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大学前教育毕业论文赏析八篇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电大学前教育毕业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第1篇

关键词：农村社区；社区学习中心；综述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04-025-03

本文所谓的农村社区学习中心，是指以满足社区成员的需要为基础，组织协调社区内外资源，整合社会各界力量，提供学习与交流的场所，使社区成员掌握更多的信息、文化和技能，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社区和谐发展的组织。农村社区学习中心是新型的服务性学习组织，是创建学习型社会、实现终身教育的重要组织基础。农村社区学习中心作为促进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近年来逐渐成为学术界和教育实践界关注的话题。本文尝试从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研究轨迹人手，对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功能、发展模式与运作机制、活动内容、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进行总结。

一、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研究轨迹

围绕“农村社区”、“社区学习中心”和“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等三个关键词进行资料搜集，涉及的文献主要包括社区教育、社会发展的学术专著，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收录的相关学术论文、毕业论文，网络上相关政策文件、讲话报告以及新闻信息等。

在中国知网按模糊模式查找题名“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在1980－2011年间，共有文章13篇(见表1)。

从表1可见，2000年之前没有以“农村社区学习中心”为篇名的研究论文，2001年以后研究论文的增多与国家政策有直接的关系。综合分析，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期)，研究水平偏低。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与制度背景是，国家处于百废待兴与社会全面重建阶段。研究课题主要是宏观取向的城乡关系、农村研究和农村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等。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抽样调查为辅。研究人员基本是非专业化理论工作者，农村社区研究的理论意识与意义普遍较弱。研究总体水平偏低。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研究步入正轨并初步发展。研究课题包括以农村社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社区类型、结构与功能、边区开发及人口流动、社区服务研究和国外社区工作介绍等。研究方法以混合方法为主，研究人员多为理论工作者、决策者和实际工作者，研究队伍构成日益多样化。农村社区研究总体水平提高，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理论创新意识强烈。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研究总体水平跃升到新高度。研究课题主要是社区基础理论研究，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和成熟，并引入比较研究视角。研究人员构成多样化，专业化训练程度提高，农村社区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度、广度和理论创新程度有了重大突破。

二、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功能研究

农村社区学习中心为农村建立了一个社区成员接受继续教育和扫除功能性文盲的阵地，是农村扫盲工作深化和脱盲农民接受继续教育的具体体现。在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努力下，社区成员的文化素养普遍有所提高，经济收入也明显增加(景民，齐志勇，崔建民：2001)。农村社区学习中心逐步成为农村的教育中心、培训中心和休闲娱乐中心，发挥了学习、政策宣传、文化休闲等三大功能(于章宏，张松斌：2010)。王永平、梁成指出，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具有开放宣传功能、实用有效功能、本土和人力资源功能。崔建民(2007)在总结了十年来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开展情况后指出，建立农村社区学习中心有助于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有助于发挥教育的基础先导作用和引领带动功能，优化各类社区资源，挖掘和激发内在活力，为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创建示范基地和活动载体；有助于推动贫困农村社区的经济建设，以早日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奋斗目标。l司时，他还指出，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增强了民主意识和学习意识，改善了文化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崔建民：2010)。在实践探索中，云南省寻甸县六哨乡、联合乡创建了集培训中心、图书中心、发展型基地和民族文化活动中心为一体的贫困民族农村社区学习中心，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社区教育与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王凌，曹能秀：2008)。

国外关于21世纪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研究表明，农村社区学习中心有助于学生学术成绩的提高和行为习惯的改善，防止青少年犯罪、吸毒、暴力事件等不良行为的发生，改善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和他们与父母及同龄人的关系，加强社区、学校和家庭的联系。

三、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发展模式与运作机制的研究

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已逐渐成为促进社区发展、给全体公民提供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机会的社会机构。它肯定社区成员的自身经验，鼓励社区成员参与设计和管理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社区的大部分问题由他们自主解决。在实施“贫困农村社区学习中心教育扶贫”项目过程中，有学者结合其他项目，不断探索，推广了“农科教项目结合点”模式、“学校+基地示范”模式、“学校+公司+农户”模式、三教并设模式和农科教机构合并等模式。叶晓斌以周巷镇成校为个案，建立了“一中心六分院”管理体制，该管理体制使周巷镇成校形成了横向联合、纵向沟通、纵横整合的“超市式”社区教育机制。景民、齐志勇、崔建民指出，农村社区学习中心主要有自然村落型、乡镇中心型和学校中心型等三种类型。于章宏、张松斌在总结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现状的基础上认为，可以采用县级电大主导模式、对等主体的服务性合作模式，增强发展后劲，构建县级社区学习中心。

为探索以学校教育促进农村学校和农村社区和谐发展的路径，王凌、曹能秀在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的六哨乡、联合乡，开展了依托学校建立贫困民族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探索。结合六哨乡和联合乡的实际情况，确立了以学校为中心、学校和社区合作、地方政府支持、高校项目引领、社区全员参与的多元合作的发展模式。为实施上述模式，实行了以职能中心、以基地为示范、以学校为载体，以活动为形式、以可持续为原则、以自主发展为导向的运作机制。龚文华在《上海市嘉定区“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建设三例》一文中介绍了上海市嘉定区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三个典型案例：毛桥村的“农家书屋”(该工程是一项面向农村、基层农民的公益性工程，以农民自主管理、自我服务的模式进行管理和运行，以解决农民买书难、看书难、借书难等问题为任务的一项文化工程)、永盛公寓的农民工教育和海伦小区的“百姓三台一户”活动，借此实现“以小见大”和“一

沙一世界”的初衷。

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试图由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代表的地方自治政府机构来管理农村社区学习中心。1993年，尼泊尔的Banepa市在开展扫盲运动时，建立了社区学习中心(CLC)，该中心由Banepa市同其他非政府组织联合建立，下设专门管理委员会来管理多个子CLC，其管理注重团队和群体的协作与配合。这一中心为新文盲提供了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机会，帮助成员形成归属感，确保社区学习中心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四、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活动内容研究

关于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活动内容，学者主要从农村扫盲、职业教育、卫生健康教育、文体活动、妇女发展活动等方面进行了研究。陈玉华和景民以甘肃省“贫困农村社区学习中心教育扶贫”项目为例，针对贫困农村社区中的妇女群体、成年男性和因各种因素不能接受义务教育的青少年开展了一系列教育活动，如扫盲、卫生健康教育、政策宣传、社区服务等(陈玉华，景民：2003)。2006年7月，甘肃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崔建民根据多年实践和研究，形成了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探讨，并与乐施会合作，在镇原县方山乡十八岘村、张大湾村开展了农村社区学习中心项目研究，活动内容包括机井建设、农业技术培训、大学生志愿者支教支农、开展文娱体育活动、改善卫生医疗条件等。

尼泊尔加德满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联合协会(Kathmandu)在不同地方建立和推广农村社区学习中心，活动内容主要集中在识字、计算、生活技能和谋生能力等方面。具体包括：组织扫盲、扫盲后教育及其他文化学习活动；功能性和职业性的活动；社区基础设施发展活动；健康野营活动；文化遗址保护和环境保护活动；信贷互助活动、自我发展项目、妇女发展项目等。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学区的21世纪农村社区学习中心，计划针对学生学业上的重点难点，提供至少一个小时的学习指导活动，一个小时的运动、游戏项目，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每个中心为学生提供免费的小吃、点心以及免费送学生回家。美国特拉华州的男孩女孩俱乐部是全国性的校外社区学习中心组织。该组织的目的是，为美国大量放学后独自在家的儿童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去处，并提供一些对儿童身心发展有益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学习辅导、体育锻炼以及品格养成教育。

五、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陈晓娜认为，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加快了农村社区成员致富的步伐，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定位不明晰，认识不到位、经费短缺，来源无保障、资源匮乏，渠道受限、机制不健全，管理不善、经验缺乏，理论不成熟等。陈玉华、景民(2003)在《甘肃省“贫困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实践及对策建议》一文中认为，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在发展中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如对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意义认识不足、处于起步阶段，发展不均衡、组织管理机制不健全、理论滞后实践、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共享的成熟经验等。崔建民认为，农村社区学习中心还存在长效机制不够完善、留守儿童教育缺失、学前教育重视不足、环境保护意识较差等问题。

国外21世纪农村社区学习中心计划虽然在教育的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这一计划仍面临不少挑战。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由于资金缺乏，这一计划在联邦拨款用完以后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尼泊尔农村社区学习中心面临的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社区居民仍然不知道教育对于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性；社区中所剩机构寥寥无几，动员其他不同的机构非常困难；缺乏农村社区学习中心法律地位的支持；乡村发展委员会不能从平行机构中获取财政和技术上的支持；社区成员能力有限，在没有足够的报告写作技能，以致不能为农村社区学习中心联系到不同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