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06 18:39:4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外商投资企业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摘要：前向联系是跨国公司向东道国本土企业发生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通过对珠海外商投资企业基于前向联系的技术溢出状况分析，并阐述其技术溢出的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由此提出了促进其技术溢出效果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跨国公司；前向联系；技术溢出
一、问题的提出
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内部渠道或外部渠道向东道国本土企业转移技术。例如，可以向其子公司转让技术、专门知识与技能；也可以通过许可证交易向他国本土企业转让技术与管理经验。除了以上直接联系外，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水平还存在间接的联系，即还存在着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其中前向联系是跨国公司向东道国本土企业发生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
前向联系中的跨国公司是东道国本土企业技术能力提升的外部知识源。本土企业通过与跨国公司建立的各种前向联系也成为其进行技术学习的主要途径之一。本土企业如何有效地吸收前向联系中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强化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通过对珠海外商投资企业的问卷调查，总结其技术溢出的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
二、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前向联系
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源于跨国公司的形成与发展理论。Hymer(1976)指出，FDI的主要动机是跨国公司为了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控制生产和市场营销，以便充分利用其专有的知识和技能资产。Hymer的论述表明，创建跨国公司的必要条件是必须拥有专有知识和技能的所有权优势，否则跨国公司无法在与东道国本土企业的竞争中取胜，因为本土企业往往具有市场环境、消费者行为以及商业经验等方面的知识优势。然而，在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的频繁接触中，跨国公司的专有知识和技能可能不通过市场交易就转移到东道国的本土企业中，即发生技术溢出效应。一般认为发生技术溢出效应的渠道有示范和模仿、竞争、人力资本流动以及联系等。
跨国公司通常拥有技术或信息上的优势，当其子公司与本土的供应商或客户发生联系时，本土企业就有可能从跨国公司子公司先进的产品、工序技术或市场知识中“免费搭车”，于是就发生了溢出效应。即使跨国公司子公司会向本土供应商或客户收取一定的费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攫取本土厂商从中获得生产率进步带来的全部利益。这类溢出渠道按照溢出的对象可分为后向联系的技术溢出和前向联系的技术溢出两种。
所谓前向联系是指外国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本土企业之间通过市场关系长期形成的一种供应方面的契约，在这种契约关系中，跨国公司作为供应商向本土企业或消费者提品或服务。通过这种契约关系形成的关联，对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力非常重要，因为通过这种关联，大量的知识、技术、管理经验从外国子公司转移到本土企业。
与后向联系相比，有关前向联系的实证分析要少得多。Aitken&Harrison(1991)认为，来自前向联系的溢出在大多数行业都很重要。事实上，与跨国公司的前向联系比后向联系对本土企业更有益处，因为前向联系有助于尽快形成本土的生产体系，开发其制成品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技术的国际扩散还会引起另一种层次的前向联系。如资本内含型技术的国际扩散，如果只是从产业联系的角度来衡量，起码促进了技术引进国本土有关技术设备维修业务的发展；如果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分析，还可能促进本土R&D产业的进步。
以下部分将对珠海外商投资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以把握其基于前向联系的技术溢出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
三、基于前向联系的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珠海外商投资企业的问卷调查
根据文献研究、推导和演绎，本文就前向联系的技术溢出渠道设计了调查问卷，并以相对平实、易于理解的语句分别表达出来。2006年11月共向182家珠海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发放了问卷。回收61份，其中有效问卷5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30．8%。
（一）样本企业的特征
在回收的56份有效问卷中，除了选择“其他”选项的12家企业外，产业分布排在第一位的是电子产业，共有11家企业，占总数的18．6％，第二位的是家用电器产业，共有9家企业，占总数的15．3％，第三位是纺织服装产业，共有6家企业，占总数的10．2％。第四位的是机械和轻工业，分别有4家企业选择，占总数的6．8％。总体来说，产业分布较分散。
样本企业的投资方式以外商独资企业为主，共有36家企业，占回答企业总数的65．5％，中外合资企业有19家，占回答企业总数的34．5％。没有一家企业选择中外合作形式。说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对外资股权政策的放开，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外商在华经营经验的积累，外商独资企业成为跨国公司进入珠海的首选方式，这一结果与杨学军（2004）结论相同。
样本企业的来源国家（或地区）以欧美、日本企业为主，共有26家，占样本总数的58．5％，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港澳台投资企业，这与珠海毗邻港澳有直接关系。
（二）本土销售水平
样本调查显示，中国市场对多数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有45．5%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了50%以上的产品，其中，有16．4%的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了75％以上的产品。有45．4%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少于它们产品四分之一。外商在中国市场产品销售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
对外商投资企业产品本土销售情况分析表明：
第一，外商投资企业具有一定的出口导向的倾向。文献研究显示市场进入和技术转移能力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这一倾向显示通过技术转移外商投资企业技术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一些以国内市场为目标的外商企业开始转向国际市场。
第二，大多数外商在珠海投资项目是下游产品生产。样本中，53．7％的企业属于相对容易转变为本土销售的组装或最终消费品生产。
对外商投资企业本土销售与企业状态特征关系调查分析显示：
外商独资企业更加倾向于产品出口，有50％的企业本土销售不到25％，而中外合资企业这仅有36．8％的企业本土销售不到25％。这与Hoyle(1990)的分析结论即合资企业的技术水平——足以吸引本土的消费者，但是没有高到足以进入世界市场上去竞争，大致相吻合。
企业的设立方式与本土销售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表现为：嫁接企业对本土市场的依靠程度较高，有62．5%的样本企业显示其产品本土销售比例超过50%；而非嫁接企业具有比较高的国际市场导向，有58．4%的样本企业显示其产品国际市场销售比例超过50%。分析表明，外商选择嫁接方式设立合资企业的主要动机在于合作伙伴的国内市场网络，以合资形式组建的非嫁接企业的主要动机在于外方的国际市场网络。
投资者的区域来源在本土销售状况有一定的差异。港澳台企业和日资企业表现出较强的国际市场倾向。样本中，有58．9%的港澳台企业,有53．3%的日资企业，有44．4%的欧美企业将50%以上产品销往中国以外的市场。这与Frank(1980)的西方投资表现出高的国内渗透而日本人的投资或多或少地像重建一个工场的结论有相似之处。
外商投资企业的本土销售对本土企业产生了前向联系技术溢出效应。其效应水平与其在本土销售的目标市场和方式，即买方是本土消费者还是本土企业，有较大关联。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53．7%)的样本企业的产品为最终消费品，直接进入消费品市场。只有7．4%的样本企业将本土企业列为目标市场，与其产生直接的前向联系。样本中，有33．3%的企业将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列为其目标市场。这种类型的本土销售有两种情况：一是成立时就以其他外商投资企业为目标，其企业设立的目的就是为其供应配套；另一个是成立之后目标市场从本土公司转为外商企业。以上数据说明本土销售对提高本土企业创新能力的效果还很有限。
（三）本土销售的效果
无论本土的买方是消费者还是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本土销售的主要作用，在经济学意义下被广泛定义为进口替代。但是通过外商投资企业本土销售实现的技术扩散作用在这两种类型的买方之间是不同的。
本土买方是企业时，通过前向联系的外商投资企业技术扩散能从两个层次上观察到。第一个层次通过外商投资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对本土企业作用效果得到反映。样本调查数据表明，83．3%的样本企业都认为他们提供的产品帮助本土买方提高它们产品的质量。第二层次的技术扩散与外商投资企业的其他活动密切相连。这些活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本土买方的售后服务和员工培训，主要是在高科技项目中，尤其是电子行业，因为本土买方对这类产品不熟悉。其过程通常伴随着产品功能展示与操作技巧传授，这将加速本土买方对特定新技术发展过程的熟悉；另一类通常在传统行业的生产领域。这些行业的激烈竞争迫使外商企业提供更多技术信息以保证本土买方提交他们的订单。同时，本土买方企业通过向其先前的供应商展示外商企业提供的样品，也将激励这些供应商提高其产品性能、质量和服务。调查显示有64％的外商投资企业向其本土买方提供了售后生产技术服务和培训指导，这是主要的溢出途径。另外有12％的企业向其本土买方提供了产品技术信息。
当本土买方是消费者时，本土销售对提高本土企业创新能力的效果非常微小。但也有两个层次的信息流产生。第一层次是由于消费者市场中高质量产品的增加，从而通过产品的展示产生了技术溢出。调查显示有55．2％的企业提供了售前产品功能展示。第二层次的技术扩散有两种途径。第一是营销管理示范。外商投资企业大多数都是自己销售产品而不是通过本土的分销网络。除此之外，由于利益保护，中国市场的地方化趋势比较明显，在不同的地区外商企业要重复他们的市场活动。这些因素使得本土公司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外商企业的销售技巧。调查显示，有72．4％的企业提供了售后服务。另一种途径是消费者教育。对本土销售目标市场进一步分析显示，大多数以国内消费者市场导向的外商企业产品为其市场的高端产品。在他们的本土销售中，由于其产品相对高的技术含量，消费者教育经常发生。这种教育不仅在传统的售后服务中发生，而且通过采购前的消费者培训发生。通过这一过程，还没有真正采购时一些技术知识就能被扩散。结果是，消费者变得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更有识别力。这一结果的反面是迫使本土企业提高他们的产品标准。调查显示，有66．7％的企业认为其在本土销售消费品提高了消费者对产品的识别力，另有51．9％的企业认为刺激了同类其他企业产品的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外商投资企业本土销售状况反映了其与中国本土企业前向联系与影响。调查表明，尽管有45．5%的珠海外商投资企业在本土销售了一半以上的产品。但由于其大部分产品为最终消费品。因此，实际上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前向联系很弱，只有7．4%的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发生了紧密的前向联系。这表明，通过前向联系，外商投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的技术溢出体现为一种间接性为主导的方式，其主要的渠道是知识运用、消费者教育和市场演示。
经验研究证实，技术溢出的增加是与本土企业吸纳能力相联系的。如果国内吸纳能力不足，就不能形成联系效应。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的技术差距越大，则它与本土企业建立前向联系的难度也就越大。如果本土企业的技术能力与管理水平不能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很难形成彼此间的配套合作关系。因此，本土企业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和组织实施能力对技术的溢出效应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引进技术能否在所处的环境中尽快产生溢出效应，还要看国内企业的技术能力，看它是否能迅速地模仿、消化、吸收，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形成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促使跨国公司转让更先进的技术，从而造成新一轮的技术溢出。
强化跨国公司基于前向联系的技术溢出效应，微观上不仅需要本土企业的努力，宏观上也需要政府政策环境的引导。其中，有两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举措：
论文摘要：新实施的《公司法》做了重大修改，修改主要体现在：将实缴资本改为认缴资本、降低公司最低资本限额、放宽出资期限、扩大投资方式等方面。修改后的公司资本制度仍属于法定资本制范畴。这次重大调整使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更加完善。
新实施的《公司法》做了重大修改，在此次修改中，借鉴了国际上公司资本制度的发展趋势，对公司资本制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摒弃了严格法定资本制，过度到允许分期缴纳的法定资本制。其变化和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仍属于法定资本制范畴
1993年的《公司法》关于公司资本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23条、第25条、第78条,这些规定强调资本总额一次发行，一次性全部缴纳，不允许分期缴纳，实行的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2005年对上述规定进行了较大修改，修改后的《公司法》第2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第59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十万元。股东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额。”第81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公司全体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其余部分由发起人白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在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第84条规定：“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书面认足公司章程规定其认购的股份；一次缴纳的，应即缴纳全部出资；分期缴纳的，应即缴纳首期出资。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由此可见，设立有限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时，资本总额必须一次性发行、但允许分期缴纳；设立一人有限公司和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时，资本总额必须一次性发行、不允许分期缴纳。对这些新规定，学者认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属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种观点认为新《公司法》实行的是折中授权资本制；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公司法是折中资本制和法定资本制并行。笔者认为上述对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属性定位的两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或者说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法定资本制的特点是强调一次发行与一次认购，在缴纳时可以一次缴纳，也可以分期缴纳，但不授权董事会发行。而折中资本制的特点则是资本的发行与认购是分次进行的，也就是说允许第一次只发行注册资本的一部分，设立人只需认购部分资本，其他部分发行与认购可在公司成立以后进行，可以一次缴纳，也可以分期缴纳，但授权董事会发行，对董事会发行有限制要求。法定资本制与折中授权资本制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看资本的发行或认购是一次还是分次，二是看是否授权董事会发行。至于是一次缴纳，还是分期缴纳，不是两者的主要区别。从2005年新《公司法》规定的资本制度来看，比较符合法定资本制的特点。因而，从整体而言，2005年新《公司法》规定的资本制度不是折中资本制，仍为法定资本制，是分期缴纳与全额缴纳相结合的法定资本制，比1993年《公司法》规定的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在缴纳出资方面有所放松。
与外商投资企业法的资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统一
《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第18条、《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6条、《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21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第4条对合营企业、合作企业，外资企业的资本做了明确规定，规定注册资本是认缴资本,企业设立不以资本实缴为前提的，而且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可以在企业成立后一期或分期缴付，不要求在企业成立时一次到位。对这些规定，有些学者认为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制度是折中资本制，也有些学者认为是法定资本制。笔者同意是法定资本制的理解，应该说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制度更符合分期缴纳的宽松的法定资本制的特点。我国1993年制定的《公司法》有关注册资本的规定与外商投资企业有关资本制度规定不统一，于是形成了依照公司法成立的公司实行比较严格的法定资本制，依照外商投资企业法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实行比较宽松的法定资本制，体现了对内对外有别的资本制度。2005年修改后的《公司法》将1993年公司法规定的实缴资本改为认缴资本和实缴资本相结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都是在公司登记时已经发行并被认缴了的出资。新《公司法》的这一规定使公司资本制度与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制度做到了完全的统一，都实行认缴资本。但是，对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仍实行实缴资本制。2005年修改后的《公司法》将1993年《公司法》不允许分期缴纳的规定，修改为根据不同的公司采取不同的缴纳方式，作了区别对待。依据新《公司法》第26条、第59条、第81条、第84条的规定，可以总结出新《公司法》允许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分期缴纳，实行分期缴纳的法定资本制，不允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分期缴纳，仍实行一次缴纳的法定资本制。即分期缴纳只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不适用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这说明新《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在出资缴纳方面的规定做到了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统一，（尽管分期的具体期限不完全一致）；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募集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规定在出资缴纳方面的规定与外商投资企业未完全统一。因此，在有关出资缴纳方面，新《公司法》与外商投资企业法的规定还存在一定的区别，未达到完全统一。新《公司法》允许认缴和分期缴纳的规定不但与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达到统一，而且也符合时展的潮流。因为，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规定，公司章程载明的注册资本允许分期分次到位。
论文关键词：WTO ；补贴 ；税收优惠
自2006年11月美国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铜版纸展开反补贴调查开始，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拉开帷幕。其中多数案件涉及到对企业所得税减免的申诉。本文旨在通过对SCM协议中补贴的构成要件以及美国对华反补贴裁决理由的分析，结合我国新出台的企业所得税法，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提出应对措施。
1 WTO对成员方补贴行为的规制及目的
1 补贴的影响
补贴是国家在经济政策中经常运用的方法之一。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对相关产业进行资助，使目标产业的生产成本或者费用减少，从而达到扶持目标产业，或使目标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优势。亚当斯密在其着作—《国富论》中指出，国家对出口生产商进行财政支持，旨在降低生产商的成本，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种价格优势。
由于补贴对进出口贸易的扭曲作用，GATT1947在第6条和第16条中将对补贴问题的规制纳入多边国际条约。随后，由于世界经济的衰退，补贴的运用越来越普遍，在1979年“东京回合”谈判中，补贴及反补贴措施成为重要议题。各成员方最终达成《补贴与反补贴守则》。该守则规定了补贴纪律，明确禁止对初级产品的出口补贴，这种禁止可以看作是禁止性补贴的雏形。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全面启动，各成员方最终达成了SCM协定。该协定有32个条款和7个附件，明确规定了补贴的定义，并针对不同类型的补贴提供了不同的救济方式。
2 WTO对补贴行为的规制
SCM协定首先规定了“补贴”的定义：“如果有政府提供的财政资助或收入或价格支持，并且因此给予了利益，则可认定存在补贴”。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协定的解释和应用中可以看出，补贴有三个要件：
（1）补贴必须是一种政府或公共机构提供的财政资助。
此条的意图在于不将所有的政府行为都认为是补贴，只将补贴限定在提供财政资助的政府行为的范围内。专家组在“美国—限制出口”案中指出，第1.1条中对于财政资助的列举是穷尽性的。财政资助既可以是资金的直接转移，也可以是税收优惠等间接转移。
（2）这种财政资助必须授予了一项利益。
专家组在“美国限制出口”案中指出，利益和财政资助是确定是否存在补贴的两个单独的要件，不能认为财政资助直接导致利益。在“加拿大飞机”案中，专家组指出判断财政资助是否构成利益的标准是财政资助是否使得接受者处于比没有接受财政资助时更有利的地位。其中，市场是判断接受者地位是否更有利的基础。
（3）专向性。
SCM协定第2条将专向性分为3种：以企业或产业为标准的补贴；以地域为标准的补贴；禁止性补贴。在以企业或产业为标准的补贴中，第2.1（a）条和第2.1（b）条规定了法律上的专向性。第2.1（a）条规定了法律上的专向性的一般情况，即如果成员方立法将补贴的获得明确限于某些企业，则此种补贴应属专向性补贴。第2.1（b）条列出了一种排除情况，即如果成员方立法制定了获得补贴的客观标准或条件，其该标准和条件得到严格遵守，则不存在专向性。第2.1（c）条规定了事实上的专向性。 当适用（a）项和（b）项规定的原则表现为非专向性补贴，可考虑其他因素认定是否构成事实上的专向性补贴。
2 WTO反补贴规则对税收优惠政策规制
第1.1条同时列举了几种政府财政资助的方式，其中一种就是“放弃或未征收在其他情况下应征收的政府税收”。在“美国外国销售公司”案中，专家组首先指出判断是否“在其他情况下应征收”应当依据实质上的情况。上诉机构肯定了这一观点，同时指出应当同时尊重各成员方的税收主权。
同时，专家组提出针对特定法人的税收减免情况，如果不是该法人符合该减免的条件，则应当对其征收税收。上诉机构在此案中认同了这一测试，但是同时表示该测试在运用时应当结合特定国家整体税制的综合情况进行考量。
3 美国对华反补贴案对中国税收补贴的认定
2007年2月，我国首次受到其他成员方就出口补贴问题向WTO提出的申诉，该申诉由美国提起。最终，我国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我国承诺在2008年1月1日前永久性取消美国所指控的出口补贴。
2006年美国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铜版纸展开反补贴调查开始。自我国承诺取消禁止性补贴之日，也就是2008年1月1日，美国对华展开的反补贴调查更甚。从美国对华展开的反补贴调查来看，其反补贴申诉主要针对以下几点： （1）企业所得税的减免；（2）增值税退税或者进口关税退税。其中，针对企业所得税减免的反补贴申诉可以分为两类，2008年1月1日之前和之后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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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调查期间在2008年1月1日之前的案件
调查期间在2008年1月1日之前的案件的主要特点就是，对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的申诉，我国政府和相关企业多从专向性上做出抗辩。这些抗辩毫无例外的全部被认定为不能成立。美国在柠檬酸和柠檬酸盐反补贴案的备忘录中指出，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只适用于非国内企业，根据联邦法律，应当认定这种税收优惠是给予“特定企业”的。虽然在之前的案件中，美国贸易委员会认为对“中小型企业”的税收优惠不具有专向性，但是“外商投资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是不同的。
3.2 调查期间在2008年1月1日之后的案件
2008年1月1日之后的案件，有些没有对税收优惠进行申诉，有些案件涉及到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但是申诉方和应诉方争议的焦点是2008年1月1日之后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是否终止。我国没有进行抗辩。美国对我国在2008年之后终止税收优惠的做法的态度是判断这种调整是否是构成《美国联邦规则》中规定“项目终止”。确定这种“项目的改变”是否构成“项目终止”的标准为：被终止的项目不存在“剩余利益”，并且目标项目被终止后，没有“替代项目”代替被终止的项目构成补贴。
以现在美国在对华反补贴案中的做法，被终止项目是否存在“剩余的利益”是美国针锋相对的焦点。对这一点的反驳主要有以下两个角度：
第一，缺乏证据证明旧的税收优惠制度已经终止。美国在多个案件中认为，我国政府在实地核查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被终止项目不存在剩余利益，例如后拖式草地维护设备及零部件反补贴案。其中在后拖式草地维护设备及零部件反补贴案中，美国贸易委员会指出，“美国调查官员在进行实地核查时，要求中国政府提供证明增值税超额退还不存在的证据，但是北京税务官员无法提供这样的证明。在向家山市税务官员索要证据时，该税务官员认为提供这样的证据会泄露商业秘密，因此拒绝提供。” 因此，美国认定在证据不足，并且中国负有举证责任的情况下，认为项目终止存在“剩余利益”。我国政府在钢格板案中提供了《关于停止执行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但是美国贸易委员会认为我国政府提供的这份文件与其要求不对应，不予采纳。
第二，新企业所得税法中对旧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过渡安排。我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采用了一种过渡安排。美国认为这种过渡安排仍然赋予相关企业“剩余利益”。但是美国对于这个观点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论述。例如，在柠檬酸和柠檬酸盐案中，美国贸易委员会指出“中国政府在项目终止日期之后仍然赋予相关企业利益”，但是并没有相关的论述。美国贸易委员会在多个案例中还强调“项目终止”是普遍的，意图排除单个企业提供的证明利益不存在的证据的适用。美国贸易委员会认为“即使能够证明某个企业在项目终止日期之后没有收到税收优惠的利益，但是其他企业仍然能够收到税收优惠的利益，因此项目终止的实际情况并没有达到《美国联邦规则》的要求”。美国贸易委员会在钢格板案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综上所述，现在美国对我国的反补贴案件中关于税收制度的申诉主要是关于我国旧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过渡安排。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旧的税收优惠制度具有专向性。
4 国外对华反补贴的应对
4.1 立法上的应对
综上所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中关于税收优惠的过渡安排被认为是税制改革不完全的标志。另外，新企业所得税法在第四章规定了税收优惠制度。第27条规定：“企业的下列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三）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四）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从该条规定来看，3、4项规定的所得税减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环保、技术发展。符合《SCM协议》第8条不可诉补贴的规定，但是由于不可诉补贴的条款失效，因此这些补贴都落入了可诉性补贴的行列，这两项有可能和前两项一样遭到可诉性补贴的申诉。
这些有关税收优惠的条款在法律上没有与出口实绩相联系，不违反WTO项下有关禁止性补贴的相关规定，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审批标准的不透明，可能会构成事实上的出口补贴。
4.2 应诉策略
据上所述，专向性的认定问题是是否构成补贴的一个基本点。由于我国对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因此适用属于SCM协定第2.1条规定的以企业或产业为标准的补贴。由于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及其过渡政策明确的规定在企业所得税法中，因此应当适用第2.1（a）条和第2.1（b）条规定的法律上的专向性。笔者认为我国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抗辩：
（1）专向性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对“一组企业或产业”的理解。
SCM协定中并没有对“一组企业或产业”进行进一步解释。有学者考察了GATT的缔约历史，指出了缔约方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共识，即“该协定所指的专向性是与产业专向性密切相关的。”在实践中，专家组在报告中涉及到专向性问题时更倾向使用“产业”这个词。而美国认为“外商投资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不同，因此具有专向性是与合理的解释不相符的。
（2） 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以及过渡性措施都是在立法中有“客观的标准或条件”，并且在执法中得以严格的遵守，符合SCM协定第2.1（b）条规定排除情况。
我国在美国对华铜版纸案中也确实提出过这样的抗辩。美国认为一旦认定了法律上的专向性，那么就不需要考虑是否有“客观的标准或条件”。很显然，美国的论述是与SCM协定相左的。SCM协定第2.1（b）条规定，如果成员方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了获得补贴的“客观标准或条件”，相关主管机关有义务对“客观标准或条件”进行调查。如果这种“客观标准或条件”符合第2.1（b）条的规定，应当将这种情况作为排除情况，认定补贴不具有法律上的专向性。美国的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论文摘要:所得税的收入是我国财政收入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占全部财政收入的20%以上，其地位，仅次于流转税而居第二。所得税是对利润的征税，所得税具有税负不转嫁、不隐匿，税负公平，调节力度强的特点。现行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存在问题，对经济的产生影响，需要完善现行所得税制度。
所得税是以所得额为课税对象而课征的一类税种的总称。所谓所得额是指纳税人在某一纳税年度的收人总额减去税法规定准予扣除项目金额后的余额。我国对所得额的征税分为法人所得税和自然人所得税。从我国现行税制的设置来看，第一层次的调节是流转税，它是对销售收人的征税，一般是按全额或增值额征税，如消费税、营业税、增值税;第二层次的调节是所得税，它是对利润的征税，一般是按纯所得征税，因为流转税和所得税的纳税人是同一人，若流转税按全额征税，所得税必然按净额征税，以避免重复征税;第三层次的调节是财产税，它是对财产的价值或数量征税，在整个税制体系中，是辅税种，以弥补流转税和所得税课税的不足。所得税作为整个税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同于其他税类的特点:1.税收负担的直接性。所得税一般由企业或个人作为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而且税负最终由企业和个人承担。由于纳税人就是负税人，税负不能转嫁，所以被称为直接税。直接税的最大优点是政府对谁征税、谁就缴税，能达到政府预期的税收政策目标。2.税收分配的公平性。所得税如果采用累进税率征税，能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无所得不征。所谓累进税率就是随所得增长而逐级递增的税率制度。它的最大特点是矫正贫富差距，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经济，达到税收公平的目的。3.税收征收的公开性。所得税是直接税，一般不转嫁。所得税在征收方式上一般由企业或个人申报缴纳，采用按年计算，按期预缴，年终汇算清缴，多退少补的方法;在征收环节上选择收人分配环节，是对利润的征收，所以，所得税征收具有公开性、透明度强的特点，易于征纳双方贯彻税收政策。4.税收管理的复杂性。所得税是对所得额的征税，不论是企业或个人都要核算自己的纯所得额，相对比较流转税对销售收人计税而言，所得税的计算显得复杂，核算水平高，征收管理的成本高，难度大，所以所得税客观上要求整个社会有较高的信息化、核算水平和管理水平，才能将税款及时、足额、稳定人库。5.税收收人的弹性。所得税是以所得额为征税对象，而所得额是随国民经济的发展变化和国民收人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收人可靠。同时，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能够自动适应国民经济周期的变化，随经济的繁荣和经济衰退而发挥稳定器的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我国现行所得税制主要设置三个税种，即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以下简称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1994年所得税制改革，第一步先将性质不同的内资企业所得税归并，统一开征企业所得税(对内资企业使用);保留1991年7月改革的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对涉外企业使用)，第二步，将内、外分设的企业所得税统一。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将对中国公民和外籍公民分设的三税合一，统一开征个人所得税(内、外统一)。1994税改至今，已经9个年头，所得税在组织财政收人，特别是调节经济、缩小贫富差距、缓和阶级矛盾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赖于税收的贡献，但所得税在运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于改革。
一、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存在问题及对经济的影晌
(一)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也称法人所得税，是对企业的所得额征收的一种税。我国的法人所得税有两种，它们是内资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这两个税种的共同点是:第一，两税种都是对利润所得的课征;第二，两税种的名义税率是一样的，内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是所得额的33%，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是所得额的300!0(中央)，所得额的3%(地方)，综合税率为33%。而两税种的不同点是:
1.在所得税收制度上内外资企业不一致，内外资企业分别适用两套税法。内资企业适用企业所得税涉外企业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对法人利润征税采用内、外两套税法，一是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特别是加人WTO一年后的今天，仍用内外两套税法的作法，有悖于国民待遇原则。二是内、外两套税在具体执行时，易造成误解，甚至是税收歧视。三是内外两套税法不利于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2.内外两套税法，确认所得额时税前扣除执行标准不一样。在扣除所得项目和比例上内资企业远远低于涉外企业，使涉外企业扣除项目金额多所得额少，从而税金也就少了，比如坏账准备金的提取比例，内资企业是年末应收账款的5%，而涉外企业是年末应收账款的3%，象计税工资、计算折旧的残值率、捐赠的扣除等扣除比例均不一样，存在内资低、涉外企业高的现象。其结果外商税负轻于内商税负。
3.内外两套税法，税收优惠政策不一样。我国是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建立涉外所得税制，90年代初将涉外税制进行归并，建成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至今。当时中国为了大量吸引资本和技术，对外商规定了诸多税收优惠条款，比如:税率的优惠，特区减按巧%或24%征税，生产性企业的二免三减半;再投资退税;加速折旧等优惠。这些仅对外商用，这是非常英明和正确的，但今天情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政治、经济稳定、投资的硬、软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所以要适时调整。
4.内资企业所得税本身的有些税收优惠政策有些滞后。比如为支持发展第三产业的税收优惠，象副食品厂、服务业等等，过去是人民必须品，收费标准低，行业盈利少，免税鼓励其发展，而现在某些副食品、成了人们的调味品，价格上涨幅度很高，利润客观，可以取消减免税优惠政策。
5.内、外两套所得税在保护环境、促进科技进步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取向上，用直接优惠多，而间接优惠少。西方国家在保护环境，促进科技进步的税收政策方面，有的是单独立法征税、有的使用间接优惠为主，直接优惠为辅。比如美国关于企业亏损弥补规定，可以向前三年，向后7年弥补，比较灵活;关于科技投资，超过一定百分比，可在所得税前列支部分投资等等。我国是利用废气、废渣、废液产生的利润，在计算所得税时允许税前列支，基本上是有利润才扣除，不与企业承担投资部分风险，不利于企业积极从事环保，科技方面的投资。
(二)个人所得税
1.个人所得税实行分项课征制。国际上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有三种类型:一是总额课征制，如美国;二是分项课征制(我国);三是总额和分项课征制(如西欧一些国家)。一般财务会计核算水平高，纳税意识强，金融发达，非货币化程度高，电子货币使用普遍，征管手段高的国家，采用总额课征制，反之，易采用分项课征制。我国采用分项课征制，是符合当时的条件的，但时至今日，存在的问题:一是分项课征制，即分项确定收人、分项扣除、分项计算，易使纳税人收人化整为零，解收人，逃避税收。二是分项课征制，在税率制度上，不利体现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无所得不征的累进税率制度，不能真正体现公平原则，不能体现富人缴税，穷人享受福利的思想。
2.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过窄，调节力度有限。
3.个声沂得税免征额过低，易使富人税变成穷人税。
4.个人所得税工资所得采取个人申报缴税，未考虑家庭人口间题，生计费扣除标准一样，有失公平。
5.个人所得税在征收方面存在一是公民纳税意识差;二是征管手段落后;三是收人多样化且采用现金结算多;四是个人财产收人不明晰，不确定，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个人收人所得税及时、足额人库，使应收的税款收不上来，出现富人不缴税、少缴税，穷人缴税的现象。
二、完善所得课税的对策
(一)完善企业所得税税制
1.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制。依照国民待遇原则，以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为基本标准改革现有企业所得税，实现内外两套税法的合并。改革要按统一规范的原则进行.科学界定纳税人和征税范围，统一税基、统一税率、统一优惠政策，参照国际惯例，规定税前扣除范围和标准，重点清理并消除带有歧视性的税收政策，解决好外资企业优惠多于内资企业，非国有企业优惠多于国有企业的问题，实现对、外资企业的税收平等待遇，提高内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完善我国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除保留特定区域(如我国西部地区)优惠政策外，逐步取消其他地区性优惠政策，为不同地区和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取消内资企业对第三产业已到期的优惠政策。同时，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对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实行税收优惠，推动产业的优化和升级。
3.所得税的优惠方式由已往以直接减免税为主，间接减免税为辅改为间接减免税为主，直接减免为辅的方式，参与企业投资风险，鼓励科技进步，间接减免税的方式有加速折旧、投资抵免、费用扣除，科研开发基金等优惠方式。
(二)完善个人所得税税制
1.改分项课征制为总额和分项课征制。这一模式的具体做法是，在进一步规范目前分类所得的基础上，先以源泉预扣的办法预征分类所得税，在纳税年度终了时，由纳税人申报其全年综合的各项所得，由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税毛所得额，调整所得额和应税净所得额，并据以计算出年度应纳税额，对年度内已纳的税额作结算调整，多退少补。这样做一是符合我国国情，二是将多元化收人纳人个税的总控管理，以利于公平税收。
2.扩大征税范围，严格控制减免税。现行个人所得税的课税范围过窄，仅例举项，应适时扩展。对于一些个人的福利收人和从事农、林、牧、渔等个人收人超过扣税标准的所得应列为征税对象。对属于常规课税项目的国债利息，省政府和部委以上单位的奖励，股票转让等应考虑纳人计税范围。取消对偶然所得中一次中奖收人不超过1万元免税的规定。个人投资人股的股息、红利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征收有重复征税之嫌。具体解决办法，国际上有三种做法:一是采用归集抵免法;二是对利润征了所得税的，不再征个人所得税;三是采用低税率征税。据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现状，采用第三种方法，在征收企业所得税后个人分得的股息、红利所得，计算个人所得税时，由现行税率20%调低至10%或5%，以降低个人投资所承担的过高税负，减轻重复征税，刺激个人投资。
3.合理确定费用扣除项目和扣除标准。扣除项目应包括纳税人为取得纳税所得发生的支出，基本生计费用和特别扣除费用，扣除标准要考虑纳税人的婚姻状况、赌养人口、年龄和健康状况、医疗、教育费用等因素，并根据收人、物价水平等因素适时调整，以体现公平原则。
4.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由800提高到1500元，以真正体现富人缴税、穷人享受福利。
5.提高公民纳税意识。要让每位公民知道，小偷偷的是别人的钱，而偷税偷的是国家钱也是大家钱。所以要大力宣传税法、执法、守法。对于违法者，严惩不怠。完善代扣代缴与自行申报制度，建立纳税人编码制度。个人所得税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个人所得税税源监控机制。要在继续完善代扣代缴与自行申报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建立纳税人编码实名制。以信息技术手段为支持，加强与银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海关、公安、法院的配合，对纳税人的账户、号码等实行全面的监控，防止税源流失。
(三)加大税收优息政策的科技导向
【论文摘要】根据新所得税法的法律条文和实施细则，针对物流企业的行业特征，从影响应纳所得税额的两个因素适用税率和税前扣除项目人手，比较了新旧所得税法下物流企业不同的纳税标准，分析了新所得税法对物流行业的政策引导，为物流企业尽快适应新法、调整纳税管理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意见。
1引言
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实施，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相比，增加、修改、完善了许多内容。物流企业面对新所得税法的实施，应正确把握政府的政策导向，即时调整纳税方案进行税收管理，做到合法纳税，并最大程度地提高税后利润，发展企业。
2新税法与旧税法的对照分析
新所得税法对照现行所得税法，其主要特点是统一了五项标准并提出了两项过渡措施，具体有：(1)法律适用统一。新所得税法对现行内资企业所得税法和外资企业所得税法进行了整合，把两套不同的所得税办法“合二为一”。新所得税法实施后，中国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企业均适用新所得税法。(2)纳税人认定标准统一。新所得税法实行法人纳税制度，改变了以往内资企业所得税以独立核算为条件判定纳税人标准的做法，以是否具有法人资格作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认定标准，使内外资企业的纳税人认定标准完全统一。(3)所得税税率统一。新所得税法将内外资企业的基本税率确定为25％，除“过渡期政策”外，内外资企业在所得税率认定上一视同仁，使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得到了统一。(4)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统一。新所得税法原则上对企业实际发生的各项真实合理的支出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其中包括取消了对内资企业实行的计税工资制度，对企业真实合理的工资支出实行据实扣除，对企业公益性捐赠、研发费用等费用支出的税前扣除比例进行了统一规定。(5)税收优惠政策统一。新所得税法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政策，除符合过渡性优惠条件和西部大开发区域优惠条件的企业外，设立在其他所有地域的企业均适用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6)对享受法定税收优惠的老企业实行过渡措施。即对新所得税法公布前已经批准设立，依照当时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享受低税率和定期减免税优惠的老企业，给予过渡性照顾。(7)对部分特定区域实行过渡性优惠政策。即对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内，新设立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过渡性优惠，同时，新所得税法还继续执行西部大开发地区的鼓励类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3新所得税法对物流企业的影响分析
新税法下内外资企业统一征收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让内资物流企业与外资物流企业一起站上了公平起跑线。企业所得税=企业应纳税所得适用税率应纳税所得额=利润总额+扣除项目调增项一扣除项目调减项由以上公式可知，应纳所得税的计算，主要受适应税率和扣除项目的影响，新所得税法对以上两个因素均有新的规定。
3．1税率分析
(1)微利物流企业适用税率分析。旧税法规定，微利企业享受27％和18％的税率，外资企业享受24％或15％的优惠税率，对于对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含3万元)以下的企业，暂减按18％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对应纳税所得额在l0万元(含10万元)以下至3万元的企业，暂减按27％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新法规定，微利企业所得税率为20％其中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在我国，真正具有实力的综合物流巨头屈指可数，大量物流企业停留在单一的运输或仓储阶段，普遍起点低、起步晚、规模小、整体实力弱。新旧税法更替的标准中，最重要的是应纳税所得额标准。过去的规定是10万元，过了l0万元就要按33％缴纳企业所得税；新规定提高到30万元，30万元以内按20％的税率计税，超过30万元才按2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这样会使更多的企业享受微利企业的所得税率。
(2)一般物流企业税率。原税法规定：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对于外商投资和外商企业来说，却有一系列的税收优惠，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的规定，且生产经营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还可以享受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相对于内资企业，税负是十分偏低的。新税法出台后，统一了税率，统一规定所得税率为25％。税率的统一使企业能够在同一片土地上充分公平的竞争，有利于挖掘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内资企业采取将资金转到境外再投资境内的“返程投资”方式，以享受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扭曲行为。目前世界上159个实行企业所得税的国家和地区的平均税率为28．6％，中国周边18个国家的平均税率则为26．7％。相比之下，新税法25％的税率属于中偏低。这样的税率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也有利于继续吸引外资。
3.2物流企业相关的税前项目扣除标准分析
旧法在税前成本扣除标准方面，内外资企业的差别很大。这种不同待遇给内资企业增加了很多负担。新税法统一了税前扣除标准，有利于物流企业的公平竞争。新税法主要对以下几项扣除标准进行了修改：
(1)工资支出。新税法改变了对内资企业实行的计税工资制扣除，而改为按企业和单位实际发放的工资据实扣除。按照旧税法，如果内资企业实发工资高于计税工资标准，那么对超过部分就存在重复征税问题一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个环节都有征税，而新税法的制定避免了重复征税的问题。物流企业属于人才密集型企业，新税法的规定有利于物流公司降低人力成本，为物流行业引进高级管理、技术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物流行业尽快摆脱低层次徘徊状态。
(2)研发费用。新税法规定，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时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的150％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新税法同时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而旧法规定研发费用据实扣除，对研发费用增长幅度在10％以上的，可再按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对于物流行业来说，改变低起点、小规模、竞争力不强的现状，就必须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改造水平，新税法取消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一些条件限制，更加有利于物流行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含量和竞争能力，设计出节能、环保、高效、科技含量高的物流服务产品。
(3)广告支出。关于广告支出，旧税法对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有不同的规定。具体有①考虑到高新技术企业推进新技术的必要广告支出，高新技术企业的广告费可在税前据实扣除；②粮食类白酒生产企业不属于国家鼓励类生产项目广告费不得在税前扣除；③一般企业的广告费支出按当年销售收入一定比例(包括2％、8％、25％)扣除，超过比例部分可结转到以后年度扣除。但是对于外商投资企业，不分类别均可据实全额税前扣除。
新企业所得税中将广告费用的扣除规定在按年度实际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含)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年度结转扣除。广告费是提升企业品牌形象的重要支出，对于起步较晚、起点较低的物流行业来说，将会从中受益。目前物流企业投入广告比例普遍偏小，一般在0％～2％之间。广告客户绝大多数是物流商用车生产企业和会展企业，其中物流企业广告仅有国外巨头ups等，国内的也仅有中远、中外运、中国邮政等大型国企的形象广告，鲜见其它物流企业身影。物流广告客户缺失已经成为严重制约行业媒体发展的重要因素。
(4)基础设施折旧。新税法对企业足额提取折旧的、租入的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大修理支出准予扣除，同时规定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我国物流行业长期存在基础设施不足，技术装备落后的现状。虽然近几年来，我国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加了不少，修建了许多高速公路，铁路也几次大提速，但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仍然不能完全满足物流服务的需求，主要运输通道供需矛盾依然突出。仓储设施落后，大量的仓库是2o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旧建筑，在仓库防火、防潮、防盗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在使用高新技术手段储藏现代化的商品方面困难也不少。另外，现代化的集装箱、散装运输发展速度缓慢，高效专用运输车辆少，运输车辆以中型汽油车为主，能耗大、效率低，装卸搬运的机械化低。
对于物流行业来说，运输工具、仓储设施、装卸设备、信息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入是实现物流高效化的重要保证，随着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物流行业逐渐呈现出大型化、高效化、专业化和自动化固定资产的投入需求，新税法的规定完全有利于物流行业的这一发展趋势。
(5)企业兼并亏损弥补。新税法与旧税法对企业合并弥补亏损有不同的规定，旧税法规定：可弥补被合并企业亏损的所得额=合并企业未弥补亏损前的所得额x(被合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合并后合并企业全部净资产公允价值)(国税发【2ooo】119号)新企业所得税法：当年可由合并后企业弥补的被合并方企业亏损限额=被合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x国家当年发行的最长期限的国债利率新税法将加速物流业兼并、重组趋势。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国际避税在我国也日益盛行，主要的原因有税法的漏洞，我国人才的缺乏，管理上的缺陷等等，这些问题引起的跨国避税给我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在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商投资国家，而反避税手段又远远逊于美国的情况下，我国在反避税方面近几年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颁布了很多反避税方面的通知以加强人才培养，加强道德约束，加强管理，加强国际交流等等。
一、国际避税形式及特点
（一）变更居民身份避税法
指一个国家税收管辖权下的纳税人迁移出该国，成为另一个国家税收管辖权下的纳税人，或没有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税收管辖权下的纳税人，以规避或减轻其总纳税义务的国际避税方式。他们采取不购置住宅、出境、流动性居留或压缩居住时间等方法来避免成为任何一国的居民，以逃避税收。
（二）转移定价避税法
转让定价是指有联属关系的企业法人之间，在相互举借贷款、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转让无形资产等经济往来中，所制定的价格，也称划拨价格。这是目前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采取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国际避税方法。其基本作法是：高税国企业向其低税国关联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提供贷款时制定低价；低税国企业向其高税国关联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提供贷款时制定高价。这样，跨国公司的利润就可以从高税国转移到低税国。
（三）新的苗头
其一是境外中介机构，包括承接留学、法律、会计业务的机构在国内设立办事处的有关征税。由于这些业务所签订的合同定金较少，而营业收入主要在境外结算，国内行政机构往往只能按合同金额计税，而无法得到这些机构在境外收到的、源于境内收入的资料，所以不能征得所有应缴税款。其二是境外公司在境内举办会展的有关征税。由于境外公司未在境内注册，而在境内提供服务所得收入也多在境外结算，加上会展期短，国内行政机构无法取得收费明细表，进行依法征税。
二、跨国避税在我国盛行的主要原因
（一）政策法规不科学和不健全
以分析我国目前的转让定价税收制为例，我国采取了国际上通行的正常交易原则，规定了一套转让定价的调整方法，从表面上看，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似乎已和国际惯例接轨。但是，面对错综复杂的转让定价的问题以及我国特有的国情，我国的转让定价税制立法还是过于简单，实践可操作性较差。
（二）管理体制的缺陷
对转让定价问题的管理需要工商、计委、税收、海关、外贸、商检等多个部门分工协作，密切配合才行。然而在我国个部门之间“缺位”与“越位”的想象严重，导致有些监督管理项目部门之间相互撞车，有些监督管理项目又无人负责，形成真空。国外通过贿赂有关负责人员来达到少交税、少交费的事情多如繁星，灰色交易猖獗。
（三）人才的缺乏
我国既欠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也缺乏专门的转让定价税收管理人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由于缺乏同外商打交道的经验，致使合营谈判中中方让步过多，一些不正当权益没有竭力争取，使实际支配权都在外放手里，从而使外商更容易实现转让定价。转让定价管理人员在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查账审计中缺乏熟练的技能，致使外商投资企业能轻易的避过税务当局的查处。
三、国际避税的影响
我国在国际避税问题方面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如信息的缺乏，思想上的误区，国际税收交流的缺乏等等，面对如此多的问题，在中国作为第二大外商投资国家（仅次于美国），反避税手段又远远逊于美国的情况下国际避税给我国带来极大的危害。
（一）破坏税收公平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在国际市场上，税负公平是影响竞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些通过转让定价避税的纳税人，由于其实际税负低于一般正常税负水平，因而获得某种不正当的竞争优势，这就违背了税负公平原则，使那些诚实守法的纳税人陷于不利的竞争境地。而且，国家为了筹集足够的财政收入，满足国家开支的需要，不得不提高税负或增设新税，而加重了其他纳税人的负担。久而久之，则会使避税活动在社会上蔓延，使财政税收蒙受更大的损失，最终将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二）引起国际资本的不正常流动
在跨国投资经营活动中，跨国纳税人往往利用关联企业间的转让定价，控制企业利润的流向以逃避有关国家的纳税义务，结果会造成国际资本流通秩序的混乱。这不仅损害资本输出国的税收利益，也使有些资本输入国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得不采取外汇管制措施，限制本国资本的外流，从而对正常的国际资本流动产生消极的影响。
（三）中方合资者、合作者的利润被侵吞
合资企业的利润分配机制本身即构成跨国公司操纵转让定价的诱因。即使合资企业经济效益显著，外方母公司最多也只能从税后利润中按股权比例分得一部分，其余部分归当地合作者。因此，跨国公司往往倾向于在合资企业最终利润形成之前操纵各种内部化的资金转移渠道，提前获取收益，借此从合资企业中攫取比投资股权大得多的利益份额，导致中方投资者的利润被转移到海外而蒙受损失。
四、对我国反避税工作的建议
（一）提高对反避税的认知
外商通过关联企业间的业务往来，利用转让定价转移利润，规避税收的现象如不有效遏制，任其继续蔓延，就会从根本上动摇税基，破坏公平税负原则，不利于扩大开放，吸引外资。因此，开展转让定价税收管理工作，是坚持依法治税，维护国家权益的具体体现，有利于贯彻公平税负原则，保护外商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二）进一步完善税收法规
在现今法制社会，法律已成为约束人们主要行为的规范。从上面可以看到，我国在转让定价立法方面的缺陷，针对这些缺陷我们要逐个突破。
（三）改革管理机制，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
各级税务机关要充分运用电视、报刊、广播等舆论工具，从依法治税的高度，大力宣传转让定价税收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增强各级党政领导及有关部门对开展转让定价税收管理工作的认识；要主动向当地政府汇报，争取党政领导的支持；要主动与外经贸、海关、物价、工商、商检、银行、公安等部门联系合作，共同维护税法的严肃性，维护国家的税收主权。
（四）加强专业人员的培训工作，确保人才稳定
专职人员不仅要具备熟练的审计、查账技能、较高的政策业务水平及高度的责任心，同时要掌握一定的国际经济贸易知识，熟悉国际税收、西方会计，具有一定的外语基础。国家或企业应每年有计划地组织举办业务骨干培训，并逐步形成规模，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列入转让定价税收管理人才库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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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影响了引资的质量。本文在详细分析我国引资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外资利用质量的引资策略。
自1991年起，我国连续16年位列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之首，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累计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59万多家，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超过7000亿美元，这些企业来自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而世界500强企业中约有480家在我国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是我国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的资本来源，而且直接拉动了对外贸易的增长，提升了制造业的技术与装备水平，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投资环境的改善。
一、我国在引进外资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利用外资战略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不加区分的激励和政策引导带来投资质量的低下，具体来说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引资成本过高。由于我国的引资战略基于“双缺口理论”， 吸收外资的最初动机来自于发挥外资的资本形成效应，因此引资时单纯地以数量为衡量标准，而对外商投资的产业、项目规模、外商来源地选择性不强，导致外资利用成本过高，具体表现在：（1）政策成本高，为吸引外资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导致税收收入的流失，内外资企业竞争地位不平等，同时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2）资源与环境成本高，一些地方以低地价或“零地价”作为引资手段，有些外商投资企业“圈而不用”，大片土地长期荒芜，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一些地方将劳动密集、自然资源密集、污染密集的产业引进我国，从而导致资源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使引资战略的可持续性大大减弱。（3）招商引资成本高，为加大引资力度，一些地方出现了“全民招商”，举办大型展会招商，并组团大规模赴海外招商，耗资巨大，实效不高。
2.引资存在结构性失衡。这主要表现在：（1）FDI地区分布不均衡，2006年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569. 22亿美元，占总量的90. 32%；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39. 22亿美元，占6. 22%；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21. 77亿美元，占3. 45%；东北老工业基地实际使用外资24. 66亿美元，占3. 91%。这种明显的地区倾斜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差距日益扩大。（2）FDI产业分布不均衡，我国吸收的FDI约70％集中在制造业，而服务业吸引外资比例不高，基本上不到30％。服务业利用外资总量的比重，远落后于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
3.引资质量低下。衡量FDI质量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溢出效应（Spillover）， 即FDI资本所内含的人力资本、R&D投入等因素通过各种渠道导致的技术非自愿扩散，如FDI带来的培训促使东道国人力资本的提高，FDI带来的产业间溢出效应等。我国FDI来源于我国香港特区、台湾省和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约占总量的80％以上，用溢出效应衡量，它们是非优质的FDI，利用我国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实行产能的低技术扩散转移，没有带来更有力度的技术升级，也没有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
4.引资政策法规和引资机制不健全。总的来看，我国引资政策法规立法层次偏低，缺乏统一的指导框架，政策僵化的现象十分突出。此外，国内招商引资的市场不规范，不计成本的恶性竞争十分激烈，中介服务机构分散，各自为政，盲目招商，功能单一。
二、提高外资利用水平的引资策略
1.在提高外资对经济发展积极作用的同时，尽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成本。首先是降低政策成本，改变对外资不加区分地给予政策优惠和倾斜，营造内外资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对外资的优惠严格限制在少数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和地区。其次是降低资源和环境成本，积极引导外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采用先进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但要防止强制性地增加外企的社会责任，应以鼓励和引导为主，避免损害投资环境。最后要降低招商引资的成本，培养专业的招商人才，创新招商手段，渠道也应从政府招商转向专业的投资机构招商为主，提高招商效率。
2.引导外资积极投向服务业和中西部地区，协调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较弱，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因此提高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服务业的管理人才，使外资服务企业向本土服务企业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对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增强服务业的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在中西部地区外资项目偏少，中西部地区应根据自身的区位优势，选择符合本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的项目，着力加强投资环境的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在有条件的地方，打造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同时改善政府的服务质量，提高政府对外资管理的规范性。在此方面，国家也可适当保持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优势。
3.加速技术引进，加强自身的研发能力，逐步实现引进技术的国产化。吸引外资，引进技术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消化和发展，增强本土企业的研发能力，而引进技术的国产化则是其成功与否的关键。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力量，鼓励外资企业、科研机构与本土企业的交流，实现信息、资源、技术共享，组织企业对共性的技术问题攻关，同时从资金、人员上给予必要的支持，以此加强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并获得可与外资企业相抗衡的技术能力，实现引进技术的国产化。
关键词：外资并购 商标 评估
外资并购是引进外资的重要形式。所谓并购是企业合并与收购的总称,企业并购最先在英美国家实践和提出，它泛指以取得企业的财产权和经营权为目的的合并、股票买入和经营权控制等活动。在我国，外资并购指的是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股权或认购境内公司增资，使该境内公司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外国投资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并通过该企业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且运营该资产，或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并以该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运营该资产。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外资进入中国的方式有了重大改变，那就是与中国的知名品牌企业合资。外资的进入虽然给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资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但外资进入中国时所采取的所谓商标战略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品牌损失和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外资并购中商标价值评估状况
商标是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或者服务的提供者为了表明自己、区别他人在自己的商品或者服务上使用的可视性标志，即由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所构成的标志。外资企业愿意并购中方企业，更多看重的是中方企业的商标价值，因为对于现代企业而言，商标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企业产品的标识，更多意义上是代表一个企业产品的质量、企业文化和在所属行业中的影响力，更多的是在标识一个企业的商誉。特别是驰名商标的价值更是不容小觑。在外资并购中必须要对商标价值进行评估，以便交易双方明晰商标价值，尤其是让被并购企业清楚知道自身商标的价值。然而由于商标评估存在种种问题，以至于中方企业的商标的价值被低估甚至不作价拱手让与合资企业。如1994年，金鸡品牌的持有人天津日化四厂，为了引进外资，与美国莎莉集团所属奇伟日化公司合资组建了中美合资奇伟日用化学(天津)有限公司，当时金鸡鞋油已占据中国鞋油市场的半壁江山，而合资时金鸡品牌却只折价1000万元。又如广州饼干厂与香港一家公司合资时，将其在50年代注册并享有盛誉的岭南商标无偿转让给合资企业使用，这都造成了中方的巨大损失。
二、商标评估存在的主要问题
外资并购的前提和难点是清产核资、界定产权和评估资产。科学准确评估商标的价值，合法公正地处置商标，有利于在并购过程中维护双方企业的利益，推动和保障外资并购的顺利实现。目前在商标价值评估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表现在：
(一)缺乏有关商标评估的法律
国家工商管理局曾在1995年颁布《企业商标管理若干规定》，该规定明确规定企业转让商标或以商标权投资，应当委托商标评估机构进行商标评估。接着1996年又颁布了《商标评估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但该办法只对商标评估机构的条件、业务范围及评估原则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做了规定，而对商标价值的构成、评估的具体方法等商标评估的实质内容为予明确，操作性不强。然而这两个规章在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被废止。目前我国没有一部关于商标评估的法律法规。
(二)评估机构不规范
商标等指知识产权的评估技术含量高、程序要求严格，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技能。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对资产评估机构的设置把关不严，对从业人员缺乏严格的培训与考核，常常出现评估结果与实际状况差距极大的问题。
(三)评估方法不科学
按照国际惯例，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有三种，即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评估对象和评估目的不同，评估方法也不同。有些单位却是不分对象和目的，只用一种方法或用错了方法。由于缺乏科学的评估方法，导致在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评估中，标准不统一，高估低估现象严重。
(四)不重视对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评估
有的中国企业在重视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却忽略了通过自己长期经营形成的商标等知识产权，在评估时将这一部分资产价值低估甚至没有将这一部分资产作价，造成商标流失。尤其是造成驰名商标、著名商标流失时，其损失更为巨大。
三、完善外资并购中商标评估
(一)加强商标评估理论的研究
商标评估是按照一定的估价标准，采用适当的评估方法，通过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计算确定商标资产在某一评估基准日时现时价值的工作。商标价值构成比较复杂，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比如，商标的设计、注册、广告宣传等费用，商标的使用期限、侵权状况、法律保护程度，商标的显著性以及商标带来的市场占有率、企业知名度和信誉，商标资产依附于有形资产发挥的作用，包括所使用产品所处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与行业发展前景，企业管理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等。④加之我国开展商标评估的时间较短，积累经验还不够。为了促进并实现商标评估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应当在借鉴国外商标评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企业商标价值的现状和具体实际，加强理论研究，探索影响商标价值的定性因素及定量计算方式，逐步发展一套更加科学合理和规则的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以及技术规则，通过有关政策法规的颁布与实施，建立科学合理的商标价值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
(二)完善商标评估的相关法律法规
针对当前商标评估无法可依的状况，应加强商标评估立法，制定商标评估的统一法律规范，详细规定商标评估的形式、时间、表现、机构及工作人员，建立和完善商标价值评估制度。
1.关于商标评估标准和方法。在商标评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商标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并通过法律法规将其确定下来。
2.关于商标等知识产权评估机构的法律责任。国家工商管理局曾于1996年颁布了《商标评估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玩忽职守，使评估结果严重失实的，所在地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或者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除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处理外，视其情节予以警告，处以违法所得额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实际上让商标评估机构在对商标价值评估失实时仅承担警告、罚款的法律责任并不能起到处罚作用，也不能有效遏止此类事件的频繁发生，并且该规章在2001年被废止。虽然随后国家出台了《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和《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但是这两个规范性法律文件并没有规定评估机构承担的法律责任。目前我国没有相关法律对商标等知识产权评估机构应承担的责任做出任何规定。由于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对我国商标评估价值失实几乎不承担任何责任，如经济责任、道德责任、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尤其是法律责任，导致背离商标实际价值的评估现象屡见不鲜。针对这一情况，在商标评估立法时要明确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的法律责任。
3.关于外资并购时的商标价值评估。外资并购涉及外方企业，与企业并购时双方都是中方企业不同，外资并购时企业商标等无形资产被低估甚至是没有估价，会造成商标流失，造成损失，尤其是造成驰名商标、著名商标流失时损失更大。因此法律要对外资并购时商标等知识产权的评估做出严格的规定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三)强化企业商标保护意识，重视自身商标价值评估
按照我国现行会计制度的要求，企业资产的计价是遵循历史成本原则。由于包括知识产权在内无形资产价值具有不确定性和取得成本的不可分性，使得大量无形资产不能确认和计量，即使确认入帐，但计量的成本也往往是不完整的。导致专利、商标、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在研制、开发过程中投入的费用并没有计入无形资产成本，使帐面上反映的无形资产价值与其真实价值相差甚远，这样当企业发生产权变动或产权交易时，帐面无形资产价值并不能成为交易的价值基础。所以当企业涉及资产拍卖、转让、企业兼并、出资、出售、联营、股份制改造、合资、合作时，对无形资产的评估就成为必要，以反映无形资产的真实价值。⑤商标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本身具有巨大的价值。中方企业作为外资并购的目标企业，要增强商标价值评估意识，要认识到商标价值评估是必要的，以商标使用权作价出资时要同并购企业商定商标评估办法确定商标价格，避免企业自身商标价值被低估甚至是无偿转让。中方企业与外方企业应当商定评估机构选择办法，比如双方共同选择、委托第三方选择等，应当选择有资质且资质比较高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评估机构做出报告后，应当聘请无利害关系的独立专家对评估报告进行审查和评估，判断评估报告依据的资料是否充分、真实，评估方法是否科学、评估程序是否公正、合法，调整参数是否科学、合理，最终得出评估结论是否真实、可靠。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