成果产出与转化等方面管理都比较粗放,体现学校的意志不够,需要进一步改善。(4)研究生学习研究长期与科研仪器脱钩,导致动手能力不强,发展后劲不足。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归结到研究生培养环节中。之所以将这个问题单独拿出来,是因为这个问题太突出了。留学生的实践表明,中国人对书本知识的学习能力绝不比外国人差,直到硕士阶段都不明显输给外国人,但在博士阶段实验室动手能力普遍不高。这与我们的研究生学习研究长期与科研仪器脱钩不无关系。(5)鼓励创新型、拔尖型人才脱颖而出的政策体系不够完善,一些政策执行不到位,大锅饭现象盛行,耗费了学校大量优质资源,影响了拔尖人才的培养和标志性成果的产出。(6)国际化程度与国际化水平不高,主体限于国内办学,虽有一定的国际交流,但规模不大,水平也有限。(7)研究生管理多为按部就班的服务,创新不多,特别是对全局具有带动作用的创新不多。

研究生培养的出路

第3篇

美国麻省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阿默斯特校区(以下简称麻省大学)是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系统五个校园中的主校园,是美国知名的研究型大学。该校创办于1863年,坐落在美国东部美丽的新英格兰地区。

麻省大学计算机系成立于1964年,其研究生教育也有超过40年的发展历史。由最初的3名教授发展到现在拥有43名教授,其中包括9名ACM计算机学会(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院士(Fellow)、4名电子和电气工程师协会(IEEE)院士、5名人工智能学会(AAAI)院士和2名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院士。麻省大学计算机系在人工智能、网络与分布式系统、计算理论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作为美国知名的计算机系,麻省大学计算机系的教育理念是“培养下一代能以创新的方法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的计算机科学家”(cs.umass.edu/grads/msphd-requirements)。在这个核心思想的指导下,该系非常注重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为了达到培养学生具备进行原创性科学研究(Original Research)的能力的教育宗旨,该系制定了一套非常严格的课程计划,以培养学生坚实而广博的基础知识、良好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思维习惯。麻省大学计算机系每年大约会收到1000份左右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学生的申请,攻读其博士学位,而录取的人数一般保持在30名左右。完善和严格的博士研究生培养体系、开放而先进的教育理念,使麻省大学计算机系成为全美最具有竞争力的计算机院系之一。

麻省大学计算机系招收两种形式的博士研究生:硕士/博士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研究生。只有在美国其他大学获得相应计算机硕士学位,并修完麻省大学计算机系认可的相关课程的学生,才有资格申请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否则,学生在录取后必须经过硕士/博士的连续培养才能获得博士学位。

无论哪种形式,麻省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培养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博士生资格学习阶段和博士生研究阶段。博士生资格学习阶段主要是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培养和基本研究能力训练。学生只有在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论证,成为正式博士候选(PhD Candidate)人后,才能进入下一步的博士论文研究阶段学习。以下是麻省大学计算机系对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要求:

(1)Actively participate in research under the guidance of an advisor(在导师的指导下,积极参与研究)

(2)Satisfy 6 Core Requirements (完成6门核心课程的要求)

(3)Complete 42 course credits (core courses taken to satisfy core requirements are included)(完成42个课程学分,其中包括核心课程的学分)

(4)Complete a 6-credit MS Project (完成6个学分的硕士研究项目)

(5)Graduate with an M.S. Degree(申请获得硕士学位)

(6)Pass the Department Qualifying Exam- Portfolio(通过博士资格考试)

(7)Form a Committee(成立答辩委员会)

(8)Propose a Thesis(提交博士开题报告)

(9)Complete 18 Dissertation Credits (完成18个学分博士论文)

(10)Pass the Teaching Assistant Requirement(完成助教的工作要求)

(11)Pass the Residency Requirement (at least 9 credits in back-to-back semesters) (完成连续两个学期修9个学分的要求)

(12)Defend and Submit a Thesis (博士答辩和提交博士论文)

本文将以麻省大学计算机系为例,探讨美国计算机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博士研究生课程教育体系的特点,以期为提高我国的计算机专业博士生教育提供借鉴。

2掌握牢固的理论知识是培养优秀博士生的基础

美国的计算机博士教育非常注重对学生基础理论知识的培养,为了使学生掌握牢固而广博的基础知识,麻省大学计算机系要求每个硕士/博士研究生必须修完6门博士核心课程,而且成绩必须达到B+以上。这些核心课程分别属于计算机科学的三大领域:理论(Theory)、系统(Systems)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课程设置具体如下:

(1) 理论核心课:计算理论(Computation Theory)、高级算法(Advanced Algorithms)

(2) 系统核心课:有三组课程,分别是:

编译技术(Compiler Techniques)、现代计算机体系结构(Modern Computer Architecture)

数据库设计和实现(Databas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高级计算机网络(Advanced Computer Networking)、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s)

高级软件工程I(Advanced Software Engineering: Synthesis and Development)、高级软件工程II(Advanced Software Engineering: Analysis and Evaluation)、程序设计语言(Programming Languages)

(3) 人工智能核心课程:高级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机器人学(Robotics)、信息检索(Information Retrieval)、不确定环境下的推理(Reasoning and Acting under Uncertainty)、增强型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Pattern Classification)

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学生可以在六门核心课程的选择上有所不同,但为了加强理论基础和掌握知识的广度,无论哪个研究方向的学生,都必须修完两门理论核心课程和一门高级人工智能课程,同时,再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选修其他三门核心课程。例如,一个系统方向的博士研究生除了修完以上两门理论和一门人工智能课程以外,还必须修完来自于系统方向不同组的三门系统方向的课程;而一个人工智能方向的博士生则必须修完另外两门人工智能方向的核心课程和一门系统方向的核心课程。

每门核心课程由教师讲授一学期,其中每星期2次课,每次2小时,3个学分。根据内容不同,每门课程一般要安排5~8次书面作业、1次期中考试和1次期末考试。其中,对系统方向的课程来说,每个章节完成后一般还有一次课程项目设计(Course Project),主要要求学生实现相应的算法和进行性能评价。由于核心课程要求高,课程学习内容多,导师和系里会建议学生每学期选学不超过一门的核心课程,所有6门核心课程则在三年内完成。如果成绩没有达到B+,麻省大学计算机系允许学生重修该核心课;但是,如果学生在规定的博士资格考试申请时间前没有通过全部的6门核心课,则不再具备继续攻读博士的资格。

严格的核心课程作业、考试制度和淘汰制度,不但使学生牢固掌握了计算机科学各领域的基础知识,培养了学生勤奋刻苦的专研精神,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视野,为学生进入实际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灵活而完善的博士生选修课程体系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

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拔尖创新型人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的博士生教育除了注重培养学生扎实和精深的基础知识外,还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发现新问题的探索精神及能力。

如果核心课程体系的设置是培养优秀博士生的基础,是向学生传授学科领域的重要基本知识和原理与技术,是学生全面掌握计算机基本理论与方法的重要途径,那么,选修课的设置则是对学科基本知识的补充,是培养学生学习新的知识和了解并探索前沿研究方向,从而成为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手段。

麻省大学计算机系的做法是,在博士研究阶段,除了要求学生完成18个学分(6门)的核心课程学习以外,还要求完成24个学分(8门)的非核心课程(或称为选修课)学习。这些选修课大多是关于本学科及相关专业前沿领域近3~5年的新研究方向、研究方法或新技术的相关内容的介绍,一般由教师在每学期开学前提出新的课程计划,学生则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职业目标自由选课。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本学科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现状,更重要的是,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教授会将许多新出现的问题在课堂上和学生讨论,同时,通过2~3个课程项目培养学生独立(或合作)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以及教会学生各种探索问题的研究方法。

在教学模式上,可以采用由教授主讲的传统方式,也可以采用以讨论为主的方式。以教授为主讲的教学模式在此就不再赘述,以下着重描述以讨论为主的选修课教学模式。

以讨论为主的Seminar是美国计算机院系的教授最常用的选修课教学模式。Seminar的课程设置没有固定模式,但通常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课程的选题一般是近年新出现的有代表性的前沿研究课题。

第二,课程内容的选择一般来自近年来该领域顶级国际会议的专题论文。

第三,课程内容的组织由教师完成。教师在确定题目后,一般会根据论文的情况将讨论的内容分为多个子专题,每个子问题由3~4篇论文组成。课程的开始一般是综述性的论文或在该领域出现的最早的学术论文,其目的是探讨该研究方向出现的新的应用背景需求和所带来的新的挑战。其后的每个子专题则将对具体问题和方法进行深入探讨。

第四,选课的学生人数一般在20~30人左右,而且通常是由学完了核心课程以后的高年级博士生组成。学生人数太少,论文的覆盖面可能太小;学生太多,可能导致讨论的深度不够。同时,只有学完了基本理论后,学生才有可能具备较深入分析问题的能力。在Seminar的学习讨论中,找到新的研究问题也是该课程设置的重要目的之一。

第五,课堂教学的模式基本上是教师和学生互动的教学方式。教师在第一节课引导学生对该领域的基本问题有了初步认识后,学生将对每篇论文进行评估(Review)、宣讲(Presentation)和进行课堂讨论。每篇论文的宣讲时间是25~30分钟,课堂讨论时间是10~15分钟。其中教师将引导学生对论文中所研究的问题和关键技术进行深入讨论,学生参与讨论的情况将作为课程考核的重要依据。

选择合适的题目并对教学讨论的内容(论文)进行筛选和组织对开课教师的要求非常高。为了准备一门新的Seminar课,教师一般需要预先通读该研究方向所有重要国际会议的相关论文,然后根据不同的研究问题对论文分类,并将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提炼出来,作为课程学习的论文。在课程项目的设置上,教师会事先准备一些题目,如对某些算法的实现、评估和改进,实现原形系统等,同时也非常鼓励学生在论文讨论的过程中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4合理的课程学习安排是培养高质量博士生的有效保证

美国的博士教育是以博士生的最终质量为评判标准,而不是以年限来规定学生的毕业时间。在美国计算机专业,培养一个硕士/博士生一般需要至少5年时间。由于强调博士生专业知识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在整个博士学习阶段,博士生都会积极参与课程的学习,并尽可能地将研究项目中的问题和课程学习联系起来,用所学到的方法或思路来解决新问题。

以麻省大学计算机系为例,虽然学生的背景不同,但为了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帮助学生用最短的时间顺利完成博士课程要求和博士论文要求,系里建议学生按如表1所示的时间表安排整个博士阶段的学习计划。

麻省大学计算机系不但在本系有完善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职业规划来自由选课,而且也鼓励学生在其他相关院系选修本系没有开设但对研究有用的课,如数学系或电子工程系的高级课程。总之,美国博士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基础知识的学习,鼓励学生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课程的学习中,同时训练学生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学会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方法。

5启示和建议

美国的博士教育强调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完善的知识体系和用于探索与创新的研究能力,而这些恰恰是决定博士毕业生日后发展潜力的关键。长期以来,我国计算机博士教育主要是通过参与科研项目的形式来对学生进行培养,这种“研究项目驱动型教育”在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的初期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培养了大批科研人才。但随着教育本质的回归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需要,从总体来看,我国的这种单纯强调研究项目的教育模式培养的博士生,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由于没有严格的博士课程要求和淘汰制度,学生在学习阶段往往会忽略对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对知识结构的完善。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博士生的研究水平和发展潜力,最终将会影响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

笔者建议,为了使学生掌握牢固的专业基础知识,同时培养学生在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兴趣和基本的研究能力,应该首先强调核心课程体系的建设,不论哪个方向的学生都必须通过一定数量的核心课程的学习,如算法、分布式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等,这些核心课程应由教师来讲授;同时,应严格课程的考核制度和课程评价体系。对于选修课,由于其主要目的是扩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能力,所以应借鉴国内外Seminar课程的成功经验,积极有效地激励教师和学生共同上好Seminar课。

博士生教育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而其中的课程学习是研究生培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何通过严格的培养机制和灵活的培养方法,在给学生传授基础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将合理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和研究项目结合起来,严格博士生培养机制,完善博士生资格评估体系,从制度上保障博士研究生的质量;以及如何真正教会学生探索科学基本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科研习惯和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等,是我们在计算机学科建设中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4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超级秘书网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第5篇

关键词 美国 研究生教育 博士分流淘汰机制 操作策略

当前美国的博士培养模式是典型的“宽进严出”式精英教育,从“博士生”到“博士候选人”、再到“博士”的 “三级塔”式分流淘汰机制贯穿其始终,把控着每个培养阶段的入口与出口,通过多元化的考核与筛选,逐步淘汰不合格人选。因而,美国的博士分流淘汰机制既有一脉相承的理念与原则,也有阶段性的运行方式与特点,散布在其中的中期考核体系、分流退出路径等即是其具体操作策略的全部内容。

一、 “魔鬼考试”为代表的中期淘汰与“电梯式”分流

美国博士培养的整个第二个阶段围绕博士资格考试开展。在此之前接受博士教育的学生多被称为“博士生”,仅表明其成功获得了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最高层次的上半场券。只有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才能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以继续开展博士学习和研究。资格考试的目的在于考察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学科综合素质,衡量学生科学研究的方法、组织和报告研究成果的能力,通过这些对学生学术资质的考核,评定其是否具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完成博士论文的潜能。一般有笔试、口试、文献分析等,各考试形式通过合理安排与组合可以起到相互补充、共同发挥最大效果的作用。如普林斯顿大学的商学院主要依靠口试筛选博士候选人。每位教授评委会单独在一个房间,学生可以任选几个房间,然后房间中的教授会给学生十分钟回答一道题,之后学生再去下一个房间。考试结果由委员会成员投票决定,达到3/4及其以上人对学生各项表现满意时方视为考试通过。

一旦资格考试结果为合格,申请人的级别则从“博士生”升为“博士候选人”,这是一种荣誉,更重要的是表明该生可以正式进入博士论文阶段,但必须在博士论文答辩前至少6个月拿到“通行证”。若最终未能通过资格考试,或是降为硕士继续学习与研究,或是直接被淘汰出研究生教育体系,其中所在院系和导师对学生表现的评定起到了主导作用。经过这场全面、严格的考核,将有5%~20%的学生被评定为不具备继续接受博士教育的资格而终结了博士生涯,因而常被称为“魔鬼考试”。

二、美国博士分流淘汰机制的特点及启示

(一)推崇注重竞争的学术文化,以高强度淘汰保证博士培养质量

美国的博士教育一向以考核任务繁重、淘汰率高著称。在平均6年的修业时间中,总淘汰率达20%~40%之高。在这种严格的筛选体制背后,高度分化、高度竞争的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在市场化取向之下,无论是公立院校还是私立大学,围绕生源的争夺、办学资金和科研经费的募集、优秀人才的引进、社会关注度的提升等开展了一系列激烈的角逐。而对一所大学综合实力和地位的评判,必然是以其三大职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为核心维度的,而前两者相交于学位教育,是学生培养的主要任务。作为学位教育的最高层级,博士培养的质量成为无疑成为影响大学声誉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因此,保持高质量的学生产出,才能更好地求生存、谋发展,成为推动美国高校自觉实行博士分流淘汰制、严格把控出口的制度动因,并在体制内塑造起了崇尚竞争的学术文化。

在我国,虽然近年来也引进了相应的中期考核制度与淘汰制,在多个高校试点进行了实践,但受体制惯性、人情关系等因素影响,并未发挥出良性的运行状态和作用,往往只是表面文章,没能作为选拔优秀人才、整体提高博士质量的有效手段确立起来。而要想改变这样的状况,培植竞争性的学术文化,肃清各种不公平、非理性因素影响,完成理念的革新和高等教育系统整体环境的调整是势在必行的。

(三)细化过程管理,完善制度建设作为坚强后盾

不难发现,美国的博士分流淘汰机制不是一个模糊、抽象的概念,或者一纸政策文件,而是具有细致的实施标准、标准化的操作流程。淘汰谁、怎么淘汰、淘汰率设置为多少科学合理等是事关学生个人前途、博士培养质量等的重要问题,只有事先确立了客观、具体和相对量化的评价维度和等级标准,才能尽可能保证各个环节的规范、公平性,尽可能地抑制学术腐败、裙带关系等不良现象的滋生,保持分流淘汰机制的有效、健康运行,积极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进步。

此外,过程管理的完善也有赖于强有力的制度建设。正如普林斯顿大学之所以能坚持、有力地开展严格的博士生教育过程考核,很大程度得益于其二次注册制度。在普林斯顿大学对于获得博士学位的一系列要求中,最具特色的是研究生院的二次注册制度。二次注册是每个院系和研究生院评估博士学位候选人的年度必需过程。按照要求,学位候选人必须在每学年前向院系申请二次注册,申请内容包括上一年度取得的学术成就以及下一年度的学习目标、兴趣和计划等。二次注册在秋季的后半学期进行,通常作为其院系年度内不同时间段专业评估的补充部分。

参考文献:

第6篇

张先治教授睿智求索,逐步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以经济效益为研究中心,以公司理财为研究方向,以会计信息为研究基础,以国有企业改革为研究对象,以财务分析、资本经营和管理控制为研究重点的完整学术思想体系。他先后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其中国家级50余篇;出版专著10部、教材20多部;承担包括国家最高级别的科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各级科研项目近20项,获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20余项。特别是,在2005年辽宁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首届政府奖)评选中,他的著作《内部管理控制论》获由辽宁省政府颁发的“优秀著作一等奖”;2006年,该著作再获教育部颁发的“第四届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三等奖”。

在理论研究的同时,张先治教授还特别注重将研究成果与生产和管理实践紧密结合,深入分析和论证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和国有企业改制问题,其在国有企业改制、国有资本管理、监督与营运机制研究、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研究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影响。如近期由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研究”(2006年)、辽宁省重大决策项目“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政策与措施研究”(2007年),以及大连市软科学项目“大连市国有资本经营政策与策略研究”(2008年)等,均紧密结合中国改革与开放的环境与需要,为国家制定政策及指导国有企业改革起到重要参谋作用,其研究成果受到各级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国家社科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研究”的研究报告被撰写成“成果简报”,报送国家重要决策部门领导审阅。此外,他在管理控制、预算控制和财务分析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已经被一汽大柴、沈阳机床集团、大连亿达集团、大连创新集团等企业所采纳,转化为生产力,为这些企业的现代化管理保驾护航。

从事教育工作20多年来,张先治教授不断创新教学理念,改革教学方法。他所带领的财务分析课程组在创建精品课中成绩显著,2004年,财务分析课程被辽宁省教育厅评为“省级精品课”,同年,又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精品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学习。“全方位、立体化财务分析教学资源系统”这一教学成果2004年被评为辽宁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5年,获教育部“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在培养研究生方面,他以研究工作室为单位,采用基于导师制的项目教学法培养学生。他还着手组建了资料信息库,编写会计研究动态,供研究生学习使用。教学改革与教学方法的创新取得很好成效,几年来,一大批博士、硕士在他的指导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2003年,首届国家杨纪琬奖学金评选中,他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获优秀论文奖,同时,张先治教授荣获指导教师奖。2005年,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获得杨纪琬奖学金优秀博士论文奖。

张先治教授作为负责科研的副院长,先后筹划和组织了首届中国会计学博士生联谊会、中国中青年财务成本研讨会、中国会计教授会、全国部分高校实证会计研讨班、全国会计学研究生导师联谊会、东北暨内蒙古高校会计学教师联合会、审计理论与实务国际论坛、中国财务学年会、中国会计学会信息化年会等大型学术交流会议及活动,他还积极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及香港和台湾地区进行合作研究并组织青年教师参加学术会议。这些活动的开展,为全国会计学科的科研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对促进中国会计学术发展,提高会计科研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7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 个。在这15 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 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 1 ] ;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 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 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 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 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 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 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 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第8篇

曾当选1998年“湖南省十大杰出青年”、2000年“湖南省十大新闻人物”、2001年“湖南省十大杰出经济人物”。曾获2001年全国优秀教师、2001年高校青年教师奖。2002年入选湖南省首批10名“芙蓉学者计划”特聘教授。

走进中南大学商学院,院训“天道酬勤”四个大字格外醒目。作为院长,陈晓红教授对“天道酬勤”的涵义有着自己的感悟:“勤就是不允许偷懒。每个人都必须完成繁重的任务,责无旁贷。每个人只要付出努力就可以有所收获,就能够取得成功,每个人的成功会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天分、机遇等等,但是勤奋、执着、锲而不舍是排在第一位的。”

陈晓红的这份“勤”源于对教师职业的无限热爱,源于对崇高理想的勇敢追求。正是这份“勤”,使她赢得了学生们的喜爱、同事们的尊重、领导们的信任;也正是这份“勤”,才能使她继续创新之路。

近年来,陈晓红在国内外知名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130篇,其中被El、SCI等检索机构检索30余篇,CSSCl和CSCD检索40余篇。主持承担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两项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重大项目以及国家软科学课题、博士点基金等国家级项目7项,省部级和企业横向合作项目41项。她所主持的科研项目相继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奖励12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3项,获得国家软件著作权7项。

陈晓红曾被评为2001年全国优秀教师,是2001年高校青年教师奖、1998年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全国优秀青年教师(研究类)奖获得者,1999年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是2002年湖南省首批10名“芙蓉学者计划”特聘教授之一。

1994年9月,已晋升为教授的陈晓红,经中南大学的推荐,被国家教育部派往日本,到东京工业大学深造。

来到东京,陈晓红无暇去京都、奈良、横滨、名古屋等地游览参观,她想,倘若不抓住机遇,奋发努力,就难以捕捉它那丰富多变和发展迅速的信息,科研工作就可能赶不上形势,落在人家的后面。为此,她告诫自己:努力学习,不断充实自己,掌握现代科技前沿知识,才是这次访学的目的。

东京工业大学是一所老牌的著名理工大学,理工科排名全日本高校之首。它成立于1881年,至今有120余年历史。陈晓红每天早出晚归,在宿舍和研究所之间的两点一线来回奔跑。为节约时间,她去研究所时带上几个面包;晚上回到宿舍.又是草草煮一碗面条。她无暇料理自己的生活,每天的学习、工作时间都在14个小时以上。1.66米身高的她,因营养不足,精力紧张,竟消瘦得体重只有40多公斤。

陈晓红这种拼命精神,使导师和同事都很感动。研究所的高原康彦教授,在日本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地位,是当时日本信息管理学会主席,他特别喜欢这位中国学生,邀请她和自己一起共同研究通用系统理论。他们卓有成效的合作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国际学术杂志上20余篇,并出版了英文著作。他们共同提出了通用系统理论的DSS研究方法――多层次模型集成理论方法,并由此开发出DSS生成器,改变了传统的DSS三单元、四单元结构,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留日期间,陈晓红发表了DSS方面的论文14篇,在国际DSS领域产生了较大反响。她所进行的研究,主要在信息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方面。她把通用系统理论的原理和方法,应用到决策支持系统(DSS)的开发理论研究中,提出了全新的DSS开发的理论――即层次模型理论。这种理论不仅定义了DSS的层次结构,提出了应用层、任务层、功能层和物理层的概念,并详尽分析了各个层次的组成功能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层次在开发中的实现问题;而且定义了DSS的功能结构,突破了传统的DSS的三单元、四单元等仅从功能上定义其结构的局限性。因此它不仅奠定了构成DSS基本理论框架的基础,同时又在理论上为方便快捷地开发DSS提供了现实可行的途径。国际系统科学和控制论协会主席乔治桑・雷斯科(Georse E.Lasker)教授称此为高质量的研究。通用系统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美国信息系统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梅萨罗维克(M.D.Mesarovic)教授以及日本信息管理学会主席,东京工业大学的高原康彦教授称陈晓红的研究成果是“对通用系统理论(GST)的创新”,“是对DSS理论的贡献”。

在日本,陈晓红一面攻读博士学位,一面广泛接触和深入了解日本的企业。尽管她的学习很忙,研究任务繁重,但每个星期都要抽出一些时间去企业作调查,同时也帮助企业做信息化、决策、系统设计等工作。此外,她还把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拿到企业中去推广,像决策支持系统就应用到了日冷集团等一些大企业,获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因此,陈晓红在日本企业界赢得了赞誉,有的企业甚至还执意邀请她加盟。

陈晓红在日本访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就,使日本人感到惊讶,并被吸收为日本办公自动化(OA)学会理事。她的导师高原康彦教授说:“我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是我的导师、美国人梅萨罗维克教授;另一个就是我的中国学生、同事陈晓红。”

谈起高原康彦教授,陈晓红说:“说实话,我挺感激他的培养。高原康彦教授是一位不带偏见的日本人。他热爱中国文化,熟悉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友好。他很看重我,邀请我这个学生参加他的课题组,与他共同从事学术研究。他知道我当时的经济状况,曾资助我去奥地利维也纳参加一个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以开阔我的眼界,拓展我的视野。在我准备博士论文答辩时,他详细交待了有关问题,叮嘱我准备好有关材料。当我坐地铁回住所时,我先下站,他发现车架上有我忘记带走的材料,立即跳下火车跑来追赶我,并多次听我的答辨预演,提出很多建议,使我得以顺利通过答辩会。”

经过4年拼搏,陈晓红于1999年3月获得了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经营工学(即管理学)博士学位。在这所著名的理工大学,日本人的博士论文答辩一般都要进行三四次,而陈晓红的博士论文答辩一次就通过了,日本人取得博士学位,一般都要读七八年,而陈晓红却只用了4年,并且还是这几年中经营工学专业拿到博士学位的惟一的一位女性。

作为中南大学管理科学首席教授,陈晓红通过不断创新,在信息管理、决策支持系统(DSS)、企业战略、金融工程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以陈晓红为核心的中南大学商学院管理信息研究团队,在经历数年艰辛之后,创新性地开发出了“决策应用软件开发平台――Smart-Decision”,并获得了200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也是湖南省近年来在管理科学领域获得的国家最高奖项。

陈晓红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性研究又让学术同仁对这位年轻秀丽的女学者刮目相看。她结合多年来对日本、德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考察经验,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潜力和发展障碍进行了深入分析,就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构建和创业板市场的特点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独特见解。她系统地提出发展中小企业的四大策略,即建立完备的中小企业金融体系包括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银行、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及构建以政府为支撑、以金融机构为后盾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提供金融优惠政策;发展风险投资;利用和创建创业板市场等。陈晓红的理论成果对于深化企业改革、尤其是中小企业改革、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担保难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