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学论文赏析八篇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民法学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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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关键词：新自然法学法哲学本位观民法方法论社会适应性

一、自然法思想的渊源及涵义

自然法思想发端于古代社会，有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自然法学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现存法律为实在法，而超越于实在法之上的还有自然。自然法代表了大自然的和谐和完美，实在法由于人类的认识局限和私利屏蔽则是有缺陷的，必须服从自然法。

它提供了人类对既存现有制度进行自我反省的一块试金石，是判断保守与革命的正当理由。也是组织人们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观念模式，是人们观察，分析和评价法律的参照系。

所谓“自然法”，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是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而就其作为普遍承认的正当原则而言，它通常是‘实在法’即经国家正式颁布并强制执行的法规的对称。”也就是说，自然法并非实在的，具体的法律，它毋宁说是一种正义和权利的体系，一种形而上的法哲学观念。

二、新自然法学对古典自然法学的改造

（一）不再寻求先验和永恒的绝对基础。

古典自然法学自信理性能为自然法寻求某种永恒不变的先验价值基础，从某些绝对原则出发可以演绎出所有的法律制度。新的自然法学不再相信绝对的先验价值基础，认为正义、平等、自由、效率等等都可以成为自然法的基础，自然法的内容可变。

（二）不再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

自然古典法学是启蒙思想家反对黑暗的专制制度和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的武器，具有重估和颠覆一切现有法律制度的愿望和能力。新自然法学不具有这样的愿望和能力，只是探求现已比较成熟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的价值基础，以及改良一些具体的法律制度的原则。

（三）具有融合和综合的倾向。

新自然法学与社会法学、实证主义法学之间，不再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而出现了向另一方靠近、愿意接受另一方提出的某些学说的修正形式的现象。

三、新自然法学为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法哲学基础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进行民法典的编纂工作。我认为，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应以自然法的思想为其法哲学基础。自然法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法律制度代表了这样一套规则体系，它旨在使人们不受命运的盲目摆布，能安全地走在从事意义的创造性活动的道路上。

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应以自然法的思想为其法哲学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笔者要否认功利，利益等思想在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中的作用。应该承认，功利，利益是法律的基点和目的的一部分。因为人的天性就是趋利避害，利益永远都是人们行为的动因。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法律，自然应该以实在的利益为基点。但是，随着人们交往日益频繁，利害关系日趋复杂，冲突增多并更见激烈，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保护，人们迫切呼唤产生更为公平，合理的法律规范来实现人们的利益。而产生这样的法律规范，仅靠功利的计算是不够的，它必须有个标准，这就是自然法。在制定民法典时，立法者应如新自然法学法学家罗尔斯所言，是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他们应假设自己有一天也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制定出的民法应有利于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因此，整个民法典的具体的规则设计都应体现公平，正义的自然法理念。

四、新自然法学思想可为中国民法典本位的确立提供参考

考察民法制度发展史，民法有着义务本位、权利本位和社会本位三个时期和本位类型。自然法学家正是在不同的经济文化伦理人性环境中苦苦探寻法价值的真理。这就启示我们在制定民法典的法实践中必须考量立法环境中的各类影响因素，作出适合当前和发展要求的本位期盼。我认为以自然法为民法“量身定做”的权利神圣、身份平等和私法自治的理念来看，我国民法典应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

五、新自然法学思想可成为民法方法论之一

有学者指出：一个完整的民法方必须包括自然法学，社会法学和分析法学三个方面。但我认为，法律还应有一重性质，即法律作为一种价值的存在。而这正是自然法学的研究对象。

新自然法法学家拉德勃鲁赫指出：人们对价值有四种态度：1.价值盲，即不问价值，这是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科学的态度；2.评价，这是价值哲学及其分支等的态度；3与价值有关的，这是文化科学（包括人文学，史学，社会科学等）的态度；4.克服价值，这是宗教的态度。

自然法的本义在于强调实在法之上的监督者，强调法律的价值即法律应当是什么的命题，它在于追求法律永远不可能达到而又必须追求的完善，在于强调对现实的批判。对民法的研究，除了采取社会法学和分析法学的方法外，必须采取自然法学的方法，以确定合理的人性观点，规制人的行为，体现对人的关怀。

六、自然法思想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源泉

虽然，民法典是人类理性的体现，但是人类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民法典不可能包罗万有，预见一切可以预见的东西。首先，“立法者不是可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此为人们设定行为方案的超人，尽管他竭尽全力，仍会在法律中留下星罗棋布的缺漏和盲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法律都是千疮百孔的。”借用一句名言来说，就是：法律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为了填补法律漏洞和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应该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使法官在手握民法典这一“实在法”的同时，还能高举“自然法”的大旗，以“公平，正义”的理念达致个案的公平。

自然法不仅是法官应有自由裁量权的理由，而且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方法之一。当然，这时的自然法应是施塔姆勒所主张的“内容可变的自然法，日新月异的自然法”，而不是古典意义的永恒不变，到处相同的自然法。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根据自然法的基本精神，裁判时兼顾法律，天理，人情，根据衡平的基本原则去裁判案件，裁判案件时，法官必须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公平正义为唯一准则，以理性的方法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地分配正义，法官应以人工理性与自然理性完善结合的方式不因情枉法，不因权屈法，不因言废法。

七、新自然法学思想的运用可增强我国民法典的社会适应性

自然法思想的精神实质具有终极目标的指向，往往比较抽象且留出了巨大的弹性空间。虽然不能说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它总能在不同的文化环境和价值体系中生存、发展并不断地去指导各个社会的法的实践活动。因此，我国民法典的创制应当把自然法思想作为重要参照，大胆地趋利避害，用深邃的目光和精致的理念去实现自然法精髓的民法发散。通过自然法思想的贯穿，民法典必定也可以在更为公平合理地实现市民要求作出制度性设计。通过自然法理念的民法化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推进提供重要的武器。民法典也正可以在这样的社会适应中实现自己的目标，把民法的精神深深积淀在民众的意识和行为中。在这样的法文化环境中，民法典恰恰可以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强世功：《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第3篇

对艺术内涵美的理解与把握在初中美术教学中不只是难点也是重点。而探究式教学方法能够加深学生对民族艺术的理解。教师在从阿荣旗的大自然中汲取敬畏自然素材之后，要提升学生的艺术欣赏能力，帮助学生从美术课堂上体悟并理解艺术是生命与自然的融合这一概念。如在人教版七年级第一单元的《艺术—生命与自然和谐交融》中，授课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对美术作品美感的把握能力，肯定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明确艺术家对自然和人类精神的和谐交融的表达手法。阿荣旗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学校可以组织学生深入体验当地民族艺术文化，了解皮革工艺的服饰、头巾、围腰，绚烂的色彩，融入美术纸张，会形成怎样的艺术效果。

阿荣旗刺绣大师、剪纸大师独特的民族艺术技巧和手法，无不展现出独特的价值观和审美特性。初中生在接触到现实生活中的艺术作品时，会对整个构图、色彩和创造完成自我的理解和认知，美术教师在课堂上通过互动问答和引导解读学生对艺术作品的认知想法，能高层次地完成对学生表现的总结和评价。艺术是起源于生活的。只有真正接触并体会，从民族艺术作品中感悟工艺品图案中表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从合理的构图和绚丽和谐的色彩中感悟艺术的魅力，才能让初中美术课堂更加鲜活，才能让民族艺术真正融入初中美术课堂，提升学生们对民族艺术的认知能力和审美能力。而这种源于现实生活对民族艺术的追求，相信会对学生产生极大的心灵震撼。

二、崇尚自由，腾飞想象

艺术是自由的，想象力是无穷的。对初中生而言，丰富多彩、绚烂无比的想象力，本身就是一座艺术的宝库。此时，愉快式教学方法便可以在美术课堂中自如运用了。在这种教学方法中，教师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在导入民族艺术时，教师需要以平缓、轻松、愉快的态度，引发学生对民族艺术的学习情绪。不可以用严厉、肃穆的态度传授知识。如在人教版七年级第二单元的《春天的畅想》中，教师可以搜集大量的“农民画”，“农民画”中绚烂的色彩和朴实的情感，能够促使学生充分的展开想象的翅膀，也可搜集“绿、野、情、史”等特色旅游资源图片供学生们欣赏。总之，要让学生展开自由想象的翅膀，不需局限于课堂传授，而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作画的能力。

第4篇

气息上，我国新疆民乐教学中，保存了传统新疆民乐的富有特色的技巧，运用西方美声唱法的呼吸原理，要求学生在歌唱呼吸过程中把气息深深地吸进肚子，保持在腰腹处，就是说在歌唱的时候要时刻保持吸气的感觉。在演唱歌曲的过程中，保持气息均匀、持续、平级、连贯的流动，遇见需要连声唱法时，在句子中间尽量不要就进行换气。传统的新疆民族声乐往往不能做到这点。因为美声唱法是一种以意大利民族语言为基础发展的声乐，在演唱新疆民歌时，如果运用美声唱法，来达到咬字清晰并且歌唱流畅的目的，是不能轻易的做到的。所以在咬字方面，学习了美声唱法后，要求学生要降低喉头位置，靠后字的着力点，提起软腭立起后咽壁。保持咽腔的稳定。通过运用美声，在咬字清晰流畅地演唱新疆民族声乐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在民歌教学上，有人曾说，字有宽窄尖团之分。但都要在一个通道内运行，通道并不因发窄母音而变窄，也不因发宽母音而变散，要始终保持乌通道，全身唱，只要保持在后通道，声音就容易统一。美声唱法对新疆民乐的影响也如是。在共鸣的方面，我国新疆传统民歌主要是口腔共鸣，要求的是对局部共鸣的运用。在新疆民乐教学过程中，借鉴美声唱法对混合共鸣的使用。要求学生打开喉咙，在稳定的通道内发声。将传统的新疆民乐中挤、卡、压的声音克服，保证歌唱出来的声音圆润并且音色被中国大众接受。并根据不同的民乐作品来借鉴美声唱法的的共鸣腔体的运用，表达出不同曲风的新疆民族声乐。将传统新疆民族声乐唱法的特殊性和美声唱法的科学性紧密地结合运用。

二、声乐教学科研的借鉴和影响

随着新疆民族声乐教学的开展，我国的民族声乐理论研究，才开始慢慢发展。随着将美声唱法和新疆民族声乐的有机结合，新疆民乐的研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开始良性发展。不仅在研究的方向上越来越广，在课题上也越来越精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研究还是借鉴了西方美声学派的科学理论体系的。通过两者的有机结合，开发出具有新疆民族特色的研究方向，影响意义深远。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观念的改变，新疆民歌声乐教学也在不断地进步，中国的新疆民歌歌唱家通过掌握学习西方的美声唱法，借鉴其科学理论，与新疆的语言发音相结合，完成新疆民歌作品的的演唱，使美声唱法在新疆的本土化才得以顺利实现。

三、结语

第5篇

(一)语法翻译法

语法翻译法是我们进行基础日语授课的常用方法之一。这种方法有其可取之处:第一，通过母语的翻译和比较，学生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日语中的抽象词汇和复杂的句子。第二，学生通过掌握日语的基本语法，就能够更快地理解日语的意思并熟练的使用。第三，通过大量的阅读和背诵，培养了学生的阅读能力。第四，对于授课教师而言，只要掌握了日语的基础知识，就可以拿着教材授课，不需要任何的辅助设备。虽然这种教学法有如此的优点，但作为一门语言而言，该法仅重视日语的书面用法，忽视了口语教学，忽视了语音和语调教学，学生的口语能力得不到提高，以致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频频出错，甚至使学生成为“聋哑人”。同时，由于该法过分强调语法在教学中的作用，从而使学生的日语与实际生活脱节。最后，因该法强调死记硬背，授课教师教学方法单一，课堂气氛沉闷，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从而导致学生散失学习主动性。

(二)直接教学法

针对语法翻译法不能培养学生听说能力的缺点，19世纪末，欧洲的教学研究者们发明了直接教学法。这种教学法包含三个方面的意思:直接学习、直接理解和直接应用。它的主要特点是不允许使用母语，用动作和图画等直观手段解释词义和句子。使用直接教学法也有其可取之处:第一，采用各种直观教具，广泛运用接近实际生活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培养用外语思维的能力;第二，强调直接学习和直接应用，注重语言实践练习，学生学习积极性高，学习兴趣浓厚;第三，重视口语和语音教学，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虽然直接教学法有上述优点，但因其不允许使用母语，故而使学生对一些抽象和复杂的概念难以理解。同时，因其不注重语法教学，导致学生说出的话语法错误较多。

(三)交际教学法

交际教学法，顾名思义，这种教学法注重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强调语言是用来交流的。它起源于欧洲，社会背景是欧共体的成立，并且有了学习语言的需求;语言学背景是英国语言学传统。这两点背景就产生了意念功能大纲，由此交际教学法开始产生。该法认为语言的教学应该是一个以任务为目标的教学过程，通过任务来让学生进行交流，这样的一个任务就要注重语言的意义和功能。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应该是活跃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实现意义的协商，提高交际能力。在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授课者重视的是使用语言的流利性而并非语法正确性。该法认为语言的使用时多样性的，并不要求拘泥于一种固定的用法，同时，它强调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要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在课堂活动中更加注重学生之间的互动。正是源于该法的上述特点，所以，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使用交际教学法进行教学时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学生对日语的掌握程度决定着开始何种程度的日语交际;二是课堂活动的选择最好贴近生活;三是在交际过程中，授课者在训练学生的准确性的同时，也要关注其语言的流畅性;四是对学生在交际过程中产生的错误，授课者不必逢过必究。因交际教学法对交际双方的词汇和语言有一定的要求，因此，该法不适宜在一年级开展。通过对以上教学方法的介绍，我们可以得出，每种教学法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具体到我们实际教学中，授课者应根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学生实际情况来加以选择。如果采用的教学方法不能服务于教学目标，那么这种教学方法就是失败的，是不可取的。

二、民办高校基础日语教学的原则

那么，民办高校基础日语教学应该采用何种教学法?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教学法都可以运用“拿来主义”，即上述的常用教学法均可在我们的日常教学过程中使用。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使用何种教学法应因人而异，即任课教师应认真思考，哪种教学法更适合自己的使用习惯?哪种教学法的教学效果最好?哪种教学法最能被学生接受?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学法的功效，从而实现最好的教学效果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教学法。具体而言，对于民办高校的日语教师而言，在实际运用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教学方法应服务于教学目标

任何教学方法都应是为了培养学生社会文化理解能力而准备的。如果采用的教学方法脱离了教学目标，偏离了教学的本质，那么最好的教学方法也不能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所以，授课者采用何种教学方法，都要将教学方法与教学目标相结合，使每个活动能为实现教学目标服务，这样才能有助于日语知识的学习、技能的掌握和日语运用能力的提高。这样才能使学习与目标实现有机结合，使教学目标在教学方法的作用下逐渐实现。

(二)教学方法应服务于学生特点

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个别差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发展。民办高校的学生有其自身的特点:对社会现象理解不深;思想活跃，易于接收新鲜事物;自我约束力和控制力较差;对学习的毅力和刻苦精神不足;社交广泛，综合素质不均衡;自尊心和自我意识强烈。鉴于民办高校学生的特点，授课教师应根据其不同的认知水平、学习能力及自身素质，选择适合学生特点的教学方法来针对性地进行教学，发挥学生的长处，弥补学生自身的不足，从而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兴趣，树立学生学习的信心，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三)教学方法应服务于教学内容

第6篇

一、旧《大统历》误差日显，徐光启

奉命修新历

明朝建立之后，在历法上开始采用的是《大统历》。这个《大统历》实际上是元朝天文学家郭守敬所发明的《授时历》的翻版，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郭守敬的《授时历》发明之初，在当时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其精度极高。比如他那时测定的每天的时间长度，与今天相比才仅差72秒，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能做到如此精度，实在令人惊讶。

然而从发明《授时历》到明末，已经过了三百多年，各种误差日积月累越来越大。而明朝历局的官员们只知道依照已有的方法和数表推算节气、天象，甚至用象数法进行臆测，对于误差怎样解决大都束手无策，也没人考虑。此时，日食、月食、节令、朔望的预测和安排，已经混乱不堪，严重影响国家和社会管理。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当时外有满清叩关，内有李自成、张献忠问鼎，内外交困，国家形势危急。但崇祯皇帝考虑到历法是一个王朝实施其统治的制度象征，历法的混乱易导致国家的混乱，从社稷江山计，不得不腾出精力来过问这件事关重大的具体科技问题，便责成时任礼部侍郎的大科学家徐光启着手修历。

徐光启系进士出身，他学识渊博，学贯中西，一生致力于科学事业，著有巨著《农政全书》60卷。受到崇祯皇帝重视，被擢进入内阁，任礼部侍郎。在此期间，他为复兴大明，大力提倡以科学技术为“富强之术”，一方面操持政务，一方面继续研究天文、历算、农学、水利、军事等科学。还认真汲取当时新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大量译介西方科技书籍。这在僵化保守的封建社会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正因如此，他成了中国历史上学贯中西第一人，也是中国科技史上公认的泰斗级人物。

徐光启于崇祯元年（1628年）接受修历任务，此时他已是67岁的老人了。他不顾年迈，毅然上阵，立即组成了一个由中外科学家组成的庞大的科研班子，其中包括当时著名的意大利科学家龙华民、罗雅谷，德国科学家汤若望、邓玉函。他还制定了这次历法科研的最高目标：“上推远古，下验将来，必期一一无爽；日月交食，五星凌犯，必期事事密合。”并迅速展开了工作。

在修历的日子里，不管是凄风冷雨的秋夜，还是大雪纷飞的隆冬，徐光启都要登上观象台，亲临指挥或亲自动手观察天象。那期间，记录、整理笔记、查找资料，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终于，经过他和这些中外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很快就推出了《日躔历指》等初步研究成果，接着又开始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

二、魏文魁上呈《历元》《历测》，

志在否定徐光启

使人想不到的是，此时远在京师满城县的乡下，竟有一个叫魏文魁的老百姓，也在为《大统历》的误差而苦恼着。他不顾天文历法历来是民间研究的，也不顾自己没有高深的数学知识和先进的观测设备，更顾不得自己生计的艰难，经年累月一直执拗地进行着自费天文历法的研究。

此时，魏文魁一定知道，西方的天文历法技术已经传入中国。但他的思想不像徐光启那样开放，而是有点保守和固执，对外来的思想和技术采取了拒绝的态度，认为依靠中国人自己的知识和文化完全可以解决此类问题。把先进的科技知识拒之门外，这就犯了科研的大忌。

那么他依据什么来进行研究呢？说来很有意思，魏文魁所采纳和依据的重要资料是宋朝人邵雍的那本《皇极经世》，而它依据的数学知识则是“周三径一，方五斜七”等圆周和勾股之类。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承担如此艰巨的科研课题，依据的知识竟是这样的初级和粗疏，再加上资料和设备又不具备，又没有充裕的资金支持，可以想见，他的研究活动一定是异常艰难的。

比如，他所依据的《皇极经世》，是宋朝邵雍研究周易而自创的一门预测学，是不是科学一直被人大打问号。该书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便是把人类世界的历史寿命，根据易理象数的法则，规定出几个简单易记的字，这几个字是：“元、会、运、世、分。”他将此作为层级次序，来表示和解释天文、地理、人事发展变化，以此进行预测。

比如，从时间上来说，“元”可以认为是年，一“元”就是一年，一年之中有十二个月，每个月日月相会一次，因此便叫做“会”。所以一“元”之中，便包含了十二“会”。每个“会”之中，地球自转三十次，所以一“会”又包含三十“运”，即三十天。因一天之中又有十二个时辰，因此一“运”又包含十二“世”，即十二时辰。每个时辰又分三十“分”。

如果广而扩之，把最小的“分”代表年，便构成了“三十年为一世，三百六十年为一运，一万零八百年为一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邵雍认为，人类历史、朝代兴亡、世界分合、自然变化，都体现在这“元、会、运、世、分”之中了，不需要再用其他方法检测，皆可未卜先知。魏文魁对邵雍这方法顶礼膜拜，深信不疑，把这作为他的整个研究思路。显然这对需要十分精细的历法来说，太粗糙了。

按着邵雍的思路和理论框架，魏文魁毅然展开了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居然完成了两部洋洋洒洒的巨著：一部是天文理论著作《历元》，一部是历法知识著作《历测》。

也就是在这时候，从北京传来消息，由徐光启制定的明显西化远离我中华传统的新历法已经有了雏形，对此魏文魁怎能接受？他认为自己站出来的时机到了，便不顾一家老小的安危，当即让儿子魏象乾带上他刚刚脱稿的两部巨著，从满城火速赶到京城，将书送给通政司并转修历局。他还加了一份上疏，历数东方科技的优点和西方科技的缺点，以及徐光启引入西方科技做法的谬误。希望政府引起重视，并检验和采纳他的方法，企图以此阻止和取代徐光启的新历法。

三、徐光启虚怀若谷，魏文魁据理力争

徐光启闻知大吃一惊，但以多年形成的对不同学派的广纳博蓄习惯，以及对科学的严谨态度，他马上冷静下来。他本着“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的一贯思想，决定对魏文魁的著作进行一番公正的研判，以此也希望发现对手的价值所在。徐光启还表示，在没有通读完对方著作前，坚决不表态谁对谁错，也不发一句议论。别人问起，他总是说：“文魁之本，臣尚未通读，不敢言对错。”

可见徐光启很有风度，他对魏文魁的书看得非常认真仔细，将书中非常重要的七个问题一一摘录，逐个进行研究。通过仔细翻阅研究，他发现其中的谬误很多，推算方法也十分陈旧粗陋。不要说日月食和五星凌犯，就是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等二十四节气的划分都不准确。

但是，徐光启在研判魏文魁的著作中，也对魏文魁的刻苦研究精神进行了肯定，称他是“苦心力学之士”。徐光启对他的谬误一一进行记录，然后指出魏文魁的错误都在什么地方。与此同时，徐光启以宽广的胸怀传信给魏文魁，希望他进一步努力，争取在天文学上真正有所建树。还告诉他，若有疑义，可以当面讨论。实际上，徐光启对魏文魁的研究成果持了完全否定态度。

魏文魁当然不服输，决心进京与徐光启论难。他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方法推算的历法精度要高于西法，认为他的结果不准确是因为观测地点不同而造成的。他举例说，一样的日月食，京师所观测到的结果，与满城观测到的绝不会一样，与琼州观测到的更不一样，这怎么能说我的方法不准确呢？至于二十四节气的划分，中国南北差距很大，在北方认为准确的，在南方就不一定准确，武断地说哪种方法正确，哪种方法不正确，这是不能服人的。

由于涉及科学问题，徐光启没有让步，他认为魏文魁的做法是“混推”，科学研究仅靠“混推”是站不住脚的。可是，这时的徐光启仍然没有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表现出对魏文魁这场争论的不屑，而是非常重视，每次辩论他都积极参加，还将辩论双方的观点都记录下来，最后形成了《历局与魏文魁辩论文稿》，保存备案。

一个是国家顶尖级科学家，还是个国家的重要官员；另一个是民间业余科学爱好者，还是个平民百姓。他们竟能够如此平起平坐地开展激辨，这在明末实在难能可贵，说明当时明政府有较浓的崇尚科学的气氛，以及徐光启的虚怀若谷。

四、崇祯提出用实践检验，

各家观象台上比高低

其实，徐光启在与魏文魁论战之前，徐光启的新历还受到了其他天文历法派别的猛烈攻击。一是以钦天监官员为首的一直对徐光启吸收西方科学不满，希望“祖宗之制不可变”的旧《大统历》派，二是从伊斯兰传来的《回回历》派。这两派都认为自己坚持的历法无可挑剔，而认为徐光启的历法是不纯正、不准确、不科学的。现在又增加了一个魏文魁派，四派混战，轰动朝野，震惊中外。

消息传到皇帝崇祯那儿，鉴于此时国家形势不妙，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已不允许在这件事上这样久拖不决，需要快点拿出成果。崇祯帝便提出可以“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的思想，希望大家不要再争。然而，在各家都互不服气的情况下，他的这一提议是无法实现的，激烈争吵仍没有平息。

事涉国家制度，崇祯帝又提出了另外一个办法，既不看理论，不看设计，也不论“课题组学术带头人”的身份，只用实践检验。指示寻找一个特殊天文现象，四家平等预测，谁家测准了，谁就正确，国家就采纳谁的方案。

崇祯所希望的可以进行实践检验的机会很快来了：据预测，崇祯五年（1632年）九月十五日，将有月食，至于几时几刻还不知道。崇祯帝提出，让大统、回回、魏文魁、徐光启四派分别提前提出各自预测结果，精确到时和分，然后等到那一天进行实际检验，看各家预测的准确性。

四家受命，遂摩拳擦掌，高速运转，精心准备，志在必得。然而各家预测的结果大相径庭，有的竟然相差达一、二个时辰。到底谁的正确呢？只等那一天见分晓。然而非常不巧，好不容易等到十五日夜间，结果那天天空阴云四合，使整个检验计划在大家的焦虑心情中落空了。

到崇祯六年（1633年）冬十月，徐光启因为积劳成疾，已经无法再主持修历工作而辞去历务。但是庞大的《崇祯历书》还没有彻底完成，四家的争论仍在胶着状态，为了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他提议让既懂天文、又不封闭保守、能够接受西方科技的山东参政李天经接替他的职务。工作交接后只一个月徐光启就病逝了，魏文魁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老对手。

崇祯七年（1634年），魏文魁再次上书，直言徐光启派历官所推所有交时节气全然不对，应该否掉，并采纳他的方案。其他几家也不示弱，天天争吵不休。崇祯皇帝还是主张采取老办法——实地检验，用事实说话。而且他此时变得更加开明，干脆由政府出资成立了四个天文局，分别为：大统局、回回局、西局和东局。这西局就是徐光启这一派，而东局则是专为魏文魁所设。可见崇祯皇帝没有因为魏文魁是一介布衣百姓而对他鄙夷不屑，相反也为他设一个局，作为封建皇帝这是难能可贵的。

四局成立之后，因为都受到了皇帝的平等对待，现在大家不分高下，争论更加激烈了。那些天，“言人人殊，纷若聚讼”，钦天监里，观象台上，天天吵吵嚷嚷，互相辩论讦难，争闹不休。

崇祯闻之，迅速决定，再次用实践检验，让各家在观象台上定高低。恰好这年李天经按西洋方法预测，从闰八月开始将有“五星凌犯”天象出现。崇祯皇帝很快下旨，让各家预测金、木、水、火、土五星凌犯准确时间，到时进行验证，然后定夺存废。

各家接旨，迅速行动，都动用了各自当时最具科技含量的高精尖设备。观象台上，日晷、星晷、壶漏、开隙暗室、测高仪、窥筒、图板、望远镜、水盆、圭表，遍地都是。试验场地，更是人来人往，忙忙碌碌，紧张异常。很显然，四家都极度紧张焦虑，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各自理论和方案能否被政府采用的最后一次搏击。

这次检验从八月中旬开始，至九月中旬结束，历时一个月。皇帝所派官员，对照各家的预测，逐星进行检验。在这些时日里，四家科研工作者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经过了无尽的煎熬和焦虑，最终检验的结果是：西局的推算全部正确，其他各家均不准。至此崇祯无情宣布：大统、回回、魏文魁的方法废绌。

第7篇

摘 要：问卷调查是社会科学的重要调查方式之一，在民族学和社会学两门学科中均有涉及。这一研究工具的使用，所受的争议不仅局限在学科内部，也在学科之间相互诟病。民族学对问卷调查的使用是在其学科以定性研究为主要方向为基础的，而社会学研究中问卷的使用主要是在其定量研究的过程中。社会学研究者认为民族学研究对问卷的使用，缺乏数据的分析以及相关概念关系的分析等，民族学研究者认为社会学研究对问卷的使用缺少控制度，问卷的质量无法保障。

关键词：问卷调查，社会学，民族学，田野调查

问卷调查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笔者这里谈到的问卷调查包含了问卷的设计、问卷的使用和问卷的分析三个主要过程，这个完整的过程贯穿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始终。

民族学和社会学是两个致力于对社会研究的学科，两者虽然关系紧密，但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有一定的区别，正是由于二者的差异，这在两个学科之间也互有质疑。在整个调查研究过程中，问卷调查这一工具也同样被质疑，这不仅在学科内部引起争论，也由于在两个学科对问卷调查方法使用上的差别，二者互相诟病。

一、社会学和民族学中的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是社会科学的重要调查方法之一，包括问卷设计、问卷使用和问卷数据分析的一系列过程。

社会学研究方法上的访谈分为结构式访谈和非结构式访谈，问卷和访谈提纲是分开的，问卷发放的方式有很多种，即使是研究者与被调查者有语言上的直接交流，也只是在问卷相关概念的解释上，并且要少而精，“言多必失”。

在民族性调查中，问卷与访谈区分不明显，问卷的填写是研究者通过将问卷内容内化于心后，一一与被访者交谈，然后由研究者代为填写，确定问卷更大的信度，这一过程类似于社会学方法中的结构式访谈，所不同的是社会学中的结构式访谈是根据访谈大纲进行问询的，而民族学在具体问询被调查对象时，则是精确到问卷中的具体问题。民族学中的访谈类似于社会学中的非结构式访谈，围绕着调研目的与被调查者进行谈话。

在社会学学科中对定性研究的误解便是将其与个案研究混同，社会学学者潘绥铭先生的团队在其课题――“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方法研究”中界定定性研究的三个不同层次，即“求同法”、“求异法”与“求全法”。“求同法”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追求数量上的优势，他们也质疑了这样一种方式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够全面和可信。

在民族学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一味认为只要有数量的出现就是定量研究，事实上，他们使用的更多是诸如平均数、百分比的分析等，这样的方法更多的是定性研究中“求同”的方式。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其实并不是泾渭分明、截然断开的，而是一条光谱的两极，中间的过渡地带非常宽阔。

二、问卷设计中的“元假设”问题

元假设（metapostulate）是关于某门具体科学的支持性假定，定义就是“元假设”。不论是哪个学科，只要是需要使用到问卷，“元假设”是一定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问卷就是由不同层次的许多个元假设构建出来的，问卷里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甚至每一个标点都是构成问卷问题中所体现的“定义”所必须的，定义就是元假设。

社会学的问卷多数情况下，是发放到被调查者手里，由他们自己在不受他人干扰的条件下进行填写的，所以问卷本身就是研究者在跟被调查者交谈，对问卷的要求也是极高的。

民族学问卷的填写则是研究者自己填写的，问题的答案是通过研究者对被调查者的提问而得到的，也就是说研究者在与被调查者谈话过程中的每个字、每句话都是元假设的一种表达。与社会学中的访谈一样，这对研究者的说话技巧要求很高，相比来说，问卷可能在后期呈文的过程中，被修改完善的可能性更大。这正是民族学研究者被质疑的地方，即他们是否在提问的过程中有导向等。

三、问卷设计中的前期田野调查和后期问卷内容的整理

问卷的设计，通常分为初期准备工作和后期修订问卷过程。初期工作包括阅读与所调查问题相关的理论和实地资料。

经过这一番理论性的准备工作后，初期工作还需要下到调研地点去，这一过程在民族学和社会学中都要用到。这一过程主要是辅助调研问卷的初期定稿工作，将一些模糊的概念明确化，把不合适的调研内容与提问方式删除或修改等，增加一些更具代表性的问题等。

问卷被填写完整后，社会学研究中首先是进行数据的编码录入，利用SPSS软件挑出不合格―缺乏信度的问卷，然后进行数据的分析。而民族学目前缺乏这样的一个过程。

四、问卷被调查对象的选择――同质性与异质性

（一）实地调研地点的选择――分散或集中

调查对象是问卷所直接作用的人，而非分析对象。对于调查地点的选择，民族学和社会学也有很大差别。民族学一般选择的调研地点相对小而集中，小到一个自然村村落中的村民。社会学选择的地点一般跨度大而相对分散，其研究的目的是需要得到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结论。

社会学在选择问卷被调查对象时，一般采用的是抽样的方法。对研究样本的大小要求主要是为了实现代表性的问题，即用部分个体代表总体。统计学上有个界限，认为当样本容量达到大于或等于30个就是大样本了，但是在实际抽样过程中，样本容量的选择一般会超过100个，这样代表性才能有所保障。

民族性的问卷调查对象多是比较集中，特别是以村落或者城市社区为主，问卷的被调查对象直接是面对该村子或社区的与该课题相关的有认知能力的人，所以很少会存在抽样选取的问题。田野工作的阶段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步了解情况――全面了解情况――深入了解情况。问卷的使用主要在前两个阶段，这和社会学学科中的使用有相似之处，第一阶段主要是问卷的试用工作，为修缮问卷做基本工作，第二阶段是问卷的正式使用工作，第三个阶段，民族学的田野工作主要是通过深度访谈，来更深入的了解所调查的情况，也会涉及对相关被调查对象问卷内容的理解与修改。

有些社会学研究者在进行定量研究中一味追求数量上的足够大，一方面是被调查者确实异质性特别大，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个体才能更好地把握整体，另一方面，他们以为数量上的优势更能佐证其理论的正确性和普遍性。民族学研究者对其问卷信度的质疑主要是针对其发放问卷的方式，在面对比较大的样本容量时，不对问卷的填写过程进行控制。

问卷调查的过程控制其实就是把定性调查的思路、视角与操作原则融入定量调查之中，走向两种调查方法的整合，这是民族学和社会学两门学科学科内部在方法论上都可以借鉴的地方。

（二）部分个体组成的群体的代表性与普遍性

民族学选择被调查对象集中化的原因是所调查的村落通常相对封闭，所以村民的同质性比较高，如此逐个进行问卷调查，便更能得到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结论，这是沿袭民族学或人类学对小部落研究的特点，来对该地进行民族志的描述。而社会学选择被调查对象则是相对分散，相对有效的避免同质性高的调查者被重复调查，可以最大化的代表高异质性的总体。

五、小结

通过对问卷调查在民族学和社会学中的使用差别的对比，笔者认为在两个学科中，需要反思的问题都很多。在研究方法上，逐渐走向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结合，是实现达到调查研究目的的方式之一，两个学科应该在互相质疑中改善自己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有所新的尝试。（作者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 潘绥铭，黄盈盈，王东，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9

第8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 闽南文化资源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8-111-02

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因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每位高校工作者的重要责任，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而实践教学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和吸引力的有效方式。本文就闽南地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开发问题进行探讨。

一、闽南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资源

闽南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兼容闽越土著文化和海洋文化形成的，多元的、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文化。作为传统文化,它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尽管其中尚存不足之处,但蕴含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多得的丰富资源。具体如下：

1.开拓精神。敢于吃螃蟹，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是闽南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精神之一。古有宋元时期，闽南人大规模出洋贸易；明清海禁时期，闽南人敢于冒禁下海。今有20世纪80年代初期闽南人率先与我国台湾商人进行海上贸易。即使在“”时期，全国各地正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而闽南的晋江人却敢于冒险犯禁,开设“地下工厂”做生意。如今，闽南商人勇于竞争的精神促使他们成为福建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形成一系列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仅以鞋业为例，晋江每年生产的运动鞋数量超过50亿双，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运动鞋生产基地。闽南人以其面海的自然优势，甘冒风涛之险，置生死于度外，向海洋发展，锤炼出勇于竞争、敢于冒险的开拓精神。

2.拼搏精神“爱拼敢赢”是闽南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闽南民间自古就有“少年不打拼，老来无名声”的说法，特别是闽南商人更是崇尚“宁做鸡头，不当凤尾”的思想。而要做“鸡头”就不能随大流，必须独辟蹊径，拼搏进取。因而，“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成了闽南人拼搏进取精神的现实写照；“办企业就要当老板”就成了闽南人的价值取向。自古到今，闽南人怀着“爱拼才会赢”的坚定信念，把封闭的边海变为开放的窗口，把闽南文化中最值得弘扬的的拼搏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省外投资创业的福建人超过250万人，其中，仅闽南的泉州一地就达70多万人。

3.开放精神。闽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一直与漫长的移民历史和海外交流史结合在一起。闽南移民可以分为比较集中的两个阶段，一是自西晋开始，久经战乱的中原人“衣冠南渡”大举南迁；二是自明朝以后数百年间，闽南人“过番”南下东南亚。长年闯荡异域，艰难谋生和见多识广，塑造了闽南人胸襟广阔、自强不息的豪放性格。同时，闽南背靠大陆，面向大洋，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各国、各民族、各宗教文化在这一地区和谐共处。在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下形成了以中原华夏文明为主体，以儒学为核心而带有浓厚海洋性和地域特征的文化系统，塑造了闽南文化兼容、开放的精神。

4.务实理念。闽南地区地瘠民稠，生存空间狭小，再加移民环境，致使闽南人更加崇尚务实的创业理念。这也就是明清以来相当部分闽南人冒险漂洋过海到东南亚，以谋取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原因所在。精明务实的创业精神，培育了闽南人无所畏惧的性格，历史上闽南人就以敢作敢为而著称，缔造了许多奇迹，以致巨贾辈出。若以世界华人富豪榜所列资产1亿美元以上者统计，闽南籍和来自闽南文化圈范围者（台湾、广东潮汕地区）约占2/3。改革开放以来，闽南人精明务实的创业精神再次得到充分激发，并取得巨大的成就。仅以泉州为例，改革开放之前，泉州地区是福建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泉州现在已是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经济总量连续10年居福建省首位，约占全省1/4。2010年，泉州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3564.76亿元，人均GDP已达6000美元。同时2009―2010年泉州人均收入在全国城市人均收入排名第24位，达12699元。

5.“祖根”意识。闽南文化崇源重本、格守传统。不管是西晋开始的中原人大举南迁，还是明清时期闽南人远渡重洋南下东南亚，闽南先民闯荡异域，艰难谋生，思乡念土，塑造出强烈的“祖根”意识。在共同的血缘、心理、文化和精神的基础上，能把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广义的闽南人凝聚在一起，养成强烈的群体意识，这种强烈的“祖根”意识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是维系闽台区域关系的“粘合剂”，是闽南文化向心力的大众心理基础，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基本形态

所谓课程资源，是指形成课程的要素来源以及实施课程的必要而直接的条件。闽南文化是指闽南地区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反映出来的共同心理和文化特性的结合体，包括一定的行为规范、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念、理想目标、地域心态等。它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宝贵资源。这一资源具体可分为以下四类：

1.物质文化资源。所谓物质文化资源，是指闽南文化形象的外在表现,主要包括闽南地区的自然景观、人工环境和生产、生活用品中的文化因素等。例如，闽南大地分布着众多的文物古迹，这些文物古迹即使是处于宏大历史背景之中，也与闽南当地人民的生活和当地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地方意义，它们是闽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实践教学课程的重要资源。又如，闽南大地拥有大量富涵地域特色的自然生态、文化生态资源，各风景区还伴有美妙动人的神话传说，或名人轶事趣闻，这些都是开展爱国爱乡实践教学活动的重要资源。再如，闽南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积累非常深厚的地区,各种博物馆星罗棋布，而博物馆正是学校教育难得的宝贵资源，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稳定基地。还有，闽南村落建筑是中原士民进人闽南后逐渐形成的，具有特定基质的社区基层组织基本形态，具有血缘性、聚居性、稳定性的特点，并代代相传至今，是“祖根”理念的物质载体，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场所。

2.传统风俗文化资源。所谓传统风俗文化资源，是指闽南民众的生活习惯，如婚葬嫁娶、节日庆典、饮食起居、社交往来等地方传统。这是当地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且以某种方式固定下来的生活经验的凝结。例如，闽南人具有聚族而居的传统风俗。闽南人90%以上是北方移民，他们既受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之苦，又受国内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双重侵害。当他们到达新垦地之后便自然而然地采取了聚族或聚乡而居的形式，以应付新的环境，稳固自己已经占有的生存空间，拓展本家族、乡族的社会势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风俗促进了早期闽南文明的开发和进步。到明清时期，闽南人远渡重洋到东南亚谋生，身在异国他乡，他们又聚族而居，扎下根来，并将在海外的赢利回报故乡的同时，为故乡带来了南洋文化。所以，闽南人历来爱国爱乡，涌现出许多动人典范，这些都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

3.精神文化资源。所谓精神文化资源，是指闽南地区民众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和道德标准，它是闽南人的精神支柱和活力源泉。其表现形式为民众价值观经过提炼高度概括出来的口号、歌曲、象征性符号等。例如，从某种意义上讲，《爱拼才会赢》这首家喻户晓的闽南歌曲，正是闽南人“爱拼敢赢”文化精神的写照。纵观历史，闽南先民正是在这种精神支撑下，开疆拓土，远渡重洋；横看当今，闽南人正是在这精神鼓舞下，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团结协作、开拓进取，开创闽南经济发展的新纪元。

4.活动文化资源。所谓活动文化资源。是指闽南民众在丰富多彩、富有特色的具体工作、生活、文娱、学习等行为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它是民众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娱乐方式、生产方式和锻炼方式。闽南活动文化方式种类繁多，其中很多不仅具有娱乐价值和生产价值，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以泉州为例，作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享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著名侨乡”、“木偶之乡”、“南音之都”、“多元文化宝库”之美誉。不仅富有星罗棋布的静态文化，而且拥有丰富多彩的动态文化，二者完美地形成了泉州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海丝”文化、华侨文化、泉台文化、戏曲文化、民俗文化、方言文化，以及茶文化、石文化、瓷文化等诸多元素。这些都是我们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丰厚素材。

三、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开发的行为模式

1.完善闽南文化资源开发的系统工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是以不同的形态分散于社会各个角落，具有多重属性，正常情况下,它们分属于不同部门管理。因此，对其进行开发利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做到：

首先，闽南地方政府应制定当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资源建设的指导性意见。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资源的需求分析为基础,对闽南文化资源开发力量进行整体部署。在充分调动高校、教师等在该课程教学资源开发和利用中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同时,扩大社会各界特别是闽南文化资源所有者和管理者的教育参与力量，激励更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协同该课程实践教学资源的开发。

其次，高校必须面向社会宣传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以取得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广泛支持与合作。通过宣传和沟通，使闽南文化资源所有者和管理部门与学校形成共识，达成协议，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明确各自的职责，为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正常开展奠定基础。

再次，高校必须充分挖掘开发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地域特色人才。所谓地域特色人才，是指闽南地区那些在知识、技能、社会资源、人脉等方面有教育影响力的人士。其构成主要有：党政机关相关人士、闽南文化专家、企业界人士、离退休干部和学生家长。他们身上聚集着各种不同的资源和潜力，是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开发不可或缺的人力因素。

第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提升自身闽南文化素质。由于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开发最终是要落到课程执教者身上，所以，教师的闽南文化素质直接关系到实践教学资源开发的质量。针对高校教师来自全国各地，相当一部分教师来自非闽南地区，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其闽南文化积淀先天不足，这为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开发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通过各种手段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闽南文化素质势在必行。

2.探索闽南文化资源开发的新模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创新思维，努力探索一条充分发挥大学生主动性和积极性，以最大限度实现闽南文化资源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新路子。具体模式如下：

第一，体验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体验式实践教学模式，就是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参观诸如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华侨博物馆、郑成功陵园、施琅纪念馆、李贽纪念馆等闽南文化保护区的各种物质文化资源，让学生去亲身感知和体验闽南文化精神，以获得思想道德升华的模式。这种实践教学模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深受学生欢迎，能收到较好的教育效果。

第二，探索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探索式实践教学模式，也就是引进来的教学模式。一是邀请闽南文化专家到校为学生作有关闽南文化的专题报告。二是将闽南物质文化资源、传统风俗文化资源、活动文化资源引入课堂，引导学生探索所蕴涵的闽南精神文化。以此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这种实践教学模式，一方面有助于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加深学生对闽南文化所含思想政治教学资源的理解；另一方面，有助于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作用，培养学生学术探索能力，挖掘闽南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并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第三，创作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创作式实践教学模式，特指引导音乐、美术、建筑、创意等相关专业学生，对闽南物质文化、传统风俗文化、精神文化、活动文化进行传承、创作和创意的模式。在创作过程中使学生深刻理解、领悟闽南文化精神的内涵，实现闽南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这种实践教学模式深受相关专业学生的欢迎，对学生的影响也具更直接的效果。但这模式通常只适用于具有相关专业背景和学业基础的大学生，而且还应得到专业教师的支持。

第四，娱乐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娱乐式实践教学模式，指结合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引导学生欣赏闽南传统风俗文化和活动文化，从中提升对闽南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感悟，以达到寓教于乐目的的模式。如，引导学生观看高甲戏、梨园戏等。又如，利用节日活动组织学生开展课本剧演出和南音欣赏会等，这种实践模式的优点在于受众面广、参与性好、感染力强。但必须得到宣传、艺术、演出等部门的协助和支持，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本文为2010年福建省教育厅思政课教学研究专项课题《挖掘闽南文化宝贵资源，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和吸引力的研究》[JAI0393S]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黄国波.闽南文化的思想内涵及其当代价值.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8（5）

2.庄国土.闽南人文精神特点初探.东南学术，1999（6）

3.李燕.试论社区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12）

4.李康平.论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运用的价值与路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4）

5.吴太胜.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资源开发模式探索. 继续教育研究，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