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03 09: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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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据质押的法律性质
票据质押是指为了担保债务履行，作为持票人的债务人或第三人将自己的票据作为质物，设立质权的行为。①我国《担保法》第76条和《票据法》第35条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由于票据质押是以票据为标的而成立的一种质权，具有特殊性，因而准确界定其法律性质对于理顺和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至关重要。
（一）票据质押是一种特殊的权利质押。
首先，票据质押是一种权利质押。质押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其财产移交给债权人占有，以其作为债权担保的担保方式。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依法以其占有的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担保的财产变价优先受偿。根据《担保法》的规定，质押又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第一，权利客体不同。动产质押的客体是有形财产，而权利质押的客体则为无形财产，即权利。第二，公示方法不同。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虽然都是以转移占有为公示方法，但转移的内容不同。动产质押转移质物是外在的、有形的，可导致质权人对质物的直接占有；而权利质押主要转移权利凭证，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观念上的占有，因而质权人对权利的占有又被称为“准占有”。第三，权利实现方式不同。动产主要通过拍卖、变卖、折价的方式实现债权，而权利质押除了上述传统方式外，还包括质权人代位向出质人的债务人行使该出质权利的方式。②票据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其本身并不具有价值意义，而是其代表的可转让的财产权利具有交换价值，从而成为担保物权的标的。因而票据质押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权利质押。我国《担保法》第75条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
其次，票据质押是一种特殊的权利质押。与一般债权质押不同，票据质押的特殊性基于票据本身的无因性、文义性和要式性等性质所决定的。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般债权质押的生效要件是合意和交付，完成了上述两个环节，债权质押合同生效；而一般来说，票据质押的生效要件强调背书记载“质押”字样和交付（关于这一点《票据法》和《担保法》规定不一致，将在后文进行分析）。第二，在理论上，通说认为在权利质押中，质权人享有转质权③，但是对票据质押中的质权人的转质权一般均持否定态度。我国立法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五十一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背书人在票据上记载“不得转让”、“委托收款”、“质押”字样，其后手再背书转让、委托收款或者质押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票据责任，但不影响出票人、承兑人以及原背书人之前手的票据责任。第三，一般债权质押的行使必须以主债权已到期且尚未得到清偿为前提条件，而在票据质押中，多数国家均规定质权的行使无须主债权已到期，在票据载明的付款日，即可基于票据质权请求付款。我国实践中票据质押的行使条件与一般债权质押的行使条件相同，即要求满足主债权已到期且未获清偿。
（二）票据质押是一种票据行为。
我国《票据法》规定的票据行为主要有四种：出票、背书、承兑和保证。出质人在按照《票据法》第35条规定的设质背书的情况下，票据质押应当定性为一种票据行为，具备票据行为的一般特征。
1、要式性。所谓要式性，即要求票据行为必须遵循法定的、严格的形式要件，不允许当事人自主决定或变更，否则不产生票据法上的效力。票据质押的要式性具体体现在：第一，以背书的方式进行，并且记载“质样”字样；第二，行为人应当签名或盖章；第三，按照票据的格式或款式记载上述内容。
2、无因性。是指票据质押只要具备法律规定的形式即可生效，而不问其原因关系或基础关系存在与否或是否有效。易言之，票据质押的意思表示一经背书记载，并将票据转移给被背书人占有，票据质押就具备了票据法上的效力。至于质押合同的效力如何，主债务是否有效均不影响票据质押行为的有效性。
3、独立性。票据行为的独立性是指若干行为人在同一票据上各自所为的票据行为，都依各自在票据上所载文义独立发生效力，互相不发生影响。票据质押的独立性体现在其有效性并不受此前的票据行为的影响，即使某一环节出现行为人的票据能力瑕疵，或伪造、变造签章等情况，票据质押的效力也不会受到影响。
4、文义性。这是指票据质押的内容完全以票据上记载的文义为准即使票据上记载的文字与实际情况不符，仍应以文字记载为准，不允许当事人以票据文字以外的事实或证据来对票据上的文字记载作变更或补充。即使当事人因为失误或认识错误导致票据记载与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相违背，仍应按票据记载承担票据责任。
5、连带性。这里的连带性并非指出质人所有前手都可以在条件成就时与质权人连带地对出质人主张质权，而是说出质人的所有前手都可能与出质人一起，对质权人的债权在票据金额范围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票据质押的实际意义就在于这种连带性，它使质押所担保的主债权除了有出质人的担保以外，增加了第三人的担保，以强化对债权的保护。
二、票据质押的设立与生效
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内，票据质押是一个兼跨《担保法》和《票据法》的法律行为，而这两个法律对票据质押的设立与生效又规定了不同的条件。
《担保法》第76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质押合同自权利凭证交付之日起生效。根据这一规定，票据质押的生效条件有两个：一是合意，必须签订书面的质押合同，二是交付，必须将票据交付给质权人。票据质押自票据交付给质权人时起生效。
《票据法》第35条第2款规定：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权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④《规定》第55条规定：……出质人未在汇票、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可见《票据法》上的票据质押生效条件也有两个；一是背书并记载“质押”字样，二是将票据交付给质权人。
从上述规定可见，《票据法》和《担保法》对票据质押的设立与生效条件的规定不相统一，主要区别在于是否要求背书并记载“质押”字样为之。依照《票据法》，经背书“质押”的票据质押有效成立，而依照《担保法》，出质人虽未在票据上记载“质押”字样但另行签订了质押合同或者质押条款的，构成票据质押。这样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两种规定之间是什么关系，究竟应以哪种规定为准？笔者认为，从债权担保角度来说，《担保法》是债权担保的普通法，而《票据法》是票据的专门法律，其关于票据质押的规定构成了债权担保的特别法，按照一般法理，在普通法与特别法规定不一致时，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理，优先适用特别法的规定。因而，有关票据质押的设立与生效应当适用《票据法》的规定。据此，票据质押的设立与生效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一是必须以背书方式为之，出质人为背书人，质权人为被背书人，出质人应当签盖，否则背书无效。对此，《规定》第55条作了明确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汇票设定质押时，出质人在汇票上只记载了“质押”字样未在票据上签章的，……不构成票据质押。二是必须记载“质押”字样。因为票据是一种文义证券，而质押背书乃是一种非转让背书，如果不记载“质押”字样，不能以票据出质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必须将票据交付给质权人。因为票据是一种完全有价证券，只有持有票据才能行使票据权利，所以只有将票据交付给质权人，其才能行使质权。
解决票据质押的设立与生效的条件之后，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当事人未在票据上记载“质押”字样，而是另外签订了质押合同或质押条款，此时票据质押是否有效？如果有效，票据质押人如何行使票据权利？笔者认为，如果当事人未在票据上记载“质押”字样，自然不能产生票据质押的效力，但是如果其符合了《担保法》的规定，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以票据为权利凭证的一般债权质押，按照《担保法》的相关规定行使质权。我国《票据法》第31条规定：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98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出质，出质人与质权人没有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以票据出质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司法解释肯定了质押字样的记载只是票据质权的对抗要件，在不存在善意第三人的时候，以票据为权利凭证的一般债权质押权利不应当被否认。因而，即使未记载“质押”字样，但质权人的担保权利是成立的。对于此类质权的行使，持票人可以依据质押合同和票据向人民法院，要求实现质权，但是质权人必须依法举证，证明自己取得票据权利的合法性，证明自己享有质权。由于此时的质押标的为一般债权，所以质权人除了证明其质权外，还需证明其债权已到清偿期限，否则不得行使质权。
三、票据质押的法律效力
票据质押一经有效设定，即产生如下法律效力：
1、行使票据权利的效力。票据质押有效设定后，被背书人或持票人可以自己名义行使票据权利，但是行使的票据权利的性质略有不同，因为这种设质背书并非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而是以担保被背书人对背书人的某一债权为内容，所以虽然背书人经设质背书将票据转让于被背书人占有，但是票据权利人依然是背书人，持有票据的被背书人并没有取得票据权利，只能代背书人行使票据权利而已。⑤所以质权人行使质权时有一定的限制：即须等到主债务到期且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方得行使。关于这一点，《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第二点关于票据质押的相关处理（三）作出了规定：质押票据所担保的债务到期后，背书人未能如期履行债务时，被背书人依法实现质权。
2、可以在票据上再背书。但质权人在票据上的再背书仅以委任取款为限，不能为转让背书或转质背书，因为质权人对票据只享有占有权，而不享有处分权。《通知》第二点（三）规定：质押票据所担保的债务到期后，背书人未能如期履行债务时，被背书人依法实现质权，但不得将票据进行转让或贴现。
3、质权设立的证明。设质背书的持票人可以背书的连续性证明自己为合法的质权人，不须另行举证。基于票据行为的无因性，设质背书一经成立，即独立于原因关系发生效力，即便原因关系不存在，或者不合法，也不致影响持票人的质权。当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不一致时，除直接当事人之间可依此抗辩外，须等到票据关系实现后再依原因关系在各方当事人之间进行清算。
4、切断人的抗辩。质押并非，设质背书的被背书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为自己的利益行使票据权利，背书人与被背书人是在票据法上人格与利益分离的两个独立的主体，票据债务人不能象委任取款一样以对背书人的抗辩事由来对抗被背书人。因为设质背书的目的是以票据权利的安全性和信用性作为设质债务的担保，如果允许以对背书人的抗辩对抗被背书人，就会妨碍质权的行使，破坏票据作为权利证券的安全性和作为流通证券的信用性，与票据行为的独立性原则不相吻合，票据作为设质标的就失去其特有的意义了。⑥
5、票据责任的担保。票据质押设定后，出质人作为背书人，对票据仍要承担担保责任，在其后手得不到承兑或付款时，要承担付款责任。因为质押背书在质权人要实现质权时，和普通背书完全一致，一旦遭到拒绝承兑或付款，可以向其任何一位前手行使追索权，但是出质人可以质押合同中的正当理由来对抗质权人，这也就是票据行为中直接当事人之间的抗辩。但是如果当事人如果将设质背书的票据再背书转让，作为背书人的出质人只对直接后手也就是质权人承担担保责任，不对质权人再转让背书的被背书人及其后手承担责任。
四、票据质权的实现途径
票据质押赋予质权人的是一种附条件行使票据权利的权利，质权人只享有对票据权利行使的期待权。当设质背书完成后，被背书人虽然已经取得完整的票据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却不能马上由作为质权人的被背书人行使，必须等到主债务到期且债务尚未清偿的条件成就时，被背书人行使票据权利才合法有效。在主债务到期前，或者主债务虽已到期但债务人清偿了债务的情况下，票据权利人不能行使票据权利。一般而言，在前述条件下，票据质权人实现质权的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1、向付款人请求付款，并以所得款项优先清偿自己的债权。当主债务到期且未清偿而票据又已到期时，质权人可依背书的连续性证明自己权利的存在，持票据提示付款人付款。如果该票据已经付款人、第三人承兑或保付，承兑人、保付人则成为票据主债务人，负有绝对的保证票据兑付的义务，其余债务人则相应成为第二位债务人。若票据主债务人拒绝付款，质权人可以直接向法院，要求其履行义务。如果付款人、承兑人或保付人将票款支付给质权人，主债务履行完毕，票据质押关系消灭，被背书人应当以单纯交付的方式将质押票据退还背书人，票据到期时，由持票人按支付结算制度的有关规定行使票据权利。⑦同时根据《担保法》第77条的规定，如果票据已经到期而其所担保的主债务尚未到期时，质权人也应有权兑付票款，并将票款提存，或与出质人商定提前偿还债务。
2、行使票据追索权，并用所得款项优先清偿自己的债权。当票据到期未获付款，或在到期前未获承兑时，可以向其前手行使追索权，请求偿付票据金额。由于票据关系人承担的是一种对内的连带担保责任，相对于付款人、承兑人来说仅是一种补充担保，所以只有当票据请求权不能实现或无法得到满足时，持票人才能行使追索权，由其前手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因而，可以认为追索权是付款请求权的一种补充或保障性的权利，起着规范票据债权流通、保障票据制度运行的功能。质权人通过行使追索权而获得票款，可优先用于清偿自己的债权。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票据法》和《担保法》对票据质押有关问题作了不同的规定，但是在界定票据质押的票据行为性质的前提下，诸多问题还是能在基本法理的指导下，依据《票据法》和《担保法》的规定予以妥善解决的。但是我国《票据法》的有些规定与基本法理和世界上的立法通例还存在有一定的出入，修改相关立法，完善票据质押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
【注释】
①辜明安：《票据质押基本问题新探》，载《社会科学研究》第2002年第6期。
②刘保玉：《权利质押争议问题探讨与立法的完善》，载王利明主编《物权法专题研究》（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2页。
③所谓转质是指在债权存续期间，质权人为了担保自己或第三人的债务而将质物移转占有给债务人，从而在该质物上设定新的质权的情形。
④根据《票据法》第80条和第93条规定，关于支票和本票质押的规定，适用汇票的有关规定。
⑤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关键词：质押背书；生效要件；票据抗辩
伴随商行为的日益活跃，票据质押并没有随着新兴的担保方式而衰退，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担保功能，然而，出生于商事交易活动的票据，具有明显的商事特性，若以其作为质物，需兼顾其自身商事特性和担保物权的一般规定。由此，票据质押背书居于何种地位？具有何种效力？是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大难题。
一、问题的提出
设质背书系设质人以票据上的权利向质权人设定质权为目的的背书。我国《票据法》、《担保法》均对此作出了规定，相关司法解释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但这些规定并不一致。首先，《票据法》第35条规定，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票据纠纷规定》）第55条亦规定，出质人记载“质押”字样不构成票据质押。可见，《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将有“质押”字样的质押背书作为票据质权的生效要件。其次，《担保法》无质押背书之规定，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98条规定，含有“质押”字样的质押背书是对抗要件。最后，《物权法》第224条对票据质押做出专门规定，但未提及质押背书。法律对同一现象做出了不同的规定，由此，引发了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热讨，观点不一。在司法实践中，局面亦是混乱，不同法院针对同一问题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质押背书在票据质权设立中的效力问题仍需进一步分析。此外，在票据质押背书是否能够切断票据抗辩问题上，我国现立法无明确规定，但是目前通说质押背书具有切断对人抗辩之效力，其合理性有待考究。
二、质押背书在票据质权设立上的效力
票据设质是设立担保物权，应属“民法”所调整之行为，故而票据质权的设立应当满足《物权法》中权利质权设立之要件，即订立书面的担保合同和交付票据。但是《票据法》作为特别法，亦对票据质押的设立做出了规定，因此，票据质押的设立需同时考虑此两者之规定。
如何定位质押背书在质权设立上的效力问题，目前学界存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质押背书是票据质权的对抗要件。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质押背书是票据质权的生效要件，但质押背书形式上，只要票据上记载的文句能表达这张票据已经出质的意思，就是有效的质押。“质押”字样只是对抗要件。第三种观点认为，质押背书是票据质押的生效要件，且必须有“质押”字样。理由有：其一，《票据法》属特殊法，应优先适用。《票据法》第35条明确规定记载“质押”字样的背书是票据质押的生效要件；其二，《物权法》和《担保法》调整票据质押的原因关系，《票据法》规范的是票据质权设立的形式要件，基于票据的文义性，票据质权的设立必须满足质押背书此要件。应该将《物权法》第212条中“交付”的含义结合《票据法》做出合理的理解。
本文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物权法》第212条规定的“交付”之要件应当结合《票据法》之规定，质押背书应为设立票据质权之生效要件。票据是文义证券，票据上的一切权利义务，必须严格依照票据上记载的文义而定。但就质押背书形式而言，笔者认为，质押背书当然需要区别于转让背书和委托背书。票据的文义性使得票据其上的权利义务内容应当由票据自身证明。票据质权属于担保物权，其权利内容以担保合同来界定，但为促进票据的流通，保障第三人的权利，在质押票据之上表明票据质权的性质，亦能保障出质人的利益，限制质权人的流质行为。但是，表示质押意思的字样，我国法律规定仅限于“质押”二字，如此规定过于严苛。正如第二种观点所言，“担保”、“抵押”、“设质”等字样亦能推断其为票据质押之意思。并且，查阅《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公约》，其第19条规定，“如背书载有‘担保价值’、‘抵押价值’，或任何其他抵押的声明”亦可认定为票据质押。此外《德国票据法》第19条、《日本票据法》第19条以及《台湾民法典》第908条规定，均是采取如是宽松的规定。故应当对我国法条做出扩张解释或修改法条。
综上，质押背书并不等于票据质押，质押背书仅是票据质押的生效要件之一，要设立票据质押还需有书面之担保合同以及票据的交付，因此，质押背书本身并不具有产生质权之效力，但是设立票据质权必须具有质押背书之要件。在台湾，其将票据设质时的设质背书规定在《台湾民法典》中，而非将之规定于《票据法》之中。法典第908条第一款规定“质权以未记载权利人之有价证券为标的物者，因交付其证券于质权人，而生设定质权之效力。以其他之有价证券为标的物者，并应依背书方法为之。”该规定目的在于协调担保法与票据法关于票据质押之规定，明确将质押背书规定为票据质押的设立要件，我国现正在制定《民法典》，关于票据质权的设立规定亦可借鉴此种模式。
三、质押背书在票据抗辩切断上的效力
我国《票据法》第13条规定了票据抗辩，但就质押背书是否切断对人抗辩，我国《票据法》并未明确，但国外法上多有明文。《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公约》第19条第2款、《德国票据法》第19条、《日本票据法》第19条均做出了肯定性规定。但《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及《台湾票据法》并未见到相关规定，这样的变化确实引人深思，是否在该问题上，后两者做出了不同的表态。
票据质权作为权利质的一种，依据通说的权利标的理论，质权人并非获得票据权利，而是质权。票据质押背书不转让票据权利，背书人所为质押背书并不产生任何票据义务，被背书人亦不因背书人的背书而获得票据权利，被背书人所获得的仅是行使背书人票据权利之权限，背书人仍然是该票据最后权利人，质押背书在本质上不是票据行为。在委托收款背书情形下，受托人所享有的权利亦属非票据权利，委托背书亦非属票据行为。设质背书与委托背书一样，均为形式背书。因此，在效力上，应当有别于转让背书。对于委托收款背书是否具有切断票据对人抗辩之效力，《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公约》、《联合国国际汇票本票公约》、《日本票据法》、《德国票据法》、《法国票据法》等等均持明确的否定态度。然而，对质押背书，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规定。如此不同的规定，其合理性有待考究。
票据抗辩切断制度的设计主要是维护票据流通、信用等职能的充分发挥。票据质押担保制度之目的并不在于促进票据的流通，而在于债务的担保。若质押背书具有切断对人抗辩之效力，出质人的非票据行为，可切断票据债务人对出质人享有的票据抗辩权，这不利于票据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反不利于流通。此外，从票据抗辩切断制度理论依据来看，关于票据抗辩切断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三种观点，即所有权取得说、政策说、票据债权的无因性说。所有权取得说认为各持票人是基于原始取得而取得票据权利，故不承受前手瑕疵。政策说认为票据受让人原则上受让前手权利瑕疵，票据抗辩仅是因政策上的考量而加以限制。前两种观点都缺乏说服力。第三种观点即主张用票据债权的无因性来解释，即由于票据债权具有流通性特征，票据法一般承认票据上权利与原因债权各自独立发生，两者应该互不依赖。此说更具说服力，亦是目前之通说。可见，票据抗辩切断是基于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和独立性。押背书不是票据行为，故而不具有无因性和独立性。因此，在票据质押背书中，基于票据债权无因性理论的票据抗辩切断制度并不能适用。换言之，票据质押背书不具有切断票据对人抗辩之效力。
四、结语
认定票据质押背书效力时，必须明确票据质押背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票据行为，仅是形式背书，其不具有无因性与独立性，其依然建立在担保关系之上。但因票据的特性，应当认定其为票据质权的生效要件，这有利于协调物权法与票据法之规定。其不具有无因性与独立性，故而不具有票据对人抗辩切断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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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票据法》第18条从权利取得原因、权利性质、义务主体范围和可主张的利益范围等几个方面规定了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内容。票据法实施20年来，学界对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内容有诸多讨论，甚至有学者主张废止这一制度，笔者试着对这一权利提出一些浅薄看法。
关键词：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票据利益
一、关于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存废之争
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指持票人享有的票据权利因怠于行使、保全手续欠缺或者缺乏必要票据记载事项等原因丧失时，持票人仍可以向在票据流通过程中获得额外利益的受益人请求返还相当票据金额利益的权利。我国《票据法》18条明确规定了这一权利，自有其存在的法理基础。经济效益和经济效率是商法的重要价值，正是基于票据流通性强的特征才使票据得以广泛应用；商法在强调经济效益和经济效率的同时，也要保障经济安全，在票据法上就规定了较短的时效期间和严格的保全手续。在票据流通过程中，持票人若是疏于在短期时效内行使票据权利或者保全手续没有做到位，就丧失了票据权利（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这样就会出现极不公平的状态，持票人支付了票据利益的对价却丧失了票据利益，而在票据流通过程中却有人得到额外票据利益而勿须支付对价。票据制度的健康发展呼吁着对这种不公平的运行结果予以调整，根据公正和平衡的法律理念，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便应运而生。①
《票据法》自1995年制定以来，实施了20年，近来有学者对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质疑。②质疑者指出，时效制度的存在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和理由，比如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信赖利益保护、降低交易成本、减轻法院负担、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等。从债权人因时效制度的存在而丧失相应债权的角度看，任何时效制度的存在都会造成不公平的社会结果，而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结果在法律上是被允许和肯定的。持票人因票据法上的短期时效制度而丧失票据权利后，法律若是再赋予其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则是对票据时效制度的变相否定。
时效制度的规定天然地存在着实质层面的不公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权利人因时效制度而受到的惩罚也应当是有限度的。相比票据权利（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而言，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在义务主体范围方面仅限于票据流通过程中的额外受益人、在可主张的利益范围方面更窄、在行使权利程序上更繁琐等，本身就是对持票人过错一定限度内的惩罚。若是持票人在行使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时仍有疏忽，比如怠于行使权利，则当然永久地失去基于票据所享有的权利。若是废除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持票人在短期时效期间内没有及时行使权利便永久丧失相应的票据利益，是难以接受和落实的。
二、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认定
学界关于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性质的定性，主要有民事权利说、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说、票据权利说（具体定性可分为票据权利残留物说和新票据权利说）和特别请求权说四种③，笔者认为前三种定性都存在不尽合理之处，票据法上的特别请求权说比较符合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特征。
民事权利说的主要依据是我国票据法18条的规定，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当时立法理念不够成熟、对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认识不够而采取的模糊定性。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具有普通债权的特征，但其成因是持票人怠于行使权利或者欠缺保全手续的过错，与普通债权成因截然不同。有的学者还进一步认定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为损害赔偿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因债务人不适当履行债务或者侵权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明显不同于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成因。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定性有一定合理性，设定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正是为了恢复被请求人获得额外票据利益而持票人支付了相应对价却不能获得相应票据利益的不公正状态。但这一定性也没有认识到两权成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要求债务人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或者合同依据而受有利益，而票据法上的获益是基于法律明确规定的短期时效经过或者保全手续欠缺，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难以谓之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票据权利说认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基于票据关系产生的，而且也是票据法所规定的，所以应定性为票据权利。这一仅仅着眼于形式而忽略实质的结论是非常武断的。日本学者进一步提出利益返还请求权是票据权利变形物的观点，票据权利灭失后票据上残留下来的权利或者票据权利的变形物即是票据权利返还请求权。实际上，两者只是存在时间顺延上的关系，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票据权利灭失后基于平衡的法理而设定的法定权利。近来又有学者提出新票据权利说的观点，这一说法也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我国《票据法》第4条明确规定票据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这一封闭性条款的规定不允许随意扩充票据权利的范围。票据权利两权也早已在学界达成共识，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也不满足票据权利的诸多特征。
票据法上特殊请求权说认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基于平衡和公正的法理，为了保证票据的流通性不受影响、缓解票据的严格性而专门设定的特别请求权，它和票据权利存在时间上的顺延关系；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具有民法上普通债权的特征，但又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等民事权利存在明显区别。这一学说客观揭示了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基本特征，笔者赞同这一定性。
三、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原因要件
在第一部分，笔者已经提到持票人取得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原因主要存在票据权利时效期间经过、票据欠缺必要的记载事项、票据保全手续欠缺三种情况，我国票据法18条规定了前两种情况而把第三种情况排除在外，这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至于票据行权时效经过而赋予持票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情形，在学界形成通说。为了保证票据的流通性和安全性，督促持票人及时行使票据权利，对票据设定相对普通民事债权较短的时效期间。同时为了平衡持票人在短期时效期间内疏于及时行权而出现的有失公允的状况，持票人可依据法律规定行使利益返还请求权。这一情形下赋予持票人利益返还请求权在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票据法中也得到肯定。
票据记载事项分为必要记载事项和相对记载事项，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存在以票据权利曾经存在为前提，欠缺必要记载事项的票据没有法定效力，固欠缺必要记载事项的票据不享有利益返还请求权。有学者指出，这种情况下若是不赋予持票人利益返还请求权，持票人只能向其直接前手追责，进而发生连环追责的现象，严重影响商事交易的效率和秩序，对此笔者是不赞同的。否定欠缺必要记载事项的票据享有利益返还请求权可以强化行为人的审查义务，欠缺必要记载事项的票据在严格审查的状态下是不可能在市场上顺利流通的，符合票据文义性要求。④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此情形下的利益返还请求权也持否定态度，我国票据法在修订时应废止这一情形。至于欠缺相对记载事项的票据，在其丧失票据权利时，应当赋予其利益返还请求权，因为相对记载事项的欠缺并不影响票据权利的存在。
因保全手续欠缺丧失票据权利时，德、日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均赋予持票人利益返还请求权，很多学者建言我们应予以借鉴。从整体看，我国票据法的立场是持票人欠缺保全手续时，仅仅丧失的是对多个前手的追索权，并没有丧失对出票人的付款请求权，固没有赋予持票人利益返还请求权。所以若是单纯增加这一情形下的利益返还请求权，将会出现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付款请求权）明明尚未完全丧失却又有利益返还的权利，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只有同时修订持票人对所有前手（包括出票人）丧失追索权的情形下，因保全手续欠缺而失权的情形下享有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才是合乎逻辑的。
四、利益返还义务人范围
我国《票据法》第18条规定，持票人可以向出票人和承兑人主张利益返还，没有将保证人、背书人和付款人纳入返还义务人的范围。这一方面是因为出票人因票据基础关系受有利益，而承兑人会因和出票人之间的资金存放关系受有利益，而其他票据流通中的当事人已经为其受有的利益支付了对价；另一方面向出票人和承兑人主张利益返还请求权可以简化法律关系，而向保证人主张利益返还请求权后会发生连环追责的问题。
日本除了把出票人和承兑人纳入利益返还义务人范围内外，还把背书人确定为利益返还义务人。笔者认为，在特殊情景下背书人也应当确定为利益返还义务人，比如背书人实施了伪造票据、变造票据的行为成为实质上的既得利益者，票据上面记载的出票人却毫不知情，此种情形下确定背书人为利益返还义务人才是适格的。当然，此种情况下出票人必须承担背书人为实际利益获得者的证明责任。⑤我国在修订票据法时，可以对这一点予以考虑。
五、请求返还的利益范围
确定持票人请求返还的利益范围前需要明确，持票人请求返还义务人返还的利益形态仅限于资金形式，排除票据原因关系涉及的实物形式。这一方面是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决定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根据公正和平衡的法理法定设立的，和票据权利产生的原因法律关系无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实物形态涉及的当事人并不同于利益返还请求权行使过程中涉及的当事人，返还实物形态对持票人没有意义。当然，如果双方就返还实物形态的相当利益达成合意当然予以认可。
我国《票据法》第70条和第71条明确规定了追索权行使时可以主张的利益范围，持票人因自己的过错丧失了票据权利，法律对其进行横平补偿而设定的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范围肯定要小于追索权的利益范围。第18条规定返还的是受益人额外获得的利益，而不是持票人在追权过程中实际遭受的损失，正是切合了这一法律原理。
有学者指出第18条规定的返还范围为“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若是票面金额在流通时并没有完全背书或者承兑，而仅仅是使用了票面金额的一部分，持票人主张利益返还时反而会额外收益，因此建议修订为“与实际收益相当的利益”。这一观点没有注意到我国票据法是不承认票据利益部分背书或者分别背书的，因此部分使用的票据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若是返还的利益范围修订为“与实际收益相当的利益”，则会与分别背书和部分背书的部分相矛盾。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确定返还利益的范围不是依据票面金额，而是通过票据外关系来综合认定的，将返还的额度限定于返还义务人获得的利益内，不与票面金额直接发生联系。这种方式可以避免纯粹依据票面金额确定利益返还请求权所带来的矛盾，诸如出票人或承兑人对其他票据行为人的抗辩权不能对抗持票人，但也存在着计算数额繁琐的困扰。在这一理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应持谨慎的态度。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 蒋国艳，论票据的利益偿还请求权[J].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4期，第64页。
② 徐晓，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的废除[J].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第121-122页。
③ 徐全颖，吴晓明，略论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载《沈阳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48页。
④ 于永芹，完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思考[J].载《法学》2011年第9期，第33-34页。
⑤ 王荣，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分析，载《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109页。
参考文献：
[1] 李光宇，王艳梅，论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性质与行使要件[J].载《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2] 林建益，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基础关系举证责任辨析[J].载《人民司法》2013年第18期。
[3] 刘铁军，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论纲[J].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2期。
[4] 霍昶旭，票据法利益返还请求权研究――以日本法为视角[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论文关键词：提单 票据 无因性
论文摘要：提单和票据都是现代单证交易制度下重要的信用让渡工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票据已经形成了相对比较独立和成熟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而提单争议较多，由于提单和票据在法律性质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笔者先论述提单与票据的相同与不同，然后将票据的无因性引入提单，从票据法律制度中获得有益的借鉴。
一、概述
有价证券是一种表示具有财产价值的民事权利的证券；其证券权利的发生、转移和行使均以持有证券为必要者，称为完全的有价证券，如汇票等狭义上的票据；其证券权利的转移或行使以持有证券为必要者，称为不完全有价证券，例如提单、仓单等；其证券所表示的标的物为金钱的，称金钱证券，其证券所表示的标的物为物品的，称为物品(商品)证券，如仓单、提单。
比较提单和票据的法律性质异同，对认识差异和相互借鉴完善都是有好处的。
二、票据提单之比较
为了更好的将票据制度移植到提单制度中，我们首先要清楚他们之间的异同点：
(一) 提单和票据的相同点
1.提单和票据都是有价证券
提单是将运送物之交付请求权证券化的单据， 提单可以自由转移， 提单的转移代表提单项下货物的"拟制交货"， 提单上权利的行使或转移必须以提单的占有或转移为前提; 票据的将支付的一定金额金钱的请求权证券化的凭证， 票据权利的发生、行使或转移都以票据持有为必要。因此， 提单和票据都为有价证券。
2.提单和票据都是文义证券
提单文义性是指提单记载的文义决定了签发提单的承运人与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提单的文义性真对的是承运人与提单持有人之间的关系。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 根据《票据法》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 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 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 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 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 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可以看出， 票据权利义务内容也是全部按照记载规定。因此， 提单和票据都是文义性证券。
3.提单和票据都是提示证券和缴回证券
提单和票据的持有人以持有证券证明自己为权利人的身份， 收货人和持票人在行使权利时必须出示提单和票据， 所以提单和票据为提示证券。提单和票据义务人在履行交货、付款义务必须收回提单和票据或者在证券上作出作废注销权利的批注， 故提单和票据是缴回证券。
(二) 提单和票据的不同点
1.提单是不完全有价证券， 票据是完全有价证券
提单是一种有价证券， 它以请求交付其上所载货物为权利内容， 属于有价证券中的物品证券， 不占有该证券就没有对该证券的权利可言。提单还是一种不完全有价证券。提单的"不完全性"表现在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如对于非法取得提单持有人来说， 其不能依占有提单而取得其项下货物的所有权; 而对真正的持有人来说， 虽然没有占有提单， 但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主张权利。票据的法律特征决定了其必须是完全有价证券。票据权利产生于票据签发这一法律事实， 并且票据权利完全依附于票据， 二者不可分割， 即有票据有权利， 无票据无权利。 转贴于
2.提单不是无因证券， 票据是无因证券
提单不是一种无因证券。因为提单不具有独立性， 当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无效或已被撤销、解除， 提单权利义务关系将不复存在; 另外， 提单作为一种物权凭证， 代表着它在上面记载的货物所有权， 提单的转让要受有关民法中所有权制度的限制， 受让人若没有取得所有权的合法依据， 即使得到提单也无法主张权利。票据是无因证券， 主要依据票据一经签发， 其所产生的票据关系就独立于其赖以产生的票据基础关系， 并从后者相分离， 从而不再受后者存废或效力有无的影响; 在票据流通过程中， 第三人在接受票据时， 无需去过问和注意票据基础关系。
3.提单是不完全流通证券， 票据是流通证券
流通证券是指依背书或交付而转让的证券。提单是不完全流通证券， 票据是完全流动证券。提单虽然有流通性， 但是性质上与票据有很大差异。与提单相比， 票据的流通具有后手优于前手的特征。它的法律效果是: 一经转让， 背书人所享有的票据权利就转让给了被背书人;作为受让人的被背书人， 只要取得票据的行为是善意的， 其所享有的票据权利并不受实际上可能存在的背书人权利瑕疵的影响。
三、建议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建议将票据的无因性引入提单制度之中。 票据行为无因性，也称票据行为的抽象性和无色性，是指票据行为有无效力，取决于其形式要件是否具备，而不取决于票据原因。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票据是否有效，只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持票人是否享有票据权利，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和持票人本人接受票据时的行为和主观心态如何。另一方面是指票据行为与作为其发生前提的实质性原因相分离，从而使票据行为的效力不再受原因关系的有无及其存废的影响。这一点在法律关系上的体现，就是使票据基础关系与票据法律关系相分离。票据的基础关系是否存在，是否有效，与已经生效的票据和已经形成的票据法律关系无关（直接当事人除外），票据基础关系不影响票据的效力。以上两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正是因为票据行为的有效与否只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因此票据行为的效力不受票据原因关系影响。
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一个票据行为只要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其效力就独立存在；（2）持票人不负证明给付原因的责任；（3）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原因关系对抗善意第三人。
提单也有着与票据相似的无因性，这种无因性通过提单的文义性得到了保证，承认提单的文义性就必须承认提单的无因性，二者是统一的。提单基于运输合同而签发，运输合同关系构成了提单债权的原因关系。提单一旦做成并转让给第三人时，提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与运输合同相分离，在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新的独立的提单关系。善意的提单持有人受让提单后，仅凭提单便可要求承运人交付提单项下的货物，如果承运人交货与提单文字记载不符，提单持有人有权要求承运人予以赔偿，此时承运人不能以其与托运人之间的抗辩理由对抗提单持有人。由此可见，提单的最终证据效力使得提单受让人能够取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而对于托运人，尽管提单的证据效力可以被运输合同以及承运人所提供的相反的证据推翻，但是与票据一样，这都属于原因关系与证券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同一对当事人之间的情形，正如我们不能以此否认票据的无因性一样，我们也不能以此否认提单的无因性。
参考文献：
【1】刘昕．提单与票据之比较研究【J】．中国海商法年刊，2001(12)．
【2】陈芳．提单与票据法律性质之比较研究[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3】苏晓鸿、张明远．论提单的证券法律特征一与票据比较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1998(4)．
【关键词】证券；类别；分类；体系化；标准
【正文】
民商法学理论上，与证券有关的概念数量众多，分层别类，实为繁杂。尽管各种证券法、票据法著作无一例外的对该问题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讨，但各家学说不一，且对于各种证券相关概念的介绍更多的是流于形式，并未起到应有的提纲挈领作用。笔者试图综合各家学说，通过将不同的证券概念纳入不同层次的方式，进行逐级类型化，最终提出具有概念体系意义的证券类型化理论，作为证券权利客体制度与证券法律制度的理论接口，并厘清证券分类方式的适用规则和证券性质的描绘规则。
一、证券类别体系化的思路与目标
（一）证券类别体系化的思路
证券类别体系化的思路，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证券树型结构分层与同层证券分类。笔者将各种体系化指标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于按照层级化的方法对证券种类进行体系化，称为“证券分层”；另一类是用于对不同的层级证券内证券的区分，称为“证券分类”，两者结合，构成整个证券分类体系。证券分层是一种树型结构，逐级展开而没有交叉；证券分类则是在证券分层的不同层次，从不同的角度对该层次证券进行的分类，具有交叉性的特点。各种学说对于证券的体系化之所以显得混乱，其主要原因在于只注意到了各种证券分类的交叉性，而没有区分其层级性。以票据为例，有学者列出了票据的十种分类属性：设权证券、有价证券、金钱证券、债权证券、文义证券、要式证券、无因证券、流通证券、提示证券和缴回证券。[1]另有学者列举了九类属性：设权证券、要式证券、文义证券、无因证券、金钱证券、债权证券、提示证券、缴回证券和流通证券。[2]考虑到后者所称证券实际上是指有价证券，二者对于同样的列举内容竟然作了完全不同的顺序排列，凸现出证券分类体系的混乱性。另外这样的罗列方式如果不考虑证券性质的层级性，根本没有任何意义。部分教科书甚至没有区分证券种类与证券分层、证券分类，也可能造成一定的混淆。[3]因此本文首先希望通过构建分层体系，再对每一层级的证券适用不同的分类标准。
第二，分层标准选择与同类型合并。证券分层标准实际上也是一种分类标准，只不过是作为整个证券类型化体系的主干。证券分层体系在每一下级层级可以选择的路径很多，分层路径的选择具有目的性。证券分层体系不是为分层而构建，而是通过这种分层体系的构建将重要的证券类型，按照类型化的层次，将法律规定的对象逐级剥离出来，纳入最后展开层级，成为某些法律制度的调整对象，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民法以货币证券（票据）为分类核心，随着资本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现在的分类体系已经呈现出货币证券和资本证券两大分类核心。在同层证券的分类上允许树型展开结构之外的多种分类标准存在，但每种标准必须保持其一致性。按照每一分类标准进行的分类同时决定了该分类项的排列顺序。对于统一标准下的同类型进行合并，减少不必的分类项以避免混乱。
第三，二分法与多重划分相结合。同一层级上的分类可能存在典型的二分法与不典型的多重划分的多种选择。凡是对证券的二分法，均是以其中一类为分类核心，通过某一分类指标，将另一类证券排除开，凸现剩余部分的重要性，并作为下一层级分类的上位概念。多重划分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某一分类标准实质上存在一定的渐变性质，因此可能同一标准下区分出两个以上的类型。另一种情况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二分法交叉适用的结果，只是分类上的习惯，显现出同一层级上的多重划分。对于每一种证券分类的方式，首先应该判定其分类方法的实质，才能够把握其分类的效果。无论是二分法还是多重分类，只要坚持一条单一而不交叉的分类路径，就能够获得另一个重要的分类效果——分类结果的平面化，即将不同分类层次的被排除项与最后一个层次的分类项并列起来，不会产生交叉。
第四，以法律规定为导向，兼顾商业习惯。对于证券种类的确认和分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导向，避免分类的过于理论化而脱离了实际运用的目的。这种分类的指导方式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每一种分类在其适用的层次上，都能够与某种法律制度相对应，保证其实用性，这一点与物的分类原理是相通的。有学者根据证券表彰的权利是否具有财产性，将证券分为财产权证券、非财产权证券，后者典型如会员卡、出席证。[4]这种分类并没有对应的法律调整规范与之对应，因此本文也不纳入分析框架。分类过程中也应兼顾商业习惯，尤其对于有价证券、证券等用语的称呼，保持其用语方式的前提下，用广义与狭义的概念进行区分，例如区分广义证券和狭义证券，广义有价证券和狭义有价证券。更为重要的是，整个证券分类体系实质上是以广义有价证券为构建核心，而这个概念的内涵实质上是列举式的，即以实现商业交易作为纳入广义有价证券的标准。因此，即使在学理上部分证券具有广义有价证券的属性，由于商业交易习惯的限制，仍然不纳入广义有价证券体系中去，避免由于强制性的理论分类导致与实务的脱节，这一点在彩票、大额存单、代金券和请求交付一定范围内的不特定物的商品券[5]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些证券都具有一定的有价证券的特征，但如果纳入广义有价证券分类体系，将大大冲击分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二）证券类别体系化的目标
证券类别体系化的目标，包括基本目标和理想目标两个层次。基本目标是构建一个体系化的证券分类体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兼容通说对各种证券分类的判断。笔者试图协调各种《证券法》、《票据法》教科书、专著、论文对于证券分类的各种描述，在确定与合并不同称谓同一所致的分类前提下，以通说对于各种证券类别的分类描述作为研究的考察目标。第二，用不完全归纳方法构建证券层级。在确定证券分类的通说前提基础上，推定将要构建的证券分类体系能够确保兼容通说的分类，用不完全归纳的方法，反向推导证券应有的层级和每一层级上的分类。第三，基于证券层级和分类检验体系正确性。将通说认定的各种证券分类纳入建立其的证券分类体系进行检验，确保每一层级的确立和层级上分类方式与通说相同。同时对于尚未定性的疑难证券分类和部分可能存在争议的分类提出我们的建议，另外也将揭示一些证券较为被忽略的分类属性，以确定与该类证券分层和分类所对应的法律制度的适用性。
理想目标是通过该分类体系定义证券类别。如果本项研究能够到达上述基本目标，所带来的体系效应就是每种证券按照层级递进和同级分类并列交叉的方式，一定能够筛选出一定数量的分类属性用于描绘某一实际的证券种类。那么，对于证券的分类描述将体现出三个体系强制特点：第一，描绘顺序上应该按照上下层级递进关系进行，这样能够逐步缩小分类的范围，便于相应法律制度的适用。第二，在同一层级上，不同的分类标准通过交互分类的方式，能够将下一层级的分类对象较为清晰的区分出来，但同时也可能出现空项。空项的出现提示了新的证券种类诞生的可能。第三，通过这样的方式定义出的证券类别，应该是唯一确定的，否则应该引入新的分类标准，或者是分类体系上出现了问题。因此某种意义上讲，证券分类的理想目标同时也是检验证券分类体系构建的最严格标准。
二、证券层级的区分与展开
根据上述体系化思路和目标，经过笔者的分析，拟将整个证券体系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证书与广义证券的区分；第二层级只针对广义证券展开，分为特殊证券和广义有价证券两类；第三层级在特殊证券和广义有价证券体系中分别展开，其殊证券分为金券、资格证券、信用证券和其他证券四种，广义有价证券包括物品证券和狭义有价证券两类。第四层级在狭义有价证券中展开，分为资本证券和货币证券，其中货币证券主要是指票据，资本证券包括股票、债权以及各种证券衍生品种。具体分类方式及其说明如下：
第一层级之一：证书
史尚宽先生认为，与私法上之权利义务有关系的书据都可以被称为证券，按其在法律上之效力，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乃至三类，即分为证书与有价证券之二类或与起外加上资格证券一共三类。[6]证书与广义证券的区分，是划定证券范围的最基本路径。对此谢怀栻先生提出了两种区分方式：按照“作用说”，证书只有证明作用，与权利本身没有关系，而证券是行使权利的充分条件。按照“结合说”，证书只是从权利以外来证明权利的存在，不与权利相结合，所以行使权利与持有证书无关。而证券是权利与证券凭证的结合。[7]需要指出的是，部分台湾学者所说的“证权证券”，如所有权状，实质为证书。[8]而许多关于有价证券的文献中，均提到了保险单，实际上保险单只是一种合同书，属于证书而已。
第一层级之二：广义证券
我国学术界通说认为，广义的证券包括金券、资格证券和广义有价证券三类，这种分类的标准是证券凭证与权利的结合程度。如果是按照这样的分类方式，则证券的分类排列顺序应该是金券、广义有价证券和资格证券，只是因为证券分层体系的目的性，需要将资格证券剥离出来，突出广义有价证券的地位。具体来说，金券与证券权利密切结合，不可分离。广义有价证券与证券权利只能经过特殊程序分离，与金券一样，都是行使权利的充分必要条件；资格证券与证券权利实际上可以通过其他证据证明分离，因此是行使权利的充分非必要条件。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于证券的研究，一般是重宽泛的角度理解，几乎所有与权利有关的契据、凭证都可以被称为证券，只不过以广义有价证券为研究主体，其他证券只是陪衬。[9]例如曾世雄先生认为，证券，实质上乃表彰私权利之书据。准此以言，凡纸张记载一定之文字，足以表彰私权利之法律关系者，不问其名称为饭票、车票、电影票、提货单、仓单、房屋所有权状、土地所有权状、门票，均为证券。[10]因此有台湾地区学者提出，有价证券之外另有特殊证券，包括证明证券、免责证券、现金证券、信用证券。[11]所谓证明证券，实际上就是证书；所谓免责证券，实际上就是资格证券；现金证券大致相当于金券。这样的观点实质上是将多层分类平面化后，将有价证券突出出来，而没有显示出证券类别体系化应有的结构，但有两点可借鉴之处：第一，将信用证券独立出来，指称仅具有供应信用功能的证券，如银行发行的信用证、信用卡。第二，使用了特殊证券的概念，凸现出了广义有价证券。我们建议，借鉴这种分类方法，略加改造，在第二层级，将广义有价证券单独分离出来，特殊证券再进行分类，便于在广义有价证券领域进行更加技术性的展开。
第二层级之一：特殊证券
特殊证券包括传统民法所称的金券、资格证券以及信用证券，这三种列举式的类别自成一体。另外，对于商事交易上未纳入广义有价证券分类的其他证券，作为开放的体系存在。
第三层级之一：金券
传统民法认为的金券又称金额券，是标明一定金额并为特殊目的而使用的、证券形式与证券权利密不可分的证券，其典型形式是邮票和印花。一般认为，金券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证券形式与证券权利密不可分；第二，金券是为特殊目的而使用的证券形式，如邮票用于信件邮寄，印花则只为缴纳印花税而使用；第三，金券由国家或国家授权机构制作，在形式上具有标准化和一律化的特点，任何其他机构或个人无权随意制作或随意变更其记载的内容。事实上，后两者都是对邮票和印花的总结，只有权证密不可分才是金券的本质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货币不是金券。有部分学者认为，货币，特别是纸币属于金券。[12]笔者倾向于赞同谢怀栻先生认为的纸币本身就是财产，而并非代表财产，[13]同时也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14]至于金券和货币本身的某些类似性，只不过是适用规则的类似性而已。
第三层级之二：资格证券
资格证券[15]是表明证券持有人具有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的证券，凡是持有并出示证券者，被推定为享有并有资格行使权利的人；拒绝向持券人履行义务的，须提供确切证据。若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且证券持有人能以其他方式证明其权利人资格，则无须持有证券即可行使权利。学者列举的资格证券典型包括银行存折、车船票、存车票、行李票等，笔者认为可以进一步分为积极资格证券和消极资格证券。积极资格证券即服务证券，即证券义务人对证券权利人有提供一定服务义务之证券。[16]如车船票、门票和购物票证（如粮票、布票等）。其中，购物票证有时被称为无价证券，如山西省交城县1962年购物分值卡片背面便印有“本证系无价证券，不记名，不挂失，允许互相转让，妖严禁倒贩买卖”等字样。[17]消极资格证券即保管证券，如银行存折、存车票、行李票等。
第三层级之三：信用证券
所谓信用证券，是指仅具有信用功能之证券，而不具备有价证券流通之本质，如银行信用证和信用卡。[18]
第三层级之四：其他证券
本类别用于安排一些难以纳入传统类别的证券，例如彩票、无记名大额存款单等。不少学者认为，彩票属于一种有价证券，[19]其理由是彩票上的权利与彩票密不可分，因而彩票不属于资格证券或者免责证券，进而认为彩票不属金券，因此就是有价证券。[20]这种论证的逻辑较为混乱，按照该作者的思路，既然权利和凭证密不可分，应该被认定为金券而非有价证券。现行的《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中国福利彩票管理办法》和《中国体育彩票管理办法》都将彩票定性为“有价凭证”，实际上难以纳入以资本证券和货币证券为分类核心的广义有价证券系统。鉴于我国首部《彩票管理条例》已经提上国务院议事日程，并有望于明年出台，[21]建议坚持这种表述，避免不必要的纠纷。无记名大额存款单具有类似性质。
第二层级之二：广义有价证券
广义的有价证券是记载和反映财产权利的证券的总称。如《瑞士债务法》第965条规定“有价证券是一切与权利结合在一起的文书，离开文书即不能主张该项权利，也不能将之移转于他人”《蒙古民法典》第78条第1款规定：“有价证券是证明偿还一定数额之金钱的请求权、已在股份公司投资并因此享有的收益权，以及对财产及法律规定的其他财产权的接受和处分权的文件。” [22]广义有价证券包括狭义有价证券和物品证券两类。狭义有价证券又称金钱证券，物品证券又称为非金钱证券，作此区分，应该是针对物品证券而作，主要是解决传统民法的给付不能问题。[23]
第三层级之一：物品证券
物品证券，也称为“商品证券”、“货物证券”，是指针对特定商品拥有提取请求权的证券，它表明证券持有人可凭证券提取该证券上所列明的货物，其典型类型包括提单、仓单。
第三层级之二：狭义有价证券
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期，有价证券成为了信用手段，因此狭义有价证券，包括货币证券和资本证券，实际上就是商事信用工具，这才是法律关注的重点对象，又根据其功能[24]分为货币证券和资本证券。事实上，为了强调二者的区分，理论上还创造了完全与不完全证券、绝对与相对证券、短期与长期证券等多个维度的分类方式，对此后文有详细分析。第四层级的分类实际上就是证券分类的核心。
另外，还存在更为狭义的资本证券概念，仅指代表对一定资本所有权和一定利益分配请求权，而不包括债券。考虑到“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可能是债券，也可能是狭义资本证券，因此本文不再对资本证券作如此区分。
第四层级之一：资本证券[25]
资本证券就是常说的狭义证券，是指资金需求者通过直接融资方式向资金供应者直接获得资金后，向资金提供者签发的证券。资本证券作为独立证券类别，关键在于其直接融资功能，是不完全、相对证券，是一种长期信用工具。根据《证券法》第2条，我国法上的不完全证券包括以下六大类：
第一类，股票。根据《公司法》第126条第2款的规定，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
第二类，公司债券。公司债券是指公司依照发行程序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第三类，政府债券。政府债券是指中央或者地方政府为了筹措财政资金，凭借其信誉按照一定的程序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到期偿还本息的格式化债权债务凭证。
第四类，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基金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基金单位，集中投资者的资金，由基金托管人托管，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从事证券和产业投资。投资基金分为产业基金和投资基金，我国尚未颁布产业投资基金法。基金还可分为契约型（信托型）基金和公司型基金，我国目前尚未准许设立公司型基金，契约型基金适用《证券投资基金法》和《信托法》的规定。《证券投资基金法》同时规定了开放型和封闭型基金两种类型。
第五类，证券衍生品种，包括权证、存托凭证（DR）和期货交易合同等。权证是指标的证券发行人或其以外的第三人发行的，约定持有人在规定期间内或者特定到期日，有权按约定价格向发行人购买或者出售标的证券，或者以现金结算方式收取结算差价的有价证券。权证赋予权证持有人的是一种选择的权利而不是义务，权证持有人可以根据市场请自主选择行权还是放弃行权，且无须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违约责任。权证按照其权利类型分为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认购权证，又称认股权证，即看涨权证，是持证人在一定期限内，以确定价格购买一定数量普通股份的权利凭证。认沽权证就是看跌期权，认沽权证的意义是，权证发行人承诺在行权期内，认沽权证持有者可以按事先约定的价格把某个股票卖给权证发行人，权证发行人必须以事先约定的价格买入股票。存托凭证（DR）
存托凭证通常是指由一国之存托银行收集并保管本国投资者于境外投资所获得有价证券后，向该等投资者发行的代表投资者对原始有价证券享有证券所有权的流通证券。
期货交易是相当于现货交易而言的，期货交易是指买卖双方成交后，按契约中规定的价格延期交割。在期货交易中买卖双方签订合同，并就买卖证券的数量、成交的价格及交割期达成协议，买卖双方在规定的交割时期履行交割。该合同本身可以作为交易的对象，是一种证券衍生品种。
第六类，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国务院通常通过如下三种方式认定其他证券：第一，国务院直接制定和行政法规认定其他证券；第二，国务院授权机构，如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和行政法规认定其他证券。第三，国务院授权机构个案认定其他证券。
第四层级之二：货币证券
货币证券是替代货币进行支付和结算的有价证券，实际上就是“票据”，是指代表定额货币支付请求权的有价证券。[26]尽管不同学说对于票据的概念有不同的认识，本文所说的票据是指我国《票据法》规定的汇票、本票和支票三种。票据是一种完全、绝对证券，是短期信用工具。
三、不同层级上证券的分类方式及其对应的法律制度
在不同层级之上，理论和实务上对于证券还有其他分类方式，这些分类方式是依托于证券层级展开的。不同层级上的分类方式主要有以下种类：
（一）广义证券的分类方式
广义证券层级上的分类方式，主要包括技术性分类和从广义证券中分离出票据的分类方法两大类：
第一大类：技术性分类。对广义证券的技术性分类主要包括以下两种：第一，要式证券、非要式证券。按证券的做成方式是否必须依照法定形式作成才能产生效力为标准，证券可分为要式证券和非要式证券。要式证券通过对证券格式的要求达到一定的格式控制，确保其安全性和流通性。第二，流通证券、非流通证券。按照证券能否在社会上以公共性规则，进行公开的流通为标准，证券可分为流通证券和非流通证券。能在社会上依公共性规则进行公开流通的证券，为流通证券，如上市的股票、债券等；不能依公共性规则在社会上公开流通的证券，为非流通证券。有学者认为，流通证券是英美法概念，是指得以背书或者交付而转让的证券，其范围较有价证券为窄。[27]这就证明流通证券与非流通证券的分类是广义有价证券之上层次的技术性分类方式，在特殊证券中也同样适用。
第二大类：从广义证券中分离出票据，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第一，“狭义的有价证券”与“广义的有价证券”。谢怀栻先生将“狭义的有价证券”等同于“完全的有价证券”，将“广义的有价证券”等同于“不完全的有价证券”。[28]前者实际上是最狭义的有价证券，特指货币证券即票据，后者实际上就是指资本证券和物品证券以及资格证券，但不包括金券。这种分类方式实际上也是试图将票据从其他证券中分离出来。
第二，设权证券与证权证券。依证券形式与证券权利设定之间的关系，可将证券分为设权证券和证权证券。设权证券是指证券所代表的权利本来不存在，而是随着证券的制作而产生，即权利的发生是以证券的制作和存在为条件的。设权证券实质上是指票据。票据签发前，当事人之间虽可有债权债务，但出票人签发票据，为持票人设定了一个请求票据上载明的债务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权利，此种权利，与签发票据前的债权债务彻底独立，是“新生之权”。证权证券，是指旨在证明证券权利的证券。证权证券仅具有证券权利的证明作用，即使证券遗失或毁损，若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权利人享有证券权利，权利人依然可以行使证券权利。典型的证权证券包括提单、仓单、记名股票等。
第三，无因证券与有因证券。所谓无因证券，又称为“不要因证券”，是指证券效力与作成证券的原因完全分离，证券权利的存在和行使，不以作成证券的原因为要件的一类证券。“有因证券”，又称为“要因证券”，是指以作成原因的有效性为证券有效的必要条件的证券。为了保持证券的无因性、法律上限制了证券上的抗辩种类，限制当事人在授受证券时进行审查的权利和义务。一般认为，无因证券就是指票据，[29]而其他证券，包括股票、债权、提单、仓单等都是有因证券。
（二）广义有价证券的分类方式
在广义有价证券上的分类方式是最为复杂的，包括以下五种：
第一，记名证券、指示证券、无记名证券、选择无记名式证券与证券流通方式。这是对于有价证券最为基础性的分类方式。一般认为，记名证券是指证券券面上记载权利主体的姓名或名称的证券。无记名证券是指证券券面上不记载权利主体姓名或名称。无记名证券的持有人被推定为证券权利人，得依照法律或相关规则的规定行使证券权利。指示证券是指由权利人以指示性文句确定的权利主体，通常使用于票据法领域，其规则类似于记名证券。除了上述三种权利人确定方式之外，还有一种复合变体，即选择无记名式证券，证券上记载“权利人或持票人”为权利人，这种证券在使用上与无记名证券相同。[30]这种分类的效果区分主要体现记名证券与无记名证券之间，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流通性。首先，记名证券具有“认人不认券”的特点，流通性相对较弱；无记名证券有“认券不认人”特点，往往具有较高程度的流通性。第二，安全性。记名证券的行使依照证券持有人与证券权利登记人的一致性加以判断，提高了证券的安全性；无记名证券则依行为人持有证券券面的事实加以认定，不排除持券人并非合法持有人。第三，证券遗失后果。记名证券遗失或毁损的，可依照诉讼法规定的公示催告程序，申请注销原证券并补发新证，但无记名证券则不挂失，即使有充分证据证明证券遗失，也不补发新证。与记名证券、无记名证券对应的法律制度是证券的移转方式，记名证券通过背书方式转让，无记名证券通过交付方式转让，因此记名证券也被称为背书证券，无记名证券被称为交付证券。
第二，物权证券和债权证券、社员权证券。依证券上所载权利为标准，广义有价证券可分为债权证券、物权证券及社员权证券，这是一种依托民法学理论对财产权分类的分类方式。[31]所谓债权证券，即以债权作为客体的广义有价证券。物权证券是指以物权作为证券表彰内容的证券形式。“其内容虽系以证券所记载货物之交付为目的之债权；但其证券之交付，与物品之交付有同一之物权的效力。”[32]此时，从物的流通角度来讲，被记载于证券上的货物已由提单、仓单及载货证券所代替，具体物已表征化为有价证券。在我国法律中，提单、仓单是典型的物权证券。所谓的社员权证券，即是社员权的证券化，典型的就是股票，是股权的证券化。关于债权证券与免责证券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传统民法认为免责证券与资格证券是同义词。例如在谢怀栻先生的经典分类中，对于有价证券的举例仅限于票据和各种债券，且在其阐述的“资格证券”与“有价证券”中均提到“持有证券的人可以凭证券向义务人行使一定的权利，义务人（依照证券负有义务的人）向持有证券的人履行义务后即可免责”的共同点。[33]按照谢怀栻先生自己的阐述，债权的有价证券包括三类：（1）以请求金钱为债权内容的金钱证券，包括票据和各种债券；[34]（2）以请求交付物为债权内容的物品证券，如仓单、提单，以及请求交付一定范围内的不特定物的商品券。（3）其他给付为债权内容的有价证券，如车票、电影票等。[35]但后文又提出仓单和提单兼有物权的有价证券性质，[36]因此笔者建议按照合并同类型的分类思路，确认“免责证券”等同于“债权证券”，后者恰恰揭示了“免责”的含义，这样有助于消除由于分类标准不同造成的混淆，减少分类上的困惑。有学者认为作为娱乐场所门票的“磁卡”是有价证券，同时又是免责证券，[37]实际上就混淆了这两种分类的层级，因为免责证券必然是广义有价证券，但又可能不属于狭义有价证券。
第三，政府证券、金融证券和公司证券。一般认为，按证券发行主体的不同，证券可分为公司证券、金融证券和政府证券，事实上还存在个人证券，如个人支票，但一般关注较少。公司证券是指公司、企业等经济法人为筹集投资资金或与筹集投资资金直接相关的行为而发行的证券，主要包括股票、公司债券、优先认股权证和认股证书等。金融证券是指银行、保险公司、信用社、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为筹集经营资金而发行的证券。主要包括金融机构股票、金融债券、定期存款单、可转让大额存款单和其它储蓄证券等。政府证券是指政府财政部门或其他机构为筹集资金，以政府名义发行的证券，主要包括国库券和公债券两大类。这种分类的法律意义在于发行条件不同。公司证券发行条件最为严格，政府证券最为宽松。[38]
第四，上市证券与非上市证券。按证券是否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证券可分为上市证券和非上市证券。上市证券，又称挂牌证券，是指经证券主管机关批准，并向证券交易所注册登记，获得在交易所内公开买卖资格的证券。非上市证券，也称非挂牌证券、场外证券，是指未申请上市或不符合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条件的证券。上市证券流通必须遵守证券法及证券交易所置顶的严格交易规则，非上市证券的交易规则相对简单扼要。[39]
第五，资本证券与非资本证券的区分。资本证券与非资本证券的区分，是一种对于广义有价证券区分物品证券、货币证券和资本证券三类基础上，将资本证券独立出来的技术性分类，包括如下几种区分方式，实质上也是对应的法律制度：
第一，集中发行（公共）有价证券和个别发行（商业）有价证券，前者相当于资本证券，后者相当于物品证券和货币证券。
第二，文义证券和非文义证券，这是按照证券上权利与所载文义之间关系的分类。一般认为，证券上权利的内容仅依证券记载确定，对于证券的善意取得人，证券义务人不得以证券上未记载事项相对抗，此种证券即为文义证券。文义证券实质上就是物品证券和货币证券，而资本证券就是非文义证券。
第三，提示证券与非提示证券。提示证券是指证券持有人向债务人请求履行证券上的义务时，必须向债务人提示其证券的有价证券。提示的意义在于让义务人人知晓权利人证券上的权利而便于履行，因此如果持有人未提示其证券而请求履行义务，债务人不因到期未履行而负迟延责任。提示，分提示承兑和提示付款，主要适用于物品证券和货币证券，而不适用于资本证券，因此也是区分资本证券与非资本证券的一种方式。
第四，缴回证券与非缴回证券。缴回证券又称“返回证券”，是指证券持有人只有交出证券才能受领给付的有价证券。实务和理论上很少有人作此区分，只是在对于物品证券和货币证券的描绘中，正面使用这一描述。而从理论上讲，资本证券行使权利无需缴回证券，因此，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资本证券与非资本证券的区分方式。
第五，以证券之给付人为标准，非资本证券可以分为自付证券与委托证券，资本证券不存在给付问题，不适用这种分类，这也是资本证券与非资本证券的一种区分。前者为证券发行人自己为给付者，如仓单、提单、本票等。后者乃委托他人为给付者，如汇票、支票等。正式由于存在委托证券，才又出现了承兑的问题。承兑是指票据付款人承诺在票据到期日支付汇票金额的票据行为。
（三）狭义有价证券的分类
狭义有价证券的分类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完全有价证券与不完全有价证券，也称绝对证券与相对证券的分类。按照证券上权利的独立性，学理上将狭义有价证券分为完全有价证券和不完全有价证券。[40]所谓非完全有价证券，又称为“相对证券”，是指民事权利的设定或者行使、转让无须与证券形式相结合的有价证券。在最典型的意义上，非完全有价证券之持有人的权利取得或产生，无须与证券形式相结合，但证券权利的行使和转让应以持有证券为必要。所谓完全有价证券，又称为“绝对证券”，是指凡是民事权利的设定、行使和转移都必须与证券行使相互结合，并以证券行使的存在作为前提的证券。因此，完全有价证券作为对私权的表彰形式，其证券形式与证券权利在权利设定、行使和移转三方面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证券也称为“绝对证券”。叶林教授认为，在理论上，同时符合上述三个属性的证券，事实上仅指票据。学者常表述不完全有价证券是证权证券，而不是设权证券，实践中常见形态就是资本证券。[41]而一般认为货币证券具有设权证券和完全证券性质，资本证券则是证权证券和非完全证券。这些表述似乎让人误解为完全有价证券既然是特指票据，者就应该是广义证券中分离出票据的方法，其实不然。“完全”与“不完全”的这种分类，实际上仅用于狭义有价证券的分类，而不适用于物品证券，也不适用于其他广义证券，只有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够与上文从广义证券中分离出票据的方法保持理论上的一致性。
第二，短期信用工具与长期信用工具的区分，这实际上是一种会计学上的分类。票据属于短期信用工具，在货币市场上，一定条件下可以转让和流通。以债券、股票等形式存在的资本证券，属于长期信用工具，在资本市场上，可以流通，具有交易价格。习惯上，人们通常所说的证券，是指资本市场上的债券、股票等长期信用工具，资本市场也因此称作证券市场。
（四）货币证券（票据）的分类方式
所有的有价证券制度，在票据上都发展到了极点，表现得最为典型，所以票据法就成为了现代证券法的核心。[42]因此许多有价证券的分类，实际上都是专门为了指称票据而作的。有学者认为，我国主流民法教材[43]认为的有价证券是设定并证明某种财产权利的文书的观点是错误的，混淆了有价证券、设权证券和完全有价证券混淆了，认为有价证券与设权证券是交叉关系。其理由在于引用德国法分类，认为与设权证券相对的是宣言证券，并举例遗嘱和记载不动产物权之移转或设定之书面文书。并认为设权证券记载的权利并不都是可移转的权利，甚至并不都是财产权利，因此认为设权证券不必是有价证券。[44]笔者认为，遗嘱和不动产物权变更文书，都属于证书而不是证券，不应该纳入证券考虑。而非财产权的设权证券，更是不知所指，非财产权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二者似乎不能以证券方式设定。因此，设权证券实际上就是专指票据。无怪乎该文作者也承认：事实上大部分有价证券都不是设权证券，如股票、公司债券、提单、仓单等。不过，若干有价证券（如票据）因同时兼具设权证券之性质，学理上称之为完全有价证券。[45]如前文所述，完全有价证券实质上就是指票据。有关票据的分类方法又分为票据内部体系的技术分类与票据种类自身的分类两大类：
第一大类：票据体系内部的技术性分类。许多被学者提到的分类方法，实际上是仅针对货币证券的技术性分类，用于区分出支票、汇票和本票等实际运用的票据种类。适用于各种票据的常见分类方式主要是几种：第一，支付证券与信用证券。[46]以票据的性能，即票据的授受是依据信用还是依据现实资金关系，以及票据的支付期限为标准，票据可分为信用证券和支付证券。以金融机构信用为基础的票据是支付证券，即支票；以发票人自身信用为基础的票据是支付证券，即汇票和本票。第二，通常有价证券和准有价证券，其分类标准是有价证券之形式是否完备。证券上记载之文字，足以形成证券法律关系者，是为通常有价证券；证券上记载之文字，尚须补充方可形成证券法律关系者，为准有价证券，例如空白授权票据。[47]第三，即起证券和远期证券。理论上讲，汇票和本票除见票即付外。还可以另外指定到期日，但我国《票据法》只规定了即起汇票与远期汇票，本票仅限于见票即付。
第二大类：各种票据种类自身的分类。还有一些证券的分类，则更纯粹的是汇票、本票和支票自身的不同种类，已经不能作为分类方式来使用，如根据常见的不同标准，汇票可以分为银行汇票与商业汇票、光票与跟单汇票、一般汇票与变式汇票等，本票可以分为银行本票和商业本票、国内本票和国际本票，支票可以分为普通支票、保付支票、划线支票和转帐支票。票据的种类受到法律的限制，例如目前我国只有银行本票，而没有商业本票，支票只有普通支票、现金支票和转帐支票等。
四、证券分类方式的适用规则与证券性质描绘规则
（一）不同层级分类方式的适用规则
笔者建立本证券分类的目的，是为了厘清不同层次上各种分类标准的关系，因此不同层级的分类方式本身也必须统一适用证券类别体系化带来的体系化效应。不同层级证券分类方式的适用规则主要包括以下几条：
第一，上级分类方式可用于本层级和下级分类。按照证券分类层级展开的证券类别体系，其主要效果之一就是区分不同分类方式的适用层级，层级越高的分类方式，自然可以适用于本层级和下级分类各个层级中的各种证券分类和证券类别。一些适用性可能在单独列举时候被学者忽略，但通过体系化的解读，我们能够将一些高层级的分类方式，引入到某些证券类别上，同时引入的就是这种分类方式所对应的法律制度。
第二，下级分类方式不能适用于上级分类方式中其他类别。与第一条规则相反的，就是下级分类不能适用于上级分类中的其他类别。以广义有价证券为例，适用于该层级的分类方式，如记名证券、无记名证券，物权证券、债权证券和社员权证券，政府证券、金融证券和公司证券等分类方式，都无一例外的可以适用于物品证券和狭义有价证券，进而适用到资本证券和货币证券，但这些分类却不能适用于任何一种特殊证券，更不可能适用于证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记名与无记名的法律技术可以适用于部分特殊证券，但这种法律技术与广义有价证券意义上的记名和无记名证券的含义是不同的，后者与相应的法律制度和交易制度相联系。作出这种层级区分恰恰是为了保证这些法律制度和交易制度运作的纯洁性。
第三，同一层级上不同分类方式的交叉适用规则。包括分层标准在内的同一层次上的不同分类方式，对于该层次以及该层次下的所有证券分类和类别都可以交叉适用。其基本规则是，在每一种分类方式中只能选择一种类别，分类标准之间不能混淆。
（二）证券性质描绘规则
上述不同层级分类方式的适用规则，同时也适用于证券性质的描述，能够解决证券性质描述中的层次、顺序和数量问题，并避免错误和混淆。笔者建议，按照分类层次从高到低、同一层次以分层方式为主的顺序排列对证券的描绘，未涉及则不列，如记名、无记名等技术性类别。以票据为例，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的性质描述：第一层级：要式证券、流通证券、设权证券、无因证券；第二层级：狭义有价证券、债权证券、个别发行证券、文义证券、提示证券、缴回证券；第三层级：金钱证券、完全有价证券（绝对证券）、短期信用工具。对于各种不同的票据种类，在票据性质的基础上，再增加描绘：支票是委托证券、支付证券，本票是自付证券、信用证券，汇票是委托证券、信用证券。这样才不至于遗漏，也不会发生混淆。
【注释】
[1] 参见梁宇贤：《票据法新论》（修订新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2页。
[2] 王志诚：《票据法》，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2-58页。
[3] 参见叶林：《证券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6页。
[4] 曾世雄、曾陈明汝、曾宛如：《票据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5] 参见谢怀栻：《票据法概论》（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6] 史尚宽：《有价证券之研究》，载郑玉波主编：《民法债编论文选辑》（下），我国台湾地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361页。
[7] 参见谢怀栻：《票据法概论》（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8] 曾世雄、曾陈明汝、曾宛如：《票据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9] 参见范中超：《证券之死——从权利证券化到权利电子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10] 曾世雄、曾陈明汝、曾宛如：《票据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11] 王志诚：《票据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6-20页。
[12] 张谷：《商法，这只寄居蟹——兼论商法的独立性及其特点》，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法治与法学何处去（下）》（第6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 谢怀栻：《票据法概论》（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14] 参见杨立新、王竹：《论货币的权利客体属性及其法律规制》（未刊稿）。
[15] 传统学说认为“资格证券”与“免责证券”系同一所指，本文研究后认为，“免责证券”范围更大，参见后文。
[16] 张谷：《应久庆诉上海杰西公司案的法律分析》，中国民商法律网。
[17] 997788.com/mini/shopstation/SHOP/detail.asp？table=供应票&id=76517。
[18] 王志诚：《票据法》，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9-20页。
[19] 韩世远、邢军：《彩票合同四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20] 韩世远：《彩票的法律分析》，《法学》2005年第2期。
[21] 参见《问题探讨：彩票立法值得期待》，《工人日报》2007年12月9日。
[22] 海棠、吴振平译：《蒙古国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23] 参见曾世雄、曾陈明汝、曾宛如：《票据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24] 董安生：《票据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25] 参见叶林：《证券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5页。
[26] 参见董安生：《票据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27] 谢怀栻：《票据法概论》（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28] 参见谢怀栻：《票据法概论》（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29] 参见王志诚：《票据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4页。
[30] 参见谢怀栻：《票据法概论》（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31] 参见谢怀栻：《论民事权利体系》，《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
[32] 史尚宽：《有价证券之研究》，载郑玉波主编：《民法债编论文选辑（下）》，我国台湾地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366页。
[33] 参见谢怀栻：《票据法概论》（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34] 相当于该书前文的“有价证券”，参见谢怀栻：《票据法概论》（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35] 相当于该书前文的“资格证券”，参见谢怀栻：《票据法概论》（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36] 参见谢怀栻：《票据法概论》（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37] 张谷：《应久庆诉上海杰西公司案的法律分析》，中国民商法律网。
[38] 参见叶林：《证券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39] 参见叶林：《证券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40] 参见董安生：《票据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41] 叶林：《证券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42] 谢怀栻：《票据法概论》（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43] 按照张谷先生的列举，包括佟柔主编《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3年，75页；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93页；魏振瀛主编《民法》，北大和高教出版社，2000年，127页。参见张谷：《商法，这只寄居蟹——兼论商法的独立性及其特点》，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法治与法学何处去（下）》（第6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注释94。
[44] 张谷：《商法，这只寄居蟹——兼论商法的独立性及其特点》，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法治与法学何处去（下）》（第6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5] 张谷：《商法，这只寄居蟹——兼论商法的独立性及其特点》，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法治与法学何处去（下）》（第6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论文摘要]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化,传统的结算手段已经不能满足企业间交易的要求,而交易的复杂性也使传统的债权制度很难对债权人的利益进行有效的保护。电子债权集安全性和快速性于一体,为债权人提供充分安全的结算手段。因此,电子债权的开发和发展也将成为信息社会的必然趋势。
一、电子债权的开发背景
1.企业间结算手段电子化的要求
(1)政策的要求
B2B指的是Business to Business,as in businesses doing business with other businesses,商家对商家的电子商务,即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互联网进行产品、服务及信息的交换。B2B作为一种快速的交易平台,它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垂直B2B模式。它主要是面向制造业或面向商业。另一种模式是水平B2B。它是将各个行业中相近的交易过程集中到一个场所,为企业的采购方和供应方提供了一个交易的机会和条件。
作为电子债权应用范围内的B2B可以是以上两种形式。因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结算是不能以现金的方式进行的。在传统的结算方式下,它可以票据的方式进行,此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主要体现为票据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由于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使得企业间的交易形式被无纸化,常常具有跨地域性,如果仍然以传统的结算方式进行,必然会占用大量的时间,浪费大量人力和财力。而在电子商务环境下进行结算相对传统的纸面化结算方式而言,速度更快,成本更低,但是它潜在的危险性更大,更不易被发现。所以,电子债权是为了B2B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电子结算手段而开发的。
(2)社会的要求
B2B的大致交易流程如下:
商业客户向销售商订货并发出“用户订单”,销售商根据“用户订单”的要求向供货商发出“订单查询”,供货商审核 “订单查询”,销售商向运输商发出有关货物运输情况的“运输查询”,在确认运输无问题后,销售商给供货商发出“发货通知”,并通知运输商运输,运输商接到“运输通知”后开始发货,接着商业客户向支付网关发出“付款通知”,支付网关向销售商发出交易成功的“转账通知”。
从以上可以看出,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生产商和供应商或者说采购方和供应商之间最为理想的电子结算手段是在同一银行的金融系统下,并按照同一模式解决。但在错综复杂的交易情形下,他们在同一银行进行交易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交易双方或多方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双方或多方的开户行之间进行结算就会经过很多的程序,造成时间的浪费和安全性的降低。因此,交易双方就要寻求在交易行不同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的银行共同模型,它就要求有一种相应法律制度来保护在这种结算模式下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所以,电子债权的产生和开发关系金融系统的利益,也关系到交易主体的利益,它是全社会的要求。
2.票据缺点的克服与优点的结合
(1)连锁拒付的控制
票据是指由出票人签发的、承诺自己或委托他人于到期日无条件按票面金额付款的有价证券。在我国票据只限于汇票、本票、支票。在以前,它是一种银钱运输工具,而如今却是一种信用结算工具。它最为主要的特征就是无因性和流通性。无因性促进流通性,保障了交易的安全。商事主体在暂时没有足够资金的情况下能通过票据转让做成交易,促进商品的流通,这是票据最大的优点所在。
票据作为一种具有信用证明的有价证券,具有提示和回收两个特点。提示是指持票人在票据提示付款期限内应该进行有效的付款提示;回收是指票据债务人在付款的同时,有权将票据收回,此时,因在票据上设定的票据权利已经实现,票据关系即告终结。然而,持票人虽然进行了有效的付款提示,但是付款请求却因为票据债务人没有资金或者其他信用方面的原因遭到拒绝,票据重新退回到持票人手中,这一过程我们称之为退票或票据的拒付。如果票据上的每一个债务人或几个债务人都出现了上述的问题,就会形成连锁拒付的情况。这不仅会严重损坏债务人的信用,而且债权人的请求权和追索权也很难实现。作为一种支付和结算方式,票据所固有的这些缺点通过自身是无法克服的。因为它上面所代表的金钱债权在没有实现之前只是一种观念上的货币,并没有转变为现实的货币,就永远存在不能被承兑的风险。电子债权它是由银行通过债务人的申请发行的,同时经过严格的登记管理程序,它的发行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信用。所以,电子债权具有消除这种风险的能力。
(2)伪造风险的补救
票据的伪造是指未经他人授权以他人的名义进行票据行为的行为。它可以分为伪造基本票据行为和伪造附属票据行为。前主要是指出票行为的伪造,即伪造票据的签发。后者主要是指出票行为以外的其他行为的伪造,如背书、承兑、保证等。无论什么种类的伪造,总的来说就是其上的签名是假的。
对票据伪造的法律后果而言,根据我国《票据法》第14条的规定,伪造票据者,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伪造签章的无效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那么对谁的利益影响最大呢?无疑是付款人和持票人。尤其是就付款人而言,只要它不能核实票据上的签名是假的而持票人又合法持有票据的情况下,它就必须付款。所以票据伪造的风险在传统的法律制度下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债务人的签名很难被证明是伪造的,即使证明了,以后也没有效的方法去杜绝。
在电子债权制度下,债务人的签名是以电子签名的方式进行,如我国的《电子签名法》第十三条规定,电子签名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时,视为可靠的签名:
①电子签名制作数据用于签名时,属于电子签名人专有;
②签署时电子签名制作数据仅有电子签名人控制;
③签名后对电子签名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
④签署后对数据电文内容和形式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
当事人可以选择使用符合其预定的可靠条件的电子签名;
此外,本法的第十六条还规定了电子签名的认证制度。
在以上的法规中,可靠的电子签名制度从内部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像票据上假冒的签名,而电子签名的认证从外部进一步保证了签名的可靠性。所以笔者认为电子债权相对于票据而言,它是最能保证付款人的利益的,是对票据伪造风险的最有效的补救。
二、电子债权的定义
1.电子债权的推进经过
在电子债权制度的设计和运作方面,走在世界前列非韩国莫属。它曾有过两轮金融开放。第一轮金融开放后,它放松了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控制,形成了大量短期债务,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温床。第二轮金融开放是在金融危机以后,韩国政府加强了对金融系统的监管,同时提高了对不良债权的审查力度,它的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金融危机后,虽然说IMF给韩国金融危机的建议是尽量减少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干预,但事实证明,只有政府干预才是让韩国走出金融危机的困境,而金融信息化也是必由之路。因此,在2000年9月,韩国政府决定将电子债权的开发作为金融信息化事的一个环节。2001年2月,指定金融结算院作为委托的对象,由它具体负责电子债权的审查与登记管理工作。2001年12月,电子债权交易条款(基本条款、销售企业和购买企业用的使用协议书)开始制定。2002年3月,电子债权制度开始运作。2006年4月,韩国政府颁布了《电子金融交易法》,明确了有关电子债权的基本规定。
2.电子债权的定义:
根据韩国《电子金融交易法》,电子债权是指符合以下各要件的电子文书中记载的债权人的金钱债权:
(1)债务指定债权人;
(2)电子债权中应当记载债务内容;
(3)必须由《电子签名法》第2条第(3)项中的经过电子认证机构认证的电子签名签署;
(4)必须经过金融机构,并且依据韩国《电子金融交易法》第29条第1款规定,于电子债权管理机构进行登记;
(5)债务人应将具备第(1)项至第(3)项的所有文书,依据《电子交易基本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向债权人送达;债权人依据同法第6条第2款进行送达;
三、电子债权的特征
1.法理构成上的特征
(1)电子债权是指名债权
债权者,乃特定人对相对特定人得请求为特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之权利也。债权,依债权与证券的紧密关系可分为指名债权和证券债权。
证券债权,指债权的成立、持续、让与、行使依赖有价证券的债权,即证券化的债权。证券债权通过债权和证券的有机结合,将债权和证券一体化,充分利用证券流通性的优势,有效地促进了债权的交易和流转。“指名债权,它是从权利的角度而言的,指与证券债权相对的、普通的、一般的债权人有特定债权意义之债权”,实际上它就是指名之债,是未证券化的普通债权。例如,在借款合同约定,由甲借款给乙;或者在买卖合同中约定,由乙交货给甲。债权人都是特定的,债权人只能是甲,这些债都不表现为证书形式,甲与乙之间的债即为指名之债。
电子债权是电子商务高速发展下的一种新型债权,但是它毕竟是在传统债权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仍然符合传统债权的特征。从电子债权的定义可以得知,如果要发行一个电子债权,其间的债权人是债务人指定的,也即是说电子债权中的债权人是特定的,债务人只向他发行的电子债权中的特定债权人履行债务,所以从传统债法理论上而言,电子债权是指名债权,具有指名债权最基础的特性。
(2)电子债权的有因性
债之发生,系指客观的新生债之关系。债的发生原因可以分为事件、行为以及其他法律规定。事件是人之行为外之法律事实。行为可分违法行为与适法行为。所以,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能否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完全取决于债产生的原因有效与否,电子债权也不例外。在发行电子债权之前,电子债权中的债权债务人之间必然有一个最为基础的合同关系,此合同关系就是电子债权了生的原因。如果合同关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该合同关系就自始无效,电子债权据已存在的原因就消失了,即使是该电子债权已经发行了,它也是一个无效的电子债权。
2.电子债权发行上的特征
(1)变更权的行使
电子债权是指名债权,同时又与原因债权具有关联性。电子债权是通过银行发行的,在债务人与银行之间有一个使用金融系统的电子债权系统的合同。当债务人发行一个电子债权时,它必须向发行银行提出申请,这实际上是一种发行电子债权的意思表示,也要满足传统民法上的意思表示三要素,即目的意思、法效意思、表示行为。同时,这又是一个民事法律行为,又必须主体合法、意思表示真实、标的合法。由于在没有发行电子债权以前的债权是原因债权,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可以用票据形式表现。而电子债权是明显的指名债权,是不能以票据形式表现的。所以,债务人在申请发行电子债权时的意思表示就是在行使债权变更权,将原因债权变更为指名债权。当然,债务人行使这种债权变更权以及所产生的电子债权能否有效,还要由发行银行和专门的电债权管理机构来进行审核与登记。
(2)承诺
根据前述的电子债权的定义中的第(5)项可知,债务人如果要发行电子债权,还必须将发行的事实通知债权人,债权人必须根据本法的相关规定接受才行。那么通知是由债务人了出呢?还是由发行电子债权的银行发出呢?笔者认为应由银行发出。因为银行同意为债务人发行电子债权时,它是基于对债务人的高度信赖。在发行电子债权的整个环节中,它承担的义务是最大的,通知义务便是它最重要的义务。反之,如果不将电子债权发行的事实通知债权人,而只进行登记,则债权人权利的行使有可能产生问题。比如说当发行的电子债权的内容与先前原因债权的内容不一致时,债权人的救济是很困难的。当通知到达债权人以后,债权人必须明确表示接受。这里的接受就是一种债权人对银行发行的电子债权的承诺,同意债务人发行的电子债权里记载的所有内容。所以,就承诺这个法律行为而言,它不是由债权人单方完成的。如果没有银行的通知,它就没有为单方做出承诺的权利。所以,承诺是由银行和债权人共同来完成的。
(3)登记
根据韩国《电子金融交易法》的相关规定可知,电子债权由于它的技术要求比较高,事关整个金融业的稳定,相对于传统的债权而言,更具有风险性,所以就必须有更为严格的管理制度与更为专业的管理机构。在韩国,它是以金融结算院来完成电子债权的登记与管理工作的。由于电子债权系统是由金融系统共同开发的电子结算系统。因此,如果企业间要想用电债权的方式来进行结算,就必须接受它的管理。电子债权的登记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环节,只有在电子债权管理机构进行了合法登记的债权才是最终发行成功的电子债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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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法教学法律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D922.28-4；G6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6）27-0225-03
随着“社会金融化”与“金融社会化”两股浪潮的交织演进，金融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开设了金融法课程，进而使得金融法日益成为一门“显学”。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金融法教学呈现出千人一面的同质化特征，教学内容泛化、零散且恪守传统金融法的知识疆域，未能及时回应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以至于存在脱离实践诉求的现实倾向。本文置于金融创新视域下，审思金融法教学的弊病与局限，探究改进金融法教学的现实出路，旨在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寻求经验共识。
一、当前金融法教学的特点与问题检视
金融法是一个典型的跨部门的法规范群，内容涵摄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信托法、支付结算法、货币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其知识谱系可以类型化金融交易法、金融监管法与金融调控法。由于金融公法与金融私法交织叠加在一起，学界关于金融法的性质长期以来存在論争，金融法到底属于经济法还是属于商法抑或是独立的学科未形成统一的认知。撇开金融法的学科性质不谈，如何在有限的教学课时（金融法课程一般安排36个课时）之内，有效地通过课堂讲解向学生传达有价值的知识信息，是金融法教学面临的一大挑战。事实上，很多法学院校除了开设金融法课程之外，还普遍开设了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信托法等课程，如何确定金融法与其二级部门法之间的教学分工，破费思量。按照一般法学院系的做法，金融法教学总是按照“金融法总论—银行法（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政策性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这样一条主线加以展开，内容的丰富性与课时的有限性决定了金融法之下二级部门法的教学不可能太深入，只能停留在对基本概念、基本制度、基本原理的阐述以及对主要法条的解释，且以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为主，案例分析、课堂讨论与诊所教育较为缺失。特别一提的是金融法总论，这种金融法基础理论系统化和体系化的高级形式在教学中被严重忽略，给人造成的印象是金融法总论的空洞化与碎片化。在这样的教学安排下，很多同学学习了一个学期的金融法之后，只是机械地记忆了一些规则，对金融法理念与精神实质的认识依然模糊不清。
上述金融法教学的特点反映出的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在：首先，教学内容过于泛化，缺乏重点，难以深入。金融法的二级部门法数量繁多，不一而足，如果面面俱到，只能停留在走马观花式的介绍层面，不可能过于深入。在金融法与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信托法等课程均有可设的情况下，这种追求大而全的教学模式毫无意义，纯属教学资源的浪费。如果以金融法总论为中心，将金融法的规范定位、历史发展、特色范畴、基本属性、功能价值、基本原则、主体类型、行为方式、权义结构、责任形态、体系构成加以拓展，同时辅以制度规则和案例，则有助于形成金融法与其二级部门法的合理知识分工，能够深入到金融法的基础理论内部，教学的重点亦更为突出。金融法总论具有统摄分论、指导实践、学科自省的功能，其体系化构建并非学者们的自娱自乐，而是夯实基础理论的需要，也是学科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引。金融法教学有必要改变“重具体制度、轻基础理论”的传统模式，更多地将教学资源往总论上倾斜。当然，这需要学界齐心协力，集中力量提炼和总结出一个科学、系统且“接地气”的总论作为统领，以此来破解学术研究中“群龙无首”的尴尬局面，引领金融法学科发展再上新台阶。其次，教学方式过于陈旧，缺乏吸引力，难以形成课堂互动。根据笔者掌握的情况，多数高校的金融法教学都是采用单一课堂讲授的方式，较少进行案例教学，更缺乏诊所式互动教学法。这种以规范主义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本质上是一种“法条主义”，注重的是应试而非能力培养。金融的发展日新月异，典型金融法案例不断涌现，对这些鲜活的教学素材视而不见而固守传统金融法教科书的僵硬范式，无异于闭门造车。最后，教学理念过于陈旧，缺乏突破与创新，不利于卓越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既有的金融法教学，过于注重知识的单向传输，忽视了学生的自主性与创造性，不利于激发学生的潜能。在自媒体时代，单向知识灌输的教学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亟待反思与超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教师的真正本领，不在于他是否会讲述知识，而在于是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让他们兴趣盎然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综上所述，金融法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均存在较大缺陷，如何进行改革，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课题。
二、金融创新对金融法教学的影响与挑战
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带来了金融深化和自由化，金融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技术、新工具、新业务、新组织，风起云涌的金融创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生活的世界。进入21世纪后，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创新异常活跃，金融衍生品大量出现，银行发起—分销模式十分盛行，资产证券化快速发展，影子银行和对冲基金异军突起，围绕住房金融制度的创新如火如荼，金融创新进入到了一个新时代。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力量，金融创新必然带来深刻的法律变革，而天生具有贴近生活和解释实践的内在品性、以满足市场诉求和回应社会关切为己任的金融法，必然会通过理念更新与制度调适积极回应金融创新的实践诉求。面对与时俱进的金融法，如果教学的内容设计不进行及时更新的话，势必与实践相脱节。事实上，风起云涌的金融创新浪潮已经对金融法教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法的知识结构，导致传统金融法教学所依据的知识载体不敷适用。目前，国内的金融法教材多达百余种，但编排体系大同小异，内容构造几乎雷同，且很多章节的内容被锁定在根深蒂固的观念误区之中，未能根据时代变迁与法治发展进行同步修订。以金融监管为例，多数金融法教材对金融监管的论述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认知层面上，热衷于相关概念的界定、金融监管特征的描述、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的类型化区分以及我国监管体制改革的同质化表达，对于2008年之后全球金融监管改革运动的最新动态视而不见，对于统合监管、原则监管、轴式监管、激励性监管、嵌入式监管等21世纪金融监管的最新发展趋势更是选择性遗忘。这场危机带给金融监管的启示在于，金融监管要有前瞻性，金融监管体系要有适应性，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进而启发我国要改革和优化金融监管体制，牢固树立风险思维和危机应对意识，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进一步强化行动的意愿。如果金融法教学对于最新的监管动态不予关注的话，无异于对学生不负责任。再以中央银行的职能这个知识点为例，现有金融教材几乎都是从“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的银行”四个层面加以论述，对于以英国为代表的中央银行法制变革浪潮缺乏关注，对于以G20为代表的全球金融治理视野下的中央银行重新定位缺乏敏感性，对于中央银行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新职能没有进行必要的论述。对于本科生而言，教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根据金融的最新发展对教材加以修订，及时回应金融创新的实践诉求，是教材编写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第二，金融创新使得金融法越来越多地受到金融学的影响，如何回应科际整合的挑战成为金融法教学的一大难题。如果说法学注重稳健的话，金融学则具有敏感的特质，它总是率先对金融创新作出反应，将金融创新成果纳入自身的思想谱系并渐进性地作为自身的知识传统。传统的金融法研究偏重于概念法学、注释法学和解释法学，传统的金融学研究偏重于金融资产定价和金融市场均衡分析，两者长期处于割裂状态，但在新的时空背景下，二者需要从割裂走向联姻，共同解决金融改革与发展中的结构性难题。金融法教学承载的一项重要使命，是将最新的实践动态展示给学生，提高他们的问题意识，激发他们的创造性，这就要求授课老师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扎实的跨学科知识积累以及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逻辑分析能力。
此外，金融创新不断催生出鲜活案例，如何将其纳入金融法的教学流程，同样是个亟待思考的现实问题。例如，在讲到信托设立问题时，安信信托与昆山纯高案作为我国收益权信托第一案是个绝佳案例素材；在讲到企业融资的法律风险时，海富投资对赌协议案是个绕不过去的经典案例；在讲到商业银行破产时，英国北岩银行破产案非常值得深入剖析。此外，互聯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引发的争议案例、民间金融异化与扭曲引发的系列案例、大数据交易与区块链引发的新型金融案例均值得嵌入课堂教学之中。将丰富的案例引入金融法课堂，需要教师在课前进行精心准备，寻求案例与相关知识点的契合之处，引导学生关注案例背后的法理与逻辑，将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高度，进而提高教学效果。
三、金融法教学回应金融创新的路径展望
在金融创新滚滚洪流的不断冲击之下，金融法制结构性变革的时点已经来临。所谓金融法制的结构性变革，不再是针对个别条文的修修补补，而是着眼于对全球经济竞争的适应性而进行的理念更新和制度重塑。面对金融创新复杂而深刻的影响，金融法的教学模式必须作出改变，将应试导向型的教学理念转变为能力培养型的教学理念，更多关注市场，更多运用案例，更频繁地进行课堂讨论，将金融法课堂打造成为砥砺思想、启迪新知的舞台。为此，金融法教学必须在以下方面进行深度变革。
首先，以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为主线，将金融法的知识结构进行重新优化配置。金融发展史就是一部金融危机史，金融创新往往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线，金融监管旨在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有时会诱发新的危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既存在互动关系，也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金融市场的发展一方面需要金融创新作为动力，另一方面又需要加强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安全，以利于金融业持续和健康稳定的发展。以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为主线，完全可以把金融法的知识框架进行有机整合。将这些问题穿插在教学过程中，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提高其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组建“金融创新案例库”，推广金融法的案例教学，强化金融法课堂教学面向实践的适应性。金融世界瞬息万变，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将鲜活的金融创新案例纳入课堂教学，可以极大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金融法教学在关注境外国家和地区金融案例的同时，应该更多地关注国内发生的最新案例，通过案例讨论提炼金融法制的义理和精神，阐释金融法制的理念与制度，分析金融法制的程序与运作。组建“金融创新案例库”需要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得益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数据库搜索的便捷化，操纵难度并不大。以炙手可热的互联网金融为例，股权众筹、第三方支付、网络平台借贷、互联网保险理财、网络货币等领域出现的新案例不胜枚举，且多是由金融创新所引发，难以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得到圆满解决。建议以学生为主体，由其进行案例搜集、分类，然后在课堂上分组讨论，教师进行点评总结，课后由学生以小论文的形式撰写案例分析报告。普遍性采取案例教学，意味着金融法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都要进行相应调整。金融法教学模式的这一转变，是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的有效途径，更能够有助于培育学生的求知和创新精神，促使其自主学习、独立思考，提高其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最后，金融法教学应当注意跨学科知识的运用，尤其是经济学（金融学），将法律经济学的思维贯穿于教学过程的始终。作为科际整合的产物，法律经济学的兴起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它不仅形成了开放的理论体系，而且为法学和经济学提供了若干创造性的思想源泉。时至今日，交易费用分析、比较制度分析、博弈分析、公共选择等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几乎可以应用到法学的每一块领域。金融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自然被裹挟到经济学“攻城略地”的历史征程中，法律金融学的发轫与勃兴无非是法律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投射而已。走过了制度变迁与知识进化的金融学，不再偏安于金融资产定价和金融市场均衡分析之一隅，而是将视野拓展至了融资结构、控制权配置、股利政策、并购接管等领域。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下，金融法首当其冲成为经济学成功征服法学的“殖民地”和推行其方法论的“伊甸园”。将法律经济学的思维引入金融法的教学，能够摆脱从概念到规范的传统金融法教学思路，锻炼学生的交叉学习思维，拓展其知识范围和学术视野。有理由相信，经过金融法知识结构的重新配置、案例教学模式的引入以及法律经济学思维的运用，金融法教学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课堂，实现蜕变，迎来新生。
参考文献：
[1]刘剑文：《财税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2]乔安妮·凯勒曼、雅各布·德汗、费姆克·德弗里斯：《21世纪金融监管》，张晓朴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序言第13—14页
[3]李安安、冯果：《公司治理的金融解释——以金融法和金融学的科际整合为视角》，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