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03 09: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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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德情操论;中国;传统文化;契合点;启示
亚当斯密被世人称作“经济学鼻祖”和“现代经济学之父”,他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大师,同时还是一位伦理学家。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花其全部心血,留给后人两本传世杰作《国民财寓的性质和原凶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
一、对道德情操论的解读
《道德情操论》开篇第一章:论适宜感,提到,“人,总有一些与生俱来的本性,这些本性促使我们关注他人的命运。不管一个人是善是恶,皆会因为本性作用而关注他人的命运,会去关心他人的幸福和痛苦。” 文中也提到:因为我深深理解你的痛苦,明白你的情绪,所以我心生怜惜之意。作者所说的同情不具有是非判断的意义,是中性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谴责或者称赞。
斯密从同情开始着手,然后谈到可敬可爱的美德。“那些为了维护自尊、体谅他人而努力保持镇静,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做到处变不惊的人,他们高贵得体的风度总是令人难忘”。“人性的至善至美,就在于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在于克制我们的私心,培养公正无私和慈善博爱的情操”。
审慎,审慎的人总是严肃认真的学习他需要的一切知识,了解他想了解的东西。他们始终是真诚的,谈吐也许并不犀利、富有机锋,但绝不会令人反感。他们具有坚毅不拔的勤勉品质,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眼前的享乐。亚当斯密认为,审慎是一种比较受人欢迎的人品。
仁慈,亚当斯密认为仁慈是一种习惯性的同情,人们之间的关系越密切,互相间的同情就越强烈,反之,越淡漠。慈善好比是给建筑物增添光彩的装饰,并不是支撑建筑的栋梁,正义却是支撑人类社会这座宏大雄伟建筑的中流砥柱。
正义,违反正义法则的人,内心一定觉得羞耻、恐惧和痛苦挣扎。他意识到他人的厌恶和憎恨时,他也不知不觉地厌恶和憎恨自己。相反,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正当合宜、慷慨仗义,那么他会为自己的有点满足。所有的情感合在一起,他认为自己应该得到赞美和其他回报。
节制,是我们的美德之一,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对身体欲望的克制。审慎之德会把这些欲望限制在健康和财富能容纳的范围内,而节制则让它们优雅合宜。情绪过分激动会被看作脾气暴躁或意志薄弱;情绪过分微弱则会被认为是心灵萎缩,麻木不仁。“我们对于客观对象产生的各类情感,只有遵守中庸之道,才是合适得体的,也才为旁人所接受。”
二、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点
“同情”与“侧隐”,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同情是人固有的天性。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孟子从人性本善的观点出发,认为人天生具有同情心。《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同时孟子还认为,仁义礼智,这四种道德品质,都是“我固有之也”。
“合宜”与“中庸”,《道德情操论》提到:“如果我们的同情与当事人本来的情绪完全一致我们就认为这种情绪是合宜得当的”,“从观察感情与他人是否一致,来判断我们感情表达的是否恰当。”“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一种处世待人的方法和道德实践的原则。孔子最早提出中庸的概念。“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去除偏激,选择恰当的处理问的方法。既不激进,也不保守,不多不少,恰到好处。《道德情操论》的“合宜”,和我国儒家思想中的“中庸”有相通之处。
“仁慈”与“仁”,亚当.斯密认为,仁慈是一种普遍的情感,它源自对他人合宜和情感的肯定认同。孔子要求“成仁”,孟子要求“取义”,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应该诚心诚意去求“仁”,从《论语》中孔子论“仁”来看,其价值内涵主要指“仁”的情感性、自得性而言。 “已立立人,已达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泛爱众而亲仁。”
责任是道德的核心。《道德情操论》也提到责任这项美德。中国历来重视责任教育。孔子的“当仁不让”,孟子的“舍我其谁”, 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三、道德教育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向市场转变,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的发展。民众在物质层面不断殷实,同时更急切地希望能从精神层面富足起来。道德情操论的核心是如何克制人的自私,控制好自己的行为,创立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要强调行为的克制,提高个人自省。面对气愤伤心时,看看周围人的态度,努力让自己的行为合宜。人们生活在世间,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以个人道德引出社会道德,不断提高自我道德,渐渐形成一个社会各阶层普遍认可的道德准测,实现国家整体道德的提高。
【关键词】伦理 道德生成 综述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继续教育专项课题“医药卫生学校‘仁道’师德养成实践研究”(2012-JJ-007)。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2-0021-02
道德生成论,即道德是怎样生成的?它是关于道德主体自身德性以及外在道德规范如何形成的理论。是学术界一直讨论和研究的话题。但至今为止几乎没有论著对此作专门论述,有相关讨论也只是散见于各种作品之中。本文主要就道德主体自身德性形成理论的研究作综述。
一、道德生成的决定因素
古人探讨过人性孰善孰恶的问题,善恶本身就属于道德的研究范围。所以对道德生成的研究,可追溯到对“人性”的争论上。中国历史上有“人性本善”说。从道德角度上,学术界把这一观点称为内求论。它主要以儒家为代表,如孔子、孟子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是善良的,道德的形成主要依靠人的内心修养,人们只要保持赤子之心,就能修成善良之心,即存心养性。在西方,与“内求论”相类似的有遗传决定论、自然成熟论、预成论等,他们认为“一两的遗传胜过一吨的教育”,代表人物有:霍尔、弗洛伊德、马斯洛等。
另一个观点是“外铄论”,即强调外部环境和后天学习教化形成道德。主要代表是墨家。荀子作为“性恶论”的代表人物也是外烁论的主要代表。在西方,与“外烁论”相类似的有“环境决定论”、教育万能论等,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哲学家洛克以及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等,他们认为人的心灵犹如白板,本身没有内容,可以任人涂抹,道德的形成也主要靠外在的强化或惩罚手段来加以塑造、控制、矫正。
二、道德生成的影响因素
王海明教授详细分析了道德与经济、政治、科学教育的关系。从而提示出经济、政治、科学教育对道德的影响。学术界也有大量作品分析了学校、家庭、社会等对道德生成的影响。
韦勇的《韦伯经济伦理的道德生成机制及启示》一文指出,韦伯认为只有拥有道德信仰,才能从内心深处唤醒人们的良知,在经济行为中,才能自觉地遵守道德。同时指出经济基础、事业基础、心理基础、信仰基础四个统一,促使人们愿意遵守道德。
包德敏,何晓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年道德生成浅析》分析了市场经济对青年道德生成的影响。指出:青年道德在大事件中得到体现和弘扬;在反思中得以提高和升华;经济发展是道德素质发展的基础;文化育人是道德素质提升的关键和支撑。
暴占光的《大学生网络生活中道德理性判断与生成策略》一文,分析了网络对道德生成的影响。要求:加强主流价值引领,培养学生道德评价和道德认知能力;实施校园文化推动,提高学生道德自律和道德意志水平;推进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化,增强学生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意识;树立先进典型示范,优化学生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
方乐莺的《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中的道德生成机制研究》指出: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理解是道德理解的基础;基于信息的接受是道德认同的过程;信息再次传播是道德实践的社会表现方式;社会责任意识生成是道德生成的最终价值。
白元凤的《关于道德环境与道德主体性生成之关系的思考》一文指出,道德主体性的产生和不断提升是道德环境的必然要求。道德环境是道德主体性生成的认知基础。
西南大学宋义强的硕士学位论文《道德人格生成论》提出,道德人格的真正形成是对人内在心性的提升,是人性与社会的有机协调和统一,是个体幸福和社会良序的和谐。同时,德育的方法也不应该只满足于政治化、权威化的强化灌输方式,应走向人的内心和情感。
彭根来,靳红的《论未成年人道德生成和发展的几个要求》指出,未成年人道德的生成和发展有人性化、规范化、阶段性、主体性等四个方面的规律和要求,所以,人性化发展要求承认其个性与差异性;规范性发展要求确认其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阶段性发展要求确认其道德发展的相对性;主体性发展要求确认其道德发展的主动权。从中可以看出,道德的生成受道德自身特点及道德生成规律的影响。
三、道德生成的路径
孟子从“人性本善”为起点,提出了人内心先天具有“仁义礼智”四“善端”,如果人们不断地进行反思,认识到自己内心的善端,并在实践中不断躬行就能成为道德高尚的君子。
英国著名教育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彼得斯提出了个体道德发展的三个阶段:自我中心阶段;规则遵从阶段;自律实现阶段。
皮亚杰作为伟大的认知发展心理学家,把儿童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分为三个阶段:前道德判断阶段、他律道德判断阶段;自律道德判断阶段。
著名道德发展心理学家科尔伯格把道德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三种水平、六个阶段。三种水平由低到高依次为: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后习俗水平。六个阶段分别为:服从和惩罚的道德定向阶段、相对论者的快乐主义定向阶段、好孩子定向阶段、维护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定向阶段、社会契约定向阶段、普遍道德原则的定向阶段。
方乐莺的《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中的道德生成机制研究》指出:个体道德的形成是个人在社会活动中认识到社会公共意义上的伦理范式即公德。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道德意识,最终形成道德实践的过程。
刘丽惠的《中国传统道德的生成路径及其启示》分析了中国传统道德的生成路径:从“天人合一“的理念出发,寻求道德的自然基础;按人的自然性不断推演出道德原则;最终又归于自然的境界中,达到一种永无止境的升华。
西南大学宋义强的硕士学位论文《道德人格生成论》提出了道德人格形成的过程与机制,第一阶段:产生道德需要――产生内在驱动力;第二阶段:形成道德认知――外在价值刺激与内在思维相互作用;第三阶段:主体道德认同――个体接受外在价值刺激;第四阶段:社会道德内化――道德自我同一性建构;第五阶段:个体道德外化――形成完整道德人格。
四、道德生成的方式、方法或生成途径
学术界普遍认为,道德的生成离不开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大致分为三种模式:说教模式、生活体验模式、说教与体验相结合的模式。说教模式是一种传统的道德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主要采用自上而下的,用外部的力量灌输给受教育者,强迫受教育者接受。生活体验模式,主张由受教育者自主判断和选择自己所能理解与可接受的体认、感悟与化通,从而表现出对受教育者主体性的高度尊重。
王海明教授在品德的培养方法上,提到了言教、奖惩、身教、榜样、学习、立志、躬行和自省等八种。
刘丽惠的《中国传统道德的生成路径及其启示》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道德生成的基础和最终目标;“由近及远”、“推己及人”是中国传统道德生成的思维方法;“修身为本”、“知行相须”是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途径。“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后觉效先觉”、“反省”自律是中国传统道德中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同时提出当前道德建设应:重视社会道德建设的现实性、实践性;逻辑推演;榜样的作用。
首都师范大学朱慧玲的硕士学位论文《孟子道德生成论及其现代价值研究》在进行道德教育方面提出:道德认知和实践相结合,注重道德情感的培养;贯彻全面性和层次性教育。
程建坤的《道德生成模式:训练,教育,交往》提出,训练:形成道德行为习惯;教育:固着道德信念;交往:实践道德规范;“训练―教育―交往”模式,汲取了以实践为核心的生活体验模式的积极因素,同时又涵盖了以“道德知识传授,道德判断能力训练”为主要内容的说教模式的合理成分。
程肇基的《体验学习:青少年道德生成的基石》:“人的道德成长是在解决道德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而道德问题的解决又是在情境冲突下知、情、意、行的体验过程中所发生的”;品德作为个体的稳定心理特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体验学习建构生成的。因此必须让青少年在体验中学习道德。
王志义的《孔子的教育与人的道德生成思想》一文分析了孔子思想中的六种善德:仁、知、信、直、勇、刚;六种恶德:愚、荡、贱、绞、乱、狂。文中指出孔子善德生成方式是好学,孔子恶德生成方式是不好学。所以他认为道德的生成途径主要是“好学”。
阳德华的《生活路径:促进青少年真性道德生成的适切之举――从知、情、意、行的角度》一文认识到了生活路径的重要性。得出:生活现实为青少年检验道德知识、发展道德认知能力提供了原生态环境;生活路径是青少年体验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的最佳途径。
另外:刘惊铎的《道德体验论》一书,重点研究了道德生成的重要途径:体验。王健敏的《道德学习论》一书分析了学习在道德生成中的作用。霍翠芳的《论道德在实践中生成的教育意蕴》一文指出,道德获得的主要途径是实践。刘万路,乔红丽,祝娟,杜刚的《道德在对话中生成》一文分析了“对话”在道德生成中的作用。西南大学宋义强的硕士学位论文《道德人格生成论》提出,德育的方法也不应该只满足于政治化、权威化的强化灌输方式,应走向人的内心和情感。
河北师范大学李海的学位论文《学校道德自律教育研究》从另一个侧重分析了道德生成的途径:自律。指出,道德自律教育的内容:社会道德规范教育;道德责任感与耻感的培养;自我辨析与选择能力的培养;自我监督与控制能力的培养;自我道德评价能力的培养。道德自律教育的方法:价值辨析法;情境感受法;践履法;慎独法;对话法。道德自律教育对教育者的要求:树立现代德育观,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做道德自律的表率。
五、现有研究的意义与不足之处
综观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对道德的生成问题认识比较清楚,他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但不可否认,在道德生成论的研究中还存在某些不足之处,表现在:(一)在某些问题研究上还不够深入、全面、系统。(二)关于道德生成论问题虽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探讨,在一些作品中也有所触及,但至今仍然没有专门的论著。(三)研究的角度上,大多是从心理学或社会学、教育学角度进行研究,而道德作为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更多的应该从伦理学角度进行研究。(四)研究的对象上,主要针对儿童、青少年等未成年人,很少有学者研究成年人的道德生成问题。(五)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道德生成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基本上没有关于职业道德生成问题的研究。
总之,道德生成论问题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有待更多学者的充分重视,有待更深入、具体的研究,有待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领域的不断创新,我们期待更多研究成果问世。
参考文献:
[1]毛伟.当代大学生道德生成研究[D].海南:海南师范大学,2012.
[2]宋义强.道德人格生成论[D].重庆:西南大学,2008.
[3]胡承槐.论道德的生成及对当前道德精神困惑现象的透视[J].教学与研究,2005(10).
论文摘要:中国行政文化对数千年中国行政体制的形成、发展、成熟、选官制度的日趋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的行政文化中一些消极因素对行政管理现代化转型有很大阻滞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探究积极因素并合理的利用,将帮助我们构建现代化转型的合理路径,全面系统地推进行政管理现代化。
一、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概念
行政文化是行政系统的软组织,是行政管理的灵魂,是行政管理中最深沉而又最现实的问题。任何一个行政组织的结构、运转程序、决策过程,以及行政人员的行为、作风态度、价值观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行政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指的是在过去产生,经历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化过程,至今仍在中国行政活动中产生影响的行政文化。①有学者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主体内容归结为传统行政思想文化和传统行政制度文化两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德政礼治思想、无为而治思想、以法治国思想、为政用人思想、行政决策思想;后者主要涵盖:机构设置制度、官吏管理制度、财政管理制度、行政监察制度等方面。②
二、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发展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中国特点的文化。虽然历经数千年,行政文化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是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在变化中具有共性。
(一)君主权威、中央集权
君主具有绝对权威是政治至上的表现和产物。在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主张行政管理要以君主为轴心,要以君命行政,这个是行政管理的首要原则。
(二)朴素民本主义和官本位并存
传统德治思想以朴素民本主义为主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民本思想一直为圣君贤推崇。民本的逻辑起点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的逻辑终点是维护家天下的政权。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与君主权威思想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民本事在君主权威的前提下的中民,中民的目的在于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和绝对权威。尽管传统民本主义为苦难中的百姓带来了一些希望,却无法给予民众真正的幸福;反之,在民本思想掩盖下的官本位却盛行于各个朝代而经久不衰,给民众造成深重的负担。
(三)等级森严与求和并存
中国传统行政组织中,在等级严明的同时,和谐理念的充分运用又为严明的等级制度抹上了剂,增强了其韧性和稳固性。等级社会具有多样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允许社会成员在等级间流动且等级结构自身也随时进行调整,尤其是在秦汉以后,以士人集团为主的选官制度推行,入仕的士人从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的维护者。在行政系统内部,礼仪制度固化为一套模式它无形中规定着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使行政人员自觉遵从封建统治的要求。③同时,当等级的威严使等级关系疏离以至紧张时,统治者又会运用“乐”来达到维护等级秩序的目的。“乐”更加注重和的功能,礼乐并用,使社会既有秩序又有和谐,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等级和谐。
三、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对现代化转型的推动作用
传统行政文化蕴藏了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其中某些要素符合公共行政的内在规定性,能够为现代化行政管理提供公共行政精神文化资源。同时传统行政文化作为一种传承千年的文化精神权威,有其得以传承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一定条件下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可以成为服务行政理念的现实生长点。 (一)发扬政府公共精神
传统行政文化的某些民主思想与政府公共性具有相通之处,对政府公共性培养有促进作用。比如“入世主张”,传统行政文化倡导行政人员的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主张有志之士应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一入世精神与今天行政人员增进民众福利的价值追求具有相似性。传统文化中的行政价值观追求的目标,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个人的奋斗,以其才能和业绩去取得成功,而且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号召将个人与社会凝聚起来。这种行政价值观从微观上看,可以增强行政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从宏观上看,有利于行政系统的运行协调一致,以达成统一完备的行政目标。再如“仁政思想”,仁政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政府应该以民众利益为最终价值追求,而且应该惠及在社会竞争中的最不利者,这有利于政府的公共理念的生成,也就是协调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使政府从管制型政府的追求效率的阴影中走出来,逐步建立服务型政府,达到行政现代化转型。
(二)强调以德自律,以德治国
传统行政文化主张德治,重视官员道德修养以保障民众利益不受侵犯,同时倡导爱民恤民,行仁政以利民这一思想,对于处在转型期,旧的体制已经陈旧落后,新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我国社会具有巨大价值。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增加行政人员的主体意识,效率意识和效益意识,但市场在培养行政人员的思想道德情操方面显得乏力无助。而现代新型政府建设尤其要注重行政人员的道德培育,以保证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公共管理者的工作还要接受一种深层次的道德取向的指导,公平地照顾公民的需要,只有这样,政府才能真正服务于民众利益。道德作为中国传统行政中的自我约束机制之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被奉为行政官员的修养格言。世界各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也充分证明,即使最现代的行政管理、最完善的行政制度也是离不开行政道德的自律。
(三)推行科举、重视治吏
在行政执政环节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是重视治吏的,尊贤任能,严考课、明赏罚,强化监察,褒廉惩贪,这些措施都是围绕治吏展开,因为人治政治客观上缺乏长时间恒定有效的制度规范。行政举措是否能够贯彻执行,行政目标是否能实现几乎是依赖治吏的好坏。④在人才选拔制度上,中国传统发达的科考制度是传统行政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每个朝代都设有严格的科举考试和选拔制度,用人强调不拘门第、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考试与晋升制度,并将道德考察列于先行条件,力求公正地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人才。这种用人机制不仅在传统社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为我国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四)运用求和思想,促进和谐政府建设
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某些思想有利于推动改革时期行政关系的协调。传统行政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的思想从“中庸”思想产生和发展,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但是在今天,对于正确处理政府内部各种关系乃至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则,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唐检云.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发展简论[J].行政与法,2004,12,35
[2]肖素芳,梅星.浅析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对现代行政管理的影响[J].消费导刊,2008,10.
[3]彭国甫,盛明科.行政文化创新:行政体制创新的核心[J].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3,3
进入大学后,专业学科划分过细,基础性、通识型的课程严重不足,大学生出现了明显知识结构缺陷,知识结构的缺失也就导致学生在心灵方面容易出现不充实、不丰富、不优雅等问题出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内一些理工科大学觉察到学生的知识结构问题,已经影响到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忽略人文教育使学生缺乏社会责任感,对历史和社会的了解和体察严重不足,对良知和情感相当漠视,他们都是某个专业的技术精英,但是心灵世界却相当空虚,容易迷失自我。于是一些高校开始逐渐重视并实施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空白的现象得到了一定改善。但是,在大学校园中“重理工、轻人文”的倾向仍然存在,高等职业院校也不例外,职业学校学生中,精神面貌普遍存在自我中心急功近利,传统美德淡薄,生存观念扭曲,忽略社会价值的意义,实用主义倾向严重。大学生“价值悬浮”和“精神贫血”的现状也依然普遍。因此,加强大学生人文教育,提高大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面临函待解决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历史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财富,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智慧的精华,这其中包含着广博的人文教育资源。在大学人文教育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传授丰富了人文教育,在塑造完整人格、传递中华民族价值取向上起着非常正面的作用。具体来说,传统文化能从以下几个层面入手渗透人文教育:
(一)自强不息的人生信念。《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对中国人人生态度的经典性概括。儒家强调做人要坚韧、有担当意识,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人生态度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都一生追求的,可以说拥有积极的人生态度才是一个积极人生的大前提,也可以增强抗挫折力以及坚忍不拔的精神,从而更加适应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
(二)积极入世与恬淡物外的人生修养。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内在修养和精神层面。儒家思想为我们设计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积极入世”的人生价值目标。道家思想则为我们策划了一条返朴归真、恬淡物外的生活理想,“无为之为是大为”,强调回归自然,反对无节制的物欲追求,讲求精神与自然同在的生活目标,可以说儒道两家为不同处境的中国人设计了不同的人生修养目标,同样充满睿智,以乐观、豁达的心态对待人生。
(三)重人伦道德的伦理规范。中国人自古就是以家庭、家族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倡导尊重人格、推己及人的道德观念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责任意识,促使我们建立起良好的社会伦理意识。
(四)仁、智、勇的统一。儒家思想强调“仁者爱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孔子把仁、智、勇成为“君子之道”,“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仁、智、勇是儒家学说中完美人格的体现,也是君子修养品格、成就事业的必要前提。
(五)持中贵和、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处世观。“和”是万物生存发展的基础,只有“和”万物才能得以成长,天下才能太平。国家方能兴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讲求和谐是谋取发展,反对忽略个性强求一致,“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关键词:传统文化;高校;学术诚信建设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4-0158-02
在高校中开展廉洁诚信教育一直是学者们和有关部门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在2007年出台的《教育部关于在大中小学全面开展廉洁诚信教育的意见》中就指出:大学阶段廉洁教育的目标和主要内容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和主导,加强法制和诚信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组织学习党和国家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引导大学生树立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信念,不断提高大学生的道德自律意识,增强拒腐防变的良好心理品质,逐步形成廉洁自律、爱岗敬业的职业观念。
高校是进行科研工作和学术活动的重要场所,因而学术道德教育,特别是学术诚信教育,便成为高校廉洁诚信教育中的重要部分。有许多学者对于如何进行高校学术道德建设作出过论述。有的学者认为,造成学术道德失范的因素有很多,如社会和学者个人的因素、教育的因素、制度的因素等,因此加强高校的学术道德教育是一个社会工程,需要学者、学生、学校、社会的共同努力。有学者指出,新时期加强高校学术道德建设,应该正确处理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学术自律与学术他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这三组关系。有学者分析了高校学术道德失范的原因,认为主要有五个,即:学术制度尚不完善、忽视学术道德教育、学术评价有失公正、学术管理体制缺陷、奖惩机制不够健全。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人性格中的缺陷制约了当前我国的学术道德建设,部分学者过度讲求“入世”,导致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抬头;过度服从权威,导致科学研究中批判精神的缺失。
近年来,高校中学术道德失范、学术失信的事件多有发生,这一问题的解决任重而道远。本文将在分析高校学术失信的原因的基础上,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优秀部分,提出一些措施,来加强高校学术诚信建设。
1 高校中学术诚信缺失的表现、危害及原因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开展学术研究和创新的必要前提。在高校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是学术研究的主体。他们中任何一个群体的学术诚信缺失都会对高校产生危害。学术诚信缺失,主要是指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形式。
1.1 抄袭剽窃严重
对前人结果的适当借鉴是学术创新的基础,但过度的“引用”就有可能成为抄袭剽窃。有些大学生在完成论文时,没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而只是从学术刊物或知网上东拼西凑,移花接木。陈冲和郭琛晖于2010年在16所高校进行了一项研究生学术诚信状况的调查,在754份有效问卷中,有564人表示自己曾在论文中引用他人成果中的资料而有意没有注明来源;有508人承认自己曾有拼凑作业的行为,占总人数的67.4%。除了学生,有些高校教师也加入到了抄袭行列中,如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被举报博士学位论文大段复制他人成果,雷同文字数高达40%以上。
1.2 学术交易泛滥
有些学生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不求上进,不上课也不完成作业,等到要交作业时,就花钱向愿意出卖自己成果的人购买,甚至出现了专业替人考试,替人写论文的“”。校园里、网络上,随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小广告。还有一些学术机构,无视学术规定,以“版面费”为幌子谋取经济利益,使一些学术造假者有机可乘。
1.3 恶意侵占他人成果
在有些团队完成的科研项目中,常常只有少数几个人认真参与整个过程,但最后获得的成果却被要求和滥竽充数者共同署名,这种署名失范的现象多有发生。有些教师以自己“专家”、“导师”的身份被批准获得科研项目,但却让自己的学生或其他人来做,成果却归自己所有。更值得担忧的是,学生们似乎已慢慢习惯这种不成文的规定。
学术诚信缺失对学生、教师、高校甚至是社会都会产生影响,它所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1)挫伤科研和创新的积极性。
无论是高校教师还是学生,想要在学术上有所收获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经历过一个积累的过程,才能取得质量较高的学术成果。然而有些学者为了评奖评职称,通过不正当手段,可能短时间内就能获得多项“研究成果”。同时,部分高校将的数量和科研立项的数量作为评价教师和学生的标准,这也会挫伤那部分认真研究学术的人的积极性,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2)对大学生形成正确人生价值观产生影响。
人生价值观就是人们对人生价值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它在人生观中居于核心地位,在深层次上影响、制约和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人生价值评价是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通过个人心理活动、群体意识倾向和社会舆论,对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进行衡量、分析和判断的过程。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这一阶段,他们的智力和思维能力都有较大的发展和提高,具有旺盛的求知欲,但同时也容易走入盲目、偏执的误区。在学校中,看到学术失信的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心智尚不成熟的学生就会把它当做一种习惯,形成一种不正确的人生价值。
(3)对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
学校一直被认为是一片净土,而教师也被当作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高校频频发生学术失信的事件,会让公众改变对高校的看法,而产生一种负面效应,弱化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真理的追求。同时,在学生毕业走向社会后,他们将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学术诚信的缺失也会助长不良的社会风气。
高校学术诚信缺失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个体行为,而已经成为了一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①社会因素。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经济体制的转变也会导致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经济利益常常被用来衡量学术的水准和价值。因此,学术界中的有些人急于追求功利,迫切地想要获得成果,忘记了科学研究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另外,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专门针对学术失信的法律法规。也就是说,学术失信者也许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但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因而使得这种行为有机可乘。
②学校因素。
当前高校里的道德观教育主要包括集体主义教育、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家庭美德教育,而忽视了学术道德教育。“在高校的德育中,对于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教育还是个盲点,学校和导师更注重学生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忽视了学术道德的教育。”另外,虽然有些学校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文件来规范学术研究,但很多学生甚至是教师没有很系统地学习,导致他们因为缺乏认识而出现失信行为。
2 儒家文化对高校学术诚信的启示
“道德教育始终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道德教育所秉持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及这种观念的合理性,只能在一定的文化母体中找到根据。”儒家文化倡导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语》是儒家文化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诚信思想有丰富的内涵,对于加强高校的诚信教育有积极地启示。
第一,要做到学术诚信,首先要做到诚信做人。诚信做人事诚信做学问的基础和前提,学术诚信问题实质上是道德诚信问题。诚信既是个体在社会上生存的基础,也是与人相处的基本要求。《论语》中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大车无r,小车无,其何以行哉。”也就是说车无r、不能行走,人无诚信则难以立足。《中庸》中有这么一段话:“诚信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真诚是事物的发端和归宿,没有了真诚就没有了事物,所以君子以真诚为贵。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即在与朋友的交往中,只有言而有信、言出必行,才能取信于人。高校师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诚信,才能在学术和研究上自觉践行诚信。
其次,人的思想品德是在一定的环境里形成和发展的,环境状况对人的思想品德状况有着重要的影响。孔子认为环境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他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荀子在《劝学》中写道:“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也就是说人能被环境所熏染、所同化。无论是社会、校园还是家庭的环境、风气,都会影响高校学生对待学术的态度。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清正廉洁的环境更易使大学生受到感染,不断增强自己的诚信意识。想要营造出这样的环境,加强高校学术诚信的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必不可少。首先要重视和增强学术诚信教育工作。高校中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如讲座、知识竞赛、案例分析等,引起大家的关注。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制定适合人文、社科、工学、医学等不同领域的学术规范,并且要详细说明和切实可行。再次,要做到奖惩分明,对于认真研究,遵守学术规范的要鼓励,而对于失信者则要依据条例进行处罚教育。
再次,大力加强师德建设,充分发挥教师在开展廉洁诚信教育中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放在高校的环境中也就是说,当教师自身端正,做出表率时,不用下命令,学生也会跟着行动起来;相反,如果教师自身不端正,那么纵使三令五申,学生也不会服从。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持久的。因此,教师不仅要在课堂上传授学术诚信的观点和态度,更要自身作出表率,不抄袭剽窃,反对学术失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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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许多内容对现代市场营销管理活动有指导意义。企业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在营销管理中倡导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道德,要增加品牌的文化含量,随时调整和丰富当代市场营销谋略,还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中国的关系营销。
O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市场营销文化。在我国,长达二千年之久的封建文化对人的影响非常之大,特别是传统思想中以伦理为本位,强调社会需求和集体利益,祟尚道德诚信,对当代市场营销管理起着重要作用,对消费者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在市场营销管理中,如果能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就能另辟蹊径,在日趋竞争激烈的二十一世纪市场上捷足先登。
1汲取儒家传统文化精华,倡导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道德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东方文化的代表,儒家传统文化是我国传统道德的根基,其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是现代营销道德必然继承和发展的传统道德,是当代市场营销之根本。首先,树立以“仁”为内核的市场营销理念。儒家文化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境界,把“仁”释为“仁者爱人”,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敬人者,人恒敬之”,不以仁心对待顾客,顾客何以仁回报其次,建构以“义”为特征的市场营销准则。关于义利关系,儒家文化认为应该“贵义贱利”、“义以为上”,强调先利后义。在营销管理活动中,要“义利合一”。“义利合一”追求的是企业、顾客、社会的和谐发展。重义,即避免人们成为“金钱的奴隶”,不搞欺诈行为,不发不义之财,不做不义之事:求利,即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通过全心全意地为顾客服务,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来获得。要求在当代市场营销中,既要赚钱又要讲友谊,既重经济交流,又重社会效益。第三,建立以“礼”为基础的市场营销规范。人们崇尚礼仪,能以宽容态度待人,推己达人。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不懂得协调人际关系,就不能立身处世。当代商战更应遵守礼,遵守社会法律和道德规范,实现互利双赢。第四,确立以“智”为动力的市场营销策略。儒家伦理认为“智者,才智”、“待物为智”。强调对万物的认识依赖于智。在当代,在制定营销策略、预测市场需求、开拓国际市场、开展人才竞争等市场营销管理活动中,无处不需“智”。第五,遵循以”信”为核心的市场营销原则。诚实守信是中国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伦理认为“人若无信,不知其可也”,“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人之道也”,“以诚为本”是塑造企业形象和信誉的基石,是企业获得效益、赢得市场的法宝。市场只青睐货真价实、真诚对顾客服务、对社会负责的企业和运营者。鄙视那些不诚信行为:产品假冒伪劣、价格欺诈、广告虚假、售后服务质量差。
2软营销超越硬营销。在营销中重视品牌的传统文化
以史为鉴,任何一个企业的兴衰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品牌的树立和自身形象的设计。企业刨品牌的途径,一半是增加科技投入,另一半则是增加文化含量。过去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产品的运用上只是处于一个技术和符号层面以物质为基础的硬营销曾经起过决定作用。但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现在上升到一个心理层面,以文化为基础的软营销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与接受方式.在品牌的设计上可以体现地方文化特色和民族心理。如“红豆”是江苏红豆集团的服装品牌和企业名称,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特有的情感魅力而吸引着广大消费者。提起它,人们就想起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千古绝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孔府家酒是孔圣人的家乡酒,一句广告词“孔府家酒.让人想家”勾起无数人对家的眷恋,对传统文化的回溯追源。此外,国外企业也在大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元素充分运用到产品当中,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回味的是,当那些外资品牌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之后,反过来在中国市场却深得消费者的青睐。以著名手表企业瑞士国际斯沃琪集团为例,去年他们在中国设计的“狗来福”,首次推出以“生肖”为主题的特别款,迎接“狗年”的到来。这款产品,除了生肖外更挖掘了大量的中国元素,整款设计以红色为基调,红色在中国的新年庆祝中具有特别意义,它象征着财富、繁荣、来年红火。
3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调整与丰富现代市场营销观念
在当代市场营销活动中,我们应汲取中庸哲学的精华,随时调整与丰富营销观念,获得最佳经营效益。
第一,儒家“天人合一”观念与现代“绿色营销”思想。中国人自古就追求“天人合一”,看重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现阶段有些企业仍存在“重市场轻生态”的观念,经销一些不符合国家环境标准的产品,因此,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引导绿色消费是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的体现。儒家文化价值观是“中庸之道”,反对“过犹不及”,不按规律行事。儒家文化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天人整体观,促使人们去寻求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自身机体的普遍规律,不仅要推己及人,还要推己及物,追求人一社会一自然的和谐。儒家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符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要求,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环保的需要,体现在营销上就是树立绿色营销观念,实行绿色营销(Green Marketing)。
第二,儒家“民本”观念与现代“社会营销”思想。儒家文化强调“民本”、“民心”、“民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特点对营销管理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企业营销的全局观念上,企业营销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要满足消费者和社会利益,企业应为社会作出较大的贡献。即企业在营销中应树立社会营销观念。
第三,儒家“变异”思想与现代“创新营销”观念。营销管理者在市场营销管理活动中要正确把握企业内外部信息,才能做到“知已知彼”,求“变”创新;才能根据市场的变化和消费者需求,随时调整自己的营销策略,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从而“百战不殆”。
论文摘要:检察干警作为承担“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重要职责的国家司法机关成员,国家对其提出了要严守“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职业道德规范。因此培养检察干警自省意识和自律精神,对提高检察干警的道德修养,培育道德人格有重要的作用。检察道德人格的养成必须依靠检察官自身努力,在自我修养和践行中形成,而在这过程中,自省慎独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当今社会经济条件下,受到市场经济负面影响及社会转型阶段新旧时期的影响,中国的社会道德面临了严峻的社会环境,金钱至上,利益至上,个人至上等等狭隘的道德观念开始上扬,对人们的道德信念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而这其中,对于从事法律工作,担负着“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重要职责的检察干警的道德培养更是提出了一道新的命题。法律赋予了检察官神圣的法律职责,同时也对检察官提出了要严守“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职业道德规范。而中国检察官职业道德是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因此其中包含了诸如专制思想、等级特权思想、人治思想等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相背离的内容。但就如当今道德研究中常常提到的重视社会集体利益,强调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人本主义等有益部分对于检察官的道德建设有很大的裨益。同时在道德出现缺失的今天,培养检察干警自省意识和自律精神,对提高检察干警的道德修养,培育道德人格有重要的作用。
自省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提出的一种修身方法。“吾日三省吾身”,是儒家经典《论语》中的一句为众人所知的一句名言,意思是人要每天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以便发现自己存在的违背纲常伦理的地方并及时纠正。“自省”也就成为了儒家重要的修身方法。而在此基础上,儒家进一步提出了“慎独”这一道德人格的理想境界。这也是儒家“为己之学”的观点的反映,这里的“慎独”指的是在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防止出现违背道德的念头和不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人们往往在有人监督的时候能够按照纪律或道德的要求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但独自一人,外界的压力消失的时候就往往会放松自己的行为,因此慎独是对人们道德素养的更高要求。检察道德人格的养成必须依靠检察官自身努力,在自我修养和践行中形成。而在这过程中,自省慎独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自省慎独有益于检察职业道德修养的提高
检察职业道德修养首先是检察官主体精神的一种自我约束。韦伯指出:“近代官吏团体己发展成为一支专业劳动力,经过长期的预备性训练后有专长。并且近代官僚集团出于廉洁正派考虑,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身份荣誉意识,若是没有这种意识,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将给这个团体造成致命的威胁。”而检察官作为接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律职业人,应该具有特殊的“身份荣誉意识”,具有更高的主体精神的自我约束。同时检察道德修养也是检察官个人主观改造的过程,因此要通过检察官个人对自己反省、检查、剖析实现自我的改造,将检察职业道德的要求内化为检察官个人的的道德品质,由他律向自律转变。
二、自省慎独有益于检察官提高职业道德认识水平
要实现检察职业道德的培养,提高检察官对于职业道德的认识水平就显得很重要了。道德认识是人形成个性道德品质的前提,是道德人格形成的起点。因此,在儒家看来“知明则行无过”就成为道德水平提高的重要元素。而在这其中自省慎独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检察宫而言,他们长期面临着社会的黑暗面,同时也面临着非常大的金钱权力乃至美色等的诱惑,在面对这些的时候,如果检察官们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则很容易跌入道德的深渊。因此,通过经常性的,反复的自我剖析和自我反省,达到自我督促的程度就能够进一步的了解自身存在的问题,更好的处理在各种法律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能够保持一名检察官应有的道德原则。通过对自己的反思,能够在正义与邪恶,理性与欲望之间找到作为一名法律人的道德人格所在。
三、自省慎独有益于检察官培养坚定的道德意志
论文摘要:传统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的核心价值和行为模式有着根本的差异.我们要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就必须要经过一种“典范的转移”:即伦理上确立规则道德观,经济上建立市场经济,同时还必须肯定个体的价值,提倡人权。
石元康的《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始终在追问一个问题,即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到底是否正经历一种如托马斯。库恩在谈科学革命的结构时所提出的典范转移?读完全书,我们就会发现作者的答案是十分肯定的。虽然写作跨度较大,结构也较松散,但全书内容均围绕着“从传统到现代:典范的转移”这一主题而展开。
1.传统与现代
石元康深受黑格尔与麦金太尔的影响,因而认为哲学的主要目的是在思想之中把握时代精神,哲学家的主要工作则是去理解其所处时代的问题。作者指出,自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化,即刘小枫所称之“中国问题”。何"中国问题”?简扼地说,它是指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看到的中国所遇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人心秩序的正当性均需要重新论证。这种论证是西方现代性逼出来的。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来看“中国问题”的具体定位:在历史事功层面,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如何富强,如何在国际间的不平等竞争中取得强势地位:在生活秩序的价值观念层面,问题是中国传统的价值理念与西方价值观念的冲突如何协调,民族性价值意义观念和相应意识形态如何获得辩护;在个体安身立命的意义层面,问题是如何维护中国的传统终极信念的有效性,设想其解放性力量不仅对中国有效,也对西方有效。也就是说如何从典范转移的过程中实现从传统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跨越。
在这一现代化的过程中,十分有必要对现代性的内容及特质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作一智性的探究,了解其异同及两文化相遇时产生的问题。石元康整本书的工作,便是尝试用一种比较哲学的进路,对上述问题做出讨论。石元康的思路通常是先分析西方现代性的特质,然后再将其与儒家文化进行比较,从而彰显两者的相异之处。简言之,他认为现代性最主要的特征是非政治化的经济,非伦理化的政治,非宗教化的伦理。并且这三种特征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先以伦理为例。石元康按照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一书中的观点认定市民社会所奉行的道德观是一种“规则的道德观”,而传统社会所强调的则是一种“德性的道德观”。前者的特色是,道德活动中最重要的问题乃是遵守原则,一个人只要不违反道德原则他就尽了自己的本分。至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及德行的培养,则最后只能被缩减到一种趋向,即对道德原则的服从。这种道德观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把握:其一是道德的工具化,道德原则被视为对自利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个人利益的一种限制,其本身并没有内在价值;其二是道德沦为一种技术性的知识,只强调建立客观的决定程序,个人在具体道德处境所要求的实践性知识完全被忽略。与这种现代道德观,相对的是古典德性伦理观。在德性伦理观看来,“道德的主要功能是告诉我们怎样的人生才是一个美满的人生。道德实践是追寻美满人生的一种不能间断的活动”。很显然,这种目的论式的道德观,强调德性培养与道德活动是人的终极幸福的必要条件,因此道德本身就是目的,而且要求道德主体不仅能掌握道德规则,更要在生活中将道德实践内化成一种生活习惯。
在做了上述区分之后石元康继而指出,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并非现代式的道德观,因为孔孟荀的思想,皆非以严谨的、普遍性的道德律则的形式出现,例如《论语》中孔子论仁,便因应不同人、不同环境而做出相应的解释,乃是一种差序的格局,而非以一个普遍性形式给出确切的定义。其次,儒家作为一种成德之学,显然不是将道德只视为工具性价值,而是人的一种道德人格的培养:内圣,例如荀子所说的“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又或学中所说的“德润身”,均是这种意思。再次,儒家就连在考试上也正如韦伯所指出的,“……是要测试考生的心灵是否完全浸于典籍之中,是否拥有在典籍的陶冶中才会得出的,并适合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
在石元康看来,现代社会另一主要特征是非政治化的经济,即经济领域从政治中分离出来。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调节,政府的功能是制订及确保人们进行交易活动时的规则。石元康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观所衍生出来的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亦与这种现代经济观不兼容。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市场式、契约式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唯一关心的东西只是令自己的偏好得到最大满足。正如韦伯所说,谋利被视为道德上值得赞许的行为,而绝大部分现代人亦视谋利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韦伯在谈到资本主义时,提出它具有下列几项特色:(1)利润是资本主义式的生产的唯一目的,利润也是成功与生存的标准。Q)追求利润是以理性的以及持续的方式进行,并受一些道德上的束缚。(3)基本的劳动力是法律上自由但靠工资为生的阶级,他不拥有生产工具。(4)生产机构将自由的劳力以理性的方式组织在科层体系之中,这种方式是用来组织大规模的,从事非人格化工作最有效的方式。(5)它应用现代科技以及技术性的交换与分配的方式并采取竞争性的市场这个机制。而儒家虽然不反对人谋利,但这却不是君子的人生目的。石元康认为,这种措施使得资本主义始终无法在中国萌芽,无法真正成为一个工商业的社会从而迈向市民社会。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出生、成长在台湾,求学于欧美,最后在香港工作的学者,石元康对中西之别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智性探究和比较分析是极有独到见解的。一方面,作为一名中国人,其对中国的传统有着切身的体悟;另一方面,他又曾求学于欧美,受过西方正规的社会科学训练,所以他对于中西以及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把握既要比欧美学者—这些人对于中国问题的论述常让人有一种隔靴搔痒感觉,因为他们缺乏对中国问题的切身体验—到位;同时也比多数本土学者—这些学者则往往太拘泥于中国本土经验缺乏世界眼光,从而给人一种“坐井观天”的感觉—更显高屋建.
2.迈向市民社会
根据黑格尔的舒去哲学原理的定义,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抽象的普遍性中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市民社会发端于西欧,其英文字为“C1V11 SOClety"。关于其如何翻译学术界有着诸多争论,在《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一书中石元康做过这样一番总结:
最近,一词该如何译成中文的争论。有的人译为“民间社会”,有的人译为“公民社会”,有的人则译为“市民社会”。我个人认为,如果在讨论洛克的理论时,可能可以将它译成公民社会,因为洛克在《政府二论》中将C1V11 SOClety与political society等同。但如是谈黑格尔及马克思的理论时,则译为市民社会才恰当。因为civil society对他们而言与国家是不同的。至于民间社会为何是不恰当的翻译乃是因为,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是现代世界中才有的东西,而且,我想他的这个讲法是对的。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市民社会。但我们却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民间社会。因此,将civil society译为民间社会并不恰当。
而根据石元康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市民社会的特色归结为下列几点:
(一)肯定个人主义。因为市场必须假定在人们进入市场之前对于自己的基本需要及目的己经十分明确,否则人们就没有理由去市场进行交换。这正是个人主义的论旨。个人主义也就是肯定个人是先于社会的,这点与集体主义的论旨正好相反。集体主义者认为人之所以会变成他现在这样,乃是社会塑造的结果。
(二)提倡人权—这是特殊性原则的具体内容。特殊性原则是肯定人与人分离的原则,而人与人分离是用权利来划定它的界限的。人们进入市场,或人与人定契约之前,都必须要假定人有某些事前己拥有的权利,否则他们没有道德上的根据把一些东西让渡给别人。
(三)市场与拥占性活动成为主导力量。市民社会中的个体是经济人,其活动的领域是市场,而市场是一种交换的场所与制度,因此,人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可以转让的,而且也可以被个人单独享用。能够与别人分享的东西或只能与别人分享的东西(例如友谊),将不是市民社会中人的主要追求对象。但是,在将市场关系扩散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后,那些本来不属于商品的东西也都商品化了,例如知识。那些本来不该是契约式的关系,也变为契约式的关系了,例如婚姻。此外由于经济人追求的是商品,而商品与人的关系是一种拥有关系,因此,市民社会经济人的主要活动就变为拥占性的活动。
(四)人基本上是自立的—从亚当·斯密开始一直到今天的经济理论中,这点都得到了最基本的肯定。一个进入市场活动的人,很自然的是要从这种活动中得到自己的好处,否则他就没有理由从事市场活动。市场机制将谋利这种活动合理化及合法化。
参照上面对于市民社会的归纳,显然传统中国要实现从传统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跨越必须要经“典范的转移”,因为两者的核心价值与行为模式并不兼容。纵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一书的中心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种典范的转移是必需的而且也是无可避免的。那么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怎样实现这种典范的转移呢,作者似乎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不过作者指出:要解决一个传统的知识论的危机却必须满足麦金太尔所提出的三项条件,我们才可以说这个传统一方面解决了那个危机,同时这个传统本身还保持着它的延续性。这三个条件分别是:第一,这个新提出的用以解决知识论危机的架构必须能有系统地解决这个传统此前所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二,这个新提出的架构及理论必须能够说明在这个传统中究竟出了什么毛病使得它无法应付:第三,在完成第一与第二项工作时,这个新提出的架构及理论还得与原有的传统之间保持一种连续性。也就是说,并不因为这个新的架构及理论的提出,原来的传统就被推翻了。相反的,它不仅没有被推翻,我们还得指出,在加入这些新的因素之后,该传统还能够被继续保留下来。虽然只是指出解决传统知识论危机所必须满足的条件,但似乎我们也可以将这些条件推而广之应用到解决整个传统的危机,实现从传统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跨越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