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03 09: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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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要想成为一门学科,首要的条件是找对研究对象。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除了稳定重现这个基本要求之外,教育学对它的研究对象还有多项约束条件。首先,它不是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在学科逻辑上,其他学科无法发展出关于它的知识,而只有教育学能够发展出关于它的专门知识。其次,虽然它不需要代表教育实践的全部,但它能够带来对教育的某种整体理解而非局部理解。最后,研究它所获得的知识有助于提升从教者对教育的理解力和行动力。为了回答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我们需要首先确立理解教育实践的整体框架。当我们过于关注局部而深感困惑时,我们需要退回到整体。从观照实践的角度看,教育整体上是什么并不取决于我们看到了什么,而是取决于我们做到了什么。所以,教育学的整体框架只能是:目标-手段-结果。在“目标-手段-结果”框架中,目标与手段之间的联系绝不是形而上的模式、方法、策略所表达的静态函数关系,而是依赖设计技术建立起来的动态算法关系,是一种操作性的逻辑联系。这里的目标是统合考虑社会、学生和知识三要素的结果,既具有形而下的内容又符合形而上的价值追求,而不是所谓的一般目的或终极目的。手段与结果之间的联系是自然发生的,可以由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给予部分解释,但是这些只是底层的、泛泛的解释,在逻辑上与具体的教育目标无关,还不是教育学意义上的解释。在教育学的整体框架中,理解了“手段”的整体性,也就理解了教育的整体性。我们把“手段”看作一个系统,称其为教育系统。在现实意义上,它是教育者、受教育者等多个主体之间组织起来的、有计划、有明确功能的信息流动网络。(杨开城,2011a)教育目标是教育系统的属性,结果是教育系统的某种输出(即功能)与学习者耦合的后果。因此理解了教育系统的功能机制,也就理解了教育学意义上的教育整体(不是指教育实践的所有方面)。
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无法提供关于这个系统功能机制上的解释,也无法建立手段与结果之间的教育学意义上的联系。系统功能意义上的、系统机制上的解释只能由教育学负责。而这个系统机制是设计的结果,是在理论基础学科所揭示的各种规律的基础上“构造”的结果,是“做”出来的,不是纯粹“看”出来的。这个系统机制所要处理的基本矛盾就是教育实践的基本矛盾,即学生成长的自主建构与教育者的文化传递之间的矛盾。(杨开城,2010)教育实践的这个基本矛盾是现实中的具体矛盾,所以形而上的理论范畴无法描述它。这个矛盾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在人为干预下、通过构建的教育系统展开的。因此这个矛盾在性质上是合目的性的动态算法问题而不是合规律性的静态函数问题。它独属于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基础学科理论无法独立描述它。教育系统是基于实情数据而构建的,它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文化桥梁。教育系统的数据基础包含三个方面:社会背景下人的发展需求、人的当下状况以及文化知识体系。而知识是理解人与社会的工具。所以,知识体系是基础中的基础。与个体的成长相比,知识表现为客观的信息,这是教育系统具有可重现性的根基。教育系统是一种信息网络系统,不是一种行为系统,结点并不是参与者个体,而是个体对信息的处理。因此由个体所带来的不可重现性便去除了。教育活动中的从教者和学生的行为是无法重现的,但教育系统中的信息流动则是相对稳定的,都指向特定的目标。只要目标相同,相应的信息流动在知识语义方面则是相近的,其总体特征也是稳定的。所以,教育系统是可重现的对象。在教育系统中,任何局部的信息处理和交互都可以由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解释,但是整个教育系统何以能够具有达到具体教育目标的功能只能由教育学系统机制来解释。由此可知,位于教育学整体框架中的教育系统就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这里的教育系统不是指教育的社会组织系统,而是一种人为创建的多主体间信息网络,只不过它的功能指向人的成长。总之,教育学的宗旨是:我们设计什么就研究什么、我们创建什么就研究什么。这样的教育学不再是指Pedagogy,而是指Educology①,我们称之为新教育学。以教育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新教育学是关于教育系统的理论,关注的是“如何理性创建”和“创建之物如何”。
这种新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功能是:第一,指导从教者在多种约束条件下做出理性的行动规划;第二,指导从教者完整地理解行动的规划和行动本身。要完成这样的理论功能,新教育学就必须提供以下两方面的知识。
(1)用于设计、开发和维护教育系统的技术知识。这套技术必须解决需求的表征、目标的表征、各种约束条件的表征,设计对象的结构化、从需求到目标再到教育系统的操作技术,确保各级各类设计对象的目标-手段一致性,提升各级各类设计对象的性能、可适应性、可重用性等问题。在教育实践中,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设计和维护教育系统,确保其目标-手段的一致性、高适应性和可重用性以及降低实践成本,仅仅依赖从教者的个人经验是不够的,必须依赖构造教育系统的技术知识。新教育学将教育系统的构造技术称为教育技术。而研究创建这套技术体系的学科就是教育技术学②。目前已经获得初步发展的是教学设计技术和课程开发技术。教学设计技术是教学系统的设计技术,课程开发技术是课程系统的设计技术。课程系统和教学系统是教育系统的子系统。教育实践中的很多关键问题都不是“言说”所能解决的。教育学只有发展到技术化的水平,才真正具有了可操作性,才能与实践接轨,“既要如何,又要如何”的理论话语才可能退出市场,教育行动才可能摆脱精英主义、经验主义的状态。也只有拥有了如教育技术这样的专业技术,教育才可能发展成为专业领域。这也使得新教育学成为一种只能通过操作才能理解的知识体系,仅仅通过阅读是无法透彻理解的。
(2)作为教育自身规律的教育系统运行机制及其整体特征的反映性知识。这些知识必须解决教育系统的动态系统建模、系统运转机制分析、整体功能性能(一致性、适应性、可重用性等)指标分析和计算、系统缺陷归因等问题。教育系统就是一个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遵循一定规则的信息流动网络。教育系统的功能并不是学生的成长效果,而是指学生个体与教育系统的联结点处各种信息的输出,包括事实性信息、价值性信息、人际交往信息、管理规则信息等。而教育系统面向某个个体的信息输出则取决于其他信息源的信息输入以及实际发生的信息流动机制。教育系统的运转机制实际上就是信息的社会性建构和分配机制。我们将教育系统的运转机制区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事实性信息流动方面,另一个是价值性信息流动方面。关于教育系统事实性信息方面的知识体系被称为教育现象学,关于教育系统价值性信息方面的知识体系被称为教育价值学。它们分别负责揭示教育系统运转规律的事实性方面和价值性方面。这两方面知识结合在一起,对于教育系统真实运转过程中所产生的教育现象提供机制层次的解释,既包括教育功能是如何发生的,也包括系统缺陷是如何被人为地引入的,等等。教育现象学和教育价值学都属于教育科学。只不过教育价值学属于价值科学,是关于价值对象之间事实性关系的科学。这里的教育现象学并不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学。其实现象学教育学并不是现象学的,因为现象学教育学无法真正执行现象学还原和本质直观,还将个体性主观的现象学方法运用到主体间框架中。虽然在新教育学理解教育的整体框架中包含有“结果”要素,但新教育学更关注的是产生相应结果所需要的教育系统功能。也就是说,新教育学更多考虑的是功能而不是效果(特别是学生的成绩),因为功能可以是理论问题,而效果只能是实践问题。教育效果是学生参与教育系统耦合出来的,一方面取决于教育系统提供给个体什么样的微观环境(即教育系统的功能),另一方面取决于个体自身的准备和具体行动。对于学生来说,教育系统提供的是现实的可能性空间。学生在教育系统中的选择和创造并不是教育系统所能控制的。因此,新教育学倡导一种“不败即成”态度,避免失败,忌追求某种特别的成功。教育原本就没有所谓的成功学。由此,新教育学与旧教育学的发问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旧教育学这样发问:怎么行动、条件如何,学生才会更好?而新教育学这样发问:怎么行动、条件如何,教育系统的功能和性能才会更好?综上所述,教育学学科知识体系可以分为教育技术学、教育现象学和教育价值学三个分支.。教育学的这三个分支以各种教育XX学为理论基础,其实也就是以XX学为理论基础。教育技术学关注教育系统的构造,考察系统的目标合理性、系统要素的多元性、目标与手段的一致性、动力水平、系统维护的成本等方面。目前教育技术学已创生的独特概念包括:知识建模、FC知识图、知识推理路径、知识组件、开发取向、目标-手段一致性、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法,等等。教育现象学关注教育系统中事实性信息的流动规律。目前教育现象学已创生的独特概念包括:教学系统、激活量、IIS图,等等。教育价值学关注教育系统中的价值性信息的流动规律。教育价值学尚没有展开实质研究。
二、新教育学的基本研究范式
很明显,在“目标-手段-结果”的整体框架中,作为手段的教育系统必须先设计出来才能得到执行和修改,而一切教育改进都必须以设计为抓手,一切修改意见只有嵌入设计才能稳定地发挥效用,所以新教育学主张践行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以设计为中心的研究(Design-CenteredResearch,DCR)范式。DCR是针对DBR(Design-BasedResearch,基于设计的研究)而提出来的研究范式。DBR是一种“在真实情境中,以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协作为基础,将科学的方法与技术的方法有机结合,通过反复循环的分析、设计、开发和实施,开发技术产品,在改进教育实践的同时,修正和发展新的教育理论的一种研究方法论”。(焦建利,2008)这里的教育理论不是指泛泛的教育理论,而是指“对情境敏感的设计原则和理论”,(Wangetal.,2005)被称为教育的设计科学。DBR可以区分为实践取向的DBR和理论取向的DBR。实践取向的DBR实际上是教育领域中的软件工程过程,而理论取向的DBR由于误解了迭代、教育行动的不可重复性、不具备正确的认识论基础而无法发展出教育的设计科学。(杨开城,2013b)实际上DBR只是一种精细版的行动研究,无法承担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建设任务。它唯一的贡献是让人们开始关注教育的设计属性。(王文静等,2008)与DBR不同,DCR是一种关注教育干预的设计过程,旨在发展教育设计的技术知识,并探索教育系统的运转机制和整体特征的研究范式。DBR与DCR的差异很明显。DBR关注的是教育干预本身,着眼于教育干预的有效性,而DCR关注的是教育干预的设计技术,着眼于教育实践中的一致性;DBR的目的是发展情境性“知识”,而DCR的目的是发展脱离情境的技术知识;DBR与情境紧耦合,不具有可重复性,而DCR可以重复。在DCR指引下,当面对教育实践问题时,我们总是首先回到教育设计的技术过程。
而教育学理论的进化总与教育中的设计技术有关。这种与技术知识关联密切的新教育学理论研究自然采用开发取向。所谓开发取向,“是指通过研究开发和设计的原理以及各种可重用的技术来尝试解决实际的教育教学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体验理解教育教学规律,以形成对教育教学规律的独特认识的研究取向。”(杨开城,2004)开发取向主张将教育系统及其所包含的知识产品看作是一种技术人造物,即人们利用某种特定技术所创造的事物,(杨开城,2005)强调从设计过程入手,基于实际数据和层次模型去理解它们。对于教育技术学来说,DCR主张采用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法来改进设计技术。所谓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法,“就是通过分析某种技术所生成的产物的缺陷来分析和反思所运用技术的缺陷并使之得到改进的研究方法。”(杨开城,2005)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的基本流程见图2。图2技术人造物缺陷分由于技术体系是由技术效应件、技术系统和技术产品构成,因此技术的进化表现为技术效应件的进化、技术系统的进化和技术产品的进化。(杨开城,2008)除了基本技术效应件的发明之外,技术进化都源自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发现的功能不足,即缺陷。为了弥补缺陷,人们会将技术操作过程进行更加细致的分化,或寻找更加合理高效的效应件。对于教育技术来说,它的缺陷首先表现在它的生成物即教育系统上。虽然并非所有教育系统的缺陷都源自教育技术,但教育技术自身的缺陷必定表现在教育系统之中。所以,通过识别教育系统自身的缺陷,再沿着教育技术的操作链条反向追溯,我们会找到教育技术自身的缺陷环节,并根据现实的需要改进技术。教育技术学的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在教育领域中首开缺陷分析之先河。对于教育科学(教育现象学和教育价值学)来说,DCR主张采用基于信息流的分析方法来探究教育系统的运转机制和整体特征。教育科学需要对现实的教育系统进行系统建模,找到构成系统的最基本、最微观的构成成分以及这些成分组成整个系统的层次模型。由于教育系统在性质上属于信息系统而非物质系统,因此最微观最基本的构成单元是信息流,因此教育系统的建模及其分析必然是一种基于信息流的建模和分析。这就需要对直观的教育系统进行信息流切分,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运转机制模型、探求整体特征并对这些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教育系统的信息流分析基本过程见图3。
三、新教育学的理论旨趣
新教育学并不关注教育实践的所有方面,而只关注教育系统,为教育系统的设计、开发、评估和维护提供理论知识。教育实践的其他方面由其他学科来支撑。
(1)新教育学不宣布一般的教育目的是什么,而是为制定清晰合理的教育目的和目标提供理论支撑。“把什么作为教育目的来看待”是实践问题,“应该把什么作为教育目的”是理论上的形而上学问题。在新教育学眼中,合理的教育目的和目标是综合权衡社会需求、学生发展需要和人类文化遗产三方面信息以及各种行动约束条件的结果。对于教育目的,新教育学关注的是它的可达性而不是应达性,是它的清晰无歧义的表征而不是形而上泛泛的空话。
(2)新教育学不关注泛泛的方法模式,而关注如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设计教育系统以达到具体的目标。新教育学不认为“有目的的行动就是理智的行动……而理智行动就是意味着有目的和符合目的的行动”。(杜威,2009,pp.98-99)教育目的无论多美妙、多高尚、多和谐,它与教育手段之间都不会自动建立联系,不会是自然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具体实践的结果。新教育学将这个问题看作是一个形而下的“技术活儿”,是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事务,是一种教学方法模式无法解决的问题。新教育学要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供理论知识。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教育学不可能是形而上学。
(3)新教育学不关注有效性,而关注教育实践中的一致性。在教育研究中,有效性通常指的是某种教育干预在某种(研究)情境下令当事人(甚至蜕变成当权者)满意的程度,主观性、情境性很强。教育中的有效性研究存在归因困难(无法从效果出发检验方法模式的有效性)、适用范围狭窄(只适用于教学领域)、难以适用于反思性分析(没有客观判据确定教学失误到底发生在哪个环节,因而拒绝理性)等困境。我们将有效性研究称为“有效性陷阱”。一致性研究则不同。一致性是从微观数据分析出来的。当我们发现不一致或者某种一致性水平低于可接受的标准时,我们可以从分析机制和微观数据中找到这种不一致的来源,归因不存在困难。一致性这个概念贯穿整个教育领域。从社会需求感知,到教育目的目标的确定,到课程产品及其体系的构建,到将课程意图转化为教学方案,到教学方案转化为教学行动,直到各种考试测验,都存在着各种一致性问题。确保各种一致性是教育实践的基本要求。相应的,基于一致性的反思性分析的逻辑是这样的:若目标是合理且完整的(价值取舍合理、期望合理),教育系统设计与目标是一致的且可行的(包含着设计者对各种规律的理解和遵循),且行动与系统设计是一致的(临场处置没有偏离预设),那么行动就是可以接受的(具体何种效果,则取决于非可控要素)。如果某次行动是不被接受的,那么可以怀疑某处的一致性被严重破坏。沿着上述逻辑链路进行回溯,结合同行对话、经验借鉴,进行反思性分析,从而改进理念、技巧、技术、经验、视野等等,进而提高从教者的综合职业素养。
(4)新教育学不关注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关注教育自身的规律。新教育学认为反映教育基本矛盾的规律才是教育规律,即教育系统的运行规律才是教育规律③。教育原理是指教育系统何以达到目的的原理。这一原理是指一种技术性原理。实践中的教育问题都是算法问题,教育规律也就必然是指这类“算法”的外部特征、内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等等。所以,新教育学关注的是教育系统的功能与结构。这里的结构不单单是指某种静态结构,而且指系统运作所表现出来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从理解的角度,新教育学关注教育系统的正功能、负功能、显功能、潜功能以及这些功能与系统结构的关系;从构造的角度,新教育学关注教育系统的构造技术。
(5)新教育学不关注实践的成功,而关注教育系统的缺陷。既然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美好的,那么就从消灭已知的丑陋开始。新教育学坚信,既然我们无法事先知道普适的、无缺陷的教育系统是什么样子,那么就从识别教育系统的缺陷入手,通过调整系统的内容、内在结构和适应性以避免缺陷再度发生,促使教育系统可以与它的外部环境协同进化。由于新教育学提供了构造和理解教育系统的知识,那么它便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那些系统缺陷是如何被人为地引入的,并对症改进。
四、新教育学如何走向实践
现代教育需要教育成为一个专业性领域。利伯曼指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专业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钟启泉,2001)(1)范围明确,垄断地从事对社会不可缺少的工作;(2)工作需要运用高度的理智性技术;(3)从业者需要长期的专业教育;(4)从业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均具有广泛的自律性;(5)专业的自律性范围内,从业者直接负有做出判断、采取行为的责任;(6)非营利的目的,以服务为动机;(7)拥有综合性的自治组织;(8)拥有具体的伦理纲领。概括地说,当一个行业能够有组织地利用专业技术和其他专业知识,在专业精神、专业伦理规范的约束下,为社会提供专门的专业服务,并赢得社会信任、拥有专业权力的时候,这个行业就成为了一种专业。而专业领域的诸多要件中,以专业技术为核心的专业知识是专业的最核心要件。(杨开城,2012)没有了这个要件,其他要件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新教育学只有包含了技术知识,才会使得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成为可能。现代教育需要的是专业性的从教者群体,而不能单纯指望教育大师——教育思想、经验、成功的集大成者的横空出世。个别人因机缘巧合而成为教育大师是可能的,但所有从教者都成为教育大师是不可能的,可是所有从教者都成为教育专业人员是可能的。个体的教育行动的确需要一些旧教育学所说的智慧,但整个社会的教育行动更需要专业的新教育学知识。新教育学为从教者提供的指导绝不是“只要按照某某原则规范去做就会取得何种理想的效果”的承诺,而是实际工作中所需要的各种科学和技术知识。新教育学能够为教育实践独立地提供知识,因此面对实践问题,新教育学主张分工原则,只提供学科理论,并不直接参与从教者的问题解决。实践问题是从教者的问题,新教育学并不代替从教者定义问题,也不直接解决这些问题,只是为解决问题提供理论武器。但这些武器的学习及有效运用并不简单。
作为技术与科学的新教育学具有可用性、实用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不一定具有易用性。新教育学对于从教者来说是有门槛的学科。新教育学所支持的教育实践的基本模型如图4所示。新教育学走向教育实践至少需要以下几方面的准备:第一,人员素质准备:通晓尽量多的哲学和其他科学知识以及一定的信息技术素养,有一定的学习毅力。新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庞杂,涉及面广,这需要实践者具有相当广泛的知识面,否则难以理解教育学中各种操作技术的合理性。此外,新教育学包含大量的技术知识。大道至简、宏术至繁。技术总要比科学更复杂,而且它们需要操作才能理解。这就需要实践者有一定的信息技术素养和学习毅力才能掌握和运用这些技术。第二,数据准备:学科知识库、学习活动库、课程组件库等数据库。新教育学所支持的现代教育是基于数据的教育实践。无论是教育技术学还是教育科学,都不是仅仅基于常识和经验来思考的,它们的运用都需要数据支撑。教学设计、课程开发的数据基础之一是学科知识体系,从教者之间还需要共享可重用的学习活动方案和课程组件,这些数据必须以数据库的方式存放才可能使它们在从教者群体中长时间广泛流转。从教者不需要每次都重新构建这些基础数据。第三,工具准备:各种设计、开发、维护、分析、诊断的自动化软件工具。新教育学不但需要数据的支撑,还需要处理这些数据的软件工具的支撑。只有这些工具软件解决了信息的重复加工和自动处理以及工作效率等问题,从教者才可能从繁重的信息加工工作中摆脱出来,将注意力集中在工作的创造性方面。
五、小结
工科类工业设计专业手绘教学通常要求学生先修与之密切相关的素描课程,为专业针对性更强的产品手绘打下结构、透视、构图等基础。素描表达可以体现形体的光感、量感、色感、质感、虚实感、空间感和节奏感等,但鉴于课程学分的局限性和学生接受能力的限制,工科类先修素描课程以设计素描培养为主,培养学生学习立体造型形态表现的规律,启发学生掌握对心理物象的视觉表达能力。素描课程以技术性的强调、结构的表达和对透视的认识理解为主要内容,学生需要后续的一系列专业手绘课程系统教学。这里强调的是,只有正确掌握了物象的结构和透视表达,才是一切创意表达的根本。
二、手绘技法教学中的“摹”的作用与不足
工业设计专业产品手绘是通过手绘技术手段,直观而形象地表达设计师的构思意图、设计目标的表现性绘画。随着手绘表现技法的不断变革,计算机辅助设计基本取代手绘,用于制作精细的视觉效果,手绘表达以说明性画法为主,辅助线、爆炸图、结构分析、场景辅助说明等都出现在手绘图中。设计师记录突发性创意思维,形象地传达工程图样、加工工艺流程等。在手绘作品中,设计师的设计意图一目了然,更有助于系统设计思维的建立。因此,“摹”通常是针对现有优秀产品的,这样不但可以拓展学生的眼界,丰富学生的表现手段,而且比单纯的技术训练具有更强的针对性。这里的“摹”除了对优秀手绘作品的临摹,也包括对现有产品的实际写生。
1.“摹”在手绘教学中起着重要作用第一,有利于学生在临摹的过程中学习优秀的表现技巧和优秀作品的风格及语汇。特别对于绘画基础薄弱的工科类学生来说,这是一种迅速见效的方法。产品内部结构的分析是学生的学习难点,临摹作品中已提取出准确的内结构线,可直观地指导学生学习理解复杂曲面的转折及表现方法。如图1中,产品表面分析出的内结构线直观地表达了产品的形体走向,并且丰富了画面效果。手绘产品初学者还可以借助一些工具,如用硫酸纸拷贝优秀手绘作品,最直观地学习其构图、外轮廓线、内结构线和色彩及整体绘画感觉。第二,有利于学生理解三维空间中深度空间转化为二维空间的方法。工科类学生因缺乏对素描课程长时间的深入训练,对深度空间的理解受到观念印象的限制。教学中教师提供优秀临摹作品时可有针对性地强调这方面的练习。如,教师提供30度角观察产品的范例,强化训练学生理解深度空间中物体实际长度在转化到二维平面中时产生了缩短效果。如图2立方体手绘表现中,立方体ab点间的距离随着角度的不同,发生缩短变化。第三,有利于培养练习者的观察能力和手绘转化能力。学生面对优秀的产品写生,就创意而言仍停留在“摹”的层面上。学生通过写生学习优秀产品的设计创意,在平面临摹的基础上自主提高观察能力,练习三维空间的转化、实际产品结构转换、手绘线条表达及材质色彩的转换,如图3为优秀学生作业。
2.“摹”的不足第一,平面作品的临摹过程是由平面到平面再到关系,缺少了三维空间转化分析的练习。第二,实际的产品写生可以加强三维空间的转化训练,但仍是以“摹”为目的的练习,缺失了创意设计的训练,导致工科类学生存在创意阶段手绘能力相对较弱的现象。
三、“摹”与“创”的结合教学
“创”是手绘训练的最终目的,临摹学习为熟练地表达创意服务。手绘教学中以“摹”为基础结合创意训练不失为两全之策。第一,简化造型。一切复杂的曲面造型都可以简化为最基础的几何形态。几乎每件产品都可以被分解重构,研究物体各部分是如何连接的,它的相关细节是什么,从而可以概括出构成它的最基本的造型。理工类学生具有逻辑思维较强的特点,更易于理解、掌握产品的功能结构。另外,如何拆分和简化物体,也是基本的手绘法则之一。教师应在学生临摹和欣赏优秀作品时引导其分解产品结构,达到同时学习技法和训练设计创意的目的。第二,由基本形进行加减法发展为扩展形。手绘作为一种思维传达的载体,更多的是在于思维的再现及扩张。在基本形上进行简单的元素不同位置的加减,是人脑进行积极思维、探索设计外在表征,连续性的思维可促成方案的多样性,直接影响着学生创新思维的扩展。对一件优秀作品的原型展开再设计训练,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点评等方式,可检验并提高学生的设计实践能力。第三,教学中提品实物及手绘表达的示范作品,推动学生理解实际物象向结构线条、色彩、质感表达的转化。信息化时代,大量优秀手绘书籍和网络资源随处可寻,但仍需要教学工作者进行归纳整理,或自行编绘,为学生提品实物和手绘表达双重参考资料,以增强学生对结构的把握,以促进学生学习实践课题项目的设计流程和设计方法。对产品实物的全方位观察,有助于学生主观分析现实中不存在的产品内结构线,以此检查产品形态表现正确与否。另外,在优秀产品中必然有产品细节,每个细节必然有它存在的意义及功能,这样产品的诠释才是完整的。在单纯临摹草图时,学生往往忽视细节。对现实产品进行观察时,应更为突出细节,这样产品手绘效果便得以全面展示。第四,加强三视图转换立体效果的训练。一方面,教师在课程中设立专题训练,提供现有产品的三视图,引导学生以基本几何体为起点,结合加减法的扩展,逐步由三视图转化为立体形态,促进学生建立虚拟空间思维,独立完成概念呈现与形象化的过程。另一方面,教师提供立体透视效果图逆向训练、立体形态转平面三视图训练,通过此类专题训练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空间虚拟思维能力。第五,结合练习各种不同类型的产品。形式上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由小到大;形态结构上由规则抽象形产品(无机形态)到自由抽象形产品(有机形态),再到具象形产品,逐步增加练习难度。学生在练习中直观地看到自己手绘能力的提高,建立手绘表达的自信心。
关键词:高职;英语教学;社会文化能力
美国教育家温斯顿·布伦姆伯格曾说过:“采取只知语言而不懂文化的教法,是培养语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办法。”语言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且相互渗透的。人类用语言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人情的总和。在教学中,我们常把文化分为两个层面:即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通常交际文化要比知识文化更直接地影响跨文化交际和言语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对文化所包含的这两个层面的熟悉、掌握、运用程度,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社会文化能力。
中国加入WTO以后,社会对涉外人才的培养数量和层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行各业对外向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要求也愈益迫切。高职英语教学作为高职教育与社会需求接轨的一个重要环节,日益受到重视。但从目前高职英语教学的现状来看,还存在很多不足。例如:(1)高职学生入学成绩参差不齐,英语基础相对薄弱,阅读、听说能力也比较差。大约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学生只能进行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会话。(2)高职英语教学的师资力量不是原来中专学校或中学里过来的,就是刚毕业的应届生。教学方法不能适应高职教育的特点,事倍功半。(3)在英语教学中,人们普遍忽视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认为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语言知识的传授,没有把文化渗透和学生的语用能力相结合。
2000年10月,教育部高教司组织修订的《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明确提出了“以实用为主,应用为目的”的教学目标。[1]新的基本要求体现了以下特点:(1)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突出语言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2)以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为目标,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将语言基础能力与实际涉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满足21世纪经济发展对高职人才的要求。(3)为适应改革开放对涉外业务交际能力的需求,加强听说能力的训练以及加强学生语用能力的培养,已成为高职外语教学的当务之急。
高职学生学习英语是为了进行涉外交际,高职英语教学应加强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但是,应用能力不但泛指应用语言的一般能力,更是指把语言运用到实际涉外交际环境中的能力。后者也可称为“社会文化能力”。应用能力是社会文化能力的基础,社会文化能力则是应用能力的最终表现。因此,高职英语教学应以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为最终目的。
实际上,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在英语教学的各个阶段、各个层次上都可以进行,它存在于语言教学的各个环节。
首先,作为高职英语教学引领者的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
海姆斯(Hymes)曾说过,外语教学旨在引导学生“在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对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谈什么。”从这个意义上看,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语言能力与文化能力是不可分离、相辅相成的。对英语学习者来说,学习英语既是为了掌握一种新的交际工具,也是为了学习和了解其他文化;从教师教学角度来看,教授一门语言同时也是在传授一种文化。教师不能只顾教授语言知识,也不能教语音的只管教语音、教语法的只管教语法。英语教学“只有考虑到文化因素,我们才能全面地理解语言行为”(Crane,1981),才能更有效地交际。由此可见,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更新教育观念,把教学指导思想从“语言为本”向“以语言运用为本”转变,以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为宗旨。
其次,教学模式也要作实质性的改革,具体描述如下:
以大纲为依据外语教师不能凭个人好恶予以取舍,而必须按大纲要求去做。要在仔细研究大纲,研究学习主体的入学水平、学习兴趣、学习方法、个性差异等的基础上准确施教。立足本校实际,加强集体备课,商定每一单元文化导入的内容、要求、重点、难点等。日常教学中适时融入介绍、告别、聚会、访问等文化因素的讲解,在不知不觉中让学生领会“不仅要注意语言的准确性,还要重视语言运用的恰当性”,使其文化能力与语言能力同步提高。
课程设置及教材选择课程设置应服从和服务于教学目标。高职院校大学英语教学既可以请外籍教师开设口语课、语言文化系列知识讲座,也可根据自身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目标尝试开设一些辅修课,如“文化与交际”、“涉外礼仪”、“外企文化”等。这样,既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学生对不同文化的领悟力和接受程度。另外,教材不合适也会影响教学效果,阻碍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因此,学校应选择富含英美人实际交际中的“真实语料”的教材,在方便教师教语言的同时又能结合文化内涵展开教学活动。当然,教材内容应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学生有持续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其中的乐趣,同时也要使学生觉得“易学”和“好用”。另外,高职外语教学中读、写、译的学习重点应是涉外应用文,所以教学素材的选择在着眼于典型性的同时,也应注重实用性。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典型性、实用性、趣味性强的语言材料对学生进行职业文化的培养。
课堂教学英语课教学要注重对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训练,运用多种方式增加课堂语言实践活动,如role-play,groupdiscussion,pair-work,热点话题辩论,实用文写作等。要克服班级规模偏大、人数偏多的困难,实施教师为场外指导,学生为场上队员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的语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另外,针对不同课型的课堂教学,教师应有意识地加强学生的文化意识培养。比如口语训练中,让学生学会句式表达的同时,也要让学生了解该语言适合的语境、包含的文化因素等,避免出现交际中的语用错误。因为缺乏文化背景知识的语用方面的错误,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听者或许会认为是粗鲁和恶意伤害的自然流露,从而导致交际失败。[2]又如阅读课中应加强风俗、文化、宗教等的介绍,因为现今教材的阅读材料多取自英美国家,只有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下,才能让学生更好地领会其中的含义,增强语言功底。此外,在词汇教学中也应注重文化介绍,因为词汇中同样也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各种文化信息。有些词语因人们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心理特征等综合起来的文化意识不同而在不同的语言中有着不同的内涵。如blue一词,在英美人的眼里,除了颜色,还可代表心情忧郁;在中国,称赞人家小孩的时候往往用“胖乎乎”这个词,但英美人受社会文化影响认为“fat”是个贬义词,因而不用“fat”而用“cute”。类似的例子很多,教师可以利用这些文化差异在词汇教学中进行有意识的跨文化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考试项目的调整高职学生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是运用该语言进行成功的涉外交际。如果对学生语言学习的测试仅停留在知识点的考查上,那么最终导致学生只会用纸笔交流,掌握的只是用规则硬套的哑巴英语。因此,我们应提供多种测试途径(听、说、读、写),设置不同的语言环境,考查学生实际语言运用的恰当性和应对变化的灵活性,使语言学习真正为语言交际服务。
英语教师培训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高职英语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学方法的墨守成规和师资队伍的年轻化是两个最大的问题。许多英语教师自身就缺乏对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广泛了解。因此,一方面教师本人应及时“充电”,进修专业知识、提高学历;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为英语教师创造更多的培训机会,让教师走出国门,感受英美国家的语言及文化环境。教师要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才能在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时起到指导作用。
第二课堂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不仅限于课堂上进行,而且还可以充分利用其他渠道。例如,课余利用英语广播电台播放原汁原味的英语新闻、英语歌曲,或利用多媒体电教设备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这样既能培养学生学英语的兴趣,又可让学生对异国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观的感性认识。还可以请一些外籍人士与学生定期开展交流活动,或以讲座形式向学生介绍国外的社会生活风貌等。通过这些方法获得的文化背景知识更容易让学生领会、掌握,从而培养了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再次,要明确语言教学与文化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
当然,高职英语教学中不能因重视文化教学而忽视语言教学。我们应权衡学生水平、人才培养目标及教材内容等方面因素,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第一,文化教学是为了加强而不是削弱语言教学,是为补充语言教学的不足,而不是取代语言教学。第二,要明确语言教学的范畴。就一个国家文化而言,有主次之分。全盘讲授,一难于做到,二会使学生无所适从,最终不利于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故应有所选择地讲授。第三,语言和文化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所以在文化教学中应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能严格遵守文化规约,这也意味着教师要与时俱进。21世纪,社会发展必将使跨越不同文化的交流愈加频繁。因此,在高职英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实际的涉外交际能力是最终目的。我们应在打稳、夯实语言基础的同时多渠道地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从而促进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和谐交流与沟通。
参考文献:
新课程理念下,初中社会教学应该更好地体现教师的主导与学生的主体地位,立足于社会生活实际,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经验,不断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结合相关社会现象了解社会知识,帮助学生更好的认识生活,感悟社会,培养学生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譬如,面对危机,面对南海危机以及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挑衅,中国政府应该如何来应对,中国政府所作出的决策体现了中国睦邻友好的态度,同时也表明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维护国家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断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引导学生搜集更多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科技和现代化的发明创造,自然就会了解中国的伟大,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中国人对社会的贡献,不断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引导学生横向相比,中国在计算机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也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轻武器,超级计算机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的高铁从无到有到,成为世界上最成熟的、发展速度最快的高铁。还有很多发明创造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些都可以让学生更好地去感知中国的社会发展,不断地增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主动学习过程中获得巨大的成就感,更好地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二、创新教学方法优化教学组合
教无定法,用先进的教学方法能够很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够真正地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的创造力得到很好地培养。尤其是在新课改的理念下,更加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选择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能够更好的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重视多种教学方法的穿插运用,防止学生产生审美疲劳。同时,学无定法,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基础,相互借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比如在通过主持人法、放风筝法、捉迷藏法、参赛法等具体学习方法,不断增强学生的感受能力,增强学生探究合作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三、灵活组织教学形式,提高其课堂教学效率
微观视角:作为小型社会的音乐课堂
社会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复杂而巨大的系统,教育或教育构成要素本身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课堂”本身是一个小型社会,在这个小型社会中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具有社会属性的因素而“音乐课堂”除了具有广义的“课堂”的共性之外,更显现出了“音乐课堂”独一无二的个性。
(一)音乐课堂中的社会组织
班级是按照学校的教育意图而建立起来的组织系统,又是按照学校的教育要求进行运作的。因而班级从其组成就决定了它必须成为教育影响学生、按照教育目标要求来培养塑造学生的特殊环境。而在班级授课中,教师又把学生分为了固定的几个小组,作为班级的次极单位来进行管理和教学。由此看来,中小学班级与小组的组成、分配及调动原则上是学校的制度性规定,并非由学生按照自己意愿自由组合而成,且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班级和小组一旦形成,学生便不能随意更改和调动,大多数课程的课堂教学也是遵循这样的组织分配来进行,教师不另行分配。音乐课堂却有打破这个既定规则的“特权”,尤其在班级内部的小组分配上,音乐课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来安排,音乐教学的“班级”有了新的涵义。音乐教学是审美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其教学的原则和方法自然有别于一般学科,它要求以感性入手,以情动人,以美感人,重视教育的潜效应。由于“音乐”这一特殊语言的存在,使得音乐课堂教学比其他任何科目的教学更加有美与乐的追求,更加活跃和互动,音乐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也被拉得更近。对中小学生来说,音乐并不是一门知识,而是一种内心体验,音乐课也不是中规中矩的知识传授,它更强调师生之间共享音乐时身心上的交流与融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音乐课可以打破班级组织的规定性,虽然它仍是以班级为单位,但此刻的班级已并非以往“班级”的概念。在这个集体中,教师与学生不仅仅是一个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他们共享音乐、同唱同乐,在互动与交流中达到情感的共鸣。与其说这是一个班级,倒不如说是一个融洽的音乐小团体,每一个学生都是小歌手、小演奏家或小舞蹈家,教师好似一位指挥,引领着他们徜徉在音乐的殿堂里。音乐课也可以搬出普通的教室,取而代之的是布置得温馨美丽的音乐教室。班级中小组的固定排列也变得灵活,座次的排列与组合有了更多的选择,或是半圆形,或是环形,或是分成两大组等等。音乐教师可按照学生的特长类型、性格特点或教学中演唱或演奏的情境需要来划分群组,同学们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自由组合位置,有了更多的自主性。
(二)音乐课堂教学中的社会角色
在课堂社会结构中,教师与学生在社会身份、制度资源、文化资本等主要维度上各居两极,因而构成了最基本的两大地位类别,教师角色与学生角色也成为了课堂社会中涵盖面最宽、最常见的角色分类。只有将课堂教学中的社会角色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中,才能更加多维地揭示角色的本质与多样性。音乐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它萌生于社会生活,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发展,它更能从一个侧面来反映社会生活。所以,要分析音乐课堂教学中的社会角色,就更加要与社会大背景结合起来,以此为研究的大前期和基础。所以,在音乐课堂教学中,教师们总能遇到这样的困惑:教经典的音乐内容,也许学生们会不喜欢听;光学流行歌曲,明显又违背音乐课程标准的要求;识五线谱学调号,学生们觉得没用,不愿意听;谈“超女”议“周杰伦”,学生们感兴趣,教师却觉得“俗”………是按照课标严格授课,滴水不漏“照本宣科”?还是迎合学生口味而放弃经典,听之任之“随波逐流”?相信很多音乐教师都曾被这样的矛盾所烦恼,渐渐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了,音乐教师究竟在教学中要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在这个角色位置上将要面对什么样的矛盾冲突呢?音乐课堂教学中的教师角色是多种多样的,但基本离不开两种范畴:一种是作为音乐知识教学指导者的教师,另一种是作为音乐文化传播者的教师。音乐教师角色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场景”或“情境”中,社会的大众文化(世俗文化)、制度文化、教师自身的精英文化、学生的年轻人文化几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冲突,织成了一张错综的网络,把教师困在了网的中央。音乐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看似单一的角色却处在如此错综复杂的背景中,音乐教师也成为了如此多质的文化载体,她必须去应对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她也成了各个异质文化之间互相融通的使者,她的角色决不仅只是相对于学生的音乐教师,而是多种角色的整合。于是,音乐教师在这个复杂的矛盾结构中,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形势。随着音乐教师队伍的素质不断提高,其在课堂教学中的角色任务也完成得越来越圆满,各种文化之间的融通与契合也日渐增长,音乐课堂更加兼具经典性与时代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音乐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角色将会越来越成熟。
(三)音乐课堂教学中的社会过程
杜威在他的《人性与行为》一书中曾指出:社会不仅因交往、沟通而持续着,而且简直可以说就存在于交往沟通之中。课堂包括了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群的交互作用,作用的主体又彼此有着共同的目标,并且处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所以,它不仅只是一个教学的时间和空间上的概念,更是一个社会体系。所以说,课堂教学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教师与学生及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人际互动过程直接影响着教学的效果。
1.音乐课堂教学中的师生互动在现代传播学的概念中,观众、听众或读者都被称为“受众”,即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来自传播媒体单向传播的信息,而对此信息没有主动支配权。在我们传统的中小学课堂中,学生这一“受众”群体,往往是单向、被动地接受来自教师传播的信息。就好象电视这一单向传播媒体一样,学生只能在限定的时间观看规定的节目内容,没有任何主动权。在音乐课堂教学中,师生之间的互动尤为重要。音乐课不同于其他任何一门的课程,它是一种富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审美教育,学生必须亲身参与到音乐活动中,与音乐融为一体,主动去探寻、领悟、体验时,才能感受音乐之美。在教学中,学生的各种感官都应被充分调动,通过倾听、歌唱、表演等形式来感受与表现音乐。所以,音乐教学应该是一个教师与学生之间对话与交流的过程,不只是机械地授受与灌输。教师与学生共同沉浸在音乐美的氛围中,唤起情感的共鸣。在宽松融洽的氛围中,学生能大胆地表现自我,与教师分享音乐的感受。音乐教师在教学中也不是居高临下的“领导”,师生之间只有价值的平等,而没有高低、强弱之分,师生关系是一种平等、理解、双向的人与人关系。所以,民主平等的师生互动关系是营造音乐教学交互氛围的关键,音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努力建立一种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师生互动关系,形成民主和谐的教学气氛,使学生能在一个欢乐、和谐、宽松的环境中学习。
2.音乐课堂教学中的生生互动除了师生互动之外,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相影响与作用,即生生互动也是课堂教学的情境下,不可忽视的一方面。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是课堂教学互动的两种主要形式,在音乐课堂教学中或是音乐教育理论的研究中,生生互动的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总是关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但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影响与合作却能使学生获得思想上的碰撞与灵感,在相互切磋的过程中得到共同的发展。音乐课堂教学中生生互动是教学互动的一个重要形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甚至优于师生互动。它增进了学生之间的交流,促进了他们的合作和竞争,学生在互动中不断产生思维的撞击和交流,不断地开拓思路,形成独特的感受和理解,使教学的效率和质量都得到提高,使音乐课堂真正地属于每一个学生。反过来说,也只有以良好的师生互动为前提才能使生生互动的功能达到最优化的效果,没有良好的师生互动,没有音乐教师穿针引线般的引导与作用,就没有真正良好的生生互动。
基于社会学视角的音乐教学
音乐课堂这个“小社会”如何处理来自“大社会”中纷繁复杂的因素。当“小社会”遇见“大社会”,当经典遭遇流行,当音乐课堂教学邂逅社会音乐活动时,会冲撞出怎样的火花,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和思考。
(一)“天马行空,谁主沉浮?”
社会音乐活动的一大特征就是参赛选手的参与和表现有很大的自由度,不受约束,选手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天马行空地来展示个性。为了给评委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选手精心设计表现的曲目与形式,希望自己的表演能别出心裁、与众不同,甚至频出奇招怪招,。那么,如果在中小学音乐课堂上,纵容学生的个性、无限地给予学生自由,当他们天马行空地表现,脱离了正常的轨道时,谁来主沉浮?是听之任之,还是由音乐教师来控制局面呢?笔者看到过这样一个例子:在一节音乐欣赏课中,教师给学生欣赏《空山鸟语》音乐片段,并要学生发挥想象力为其命名。有一学生将乐曲命名为《鸡打架》,教师表示赞许,说该名字有个性、有创意。于是,《捉鸭》、《鸡飞狗跳》、《杀鸡》等无厘头的命名接踵而来。然后,教师让学生模仿音乐中的音响效果,顿时,课堂内“鸡鸭声”、笑声、打闹声四起,教室内一片沸腾,闹成一团。这样的课堂似乎体现了高度的民主性与参与性,也鼓励了学生的个性,但是,试想之,《空山鸟语》是我国民乐中的经典作品,描绘了百鸟争鸣、其乐融融的景象,展现在学生面前的也应该是一幅生机蓬勃的美丽画卷。捉鸡时鸡发出的惨叫声与布谷鸟等鸟鸣声相比太缺乏美感,这种肤浅而又粗糙且与作者的创作心愿相差甚远的理解并不是所谓的个性,而是学生为了吸引老师和其他同学的刻意行为。而模仿音响时学生肆意妄为,课堂内乱成一片,这也并不是所谓的参与性互动,而是无的放失、放任自流的散漫状态。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音乐教师的主导能力遭到挑战而被放弃,他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课堂如脱缰的野马,失去了控制。在这样混乱状况中,学生非但学不到知识、受不到教育,还会更加目无纪律、顽皮懒散。音乐课堂固然需要互动、需要个性、也需要参与性,但所有的这些都必须在教师主导的前提下进行,都要适度。音乐教师在教学时要教授学生正确的审美方法,引导学生走向科学的审美道路,不能带领学生走入浅层审美的局限。当学生的审美出现极大的误差时,音乐教师要耐心讲解、循循善诱,用科学的方法来引导学生。当课堂出现混乱情况时,音乐教师要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控制住局面,并把讨论和互动往良性的方向引导。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能大声呵斥或严厉批评,而要冷静客观地来处理,艺术委婉地来应对,避免引起学生的对抗。动中有静、忙而不乱的音乐课堂是我们所追求的,放纵学生个性、无限给予学生自由的课堂是过犹不及的反面事例。音乐教师要有较强的课堂主导能力,把整个课堂往科学正确的方向引导。当学生“天马行空”时,坚决应由教师来主沉浮。
(二)“三千弱水,取哪瓢饮?”
社会音乐活动中运用的音乐素材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不适合学生的音乐素材,甚至有些不健康因素还会影响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面对浩瀚的音乐海洋,弱水三千,该取哪一瓢来饮呢?作为未成年的学生可能缺乏足够的鉴别能力,于是,音乐教师应该适时做好指导,告诉他们,哪一瓢该饮,哪一瓢不该饮。流行音乐由于其来源渠道的多元化而使很多不健康的因素充斥其中。这样的流行歌曲趣味低下,缺乏高尚的文化底蕴,没有艺术性与审美价值,是颓废消极情感的宣泄,如果在学生当中得以传播,必定会造成很恶劣的影响。由于有些歌曲情感的表达过于做作,扭曲了人类真正的情感面目,使正常的情绪严重失真,会使人陷入到多愁善感、哀怨缠绵的狭隘中,这种情绪一旦缠上学生,会导致他们品位低下、意志消沉、思想消极、乃至荒废学业,会歪曲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让他们失去使命感。这样,音乐非但没有成为陶冶情操的精神食粮,反倒成了贻害学生的毒药。可见,三千弱水,究竟取哪瓢饮是一个多么关键的问题。音乐老师在音乐与学生之间应该扮演过滤网的角色,她像一道屏障,把有害的物质过滤掉,提取精华来呈现给学生。但是,学生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并且绝大多数并不在教师的掌控范围之内,他们很容易通过广电媒体、网络媒体等通道遭受有害信息的侵蚀,而教师也不可能时时刻刻来跟踪学生,担当他们的滤网,在教师面对广泛而繁多的信息渠道无能为力时,只能化堵为疏,与其帮他们过滤,不如教会他们自滤。在教学的过程中,音乐教师可以通过对优秀音乐作品的仔细听赏和深度分析,逐渐提高他们鉴别和欣赏优秀音乐事物的能力,培养他们抵制和排斥低级音乐事物的意识,让每一个学生都在内容健康、情趣高雅的音乐中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另外,音乐教师可以教会学生正确地看待流行音乐,学生喜欢,我们就拿到桌面上来谈,只不过在选材方面要多下工夫。流行音乐中不乏佳作,也有很多与经典的乐曲相关的内容,这些都是很好的教学素材。具体的做法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有进一步的论述。
(三)“重要他人,如何胜任?”
在很多社会音乐活动中,评委对选手的点评苛责严厉,有的还极尽侮辱之能事,而某些媒体还恰恰拿此作为卖点,凭借这无谓的“别出心裁”来吸引观众的眼球。这对选手,尤其是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来说是影响深远的伤害,哪怕对作为观看者的青少年,都是有消极影响的。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影响他们一生的“重要他人”。“重要他人”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意思是在一个人心理和人格形成的过程中,起过巨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的人物。“重要他人”可能是我们的父母长辈,或者是兄弟姐妹,也可能是我们的老师,抑或萍水相逢的路人。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深远而巨大,我们的某些性格和反应模式,由于“重要他人”的影响,而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即使在那些被精心照料的儿童那里,也会留下心灵的创伤。因为根据儿童智力发展的规律,当他们幼小的时候,不能够完全明辨所有的事情,以为那都是自己的错。对参加社会音乐活动的选手来说,每一位评委都可能成为他们生命中的“重要他人”,当他们轻描淡写地说出一些伤人的话时,选手的心里却受到了极大的创伤,有的甚至持续一生。
在近年来语文教育大讨论中有人说“不关心广阔的社会生活就很难学好语文”。斯言信焉!这不仅是部分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的真切感受,也是对我国语文教学普遍存在的脱离社会生活现反思。
长期以来,由于片面强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特别是受应试教育的不良影响,教学模式化,教条化,功利化倾向严重。许多教师眼睛只盯着分数,一门心思抠“知识点”,让学生整天挣扎于题海之中,不愿花精力引导学生将语文学习与观察社会,思考生活,感悟人生结合起来。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往往被消磨殆尽,学起来耗时费力,效益低下。即便有的考得高分,也往往只能“玩”语言文字,人文精神却严重缺失,难以做到和谐发展。这种“半截子”人才,怎能在改革开放中参与国际竟争?怎能满足正处于快速、剧烈、深刻变革之中的社会之需求?又怎能为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
作为对长期语文教学有关争论和研究成果的总结和整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指出,在语文教学中“要密切联系社会生活,注意开发现实生活中的语文教学资源。要加强课内外的沟通……”这无疑对我们的语文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基于以上认识,我在使用语文新教材,进行高中语文教学时,力戒关起门来教书,注意“开门教学”,眼光不仅看着书本,而且随时关注社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具体做法如下。
一、 在课文教学中找切入点联系社会
课文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或总结,总能在其中找到联系生活的切入点。我十分注意把握这些切入点,在教学中将课文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从而让学生充分理解课文的意蕴,又能对活生生的社会有更理性、深刻的理解。
比如文言文教学,我不仅注意字词句式等知识的教学,还特别重视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及其与当代社会的联系。在教学高中新教材中诸子散文单元后,我就利用课外语文活动,举办了题为《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的讲座,除介绍了百家争鸣中诸家学说概貌,儒家成为封建社会至尊地位的背景、原因知识外。还着重分析儒家学说对当代中国社会,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影响和消极负累。从而帮助学生辨正地分析古人古籍,自觉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培养学生热爱祖国文化遗产的情感,提高了他们观察、分析社会的能力。
又如,在教学新教材中《内蒙访古》一文时,我看到中央电视台一则报道:成千上万蒙古野驴因外蒙古生存条件的变化,进入我国内蒙古阴山一带的乌拉特旗,当地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加以保护。我当天就结合《内蒙访古》的教学,由地理环境的介绍切入,告诉学生这一消息。学生对课文产生亲切感,更加深了对环境保护意识。
二、 在各种语文活动中关注社会
语文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形式。我注意精心组织开展,使其成为联系课堂和社会的纽带。
我坚持组织学生轮流每节课前作5分钟演讲,并要求内容要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学生从中交流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观察,思考和困惑,如国企脱困问题、农业改革问题、官员腐败问题、社会中黑恶势力问题、同学关系和男女交往问题……我在其中予以点拔和引导,从中增强学生观察社会生活,并作理性思考的能力。
我还组织每周一至两次语文课外活动,如“读书读报沙龙”、“社会观察汇报会”、“专题辩论会”等。使学生将语文学习与社会生活紧紧联系起来。有一个学生在“读书读报沙龙”活动中,介绍了自己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报道:在珠江三角洲,物质的富裕造就了一批“不读书、不务农、不做工、不经商”的“四不青年”。这个学生还从“不要做物质的富翁,精神的乞丐”,“小富则安的小农意识要不得”等角度对此加以评论。我深深感受到,不能小看我们的学生,只要加引导,他们是很能发现和思考社会问题的!
三、 引导和鼓励学生写作中反映社会生活
由于长期受僵化的语文课堂教学的影响,很多学生刚升入高中时,写作远离生活,虚情假意,“三股文” 盛行。这使我焦虑并深感紧迫。我在作文教学中,采取耐心指导、热情鼓励的办法,引导学生观察社会,思考人生,坚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通过努力,大多数学生能改变文风,写出反映社会、思考人生,具有真情实感的作文。
如,有一个学生在作文《卖西瓜》中,写农民“老忠”家的遭遇:寄托全年希望的西瓜熟了,雨却无休止地下,买瓜的老板难觅,老忠只得忍痛签订了亏本的卖瓜合同。“到了摘瓜的时候,天气奇好,瓜价攀升”,“老忠闷声地抱瓜过秤,抱瓜上车”。“车开走了,老忠拿着钱,怎么也笑不起来”。作文最后一段只一句“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我读了这篇作文被深深地感染了。我与同事说,结尾这一问,简直是一个沉重的“天问”!
是啊,“老忠”一家是我们周围,乃至整个中国许许多多农民的一个缩影。文章反映的社会问题太复杂了――农业经营方式问题、农产品市场问题、农业基础建设问题、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农民生活保障问题、农民素质问题……写作的学生未必全考虑到这些,但其中的关注民生,思考社会,同情弱者……的情怀,不正是当代高素质人才的必备素质吗?
我将这篇作文打印出来作为范文,在评讲课中热情地介绍给学生,引导他们思考文中提出的社会问题。并高度地评价作者直面社会,积极思考的眼光。在学生中引起热烈的反应和良好的影响。
家庭作为促进个体发展的初级群体,对个体道德社会化的发展有着最基础、最深刻的教育影响,当然,也有着社会与学校教育不可替代的优势。
(一)家庭道德教育具有早期性和持续性优势
个体自出生起最早接触到的社会环境便是家庭,父母抱着对子女的殷切期望不但对其生命给予细心呵护,更是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便开始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着启蒙教育。另外,个体所在家庭的种族、、经济状况、生活方式、文化氛围以及其他成员的素养、交往活动等等都无不例外地对其道德人格的形成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正如美国心理学家A.拉琴斯提出的首因效应理论,家庭教育作为个体最早接受的教育,其成败对今后的社会与学校教育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是个体道德教育的“摇篮”。同时,在家庭教育的整个过程中,生活环境和教育者的相对稳定性保证了个体道德社会化教育的连续性,因此,家庭又是促进个体道德人格发展的“终生阵地”,对中学生的道德社会化影响是基本而且长远的。
(二)家庭道德教育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优势
中学生正处于生理与心理双重变化的时期,他们张扬个性,同时又极度渴望得到教师、同学、家长与社会的关注与认可。但是,由于学校教育自身的局限性,教师在同时管教几十个学生的道德思想时难免会出现教育的疏漏或顾此失彼的现象。而在朝夕相处的家庭生活中,父母对子女的个性特征、思想变化、优缺点的真实状况有着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了解。因此,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便可以根据子女的个性特点和行为表现,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及时给予有针对性的道德教育。
(三)家庭道德教育具有亲情优势
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联结而成的亲密组织,父母与子女之间这种天然的亲情关系无可替代,并且不可分离。父母对子女无私奉献的爱本身就是巨大的教育力量,将有助于子女形成积极健康的道德情感,塑造健全的人格。在个体道德社会化发展过程中,这种“情”的教育往往比“理”的灌输更能产生积极有效的影响。
(四)家庭道德教育具有生活化优势
生活本身就是一本丰富的“教科书”,而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个体自出生起便开始受到家庭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教育。无意识的教育包括家庭、文化氛围、经济水平等等,也包括父母在生动活泼的生活中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价值观、修养德性、行为模式、生活习惯等渗透到子女身上。这种“不教而教”的教育影响将产生“润物于无声”的教育效果。
二、目前我国家庭教育中对中学生道德社会化影响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观念“重智轻德”
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家长占据着一定的主导地位,其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理想追求的境界等都影响着对子女成才标准的选择。一些家长受当下教育体制和功利化思想的影响,认为中学生提高学习成绩,升入更高学府获得更高文凭,为未来取得高薪职业和社会地位作准备是关系子女一生发展的最重要和最关键的事情。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花费大量钱财和精力为子女“择名校”、报各种辅导班、请家教,但是却对子女的道德发展不以为然,认为智育的发展比起道德品性的养成更为重要。
(二)教育内容“重基础轻高度”
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家长逐渐意识到教会子女做人,培养其良好品德的重要性。但是,受家长自身文化素养、个性品质、精神境界高低等的影响,一些家长对子女的道德教育内容多以文明礼貌、尊老爱幼、遵纪守法等基础性教育为主,对培养孩子责任心、团结协作、创新开拓和独立自主等品质的追求略显微弱。更少有对其子女进行尊重一切生命、关心他人和社会、保护环境、热爱自然、为集体利益牺牲自我利益、为人民服务等等更高一层的家庭道德教育追求者。
(三)教育方式“重言传轻身教”
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其生理的变化也促使他们的心理发生着激烈的变化。他们敏感而骄傲,既渴望融入群体,得到教师、同学,甚至家长的认可和关注,又追求特立独行、标新立异;他们往往意气风发、理想远大,但却不切实际;他们是幼稚而又成熟、依赖而又独立的矛盾体。但是,由于家长自身教育知识和教育能力方面的不足,容易忽略中学生的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而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一味进行说教,机械地灌输成长的要求,反而适得其反,引起子女的反感和叛逆。同时,有些家长往往将子女置于教育的对立面,而忘记自己本身也是影响子女道德教育的一面“镜子”,重言传轻身教,因此导致事倍功半,取得的教育效果甚微。
三、提高家庭教育对中学生道德社会化影响力的对策思考
(一)转变家长的教育观念与教育方式
促进家庭教育效能的实现正确的教育观念是确保教育方法、教育内容以及教育评价标准选择的科学性的先导条件。要促进中学生道德社会化的发展,关键在于转变家庭教育中教育者的教育观念,提高家长对教育的认识并帮助其树立正确、全面的成才观。家长应加强教育理论、心理学理论等相关知识的学习,以与时俱进的姿态不断提高自身的教育能力,并同时在道德修养方面进行再社会化,以提高自身素质。另外,家长应尊重个体成长规律,从子女的角度出发,根据其个性特点和成长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以科学、灵活创新、活泼生动的教育方式给予及时有效的指导,纠正其可能出现的成长偏差。中学生是敏感脆弱而又矛盾的发展性群体,家长在对其进行道德教育时应更加耐心、包容,本着客观与科学的原则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在方式方法上讲究教育的艺术。
(二)加强学校和社会对家庭教育的指导
关键词:效果图;表现技能;创新能力;审美能力;电脑技能
工科学生由于长期以来注重培养的是逻辑思维,因此养成了理性思维的方式,思考问题、思维构成都比较冷静、条理化。缺乏艺术学科所要求的形象思维方式,发散思维不够,求新求异的创新能力不强。并且由于相对缺乏的美学知识,学生的审美能力也是欠缺的、不全面的,因此需要在低年级增补开设美术类基础课程,并随后开设效果图表现课程,以期能够达到通过手绘自如表现设计,提升美学修养,培养对形态的审美把握和训练创造性思维能力的目的。特别是效果图课程实质上承载着专业基础课与产品设计专业课程的所有内涵。它是工业设计交流的语言,是传递设计思想的工具。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表现技能,而实际应该是一们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在教学中不能将其仅仅作为一门简单的技能课程来对待。
一、手绘效果图教学不只是单纯的表现技能训练
工业设计是一门应用学科,实践性很强。一般来说,其教学的目的主要也是为实践服务的。效果图在工业设计中处于什么位置呢?这是直接影响其在教学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的问题。工业设计是依据市场需求对工业产品进行预想的开发设计。它是根据市场的需求,通过对消费者的分析,对预想的工业产品从形态、色彩、材料、构造等各方面进行的综合设计,使产品既具有使用功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又具有审美功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理想的工业设计使产品最终能实现人--产品--环境的协调。生产的投入是巨大的,在产品投入生产之前要经过反复的论证和修改,效果图就肩负着最初的这种评价重任(后期的评价还有模型、样机、虚拟现实等),所以效果图就应该具有能充分体现出新产品的设计理念的效用,体现出新产品在使用功能上的创新性和在满足精神功能上的审美性。那么效果图就不单纯只是一种表现手段,效果图的教学训练也不能只停留在单纯的技能训练上。如何能让效果图教学为工业设计的本质服务,奠定学生作为未来设计师应具有的良好的素质基础才应该是教学的目的。效果图既体现着设计者对产品的感性形象思维,同时也反映着设计者理性的逻辑思维,他承载着产品的审美主体角色,也肩负着形态创造、工程分析乃至市场前景的重任。传统的手绘效果图教学训练中只强调了准确的造型能力,甚至还只是停留在对已有产品的一种模仿,显然是不够的。在手绘效果图训练中应该扩展眼、脑、手及其相互之间的协作与配合能力以及在产品造型设计上的具体运用。眼的训练培养学生对产品的视觉形象思维能力,即培养视觉的认识能力、辨别判断能力以及对产品信息的敏锐感受能力和对产品形态审美特征的把握能力;手的训练在于培养学生的表现操作能力,即培养对技能的掌握能力、适应能力以及对视觉信息的传达能力;脑的训练既要培养对产品的分析、理解和富于理智的认知能力,又要培养感性的直观感受能力,即培养学生的综合创意思维能力。总的来说,手绘效果图教学是通过培养学生运用眼、脑、手三位一体的协作与配合,达到对产品形态的直观感受能力、造型分析能力、审美判断能力和准确描绘能力的训练。需要强调的是在效果图教学中还要强调对与产品相关的各种信息的综合处理能力,尽量让学生多接触外界相关的信息资源,无论在表现和内容上的建筑及室内装饰设计、服装设计、特别是前卫的相关时尚设计都可以扩展设计的思维,这样在在效果图教学中才能贯穿良好的素质基础的训练。
二、手绘效果图教学中创新、审美能力的培养
1、手绘效果图训练中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创造精神是当代社会的迫切需要,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是当代教育为满足社会需求的一大特点。设计系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不能仅仅只满足于做一位制图者,更重要的是要成为一名设计师,这是设计教学的基本目的。在效果图的教学训练中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技能表现层面,要在技能练习中贯穿创新能力的培养。而实际上设计手绘草图是一种图示思维的设计方式,这种图示思维的方式本来就具有创造思维的特点。
著名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在其《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中阐述道:“视觉乃是思维的一种最基本的工具”,“艺术乃是一种视觉形式,而视觉形式又是创造思维的主要媒介”。视觉的思维帮助我们通过图示进行思维、进行创造。
图示思维方式就是“图形语言化”和“语言化图形”的交互过程,其根本点是形象化的思维和分析,设计者把大脑中抽象的思维活动通过图形使之延伸到可视的纸面等媒介上、并逐渐具体化,从而能够通过视觉图形很直观的去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而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是创造性思维的根本点。正著名画家德加所说:“SKETCH”是一种发现行为。徒手草图是运用图示的形式来发现思维的活动,即是用图示来发现问题,这是创造性思维的第一步。在设计的前期尤其是方案设计的开始阶段,运用徒手草图的方式,把一些模糊的、不确定的想法从抽象的头脑思维中延伸出来,将其图示化,这样便于在最初的发散的、天马行空式的想象中通过图示这种直观的形象来发现问题,敏锐的把设计过程中随机的、偶发的灵感抓住,捕捉具有创新的思维火花,一步一步再实现对设计要求的不断趋近。“这样一些绘画式的再现,是抽象思维活动的适宜的工具,因而能把它们代表的那些思维活动的某些方面展示出来”(鲁道夫·阿恩海姆语)。而且设计徒手草图的随意性、自由性、不确定性也很符合设计初级构思阶段设计思维的模糊性和灵活性,在创造意味浓厚的构思阶段不能象操作电脑一样,保持精确的数据概念,不能够用明确和肯定的点、线、面来图示,而是要有思维的余地,要有想象的空间,让模糊的概念通过不确定的图示相互之间产生火花的碰撞,从而捕捉到新的灵感,创造出意想之外的新的概念来。
从创新能力的培养方面来讲,手绘效果草图训练理论上讲可以界定为两个阶段(实践中这两个阶段是相互穿插而形成螺旋式的上升趋势)。第一阶段培养学生对产品造型的基本表现能力,这也是图示思维的介入点,使工科学生从习惯性的逻辑思维转向设计性的图示思维。通过对产品形态的分析研究与再现,训练学生如何通过图形来真实地反映视觉形态,并将这视觉形态通过手眼的协调转化为二维画面的能力。通过反复的对形象的观察、分析、记忆、加工、勾画,训练眼、脑、手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能力,达到图示再现的目的。这是图示思维的基础,是基本的技能,也是设计的基础。而另一方面,针对设计专业来说,大量对现成的具体对象的描绘可能反而会束缚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设计专业进行效果草图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和训练学生观察对象与表现对象的能力,作为后一阶段,更是为了提高学生分析造型、理解造型进一步发展到创造造型的能力,是对形态创造这一基本设计理念的导入,为以后的设计实践扫除技能和思维上的障碍。头脑里的思维通过手的自由勾画,显现在纸面上,利用这种图示的方式帮助发现问题,而所勾画的形象通过眼睛的观察又反馈到大脑,刺激大脑作进一步的思考、分析和判断,如此循环往复,最初的设计构思也随之愈发深入、具体再完善。可见,手绘设计草图是一种形象化的思考方式,是通过视觉思维帮助训练创造能力。在这个过程,不应该太在乎于画面效果,而注重于观察、发现、思索以及综合运用能力。手绘设计草图的训练,无疑是培养学生形象化思考、设计分析及发现问题,以及培养学生运用视觉思维的方法开拓创新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
2、手绘效果图训练中审美能力的培养
徒手效果图训练在提高审美能力方面主要表现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于产品本身的设计美感的把握。效果图的目的在于充分的表达预想设计的产品,是设计者向外传递自己的设计思想的桥梁。工业设计要求产品既能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求,又要满足消费者的审美性精神需求,特别在现代产品设计中,人们对于产品的审美性要求越来越高,因此要求设计的产品具有一定的设计美感。效果图上反映产品的设计美感包括造型美、色彩美和材质美等几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表现图画面本身的构图审美了,也应该作为效果图课程的一项重要内容来训练,特别对于工科学生来讲,其接受审美训练的时间可能就不够,而如果能在训练技能时注重一些美感的训练,可以综合应用前面所学的基础知识(比如素描、色彩、构成等),在潜然默化中提高对设计美感的把握。而且在画面的构图中,产品的设计美感也是构成设计画面美感的重要因素,因此两者在效果图中就已经相互融合在一起了。因此效果图的训练中可以贯穿提高设计者的综合审美能力的内容。
在训练中注重画面的形式美感处理,画面的用色、布局、整体氛围;注重产品的美感形式,线条的曲直,线与线、面与面的交接、转折关系,产品整体氛围的营造等。在训练的临摹阶段应该有意识的选择一些形式感好,美感强,有设计意味的作品来练习,用审美的眼光来分析这些好的设计是如何通过点、线、面,形、色、质来表达的。例如对形式美感的把握应用均衡、对称、对比、协调、呼应、渐变、韵律、节奏等的处理方法;将产品分成几个视图来平面化,在平面化的视图上运用形式美原则来处理造型,在此基础上再分析产品的空间关系,处理好构成产品的各元素空间构成是否协调具有美感。更重要的是要去感受,效果图的训练应该提高我们对美的敏锐的感觉能力,作业练习时自己的作品会不会令自己感动是不应该忽视的,只有感动了自己才可能去感动别人,才能达到传情达意的目的。我们临摹只是为了学习,但并不能成为目的,更多的应该从日常生活中常见事物去感受美,发现美,捕捉美再运用到具体的训练中,这才是新鲜的、才是具有生命力的、才能真正启发我们的设计原创力。
三、关于计算机与手绘技能的关系
随着科技的发展,计算机得到了迅速普及。各高校纷纷利用计算机来从事设计教学,电脑技术的确给设计及设计教学带来了许多帮助,也能够帮助设计师从许多烦琐的具体制作中解放出来,在设计制作方式上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但电脑不是“一切”,计算机只是一种工具,包含的是一种精确的理性的逻辑思维,与设计要求的感性的美学思维是不一样的。它还无法替代我们的大脑从事设计的创造性思维,电脑只能是我们进行设计的高科技手段。并且从技术层面讲,电脑也还没有发展到徒手这般的自由和灵活,而设计手绘草图通过训练脑—眼—手—图形快速的互动,可以抓住嘘间的思维灵感,而创造的火花有时是寻间即逝的,等到用电脑来表达时思维的火花已经流失。“自由地画,通过线条来理解体积的概念,构造表面形态……首先要用眼睛看,仔细观察,你将有所发现……最终灵感降临”(勒?柯布西埃语)。电脑还做不到这一切。手绘是设计师创意来源的一部分.也是设计师和设计师之间交流的一种方式。在现阶段,电脑和手绘也不存在谁更重要的问题,只是在不同阶段的两个工具。对于一个设计,手绘在前期的构思阶段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到后期的精确表现就可以依靠计算机了。
有个设计师说的一段话很直观的说明了手绘和电脑在设计中的关系。“当我在电脑前呆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拿起我的速写本,乱画。无论在哪,等车,排队,无聊的时候,......我总把我天马行空的思绪搬到本子上。然后在又回到电脑前......”
中国著名设计教育家张福昌教授有感于此曾指出,“要处理好现代手段和基本功的关系(这里的基本功指的就是扎实的手绘能力)。国外已有办全部用计算机进行学习的设计专业。无可置疑,计算机是很重要的设计工具;但是无论计算机如何先进,尚不能代替人的创造和感觉。因此,在掌握计算机以前,必须有扎实的基本功,否则会有碍于创造和感性的训练。”计算机也只是一种工具,就如同传统的笔和纸。在计算机还不能达到如同纸和笔一样的随心所欲,自由表达的时候,徒手的效果图训练还是不可或缺的。实践也证明,出色的手绘草图能力是国内外许多优秀设计师成功的必备条件。
参考文献:
[1]周至禹、谭平著,现代西方素描鉴赏与研究,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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