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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观论文赏析八篇

发布时间:2023-04-06 18:40:0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语言哲学观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语言哲学观论文

第1篇

哲学学科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等具体门类和分支;哲学学科所研究的问题也较为复杂,有的是一般的哲学问题,有的是各哲学门类或分支的特有问题,还有的是哲学不同分支之间以及哲学与其他学科门类因交叉而出现的问题。因此,通过cssci收录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通过分类处理、具体分析来考察学科研究的热点,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方法。本文通过分析2005-2006年度cssci哲学论文关键词标引数据,对2005-2006年的哲学热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哲学门类;哲学基本问题;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希望通过这样的分类处理,既把握哲学学科的基本热点和研究趋势,也能够说明各哲学门类和分支的具体热点与趋势。

2005-2006年cssci共收录哲学论文8278篇,这些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有16000多个,其中被标引15次以上的有160个左右。下面分类对这些标引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加以分析,了解2005-2006年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一、哲学门类关键词分析

根据我们对哲学研究成果的观察和了解,哲学论文中如果直接标引哲学或哲学各门类的名称为关键词,则所研究和分析的内容大多与学科或各门类的自我描述、反思或建设有关,即便是具体人物、流派或问题的研究,也与上述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如表1中被标引的哲学(60次)、哲学研究(22次)、哲学观(18次),显然都是学科相关问题的标示。

分析表1中的关键词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的哲学研究中。哲学、中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是哲学研究的重心。

如果合并哲学(324次)、(133次)、马克思(132次)、马克思哲学(87次)、西方(33次)等高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量,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哲学研究中,与哲学有关的关键词标引数达到577次。因此,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如果合并中国哲学(112次)、中国哲学史(33次)和中国古代哲学(15次),与中国哲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达到了160次,排名第二,但与哲学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是由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的规模决定的。但就中国哲学自身来说,学科的自我反思和建设显然也有较高的热度。如果将科学哲学(83次)、技术哲学(54次)和工程哲学(20)这些通常视为科学技术哲学的关键词相加,其标引数为157次。与西方哲学相关的关键词标引数,如西方哲学(61次)和西方哲学史(15次),共76次。这表明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科反思和建设也有一定的热度。

分析表1还可以看到,一些具体分支和方向是2005-2006年的研究热点,如政治哲学、实践哲学、道德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特别是政治哲学、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通过关键词的标引数来看,2006年比2005年有大幅度提升,增热趋势明显。

二、哲学基本问题关键词分析

哲学作为一个形态较为成熟的人文学科,学科研究所围绕的核心问题通常包括一些历久弥新的“老问题”。同时,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致思于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往往是在新的理论和实践境遇中出现的,需要展开新的探索。

表2给出了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标引关键词。

通过分析表2可以看到。一些哲学学科中的基本问题,如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辩证法、方法论、自由、存在论等,仍是哲学研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一定是专门进行的,往往更多地是在具体研究中加以涉及。另外一方面,一些现当代哲学研究中所凸现的“新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如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生活世界、人类中心主义、真理、主体间性等,作为关键词的标引数排列较前,且基本上呈上升趋势,成为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特别是现代性、后现代问题的讨论,显然成为热点。

三、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3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3,有关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我们注意到,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理论问题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荣辱观也成为重点的关键词或标引数上升幅度较快的关键词。在经典作家的研究中,除马克思之外,关于恩格斯的研究也有增强。在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是重点。此外,西方、后也获得了持续关注。

四、中国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4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中国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4,有关中国哲学学科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哲学学派的研究看,先秦儒道哲学、周易哲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等仍是研究的重点。从研究的重点人物看。先秦的孔子、老子、孟子、荀子,汉代的董仲舒,宋明理学家中的朱熹,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以及现代新儒家中的冯友兰、牟宗三等,是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就哲学问题而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生境界等中国哲学所蕴含的独特问题,仍有广泛的理论效应。此外,关于中国文化、民族精神的思考,也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五、西方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5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西方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5,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是研究的重点。此外,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研究热度有较大上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黑格尔,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德里达等是研究的重要对象。

本文由收集整理

六、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6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6,有关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描述与思考,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重点,虽然相关描述

与思考更多地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展开。就问题而言,对科学的反思以及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创新、技术理性等,是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要对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也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

七、道德哲学关键词分析

cssci在哲学特别是道德哲学的考察中,将伦理学的内容也纳入其中,因此设计了表7,对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道德哲学方向(包括伦理学)标引关键词加以统计并作分析。

根据表7可以看到,与道德哲学自我描述相关的关键词道德(60次)、道德哲学(38次)有较高的标引频次,说明相关问题是讨论的热点。在道德哲学的理论方面,如价值观、道德规范、道德价值、人性、人性论、德性等,这些问题是道德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此外,在有关道德的具体实践领域,也有相应的理论思考,如道德建设、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关键词标引出现于2006年,并达到27次。显然这与由国家所主导的道德建设活动密切相关。

根据表7,“伦理学”作为关键词标引频次达到71次,说明伦理学领域的自我描述是一个重点。伦理学领域的热点还体现在具体的伦理学方向和分支的研究。在中国学者这里,除了传统的儒家伦理受到重视之外,当代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

八、结语

本文就哲学研究的自我描述、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热点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对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有了客观的了解和把握。下面通过关键词标引频次的升降趋势对相关问题加以总结和说明。

笔者注意到,有些关键词的标引频次有显著增长,说明相关的研究处于上升态势,学者较为关注,研究正在加强。如哲学的自我反思和描述。是目前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可以从哲学的标引频次的显著上升得到印证。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作为关键词的标引频次也有迅速上升。语言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8次,2006年则被标引30次;分析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5次,2006年则被标引21次。这说明。在2005-2006年间,以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为中心的研究显著增强。

在哲学问题的研究领域中,除了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等传统问题受到关注外,一些与当论发展和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新问题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其增长的趋势明显。如现代性与后现代问题,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问题。

就哲学各学科门类自身来看,哲学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研究,中国哲学领域中的天人关系研究以及孟子研究,西方哲学中与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相关的学派和问题研究,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哲学(如技术创新和技术理性)研究,道德哲学领域中的生态伦理和经济伦理研究等,增长趋势明显。

第2篇

关键词:英汉思维对比,思维模式,负迁移,中国式英语

 

一、学习迁移的本质及其理论基础

学习迁移是教育心理学研究的一个传统话题,许多心理学家对此做过大量研究。早期的迁移研究是形式训练说,它认为心理官能的训练是迁移发生的根本条件,比如拉丁语的训练,言语能力可以自动地迁移到其它语言的学习,如英语的学习中去。

共同要素学说认为客观成分是语言迁移的重要因素,学习者原有的学习内容或学习材料与以后的迁移内容或迁移材料之间共同成分越多,相似性越大,则越容易产生迁移。这种共同成分取决于母语的特征,也取决于外语的特征。

认知理论则认为迁移的知识经验是储存于学习者脑海中的抽象的主观认知结构或图式,迁移则是该认知结构或图式在不同情况中的应用。英语学习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言语和心理结构,主要是通过汉语于英语两种语言的双向迁移和相互作用,使得学习者的言语心理结构不断改造、更新,从而形成了既不同于汉语的心理结构又不同于英语的心理结构的新的言语心理结构,即中介语结构。该结构既包括与汉语有关也包括了与英语有关的认知和操作经验并且相互联系。

以刺激和反应为特征的行为主义理论则通过对比分析,将母语和外语进行比较,发现两种语言的差异来预测学习中可能出现的负迁移,由此来预测学习的困难程度。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认为语言学习具有天赋基础,人生下来就存在普遍语法,具有自然学会语言的能力。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行为主义理论研究者认为语言的迁移不是一种“全或无”的现象,而是一个主动选择的过程。研究者开始关注迁移发生的条件、迁移的程度、迁移的内容和内在机制等,也就是试图探讨原有语言经验,如母语向外语或第二语言迁移的条件及决定母语迁移性的基本原则。

符号性图论式理论、产生式理论、结构匹配理论与情境理论等也对语言学习迁移作出了解释和定义。这些解释和定义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迁移是一种认知活动,体现了学习者个体主动的心理加工过程。迁移是新旧经验整合的过程,可以通过同化、顺化和重组三种方式实现。

二、 负迁移和中国式英语

迁移(transfer)是不同学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存在于各种内容、各种形式的学习中,同样也存在于语言学习中。任何有意义的学习都是在原有学习基础上进行的,有意义的学习中一定有迁移。正如奥苏伯尔指出的: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中竭力避免母语中介作用或迁移作用是不现实也是无效的。也就是说中国学生学习英语,不能不受来自母语的语言习惯的影响,因为母语作为原有的经验,是新的语言学习的一种认知准备,不可避免的参与到新的语言学习中去。就语言迁移而言,既包括不同语言之间的迁移,即语间迁移,如汉语和英语之间的迁移;也包含同一语言内部的迁移,如英语词汇学习对阅读理解和听力的迁移等。

无论语间迁移还是语内迁移,都存在正负两种同化性迁移。如果母语的语言规则和目的语是一致的,有助于目的语(target language)的学习,即为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反之,如果母语的语言规则和目的语相去甚远,母语则会干扰或阻碍目的语的学习,产生消极影响,称为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

中国式英语(Chinglish)是指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由于受母语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等的影响和干扰,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在英语交际中出现的不规范或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畸形英语。这种英语属于语言的负迁移。免费论文,中国式英语。以教授英美规范英语为既定目标的英语教学实践对将两种语言杂糅拼凑的中国式英语持排斥态度。免费论文,中国式英语。而大学生已达到或接近成人年龄,其根深蒂固的汉语思维模式是难以规避的。因此,英语学习中他们虽大量的背记单词、句子,学习语法,但由于受到“母语的负干扰”,不能摆脱汉语思维的束缚,英语学习的瓶颈无法突破,就只能套用母语的语言模式造出错误百出的中国式英语。在此,笔者认为极有必要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行对比分析,使学生了解两种语言的异同处,使英语学习从语用层面提升到思维层面上来。由此,大学生能自觉的预防和排除母语的负面影响,真正的做到用英语思考和表达。

三、 英汉思维对比

1.造字构词中的英汉思维对比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思维上的整体观,对语言中的表现法有很深远的影响。我国古代哲学家倡导一体思想,认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莫不存在于一体之中。从《易经》的“ 观其会通”,最早提出了以“统一”观察事物的思想方法论,到“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天下》),这种整体思维观历经千百年形成了一种思维形态。而西方哲学则崇尚个体思维。从辩证法提出“整体只有在与个体的对立中才能存在”时起,到Sophocles(490BC-406BC)提出“每个人都应有自在的个性”再至英国哲学唯理论,不断有哲人提倡个体思维的价值,这些哲学理论的提出无不对英语的理性素质产生影响,并对英语的理性规范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东西方各自不同的哲学理论和背景,造成了汉民族思维重整体而西方人思维重个体的特点。中国人似乎更长于总体把握,而西方人则长于条分缕析;中国人强调群体,西方人强调个体,这两种思维不同的性质可谓泾渭分明。而思维模式的差异必然影响到各自的语言表现形式。也是英汉造字构词存在差异的一种解释。

英语的造字构词方式正是西方人强调个体性思维模式的反应。这种注重个体的特点被比喻为“原子生义”,即对现实世界中事物的指称命名是从个体(原子)出发,不特别注重整体或依据个体之间的联系。免费论文,中国式英语。汉语命名重统一观,具体表现为对事物的类属概念必须给以描述,如“汽车、卡车、公交车、出租车”等等,而英语则并不给以任何统称,分别命名为 car ,truck, bus , taxi了。当对这一思维差异有了一定了解,学生才能有意识的跳出母语的构词思维,排除汉语的语际负迁移。“牙医”(dentist)不会拆分成“牙齿”“医生”(teeth doctor),“钱包”(purse)不会被拆成“钱”“包”(moneybag) 。当然也能理解为什么“树皮、兽皮、羊皮” 是 bark, hide ,cover的缘由。

2.词语用法中的英汉思维对比

英汉民族思维的另一明显差异是:英语民族的思维注重科学、理性,强调借助形式逻辑和推理论证去认识世间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习惯用理性去规范世界。因此英语民族善于透过表象深入本质,形成其探究性的抽象思维特点,这也正是西方注重判断推理的哲学理念的体现。而中国传统哲学在倡导超越理性思维的感觉经验,既强调悟性又崇尚具体思维,特别重视以具象来体现和比喻抽象。句子:这是我最喜欢的东西。(It’s my favorite.) 成了It’s my favorite thing. 正是这种抽象和具体的思维差异的结果。

不同的思维模式造就了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英语民族的思维抽象性决定了其用语总体来说比汉语抽象。在英语中大量使用抽象名词,尤其常见于社会科学论著、法律文书、报刊评论、商业信函等文体。而英语中有丰富的虚词及词义虚化手段大大的方便了抽象表达法。比如大量的前缀、后缀表性质、状态、动作、结果、主义、学说、信仰等甚至改变词义和词性,例如:减少分散注意力的事物。Cut out distractions.由于汉语思维这种具体化的特点影响,学生们译出的句子就显得十分臃肿:Cut out the things that distract us.又如构词法的一个专项练习It was clear that the minister was the right man tospeak at the dinner: his delivery was faultless. 受汉语负迁移的影响学生是没有意识使用delivery 一词的,他们最可能产生的句子是The speech he delivered was faultless. 由此可见在词汇层面,由于汉语思维模式造成的母语负迁移是很普遍而且不容易被察觉。而有意识的进行英汉思维的对比,有助于学生减少这方面的失误。

3. 句式上的英汉思维对比

人的主体意识,属于一种意识倾向,即在思维中把自己(主体)从环境(客体)中区分出来。免费论文,中国式英语。主体意识往往从这个自我出发来理解、解释、描述客观环境这个外在世界中的事物,因而使语言表述带有主体性。西方哲学思想强调理性,主张理性的结果是主客分明,需要强调主体时强调主体,需要强调客体时强调客体。而汉语思维方式则多强调主体的参与,从人出发的主体意识。这一差异在英汉句式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3.1行为动词主语的物称和人称

由于英语的理性思维导致了英语的客体性叙述,而汉语则注重主体性表达。免费论文,中国式英语。英语常常用物称表达法,即用抽象概念、心理感觉、事物名称或时间地点等“无灵主语”或形式主语,汉语则常用人称主语。

我的后脖子根冒出了冷汗。A cold sweat broke out on the back of my neck..

学生的句子则是:Myneck broke out a cold sweat.

3.2汉语的主动语态和英语的被动语态

受到“客体意识”思维方式的影响,英语中广泛使用被动语态,尤其是在科技报刊中,而汉语受主体思维影响多用主动语态。比如: History is made by people 人民创造历史。于是It’s well known that (众所周知)这样的句式,学生的句式则是:we allknow that, 于是:It’s well known thathistory is made by people.(众所周知是人民创造了历史)在学生的习作中便成为We all know that people made the history.这样看似正确,却实际很别扭的中式英语句子

四、 教学中母语负迁移的克服

怎样排除汉语的负迁移,引导学生正确的利用母语而不是完全排斥母语,将其负迁移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这是英语教学面临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我们提倡学生用英文思维,但实践起来谈何容易。因为要摆脱母语的负干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免费论文,中国式英语。而教师迫切要做的是多收集有关母语思维模式负迁移的范例和材料,在教学中适当的作汉英对比分析,使学生明白造成负迁移的原因,而不是让学生机械地记忆一些连接词和表达方式。同时在阅读、翻译、写作中引导学生注意英语遣词造句的模式和汉语思维方式的不同,逐步的克服汉语思维的负面影响,从而真正用英语去思维。

参考文献:

1.李继宏.母语负迁移与英语教学[J ] 外语研究,2006,(5):136-137

2.冒国安.实用英汉对比教程[M ] 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3.魏云.语言迁移与二语习得[J ] 长熟高专学报,2004,(6):31-33.

4.喻云根.英汉对比语言学[M ]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

第3篇

关键词:农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栏目内容策划;人文素养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11-0123-02

目前有一种思维定势,似乎名学报只能出在名校,这是有害的误解,扼杀了许多学报的创造精神。事实是普通农业院校学报,只要充分发扬编辑的创造精神,能动地挖掘和发挥自己的优势,肯定可以逐渐办出自己的特色。“办学报就是办学校”,而栏目是学报的骨架,应致力于提高学报的学术质量,发挥它与学校学科建设的互动作用,使农业院校学报真正体现出“办学校”的宗旨。在自然科学氛围浓厚的农业院校,如果只关注科学,忽视人文,会让师生的视野变得狭隘。打个比方,科学好比河岸边的树,人文好比水里树的倒影,如果只知道有岸上的树,而不知道有水里树的倒影,由此做出来的价值判断很可能是简单、片面和单一的价值判断。故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作为综合性期刊,内容丰富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肩负传播人文思想,弘扬人文精神的使命,应该持续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进展,展示最新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和农业发展息息相关的人文知识。

一、文史哲类栏目内容策划存在的问题

目前,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适应时展,不断更新编辑理念,整合多种媒体,积极探索各自的特色发展之路,但是在栏目内容策划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文史哲类栏目内容庞杂,缺少针对性。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大多设有文史哲类的栏目,虽然发稿数量有所控制,但栏目一直保留,刊发的文章涉及多个人文学科,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可谓“大杂烩”,其大多没有针对农业院校自身的特点、现实和农业学科发展进程去组织来稿,也没有对文史哲类栏目进行统一策划,没有有效的约稿机制,大多刊发的是自然来稿,缺少涉及农业发展的相关文章,如农史、农法、农业信息推广传播等。

其次,文史哲类栏目重视程度低,发文质量普通偏低,缺乏高质量稿件。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农业经济管理类稿件上,像有些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在综合性期刊竞争中处于劣势,无法进入核心期刊队伍,为了迅速进入核心期刊行列,往往另辟捷径,想尽办法,不再刊发文史哲类稿件,去掉文史哲类栏目,只保留农林经济相关栏目,整个学报内容全是农林经济管理的文章,已经演变成了专业性期刊,瞄准核心期刊农业经济分类,认为这样可以迅捷地进入核心行列,和学报社科版的综合性定位越离越远,文史哲类栏目越来越边缘化,有些甚至处于凑版面的目的不得不刊发文史哲类文章,稿件质量可见一斑。

再次,文史哲类栏目策划缺少创意,缺乏持续性。创出品牌的栏目往往离不开强有力的、富有创意的策划,好的策划是栏目成功的先导,现在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虽然开设文史哲类栏目,但没有认真研究栏目,缺少富有创意的策划,从栏目名称的确立到栏目内容的界定再到栏目在整个期刊中的定位和创办的目的都是模糊不清的,这样办栏目很难出精品,也吸引不了读者的关注,有时随着自然来稿量的降低甚至出现暂停栏目或者隔期再出的问题,没有持续的办栏目的动力,自然无法达到形成精品栏目的目的。

最后,文史哲类栏目编辑素质亟待提高,缺少创新能力。编辑素质的高低与否是办好一本期刊的关键。编辑素质高,掌握较高的编辑技能和丰富的知识积累有助于其在众多的来稿中发现高质量的文章,提升刊物质量和影响力。当前,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编辑应紧跟时代要求,不断提升自身素质,积极探索栏目创新思路,创造品牌栏目,研究如何运用多种媒体手段去提高刊物质量和扩大刊物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是很多编辑疲于应付日常事务,不关心业界发展动态和最新进展,缩在自己狭小的空间,闭门造车,不了解文史哲类研究的最新方向,自然刊发的稿件质量也是堪忧。

二、文史哲类栏目内容策划具体定位

人文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文”“史”“哲”几个大方向。农业院校学报哲学令人们的视野与思维开阔。科学要求专业性,哲学则鼓励综合性。对人类充分性和完整性的认识恰恰是科技工作者忽略的东西。因此,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应关注哲学研究与发展动态。当前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近些年来的社会现状,价值观多元混乱,好似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农业院校社科学报可以通过设立哲学类栏目重点关注哲学研究,引导农业大学里从事自然科学的师生多用哲学的眼光考察人生,认真思考行动背后的原则和理由。而对哲学经典的研究不是因为好奇新鲜,也不仅仅为推动文化多样性,而是因为哲学可以使人们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以便采纳更好的观点,成为对社会更有用的人。龙应台曾说,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往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于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例如,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刊发清华大学张和合的论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主要内容的存疑与释疑》,对剑桥大学出版《斐多篇》中关于灵魂问题的论述提出一些疑问并进行解读,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哲学著作。

文学有很多所谓的“功能”,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文史哲栏目选择的是一种最重要的,即:德文有一个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这就是文学语言最重要、最实质和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农业院校社科学报选择“文”是因为文学语言使人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活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既有深刻的理性,更有人们对“美”的体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例如,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刊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汉英移就的心理动因与修辞效应》探讨“移就”这一特殊的、超乎常规的语言现象,并指出恰当使用“移就”修辞格,增加了语言的情趣,增强了描述的形象性,创造出奇妙的意境,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项目成果《大连城市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思考》指出大连城市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切实对策,研究城市语言环境建设是一个新的课题,具有创新性。刊登的王恩全《唐代诗人李白与杜甫友谊关系辨正》,针对学术界在评价李白与杜甫友谊时始终存在的一些传统偏见,对李、杜的友谊关系给予了新的界定与评价。另外,文化研究重点关注农村文化建设,对当前信息化、网络化社会农村信息需求与传播的最新动态给予关注,可以多组稿刊发有关乡村传播学研究论文。

历史对于价值判断的影响非常之大。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这是历史的独特价值所在。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加强原典的研究,刊发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探究历史的学术论文,特别是研究农业发展史的学术论文,如沈阳农业大学学报刊登吉林省“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中国辽代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因》,鉴往知来,为当前农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这对于高等农业院校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教师来说尤其重要。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实践中,法学研究尤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法的本质,有助于国家的立法活动,有助于法学教育和法制宣传,有助于学习和借鉴外国的法律和法学的经验。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应该重点刊发涉农法律研究论文,如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刊发了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课题成果《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分析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的建议。

三、结 语

其实,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文史哲类栏目涉猎文、史、哲、法等,要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即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长期以来,在农业院校里教职员工人文素质的缺失,已经影响了广大教职员工的科学文化整体素养的提高,因此,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应该通过长期的编辑实践,探讨人文社科优秀研究成果,不仅为扩大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传播与社会影响作出重要贡献,也直接地推动教职员工的人文素质,强化了农业院校人文氛围形成和文学品位提升,社会科学不断浸透到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使教职员工的人文素养在教学、科研、生活各方面发挥作用,推动广大作者、读者和编者人文素质的逐步提升,不断提高农业院校学报社科版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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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树槐.期刊栏目如何策划成市场卖点[J].编辑之友,2015(6).

第4篇

    1988年,P.麦蒂(PenelopeMaddy)在《符号逻辑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综述性论文《相信公理I》和《相信公理II》。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贡献是概括和总结了支持集合论公理,尤其是那些候选新公理的各种证据。在《相信公理I》中阐述ZFC公理的合理依据时,麦蒂引用了G.H.摩尔(GregoryH.Moore)、M.哈雷特(MichaelHallett)以及A.A.弗兰克尔(AbrahamA.Fraenkel)和A.利维(AzrielLevy)、王浩、F.R.德瑞克(FrankR.Drake)等人的着作和论文。相比于为ZFC公理提供辩护来说,她更强调,它们与未经证实的新公理相比不具有优先的认识论或形而上学地位。麦蒂还考察了人们对CH的态度。她除了参考上述学者的着述外,还引述了数学家、逻辑学家和集合论专家如科恩、哥德尔、D.司克脱(DanaScott)、D.A.马丁(DonaldA.Martin)、R.M.索罗维(RobertM.Solovay)、C.弗赖林(ChrisFreiling)等人的论文。从她的综述看到,尽管独立性命题使得一些人,如科恩一开始采取形式主义的态度,但最终人们对CH具有确定的真值取得一致的意见,即集宇宙的存在支持CH是个真问题,所以引进新公理是必要的。另外,尽管CH的真值尚未判定,但多数人基于各种理由,倾向于猜测它为假。随着寻找新公理解决连续统问题工作的展开,最普遍被接受的新公理的内在理由是反射原则(reflectionprinciple)。它的基本思想是,集宇宙如此复杂以致不可能被完全描述,因此关于整个集宇宙的任何真,必定已经在该宇宙的某初始段为真。这样,哥德尔用迭代概念辩护的不可达基数和马罗基数、甚至比它们更强的弱紧致基数、不可描述基数等都可以在反射原则下得到辩护,而且ZFC公理也可以重塑为反射原则。最终的结果显示,这些无穷公理都不能判定连续统问题的假,因为它们与证明连续统假设与ZFC公理相容的可构造公理V=L也相容。至于新公理的外在证成方面,人们一般都接受哥德尔声称的推论上的富有成果性。麦蒂在《相信公理II》中详细阐述那些不能用内在理由辩护的大基数公理的推论,尤其是二阶数论上的推论。她的论述显示,现代集合论研究中断定可测基数、武丁基数和超紧致基数等存在的更大的大基数公理以及涉及可定义实数的决定性公理都具有各自丰富的推论,因此得到了外在的辩护。这些技术工作主要归功于索罗维、马丁、M.福尔曼(MatthewForeman)、M.穆加多尔(MenachemMagidor)、S.谢拉(SaharonShelah)、W.H.武丁(WilliamHughWoodin)等人。值得谈及的是,60年代后期,索罗维猜想大基数公理蕴涵可定义实数的决定性公理;80年代中期,武丁作为索罗维的学生,最终证明了可定义实数的决定性公理等价于大基数公理的内模型。这个结果产生的影响是,使得两类在概念上处于完全不同领域的公理被统一起来:决定性公理继承了大基数公理的内在和外在证据,大基数公理转而获得支持决定性公理的外在理由。但与人们期望的相反,这些大基数公理依然无法解决连续统假设问题,尽管它们与V=L不相容。麦蒂撰写这两篇综述性的论文,旨在给数学知识论者和数学哲学家提出哲学任务。她本人认为集合论在可应用性上的成功以及那些外在证据可以巩固公理的辩护实践。但她不倾向在某特定的哲学立场上给出新公理的辩护和反驳,而是认为对任何哲学立场的人来说,连续统假设都是一个真问题。因此,在她看来,寻找新公理解决连续统问题不只是柏拉图主义的事业,而且是对任何哲学立场都重要的事业,关键在于深入考察这些哲学立场之间的细小差异。

    新公理纲领分歧的当代视野

    20世纪90年代后,与麦蒂观点的初衷事与愿违的是,一些人对连续统具有确定的真值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独立性的结果破坏了集合论作为客观的事业;而包括麦蒂在内的另一些人则坚持独立性的结果仅仅表明,缺少用于证明这些数学陈述的集合论公理。这种分歧往往伴随着形而上学立场的分歧,如1999年S.费弗曼(SolomonFeferman)发表于《美国数学月刊》上的论文《数学需要新公理吗?》以及2000年《符号逻辑简报》(TheBulletinofSymbolicLogic)上收录的费弗曼、麦蒂、J.R.斯蒂尔(JohnRobertSteel)等人在2000年符号逻辑年会上的会议论文均体现出这种分歧。争论的焦点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一)公理意指什么费弗曼在两篇文章的开头均引用了《牛津英语字典》的定义,说明他的“公理”含义即自明性。然后,他把公理的自明性归因于数学概念的清晰直观。依照这个标准,他认为皮亚诺算术公理符合这个自明性的标准,因为自然数概念是清晰直观的。但斯蒂尔认为公理的自明性标准太主观了,不仅导致无法解决“何谓自明的”争论,而且产生的公理系统相当有限。他主张,迫使我们接受公理为真的更可能是作为整体的公理系统,而且这个过程是渐进的。因此,尽管我们对新公理的信心不可能达到对皮亚诺公理的信心,但引进的新公理可以合理地得到辩护。麦蒂则分析了费弗曼青睐自明性公理,对外在辩护的新公理无动于衷的原因。她认为,主要原因是,费弗曼要求被辩护的公理不仅表明理论是有效的,还必须符合某种数学概念。这种数学概念是“某理想世界中的概念,……或多或少直接表达想象的事物”④,因此,在麦蒂看来,费弗曼为公理的辩护实际上最终不是基于自明性,而是某种客观实在。麦蒂自己则更愿意支持外在辩护的新公理,因为它们有助于当代集合论满足各种目标。但她不认为集合论应当揭示数学实体是什么,或在是否需要新公理的问题上提供认识论基础,也不认为集合论显示如何通过显然的步骤,从绝对的某些真理推导出各种数学真理。(二)连续统假设是否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费弗曼声称连续统假设本质上是模糊的,没有新公理以令人信服的明确方式解决它。原因在于,连续统(或自然数的幂集)是经由自然数的“任意子集”汇集成一个总体得到的概念;解决连续统问题还需要三阶数论上的语句,即需要涉及连续统(实数)的任意子集以及它们之间的可能映射。但“自然数的任意子集”的概念和“实数的任意子集”的概念都是含糊的,因为我们缺少对这些概念的集合直观,“没法用合理的方式表明在不违反这个概念应该是什么的情况下形成这个概念。”⑤因此谈论CH的真假没有意义。另外,CH没有成为千禧年奖金列出的杰出数学问题之一,所以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斯蒂尔认为三阶数论仅仅是语言上的含糊性,这并不代表它本质上就是含糊的。事实上,可以通过提高语言的意义来发现新的真理。最终,解决连续统问题可能就是解决语言上的含糊性。并且一旦澄清了CH在语言中的含糊性,CH在思想中的真就能显现出来。另外,连续统假设没有成为七个杰出问题之一,仅仅说明人们对数学基础问题不感兴趣。真正的关键是,连续统假设涉及“与数学证据有关的基本概念问题”,值得逻辑学家去关注。麦蒂则摆脱了这样的问题。原因在于她的自然主义哲学不需要关心CH是否是本质上含糊的,而且她不认为CH的答案是预先确定的。麦蒂的自然主义哲学只需要评估寻找新公理的前景,它符合集合论的目标,也可以解决CH。(三)新公理的辩护依赖于柏拉图主义的立场是否恰当费弗曼对于用柏拉图主义为当代集合论寻找新公理提供基本辩护表现出极端的不满。根据他的理解,柏拉图主义为当代集合论实践作辩护主要体现在:CH具有确定的真值诉诸于某个柏拉图的集合世界;集合的累积分层使用了“给定集合的任意子集”的柏拉图主义概念。但是,在费弗曼看来,明显的事实是,不仅CH是含糊的,而且整个累积分层的概念都是内在含糊的。因此不仅谈论三阶数论上CH的真假没有意义,而且谈论二阶数论上陈述的真或假的事实也没有意义。这种观点,不仅使得费弗曼只在工具主义的立场承认ZFC从累积分层中产生,而且否认寻找新公理解决这些概念上含糊的独立性陈述。但麦蒂指出,费弗曼错误地相信只有柏拉图主义能够为集合论的实践提供辩护,从而误以为寻找集合论新公理的实践是不正当的。她声称,哲学不应该证成或批评集合论实践,它们只是“尝试理解该实践”⑥。(四)普通数学是否需要新公理费弗曼认为,没有证据表明需要新公理解决开放的算术和有穷组合问题。一方面,普通数学不需要新公理。就纯数学来说,几乎所有经典数学的陈述都可以在ZFC中形式化。就应用数学来说,它们都可以在可还原到PA的系统中形式化或者在相对较弱的非直谓分析子系统中实现。因此,他声称,由哥德尔第一不完全性定理导致的独立性命题,应该仅仅是普通数学推理的结果。另一方面,他认为,说需要新公理[即大基数公理(简称LCA)]解决不可判定的命题,其实是在回避问题。因为我们寻找的不是新公理,而是它与ZFC的一致性。但在接受ZFC+LCA和接受Con(ZFC+LCA)(“Con”表示“一致或相容”)之间存在差别。在不承认大基数公理具有确定真值的情况下,如果有理由接受Con(ZFC+LCA)但不接受ZFC+LCA,那么我们不应当视LCA为公理。在承认大基数公理有真值的情况下,可以忽略Con(ZFC+LCA)和ZFC+LCA之间的差别,但是还需要说明为什么承认LCA而不是它的否定为真。这两种情况都说明,我们不应该如同接受皮亚诺算术公理一样接受它们。麦蒂针对费弗曼提出的第一个理由给出了反驳。她认为ZFC甚至更弱的系统对于当代科学可能够用,但或许实践科学并非根据这些较弱系统就能得到,而且纯数学的本质就在于自由。因此本着探索的精神,使用非直谓方法和更高的无穷公理是必要的,从而期望获得更多数学上有趣的结构。斯蒂尔针对费弗曼的第二个理由提出质疑。他认为,费弗曼仅仅说寻找新公理对多数数学家来说不重要,但没有说明ZFC+LCA和Con(ZFC+LCA)之间不同的实际行为内容可能是什么,也没有回答解决第二类独立性命题的大基数公理是否应当算作好的证据,或者是否应该寻找其他方向的解决方案。从上述的争辩可以看出,费弗曼、麦蒂和斯蒂尔的分歧最终落在经由外在辩护的新公理是否合法的问题上。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费弗曼基于自然数的实在论立场支持一阶数论公理,否认寻找二阶以上的数论公理;麦蒂认为寻找新公理不涉及哲学立场的考虑,只需要根植于集合论的实践目标。斯蒂尔和麦蒂的观点大体一致,只是他在阐述怎样算是连续统问题的解决时,还强调哲学在新公理纲领中可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新公理讨论的最新进展

    2000年后,赞同寻找新公理的诸多学者希望为新公理纲领提供更好的辩护,而费弗曼等则依然坚持己见,认为连续统假设是含糊的问题。(一)柏拉图主义立场的辩护美国数学家和集合论专家武丁自80年代开始,努力寻求连续统问题的解决。他在2004年的论文《罗素之后的集合论:回到伊甸园》中攻击反柏拉图主义者关于集合论意义的不可知论,认为连

第5篇

【关键词】奎因的自然主义;语言学转向

1.引言

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是20世纪最具有创新精神的哲学思潮,深深影响着我们对主客观存在尤其是语言存在的理解。奎因的“心理主义”和“物理主义”摒弃了传统哲学在认识论领域仅限于字面意义上的探讨,而直接把所探讨对象放在认识论的核心部分。他的独创之处在于用自然主义的科学方法代替形式化和人文主义方法,用“心理主义”和“物理主义”直接描述主客观的存在状态。简而言之,奎因的哲学体系致力于挖掘所研究对象的自然属性,因此摆脱了卡纳普把客观真理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做法的局限性,认为所有的真理都要基于客观经验,皆可以用纯自然和科学的方法加以验证。奎因的哲学理念归根结底与他的认识论方法密切相关,也就是对世界的了解应从概念领域移出而转换到对自然界本身的了解,一切现象都可以归结于自然现象。

奎因的哲学观念对语言学的研究具有启示作用。在其理论框架下,语言应超越其“工具”属性成为独立的客体,也就是语言可以作为最基本的物理现象存在。语言不仅是我们用来思想和交际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我们客观体验对象,可以进行客观验证。如上做法基于如下前提:语言是客观存在的一个部分,分享整个世界的核心属性和特征,并且可以用最自然和科学的方法加以理解。

2.奎因的“自然主义”认识观

奎因哲学体系中,“自然主义”是一个关键术语。“自然主义”基于“自然”这一概念,在西方最早来自希腊语中的“physis”这个语词,在英文中词形上对应的是“physics”,另外一个同义词为“nature”。奎因的“自然主义”狭义上可简化成“物理主义”,因此奎因的自然主义可以理解成超越人主观认识形态的信仰和知识,所认识的主体为自然事物最原始最核心的状态和属性。因此我们又回到了“第一哲学”这个问题,像经典哲学一样试图把世界一切现象转换成最基本物理现象,或者说一切现象包括人的各种活动都属于自然现象,都可以用自然定律进行推导。

在这一意义上,奎因倾向于自然科学而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突出的表现是他努力使认识论自然化,使哲学与科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认识论的目的就是在科学的指导下描述自然,建立观察过程与科学的关系。综上所述,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导出两个基本概念:“心理主义”和“物理主义”。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前者指利用经验来描述的人的心理过程,后者指这种心理过程所要达到目的――所认识的事物的本身,两种主义都与自然科学方法发生联系。

3.奎因自然主义框架下语言学研究转向

与所有当代哲学家所面临的困境的一样,奎因的哲学探求同样回避不了语言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像所有分析哲学家一样,奎因在把语言作为探讨哲学的前提之外,也把语言作为研究对象,手段和目的并存。实际上,奎因把一生的很大精力都放在语言学研究上,在“行为主义意义论、翻译的不确定性、指称的不可测知性、语言学习理论”等领域颇有建树和影响。并且他所撰写的《词语和对象》被认为是上个世纪最具有影响的两部哲学著作之一。在奎因的语言框架内,对语言的认识应是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化研究方法,而是通过对语言的最自然描述来理解其属性。理解语言最好的方式是摆脱语言的生产者和语言存在环境的束缚,直接到达语言本体。在这一点上,语言的物理属性能直接让我们看到语言的本来面貌。奎因的自然化语言观与认知语言学观点比较相近,都重视客观经验的作用,这也是二者与重视形式推导和靠直觉和内省化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区别所在。但是奎因的自然化语言观仍然与认知语言学有很大区别,那就是认知主义描述的是语言的心理过程,而奎因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找到其物理过程。这样语言学的研究就可以从心理空间转到物理空间,从认识转到本体。

从语言学认识论角度,可以假定语言学研究应具有转向能力。传统的语言学方法,无论是建立在逻辑和心理学上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或转换生成语言学),还是建立在社会-文化元素上的广义上的功能主义(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均停留在语言的理解上。对语言的描写还是解释都是心理性的,因此方法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借鉴奎因的自然主义方法,语言学研究可以从“心理”方法转到“物理” 方法,也就是对语言的定性从“认识”视域转到“本体”视域。语言学转向的目的是把语言当做独立的客体存在,假定作为特殊人的产品,其可以成为整个自然世界的一个部分,分享整个自然世界核心法则,即物理法则。在这一点上,一些学者在这一方面做出了有限的尝试,像语言学家派克就用波、粒以及场的理论描述语言系统。其观点在韩礼德的著作中用来描述“篇章意义”和“人际意义”,前者管辖语言“述题结构”和“信息结构”,具有“波”的特性;而后者管辖“情态结构”,具有“场”的特性。韩式的描述无意识中使用了自然科学(物理学)方法描述了人类语言,把客观世界的属性移植到了主观世界的衍生物上。

用科学语言描述世界各个体系符合奎因的方法论体系,暗示着无论是主观世界还是客观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分享共同的核心特征,也就是符合最基本的物理世界所提供给我们的一切条件。物理意义上的语言可以被称为“元语言”(描述语言本身的语言),也就是科学术语反过来描述语言本身。这种做法虽然奎因没有提及,但却符合其“物理主义”的宗旨并且可以从其论述中推导出来。

【参考文献】

[1]Quine,Willard,2004,Epistemology Naturalized[M].In E.Sosa & J.Kim.Epistemology:An Anthology.Malden,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陈劲松.2005,论信息的“量子”特性――语言的不确定性原理初探 [J].《学术前沿》

[3]陈劲松.2010,语言哲学的认识论基础――语言学形式与功能“大统一”方法论初探[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

第6篇

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理论是语言哲学领域的一个重大进步与突破。本文介绍了该理论产生的渊源及内容,并重,点探讨言语行为理论对逻辑学发展的重大意义。

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哲学家对语言的认识既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又将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行为来对待,于是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

一、言语行为理论产生的渊源

奥斯汀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其学生塞尔修正并发展了这一理论,使之进一步系统化、严密化。在他们之前,弗雷格、马林诺夫斯基、维特根斯坦等先驱已对该理论提出了一些思想片断。

20世纪初,哲学产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弗雷格首先发起此次转向,罗素继承并发展,维特根斯坦完成了这一转折和过度。“语言转向”的产生标志着英美分析哲学时代的到来,从内涵上看分析哲学指“把哲学问题置于语言领域并在分析语言手段和语言表述的基础上解决哲学问题”。从使用的分析方法上看,分析哲学又分为逻辑分析学派和日常分析学派。前者主张应发明一种其语法形式在逻辑上是完善的语言,后者则侧重分析自然语言或日常语言。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了把交际中使用的语言作为一种行为来研究的思想并非只是从奥斯汀开始的而是由来已久的。

二、言语行为理论的内容

在《如何用语词做事》中,奥斯汀首先指出,“言”就是“行”。他认为,言语是人在特定场合对特定语言的具体运用,包括运用语言的说话行为和所说的话。因此,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奥斯汀区分了两类不同的话语: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并用“适当与否”、“真假与否”两个评价标准来区分这两类话语。

之后,他又尝试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来处理“说话就是做事”的问题。奥斯汀把作为整体的言语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即认为在说些什么时,可能以三种基本的方式在做些什么。他把这三层意义的做些什么分别称为以言表意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以言表意行为指说话这一行为本身,发出一段声音,组词成句,音义结合;以言行事行为指在完成“说什么”这一行为的同时,所表达的说话者说出这个话语的“用意”,产生的某种语力,如某人说:“出去!”这句话的同时,就实施了一个“命令”的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行为指说话者通过以言表意行为表达自己的用意之后,在听话者身上(也可能是说话者自己)产生的一定的影响,出现的一定效果。

塞尔在自然语言的基础上修正、完善、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并利用自己设计的一套人工语言符号来来表述分析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行为分为话语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即:说出一串语词(语素、语句)就是实施话语行为;进行指称和谓述就是实施命题行为。做出陈述、提出问题、发出命令、做出承诺等,就是实施以言行事行为,而这种以言行事行为对听话者在行动上、思想上、信念上所产生的效果就是语效行为。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影响很大,被人们誉为语言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言语行为理论对逻辑发展的意义

在对语言做逻辑分析时,应当考虑语言的使用者、语境及整个背景知识因素,言语行为理论也是以其语用学内容与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相联结,并以其理论的系统性为不完善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提供借鉴。

首先,言语行为理论改变了传统逻辑、经典逻辑的研究方向。传统逻辑、经典逻辑只研究陈述句,并只从真假角度来研究。言语行为理论用一种新的意义理论来取代长期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真值语义论,对逻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言语行为理论扩展了逻辑学语词研究的范围。逻辑的特殊性在于它所研究的语词及由之构成的语句的特殊性。这样,从逻辑的观点看,对语词的研究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奥斯汀发现某些句子的说包含有行为动词,如愿意、许诺等,并把这些行为动词进行了分类。塞尔在奥斯汀分类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合理更细致地划分。最重要的是,塞尔对语用行为句的逻辑分析研究为后来的语用逻辑研究开拓了思路。

最后,言语行为理论扩展了传统逻辑的研究范围。言语行为理论是一个综合和分析、归纳和演绎的统一运用,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语用逻辑,为用逻辑的方法解释生动的言语交际,提供了理论支持。语用推理是语用逻辑的核心概念,它对具体语境的解释力是传统的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及类比推理等无法比拟的。

第7篇

一、毕业论文的总体认识

1、概念:毕业论文是有特定的审定标准的论文,对选题、中心论点、资料论据、框架结构、语言表述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

2、对象:毕业论文是和专家的对话。不要写大段的作家生平、作品介绍,在最后答辩时同样要注意,陈述时不要介绍论文内容,而应该注重在为什么要写这篇论文、自己的创新点、局限性、不足这些地方。

3、标准和要求:

1)论点明确,要在3-5分钟之内能陈述清楚自己的论点。论点新颖论文可以达到优秀的水平。

2)中心突出,无论分几个方面说明,都要始终围绕中心主题。

3)论据充分,扎实。所找的材料要贴切论题,别人的评论、作家的自述、各家的论争、以前和现在的对这个论题所研究的结果都可以做论据。

4)思路清晰,结构合理。分段代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层次。没有段落的文章不是好文章,反之,分段太多太碎的也不是好文章。分段不宜过多,3-5段。

5)表述要清楚明了。文字不要华丽,少用修辞手法,文章风格要质朴、清楚,语言要干净利落。

6)写作要规范。注释、引文要高度的严格,论点的提出要有依据,要做到学术规范。

7)要有新的角度、新的观点。

4、态度:要用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去完成,尽可能的查找一切的材料,要高度的重视、思考一切相关的问题,尽可能达到最大限度的深度和广度。

二、写作时注意的几个问题

1、选题(是至关重要的):决不是随便选一个题目的问题。选题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过程,是对自己以往学习的一个完整清理的过程。要认真回顾对哪些内容印象更深、更感兴趣,哪些是有可能写的比较好的,可能会接触哪些材料。题目本身的大小难易不是问题,是并不重要的,关键在于怎么写。怎么写永远比写什么重要,任何半点突破都是有价值的,和别人的差异就是价值。论题举例:

古典中的现代和现代中的古典(有着哲学思辨的意味)

论钱钟书知识的围城

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女神

徐志摩诗歌的文体特征

日记(书信)在现代小说中的运用

鲁迅作品中的民俗现象

以上都是论题独到、论点新颖的例子。下面举反例:

论艺术美与生活美(论题过大)

论朱自请的散文(论题过大)

论骆驼祥子和小福子的死(论题过小)

要从某一部作品顺带谈一个问题,选择一个角度来深入的讨论。

2、收集材料:材料的收集是一个思考的过程,要带着问题进行,要有明确的针对性,逐步的凝聚眼光、集中思路,其中要注意一大一小两个问题:

大:收集材料的过程是完成文献综述的过程。跟自己论题相关的成果有哪些,重要的观点、已经运用过的角度和方法、概括前人的观点,这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放在论文的第一段来写。

小:要准确的记录材料的出处、出版社、时间、页数。

3、提提纲:提纲的逻辑关系、层次感对论文的步骤有直接关系。

4、初稿:初稿尽早尽快的写,要连贯,一气呵成,然后再进行修订。

5、修订:最后的修改和确定要放慢速度,仔细的斟酌、严谨的推敲,反复的打磨。

三、特别需要主要的几个问题

1、论文的看法和观点要尽可能的客观、公允。持之有据,论之有理。有材料来支持,有逻辑性认同,避免随意性,不要轻易说一些过头、过大的话,更不要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而贬低其他的观点。涉及到对应关系的时候更要客观公允。

第8篇

王达敏的家乡安庆枞阳,是人文勃兴、代起人豪的“诗人之窟、文章之府、气节之乡”,灵秀所钟,扶舆郁积。王达敏的人品学问颇受桐城派影响,著述中自有一股沉潜之气,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十多年来,王达敏一直致力于从哲学、文化和思想史的视角来思考文学,坚持从文学的本体意义出发研究文学,这本《论文学是文学》即是明证。王达敏曾沉浸于西方哲学的浩瀚烟海中,痴迷于科学哲学,写出了他的第一本著作《稳态学》。这本书阐述了现代稳态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强调了积极性稳态的重要作用。可以说,稳态理论对当下和谐社会的理论建构有着独特的贡献。随后,《新时期小说论》《理论与批评一体化》等著作,又从文学的领域进一步丰富了稳态理论,从科学统一化理论到文学批评理论视域,阐明了20世纪科学统一趋势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以及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等问题,并将自己的理论思考付诸于新时期小说的宏观研究、小说批评与理论建构及作家作品评论等一系列研究实践中。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评论家的学养和良知,关系到文学评论的品质。《论文学是文学》是一部关乎人性、关乎灵魂、关乎真理的书,读者随时可以窥见评论家那颗滚烫的心。我们看到评论家的文字中心怀悲悯,敢于担当,尊重生命,热爱文学,敬惜文字,不卑不亢,每次写作,必有发现。这种贴近灵魂的研究和写作,使阅读者和评论家本人一同得到精神的拔擢和人格的升华。文学评论,显然是对文学的二度创作,评论应努力“将‘我’涵化进去进行创造,以达到第一级创作的品格”,因而文学评论既在做别人,更是在做自己。基于自身的曲折经历,使得王达敏对其研究对象,比如余华及笔下的人物许三观、福贵们,均掺入了评论家自己独特的个人生命经验。2006年,王达敏曾推出《余华论》,引起学界较大反响。《余华论》的成功之处在于它鲜明的“问题意识”,“质疑”和“追问”是王达敏惯常的学术姿态。《余华论》一书还原了余华作品的人性色彩,针对当时学术界普遍存在的对余华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批评倾向提出质疑,进而对余华小说艺术的独特性和超越性作出了独到的阐述,是余华研究的一份重要学术成果。而《论文学是文学》秉承了这一治学思路及学术随笔式的写作方式。这种学中有文、文中有学、外松内紧、收放自如的写法,以安静的语言叙述为表,温和中暗敛内力,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批评家的学术自信和从容。如《岂止遗憾――批评》《执著的守护者与尖锐的质疑者――李建军及其文学批评》《半部好小说――读长篇小说》《一个犬儒主义者的手册》等文章,读起来非常过瘾。

随着文学批评的失范以及文学批评的功能意义、价值意义走向淡化,文学批评几乎也渐渐脱离了“文学”和“批评”的原意。批评精神的渐失,造成了批评与创作的隔膜、批评对创作失语等状况。王达敏对此保持着高度警惕,始终坚持文学批评的品格。例如他对杜光辉长篇小说《西部马帮》的批评,尖锐真诚,促使作者猛醒和思考,并对作品进行了二次创作,将一部艺术和内容上产生严重割裂的小说改成了两部作品,最后还给评论家打来电话致谢,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批评与文学创作如何相互促进,批评的功用如何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中实现良性循环,《论文学是文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我家门外长江水,江水之南山万重”,这是乡贤刘大的一句诗。王达敏治学为文,始终灌注着灵动的生命意识和一以贯之的人文情怀,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大概说的就是这种学术境界吧?一如那浩渺江水之外的巍巍青山,你看得见,却很难穷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