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03 09:50:1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知识传播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化；生态；伦理；策略
维持生态平衡是人类必须直面的一个研究课题。同样，网络信息资源中也存在着信息生态问题，也就是说，网络是人与信息的生态系统，也需要我们努力地加以开发、利用和保护。本文试就网络文化传播生态环境的危机与策略问题作些探讨。
一、网络文化传播之生态危害表现
道德伦理失范。杜拉凯将失范注释为“一种社会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为社会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由于网络技术的超乎寻常的高速发展，现实的道德规范很难适应这种高速的新环境，结果，不可避免地出现道德的冲突。道德的冲突，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网络生态道德失范问题：黄毒泛滥、版权侵犯、病毒传播、黑客骚扰等。
信息污染。信息污染是指网络上充斥着信息垃圾，妨碍了人类对有用信息的吸收和利用。遨游在互联网世界里，就会或多或少遭遇到垃圾邮件、病毒侵蚀、过时信息等的“轰炸”。
自由主义泛滥。网络突破了传播学上人际传播的单向传播模式，而代之以多元联动。在网络中，任何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和逻辑行事，可以较少地受到别人的压制和束拘，形成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王国”。由此，一些禁不住诱惑的人就开始堕入“情网”，并不由自主地越陷越深。
人际关系冷漠。由于网络文化的同律化、标准化、程序化，使人的思维简单化和直观化，致使人们的知识匮乏、审美能力下降。而人际传播关系也不断疏远，人际交往变成了“人机交往”。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入网者将会有更多的时间耗费在网络上。于是，出现了漠不关心现实生活的情状，这样，冷漠、孤僻等心理问题油然而生，进而导致人际间的亲情、友情等道德关系的破裂与沦丧。
侵犯隐私与网络犯罪。人们的一举一动会在网络上留下符号烙印，也很容易被追踪，因此让一些不法分子很轻易地获得“网民”的隐私。那些不法的数据采集商利用各种电子手段收集“网民”有关个人的点滴情况，并储存于计算机中，同时出售给违法公司。网络犯罪已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对网络安全运行构成了严重威胁，是最为严重的破坏网络生态环境的行为。心理失衡。心理失衡时有发生。心理失衡也有人称其为“信息综合症”，是指与信息有关的症候群。有的因失去信息而感到精神上的匮乏，继而产生信息孤独感；有的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成为“信息恐惧症”。
文化霸权危机。“据统计，目前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拥有全世界信息量的80％，而80％的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却只拥有信息总量的20％，信息富裕与信息匮乏的最高比例达100：1。信息大量集中于富国的结果，使得信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另一种形式的贫困威胁——信息贫困。”发达国家经由网络向目标国受众不断地传播文化信息，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强加于人。
二、网络文化传播出现生态危机的原因
网络文化传播过程中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与网络的特殊性有关，也与网络发展过程中的其他因素有关。
网络文化的特殊性。所谓网络文化，“是一种蕴涵特殊内容和表现手段的文化形式，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依赖于以信息、网络技术及网络资源为支点的网络活动而创造的特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网络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文化。这种新兴的网络文化具有开放性、多元性、互动性、自主性、虚拟性等主要特征。它抛开了人类的肉体，抛却了限制与拘束，只留下人类自由精神的遐想与畅达。
网络生态空间观念的误区。许多人对“网络社会”的认识尚不够清晰，只是把网络看成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技术、一种“媒体”，远未把网络放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如此崇高的程度，至少，在如今，还没有谁把网络看作是人类真正的“第二生存空间”。所以，即使有人破坏了网络生态环境，也不会像破坏自然环境那样遭到同样程度的谴责。由于对网络生存空间的淡漠和对网络虚拟性理解的偏差，导致了有些人对人类“第二生存空间”环境问题的曲解。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但它是真真切切存在的。然而，人们把这种虚拟性常常看成是一种虚幻性，结果导致了理解上的偏误。这与“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理论相比，其自觉性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信息崇拜”的负效应。信息崇拜，是指过分夸大信息的价值甚至将其神化。罗斯扎克指出：“信息被认为与传说中用来纺织皇帝轻薄飘逸的长袍的绸缎具有同样的性质：看不见、摸不着，却倍受推崇。”对信息的崇拜极其容易造成对信息的滥用、误用，造成网络信息污染，导致信息膨胀乃至信息高速公路的堵塞，从而极大地破坏网络生态环境。
传统德育教学的滞后。网络道德失范不仅仅是网络单方面的原因，也与我们传统德育本身存在的不足有关。如果我们具备比较崇高的道德品质、优秀的素质水准和自我教育的能力，那么，在“网络社会”中会大大减少出现失范行为的可能性。
黑客哲学的泛化。“黑客”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自视的黑客伦理或黑客哲学。他们怀疑权威，又具有高超的网络技术水平。由于“黑客”在互联网的早期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于是他们成为一些青少年崇拜的对象。黑客哲学要旨是崇尚信息自由共享，反对信息垄断，蔑视权威。这些观念的极端化使黑客在网络中“耀武扬威”。
语言文化霸权的威胁。互联网络上使用的通用语言是英语，不懂英语几乎寸步难行。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言的：“在互联网上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英语将成为标准。”
这对于非英语民族和国家来说，就意味着在网上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的机会被剥夺了。更有甚者，一些西方强国必然会依据其网络上信息流的绝对优势，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侵略。
三、网络文化传播的生态伦理观策略
1．确立科学合理的网络生态观念。“‘生态’本是指自然界的万物依自然本来的规定而和谐地处在合理的生命循环之中，是自然界和谐性的一种表述。由于人类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学界近年将‘生态’嫁接到由人的存在而衍生的‘伦理’、‘文化’、‘哲学’，乃至‘宗教’等文化的概念上，从而形成了“生态伦理”、“生态文化”、“生态哲学”等观察领域。”在网络文化传播中，当我们用普遍联系的哲学观点去分析网络与网络运行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时，便形成了网络生态环境系统。
网络生态系统符合系统的一般特点，但它不仅是强调技术因素的网络系统，而是与网络发展有关的社会环境、信息环境与信息主体共同组成了一个网络运行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强调各因子之间的普遍联系和整体性。所以，在网络系统上，只要某些或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产生整个系统的生存风险，即网络生态危机。在网络的运行过程中，我们要保持生态文明观念，坚持用生态观念去看待网络运行环境，保护网络生态环境、追求生态平衡，竭力创建以及维护好网络生态运行环境，使网络运行沿着人们设想的轨迹运动，树立人与网络生态运行环境相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网络生态观念，并使之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2．树立系统的网络生态伦理观念。生态讲究的是整体性与全局性的观念，从网络的角度来看，网络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它反映的是人与网络之间的生态平衡问题。在这种整体的系统中，“网民”利益与网络利益互相依存，互为作用，具有内在的互动性与紧密的联系性。整体性、互惠性和长远性是网络生态伦理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网民”对网络利益的保护与支持，实际上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网民”对网络利益的损害也即对自身利益的损害。网络生态伦理要求按照生态伦理学的道德标准、基本原则和规范去指导和约束“网民”的网上行为，以便保护网络的顺利发展和生态系统的平衡。要言之，网络生态伦理观念就是寻求一种适于人类与网络共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体系。它的基本原则是在承认和肯定人类满足与追求其基本需要和合理消费的前提下，还必须充分考虑网络生态发展的客观要求。
3．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对“网民”应不断加强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培养人文精神，提高他们的公德修养和规则意识，使“网民”树立起信息安全意识，按照安全制度规范操作与处理信息。作为学校或培训机构的思想教育工作者，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构建良好的并有利于思想道德教育的网上环境，积极开展多种形式又生动活泼的德育教育活动，拓展“网德”教育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4．受众应该加强自律。网络主体要进行自我塑造与自我约束。自律的关键方法是遵循“我为网络、网络为我”、“从我做起”等意识的培养，通过反省，检查克服自己陋习，并在实践中，不断身体力行，这样，才能达到道德自律境界。同时应建构网络监督机制，加以综合治理。
5．持续提高网络技术。面对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通过一定的技术约束是防止外来信息入侵的较好方法。目前，过滤软件、分级系统、防火墙是当前主要的维护健康的信息环境的主要手段。如今，各国政府都加大了对加密技术、防火墙技术、反“黑客”技术等等网络安全技术的研究。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将信息安全技术列为国防、科研的重点。在我国，由于网络技术整体发展水平的滞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网络安全技术的发展更显迫切。
6．建立行业协会组织。2004年9月，新浪、搜狐、网易中国三大门户网站成立了中国无线互联网行业“诚信自律同盟”，旨在为积极响应2004中国互联网大会“构建繁荣、诚信的互联网”和“坚决抵制网上有害信息”的号召。结成同盟后，三大门户网站将共同严格遵守国家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为用户倾力打造“满意的产品质量、放心的资费标准、贴心的客户服务”，并通过此举以及在产业中的影响力，促进无线互联网行业健康、有序、成熟的发展。这对中国网络业的发展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和促进。
7．确定网络生态原则。“网络社会”应该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也应该制定一些立网原则，“根据我们的初步探讨和总结，无害原则、公正原则、尊重原则、允许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应成为网络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除外，还应加上平等原则、透明原则、生态原则、伦理原则等。网络受众，必须自觉地遵循这些原则。
木铎，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为原始的新闻传播方式。
铎原本是一种铃类乐器。汉・许慎《说文・金部》：“铎，大铃也。……从金，声。”《广雅・释器》：“铎，铃也。”汉・郑玄注《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铎通鼓”句：“铎，大铃也，振之以通鼓。”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仲春》“奋铎以令于兆民”句：“铎，木铃也。”高诱注《淮南子・说林》“毁钟为铎”句：“铎，大铃也。”唐・孔颖达疏《尚书》“以木铎徇于路”句：“铎是铃也，其体以金为之。”颜师古注《汉书・食货志上》“行人振木铎”句：“铎，大铃也。”
作为乐器的铎，又是古代军中常用器具，并且由专人执掌。《说文・金部》：“军法：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两司马执铎。”郑玄注《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铎通鼓”句：“司马职曰：司马振铎。”
铎有木铎和金铎两种，形制各不相同。宋・邢疏《论语・八佾》“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句：“铎是铃也，其体以金为之。”孔颖达疏《尚书》“以木铎徇于路”句：“其体以金为之。”都是说铎的质地为金属。而木铎、金铎的区分主要在于舌的不同。郑玄注《周礼》“以金铎通鼓”句：“木铎，木舌也。”宋・蔡沈注《尚书》“以木铎徇于路”句：“木铎，金口木舌。”唐・贾公彦疏《周礼》“以金铎通鼓”句：“铎，皆以金为之，以木为舌则曰木铎，以金为舌则曰金铎也。”显而易见，因为借以振荡发声的舌也是金属，所以金铎的声音要比木铎更为响亮。
形制各异的木铎和金铎，又有着各自不同的使用场所。《玉篇・金部》：“文事木铎，武事金铎。”郑玄注《周礼・天官・小宰》“徇以木铎”句：“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贾公彦疏《周礼》“以金铎通鼓”句：“此金铃金舌故曰金铎，在军所振，……言通鼓者，两司马振铎，军将已下，即击鼓，古云通鼓。”可见，与应用于军中武事的金铎不同，木铎主要是用于“文事”的。
宣教政令是用于“文事”的木铎传播新闻职能的重要体现。据典籍所载，木铎多在政府的文告或统治者的禁令时使用，主要目的是警示民众。《玉篇・金部》：“铎，所以宣教令也。”宋・朱熹集注《论语・八佾》“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句：“木铎，金口木舌，施政教时所振，以警众者也。”
木铎用以传播政令的具体方式有二：
一、振木铎于朝。《礼记・明堂位》：“振木铎于朝，天子之政也。”郑玄注：“天子将发号令，必以木铎警众。”根据上述话语的语法关系和语气来揣测，“振木铎”和“以木铎警众”的很可能就是天子。假使如上理解不致荒谬，“振木铎于朝”就是说的具有九五之尊的天子在朝堂之上，借助木铎最高统治者的政令。
二、徇木铎于路。郑玄注《周礼・天官・小宰》“徇以木铎”句：“古者将有新令，必奋木铎以警众，使明听之。”蔡沈注《尚书》“以木铎徇于路”句：“木铎，金口木舌，施政教时，振以警众也。”则是说通过巡行振鸣木铎于民间路途之上，来辅助宣布政教法令。
并且，“徇以木铎”而传布政教的是事属专人、时效有度。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一类被称为“遒人”、“行人”、“轩使者”的专职人士，在特定的时节中，摇动木铎，巡行于各地。他们一方面宣达朝政令禁，使之传布四方；另一方面广采诗语歌谣，献诸朝廷，作为统治者了解民情的一种手段。《尚书・夏书・胤征》：“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许慎《说文解字・■部》：“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汉・班固《汉书・食货志》：“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班固《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何休注《春秋公羊传》卷十六“宣王十五年”句：“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汉・应劭《风俗通义序》：“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轩之使，采异代方言，还奏之，永藏密室。”汉・刘歆《与杨雄书》：“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对于这类专职人士，孔颖达疏《尚书》考证道：“名曰遒人，不知其意。盖训遒为聚，聚人而令之，故以为名也。”蔡沈注《尚书》指出：“遒人，宣令之官。”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遒人即轩(古代一种轻车，多为使者所乘)使者。”关于他们的工作职能，在宣布政令之外，搜求“童谣、歌戏”即文学史上说的“采风”，求“代语”旨在探求方言与雅言在词语上的对应关系。至于他们的工作时间，当以春季和八月为常。
另外，古代的一些政府官员也会采取“徇以木铎”的方式履行自己的职责。《周礼・秋官・司氏》：“(司氏)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明・谢肇《五杂组・天部二》：“‘注云‘为季春将出火’。此亦今人谨慎火烛之意，非禁烟也。”可见，司氏也是在仲春时节通过“徇以木铎”来宣传消防禁令的。
总之，“振木铎于朝”的天子和“徇以木铎”的“遒人”、“行人”、“轩使者”以及司氏等官员，应当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批新闻工作者。他们充分利用作为乐器的木铎可以发声警众的器具特点，灵活地运用“振铎”、“徇铎”的方式，传布政令，沟通民声，开启了中国古代新闻传播光辉灿烂的第一页。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与利用木铎传播新闻的独特方式有关，当时新闻的语言形式当以通俗易懂的口语为主，讲究组织结构上的言简意赅，追求声音韵调上的朗朗上口、易于记诵，这无疑又是早期新闻工作者通过选取恰当方式以实现新闻传播效果最优化的有益尝试。清・阮元《经室三集》卷二《文言说》就说：“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忆，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
关键词：信息时代 大学文化 传播 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3.021
信息化是当今时展的大趋势，信息必将成为第一生产要素，也将构成信息化社会的重要技术物质基础。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加速了社会对于信息的需求与扩展，同时对于信息时代下大学文化传播也是新的挑战和机遇。而大学文化传播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精神基础，应该适时地利用高效的传播操作模式开展大学文化的传播。所以，探析信息时代构建大学文化传播模式的理论支撑，能够为大学文化的传播提供丰富的实践意义和指导理论。
1 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建设
信息时代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而教育作为人类社会一种特有的知识继承传播活动也在经历技术变革的洗礼。信息技术在被时代灌注以新的活力同时，也促进了大学文化教育与传播的革新，并逐步衍生出教育现实的各种新现象与新问题，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大学文化的建设是全方位的文化建设，是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离不开物质的投入，也离不开对大学文化的传播，两者相辅相成。而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是群体精神意识的传递，即大学文化的传播。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需要继承和借鉴中外经典文化传播模式的理论，构建新模式来提升文化建设的传播效果。
2 文化传播的经典理论模式及借鉴
传播模式是指研究传播过程、性质和效果的公式。卡尔・多伊奇1966年在《政府的神经》一书中曾论述过在社会科学中模式的有构造和解释两大主要功能。具有代表性的传播模式有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论”、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理论、“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理论和“波纹中心”传播模式理论。在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模式研究中，将其经典传播理论应用其中，吸取精髓，创新探索，构建符合时代气息文化传播的理论和执行模式，凝聚成一种无形的合力与整体趋向，以培育高素质人才的建设，推动大学发展的不竭动力。
2.1 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论”及其借鉴
2.1.1 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交往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活动过程，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人们满足了物质层面上的需求后，便产生了精神层面上的需求，“交往的需求”就是其一。
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模式不再是直接产生物质产品，而是通过大学文化的传播者的精神意识影响接收者的精神思维，使接收者产生与传播者相近的精神意识，大学文化传播者的目的是促成大学文化接收者的精神生产。
2.1.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扩展“精神交往”视域下“课堂教学”的延伸。由于信息是时代的快速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日益进步，对文化知识的获取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教育的传统方式应由必须实行由知识型课堂教育传播到思想型课堂教育传播的转型，即实现由传播知识的传统理念到塑造人的价值取向的现念的转向。因此，就学校课堂教育的传播而言，课堂上所传播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者和受众通过对知识的认识理解，即人类的精神交往关系。
实现“精神交往”视域下“QQ工具”的利用。大学师生间不仅仅是知识传授者和接收者的关系，还是彼此间精神交往的对象。利用QQ工具，教育者可以在课堂甚至通过网络在学习生活、职业规划和就业导向上给予学生加以指导，并能够对学生的生活、工作和情感上的精神困扰和思想迷茫给予疏导和引路。
运用“精神交往”视域下“校园微博”的发展。当前，网络传播具有的巨大能量，正影响着文化导向。“微博”正是当前社会精神交往活动的一个重要表现，而学校选择“微博”作为文化教育工具，恰恰迎合了当前国家建设发展和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的现状。同时，“校园微博”的迅猛发展也证明了学校的这一选择顺应了时代和学生的普遍要求，有巨大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2.2 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理论及其借鉴
2.2.1 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理论
1963年，德国学者马莱茨克在其《大众传播心理学》一书中，根据场论思想提出了一个大众传播场模式，运用系统的方法分析了影响传播者和接收者的诸多因素。这一模式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切入，将社会系统与传播系统中各因素及其间的关系进一步细化，对那些可能对传播各环节构成影响的因素进行了考察。
2.2.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把大学教育过程看作是一个由教育者向大学生传达相关道德信息的传播过程，利用多媒体技术的手段，将教育内容蕴含于各种信息之中，使道德教育从平面化向立体化、现代化和多元化的方向迈进，并逐步构建网络道德教育传播模式，以促进大学文化教育在网络领域中的有效开展，探索解决大学生教育体系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在借助网络媒介开展教育时，首先应与学生在网上进行互动交流。通过校内人人、社区、论坛、Email和MSN、QQ等多种形式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并针对某一现实或热点问题进行网络探讨。同时，可以通过网络模式的交流沟通方式，使教育者在平等和信任的氛围中，真实地掌握了解学生综合状况，开展针对性的引导，使学生的文化知识和道德素质向着主流方向发展；其次可以开展网上讨论和虚拟课堂等形式，利用大学生教育网站，或者利用电视教育专题片、经典视频教育课来开展网络“虚拟课堂”，进一步增强网络教育传播模式的实效性。
2.3 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理论及其借鉴
2.3.1 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理论
1948年，传播学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对社会传播的过程、结构及其功能，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论述，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谁（Who） 、说了什么（Says What） 、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 、对谁（to Whom） 、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此模式简明而清晰，成为早期传播学研究的经典成果之一。
2.3.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以5W模式分析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效果因素，从传播者、传播内容、媒介、受众和效果等五个层面找出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效果路径。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应以网络传播方式为主，其组成要素为：传播者―教育工作者、信息（传播内容）―以声音、文字或图像为形式的网络形式（QQ、博文、微博等）；媒介―教育者的网络媒介（微博、博客、QQ空间）；受众―在校大学生；效果―大学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它的传播模式就是教育工作者创作撰写的日志、博文、心得和转载优秀经典网贴，之后通过网络传播这个媒介传播给学生并取得教育效果的过程。
作为大学生文化教育领域中的信息能否被学生接受并喜欢，能否可以影响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能否指导和引领学生的学习、生活及就业，能否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直接决定了信息时代大学生文化传播的实现，这也是对教育工作者文字和思维能力提升的考验。
2.4 “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理论及其借鉴
2.4.1 “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理论
1957年，美国传播学者韦斯特利和麦克莱恩整理当时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适合于大众传播研究的有系统的模式。模式中提出了A、B、C的概念，并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指出了传播过程的交互性，注重了反馈的重要性。
2.4.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用这一模式解释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的传播过程时，可视为：A为网络文化的知识载体，B为大学生，C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如图1。
图1 “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大学文化传播模式
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的传播是对传统校园文化的创新，更是对传统课堂教育的超越与延伸。在大学文化传播设计中引入模式来指导大学文化的传播既理清了教育层次的思路又确保了校园文化的时代创新的实用性。同时，随着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传播模式的设计不断完善与技术的日趋成熟，其功能日益丰富、逻辑日益复杂，这样运用现代传播学的视角来传播大学生文化必将成为一条化繁为简的捷径。
2.5 “波纹中心”传播模式理论及其借鉴
2.5.1 “波纹中心”传播模式理论
由美国传播学者R.E.希伯特等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大众传播过程犹如投石于水池中产生的现象――石子击起波纹，波纹向外扩展到池边时又朝中心反向波动；在扩展和回弹的过程中，波纹（即信息）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此模式强调大众传播同社会、文化等的关系，显示了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2.5.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在信息时代环境下，可以提出一个新的文化传播理念――波纹教育，它的核心是波纹的传播模式所带来的强大聚众效应和受众主动参与学习的多极传播行为。波纹式传播能有助于实现传统教育、网络教育、虚拟课堂三大平台的价值递增。
从图2来看，传播的中心是文化，传播的第一层是将一个明晰的文化知识传递到三大平台上。在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为了有效地利用资源，发挥三大平合开展教育的优势，在一个融会中外精髓文化的基础上，突显三个平台的模式传播文化的优势，配合校园各类教育活动的开展，达到同时抓取三大平台所覆盖的有效目标受众的目的。
图2 “波纹教育”图
第二、第三层可理解为，文化知识经过三大平台的传播给各自所覆盖的受众后，吸引和深入影响了接受过文化教育的受众群体，由此在每一个平台下面，都培养出一批对各类文化教育产生浓厚兴趣的“受众学生圈”。“波纹教育”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通过教育传播定向及其他技术模式，以每个“受众学生群体”为原点，通过其个人现实行为或虚拟的网络活动模式，可进一步将文化知识扩散出去，实现多个原点的多极化传播的后续行为，形成多个高效覆盖的圈子文化，即形成波纹教育传播过程中的最后一站――“受众学生圈”的概念。
3 结束语
伴随着快速发展的信息化进程，教育信息的传播途径与作用机制发生重大变化，也使文化传播研究的各方面呈现出新的范式，将不断为大学文化传播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契机。在这种环境下，若要发扬和传播大学文化，必须着眼于其载体，结合中外经典传播理论，构建大学文化传播的理论支撑模式，为新时期大学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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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建利（1969-），男，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政教育，辽宁大学学生工作处，辽宁沈阳 110136
房宁，辽宁大学学生工作处，辽宁沈阳 110136
关键词：学报；传播者；信息；受众；反馈；媒介
传播学研究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它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而且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出现，仍在不断扩大，可以说人类任何的信息传播都是传播学的研究范围。美国传播学者、传播学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指的就是在传播途径上用以复制和传播信息符号的机械和有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和渠道，具体分为印刷媒介（报纸、杂志、书籍）和电子媒介（电影、广播、电视）以及现在的新兴媒介――互联网。高校学报是以反映高校教学、科研和学术最新成果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期刊，这就决定了期刊是传播思想、知识及信息的媒介特性。
传播学是关于信息传播规律以及人与信息、媒介之间关系的学问。我国传播学家张隆栋教授较早对传播学进行定义：“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活动的学科。”郭庆光教授认为：“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
自从传播学建立以来，传播学研究者就对传播过程及其要素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基本认为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众、反馈是每一个传播过程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是传播过程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高校学报作为一种媒介，为受众提供的是科学的、系统的、专业的、深层次的知识和信息，作为一种信息传播行为，学报也遵循传播学过程及规律。
一、传播者
传播者是传播活动得以开展的首要因素，是传播内容的发出者，主要起着一种交流社会文化信息的作用。因此，传播者决定着传播内容的质量与数量以及形式与方式。从学报的传播过程来看，学报的传播者包括提供原始稿件的作者、对文稿进行加工的学报编辑、学报编辑部或期刊社等几个方面，他们是传播行为的引发者，是学报传播过程的开端。高校学报是由高校主办的、以反映高校教学与科研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是反映高校教师整体学术水平、科研成果的一个窗口，担负着反映和交流高校科研成果、活跃高校学术思想的重任。学报价值的大小，是评价和衡量学报质量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标准，而学术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学报的主体，也即学报的传播者。学报质量和作者及编辑是密不可分的，学报质量的高低不仅取决于作者的学术理论水平、专业水平、写作水平，同样取决于编辑水平的高低，只有高水平的作者，较高修养、学识、才能的高素质编辑才能有高质量的学报。邵培仁教授认为，传播者的特点之一是代表性，“职业传播者特别是新闻记者虽然也是社会大众中的一员，但是，他一旦从事职业传播（进行采、写、编、导、传等），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代表一定的传播部门、传播组织、政党和阶级进行新闻传播活动。”［1］74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高校学术水平、科研成果交流窗口的学报也代表了高校的整体教学、科研水平。
二、信息
信息，也就是传播的内容，是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互动的介质。从学报的内容上看，科技信息是学报的主要传播内容。高校学报的根本特点是学术性，如果没有学术性，学报就不能反映本校的教学与科研水平，也就失去了学报的价值，而学术性主要表现在所刊发的论文上，所刊发的论文就是传播的内容。质量是期刊的生命，而论文的质量是学报质量的关键所在，只有高质量的稿件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质量的高低反映出高校教师整体的学术水平，取决于编辑水平的高低，编辑要运用所学知识，将作者稿件信息条理化、规范化、有序化，通过编辑、整理、加工和再创造，使信息得到调整、重组与最佳组合，从而提升论文质量，并且要严格把好政治关、学术关、编辑质量关，才能保证学报的质量。一份学报受到读者认可，不但要有较强的学术性，还要有高的质量。为了提高学报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权威性，那么在内容上就要尽可能的传递学术性、专业性强的信息。
三、受众
受众是信息传播的对象或者“目的地”，是传播过程得以开展的前提，同时也是积极的信息寻求者和信息反馈者。传播学的受众理论表明，任何传播活动，都是针对受众进行的，信息传播者的主观意图，信息内容的价值，最终都要通过受众得以体现的。受众是信息传播的目的地，也是传播活动的源动力。学报的受众，也就是读者，即大中专院校的师生、高校的科研人员、部分行政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而且较大部分是论文的作者，作者在创作之前首先是读者，所以作者会以读者的角度向学报反馈信息。从这个层次来讲，学报的学术质量和发行量是与学报的受众（读者、作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传播学使用与满足理论来看，“‘使用与满足’研究把受众成员看作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2］从这个意义上看，学报的受众，也即很多读者参与学报传播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最新的科技动态信息，增加知识，更新知识结构；为了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事物用文字符号在学报上表述出来，从而体现自己的价值，取得晋职资格；也是为了提高和锻炼自己的专业水平、知识结构、文字修养和写作能力。但是从目前来看，很多高校学报都是综合性期刊，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栏目，这种千刊一面的现象，忽视了读者需求，对读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很多学报甚至不考虑读者群体，仅仅从编辑、作者出发，很多学报成了教师职称评定、学生毕业的工具，从而弱化了学报的学术性。“开展受众研究有利于推动高校学报确立‘以人为本’的办刊理念，营造良好的学术争鸣的氛围。所谓‘以人为本’的办刊理念，是指高校学报通过刊载学术创新的研究论文，服务于相关专业领域内具有一定学术素养的作者及读者群。换言之，在学报的服务对象中，不仅包括作者，还包括读者（受众）。”［3］
四、媒介
“传播媒介是介于传者和受者之间，用以负载、扩大、延伸、传递特定符号的物质实体，具有实体性、中介性、负载性、还原性和扩张性等特点。”［1］148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是传播过程中借以传递信息的物质载体，是信息传递、交流的工具和手段。学报是传播思想、知识及信息的媒介。实体性，也就是学报的开本大小；中介性，也即介于编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负载性，也就是学报作为媒介负载的符号以及通过符号所表达的信息、内容和意义；还原性，也就是学报的传播者――编辑、作者，尤其是编辑将通过编码后的符号在受众――读者那里能够还原为传播者所编码的符号；扩张性，即学报通过信息传递将作者、编辑的思想、知识扩张后为许多人所共享。“目前，围绕科技期刊所进行的学术评价，一般表现在3个层面上：对科技期刊本身的评价；对科技期刊所载的论文的评价；对科技论文作者的评价。”［4］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报反映了学校的科研水平，学报本身、学报所载论文、学报作者都代表了高校的教学与科研水平，所以高校必须注意学报在高校改革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五、反馈
反馈，指受者对接收到的信息的反应或回应，也是受众对传播者的反作用。在传播过程中，受众是传播活动中的反馈信息源。任何一种传播活动都有反馈的发生，学报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同样也有反馈的发生。反馈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信息，有积极反馈和消极反馈两种。积极反馈是鼓励传播行为继续进行的反馈，而消极反馈是影响或制约传播行为。“虽然受传者所发出的信息是在原来信息基础上产生的‘再生信息’，但它却可以决定某一传播过程或继续、或转向、或中止，是一种很具权威性的信息。”［5］学报的受众，即读者向传播者反馈信息，通过学报或者直接向作者反馈信息，或者向编辑反馈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学报的传播者编辑、作者、学报编辑部或期刊社必须重视读者的反馈信息，从而提高学报的质量以及在同类期刊中的影响力，从而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社会认知。
六、结语
从以上对于学报传播要素的分析，可以看出学报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事学术信息传播的职业媒介，是反映高校学术研究、教学改革与科研成果的重要媒体。
但是由于高校是以教学为主，很多高校尤其是普通高校，长期以来忽视了学报在高校改革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很多高校的学报在学校中的地位还是教学辅助单位；另一方面，很多高校在学术成果评价和职称评定中往往单纯依据论文是否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来判断论文的学术价值，而对于在本校学报的作者在学术成果评价和职称评定中给予较低的奖励和分值，这在教师中难免会产生误导作用，导致学术上的功利性，这也限制了教师对本校学报投稿的积极性，从而导致本校一些优秀稿件外流。很多教师因为职称评定、年终奖励而将优秀的稿件投到核心期刊，而将水平一般甚至质量很差的稿件投到本校学报，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本校学报的质量，那么作为反映本校教学和科研水平的学报就不能正确地反映本校的水平，从而也导致外界对于本校教学科研能力的认知。国家教育部也曾多次发文要求各高校必须把学报工作列入学校工作的议事日程，要将学报工作置于同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工作同等的地位，“学报编辑人员是学校教学科研队伍的一部分，应列入教学科研编制，享受与教学科研人员同等的待遇。”［6］著名教育家王亚南曾指出：“要办好大学，必须抓好两件事，一是教学，二是学报。”而古建筑、古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更是强调，“没有学报就没有学报最高的学术代表性刊物。没有学报便没有学校。”［7］因此，高校应该把学报作为科研单位来建设，把学报当作学校的重要工作之一，重视学报在学校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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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段京肃.传播学基础理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144.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关键词]地方高校学报 学术影响力 心智模式 文化自觉 电子传播
[中图分类号]G21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9-0091-02
高校学报的学术影响力是其最重要的生命线。从学报办刊规律来讲，并非学报背后依托的大学是重点知名大学所办学报就一定是核心刊物，也并非学报依托的大学是地方普通高校，学报就一定质量平平。比如开设“土家族文化研究”专栏的《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开设“沈从文研究”专栏的《吉首大学学报》，开设“船山研究”专栏的《衡阳师范学院学报》，开设“三峡研究”专栏的《重庆三峡学院学报》等[1]，都以独特的栏目视角、鲜明的学术特色、充满历史感的文化争鸣精神而在中国学术期刊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可见具有前瞩性、优势整合性的栏目策划增强了学报的学术影响力，良好的学术影响力意味着良好的学术声誉、一定的品牌积累、对特定读者的号召力和优秀的编校质量。正是这些合力，吸引着作者将学报视为某领域研究的权威，而不计得失地向其聚拢，奉献优质稿件，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者关注并锁定学报，吸引着同行专家为审稿工作无私地贡献着智慧和脑力激荡。至此，高校学报的学术影响力汇成一条大河，进行着良性循环，生生不息，为繁荣学术、传播科学做着有益的工作。正值学报改革疾风劲刮之际，对于学报质量走低、稿源匮乏的反思，我们不要一味地归结所属院校师资薄弱或论文评职、评审政策的导向性问题，而应审视自身，多从学报内因上寻找解决办法，向那些本归属地方普通院校却入选教育部名刊建设工程的学报学习取经，在提高核心竞争力上集思广益，早日走出学报发展的瓶颈，找到未来希望之路。
一、优化编辑心智模式，提升文化自觉意识
心智模式（Mental Model）是苏格兰心理学家肯尼思·克雷克（Kenneth Craik）在1943年首次提出的。彼得·圣吉将其定义为：根深蒂固存在于人们心中，影响人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他人、组织和整个世界），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的诸多假设、成见、逻辑、规则，甚至图像、印象等。可见一个人的心智模式是无法完美的，有其成见、推理、想当然的部分，也有理解力、经验随岁月叠加的优越性。
作为学报编辑，需要不断地学习甚至是无时无刻的学习，来优化自己的心智模式，屏蔽不科学、不端正的理念部分，而努力使自己的心智模式像一面透镜，放大的是真实信息，科学、清晰地判断这个世界。学报编辑是学报所有稿件的初审者，是作者、读者和审稿专家的沟通之门，如果这扇门不能阻止学术质量和道德低劣的稿件，不能保证有学术见地和高级水准的稿件畅通无阻地通行，那么学报势必良莠不齐，遭人垢病，而最终人心涣散，无法聚拢优质稿件。
众所周知，学报的价值在于呈现学术研究成果，引导读者思考，启迪读者心智，培养受众创造性，配合高等教育造就知识智能型人才。这种价值的隐含性作用还在于它传播知识、确立思想和培养人才的时候，已将对未来决策者的影响、对包括作者与读者在内的专业人才的吸引、对受众的知识构成和精神世界的辐射，都悄然完成在编辑者的思想前瞻、学术敏感的默默劳作中。[2]可见实现学报的社会价值是超越一切的。但目前个别学报编辑部存在不正之风，将收版面费走市场营销作为第一要务，收上来的稿子不论质量一律刊发，这其实悖离了学报办刊的逻辑起点。学报要走内涵之路，提升编校质量和论文质量为生存之本，这也是每个学报编辑的工作要义，在此基础上，通过不断的学习，优化心智模式，提升文化自觉意识。
二、打造特色栏目，彰显学报核心竞争力
邹韬奋先生曾说：“没有个性和特点的刊物，生存还成问题，发展更没希望了。”寻找并塑造刊物的特质和个性需要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周期，但并非没有捷径可走。比如依据学报依托院校的学科特色和地域特色，甚至深厚的历史基因去打造优势栏目，用实力栏目说话，彰显学报核心竞争力。如地处偏远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根据其地域和民族的复杂性及其壮族、瑶族等民族研究学科的实力，设置了“人类学研究”专栏，经过专家、作者和编辑的多方合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入选教育部第二批名刊建设工程。这是典型的特色栏目带动整个学报提升的案例。
在打造特色栏目时，要充分考虑地缘优势、空间和时间因素，更要量体裁衣。在充分考虑刊物作者群的学术水准及科研实力后再研究栏目设置，不要设置高难度栏目，以致稿件成为问题，或千方百计约来的稿件研究方向有偏差，价值难以贴近栏目诉求。作为内向性特点的高校学报，还是要想方设法挖掘本校学术优势和学科优势。在这种特色学科雄厚的科研实力和成果做基础的前提下，开发特色栏目，更容易事半功倍。
另外，编辑应创造自由、兼容并蓄的宽松投稿环境[3]，要给优秀稿件更多版面和空间。同时也要努力改变传统的封闭型的投稿环境，要有策划意识，前瞻性地看待学报生存与发展，去主动邀约一些贴近学报价值观的学者论文，有计划地组织专栏，用这些动态的栏目去体现学报的人文精神和自由的学术精神。[4]
三、树立品牌意识，肃清学术不端
学报要树立品牌意识，一个重要的作为就是肃清学术不端。学报长期以来，受人情稿、关系稿的困扰，当作者、读者、审稿专家看到名不符实的稿子堂而皇之地发表在刊物上，会质疑学报的质量、编辑的素质，会急速产生疏离感，一旦对学报形成疏离感，信任就会缺乏，排除功利性的需求，作者很难会把倾注精力的精品论文投向有疏离感的学报。这是一个心理选择。另外，学术不端的形式也越来越隐蔽，存在着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拆分成多篇论文、低水平重复、复制他人核心思想或成果、引手脚等，这也需要学报编辑通过学术不端检索系统、人工二次分检方式以及同行审稿专家的共同鉴别，才能及时发现并坚决地退稿。
真正还学报学术净土的氛围，才谈得上品牌的确立和塑造。不要小看学术不端的杀伤力，理所当然认为哪本学报一年不得发几篇人情稿或失察的复制比超标论文，但正是这些低水平论文给学报造成了短期内无法消除影响的硬伤。也正是因为这些低水平论文的泛滥，一些失望的学者极端地称学报是“学术垃圾”生产地。对于学术不端论文，毫无疑问要做退稿处理，即便作者删除全部复制比超标部分。因为产生学术不端的论文，已经背离了学报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和科学精神，贴上再美的画皮，从内涵上也不够资格在学报刊发。而对于处理人情稿，还是需要一定的交际技巧的。因为中国毕竟是人情社会，但要用一个原则来刊发人情稿，即不论论文是哪级领导推荐的，在复制比通过两次检测的前提下，要一直改到符合刊登的最低标准才能予以发表，任何论文不能免审走捷径。
四、利用互联网提高学报学术影响力
利用互联网提高学报学术影响力，这是一个新课题。就目前普通高校学报的传播力来讲是很低的，纸质学报主要是通过个别读者征订、邮局交换、赠阅的方式发行，除了一些核心刊物和重点大学学报，普通高校学报的起印量一般低于一千册，这样的发行基数是很难真正做到传播学术精神、提升学报影响力的。网络迅速推广和应用，可以说给学报的发展带来了全新契机，学报正在从“印刷传播型”向“电子传播型”转变。[5]
学报编辑应该牢牢抓住这个发展新契机，充分做好“电子传播”的技术准备工作，比如掌握计算机软硬件的知识，做好学报专业网站的初期工作，建立有效的在线审稿机制和完善审稿专家数据库。学报要提升学术影响力，关键是做到开放阅读，让所有热衷科学、热爱知识的学术人和非学术专业读者都能无障碍无条件地共享学报资源，这是真正的办刊大视野和大境界。在此基础上，学报进一步接触并研究港澳台和国外一些数据库的特点和传播影响力等，尽快进入他们的检索视野，以提高学报的知名度。要克服传播中的语言障碍，要给予全英文文章一定的版面，也要做好全中文论文标题、摘要、关键词的翻译工作。总之，网络是目前传播信息最强大的传播媒介，学报编辑一定要尊重它的传播规律，学习并掌握它的信息传播技术，通过强大的网络推手，扩大学报的论文量、时间和被引次数，努力提高高校学报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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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学位论文；版权归属；授权
著作权即版权，是指作者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作品所享有的权利。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学位论文是指在校的学生为获取学位资格而撰写和提交的学术研究论文。
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学位论文的数量剧增。一般而言，学位论文都较为成熟，其学术价值具有高、新、专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今某学科领域最新研发动态及水平，因此成为重要的信息资源，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学位论文的使用和传播的日益频繁，使得学位论文的版权问题开始受到更多人的关注。笔者将通过对国内外某些高校具体做法的比较，对学位论文版权问题中的归属和授权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1 学位论文的价值
学位论文是学位制的产物，是学位申请者在研究导师指导下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总结。选题上一般都是本学科需要解决的比较重要的、具有前沿性的理论或运用方面的课题，代表了本专业的发展方向。涉及的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不乏新颖的学术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一般具有质量高、专业性强、内容新颖、学术价值高、参考文献多而全、助于对相关文献进行追踪检索等特点。
正是学位论文所特有的优势，使得它在该研究领域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成为在该领域进行研究的学者、学生的重要参考资料。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学科研究的深入，对学术论文的利用也愈发频繁，因此包括论文的作者、论文的保管者和利用者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关注如何才能在尊重作者著作权的基础上，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而其中的版权归属及版权授权的问题更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2 学位论文版权归属问题分析
2.1 关于学位论文著作权归于学校还是作者之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在我国版权就是著作权。《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保护自动产生，即论文完成的时候，著作权就已经产生。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包括以特定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不论是否发表，都属于合法的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均享有著作权。
著作权包括了人身权和财产权，而著作权人分为两类，包括作者和其他依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外……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
著作权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其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1)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著作权法对学位论文的著作权并没有做出明确或专门的规定。令人意味深长的是，无论伯尔尼公约还是世界版权公约，都几乎毫无例外对学位论文的版权问题做出了“回避”。因此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争论不休，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学生自己做的选题和研究，应当属于学生的个人作品；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学生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利用了学校的资源，并有导师进行指导，其作品应当属于职务作品，版权应该归属于学校。而国内不同的学校也有不同的做法。
例如清华大学规定：“研究生学习期间凡教学计划内安排的研究课题(如学位论文、课程专题等)以及学校组织的校外科技活动所取得的一切研究成果为学校职务成果。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研究课题虽属研究生自选，但利用学校的条件(如名义、指导、设备、资金、技术资料等)所完成研究成果，也属学校职务成果。学校职务成果属清华大学所有，未经学校审核同意，不得自行转让或做其他处理，这一办法同样适用于本科生。”
学校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显然是将著作权法的第十六条规定做了过分有益于学校的扩大解释，是有悖于法的公平与正义精神的。据了解该校很多学生在入学之初就签署了遵守知识产权规定的保证书，如果不能用“失学的胁迫”去解释学生签订合同的情形，就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学生在法律方面的无知，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将自己的利益出卖了。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学位论文的版权归属无非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学位论文的作者享有完全的版权；二是学位论文的作者享有学位论文的署名权，学校享有学位论文版权的其他权利；三是学位论文的作者享有版权，但学校在业务范围内有优先使用权。后两种情况是在学位论文被视为职务作品的情况下，才得出的结论，但笔者认为，学位论文认定为职务作品是非常牵强的。
按照法理学者的观点，学生就读期间和学校所形成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合同关系，那就是学生支付学费而学校要提供教育。学校在学生在校期间所提供的必要的物质是为了完成“教育”这个特定的合同义务。毕业生撰写学位论文是为了“自己”获得专业学位，而不能认定为是为了完成学校所交给的“任务”。如果说写作学位论文也算完成任务的话，那也是毕业生自己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因为只有完成了得到学校认可的学位论文，才能取得学位。一言以蔽之，学位论文的版权应毫无异议的属于作者本人所有，即使毕业生的学位论文仅是学校大项目中的一个部分，他仍应该就他所负责的部分享有完全的版权。如果学校在相关学位论文的研究上投入了较多的人力物力，学校可要求享有该作品的优先使用权或者免费使用。
国内很多高校目前的做法已经证明了笔者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如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在毕业生离校前要求毕业生对自己的学位论文出示“独创性声明”或“学位论文使用授权书”，这事实上等于已经承认了学位论文的版权由作者享有。
2.2 关于导师是否拥有署名权之争
近期，网络上沸沸扬扬的复旦大学药学院闻韧教授与其学生张建革博士的署名权之争又在网上掀起了关于学位论文导师是否拥有署名权的热烈讨论。
部分人认为导师从学生的选题，到研究思路的指导，直至论文的写作完成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因此学位论文中包含了导师的劳动，在学位论文完成时应当让导师拥有署名权。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导师只是出于指导，学位论文完成期间整个研究过程。论文的作者都是亲力亲为，许多有用的数据，大量的实验都是作者独立计算和实践的结果，因此导师不应当具有署名权，作者只需在文章中表示感谢之情即可。
笔者在中国律师网络联盟论坛中看到与后者相同的观点。在知识产权部分关于导师署名权的咨询中，律师们普遍认为虽然导师对论文的最终完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对于学位论文不享有任何著作权。但作者可以在出版物上以适当的方式提及论文导师及其所作出的贡献。
笔者赞同上述观点，而许多学校的做法也是默认作者为唯一拥有署名权的权利人，但均要求作者在论文封面写明指导教师，而作者自身也会自觉地在论文当中提及教师的指导和帮助。然而大部分学校又在《学位论文使用授权书》中都有导师签名一栏，可见学校在默认学位论文为个人作品，著作权归属作者本人之外，还默认了导师拥有一部分著作权。但在中国律师网络联盟论坛中，律师们普遍认为作者应当享有完整的著作权。
3 学位论文版权授权分析
在承认了学位论文属于个人作品后，我们还应当认识到学位论文是未发表作品和版权作品。
我国《著作权法》施行自动保护原则，即只要作品完成并符合著作权法独创性的要求就给予保护，学位论文自写作完成就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学位论文的作者享有发表权。在学位论文作者未公开其学位论文之前，学位论文就属于未发表作品。许多人认为答辩是作者发表的一种方式，但笔者认为答辩不能算作发表，学位论文的答辩具有强制性，是取得学位证书的必经过程，并且答辩只局限于一定范围，并没有为公众所感知，因此不能视为发表。
另外，国内外的大学都要求作者声明所提交的论文为自己撰写的，并且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综上所述，学校、个人和其他组织在利用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必须获得作者的许可和授权。
目前笔者所在学校使用学生的学位论文采取的主要授权方式是与作者签订使用授权书，下面就是授权书内容：
福建师范大学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姓名)： 学号： 专业：
所呈交的论文(论文题目)：
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本人了解福建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的学位论文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学校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自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指导教师签名：
签名日期：
笔者认为作者授权学校作为优先的使用者和保管者是十分恰当的，因为在学术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没有学校资源的支持和导师的指导，作者的学位论文的质量和价值将有所降低。而学校多是以促进学术的发展和交流为目的进行公益性模式的运作，其传播的范围也都局限在校园网内，不会造成作者利益的损害。且学校图书馆这样的论文保管机构有更好的能力保管和最大化论文的参考和学术价值，授权与学校合作的方式是双赢的。
然而在学位论文提供利用过程中，最容易发生侵权行为的就是在商业模式的运作当中，学位论文收藏机构在与数据库运营商的合作时侵害作者的利益。
在一个案例中，某中心与某数据公司签署协议，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该库称以“国家法定的学位论文收藏机构”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收藏的论文为依托，将利用网络技术“向高校、公共图书馆、科研机构、企业以及其他公众提供学位论文的全文信息服务。”又称该公司拨出专款数百万元，希望广大硕士、博士尽快“联系授权并领取版权使用费”。而对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跃跃欲试的公司绝对不在少数，上述案例是一个引子，暴露了当前在学位论文数字化开发中存在的一些版权问题。
首先，该数据库运营商只是与收藏中心合作建设数据库，然而，收藏中心虽然是法定的学位论文收藏机构，但没有权利越过著作权人把著作权人的作品交由数据库运营商开发利用。因为收藏机构的职责是收藏特定论文的文本，而不是上网发表，上网发表的使用至少涉及作者的发表权和网络传播权，对它们的行使和论文收藏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唯一有权决定运营商可以使用学位论文的，只有著作权人本身，即已经毕业的学生们。在获得著作权人的授权之前，任何机构都没有权利开发利用。
其次，著作权人的获酬上。在弄清上述问题之后，不难推断出真正有权利定价的也是著作权人。“领取版权使用费”这样的说法显得该开发商居高临下，欠缺合作的诚意，许多论文是在获得授权之前，开发利用之后作者才得以知晓。在定价上也存在问题，一个学术论文数据库，只拨出几百万的经费来付作者的稿酬。我国每年有大约10万篇的学位论文产生，假定该数据库收录10年内的论文，总数就有近百万篇，平均下来每个作者只能领到几块钱的稿酬，这于《著作权法》规定的每千字20元的最低标准相去甚远。显然，作者不论是否授权该数据库进行开发，其获酬权也得不到保障。
最后，许多数据库运营商在具体使用某篇学术论文或某批学位论文的时候试图以公众需求为由挤压著作权人利益。许多数据库商宣称利用它们的平台传播科技知识能够使有关资源更好的发挥作用，作为一己之私的著作权理应让步。但是这样的说法本质经不起推敲，因为商业运营的本质就是营利，因此数据库运营商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廉价甚至免费利用他人的成果来实现自己的营利。实际上在维护公众利益和保护著作权这一平衡上，《著作权法》已经规定了对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等内容。
因此，笔者认为公众的利用是学位论文价值实现的最好途径和方式，但是不应当用这样的幌子来侵害著作权人的利益，不论是在保管还是在开发利用之前，都应当首先尊重作者的权利，获得著作权人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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