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06 18:39:2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证券分析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分析证券投资的相关概念
1.1 证券
证券是所有权和所有债权凭证的统称，分为有价证券和无价证券。有价证券是拥有一定的票面金额，例如股票、银行的承兑汇票等等，是持券人或者债券指定的主体所有权或者所有债权的凭证。无价证券顾明思议就是没有票面金额的证券，一般证券市场都是指的是有价证券。
1.2 证券投资
证券投资是指投资者通过将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以及衍生品购买，从而获得相应的红利或者利息等，这种投资行为和投资过程就是证券投资。证券投资在我国的发展较晚，虽然经过较短时间的发展，证券投资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还是存在些许不足，阻碍着进一步的探究。
二、分析证券投资存在的问题
对我国证券投资市场进行相应的研究发现，存在以下问题：证券投资的公司管理和运作不合理，证券市场制度落后；其次，进行证券投资的市场营销投入过大；第三，证券投资创新与法律产生冲突以及证券投资市场的监管体系不晚上等等。
2.1 证券投资公司的结构治理不合理
对于公司结构治理不合理主要表现在：首先，缺乏一定的诚信，证券投资公司作为理性的经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丧失了基本的诚信道德。其次，存在一定的羊群行为，这主要是由于国内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导致证券投资市场本身的运作与外部的环境产生一定的冲突，使公司的理性经纪人任缺乏清晰的认识，产生从众的投资心理；除此之外，由于投资者业绩的压力导致其舍弃正规的投资理念，追求大众的投资行为；羊群行为的产生同样也是由于一些证券投资公司照搬照抄成功的投资案例。第三，进行证券投资资金的产品的数量较少，虽然近几年我国也推出了投资资金大产品，但是差异化减少，缺乏一定的突破，这也是阻碍公司较好的证券投资发展的机会。
2.2 证券投资的营销投入过大
对于某些较小的投资公司，只有经过相应程度的宣传才能受到关注。为此，投资公司不断加大营销投入，壮大自己的队伍。如果不断加大宣传的规模，就会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不利益证券投资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不利于理性经济人。
2.3 证券投资的监管体系不够完善
首先对证券投资资金的监管不到位，主要表现在没有安排专业的人员对证券投资的各项环节进行记录；其次，缺乏投资国际化的监管能力。从从事证券投资的工作人员国际化投资的意识薄弱，没有认识到公司对外投资的好坏与公司发展的关系。除此之外，证券投资的创新与相应的法律法规存在一定的冲突，例如，证券投资采取公司基金式的治理更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但是《基金法》中规定只是针对契约型基金进行调整。
三、相应的合理化建议
针对以上证券投资存在的问题，笔者结合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权衡适量的营销投入以及加大监管力度入手对公司证券投资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3.1 完善证券投资公司的结构治理建议
在证券投资管理公司设置受托人委员会，受托人委员会由各个基金的资产托管机构、作为独立受托人的基金持有人以及独立董事组成。受托人委员会至少三分之二必须是独立受托人。独立受托人作为基金投资者利益的代表进入公司内部，以股东及其派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为主要监督对象。
3.2 适量投入证券投资的营销
巩固现有的与银行、券商的合作，积极探索与中小银行、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邮政储蓄等其他渠道合作模式。另外注意协调好证券投资营销与投资管理的关系，不能将资源过于向营销部门倾斜，损害产品研发、投资研究、资产管理等核心竞争能力。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可以尝试外包基金销售体系也是思路之一，特别是对于中小证券投资管理公司而言。
3.3 完善证券投资的监管体系
应该继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基金同业应该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在内部操作流程、预算管理制度、风险控制制度，以及投资业务流程、其他管理制度和投资理念与操作技术等方面向国际同行学习，不断提高基金公司的管理水平，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还要在条件成熟时，积极探索发起设立境外投资基金的可行性与现实性。除此之外，还要努力进行一定的创新，增加基金产品，保持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产品的多样化。
结语
【关键词】工薪阶层证券投资生命周期风险偏好收入水平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工薪阶层依旧是社会经济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部分人群的证券投资策略分析具有很强的运用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工薪阶层的经济特点分析
工薪阶层是指以获得工作单位相对固定的劳动报酬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经济群体。他们有着比较相似的经济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收入来源相对单一。对工薪阶层来说,收入主要有两个来源——工作收入和理财收入。由于目前大部分工薪阶层的理财观念比较传统,加之我国整体理财的条件不够成熟,理财收入相当有限。相比而言,工作收入在工薪阶层的经济来源中仍占有较大的比重,也是他们理财的重要基础,更是工薪阶层在进行证券投资时所要考虑的现实条件。(二)投资理念相对趋同。目前的工薪阶层大多对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有诸多近忧远虑。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前景、子女未来教育、父母养老送终、健康身体的保障等方面都存在比较多的不确定因素,这样的生活状况决定了他们对资金的变现能力、货币的流动性等方面有较多要求,投资的基本目标比较一致。(三)消费方式相对多元化。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工薪阶层在基本生存需要上有所满足的前提下,开始更多地关注能实现提升生活质量、改善消费品位的相关项目。他们不仅对旅游、健身、美容、娱乐等方面有普遍追求,而且对教育、房产、汽车、人际关系的维系有较大的差异性支出,所以在能使有限的经济收入用于实现更大的效用水平方面的证券投资策略组合方面也会有不同的要求。(四)家庭整体承受风险能力相对有限。在现行的社会保障机制作用下,考虑到工薪阶层受工作年限与经济条件的制约,工薪阶层在各方面的风险系数依旧比较大。但结合我国目前证券投资市场的发展状况来分析,可知工薪阶层在进行证券投资时很难保证有确定的高收益,所以他们在真正面临风险时往往会显得手足无措,应对不暇。从这种角度上来看,在工薪阶层的证券投资策略分析中还要加入更多的社会与制度的影响因素作为变量分析。(五)适宜进行证券投资的工薪阶层行业相对集中。虽然工薪阶层本身是一个覆盖面相当广泛的概念,但由于收入水平的差距较大,并不是所有的工薪阶层都可以进行证券投资。根据我国历年的行业收入水平排名情况来看,金融业、电信业、汽车业、石油业等行业的从业人员有较高的收入,可以考虑进行适度的证券投资。同时,公务员、教师、医生、外企职员、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等职业都可以考虑参与证券投资活动。本文中将主要以工薪阶层的这些有证券投资愿望与能力的人员为分析对象。
二、证券投资策略的基本产品分析
证券投资是指投资者将资金投放于有价证券上以获取一定收益的行为。证券投资的主要形式为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基金投资等等。证券投资策略即指投资者在进行证券投资前应当掌握的行动方针和谋略,在对总体策略定位的基础上,还可以详细确定市场策略、行业策略、公司策略、期限策略、组合策略等。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往往是按不同的比例对多种不同风险与收益状况的证券投资工具进行有机组合。可见对各种证券投资的产品进行简单的分析与比较是制定合适的证券投资策略的必然要求。
从概念上看,广义的证券包括商品证券(如提货单、购物券等)、货币证券(如支票、商业票据等)以及资本证券(如股票、债券、基金等)。狭义的证券仅指资本证券,它们是代表对一定资本所有权和收益权的投资凭证。在本文中涉及的证券投资工具主要根据后者界定。股票是典型的风险投资工具,其最主要的特点是高风险高回报。在我国目前股票市场还不够成熟与规范的情况下,选择股票为主要证券投资工具的投资者需要以足够的时间与专业知识为保证,还要有较充裕的资金和较强的心理承受力。考虑到目前我国股票市场整体行情有复苏迹象,并且股票的可选空间较大,投资机会较多,在证券投资策略中可以适当调整绩优股的比重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债券品种比较丰富,一般都有收益与风险适中的特点。其中比较常见的有国债、企业债券与地方债券及某些根据特殊需要发行的债券。相对而言,工薪阶层比较了解与愿意购买的主要债券产品是国债和有一定收益保证的企业债券。尤其是前者,因为其相对存款而言具有免税与收益较高的优势,相对股票而言又具有较好信用保证与较强社会信誉等特点,往往是深受工薪阶层欢迎的证券投资品种,也有“金边债券”之称。基金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投资产品。根据不同标准可以进行多种分类,其中股票型基金收益率比较高,一般在8%左右,适合1年期以上的投资;债券基金一般年收益率分别在2%和2.4%左右,收益稳定,本金较安全,可以确定比较自由的投资期,但考虑到其相应费用与持有期时间有关,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品前,可以适当延长投资时间;货币基金是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收益率波动幅度不大,是银行储蓄的良好“替代品”,适合短期投资,也可以作为一种过渡型投资品种。
三、工薪阶层的证券投资策略分析
工薪阶层在激烈的投资过程中都希望避免或分散较大的投资风险,并达到较高的预期收益,所以正确选择和运用适宜自身情况的证券投资策略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设计工薪阶层的证券投资策略时,要顾及诸多因素,比如工薪者的收入水平、消费情况、投资理念、生活区域、职业特点、行业前景、年龄阶段、家庭构成、性格类型等等,不一而足。下文主要从工薪阶层的不同生命周期、家庭阶段、风险偏好、收入水平几方面简单地制定其对应的证券投资策略。
(一)以不同生命周期分类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在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中,强调人们会在人生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计划生活的消费支出,并达到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消费情况最优配置。由于人们的收入在满足消费之余主要可以用于储蓄与投资,所以该理论在为工薪阶层制定证券投资策略时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提出年轻人家庭收入较少,消费支出水平普遍高于经济收入水平,在此阶段多以负债消费为主,即便有一定剩余资金,也主要用于未来投资资本的原始积累,可以不要过多地考虑证券投资策略。当然,为了鼓励年轻人进行必要的资金贮备,可以建议他们采取定期定额方式购买货币型基金,或采取相对保守的投资策略,相信一定时期的累积可以为下一个生命周期的证券投资提供比较充足的资金和更为丰富的投资经验。随着人们进入中年阶段,收入水平日益增长,收入会多于消费,经济能力和生活方式上都趋于稳定。保证提供子女教育的经费和赡养父母的资金是现阶段工薪阶层主要需考虑的问题,着手准备投资保值与增值计划成为必然的投资选择。此阶段的工薪者可以考虑每月将剩余收入的20%投向较有风险的投资或股票,40%购买各项平衡型基金或其他较为稳定型基金,20%购买新型证券投资产品或选择其他理财或投资工具,10%作为保险资金,另10%作为紧急备用金或储蓄费用。由于他们有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应该以进取型投资风格为主,力求投资品种多样化,投资思路开阔化。等到工薪者进入老年阶段,他们收入水平相对消费需要又会略显不足,但由于有中年阶段的投资与理财的补充收入,仍有制定证券投资策略的必要。鉴于老年工薪者几乎没有提高经济收入的发展空间,风险承受能力也越来越低,生活需求相对简单,对养老资金的安全性、保值增值性考虑较多,所以证券投资策略应该以投资收益稳妥、有底线保证为首选目标,尽量少选择风险性、激进性投资工具,以避免养老费用的损失。一般每月可以将多余收入的30%投向平衡型基金,40%购买国债,20%购买货币型基金,10%进行储蓄。这种组合既能对老年工薪者的资金有一定收益保障,缓解通货膨胀或其他经济因素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也能有效降低风险程度,有利于老年工薪者的身心健康,减轻他们的心理与经济压力。总体而言,不论身处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都要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意识,不要低估长期投资的升值能力,要尽早形成证券投资的意识并选择自己比较熟悉与感兴趣的产品。
(二)以不同家庭阶段分类分析
根据家庭所处的阶段,一般可以划分为单身打拼期(一人)、家庭形成期(两人)、家庭建设期(三人以上)、家庭成熟期(子女进入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细分期(子女开始独立生活)等类型。为了简单起见,也有理财专家将其划分为青年家庭、中年家庭和老年家庭。但因为在本文中已经有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工薪阶层的证券投资策略分析,在此还是主要侧重于前一种分类标准下的具体分析。1、单身打拼期的工薪阶层,往往因为对于创建事业与组建家庭的考虑比较多,主要资金大多形成对自身和工作或感情的投资,所以在证券投资方面的考虑还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阶段。当然,如果有其他外来资本,又有较多时间与精力学习证券投资方面的新知识,也不排除“借鸡生蛋”的获益。鉴于这种情况尚不是主流趋势,在本文中不必过多涉及。2、家庭形成期的工薪阶层可以合二人之力共同参与证券投资,在资金方面相比单身打拼期的工薪阶层有所增加,投资观念也逐渐形成,对于培育下一代、开展家庭建设、完善家庭设备等方面的考虑还有较大的弹性,所以可以设定比较灵活、主动的证券投资策略,在风险较高、收益也较大的证券投资品种要多加关注,适当增加其在证券投资中的比重以实现增值型投资目标,同时也要增加适当低风险或无风险的投资品种达到保证基本收入的目标。在对日常生活水平不会造成较大影响的前提下,可以用家庭成员中一方的资金大胆尝试多种证券投资手段,并放松心态,强化投资的积极与进步意识。3、处于家庭建设期的工薪阶层无论在经济还是精力上都比家庭形成期的工薪者要更显紧张,但因为年龄或工作经验等原因,投资理念更趋理性与成熟,所以在开源节流的途径选择上也有了更多的方法。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要对小孩养育与培育的费用有充分的估计,同时在证券投资工具的选择上要集中于比较擅长与熟悉的几种工具上,不必过于分散。当然,相对而言,如果已经有了证券投资的心得,还可以适当的融资投入比较有把握的证券产品上。4、处于家庭成熟期的工薪者,一方面事业发展进入上升期,工作比较繁忙,投资的跟踪时间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家庭规模比较确定,在经济收入与支出方面都比较清晰,对未来安排与生活定位比较明了,投资的目标比较明确。此阶段家庭的主要开支是小孩的后续教育经费、夫妻双方的事业发展经费、日常的医疗保健经费等项目。所以应该以温和进取型投资风格为主,可以在扣除日常消费支出后,先将比较固定的存款转换成较有保障的国债或基金,以保证孩子上大学的费用,剩余的零散资金投入货币市场基金及保险。在投资产品期限与种类的选择上,可以与小孩受教育的阶段性费用支出相对应,形成一个中长期(2年以上)的证券投资策略,目标年收益率要在通货膨胀率的两倍以上,并形成长期理财习惯。5、当工薪阶层进入家庭细分期时,如果不要额外负担子女们在经济方面的要求,又没有更多消费支出方面的增加项目,可以在证券投资的长期策略基础上,增加部分短期与中期投资品种,以提高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并能更主动地抓住更多的良好投资机会。当然,在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中,在此阶段的工薪者可能要随时应对子女们在事业与家庭发展等方面的追加资本投入需求,所以还是要准备部分流动性较强的证券投资产品提高资金的变现能力。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工薪阶层在不同家庭阶段,都要先保证实现家庭经济基本功能,再顾及证券投资的增值功能,切忌本末倒置,舍本逐末。
(三)以不同风险偏好分类分析
证券投资中的风险主要有市场风险、形势风险、行业风险、财务风险、管理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等等。一般而言,风险偏好类型的确定主要取决于投资者的年龄、收入、性别、经历和个性等具体因素。比如,年龄较小的人不怕失败,所以多为风险趋向型投资者,随着年龄的增加,对于风险的态度逐渐表现为中立型甚至规避型;收入越高的人们能承受的风险往往比较高,相比而言,收入偏低的人群对于风险大多有回避的倾向。通常认为男性趋于冒险、女性趋于保守,但也有人认为随着现代经济生活中男女承担社会角色的互换及女性在理财中的重要地位,部分女性也呈风险爱好型;一般人生经历比较丰富的个体属风险趋向型,而经历比较简单顺利的个体属于风险规避型,自然也有其他因素可能会影响他们在不同情况下的风险选择。总体而言,工薪阶层中大部分人员属于风险规避型和风险中立型,对证券投资风险的整体承受能力相当有限。只有在对工薪阶层的风险状态基本了解的前提下,才能选择各自适合的证券投资策略。一般而言,对于风险趋向型的工薪投资者可以增加证券投资新品种的比重,因为往往新产品在高风险的后面也隐含高收益。对于风险中立型的工薪阶层可以采取在高、中、低风险型的不同投资工具中设置不同比例以达到趋利避害的效果,当然也可以将资金主要投入风险中等的债券和混合型基金上,这样可以集中精力,深入分析比较集中的品种,从而获取更高收益。而风险规避型的投资者一方面可以采取购买国库券、债券基金、货币基金为主的简单投资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各种年度报道与评比结果,选择有较好社会与经济效益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银行等各种金融机构,进行集合型证券投资。相对而言,由于货币市场基金与其他低风险理财产品相比较,在收益率相当的情况下,在投资门槛和流动性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可以满足偏好低风险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对资金的高流动性和对收益的稳定性的综合要求,分析人士指出,货币市场基金将继续成为这部分人群的首选理财工具。当然,随着人们对基金市场的熟悉,指数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均可以成为低风险的证券投资产品。由于工薪者处于不同境遇时,也可能改变风险偏好,所以要在对自己的投资意愿有足够了解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证券投资策略。
(四)以不同收入水平分类分析
虽然同为工薪阶层,但收入水平还是有较大差异。比如以湖南省2005年的工资水平为标准,据统计资料显示,当年在职人员的平均月工资水平为1503元。以此为标准,比平均线低20%,但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水平的工薪者可以认为是低收入群体。而高出平均水平一定值的工薪阶层可归为高收入群体。低收入者一般会采用比较传统与保守的方法进行证券投资,比如购买国库券是他们选择的主要证券投资方式。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一般投资观念传统,家庭理财要求绝对稳健。建议每月做好支出计划,除正常开支外,可将剩余部分分成若干份进行重点证券投资产品的投资理财,切忌广而全,频繁交易。对于风险较大的股票市场,考虑到工薪阶层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弱,专业知识也相对匮乏,可以不做重点考虑。保险、基金和国债等投资产品仍是该收入水平工薪阶层的主要选择。至于高收入工薪阶层的证券投资策略中,可以考虑将大部分资金用于进攻型投资,更大地发挥“钱生钱”的功能。考虑到风险因素,“攻”的资金中又可以分为“稳攻”和“强攻”两部分。对于稳攻部分,有一定投资理财概念的人可以选择购买一些市场波动度较小、预期报酬较稳健的证券产品,如混合型基金、大型蓝筹股等,力求年收益率达到5%-10%的水平;强攻部分则为某些高风险高收益发证券产品组合。可以考虑在专业理财规划师的指点下,将部分资金投入各类预期收益率较高的股票上。在证券投资中,既要有对单个股票和债券、基金行情的把握,又要具有投资组合的理念,以适度分散投资来降低风险。总体而言,在为工薪阶层制定证券投资策略时,要更多地关注他们的不同需求目的以及对不同价格与风险类型产品的需求弹性,从而在保障他们现有资产与生活水平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实现未来资产价值与质量的提升。
也就是说,工薪阶层不论是属于上述哪种类型或阶段,在进行证券投资时,都要具体状况具体对待,并综合考虑以上因素进行抉择。当然,工薪阶层的证券投资策略也有共通之处。一旦工薪者决定了要进行证券投资,就应努力作到以下四点来保证策略生效。(一)制定具体可行的各期目标。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计划,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与经济实力,确定在不同年龄与时期的投资目标,并在达到预期收益水平时要适时收手,重新选择下一个目标。
(二)遵照投资理财的基本规律。总体上工薪阶层进行证券投资策略时要本着“终身快乐”的原则,也就是要尽量作到“抓住今天的快乐,规避明天的风险,追逐未来生活的更加幸福”原则。在具体选择投资品种时,要遵循“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原则。(三)确定详细周全的步骤。作为普通的工薪阶层,最好要制订具体的投资步骤,逐步有效的拓宽投资渠道,增加各层次的投资品种,最终实现自己的投资理想。(四)制定稳中求变的策略。投资策略的适应性与创新性是决定投资成败的重要因素。投资策略有很多,关键是要寻找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并在投资实践中不断反思与修正。工薪阶层如果能真正理解与掌握以上四点,在找到适合自己的证券投资策略基础上,加强对策略的落实与调整,在投资理财的道路上必然有较好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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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需要审计服务
为什么需要审计，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审计服务的需要是出于政府的推动，一种观点认为审计服务的存在是两权分离的必然产物。对此，经典总结是由Wallance(1980&1987)作出的。他认为有三种假设可以解释：
1.监督假设(Monitoringhypothesis)。根据Jensen和Meckling(1976)对公司组织问题的阐述，审计可以增加信息的可靠性，并且可以作为一种控制工具。Chow(1982)对1920年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大公司、高负债公司和贷款合约中包括更多会计计量指标的公司更有可能聘用外部独立审计师，从而证明监督假设的成立。因此，可以说审计服务作为一种监督工具，确保了财务报告的真实和公允。
2.信号假设(Signallinghypothesis)。信号假设认为“注册会计师的选择向市场参与者传达了公司管理层对未来现金流量评估的信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投资者和管理者对公司有着不同的评价。管理者有动力披露一些信息，表明自己的公司不同于别的公司。当公司选择高质量的会计师事务所时，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评价就会更高。另外，信号假设还表明公司管理者通过聘用高质量的审计来解除自己的受托责任，并向市场传递自己经营管理的能力，以提高其在经理人市场上的价值。
3.保险假设(Insurancehypothesis)。保险假设，也称“深口袋”理论，是指管理者聘用注册会计师的目的是为了转移部分财务披露的责任(Wallance，1980)。这种假设主要来自：(1)注册会计师和审计服务的接受者对审计作用理解上的偏差;(2)产品责任概念的扩展。“保险假设”在美国的一些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实，注册会计师的涉诉与公司失败相关，事务所无论大小，因诉讼支付的赔偿比例常常是相同的。
(二)政府规范产生对高质量独立审计的真正需求
目前严重扭曲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的股权结构、不完善的经理人市场、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和资源配置上的缺陷等使得中国上市公司缺乏对高质量的独立审计的需求。但与此相反的是，中国的注册会计师事业却获得了长足进展，究竟是什么因素促进了独立审计的发展呢?我们认为中国目前对独立审计的需求主要来自政策的推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有关股票发行与交易的规范中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和其他报告。如1993年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在股票发行时，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近三年或者成立以来的财务报告和由二名以上注册会计师及其事务所签字、盖章的审计报告。
2.中国证监会和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的有关监管政策和上市规则中都把审计意见作为一项重要的参考指标。如2001年的沪、深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规则规定：注册会计师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状况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视为财务状况异常，需实行特别处理(ST)。
3.证监会加强对审计意见和审计师变更的披露要求。如在1997年度上市公司年度披露中，要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在年报中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事项作出说明；在1998年度的年报披露中，不仅要求董事会和监事会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事项作出说明，而且要求这些公司在年报首页就非标准审计进行风险提示。另外，在1996年，证监会就对上市公司聘用、更换事务所的相关事宜作出规定，如要求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时要在相关报刊上予以披露，并说明变更原因。
4.推进上市公司的规范化运作。如1999年国家经贸委和证监会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中，要求这类公司加强监事会的建设，尤其提出监事会可对公司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发表建议，可在必要时以公司名义另行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独立审查公司财务，可直接向证监会及其他部门报告情况。
二、政府规范对审计服务供给的影响
中国政府规范对审计服务供给的影响是双重的，在提升审计质量的同时又造成了审计市场的分割和分散。
(一)政府规范推动了高质量审计服务的供应
中国的注册会计师事业是适应国家对外开放需要而恢复的，证券市场的发展又促进了其快速发展。在短短的20年内，无论是注册会计师事业的规模，还是执业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尤其是执业质量的提高，政府规范的作用功不可没。政府采取的旨在提高审计执业质量的措施包括：
1.合并两会，统一市场资源配置。1996年6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中国注册审计师协会正式合并。这次合并的结果是到1996年末，全国的执业注册会计师达5.6万人，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员达10万之多，同时，合并使得在独立审计准则的制定、执业资格考试、对外交往等方面得以统一运作。
2.脱钩改制，明晰产权，强化风险意识。到2000年，全国会计师事务所均已完成脱钩改制。从监管部门的结论看，脱钩改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应，主要表现在：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风险和责任意识有明显提高、事务所自律和激励机制日渐形成、事务所规模化发展的势头日趋强劲、事务所队伍结构趋向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
3.实施从业人员许可证制度，保证质量。注册会计师及其事务所实行证券、期货业务特别许可证制度不仅可以保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而且已经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约束机制。因为如果违反独立审计准则和职业道德，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将会被暂停证券和期货从业资格，甚至会被永久取消证券和期货从业资格；如果受到这样的处罚，对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而言，几乎意味着其执业生涯的不体面结束。而且已有的处罚也对具有证券和期货从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产生了很大的震撼作用，促使他们谨小慎微、客观公正地执业。可见，这种制度可有效地保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
4.监管之剑时时高悬。证券市场上不时惊爆审计失败的消息。面对众多的事务所审计失败，政府监管部门一再强调要严厉处罚。这些年来中注协和证监会先后查处了许多会计师事务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1年9月底，已有25家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事务所遭受28次行政处罚。对无此资格事务所的处罚案例则更多。同时，监管层也认识到频频出现的审计失败与中国的制度背景不无关系。
5.应付竞争，推动合并。随着中国加入WTO，为了应对来自国外事务所的竞争，提高审计质量，中注协和证监会采取提高“门槛”的办法，促进了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重组。
(二)政府规范导致审计市场的分割和分散
1.审计市场的分割。审计市场的分割，有的是政策因素造成的，有的是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造成的。到目前为止，这些市场分割大致包括如下三类：由于挂靠制度形成的市场分割；占山为王、划地为界导致的市场分割；以上市公司为目标的市场分割。
2.审计市场的分散。中国审计市场的分散程度如何，以上市公司审计为例，这种分散性可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参与上市公司审计的事务所数量多。如表1所示，从1997—2000年间，每年参与上市公司审计的事务所数量呈上升趋势。一是十大事务所的市场占有率低，如表2所示，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的1993，“十大”的年度审计市场占有率曾经达到61%，但随后开始下降，到1998年达到了30%。直到2000年度，“十大”的市场占有率也仅有33%。
三、上市公司审计意见特征：政府规范影响审计服务供求的证据
没有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分割、分散的审计市场与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和政府部门不懈的提高审计独立性的努力，互相作用，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审计现象。审计意见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考察审计意见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国上市公司审计特殊的制度背景。
(一)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成本
非标准审计意见是审计服务供求双方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相互谈判的产物。对于可避免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管理者接受审计人员的建议予以调整时，需考虑这些调整对管理者报酬、政府管制、贷款合约和政治成本等的影响。如果拒绝调整而接受时，也需要考虑包括资本市场反映和对管理者报酬的影响。
在中国，这些成本包括哪些内容?对管理者而言，接受注册会计师的建议对会计报表予以调整，可能会使公司失去配股资格，也可能使公司领导不能完成计划而导致薪酬或职位上的损失；如果公司管理层接受了非标准的审计意见而不予以调整，非标准审计意见也可能会影响股票的市场价格；同时，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规则和PT、ST规则又对审计意见做出了规定，因接受审计意见可能导致公司被特别处理或停牌。对注册会计师而言，如果坚持自己的立场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就存在被公司解聘的风险；如果向客户妥协签发不正确的审计意见，一旦被发现，将面临着失去客户，失去执业资格，乃至面临终身市场禁入的风险。
(二)高比例的非标准审计意见
自中国发展证券市场，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已审计财务报告以来，中国上市公司一直维持了很高比例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率。在1993—2000年度间，共有717家上市公司被会计师出具了非标准的审计报告，占历年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总数的14.46%;其中1993—2000年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分别为3.83%、4.46%、12.08%、9.81%、12.61%、16.6%、19.61%和16.36%。连续8年维持如此高比例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率是非常罕见的，也是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密切相关的。首先，高比例的非标准审计与上市公司本身有直接的关系。公司上市时的直通车、改制与剥离、捆绑制度、国有大股东一股独大和不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猖獗的关联交易、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和上市后逐年下滑的业绩等。这些因素都对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的类型起着重要的影响。其次是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本身的原因。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步规范，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的风险意识逐步提高，比如说1997—1999年由于脱钩改制受过处罚的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明显高于未受过处罚的事务所。第三是政策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独立审计准则的制定，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制定，配股政策和增发政策的制定等。
(三)收购审计意见现象
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因与会计师事务所独立性问题相关而长期备受关注。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收买审计意见”。根据我们统计，从1993—2000年间共发生了305次会计师变更事项，其中有69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是发生在收到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第二年，占总数的23%。可见我国上市公司在变更会计师方面存在较强的“收买审计意见”倾向。
(四)审计意见与公司财务状况的相关性
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可以根据公司的财务状况来预测公司未来的审计意见，可见他们两者之间是存在某种相关性的(NicholasDopuch，RobertW.Holthausen&RichardW.Leftwich，1987)。在对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意见与公司财务状况的分析中，我们同样发现了这样的关系。表3列示了97、98和99三年间所有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的若干财务指标和全部上市公司部分指标的对比。
可以看出：(1)与所有上市公司的指标相比，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率、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指标都远远低于平均水平，说明审计意见难看公司的收益水平总体上不如平均水平；(2)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与公司的财务状况之间有很强的一致性，即审计意见越不好，公司的财务状况越差。这种关系在应收账款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和资产负债率等指标间表现出完全一致性。
(五)审计意见的事务所分布
由于审计市场的分割及不同的挂靠体制等原因，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应该存在系统性的差别。
1.不同地区事务所之间的比较。从审计意见的地区分布看，审计意见的分布也存在差异。我们根据各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异，将各地区划分为发达地区、半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1995—1999年间不同地区事务所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比例是：发达地区占17.89%，半发达地区占12.98%，不发达地区占10.75%。
可以看出，发达地区的事务所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比例明显高于经济不发达地区。我们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1)经济发达地区事务所的业务素质高于不发达地区。在同等条件下，这些地区的事务所更有可能发现公司不符合独立审计准则等要求的情况而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2)经济发达地区事务所的风险意识高于不发达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最先受到市场经济的洗礼，对会计师事务所所面临的风险有较为清醒的认识。(3)经济发达地区事务所之间的竞争相对激烈。充分的竞争可以促进事务所的运作更为规范，从而使得这些地区的事务所独立性得以提高。
2.内资所与外资所的比较。一般我们认为国际“五大”的审计质量要高于国内事务所。如果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能代表事务所的独立性和审计质量高下的话，可以预测国际“五大”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要高于国内所。但从表4的结果看，国际“五大”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却低于国内事务所。对此结果可能的解释是两类事务所在客户选择上的差异。国际“五大”的客户通常规模较大且多发行外资股(B股、H股等)，其运作相对要规范一些。
3.大所与小所的比较
今日A股表现平平，表现的和一个“淑女”一样，非常的安静，整个一天都在开盘附近静静地呆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真的是令韭菜们无言以对。没有办法只能静静地等待行情的启动。
要说今天的行情为何会这样的安静，主要原因是雄安概念的暂时熄火，没有了雄安的带领A股君现在仿佛是没有了方向，只能等待机会的出现。
等待永远不会没有尽头，正在“韭菜”们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重大利好消息的出现打破了市场的宁静。据了解，我国在南海地区的可燃冰勘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昨天国土资源部调查局宣布南海可燃冰勘探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在海域可燃冰开采中获得连续稳定产气的国家。消息一出无不令国人振奋。股市板块中的油气设服、海工装备等板块应声大涨。
消息一出“可燃冰”这个名词也立刻成为了一个焦点名词，不禁有人发问“可燃冰”是什么东东，“冰”竟然还能燃烧？
这就不懂了吧？其实可燃冰一般指天然气水合物，又称“固体瓦斯”和“气冰”。 是分布于深海沉积物或陆域的永久冻土中，由天然气与水在高压低温条件下形成的类冰状的结晶物质。因其外观像冰一样而且遇火即可燃烧，所以又被称作“可燃冰”。
[关键词]全球化；国际政治资源；影响
所谓国际政治资源是指国际政治主体在国际竞争中用来实现自身利益、贯彻战略目标所使用的物质和精神来源。国际政治资源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逐步提出的，它同全球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全球化及其进程，从本质上看是源于对社会财富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获取最大化的财富和利益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尤其是国家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当一国的资源、市场满足不了获取最大限度的社会财富和利益的要求时，就会限制其财富和利益的积累，于是自然而然就会超越国界，到全球其他地方去开拓新的市场，去寻找新的财富和寻求新的利益。超越国界去开发新的国际政治资源便成了国际关系行为体谋求社会财富和利益最大化的动力。在这股动力的作用下，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间的相互合作越来越多，相互依存度也就越来越高。国际关系行为体谋求社会财富和利益的最大化加快了全球资本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化的形成。此外，国际组织的形成与壮大是促成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国际组织是国际间多边合作的产物，是为了满足国家间政府的或民间的跨国合作需求而产生的各种制度性安排。国际组织是国际政治资源中重要的硬性政治资源，它的形成既是全球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和依托，也是推动全球化的地区整合、文化融合、政治合作的重要平台。欧盟、东盟模式的运行已充分说明，国际组织对全球化的推动是一个重要的动力。从这种意义上说，开发和利用国际政治资源是促成全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的最后10年，全球化浪潮冲击着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就包括国际政治资源，国际政治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无处不受到全球化的影响。
一、全球化改变了硬、软性国际政治资源的作用对比
从资源的性质看，国际政治资源可以分为硬性和软性的国际政治资源。随着全球化的到来，相互依存度也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不能像过去那样，以军事等硬性手段为主，通过争夺地理空间来获取重要的国际政治资源。各国已越来越重视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而改变了硬、软性国际政治资源的作用对比。
全球化带来的公共问题加深了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公共问题的解决不能单靠开发硬性政治资源，因为它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效能越来越差。如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由于美国正越来越依赖石油进口来满足它每天的能源需求，而伊拉克拥有继沙特阿拉伯之后世界上最大的未开采的石油蕴藏量，这对美国来说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力，所以美国打着“萨达姆、在中东地区建立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旗号发动了对伊战争。战争虽早已结束，但美国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随着驻伊美军伤亡人数的增加，是否从伊拉克撤军已经成为摆在美国面前的一大难题。由于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行为体逐渐认识到许多问题的解决不能单靠开发硬性国际政治资源来解决，因此，国际关系行为体更多的是开发软性的国际政治资源，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知识的竞争方式上，如对信息资源的开发。信息已经成为各国开展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活动的重要的软性国际政治资源。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和整体性的。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信息革命而形成的全球互联网，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国家范围的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所引发的对世界范围的经济影响，最终影响的是国际组织、国际合作、全球经济，而且这种影响力也已成为评价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在信息经济时代，谁拥有了信息资源，谁就拥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发展动力。为了占领信息传播的有利位置，国际关系行为体都在不断加大信息技术的开发与革新。美国在信息化时代中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1993年1月，克林顿总统授权成立了“信息基础设施特别小组”。9月，该小组宣布了美国建设信息网的宏大计划。在此基础上，美国又进一步提出了“全球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构想。这些构想立刻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激起了世界各国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和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全球浪潮。哈佛大学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早在1996年为《外交》双月刊撰写的文章就指出：“信息是国际领域的新型货币，美国在通过信息去扩展其‘硬性’的、‘软性’的国力资源方面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另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摩擦与矛盾的解决也已不主要依赖于战争的方式，其他磋商、斡旋、安全合作等方式在协调国际关系行为体间的矛盾中也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国际政治的发展，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软性的国际政治资源越来越受到重视，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硬性的政治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社会追求的国际政治格局、国际政治秩序以及国际政治规范都无处不与软性的国际政治资源密切联系在一起。
二、全球化加大了国际政治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性
全球化使国家分为三类：一类是前现代国家，一类是现代国家，一类是后现代国家。前现代国家面临的是生存问题，它们没有多少竞争力，被逐渐边缘化，不仅在世界财富与资源的分配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且在战略资源、文化资源、地缘政治资源等方面都成了后现代国家任意支配、控制、垄断的对象。进入21世纪以来，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全方位的渗透。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资本、信息、权力和财富的日益集中，尤其是日益集中于跨国公司。文化扩展也是如此。全球化一方面加快了各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文化扩展在全球化背景下，也日益呈现出不平衡的趋势。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显示，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担忧，“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了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美国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在全球化中具有绝对优势。美国借助高科技把它的迪斯尼乐园、好莱坞电影、麦当劳快餐、可口可乐、微软视窗、NBA等推向世界市场，与此同时也将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传遍了全球。
此外，跨国公司通过企业文化、品牌广告以及产品的市场占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在无意识之中被跨国公司的文化模式所操纵。黑墨林在《文化自主与全球传播现象》一书中就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跨国公司充当了文化侵略的工具。例一是：在一个墨西哥村庄，足球赛之前先有传统的跳舞仪式，但它的表演特征却是巨大的可口可乐瓶子；例二是：国际万商公司(IBM)的一个大型广告活动，向纳瓦尔(Nava-jo)印第安人保证，只要他们使用IBM以纳瓦尔字母制造而成的打字机，他们的文化认同也就能够有效地得到保证。这两个例子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正在被侵蚀，逐渐被跨国公司所带来的西方文化所控制。因而我们说，全球化意味着世界资源和财富的不断再分配，也意味着在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国际性不平等。
三、全球化加快了获取国际政治资源的速度
进入21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为了抢占21世纪世界经济的制高点，并购之风此起彼伏，加快了获取国际政治资源的速度，如航空领域两位大哥大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的合并。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发展又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特点，“缔结战略联盟”就是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竞争的新形式。战略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为实现某个战略目标，集合各自的资源和能力而建立的一种协作关系。在这个战略联盟里，各家公司可以分担成本、分享技术，共同进入全球市场，每个战略伙伴都贡献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例如，摩托罗拉起初很难打入日本的移动电话市场，摩托罗拉和东芝公司结成战略联盟，共同生产微处理器；作为回报，东芝公司为摩托罗拉提供了营销方面的帮助，使摩托罗拉和东芝公司不仅实现了双赢，而且加快了获取财富的速度。这使得资本和财富日益集中，资源和信息共享程度也越来越高。而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更是为加快获取国际政治资源注入了一股强劲动力。如果说以前的科技革命使能量和物质转移的话，那么今天的科技革命则主要表现在时间和空间的转移。信息网络化的发展，可以及时、全面、精辟地了解情报资料，加快了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交往速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可以在瞬间传遍全球的各个角落，漫长的国境线和海岸线迅速变成了电脑屏上的短兵相接，信息资源的信息化技术正逐步实现共享。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与传统的获取信息资源的速度相比，当今要方便、快捷了许多。
四、全球化使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国际政治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
全球化打破了地域的藩篱、缩小了地球的空间距离，造成了世界许多热点地区，而热点地区往往又是战略资源的所在地，这使得国际关系行为体对该地区的争夺更加激烈。谁占有较多的资源，谁就拥有较快的发展和具有较强的实力，谁就在世界上具有更多的发言权和霸权。早在1921年，斯大林就尖锐地指出了西方对资源的依赖性：“如果把西欧和美洲称为前线的话，那么那些非国家和殖民地则是帝国主义的大后方一资源库。为了赢得战争，我们不仅要在前线取得胜利，而且要在敌人的后方一它的资源库进行革命。”例如，中亚地区不仅是地缘政治上的战略要地，同时也是重要的国际政治战略资源——石油的重要产区。而战后爆发的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其战略意图都是为了争夺和控制中东的石油。苏联解体后，美俄等国展开了对中亚地区的“大角逐”(theGreatCame)，这也成为后来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发生“”的国际背景。近年来，美俄在里海地区的激烈角逐，也正是围绕地缘政治和里海石油控制权而展开的一场较量。美白宫的《面向新世纪的国际能源战略》以及美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21世纪能源地缘政治》报告中也再次确定，世界地缘政治心脏和世界能源的核心地区——中东、中亚仍是美国21世纪的战略重点。石油已经成为各国激烈争夺的重要目标，它们把资源不仅作为攫取高额利润的工具，而且当作争夺世界霸权的手段。
另外，全球化加快了世界上国家、民族间的纷争，大家纷纷抢占市场，抢占资源，尤其是抢占高科技制高点，因为当今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主要依赖于高科技。如宇宙空间市场的开发，人类目前的太空技术投资除了可以获得远程通讯服务、气象服务、遥感探测服务等外，太空还有重大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利益。因此，世界主要航天大国都加大了对太空资源的争夺。2005年底，欧洲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首颗实验卫星“GIOVE-A”顺利升空，标志着欧洲为打破美国在全球定位系统上的垄断局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此外，中国“神舟-5号”和“神舟-6号”飞船的发射成功，也打破了俄美在载人航天领域的垄断局面。近几年来，国外对氦矿床的报道颇多，尤其是美国、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等国，这是因为氦有许多可贵的性质和广泛的用途，所以，各国纷纷加大了科研的投人去开发这种新型的资源。总之，全球化使得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国际政治资源的争夺进入白热化阶段。
五、全球化使传统的国际政治资源观面临严峻挑战
近几十年，由于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运输和通讯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从而直接推动了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和高科技的广泛传播，使整个世界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商品、资本、人员、服务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频率越来越高、阻碍越来越小，各国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程度日益加深，共同利益日益增多，需要各国间加强协调与合作。各种形式的国际组织建立了成员之间进行经常性联系与沟通的渠道，有助于协调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和立场。伴随着经济发展，全球化的许多副产品，诸如世界范围内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人口的急剧膨胀、跨国犯罪和恐怖活动的日益猖獗、民族矛盾、地区冲突等等，对于这些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单独解决的问题，需要各国间进行齐心协力地合作，国际组织即是实现这种合作的有效方式。近年来，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组织发展迅猛。全球各类政府间组织的数量在20世纪经历了这样的增长：1909年为37个，1954年为118个，1962年为163个，1970年为242个，1981年为1039个，1992年为4878个，1996年为5885个，2000年为6556个。国际非政府组织1909年为176个，1954年为1008个，1962年为1552个，1970年为3379个，1981年为13232个，1992年为27190个，2000年为45647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在整个20世纪，增长了250多倍。
「关键词：行政许可听证正当法律程序
《行政许可法》是继《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复议法》之后，对行政权力行使加强规制、对公民权利予以充分保护的又一部重要法律，被学者们称为行政程序法治化的重要里程碑。其重要性体现在它不仅在行政许可领域为行政机关设立了较规范的操作步骤，而且引入了正当法律程序以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我国通常将行政许可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被称为一般许可，它涉及到安全、环境、调控而需要批准的事项，它的性质是公众事先有这个权利，只是国家为了管理，将一般性禁止作为从事其些行为的前提。第二种被称为特许，我国宪法规定公有资源、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主体是国家，一般社会公众个体不拥有天然的权利，因此，这种开发利用权的转让是一种特别许可。第三种被称为认可，指提供公共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这里的资质和能力不是行政机关赋予的，而是主体本身就有，只是需要行政机关予以承认。第四种被称为核准，指对一些特定的物（设备、设施、产品、物品）进行检验、检测、检疫，以确定其是否符合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其性质是将物与一个参照标准进行比照而予以审定。第五种被称为登记，指企业或其他组织的设立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原则上讲只要主体具备条件即可获得许可。因此，行政许可的范围是广泛的、内容是丰富的，它涉及到众多的行政领域和部门。
一、许可—管制中的利益
现代行政管理模式历经着几个变化的阶段，从十九世纪的“夜警国家”到二十世纪初的“全能政府”再到二十世纪中后期的“有限政府”，这几个阶段体现了政府行为方式的转变。政府行为方式指的是行政的规则，而行政的规则在很大的程度上主要是行政许可问题。[①]在不同的行政管理模式背景下，行政许可制度有着较大的区别，从世界范围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强化管制是主流，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上出现了放松管制的浪潮，这种放松体现在政府的管制范围、管制力度、管制方式受到严格的限制，也体现了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权利更加得到尊重和保护。
行政许可制度的社会效果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许可是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方式之一，它和行政处罚等手段相比，具有诸多的优越性，因为它是一种事前的监督和规范，可以提前将相对人的行为纳入进监管的视野，减少了行政相对人违法的概率，另一方面，它的缺点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许可的前提是自由受到限制，故而许可设定的越多，公众的自由就越少。因此，行政许可事项的设立，体现着国家对公民权利进行保护与限制的权衡，需要加以限制的事项，往往是可以获益的事项，无论许可的性质是“普遍禁止的解除”，还是“特定权利的赋予”，其核心都是社会主体对其种资格的期待。既然需要管制，往往意味着对资格的需求量要大于给予量，资格的取得也就意味着获取利益的可能性，因此，行政许可对社会公众而言，就是利益的分配。一项行政许可的法律后果关系到众多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与义务，因此，我们说行政许可是管制中的利益。
从前述五种行政类型来看，许可会在社会上形成不同程度序的竞争局面，特许最强，一般许可次之，认可、核准、登记较为宽松而且从理论上讲甚至是没有数量的限制以致于不会产生竞争。但从我国当前的许可制度来讲，设定许可的目的就在于管制，绝大多数许可都存在着数量限制，广泛地影响着社会公众的公平竞争权、相邻权、环境权等等。享有上述权利的人我们通常称之为利害关系人，对利害关系人权利的有效保护，无疑是正当行政许可制度不可回避的课题。
二、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护范围
作为一部较好体现民主意识的法律，《行政许可法》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制度和规则，其中告知、听证制度成为一项核心制度，它彰显了公民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在这些制度和规则中，特别值得关注是对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护制度。《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间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享有听证的权利”。这里的利害关系通常表现为相邻权、竞争权、环境权。在行政许可的过程中，对非行政相对人所主张的相邻权、竞争权、环境权的保护机制，一般有两种，一是行政机关主动考虑相关因素后，理性的作出决定，另外就是为行政机关设定一定的义务，用义务来保障权利的实现。第一种机制存在的前提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有高度的理性，能自觉地、主动地避免错误的发生，但社会常识告诉我们，这只能是美好的愿望。而第二种机制则是理性社会的通常手段，以可能出现错误为前提，为行政机关设定义务的机制，而告知、听证制度就是为行政机关设定预防性机制，将其对利益的分配置于阳光之下。
为保障公众权利，《行政许可法》为行政机关设置了一系列的义务，在这个制度设计中，对相对人（许可申请人）的程序性保障，对其优缺点进行判断在理论上没有多大的障碍，但对于利害关系人（相邻权人、环境权人）的程序性保障，有着很大的伸缩空间。该法条的用语是“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与他人间重大利益关系”，其中“直接”、“重大”均是对程度的表述，与其相对应的词是“间接”“、轻微”，二者之间的界限怎样划分？标准何在？立法上的模糊用语往往导致自由裁量的出现，既然是义务就意味着约束，而趋利避害又是人的本能，这种情况下，很多利害关系人对有关行政许可事项往往没有被告知，更没有称述、申辩的机会。因此，就告知、听证问题为行政机关设计刚性的义务性规则是发展和完善《行政许可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三、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护机制
我国的《行政许可法》在制定、颁布之时有很多颇具特色的地方，近来，很多学者视告知、听证制度为《行政许可法》的核心制度，同时也指出：告知、听证制度尚不完善，保障听证制度的落实还需要进一步努力[②]，笔者认为，所谓保障与落实是指：告知、听证制度不仅应当具备其应有的形式，更应当承载一定的内在价值，如此才能被称为正当的行政许可制度。
对于正当的行政程序判断标准问题，争论久矣，功利主义分析法学派的先驱边沁以“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衡量法律的好坏”的标准。[③]这种模式认为：程序的正当性在于结果的有效性，“只要结果好，过程也就是好的，过程的意义在于结果之中”[④]，之后的德沃金对此观点有所修正，但仍是强调工具性重于其内在正义。这种绝对工具主义观过分强调了程序立法的形式，而没能体现对公民权利保护的内在价值，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程序存在着大量的不正当程序。经济分析法学的代表波斯纳及20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经济效益作为衡量程序正当性的标准，以各方利益之间的量化比较结果作为判断标准，表面上看，它让程序的正当性变得明确宜于操作，但它所欠缺的仍是正当性往往无法用算式计算。我们称的正当性到底是什么呢？
美国法学家罗伯特。萨斯于1974年首次提出了法律程序的独立价值标准，贝勒斯、马修相继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与论证，以美国宪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的内涵为基础，提出正当的法律程序应当是具有正义性的，而正义性就是通过“平等、可预测性、透明性、参与”的程序“使人的尊严获得维护”，[⑤]这种程序本位主义观彻底地坚持和论证了程序正义的独立性，赋予程序内在价值以全新的意义。但这种理论的缺陷在于将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推向另一个极端，极易让程序变成繁文縟节而走上形式主义道路，它既可能让当事人的权利受到限制，也有可能让公共利益得不到维护。
以上几种判断模式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行政程序的正当性进行了揭示，提出了很有见地并各成体系的思想，但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片面化、绝对化的缺陷。这种缺陷表现在：单一的标准、僵化的规则无法对繁纷复杂的行政事务做出统一的要求，行政关系中时间、事项、相对人等因素的改变将导致程序正义向其另一面转化。我们知道，行政程序约束的是行政机关而非民众，这种约束机制的正当性应体现出民主、责任、法治、参与。现代行政的明显特点是行政程序与实体总是相互交织、同时存在，这就要求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行政目标、不同的行政过程判断相应行政程序的正当性，既要反对程序工具主义又要反对程序本位主义，努力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辩证统一。高秦伟老师提出，正当行政程序的判断基准应当包括以下四组参数的辩证统一：程序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公平与效率、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
程序对于任何一种价值的舍弃，都必须有足够充分的正当理由予以说明，[⑥]并进而提出，以具备某些基本要素的最低限度的基本程序来保障程序的正义性，所谓基本程序是指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在程序保障与个案需求之间设立一些最低的标准进行调和，这种最低标准是确保程序正义实现的必要条件。这种最低限度的基本程序，就是我们熟知的自然正义、正当法律程序，对于“最低限度”的认识，学界的分歧也还是有的，二大法系的学者们都对最低限度的要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三要素说”、“四要素说”、“五要素说”、“六要素说”都表明了“最低限度”的核心是告知、陈述、说明理由，至于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异议及其解决机制，应当属于后行政程序中的权利救济问题。
《行政许可法》将告知、陈述做为行政机关的义务、公民的权利进行了原则性规定，但对其适用范围及其保障的程度（如是否应说明理由、异议产生的制约）未进一步规定，造成实践中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余地过大，而过于自由的裁量往往造成权利保护的缺失、行政权力的恣意行使。如城市规划行政许可中，公民申请建房许可时，相邻关系人应否被告知？可否提出异议？对提出的异议行政机关应否给予说明？这就关系到建房能否被视为涉及申请人与他人间重大利益关系，实践中，建设规划部门往往不愿进行如此归类而给自己带来过多的麻烦。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许可中，非竞争人（原使用权人）可否提出异议？实践中，挂牌出让公告应当可以解决被告知问题，但原使用权人及其职工（享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单位职工）提出的异议往往不能被视为具有法律效果的陈述予以对待，不能当然的启动告知听证程序，不能产生阻却行政许可进程的法律效果。
又如在排污许可中，环保部门在审查排污许可申请时，往往只对申请人的条件进行审查，而该许可对相邻权人、环境权人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却无法启动相应的强制审查机制。在公益诉讼制度尚未建立的今天，由于缺少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公众无法了解行政许可的过程，更无法通过一个对抗性的机制来维护自己及公众的权利，公众的竞争权、相邻权、环境权因缺少制度保障而往往受到漠视。许多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国土资源的破坏、国有资产流失、城市规划侵权事件屡屡发生，其制度根源即在于此。在种类众多的行政许可领域，告知、陈述是正当许可程序中公民与行政机关权利义务关系的纽带，而正当性则体现在将告知与听取陈述并说明正当理由做为行政机关的义务予以强调，这是通过设定义务来保障权利的积极依法行政方式。当然，竞争权、相邻权、环境权涉及到社会主体的具体权利，而具体权利的属性也是可以做出基本的权重比的，如生命健康权总是高于获取财富的权利，生存权利总是高于享受娱乐而愉悦的权利，这种权重比在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下，会在最低的标准下获得最高的保障，从而使行政程序具备了基本的正当性。
正当法律程序所承载的价值理念，推动了西方的发展，成为一条宪法基本原则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纳。但这一理念在我国仍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并未成为明确的法律原则出现在成文法中，《行政许可法》所设定的告知、陈述制度隐约中折射出正当法律程序的光芒，但仍有一步之遥，这一步就是本文所关注的、有待进一步确立的“最低限度”。愿我们在立法实践、行政实践乃致司法实践中形成良性互动，在正当法律程序的指引下构建起具有我国特色的正当行政许可制度。
注释
[①]参见：《江比新教授在行政许可法培训班上的讲话》，2004年6月29日。
[②]应松年：《〈行政许可法〉实施以来所暴露的问题》，政府法制半月刊，2005年第5期。
[③]谷春德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处社，2000年版，第186页。
[④]高秦伟：《正当行政程序的判断模式》，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
关键词：证券市场；通货紧缩；因果关系
一、世界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挑战
通货紧缩（Deflation），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1992）中定义为“与通货膨胀（Inflation）相反的是通货紧缩，它发生在价格总体水平的下降中”；斯蒂格利茨则在其《经济学》（中译本，1997）中将通货紧缩定义为“价格水平的稳定下降”；目前国内学术界比较认同的简明定义为：通货紧缩是指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普遍、持续的下降。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大都出现程度不同的通货紧缩，时至今天，其阴影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徘徊。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近期刊文指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通货紧缩，而非二次衰退。
1、三大经济体
继日本之后，美国、德国和英国也相继面临通货紧缩的危机。由于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的GDP占到全世界GDP的75%，因此三大经济体的经济走向对世界经济走向起着决定性作用。
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的一年，企业的资本设备价格下跌了1.0%，汽车价格下跌了1.6%，服装产品价格下跌了2.2%，电器价格下跌了2.7%，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个人电脑，跌幅高达20.9%.通货紧缩不但笼罩着制造业，而且已蔓延到美国具有优势的服务业：酒店的价格下跌了2.1%，飞机票的价格下跌了3.8%，电话服务业的价格指数更是下跌了4%.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持续性的通货收缩，对正在挣扎着走出衰退的美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2002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5.0%，但进入二季度后急剧回落，二季度经济增长仅1.3%，预示着美国经济调整、复苏和变革步履维艰，通货紧缩仍是主要威胁。
欧元区的通货紧缩压力总体不太大，但是德国和英国则相对严重。德国经济目前正处于通货紧缩的边缘，加入欧元区以来，德国在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方面失去了相当的自主性，目前欧洲央行的基准利率对于通胀率只有1%的德国来讲相对较高，估计2003年出现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较大。英国近来的通货紧缩压力一直比较大，统计数字表明，当前英国的年主导通货膨胀率只有1.9%，同英国政府设定的2.5%目标有一定差距。目前，英国的零售价格指数仅仅相当于1987年的水平。过去12个月来，英国耐用消费品价格平均下降了3.8%.
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经济一直处于萧条时期，尤其1998年之后，庞大的财政赤字，沉疴不起的消费低迷，频繁的企业破产，使通货紧缩日益突出。为此，日本政府今年10月30日出台了“反通货紧缩综合对策”，以寻求复苏经济的出路。
2、亚洲
中国台湾由于经济金融十分不景气，以至于通货紧缩愈显严重。根据有关资料，2002年1~10月，台湾消费物价年增长率为-0.26%.
中国香港自1999年呈现通货紧缩，2002年9月份消费物价指数下跌3.7%，跌势持续47个月，且创下27个月以来最大的跌幅。
亚洲其他国家，如泰国和菲律宾等，近年来消费品价格与以往同期相比，有所下降，也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苗头。
3、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最具代表性的是阿根廷，目前该国正处于连续第四年的严重通货紧缩之中。其他如墨西哥，危地马拉等，也都出现了通货紧缩趋势。
4、中国
近五年，生产能力结构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如果根据国际普遍的看法，通货膨胀率低于1%即属通货紧缩，那么，从商品零售指数上涨率看，中国1997年已出现通货紧缩；从居民消费指数上涨率看，中国1998年进入通货紧缩。因为，中国五年来价格指数上涨率一直低于1%，到2002年4月，这两个指数上涨率分别为-2.1%和0.3%，所以，“通货紧缩取代通货膨胀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健康运行头号顽敌”（胡鞍钢，2002年）
通货紧缩的形成原因和治理对策，近年来已有大量论述，本文拟着重从股票市场的角度来分析证券市场与通货紧缩的相互关系，并从中得到一些有效遏制通货紧缩的思路。
二、历史上证券市场与通货紧缩的相互关系
纵观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通货紧缩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经济现象。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美国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期间出现的严重通货紧缩，以及日本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并延续至今的螺旋式的通货紧缩。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其通货紧缩的产生和发展都与证券市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美国1929~1933年的通货紧缩
在大萧条之前的1922~1929年被称为是美国“繁荣的七年”，股票市场（以下简称“股市”）上，投机之风可谓空前绝后。据统计，在此期间，有价证券的发行额为490亿美元，而股指居然上涨了5倍。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市出现恐慌性抛售，当天的交易量达到1300万股，证券市场一天之内蒙受的损失开创了历史最高纪录。至1932年6月，以S＆P500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为代表的股票价格已平均下降了86%.股市的暴跌成为引发美国其后5年严重的通货紧缩的导火线。
美国1929-1933年的通货紧缩主要表现为：
（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大幅下降。1929年8月至1933年4月，CPI下降了28%.可见，通货紧缩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的首要特征；
（2）国民生产总值（GNP）大幅回落。1929-1933年，美国的GNP下降近24%，平均每年有接近8.3%的负增长；
（3）工厂、银行大量倒闭。大萧条期间，美国倒闭的企业超过14万家，倒闭的银行超过5100家；
（4）失业率大幅上升。1929-1933年，失业率从3%上升至25%；
（5）消费萎缩，投资暴跌。1929-1933年，物价平均下跌了6.7%；美国企业投资额由1929年的560.2亿美元下降到1933年的84.4亿美元；
（6）证券市场筹资额锐减。1929年，美国企业债券、股票的筹资额近80亿美元，而1930年锐减至44.83亿美元，及至1933年筹资额只有1.6亿美元。
2、日本的通货紧缩
1985~1989年，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形成、发展、最后破灭的过程。由于极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大量的过剩资金涌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股票和房地产价格暴涨。1989年底，以日经指数由38915点的历史高位急剧下挫为标志，日本的泡沫经济宣告破灭，从此进入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时期，尤其1998年之后，各种迹象表明日本经济已处在“通货紧缩螺旋”的边缘。
当前日本经济形势，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与美国大萧条时期相似的通货紧缩特点，主要表现为：
（1）物价下跌。日本CPI从1999年起连续27个月下降，2001年CPI更是下跌0.8%，跌幅创下历史纪录；
（2）经济增长陷入停顿。1992~1995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不到1%，1998年则下降到-2.8%，是战后经济增长表现最糟糕的一年；
（3）企业生产能力下降。日本生产能力指数曲线从1998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截至2001年2月，破产企业负债额为23.61万亿日元；
（4）就业形势严峻。90年代初以来，日本年均失业人数连续增多，2000年完全失业率达4.9%，2001年再创纪录地达到5.4%.
（5）资产价格下跌。“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地价持续下跌。2001年年初商业用地的地价下跌7.5%，仅为最高值（1990年9月）时的18%，跌至1981年的水平；
（6）股市低迷。“泡沫经济”崩溃之后，股市一蹶不振，至2002年11月14日，日经指数以8303.39点报收，创下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美日通货紧缩的启示
综观美国和日本两国通货紧缩的发生、发展过程，结合两国在通货紧缩发生前后所采取的宏观政策，我们不难看出，证券市场与通货紧缩二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关系。
（1）股市超常波动会诱发通货紧缩。美国为了抑制股票投机，美联储在1928-1929年错误地采取了过急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收缩公开市场操作并两次提高再贴现率，同时大幅度提高对经纪商贷款的利率，甚至限制会员银行对经纪商贷款，从而导致金融市场在诸多利空下变得无序，股价暴跌随之出现，银行和企业连锁破产，市场供求失衡，产品价格下跌，最终引发了通货紧缩。为了应对泡沫经济，从1989年5月起，日本政府开始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至1990年8月，日本银行一共5次提高贴现率，从不到2.5%上升到6%.由于该政策过急过猛，导致股市大幅下挫，加速了以通货紧缩为特征的长期萧条的到来。
（2）股市暴跌加重了通货紧缩。无论美国还是日本，在通货紧缩阶段股市暴跌都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其通货紧缩的程度：一是股市暴跌所产生的心理效应和扩散效应，将使公众认为大萧条已经来临，产生物价将持续下跌的消极预期，致使消费支出大大减少，导致社会总需求锐减；二是股市暴跌直接减少了人们的账面资产，财富减少的效应进一步降低了公众的消费支出；三是股市暴跌使企业筹资面临较大困难，减少了投资需求，激化了社会总供求失衡的矛盾。通货紧缩是供求严重失衡的直接后果，股市暴跌造成社会总需求进一步下降，加深了供大于求的矛盾，也就意味着加重了通货紧缩的严重程度和治理难度。
（3）通货紧缩反过来导致股市持续低迷。股市稳定的最根本基础是上市公司的素质，而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由于市场疲软、价格下跌、产品销售不畅、利润下滑、再生产资金短缺等因素的作用，上市公司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甚至发生严重的亏损直至倒闭。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持续下降恶化了其资产质量，直接导致股市不断下挫，即使政府采取刺激性的措施，只要上市公司的业绩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也只能收一时之效，难以改变股市长期低迷的颓势。
由此可见，证券市场与通货紧缩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证券市场尤其是股市的崩溃直接引发了通货紧缩，证券市场的萧条加重了通货紧缩的治理难度；反过来，通货紧缩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瓦解了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础，造成证券市场长期低迷，最终可能引发证券市场崩溃直至整个金融市场和国家经济的全面危机。
三、发展证券市场，遏制通货紧缩
证券市场与通货紧缩的相互关系提示我们：发展证券市场，保持证券市场的稳定，防止因证券市场的衰退而引发和加重通货紧缩，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就我国而言，进一步规范发展证券市场，充分发挥和利用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供求关系的功能，无疑是遏制通货紧缩的一条重要路径。
1、保持证券市场稳定，提高公众预期。
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和基础，运行了11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取得了辉煌成就。截至2002年10月底，我国共有上市公司（A、B股）1215家，深沪两市的总市值达到4.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接近50%，投资者开户数发展到近7000万户。尤其自1991年以来，证券市场在境内外累计筹集资金高达8000多亿元，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自2001年6月上证指数达到2245点之后，股市一直处于下跌调整之中，2002年1月达到最低点1339点，近期则始终在1500点以下徘徊。股市的低迷不振与我国的宏观面的现状发生了严重背离，并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经济的上升势头。据中国证监会统计，2002年1~10月，证券市场累计筹资727.06亿元，同比下降32.22%；投资者累计交纳印花税97.62亿元，同比减幅达62.95%.
根据现代消费理论，消费不仅是由现期收入决定的，人们对未来持久收入的预期也在消费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股市低迷和股票价格持续大幅度下降，极易使投资者形成消极预期，并可能扩散而导致公众对物价产生持续下跌的预期，在买涨不买跌的心理作用下，使消费屡屡搁浅，从而影响物价总水平的上升。一个反例证明是：2002年“6.24”行情爆发后，我国股市曾一度冲高；国家统计局的监测显示，2002年6月份，受股市反弹等因素的作用，消费者信心指数在5月份的基础上回升0.2点，达97.3点。由此可见，保持证券市场在规范中稳定发展，防止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下滑而加重通货紧缩的趋势，在目前显得尤为迫切。
2、发展证券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缓解银企经营压力。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直接融资从无到有。自1991年至2001年底，我国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得到极大地发挥，上市公司共募集了7727.09亿元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国有企业发行股票上市后，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和更新技术、调整产品结构、提高管理水平的能力较上市前明显提高。当然，同直接融资市场发达的英国、美国、荷兰等国相比，目前我国的直接融资比例仍然较低。过去十年我国从证券市场筹集资金近八千亿元，但银行贷款却增加了八万多亿元。直接融资市场的不发达，导致全社会资金融通主要依靠银行存贷机制来循环扩散。其结果是，企业过份依赖间接融资，使银行的职责和压力太重，同时由于很多企业在客观上没有偿债能力，或在主观上逃废银行贷款的不良意识浓厚，使中国银行业潜伏着很大的经营风险。据统计，目前我国国有银行的坏账占GDP的25%左右。出于对贷款难以回报的恐惧心理，银行惜贷一直是近年来银行资金运作最大的痼疾；银行资金宁可投放到国债和交纳央行准备金，赚取低利的息差，也不愿意给企业放款。同时，2002年6月末我国居民储蓄已超过8万亿，存款增长速度快于贷款，存贷差不断增加（2002年6月末银行存贷差增加到3.65万亿元），银行经营雪上加霜。因此，通过法律规范大力发展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对于提高社会资金融通的效率和效益，防止出现“债务-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是大有帮助的。
3、利用证券市场财富效应，扩大社会需求。
证券市场存在“财富效应”，当投资者的虚拟资产（如股票等有价证券）的价值呈现不断上升时，投资者可支配的财富增加，其消费信心和消费欲望都会增强，即期消费和超前消费的增加，将拉动社会总需求的上升，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最终带动GDP的增长；而GDP的增长又为证券市场的进一步繁荣创造了必要条件，如此形成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
同理，如果虚拟资产价值下跌，证券市场将产生“负财富效应”。据中国证监会统计，我国股市在2001年下跌前的市场价值总额约为5.4万亿元，而到2002年10月市场价值只剩4.4万亿元，整整“蒸发”了近1万亿元。股市市值的蒸发意味着股民财富的消失，股市中的散户投资者在我国以中上等收入阶层为主，是我国最有活力、也最具潜力的消费阶层。目前股票资产的大幅缩水，必然会压缩这部分人的日常即期消费支出。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居民因投资亏损已对自己的消费产生影响的占48.11%.同时，股市低迷和股票价格的下降，导致企业投资股票的资金损失，产生财富缩水，造成企业投资能力的下降，最终导致投资增长乏力。居民消费支出下降和企业投资增长乏力，必将影响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其结果将是因需求不足、供给相对过剩而导致物价下降，从而造成通货紧缩。
4、发挥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调整和改善社会供求状况。
我国通货紧缩主要源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表现是“大量短缺和无效供给同时并存，是政府垄断和体制障碍下供给和需求双向不吻合的结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1）在这种情况下，全面利用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将显得更为必要和重要。
证券市场是通过对现代市场经济中一系列机制发生影响而影响社会供求状况，进而影响社会再生产的。一方面，通过聚集和利用社会资源，疏通储蓄及闲置资金转化为投资渠道，使之朝着调整和集中的方向改变分配，促进投资，推动消费，改善供求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交易数量、价格与收益率，既对微观主体经济运行产生鼓励或抑制作用，又对产业调整、组合及其恰当选择创造条件，从而有利于加强企业竞争，改善经济结构，提高整体经济效率，促进供求相互契合程度。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还远未成熟，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还十分有限。但是应当看到，我国证券市场是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起步和建设的，必然会出现许多困难和挫折。这些困难和挫折是发展中的困难和挫折，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坚持不断改革和创新，与时俱进，一个规范、公正、法治，能有效推动资源配置的证券市场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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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大产业的结构优化问题
当前，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主要因素。具体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仍较薄弱，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较大，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第二产业。从第二产业的构成看，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且竞争力不强，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不高，由于自主开发能力较弱，关键产业的核心技术的控制能力极低。从第三产业的构成看，占较大比重的仍是传统意义的餐饮等消费领域，而缺乏金融保险、物流、会展等具有生产性的现代第三产业。
(二)结构转换中弱势群体的保护问题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基数较大，2005年-2015年劳动适龄人口增长速度约为1.3%，平均每年新增的劳动力规模达1000万左右。与此同时，来自国内国有企业改革引起的下岗职工逐渐增多，农村改革导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也非常大。同时，在以新技术为先导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依靠科技进步取得竞争优势日益成为重要手段，甚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也不排除运用科技进步的手段取得竞争主动权方式。这同样形成了对产业工人的排挤，更加剧了国内就业压力。
(三)要素流动不畅问题
要素流动不畅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发展水平等原因造成的市场发育程度不完善。在我国则表现为大国经濟条件下，地区间、部门间垄断封锁，造成国内资源的流动不畅问题。二是发达国家制造的一些人为障碍。主要表现为：在进口问题上，鉴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标准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因此打着环保的旗号，置自由贸易于不顾，用高水平的环境标准将发展中国家的产品限制在贸易边界之外；而从出口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又往往打着贸易自由化的大旗，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本国的环境货物和服务市场。在现实的贸易格局中，发达国家往往以各种技术、卫生和环保名义制造壁垒，阻止发展中国家有竞争力的产品进入市场。随着各国之间竞争的加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案件与日俱增。而在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并占居主导地位的产业如高新技术领域则制造种种贸易壁垒，从而控制先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自由流动。
(四)国内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
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多年来在粗放型增长方式下，在取得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也变得日趋严重：一是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大大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环境污染相当严重；二是在老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环境问题接踵而来。家用电器的报废高峰已到来，但目前对电子垃圾污染还缺少有效的管理机制和措施。复杂多样的环境问题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据世界银行估算，1995年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8%。中科院专家测算，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
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的选择
当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历史潮流。这种全球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将对我国国内经济带来较大的挑战，但是其所带来的机遇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应积极参与，趋利避害，为全球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作出贡献。
(一)用产业全球化的思维来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
1.制造业，我国在保持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的同时，正在逐步形成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制造业优势。但只有在较高的重化工工业化程度与其国际竞争力水平相吻合时，才有理由认为制造业的发展真正达到了较高的发展阶段。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关键在于扩大先进技术引进的同时，大力增强与培育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各种产、学、研的方式整合国内科技资源，有重点地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有技术和核心技术。为此，应有针对地制定产业技术引进政策、产业技术研究开发政策、产业技术转移政策、高技术产业发展政策等；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2.服务业发展。应把现代服务业作为产业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提高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度，提高现代生产型服务业的效率，否则，就会对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产业负面影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传统服务业(传统的物流及餐饮旅馆业)比重较大，现代服务业(金融、保险、电信及商业服务)比重小，服务业发展的空间非常广阔。我国承诺加人世贸组织后有步骤地全面开放服务业。外资的进入将会打破国内服务业的行业垄断，强化市场竞争，加快技术转移，从而促进服务业效率的整体提高。我国服务业的发展重点应集中在金融保险、商用房地产、教育培训、研究开发、物流、信息服务、工程和程序设计以及会展等领域。
3.农业的发展。由于我国人均耕地量较少，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持续减弱。长期来看，对农业的保护意味着很高的社会成本。应加快结构转换和升级，由单纯的内向农业转向面对国内外大市场的农业，适当地退出和有效地保护相结合，参与国际分工应突出优势和效益。
(二)借助跨国公司的渠道，发展我国的跨国经营
保持和吸引外资流入，依靠外力对产业结构进行重新调整。这其中最好的方式是借助跨国公司的渠道，重视跨国公司的推动作用，建立一批可与大型跨国公司竞争的国内大企业，就可在更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下，搞好与国外跨国公司的合作。我们要通过吸引外资，特别是与资金技术力量雄厚的大的跨国公司合作，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建立我们自己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
(三)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产业合作
当前，我国全球合作的主要领域分布在建筑产业、人力资本产业和设计咨询业等。下一步在继续加强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基础上，应扩大对外合作市场的多元化，拓展合作产业范围，除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合作优势外，尽快拓展海外直接投资，发展资金技术方面的使用。鼓励优势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国际市场上寻找发展空间和机遇，通过对外投资与合作，带动相关产品出口、短缺产品进口，扩大利用国际资源的能力。出口结构的变化是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结果。同时，调整和优化出口结构反过来会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
(四)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
1.致力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中央政府应坚决打破地区间的垄断封锁，使资源、人才、产品能在全国自由流动，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一方面，要根除那些限制生产要素存量流动与重组的制度，打破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另一方面，还要为各类投资主体提供公平的市场准人机会。
2.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虽然我国多年来一直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而且也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与发达国家相比，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国际社会也应制订合理的知识产权制度，既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又要为技术转移提供制度平台。发达国家要促进技术的无偿或低价转让，不应为技术转让设置障碍。
3.运用功能性的产业政策手段。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要给予一定的支持，以抵消贸易自由化对这些产业的不利冲击，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具体内容应是非部门倾斜性的，如帮助资金筹措、技术开发、研究开发成果推广等。
4.加快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应改变行政理念和行政方式，完善市场法规，不断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充实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服务，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