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08 11:36:0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人民币汇率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同时，在中国国内，资本账户的开放问题也一直是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关注的热点。国内有很多学者认为，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会影响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根据“蒙代尔三角”，在允许外资流入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与灵活的货币政策是无法同时兼得的。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面前，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可能意味着中国政府驾御全球经济的手段和能力受到限制。结合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就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政府理应做出的合理选择。事实真的如此吗？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乃至资本账户的开放，自然也不例外。从相对固定的盯住汇率制度到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中间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过去10多年中，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金融或货币危机，通常都是与过快的汇率制度改革联系在一起的。东亚、南美、俄罗斯，都曾遭遇这样的问题。这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经验。所以，渐进的改革和开放可能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这是一个很直观的判断。但是，对于汇率制度改革这样的重大理论性和政策性问题，仅有一些初步的、直观的判断，是远远不够的。直观的经验和感觉无法支撑理论观点和政策选择。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我们既要从理论上探讨当前中国汇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分析其合理的发展方向；又要结合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状况，分析不同汇率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未来的走向。
汇率制度的改革牵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原因在于汇率形成和调整过程的复杂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各国不再规定本国货币的含金量，国际货币领域进入一个“无本位”、“无秩序”的时代。自此，货币在国际上就变成一种纯粹的信用货币，其价值没有任何明确的实物商品作为支撑。无论是购买力还是国家经济实力，都不能为评判各国货币的相对价值提供一个稳定的、可量化的标准。
离开这一基础，可能出现的是两种情况：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受制于国家特定的经济、政治战略，是依靠政府力量来设定和维持的；在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日益被供求力量的对比所主导。就浮动汇率制度来说，我们知道，能够对市场供求产生作用的因素，不只是投资、生产、GDP或经济增长率这些可以观察的经济力量，甚至还有各种无形的心理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市场上的供求状况，进而影响汇率的形成和变动，使得外汇市场上的汇率波动无常。
在诸多复杂的影响因素中，预期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上的一个热点，也是市场实践中人们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羊群效应”、“汇率超调”以及“市场心理”或“市场情绪”等词汇，经常会出现于有关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行情的研究报告中。这都是和预期因素相关的。预期影响汇率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所谓的“比索问题”（Pesoproblem）。
在80年代，很多人在研究墨西哥的资本市场收益率时，发现墨西哥的平均资产收益率持续高于美国的同类资产，他们把原因归结为人们对墨西哥比索在未来贬值的预期。因为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比索的币值被高估了，基于这样的判断，人们预期比索在未来的某一天必定要贬值。贬值意味着所持有的比索资产在未来只能换回更少的外国货币。
所以，他们在当时只愿意支付较小价格来购买比索资产，故而比索资产的平均收益率较高。这一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比索问题”。后来，“比索问题”被进一步发展为所谓的“灾害性事件预期”（CatastropheExpectation）。就是说，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人们总会预测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出现某种不利的意外事件。当这种意外事件能够带来极大的损失时，人们在当前就会要求有某种保险手段。或者直接向保险公司投保，如战争险、意外伤残险等；或者要求在现在的交易行为中直接得到补偿，如上面所说的压低现在的资产价格。对货币贬值的预期被推广为对所有可能发生的灾害性事件的预期。在开放、自由的环境中，灾害性事件预期的影响会进一步扩散和自我强化。在上面所说的比索问题中，币值高估使人们预期货币在未来会贬值，导致资产收益率提高；这会引起更多的外资流入，进而推动比索的汇率进一步上升；人们更加相信比索在未来某一天一定会贬值，而且贬值幅度将更大；这就要求比索资产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汇率不断上升。这样的循环会将汇率推到一个不可维持的高水平上，资本市场无法提供外资所要求的高收益率，进而出现外资大规模撤出的现象，货币急剧贬值。在这个过程中，贬值的预期得到了自我实现。
在理论上，预期的影响或者“比索问题”，已经是人们所熟知的一个经济现象。这也是过去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时遇到的一个现实困境。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本币汇率在改革以前通常是高估的。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使得“比索问题”既具备了产生的条件，也具备了扩散和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条件。
具体到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上述的理论逻辑能否同样适用呢？中国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呈现顺差，这也是国际上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理由。从这一点出发，人民币似乎应该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似乎并不会遇到上述的那个困境。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是一个尚处于改革和发展之中的国家，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整体经济依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这种结构性调整任务加大了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目前，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抵消了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使得后者没有引发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人民币汇率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被释放，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收支状况必定要重新调整。在此以后，市场上的预期就会发生变化，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引发人们的贬值预期。发展到这一步，人民币将遭遇“比索问题”，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也同样要面临那个现实困境。
上面的理论逻辑支持了浮动汇率制度不适合中国的观点。反过来说，当前中国合理的选择仍然是联系汇率制度。接下来就必须说明在当前现实的条件下，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及整个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作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安排。
首先，联系汇率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其盯住对象可以调整，而且，还可以在其中逐步引入更多的市场因素。过去，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使得美国成为中国最主要的资金和贸易往来对象。基于这样的情况，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以美元为盯住对象。随着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中国与亚洲、欧洲之间的贸易和资金往来越来越多。这就要求人民币的汇率应该盯住一篮子货币，包括日元、欧元等国际上主要的货币。其中各种货币的相对比例应该随着对外贸易和外资结构的变化而做相应的调整。而且，在设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之间的汇率时，应该充分考虑市场上资金的相对供求状况。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不能成为人民币汇率形成和调整的决定因素。因为中国经济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反映在国际收支上，同样也要面临结构性调整的任务。虽然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机制的自发作用也能够调整国际收支，但是它对于国际收支的结构性调整往往是无效的。所以，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和调整过程中，必须更多地体现政府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的自觉性。
其次，必须协调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之间的关系。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开放资本市场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两个重要环节。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必须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
前面已经说过，浮动汇率制度不是中国的合理选择。只有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避免“比索问题”带来的困境。所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资本市场的开放应该先于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需要大量的外资，这对资本市场的开放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前，国际收支的顺差可以抑制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维持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有助于把外资所要求的收益率水平控制在我国资本市场能够提供的程度之内。这对于吸引外资、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促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都是有好处的。
同时，在中国国内，资本账户的开放问题也一直是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关注的热点。国内有很多学者认为，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会影响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根据“蒙代尔三角”，在允许外资流入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与灵活的货币政策是无法同时兼得的。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面前，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可能意味着中国政府驾御全球经济的手段和能力受到限制。结合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就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政府理应做出的合理选择。事实真的如此吗？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乃至资本账户的开放，自然也不例外。从相对固定的盯住汇率制度到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中间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过去10多年中，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金融或货币危机，通常都是与过快的汇率制度改革联系在一起的。东亚、南美、俄罗斯，都曾遭遇这样的问题。这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经验。所以，渐进的改革和开放可能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这是一个很直观的判断。但是，对于汇率制度改革这样的重大理论性和政策性问题，仅有一些初步的、直观的判断，是远远不够的。直观的经验和感觉无法支撑理论观点和政策选择。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我们既要从理论上探讨当前中国汇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分析其合理的发展方向；又要结合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状况，分析不同汇率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未来的走向。
汇率制度的改革牵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原因在于汇率形成和调整过程的复杂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各国不再规定本国货币的含金量，国际货币领域进入一个“无本位”、“无秩序”的时代。自此，货币在国际上就变成一种纯粹的信用货币，其价值没有任何明确的实物商品作为支撑。无论是购买力还是国家经济实力，都不能为评判各国货币的相对价值提供一个稳定的、可量化的标准。
离开这一基础，可能出现的是两种情况：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受制于国家特定的经济、政治战略，是依靠政府力量来设定和维持的；在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日益被供求力量的对比所主导。就浮动汇率制度来说，我们知道，能够对市场供求产生作用的因素，不只是投资、生产、GDP或经济增长率这些可以观察的经济力量，甚至还有各种无形的心理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市场上的供求状况，进而影响汇率的形成和变动，使得外汇市场上的汇率波动无常。
在诸多复杂的影响因素中，预期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上的一个热点，也是市场实践中人们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羊群效应”、“汇率超调”以及“市场心理”或“市场情绪”等词汇，经常会出现于有关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行情的研究报告中。这都是和预期因素相关的。预期影响汇率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所谓的“比索问题”（Pesoproblem）。
在80年代，很多人在研究墨西哥的资本市场收益率时，发现墨西哥的平均资产收益率持续高于美国的同类资产，他们把原因归结为人们对墨西哥比索在未来贬值的预期。因为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比索的币值被高估了，基于这样的判断，人们预期比索在未来的某一天必定要贬值。贬值意味着所持有的比索资产在未来只能换回更少的外国货币。
所以，他们在当时只愿意支付较小价格来购买比索资产，故而比索资产的平均收益率较高。这一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比索问题”。后来，“比索问题”被进一步发展为所谓的“灾害性事件预期”（CatastropheExpectation）。就是说，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人们总会预测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出现某种不利的意外事件。当这种意外事件能够带来极大的损失时，人们在当前就会要求有某种保险手段。或者直接向保险公司投保，如战争险、意外伤残险等；或者要求在现在的交易行为中直接得到补偿，如上面所说的压低现在的资产价格。对货币贬值的预期被推广为对所有可能发生的灾害性事件的预期。在开放、自由的环境中，灾害性事件预期的影响会进一步扩散和自我强化。在上面所说的比索问题中，币值高估使人们预期货币在未来会贬值，导致资产收益率提高；这会引起更多的外资流入，进而推动比索的汇率进一步上升；人们更加相信比索在未来某一天一定会贬值，而且贬值幅度将更大；这就要求比索资产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汇率不断上升。这样的循环会将汇率推到一个不可维持的高水平上，资本市场无法提供外资所要求的高收益率，进而出现外资大规模撤出的现象，货币急剧贬值。在这个过程中，贬值的预期得到了自我实现。
在理论上，预期的影响或者“比索问题”，已经是人们所熟知的一个经济现象。这也是过去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时遇到的一个现实困境。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本币汇率在改革以前通常是高估的。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使得“比索问题”既具备了产生的条件，也具备了扩散和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条件。
具体到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上述的理论逻辑能否同样适用呢？中国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呈现顺差，这也是国际上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理由。从这一点出发，人民币似乎应该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似乎并不会遇到上述的那个困境。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是一个尚处于改革和发展之中的国家，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整体经济依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这种结构性调整任务加大了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目前，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抵消了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使得后者没有引发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人民币汇率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被释放，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收支状况必定要重新调整。在此以后，市场上的预期就会发生变化，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引发人们的贬值预期。发展到这一步，人民币将遭遇“比索问题”，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也同样要面临那个现实困境。
上面的理论逻辑支持了浮动汇率制度不适合中国的观点。反过来说，当前中国合理的选择仍然是联系汇率制度。接下来就必须说明在当前现实的条件下，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及整个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作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安排。
首先，联系汇率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其盯住对象可以调整，而且，还可以在其中逐步引入更多的市场因素。过去，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使得美国成为中国最主要的资金和贸易往来对象。基于这样的情况，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以美元为盯住对象。随着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中国与亚洲、欧洲之间的贸易和资金往来越来越多。这就要求人民币的汇率应该盯住一篮子货币，包括日元、欧元等国
际上主要的货币。其中各种货币的相对比例应该随着对外贸易和外资结构的变化而做相应的调整。而且，在设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之间的汇率时，应该充分考虑市场上资金的相对供求状况。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不能成为人民币汇率形成和调整的决定因素。因为中国经济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反映在国际收支上，同样也要面临结构性调整的任务。虽然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机制的自发作用也能够调整国际收支，但是它对于国际收支的结构性调整往往是无效的。所以，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和调整过程中，必须更多地体现政府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的自觉性。
其次，必须协调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之间的关系。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开放资本市场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两个重要环节。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必须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
前面已经说过，浮动汇率制度不是中国的合理选择。只有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避免“比索问题”带来的困境。所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资本市场的开放应该先于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需要大量的外资，这对资本市场的开放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前，国际收支的顺差可以抑制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维持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有助于把外资所要求的收益率水平控制在我国资本市场能够提供的程度之内。这对于吸引外资、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促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都是有好处的。
1.构建计量经济模型
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验证假设，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粮食的出口贸易呈反向相关关系，由此建立中国粮食出口额(Y)与人民币汇率变动(X)间的函数关系，
2.计量模型分析
由Eviews得到中国粮食出口总额与人民币汇率变化的散点关系可绝系数R的值才0.28，有点偏小，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还不够高，还需要对模型做出进一步的调整，下面将引入汇率的滞后项(设定滞后阶数为3).经过调整后的模型的可绝系数R为0.35，与调整前的可绝系数相比，显著提高，说明引入汇率的滞后3期变量后，模型的拟合度更好。更能说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粮食出口的具体影响。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程度反映在当期的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上(-5109万美元)比反映在滞后3期的名义汇率的影响上(-1069万美元)更为明显，出口退税率、消费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对粮食出口的影响都非常强烈。
二、对策建议
1.加强粮食储备
保证粮食安全大量谷物库存及较高的粮食自给率制约了我国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限制了农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适度进口饲料粮，降低我国粮食自给率，在保证合理谷物库存水平的条件下积极扩展国际农产品贸易，使自然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优化配置，不仅有利于粮食生产国，也有利于粮食消费国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多赢策略。我国粮食进出口贸易政策应适应新形势，基本目标应由原来追求总量平衡、调剂品种向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方向转变，建立市场化粮食进出口贸易政策体系，放宽粮食进口限制，鼓励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出口。
2.加强粮食生产
关键词:贸易条件汇率证实分析
贸易条件反映一国贸易状况,其改善或恶化将直接导致一国实际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反映一国实际福利的变动情况。反映货币比价的汇率变动会对贸易条件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贸易摩擦,改善贸易条件。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条件不仅包括商品或纯易货贸易条件(N),还有贸易收入条件(I)、单边要素贸易条件(S)及双边要素贸易条件(D)。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贸易收入条件和单边要素贸易条件。但由于贸易条件(N)最易计算,所以大多数经济学文献中使用贸易条件这一概念。在一个两国世界中,贸易条件(N)可以表示为一国出口商品价格和该国进口商品价格的比值。而在一个具有多种贸易商品的世界中,贸易条件定义为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该国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值。用Px代表出口价格指数,Pm代表进口价格指数,其计算公式为N=(Px/Pm)100。显然用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比价的贸易条件(N)与反映一国货币同国外货币比价的汇率存在着联系。事实上,汇率的变动将不仅通过价格的变化在短期内对贸易条件产生影响,而且将会长期通过对进出口商品的数量、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而对贸易条件发生作用。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短期静态分析
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最常被引证运用的是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弹性分析法,该方法考察的是在汇率贬值情况下贸易条件是改善还是恶化。之所以用到弹性的概念,是由于货币贬值同时改变了以本币或外币表示的进出口商品的价格,而决定贸易条件改善与否取决于出口商品本币(外币)上升(下降)的幅度是大于还是小于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下降)的幅度。一国货币贬值,该国出口商品可以保持本币价格不变,当然也可以上升。而进口商品由于货币贬值导致本币价格上升、需求下降,国外出口商为了维持一定市场份额,使得本国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有可能下降。用ηDX、ηDM分别表示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ηSX、ηSM分别表示进出口供给价格弹性,则在汇率贬值情况下有如下结论:
当ηSXηSM>ηDXηDM时,汇率贬值恶化了一国的贸易条件;
当ηSXηSM=ηDXηDM时,汇率贬值对贸易条件不起作用;
当ηSXηSM<ηDXηDM时,汇率贬值改善了一国的贸易条件。
这种弹性分析法建立在外汇市场稳定及其它条件不变前提下,是一种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所谓贸易条件的改善除了从分析中的弹性变化理解外,通常指的是该国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其进口商品价格有所提高,反之则为恶化。其经济学的含义在于单位出口商品能否比原来换得更多的进口商品,若能则表明贸易条件改善,否则贸易条件恶化。汇率贬值无疑成为许多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促进出口、改善贸易条件的手段。但是贸易条件提高了,也不能因此判定一国贸易状况得以好转。同理汇率升值在一定条件下会降低一国贸易条件,但也不能因此得出一国贸易状况恶化的结论。其原因在于贸易条件的变化是许多对该国和世界其余国家有影响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仅凭单一的贸易条件的变化不能确定这些力量对该国净福利影响的结果,这也成为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短期静态分析的缺陷所在。所以我们将在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的基础上分析其数量、结构等方面的效应,从而全面理解汇率变动对贸易收入条件、单边要素贸易条件的影响,如此深入揭示汇率变动背后的对贸易条件的一系列作用机制。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长期动态分析
如前所述,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在短期内将产生直接快速的效果。然而作为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汇率已成为一国调控经济的重要目标变量,在贸易方面则不仅反映在谋求进出口量的变化上,还需考虑贸易结构、成本、福利及整体状况等许多方面。
短期内,由于信息传递、反应的时滞效应,汇率变动通过价格的变化所产生的数量效应并不会立即显现。经过一定时间的调整,这种效应才得以全面展现。考察贸易收入条件(I),其计算公式为I=(Px/PM)Qx,Px与Pm同商品贸易条件,Qx代表出口量指数,该指标意指以出口为基础的进口量。但是单纯从商品贸易条件(N)的变化上难以反映出贸易收入条件的变化,因为指标I的取值决定于N与Qx的乘积。此外,如果一国出口产业规模效益比较明显,出口量的扩大则会引致生产成本的大幅下降,进而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具竞争力,通过贸易换取了更多的国外资源,从而提高了本国的福利。但是对于大国或某种商品的主要供应国而言,其出口的增长有可能引起出口价格的大幅下降,一旦出口价格下降的幅度超过出口量增加的幅度,则贸易收入条件恶化,进而引起贫困化增长。
除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外,由于进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不同,因而汇率的变动对贸易商品的进出口量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加之劳动力工资及其他要素成本也因汇率的变动而发生变化,使得进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同样发生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将对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产生影响。显然这种影响因素较之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差异化的国内产业与对外贸易政策等决定因素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强化贸易商品结构调整的效果,从长期看,可能有利于本国贸易商品结构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有利于提升贸易及产业竞争力。考察单边要素贸易条件(S),其计算公式为S=(Px/Pm)Zx,Px与Pm同商品贸易条件,Zx代表出口部门的生产率指数。由于企业力图在汇率变动的环境中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强竞争力,由此Zx的值可以得到较大提高,即使商品贸易条件下降,但是单边要素贸易条件依然可以上升。
以上分析表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存在多方面的作用机制。在假设汇率变动而外部世界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变动的影响在短期首先通过价格效应作用于商品贸易条件,其前提必须满足一定的弹性条件。而从较长时间来看,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将发生作用,贸易收入条件将依赖于商品贸易条件及出口量指数而发生变化。此外,汇率变动还将因进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不同、生产投入及要素成本的变化而对进出口量及商品结构产生影响,国内企业生产率同样发生变化,进而单边要素贸易条件可能发生变化。即使贸易条件下降,贸易收入条件和单边要素贸易条件也可能上升。因此整体贸易状况与福利的变化需要综合考虑贸易条件的变化。
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条件影响分析
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人民币汇率在较长时期内的贬值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的发展。但是出口量的持续增长不仅加剧了贸易摩擦,且自身的贸易条件也面临着恶化的危险,福利遭受损失,经济增长也受到影响。当前人民币汇率升值、我国贸易条件的变化等已成为经济中的热点问题。
依据分析,选取贸易条件为被解释变量,其影响因素包括汇率以及汇率变动产生的数量效应以及结构成本方面的效应。此处,为简单起见,贸易条件依据通常做法用商品贸易条件(N)代表,选取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说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直接作用,我国贸易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份额(XW)说明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国内零售价格指数(RI)说明汇率变动的成本效应,因此模型为:ψ(TOT)=(REER,XW,RI)。实证选用对数模型,依据下表所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如下:
lnTOT=3.4939+0.1474lnREER-0.1030
lnXW+0.0959lnRI
(11.7109)(5.7788)(-2.9078)(2.1815)
R2=0.8470DW=0.6316F=36.9013
查表并对比模型参数可知,该模型通过统计及计量经济学检验。从经济学意义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变动1%,贸易条件同向变动0.1474%;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份额每变动1%,贸易条件反向变动0.1030%;国内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每变动1%,贸易条件同向变动0.0959%。由此可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较变量XW与RI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更大,说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直接作用是显著的,而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与成本效应则由于机制传递、调整及其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效果则较弱。其中XW与贸易条件的反向变动说明当出口量增大时,我国的贸易条件是恶化的。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增加即人民币升值时,贸易条件得以改善,反之则恶化。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对贸易条件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一般商品贸易条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收入条件与单边要素贸易条件非常重要,只有综合考虑多重贸易条件的综合效果,才能较为全面的判定一国贸易条件及贸易整体状况的变化情况。
汇率变动对于贸易条件的影响并非仅是直接单一的作用机制,而是多方面的,包括在价格上的直接反映与作用以及由于价格信号而导致的数量、成本、结构等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从表面上看是价格连锁作用,但是从长期考察却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质的影响,从而在功能上改变或提升了经济实力,因而将进一步推动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与好转。其有益的启示在于,由于存在诸多的前提与限制条件,因此探讨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不能仅停留在短期静态上,需要从长期动态的角度进行全面的考察,同时需要注意分析的范围和条件,由此即使汇率调整在短期内可能造成贸易条件的恶化,但从经济发展长期看有可能是有利的。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钉住汇率有管理浮动汇率汇率制度改革
自1994年开始，我国建立起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近年来的市场表现说明，人民币汇率已经异化为单一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虽然这一制度在稳定外汇市场、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等方面都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在目前的国内经济和国际金融形势下，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因此，改革人民币汇率势在必行。
1人民币汇率存在的主要问题
1.1现行的单一钉住汇率比较刻板，不能及时反映对外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
当我国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周期不尽一致，尤其是两种货币的利差较大时，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增加。一般地说，一国汇率制度或货币政策的安排是同它的经济周期相一致的。在钉住汇率下，钉住国的汇率必然随着被钉住国汇率的变化而变化。当钉住国的经济周期同被钉住国不一致时，钉住国汇率变化的方向很可能对其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这种情况必然带来其国内货币政策的扭曲，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2在世界经济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决定出口不是名义汇率而是实际有效汇率
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能真实反映市场的供求变化状况，加剧了国内外物价的脱节，不利于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当我国贸易出口竞争国的汇率大幅波动时，不利于发挥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节作用。而实际汇率的贬值将改变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比例，促使出口增加。而实际汇率的升值将导致出口能力下降。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我国的名义有效汇率变化不太大，但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30％以上。但由于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是钉住美元的，当我国贸易出口竞争国通过贬值扩大出口时，就必然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产生很大的压力。为了钉住美元，我国不得不在贸易中做出较大的牺牲。
1．3不利于培育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汇率风险意识和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汇率风险来自于汇率变化的不确定性。由于汇率的变化，使得在外汇交易和进出口贸易结算中的风险不断增加，金融机构和进出口企业作为外汇交易和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必须增强风险意识，并运用灵活的风险管理技巧，才能规避交易中的风险。然而，在单一钉住汇率条件下，汇率的变化被人为的因素所左右，从表面上看，汇率的风险降低了。但由于被钉住的汇率是浮动的，因此这种人为地控制汇率变化是根本做不到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会淡化人们的风险意识，对于外汇交易的主体必然是不利的。
1.4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不完善，对国内企业实行的强制结售汇使得中央银行承担了每天外汇供求差额的责任
强制性的结售汇不仅使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竞争地位，而且强制性的结汇还使中央银行处于被动地位。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4000亿美元，但当外汇储备增加到一定数量后，如果在国内企业外汇需求不多的情况下，中央银行还要继续买入市场多余的外汇。而买入外汇的同时需要支付人民币，这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将会影响国家宏观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5加剧了资本外逃
资本外逃是一种不正常的资本流动，随着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相继出现资本外逃的现象。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也出现了较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然而，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却不同于墨西哥、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一是我国的资本外逃不是因为投资者出于恐慌或怀疑而导致短期资本流动；二是我国的资本外逃也不是对政治或经济危机、税负加重、恶性通货膨胀等因素所作出的反映。实际上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除了在于来自压抑的金融环境、不成熟的金融市场以及不完善的法律监管外，还在于对外汇风险的规避。虽然政府承诺保持不贬值，但是在人民币汇率钉住美元的情况下，周边国家货币的贬值却加剧了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资本外逃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2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2.1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促进因素2．1．1国内金融市场的更加开放
根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要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市场体系和组织体系。从目前的改革来看，利率市场化正在逐步推进，货币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已取得明显成效，资本市场的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外贸和外资的总量、流向和结构都将发生显著变化，从而对外汇市场的供求基础产生影响；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国内市场后，将对国内金融交易服务提出全新的要求；服务于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中心，也将受到来自国外金融中介机构激烈竞争的挑战。
2．1．2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趋势多变
从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看，一是经济和金融的国际化推动着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因特网技术的发展将使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二是金融市场的电子化极大地提高着市场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三是市场创新层出不穷，在活跃市场的同时也使市场投机活动日益猖獗，市场风险进一步加大，市场监管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2．1．3亚洲货币合作的进程加快
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过分依赖美元的汇率安排威胁到了亚洲经济的稳定发展，亚洲国家要维护金融稳定，不能依赖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必须积极开展亚洲货币合作。其模式有中国与东盟十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日本与东盟十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三种模式。不论哪种模式，加强亚洲地区的贸易和金融的合作，已成为亚洲各国和地区的普遍要求。随着我国与周边国家经济贸易关系的加强，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角度，我国应当以积极的态度推进亚洲的货币合作。通过货币合作促进成员间贸易的进一步增长、稳定成员间汇率和促进区域的金融稳定。
2.2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思路
根据我国实际，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主要是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确定汇率水平；二是确定汇率调整方式。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绝不能操之过急、一蹴而就。同时应综合考虑多方利益，把汇率制度改革同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国际收支状况、国际货币合作及国际汇率制度的新趋势联系起来，制定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近、中、长期目标。
（1）近期目标是逐步由单一钉住过渡为钉住一篮子货币，以适应贸易与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像一些小国那样只对美元作出反映。当前，欧元诞生后的国际货币市场已呈现美、欧、日三分天下的态势。由于中国与世界上很多国家进行贸易与资本往来，一旦国际贸易形势与世界货币市场发生变化，与美元的单线联系将无法全面反映这些因素的变动。因此，恰当的选择应该是钉住一篮子货币，通过篮子货币及其权重将中国与外国的经济联系程度进行合理反映。事实上我国货币当局近年来一直采用一篮子货币来监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及其合理性。尤其是美国、日本、香港、欧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韩国和台湾十大经济体与国内的贸易占对世界贸易总额的80％以上，可以将上述十个经济体作为一篮子货币。基本思路是设计一个多种货币所构成的虚拟货币，人民币汇率在进行调控时不再钉住美元，而是钉住人民币与该虚拟货币的汇率。同时，该虚拟货币应具备三个特征。一是包含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币种，二是该虚拟货币的汇率能够反映中国产品在所有境外市场上的总体竞争力，三是该虚拟货币的升值与贬值反映出短期国际资金流出（入）中国市场的可能变化方向。
（2）中期目标是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实现人民币弹性目标汇率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弹性汇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限弹性制，包括对单一货币的有限弹性和合作安排下的有限弹性；另一类是较大弹性制，包括按照一套目标调节汇率、管理浮动和独立浮动。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有限弹性难以实行，因为我国不能像亚洲和拉美洲的一些小国那样长时期地只对美元做出弹性安排，也不能像欧元区那样对外实行共同浮动。另外，我国也不能实行独立浮动，因为人民币不是自由兑换货币；也不能实行管理浮动，因为我国当前的汇率调控手段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先进。因此，我国只能按照一套指标调节汇率即实行目标管理。所谓目标管理就是对国民经济计划给定的目标，确定人民币对外币汇率的目标范围或变动幅度，一旦汇率超过了这一范围，政府就进行干预，使其恢复到目标水平；或者根据经济情况变化而修改目标范围，使汇率真正反映外汇的供求关系。当然人民币汇率区间大小的确立应综合考虑一系列因素：包括实际有效汇率；月度交易余额；季度国际收支余额的变化；国际储备的充足性与变化趋势；人民币利息水平。就目前形势而言，扩大人民币浮动幅度应分步骤实施。
（3）远期目标是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实现人民币的有管理浮动并最终实现自由浮动。国际经验表明，资本管制只能起到短暂的隔离作用，而不能长期有效地保护一国经济与金融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实现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但资本项目下的外汇交易仍受到严格管制，这也正是当前我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与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加入WTO后，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和我国金融市场机制的逐步健全，在中国放开资本项目的呼声日渐升温并提上议事日程。为防止我国经济遭受激烈的冲击，应该逐步地取消人民币资本项目管制，从而为人民币将来的完全自由浮动与国际化提供一个市场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彪如．迈向全球化经济的思索［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戴相龙．对中国金融改革主要问题的思考［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8）
3张学友，刘本．人民币汇率的选择.西部论丛,2002（8）
4李婧．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J］．世界经济，2002（3）
当前，在人民币汇率面临外部升值压力的情况下，汇率升值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高低。一些发达国家政府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主张主要基于人民汇率低估的判断，然而，如果人民币汇率水平不存在低估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汇率高估，而人民币汇率高估将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在探讨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之前，首先应该对现有的人民汇率水平做出客观评价。本文认为当前的人民汇率水平不存在低估问题，该结论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事实：第一，从实际汇率的变化来看，从1994-2002年为止，人民币实际汇率一直处于升值状态，这一时期的实际汇率升值已经抵消了1994年由名义汇率调整引起的实际汇率贬值。第二，受实际汇率变化的影响，从1998-2001年为止，我国经常收支顺差的相对规模处于减少趋势，这一变化显示，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可能恶化我国对外经济状况。第三，我国贸易收支顺差主要出现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中，如果不考虑中美贸易，那么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收支总体上是逆差。这意味着中美贸易顺差主要起因于美国的经济结构问题。第四，从贸易收支的结构来看，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发生在劳动密集型项目下，贸易逆差发生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项目下，这说明，我国的贸易收支顺差主要起因于低工资的比较优势。第五，就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差距而言，由于发达国家非贸易商品的价格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均衡汇率水平理应低于由购买力平价决定的汇率水平。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差距属于中等水平，因此，即使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同样不存在低估问题。第六，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主要来自大规模的资本流入，这一状况与我国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的资本项目管理内容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适当限制资本流入、积极促进对外投资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以上几方面来看，人民币汇率不存在低估问题，因此，人为引导人民币汇率升值必然导致人民币汇率高估，而人民币汇率高估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以下几方面的不利影响。
一、劣化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
引进外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回顾近几年，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主张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反对这一观点的学者都把吸引外资作为自己的重要理论依据。另外，以往的争论主要把焦点集中于汇率升值对引进外资数量变化的影响方面。本文认为，现阶段，我们很难确定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引进外资数量的影响，但升值趋势的形成会劣化我国引进外资的质量。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引进外资的负面影响主要涉及质量问题，而非数量问题。其主要负面影响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在间接投资方面，人民币升值趋势会引起短期资本流入增加和助长外汇投机行为；第二、在直接投资方面，汇率升值趋势会抑制出口主导型投资和助长市场主导型投资。
人民币升值论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和由此形成的人民币升值趋势能够促进来自国外的间接投资。如果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持有人民币或人民币资产将有利可图，因此，人民币升值趋势将会促使海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和进行人民币资产投资。从理论上讲，当一种货币处于升值趋势时，升值本身可以给该货币资产持有人带来升值利益。但对海外投资者而言，获得升值好处的条件是不采取任何汇率风险保值措施。一旦采取了保值措施，投资者只能获得确定的利差收入。在采取汇率风险保值措施的情况下，投资者在回避汇率风险的同时将丧失获得货币升值好处的机会。虽然，有一些保值方法可以使投资者做出灵活的选择，但这些方法要求受益者支付昂贵的费用。
一般来说，重视长期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会针对汇率变动风险采取保值措施，因此，对投资者来说，汇率是否升值不是决定投资的主要因素，因为投资的目的在于获取资产本身的稳定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升值趋势对促进投资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然而，与长期投资相比，汇率升值对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为了获得升值带来的好处，这些投机资本一般不采取保值措施，因此这类资金的流动对汇率风险非常敏感，在汇率处于升值趋势时，这类资金会在短期内流入本币升值国，在升值趋势发生变化时，为了避免汇率风险，这些资本会迅速撤离这些国家，从而对这些国家的金融稳定形成威胁。这正是亚洲金融危机留给我们的重要教训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币升值确实可以起到促进间接投资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升值对促进长期投资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对升值较为敏感的是短期投机资本，因此人民币升值会引起大量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短期投机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取决于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在发达和成熟的金融市场，投机资本可以强化和健全市场的功能，但在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的发展中国家，短期资本移动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从预防金融风险的角度出发，我国不宜过早实施人民币升值政策。
另外，一些人民币升值论者认为，人民币升值趋势不仅有助于促进国外对中国的间接投资，而且也有助于促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对那些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来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以外币计算的资产价格将会上升，这对外资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公司的帐面价值发生了增值，另外，如果将来出现撤资，公司可以收回更多的资产。同样，在人民币出现升值的情况下，即使以人民币计算的利润不发生变化，外资企业汇回国内的利润会相应增加，即升值本身能够增加以外币计算的企业收益。一般而言，对于那些以中国为主要销售市场，而且原材料不依赖进口的直接投资来说，人民币升值确实可以带来明显的好处。
然而，对那些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进行出口生产的外资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只能带来弊大于利的结果。这些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然而，人民币升值无疑会增加劳动力成本和降低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魅力。发达国家的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将以本国货币或其他主要国际货币比较不同国家的工资水平，然后选择低工资的国家进行投资，而人民币升值将会增加以外币计算的、我国的工资水平，这意味着人民币升值会减少出口主导型对华直接投资。
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揭示工资变化对直接投资的影响。70年代和80年代，“四小龙”是发达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80年代后期以后，随着“四小龙”工资水平的提高，外资企业开始把投资转向东盟国家，而此后东盟国家工资水平的上升又成为资本流向中国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大量过剩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我国工资水平的上升速度要明显低于其他国家，这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优势之一。考虑到这一特点，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认为，相对稳定的廉价工资是促成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现象加剧了日本产业的空心化趋势。他们认为短期内中国工资水平明显上升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阻止日本产业向中国转移的唯一方法是要求人民币升值。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汇率升值一方面会促进国内市场主导型的直接投资，另一方面会抑制出口主导型的直接投资。然而，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后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远远胜过前者。国内市场主导型直接投资会争夺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在市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这种投资不会明显增加就业机会。另外，这种投资没有创汇效益，因而容易恶化我国的经常收支状况。但出口主导型直接投资可以避免以上这些负面作用，这种投资不争夺国内市场，因此不会减少本国企业的就业机会，同时由于其产品销往国外，因而可以改善我国的对外经济状况。由此可见，人民币升值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同样弊大于利。
从我国长期吸引外资的情况来看，我国外资政策偏重于鼓励来自国外的出口主导型直接投资，而且受政策和低工资水平的影响，这类直接投资一直是我国吸收外资的主流。近年来，外资企业实际使用资金额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大约在10-20％，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率大约在20％-30％，而外资企业在全国进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达50％左右。这说明以利用廉价劳动力为目的、以出口为主导的直接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而人民币升值无疑会削弱我国经济发展的这一动力。
二、妨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的影响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当前学术界有关这方面的探讨，主要着眼于汇率升值对贸易的短期影响。就短期影响而言，汇率升值会引起进口增加和出口减少，一增一减，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汇率升值对贸易总量的影响。然而，从长期影响来看，由汇率升值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同时抑制出口和进口的发展，因而，人民币汇率高估会妨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全发展。
一国对外贸易可以分为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因此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从宏观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看，本币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起到抑制出口和促进进口的作用，这意味着汇率变化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方向是完全相反的。然而，值得强调的是，这只是本币升值的短期效果。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许多研究显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出口能力是制约进口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出口较多的国家通常进口的规模较大，缺乏出口能力的国家同时也缺乏进口能力。因此，从中长期的视点来看，本币汇率高估会通过削弱一国的出口能力，最终削弱其进口能力。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不具备进行国际结算和支付的功能，因此，其进口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出口创汇能力的制约。在本币汇率高估的情况下，出口的下降会引起外汇收入的减少，而外汇收入的减少又会导致进口的下降，这意味着本币汇率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妨碍贸易的发展。
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经历显示了汇率对进出口的影响作用、及出口与进口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高估状况，其结果，不仅我国出口产业的发展受到影响，而且有限的创汇能力成为扩大进口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瓶颈，在这种状况下，汇率高估成为妨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伴随着人民币汇率的下调，此后，避免人民币汇率高估的汇率政策为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出口和进口具有同步增长的趋势，二者的变化存在密切联系。这是因为出口的高速增长和外汇收入的增加为图1我国进出口规模的推移（亿美元）扩大进口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大量先进技术设备的进口又提高了我国的出口潜力。因此，维持合理的汇率水平、保持出口和进口的良性循环是推动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的影响方面，我们不难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就短期而言，人民币汇率升值会抑制出口和降低外部需求，这意味着汇率升值会降低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加大财政、金融政策的负担。一国经济的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外部需求所组成。外部需求的减少会引起总需求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弥补外部需求的减少，那么过度的财政支出将会导致财政状况的恶化。另外，汇率升值的另一短期效果是引起进口的一时性增加。进出口的以上短期变化将会引起我国失业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不仅有可能降低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有可能影响到我国政治和经济的稳定。
1.在一般的贸易进出口研究中也许可以简化分析而忽略一些因素，但对加工贸易进出口的研究却不能单单采取这种方法，理由是加工贸易进口是出口的投入产品，或者说加工贸易进口是出口的引致需求，因此两者之间必存在重要关系。于是我们假设加工贸易进口为m，出口为x，又设出口是进口的函数：x=x(m)（2.1）考虑到加工贸易进出口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考察汇率变动与加工贸易出口影响时把汇率作为外生变量进行分析，建立分析模型，于是将问题转化为求解目标函数最大化。首先给出加工贸易出口商的利润函数与约束条件分别为：（2.2）这里x表示本国加工贸易商品出口，其价格为px；m表示中间产品进口，其价格为pm，e表示汇率。对（2.8）利润函数关于汇率求偏导数有：（2.3）引入弹性概念，定义加工贸易商品出口对进口的需求弹性为Exm=，则（2.3）可整理得：（2.4）由（2.10）可以发现，汇率变动对加工贸易出口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当且仅当满足条件>1。又假设加工贸易出口初始贸易顺差为零，则有pxx=epmm，于是只要满足条件Ex+Em-EmExm>1，即可使汇率变动对加工贸易出口带来改善作用。这里需明确一点，一般当汇率贬值时将导致本国加工贸易出口增加，而进口相应减少，但是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及浙江、江苏等地区的情况恰好相反，加工贸易进出口同向变动，这其中的原因尚待解决。本文认为，既然汇率变动使得加工贸易进出口同向变动，那就无需对进口出口都进行分析，又由于出口是进口的函数，因此只需分析出口即可。
2.市场定价理论汇率对进出口需求弹性只是汇率变动对贸易进出口影响的一个方面，市场定价也是汇率变动对贸易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市场定价就是商品的价格由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决定，而不是在垄断市场或寡头垄断中定价，商品只有进行市场定价才能真正反应其真实价值。一般市场定价策略可分为三种：成本加成定价、商品需求弹性定价和边际成本定价。成本加成定价是商品生产商把出口商品的价格定为商品的成本加上商品的边际利润，用公式可表示为：价格=单位成本+边际利润=单位成本+单位成本*成本利润率=单位成本*（1+成本利润率）这种定价方法在正常情况下保证了企业能够获得利润，而且此方法所的商品价格不会因该商品市场需求的增加而提高，因此保证了定价的稳定性。同时，若该商品的竞争企业都采用此方法定价，则最终制定的商品价格也会趋于相近，从而避免了价格竞争。
二、人民币汇率改革及浙江省加工贸易发展现状
1.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落实，人民币汇率制度也经历了渐进式的不断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受到中国经济结构、政策及对外经济合作等方面的影响。在2005年以前，我国基本实行固定汇率制。为了刺激出口，1985年我国采取人民币贬值政策，使得当年至1994年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到1994年已跌到1美元兑人民币约8.62元。但是这段时间内，我国进出口贸易数据表明汇率贬值对改善贸易收支的效率并不大，出口增加并不明显。就浙江省而言，从1986年至2010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变化趋势也是不同的。其中1986年至1993年出口增幅并不明显，但进口增幅却较为明显；1994年起汇率制度改革使得浙江省出口额急剧增加，而进口增幅有所下降，从1994年到2005年浙江省进出口额都呈现不同幅度的波动；2005年至2010年汇率再度调整使之平稳下降，而浙江省进出口出现小幅波动。总体而言，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及调控正朝着理想的目标迈进，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也朝着自由浮动的市场化机制演变，这对于浙江省对外贸易及整体经济水平乃至全国国民经济发展而言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2.浙江省加工贸易发展现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省加工贸易快速崛起，而且浙江省作为我国对外贸易大省，其加工贸易在规模上和发展速度上都具有一定的优势。现今加工贸易已成为浙江乃至全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方式，它对推动区域及整个国民经济水平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都具有很大作用,从图中可以看出，浙江省加工贸易发展状态良好，其增势总体上是保持平稳，而且从2002年起出口增幅较明显地大于进口增幅，只有1998年与2009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都出现一定程度下跌，其原因很可能是1997年与2008年金融危机。但庆幸的是两次金融危机都只令第二年进出口下跌，后一年加工贸易进出口增势继续出现，到2010年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总额已达到330.1亿美元，进口总额达到157.5亿美元，由此说明浙江省加工贸易发展态势是比较可观的。
三、人民币汇率对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影响实证分析
1.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本文重点用计量方法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有不少文献将贸易国GDP、汇率两个指标作为贸易出口的解释变量，如黄燕君（2007）提出区域出口量是贸易国经济状况和地区货币名义汇率的函数。因此本文将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其中EX是反映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的指标；FGDP是主要贸易国经济状况指标，作为人民币汇率指标ER的控制变量；ER是人民币汇率指标；ε是随机扰动项。考虑到2005年汇改制度，本文设置虚拟变量D1来考察制度变化的影响；同时注意提到金融危机使1998年和2009年加工贸易出口下跌，故设置虚拟变量D2来考察金融危机的影响。其中虚拟变量D1和D2（2）数据来源及说明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一性，本文决定采用1996年至2010年的年度数据。其中各指标数据来源及说明如下：EX———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总值，数据来源为历年《浙江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并整理得到，单位：万美元；FGDP———美国名义GDP，数据来自OECD数据库，单位：亿美元；ER———以美元为兑换标准的人民币汇率年平均价表示，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单位：人民币元。
2.实证分析
（1）实证分析一利用Eviews软件对方程（4.1.3）进行OLS估计结果可以看出，ln(FGDP)的系数符号为正，并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美国国内经济水平与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因此美国经济的发展极有可能带来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的发展。从系数值可以知道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为3.629，即美国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会使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值提高3.629个百分点。而人民币汇率指标ln(ER)的系数符号为负，这说明现阶段实行人民币贬值（即ER值增加）并不能使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得到增加，相反可能会降低出口值。但它的t统计量只有-0.884，因此人民币汇率指标对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
（2）实证分析二考虑到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可能对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产生滞后效应，而且实证分析一也表明金融危机对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这里对模型（4.1.3）进行改进：从表2结果可以看出，仍然只有ln(FGDP)和D1的系数是显著的，并对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有正面影响；而滞后一期的人民币汇率对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也没有显著影响。这就进一步证实了现阶段浙江省发展加工贸易出口不能单靠变革人民币汇率制度，而应寻求其他有效途径。
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及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升级的建议
1.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建议第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应沿着渐进式路径进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平稳变动。虽然实证分析表明汇率变动在近期对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没有显著影响，但就整体来看，若人民币汇率增幅过大，则不利于处于较低端的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第二，在人民币汇率改革时要积极采取政策措施扶持浙江省加工贸易业的发展。从实证分析可以看出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不显著，而据弹性理论得到汇率变动在理想状态下推动加工贸易出口的条件为Ex+Em-EmExm>1，因此人民币汇率改革要努力朝这个方向发展。
2.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升级的建议第一，优化加工贸易进出口商品结构。要充分利用高科技改善传统加工贸易企业，努力开发高科技产品，加快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转型升级的步伐。第二，优化加工贸易出口产业结构，拓宽海外市场。实证表明汇率变动不显著影响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因此要增加出口不能单靠人民币汇率贬值，而应努力优化加工贸易出口产业结构，提高自身竞争力，扩大海外市场。
五、结论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机制；货币政策；冲突；协调
一、人民币汇率机制沿革
1994年，中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一次改革，其内容包括：第一，汇率并轨，废除过去的双轨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第二，取消外汇留成制，实行结汇售制；第三，建立银行间外汇买卖市场。2005年7月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参照一篮子货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进行浮动；人民币兑美元一次性地小幅升值2%；扩大人民币兑美元等交易货币的浮动区间。此次汇改的意义在于：改革是市场导向的，是朝向更灵活、更具弹性的人民币机制的；制度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核心是形成机制的改革，而不是人民币币值的简单重估；实行浮动汇率制，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市场对外汇需求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加大。
二、宏观经济内外均衡下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机制
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着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双重目标，即内部实现物价基本稳定下的充分就业，外部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对于中央银行来讲，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是实现内外均衡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工具，如何有效地将这两者加以搭配和组合，直接影响到内外均衡的实现。
（一）资本不完全流动情形下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以下简称M-F模型）把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BP曲线）引入封闭条件下的IS-LM模型，研究了不同汇率制度下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经典M-F模型分析表明：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固定汇率与国内货币政策将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与矛盾，而浮动汇率制度有助于解决这一矛盾。资本流动不完全的情况下，一国的国际收支受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共同影响，BP曲线是一条斜率为正的曲线。
在固定汇率制下（如图1），假设该国经济起初位于内外均衡的A点。如果央行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LM曲线右移到LM′。该国经济在B点实现新的内部均衡，同时利率下降，国内资金外流，资本项目也出现逆差，本币面临贬值压力。为维持汇率稳定，央行被迫购入本币，抛售外币，LM′左移到原来的位置，货币政策失效。
在浮动汇率制下（如图2），假定该国经济最初在A点实现内外均衡。扩张性货币政策首先使LM曲线向右移动并与IS交于B点。在B点经济虽处于内部均衡，但B点位于BP曲线右侧，这意味着收入增加和利率下降带来了国际收支逆差。国际收支逆差推动本币汇率贬值，进而导致BP和IS曲线右移，直到达到一个新的内外均衡为止（C点），此时扩张性货币政策使收入水平提高。所以，浮动汇率与货币政策之间是协调一致的。
（二）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
根据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对一个国家而言，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能同时存在。即在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完全的资本流动这三个目标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必须得放弃其中的一个。根据上述相关理论，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固定汇率制，所以，在目前资本不完全流动的前提下，要维系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货币政策与汇率机制之间必然存在一些难以调和的冲突。
三、人民币汇率机制与货币政策的冲突
（一）冲突的表现
1、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1）持续的贸易顺差与资本流入。中国近年来对外贸易的顺差不断加大，结合近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可以看出：经常项目下，2003年顺差458亿美元，而到2005年底这一数字达到了1608亿美元。持续且数额巨大的贸易顺差客观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由于中国目前仍然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所以贸易顺差带来外汇收入中的大部分直接构成了官方储备，2003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不断增长，到2006年底突破了10000亿美元大关，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也加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2）美元持续贬值。2002年以来，美元持续走低，由于人民币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所以美元的贬值带动了人民币相对于其他货币的贬值，这客观上要求人民币升值。
2、国内通胀压力加大。（1）物价持续上涨。2002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逐渐升温，房地产、钢铁等部分行业局部过热，此外粮油价格也呈现上涨的趋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2003年以来中国CPI、PPI同比增长率一直在3%左右高居不下，而央行设定的调控目标正是3%。另外，国内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2004年全国35个大中城市达到了110.8%，比2003年上涨了9.7%。最新数据显示，2007年2月份，全国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9%，主要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3%。（2）货币供应量迅速增长。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速度明显快过GDP的同比增长速度。2001年M2/GDP之值在1.45以下，而到2006年底这一比值达到了1.65。另外，近年中国M1、M2之间的差额即“喇叭口”在不断扩大，这也反应出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正在加大。
3、中央银行的政策面临两难处境。一方面，中央银行采取一系列措施缓解国内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2003年6月起，中国货币政策开始向紧缩性方向转变。随后的一系列措施都显示出央行对于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的担忧。央行多次调高存贷款利率，并且不断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紧缩银根，控制信贷过快增长，抑制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央行不得不从外汇市场大量买入外汇储备，而大量外汇储备的买入直接导致了外汇占款的增加从而引起国内通货膨胀。所以，如果从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角度出发，央行就不得不大量购入外汇，但是外汇的购入导致了外汇占款的相应增加，从而导致货币规模急剧增长，紧缩的货币政策失效。如果从减小通胀压力的角度出发，央行就会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但紧缩性货币政策会造成市场利率的提升，从而拉大了人民币与外币的利差，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二）冲突的原因
1、长期以来的固定汇率影响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前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直保持在相对固定不变的水平上，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当汇率波动超出一定幅度之后，货币当局将会出面干预，这就使本币供应量成为随汇率变化而变化的一个外生变量。此外，由于人民币钉住美元，当美国降低利率时，人民币将存在升值压力。为维持固定汇率，政府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使国内被动实行了扩张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本国货币政策受制，丧失了独立性。
2、央行对冲工具的缺失。僵化的汇率机制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央行冲销工具的缺失，这也是为什么即使人民币实施汇率改革以后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矛盾依然存在的原因。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的对冲工具相当有限，随着对冲外汇占款压力不断加大,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处于国债和银行债券短缺的尴尬境地。从2003年开始央行不得不大量发行央行票据以对冲巨额的外汇占款。央行票据从2003年的7368.2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36522.7亿元，这显示出央行在票据发行方面的压力正在增大。公开市场操作乏力使得央行无法应对大规模涌入中国的外国资本，从而也就无法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
3.外汇储备增长导致外汇占款增加。前述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带来外汇收入中的相当大一部分被央行被动买进，因为央行为了抵制境外游资的攻击，汇率剧烈波动必须大量买入境外流入的外汇。另外，当下中国的结售汇制度也决定了央行不得不大量买入外汇。大量外汇的买入加之央行有效冲销工具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外汇占款的增加。到2006年底外汇占款达到了98868亿元，比2001年增长了近5倍。庞大的外汇占款直接导致了国内通胀压力的加大。
四、货币政策与汇率机制的协调
（一）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任何一个国家都只能在资本完全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自主性这三者中择其二而行之。因此，在资本不完全流动的情况下解决中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冲突，首先必须放弃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更加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7月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次人民币汇率的适当升值和向更加灵活和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操作具有积极意义。汇率的更具灵活性，可以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资本流动更加自由和频繁的背景下，更具自主性。中国宏观调控的工具中增加了汇率工具，可以更有效地对中国的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进行调节，使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更有保障。
（二）改善外汇储备的管理
前述分析得出，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直接影响着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所以必须完善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首先要适度调整外汇储备结构，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适度减持美元，增加欧元和日元比重，根据经济形式的变化做短期调整，降低汇率风险；其次要增加实物储备。充分利用多余外汇储备建立中国的能源储备，以抵御能源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冲击和制约；再次，建立外汇储备基金。在外汇储备中，流动性头寸部分可以由央行直接管理，其他部分，让基金进行管理，实现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最后，藏汇于民。变“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放松对民间持有和投资外汇的限制，放宽企业和个人用汇自由。这样有助于减少央行的外汇占款，增加民间的投资渠道，也为进一步提高汇率的灵活性创造了条件。
（三）加强外汇市场建设
首先，要推动结售汇走向市场化。要从强制结售汇制逐步转向意愿结汇制，这样结售汇这个环节弹性更大了，市场化程度更高了，整个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就会有明显提高。其次，要适时推出衍生产品，防范汇率风险。尽快开办银行间远期和掉期外汇交易，协调汇率、货币政策的冲突。
参考文献：
1、卜永祥,秦宛顺.人民币内外均衡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美）Krugaman,P.R.Obstfeld,M.InternationalEconomics－Theoryandpolicy[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聂繁薇.论我国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冲突及协调[J].西南财经大学,2006（4）.
4、江远桥.“不可能三角”的重新选择-人民币汇率升值正当时[J].对外经贸实务,2006（6）.
5、李军,张敏.我国超额外汇储备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湖北社会科学,20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