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08 11: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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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移动通信经营策略
一、移动通信向信息领域发展的必然趋势
自80年代末期我国引进移动通信系统以来,即以一发而不可收的态势迅猛发展。全国移动通信网逐步完善,移动电话用户成数量级地增长,使得传统电话业务币场发生了深刻变化。
移动通信系统就市场占有率和电话普及率而言,虽然尚不及固定电话,但它的增长幅度,却超越了固定电话。
这种变化,突出地表现在移动通信的发展趋势上。与固定电话相比,移动通信更适于全球个人通信的发展趋势。
这种变化,还表现在信息经营方面。信息的本质是流动的。与固定电话相比,移动通信更适于瞬息万变的信息流动,从而开发更加广泛的信息业务。
这种变化,是邮电分营、电信重组为移动通信带来的一个历史性机遇。即移动通信系统从分支地位一举成为主体通信企业之一,使得它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有更多的主动权。移动通信面对的市场有更大的潜力和可塑性。
邮电分营,使原来那种政企不分的混合体变成真正独立经营的企业,邮政和电信各自走上独立发展之路。它使得中国电信可以轻装上阵,得以摆脱以往那种相互依赖自我迁就的局面,增加危机紧迫感,刻苦寻求经营之道。电信重组后,移动通信尤为如此。
邮、电、移三分天下,同是信息产业的骨干力量,但它们在信息产业中的基础不同,表现不同,信息经营地位自然有所不同。
信息经营是指,邮政、电信和移动通信企业利用现有网络资源,从事信息采集、编制、传递、传播、中介、、合作开发等经营服务活动,利用信息资源创造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的过程。
邮政企业似已意识到依靠单纯信息、实物传递已经不能摆脱在通信市场上的被动局面。他们利用邮政网络,在传统信函业务基础上变换花色品种,办起的商业信函、广告速递、明信片。礼仪通信等业务,带有一定的信息经营色彩。但他们在信息采集、编制、传播等方面创新不足,保守有余,并没有取得信息经营的长足进步,使得很有发展前途的几项新业务起伏不定。他们的经验教训应当引以为鉴。
电信企业从单纯信息传递(传输)向信息经营方向发展步伐稍快。程控电话异军突起之后,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新业务竞相崭露头角。数据通信、可视图文、电子信箱等业务本来是从事信息经营活动的极好手段,只可惜应用不善,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效果。好在计算机通信(如互联网)后来居上,但仍未摆脱单纯信息传递的巢日,多半起“桥梁”“公路”作用,而没有大踏步向信息经营方向发展。只有电话信息服务台(160、168)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信息经营的大雅之堂,取得了信息查询和广告通信方面的诸多收益。他们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目前移动通信系统在信息经营方面尚属白纸一张,暂无经验可谈。一方面,在电信重组以前,受电信经营管理体制的制约,移动通信没有在信息经营方面得以施展;另一方面,拘于移动电话组网。放号、维护等诸方面的压力,尚来不及将信息经营摆上议事日程。但随着移动通信系统日趋完善,移动电话新业务陆续推出,信息经营不仅有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有了一定的精神准备。
综上所述,总体来看,名为信息产业的邮、电、移三支骨干力量,在整体营销策略方面,尚未调整到信息经营方向上来。从上至下强调的是“放号”多少,“能力”多大,主要靠“邮资”、“话费”来维持收入水平。打破单纯信息传递的固有模式,向信息经营方向发展,是信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移动通信系统来说,正确地估量自身在信息产业中的地位,趁着其他通信方式在信息市场遗留的大块空白,将信息经营纳入移动通信主体经营战略目标,是非常必要的,有益的。
二、移动通信向信息领域发展的营销策略
信息经营之所以要摆在移动通信企业的战略地位上,这是因为信息经营与单纯信息传递的性质是不同的。
单纯信息传递源于传统的邮电通信性质。“邮电通信业:承担信息传递、办理公众通信业务的生产部门,由邮政和电信两部分组成。邮政是利用各种运输工具传递实物载体的信息为主的产业;电信是利用有线电、无线电、光或其他电磁系统,对符号、信号、文字、图像、声音或任何性质的信息的传输。发射或接收的产业”“邮电通信业通过信息传输和邮件传递产生一种特殊的效用,这种效用把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有机地联系起来,缩短时间和空间距离,加速社会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直接为社会产生巨大的效益”
传统邮电通信性质将邮电通信定位在一个阶段——信息传递阶段。而实际上,信息从产生到消费何止一个传递阶段。单纯信息传递概念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产生的,那时的“社会分工”注定要求邮电通信只管传递信息,“迅速、准确、安全、方便”地为党政军民服务,而对于信息内容不必涉及,也就没有必要去组织开发信息资源。信息传递是信息经营的一部分,这部分就是“通信”。当然通信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它并不能囊括信息经营的全部环节。
信息经营是有效利用信息资源的表现。社会生产生活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使得信息事件源源不断地产生。有的信息可以就地消化,有的信息则需要流通和传递。这就为信息经营提供了用武之地。信息经营和单纯信息传递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仅注重于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质量,而且注重于信息来源的组织、素材的采集、资料的编辑、内容的扩散和信息消费的反馈等等。如果说,单纯信息传递传递的是个别的即时的原装的实用信息,而信息经营传递的信息,则是能用的,预设的,包装的实用信息。
移动通信为用户提供通话服务,体现了信息传递的个别性、即时性与实用性。移动通信承载的传真、数据、语音信箱等项目,是信息传递范围的扩大和通信服务功能的增强。而信息点播、短消息服务等项目,则是信息经营范围的扩大和增强。这是因为,信息经营已经将个别信息转为通用信息,随机信息转为预设信息,原装信息转为包装信息了。
据了解,移动通信短消息服务开通以来,受到一部分用户的欢迎。这是在其业务功能尚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产生的积极效果。
鉴于移动通信尚处在基本建设初上规模时期,将主要经营目标放在扩大市场占有率上,为此而加速放号,让更多的用户尽快进入网络系统,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放号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放号提高收益水平。放号只是产品营销即信息经营的前奏,更精彩的演出还在后头。谁能保证通信性能好,服务质量高,谁就能拢住老用户,激励新用户。网上竞争是质量的竞争和服务的竞争。只能提供话音服务而不能提供更多的信息服务,不仅是对移动通信技术功能的浪费,而且是移动通信企业的一大缺憾。
因此,我们应当采取加速放号和信息经营并重的营销策略,向厂褒的信息领域进军,抢占通信和信息两大业务市场。3移动通信向信息领域发展的方式方法
结合移动通信基本业务和各项新业务的开发开办,调动一切可资利用的信息营销手段,建立适于向信息经营方向发展的企业经营机制,加速占领信息业务市场,有如下方法可供研究参考。
(1)充分利用先进技术,调动一切信息营销手段
移动通信系统有其他系统不可比拟的先进性。它不仅可以提供近、远程移动通话服务,机随人便,话随人走,而且具有一系列新业务功能。基本通话业务与各项新业务紧密配合,十分有利于向信息领域发展。
可以作为信息营销手段的新业务功能有:
信息点播:将预先编制的各类信息格式化,供用户随机点播,随启即发,内容简捷清楚。它是真正的“快易通”和“文曲星”,而且其信息源和信息流是不断扩充的,可以适时更新演进,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短消息服务:利用手机显示功能,借助于信息台的接转操作,用户之间可以互发短消息。公司方面,将时效性很强的信息节目变成短消息分区分片向用户传播。办理商家客户、机关部门短消息广告和通知业务,有针对性地短消息新闻广告和通知通告,收取广告通知费用。利用短消息开展公益和礼仪性业务宣传服务,提高公司信誉和凝聚力。
语音信箱:当用户来话不通时,将主叫用户留言存入信箱,供被叫用户随机听取,这是补充通话的一项功能。除用于个别通话接续外,可将主被叫留言转化为通知广告信息,形成广告信箱业务。将语音信箱与短消息服务相结合,每发短消息缀以广告信箱号码,则可将短消息扩展传播,变成长消息服务。
客服中心:建立客服中心的目的原本是为了方便用户联系,处理不必当面即可解决的某些通信服务质量和业务手续问题。如业务咨询、资费查询、帐务查询、障碍申告、服务投诉、业务办理等。如能将这种与通信业务有关的联系扩展成无关的查询,就会通向直接的信息经营。
综合业务平台:以智能多媒体方式,将各种特服业务手段集中到一个平台上,同时具有人工受理和自动查询两大功能。利用规模宏大的数据库,存储和交换可供查询和交易的各类信息资料。此平台所以能够包罗万象,一方面是它自身的聚集能力所致,另一方面它是多路网源接口,可以汇接各路信息流,达到信息共享的目的。
(2)广涉博猎,精心编制,扩大信息来源
在信息服务方面,移动通信系统可谓白手起家,要想参与市场竞争,必须广涉博猎。社会信息来源十分广泛,要有组织地开发采集。
①独立开采,特色经营
针对不同的信息特征,采取独立开采,特色经营策略。如利用短消息与语音信箱相结合的信息传播,可以到相关企事业单位登门采集。将广告受理办到家门。初期可做优惠广告信息传播试验,积累经验,逐步规范。
②互通有无,综合利用
先期发展的160、168电话信息服务台,是我们最佳合作伙伴之一。一方面向他们学习业务管理经验,同时在互利互惠的前提下,转用他们的信息节目。利用其提供的可靠的信息资料,进行为我所用再加工,形成适于短消息触发和语音信箱记存的综合信息。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可以扩展到社会上其他信息台。
③分门别类,广开节目
将信息节目分门别类进行编制。编制信息节目应以真实、简练。适用为原则,切忌虚假、空洞和冗长。根据不同信息的不同价值,利用价格杠杆调节供求关系。制定信息目录和节目价格清单,方便用户随机查询和选择。
④以微促定,个性发展
信息经营涉猎对象不仅在于各行各业企事业单位,而且要面向个人与家庭。移动通信一方面是个体化通信——手机持有者通信:同时它也是一种连体化通信,非手机用户可以进入移动通信网。利用这种性能,开办虚拟手机业务,进而为无手机用户开办语音信箱和信息专页,实施个性化信息中介传播服务。
(3)集中优势,合力开发,建立企业经营机制
实施信息经营战略,必须建立适于信息经营发展的企业经营机制。移动通信某些新业务之所以推广不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集中优势力量,各个击破。另者,没有将某些新业务功能提到信息经营的高度去发挥作用,使新业务淡化在主体业务之中,不能得到经营者的重视,怎能引起用户青睐。
开展具有移动通信特色的信息经营活动,至少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利用现有专业管理和生产人员,在经营维护主体通信网络的同时经营信息业务;二是组建专门从事信息业务的企业集团(公司),使信息经营企业化。可资借鉴的是,原辽宁省邮电实业开发总公司所属省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专业生产形式走上企业化道路之后,集中优势,联网运营,信息业务得以迅速推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以多种经营方式发展信息产业的一个成功尝试。电信重组以后,移动通信系统增加了人力资源,不妨调聘懂经营善管理的得力人员,组建“移动信息公司”,实施股份制集团化联网运营,将移动通信信息产业推出地平线。
以多种经营方式发展移动信息产业,有如下好处和优势:
第一,有利于将基本通话业务以外的经营项目集中起来,变换花色品种,以信息经营的面目推向社会。
第二,有利于合理调动和使用人力资源,为主业减轻人事负担,提高劳动生产率。
论文摘要:21世纪移动通信技术和市场飞速发展,在新技术和市场需求的共同作用下,未来移动通信技术将呈现以下几大趋势:网络业务数据化、分组化,移动互联网逐步形成;网络技术数字化、宽带化;网络设备智能化、小型化;应用于更高的频段,有效利用频率;移动网络的综合化、全球化、个人化;各种网络的融合;高速率、高质量、低费用。这正是第四代(4G)移动通信技术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一、引言
移动通信是指移动用户之间,或移动用户与固定用户之间的通信。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半导体、集
成电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移动通信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随着其应用领域的扩大和对性能要求的提高,促使移动通信在技术上和理论上向更高水平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移动通信已成为现代通信网中不可缺少并发展最快的通信方式之一。
回顾移动通信的发展历程,移动通信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第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主要指蜂窝式模拟移动通信,技术特征是蜂窝网络结构克服了大区制容量低、活动范围受限的问题。第二代移动通信是蜂窝数字移动通信,使蜂窝系统具有数字传输所能提供的综合业务等种种优点。第三代移动通信的主要特征是除了能提供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所拥有的各种优点,克服了其缺点外,还能够提供宽带多媒体业务,能提供高质量的视频宽带多媒体综合业务,并能实现全球漫游。现在用的大多是第二代技术,第三代技术还不太成功,但已有了第四代技术的设想。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4G)标准比第三代具有更多的功能。
二、4G移动通信简介
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概念可称为宽带接入和分布网络,具有非对称的超过2Mbit/s的数据传输能力。它包括宽带无线固定接入、宽带无线局域网、移动宽带系统和交互式广播网络。第四代移动通信标准比第三代标准拥有更多的功能。第四代移动通信可以在不同的固定、无线平台和跨越不同的频带的网络中提供无线服务,可以在任何地方用宽带接入互联网(包括卫星通信和平流层通信),能够提供定位定时、数据采集、远程控制等综合功能。此外,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是集成多功能的宽带移动通信系统,是宽带接入IP系统。目前正在开发和研制中的4G通信将具有以下特征:
(一)通信速度更快
由于人们研究4G通信的最初目的就是提高蜂窝电话和其他移动装置无线访问Internet的速率,因此4G通信的特征莫过于它具有更快的无线通信速度。专家预估,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的速度可达到10-20Mbit/s,最高可以达到100Mbit/s。
(二)网络频谱更宽
要想使4G通信达到100Mbit/s的传输速度,通信运营商必须在3G通信网络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大幅度的改造,以便使4G网络在通信带宽上比3G网络的带宽高出许多。据研究,每个4G信道将占有100MHz的频谱,相当于W-CDMA3G网络的20倍。
(三)多种业务的完整融合
个人通信、信息系统、广播、娱乐等业务无缝连接为一个整体,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4G应能集成不同模式的无线通信——从无线局域网和蓝牙等室内网络、蜂窝信号、广播电视到卫星通信,移动用户可以自由地从一个标准漫游到另一个标准。各种业务应用、各种系统平台间的互联更便捷、安全,面向不同用户要求,更富有个性化。而且4G手机从外观和式样上看将有更惊人的突破,可以想象的是,眼镜、手表、化妆盒、旅游鞋都有可能成为4G终端。
(四)智能性能更高
第四代移动通信的智能性更高,不仅表现在4G通信的终端设备的设计和操作具有智能化,更重要的是4G手机可以实现许多难以想象的功能。例如,4G手机将能根据环境、时间以及其他因素来适时提醒手机的主人。
(五)兼容性能更平滑
要使4G通信尽快地被人们接受,还应该考虑到让更多的用户在投资最少的情况下轻易地过渡到4G通信。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4G通信系统应当具备全球漫游、接口开放、能跟多种网络互联、终端多样化以及能从2G、3G平稳过渡等特点。
(六)实现更高质量的多媒体通信
4G通信提供的无线多媒体通信服务将包括语音、数据、影像等,大量信息透过宽频的信道传送出去,为此4G也称为“多媒体移动通信”。
(七)通信费用更加便宜
由于4G通信不仅解决了与3G的兼容性问题,让更多的现有通信用户能轻易地升级到4G通信,而且4G通信引入了许多尖端通信技术,因此,相对其他技术来说,4G通信部署起来就容易、迅速得多。同时在建设4G通信网络系统时,通信运营商们将考虑直接在3G通信网络的基础设施之上,采用逐步引入的方法,这样就能够有效地降低运营成本。
三、4G移动通信的接入系统
4G移动通信接入系统的显著特点是,智能化多模式终端(multi-modeterminal)基于公共平台,通过各种接技术,在各种网络系统(平台)之间实现无缝连接和协作。在4G移动通信中,各种专门的接入系统都基于一个公共平台,相互协作,以最优化的方式工作,来满足不同用户的通信需求。当多模式终端接入系统时,网络会自适应分配频带、给出最优化路由,以达到最佳通信效果。目前,4G移动通信的主要接入技术有:无线蜂窝移动通信系统(例如2G、3G);无绳系统(如DECT);短距离连接系统(如蓝牙);WLAN系统;固定无线接入系统;卫星系统;平流层通信(STS);广播电视接入系统(如DAB、DVB-T、CATV)。随着技术发展和市场需求变化,新的接入技术将不断出现。
不同类型的接入技术针对不同业务而设计,因此,我们根据接入技术的适用领域、移动小区半径和工作环境,对接入技术进行分层。
分配层:主要由平流层通信、卫星通信和广播电视通信组成,服务范围覆盖面积大。
蜂窝层:主要由2G、3G通信系统组成,服务范围覆盖面积较大。
热点小区层:主要由WLAN网络组成,服务范围集中在校园、社区、会议中心等,移动通信能力很有限。
个人网络层:主要应用于家庭、办公室等场所,服务范围覆盖面积很小。移动通信能力有限,但可通过网络接入系统连接其他网络层。
固定网络层:主要指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纤组成的固定通信系统。
网络接入系统在整个移动网络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未来的接入系统将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技术革新和突破:为最大限度开发利用有限的频率资源,在接入系统的物理层,优化调制、信道编码和信号传输技术,提高信号处理算法、信号检测和数据压缩技术,并在频谱共享和新型天线方面做进一步研究。为提高网络性能,在接入系统的高层协议方面,研究网络自我优化和自动重构技术,动态频谱分配和资源分配技术,网络管理和不同接入系统间协作。提高和扩展IP技术在移动网络中的应用;加强软件无线电技术;优化无线电传输技术,如支持实时和非实时业务、无缝连接和网络安全。
四、4G移动通信系统中的关键技术
(一)定位技术
定位是指移动终端位置的测量方法和计算方法。它主要分为基于移动终端定位、基于移动网络定位或者混合定位三种方式。在4G移动通信系统中,移动终端可能在不同系统(平台)间进行移动通信。因此,对移动终端的定位和跟踪,是实现移动终端在不同系统(平台)间无缝连接和系统中高速率和高质量的移动通信的前提和保障。中国-(二)切换技术
切换技术适用于移动终端在不同移动小区之间、不同频率之间通信或者信号降低信道选择等情况。切换技术是未来移动终端在众多通信系统、移动小区之间建立可靠移动通信的基础和重要技术。它主要有软切换和硬切换。在4G通信系统中,切换技术的适用范围更为广泛,并朝着软切换和硬切换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三)软件无线电技术
在4G移动通信系统中,软件将会变得非常繁杂。为此,专家们提议引入软件无线电技术,将其作为从第二代移动通信通向第三代和第四代移动通信的桥梁。软件无线电技术能够将模拟信号的数字化过程尽可能地接近天线,即将A/D和D/A转换器尽可能地靠近RF前端,利用DSP进行信道分离、调制解调和信道编译码等工作。它旨在建立一个无线电通信平台,在平台上运行各种软件系统,以实现多通路、多层次和多模式的无线通信。因此,应用软件无线电技术,一个移动终端,就可以实现在不同系统和平台之间,畅通无阻的使用。目前比较成熟的软件无线电技术有参数控制软件无线电系统。
(四)智能天线技术
智能天线具有抑制信号干扰、自动跟踪以及数字波束调节等智能功能,能满足数据中心、移动IP网络的性能要求。智能天线成形波束能在空间域内抑制交互干扰,增强特殊范围内想要的信号,这种技术既能改善信号质量又能增加传输容量。
(五)交互干扰抑制和多用户识别
待开发的交互干扰抑制和多用户识别技术应成为4G的组成部分,它们以交互干扰抑制的方式引入到基站和移动电话系统,消除不必要的邻近和共信道用户的交互干扰,确保接收机的高质量接收信号。这种组合将满足更大用户容量的需求,还能增加覆盖范围。交互干扰抑制和多用户识别两种技术的组合将大大减少网络基础设施的部署,确保业务质量的改善。
(六)新的调制和信号传输技术
在高频段进行高速移动通信,将面临严重的选频衰落(frequency-selectivefading)。为提高信号性能,研究和发展智能调制和解调技术,来有效抑制这种衰落。例如正交频分复用技术(OFDM)、自适应均衡器等。另一方面,采用TPC、Rake扩频接收、跳频、FEC(如AQR和Turbo编码)等技术,来获取更好的信号能量噪声比。
五、OFDM技术在4G中的应用
若以技术层面来看,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主要是以CDMA为核心技术,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则以正交频分复用(OrthogonalFreqencyDivisionMultiplexer,OFDM)最受瞩目,特别是有不少专家学者针对OFDM技术在移动通信技术上的应用,提出相关的理论基础。例如无线区域环路(WLL)、数字音讯广播(DAB)等,都将在未来采用OFDM技术,而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则计划以OFDM为核心技术,提供增值服务。
在时代交替之际,旧有系统之整合与升级是产业关心的话题,目前大家谈的是GSM如何升级到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而未来则是CDMA如何与OFDM技术相结合。可以预计,CDMA绝对不会在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中消失,而是成为其应用技术的一部份,或许未来也会有新的整合技术如OFDM/CDMA产生,前文所提到的数字音讯广播,其实它真正运用的技术是OFDM/FDMA的整合技术,同样是利用两种技术的结合。因此未来以OFDM为核心技术的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也将会结合两项技术的优点,一部份将是以CDMA的延伸技术。
六、结束语
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未来的4G通信的确显得很神秘,不少人都认为第四代无线通信网络系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技术系统。总的来说,要顺利、全面地实施4G通信,还将可能遇到一些困难。
首先,人们对未来的4G通信的需求是它的通信传输速度将会得到极大提升,从理论上说最高可达到100Mbit/s,但手机的速度将受到通信系统容量的限制。据有关行家分析,4G手机将很难达到其理论速度。
其次,4G的发展还将面临极大的市场压力。有专家预测,在10年以后,2G的多媒体服务将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此时覆盖全球的3G网络已经基本建成,全球25%以上的人口使用3G,到那时,整个行业正在消化吸收第三代技术,对于4G技术的接受还需要一个逐步过渡的过程。
因此,在建设4G通信网络系统时,通信运营商们将考虑直接在3G通信网络的基础设施之上,采用逐步引入的方法,使移动通信从3G逐步向4G过渡。
参考文献:
1、谢显忠等.基于TDD的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M].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是发展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课题,而从文化的视角探讨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有助于了解儿童社会行为发展的本质。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既有文化普遍性,又表现出文化特异性,但我们仍需更多的研究揭示文化的具体影响。本文以亲子交流作为切入口,阐述中西文化下主要抚养者亲子谈话和儿童情景记忆的不同特点及其对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影响,为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特异性提供了进一步解释,并初步构建了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模型,提出了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对于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摘要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既有文化普遍性,又表现出文化特异性。为了探讨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会交流的作用。亲子交流是儿童早期社会交流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儿童心理论的获得和发展密切相关。文章分别比较了抚养者的亲子谈话和儿童情景记忆的中西文化差异,以及它们与心理理论发展的关系来理解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最后提出了一些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 亲子交流;心理理论;文化特异性;亲子谈话;情景记忆
分类号B844
Premack和Woodruff(1978)研究黑猩猩的社会认知能力时首次提出了心理理论(theory ofmind)的概念(王茜,苏彦捷,刘立慧,2000)。儿童4岁左右开始发展的错误信念理解是心理理论的核心成分,常常是衡量儿童是否具备心理理论的标志性任务(例如Wimmer&Perner,1983)。然而心理理论包含不同的成分,这些成分在不同的年龄相继发展出来(王彦,苏彦捷,2008)。Wellman和Liu(2004)在总结大量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设计了一套心理理论量表,用于测量儿童在发展上依次出现的概念理解。随着研究的拓展和深入,研究者从最初主要关注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Wellman,Cross,&Watson,2001),到目前越来越多关注心理。对这些发现的理解不能不涉及个体的社会化环境,而教养实践中的亲子交流影响着个体的社会化进程(Keller et al,2007)。亲子交流作为一个亲子双方相互作用的整体,应该包括抚养者的亲子谈话和儿童对自己经验的组织。因此系统分析和总结主要抚养者亲子谈话与儿童情景记忆的文化普遍性与特异性会有助于我们对心理理论发展规律的认识。
1 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文化普遍性与特异性
Wellman等(2001)通过元分析比较了不同年龄、不同国家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结果发现,尽管典型发展儿童通过错误信念的时间点并不相同,但大部分在4岁左右时能够理解错误信念,表明心理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文化普遍性。但该元分析中涉及到的研究样本量较小,且主要集中在欧美儿童错误信念的理解上。这些研究者随后的一项元分析则比较了196名中国儿童(其中69名来自香港)与155名北美儿童(其中,83名儿童来自美国,72名儿童来自加拿大)错误信念的理解能力。结果发现,不同文化下儿童心理理论具有相似的发展轨迹,但某些特定心理理论能力出现的时间并不相同,而且部分心理理论任务通过的顺序也存在文化差异。具体来说,中国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时间晚于西方儿童,加拿大儿童38个月时就能顺利地通过错误信念任务,而香港地区的儿童在64个月时,错误信念任务的正确率才超过机遇水平;国内大部分研究也发现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平均年龄为5岁(隋晓爽,苏彦捷,2003;文,张文新,2002;方富熹,Wellman,刘玉娟,刘国雄,亢蓉,2009)。另一方面,西方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先后顺序是:意图理解、信念理解、知与不知理解、错误信念理解、伪装情绪的理解,而中国儿童较早理解知与不知,较晚地理解信念,这种心理理论获得顺序上的文化特异性同样表现在澳大利亚和伊朗的儿童身上(shahaeian,Peterson,Slaughter,&Wellman,2011)。可见,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不仅具有文化普遍性,也存在文化特异性。
不同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心理理论的获得机制。Leslie.Friedman和German(2004)认为领域特殊的、先天的模块或成熟的神经机制导致了心理理论的获得;Wellman等人(2008)则强调儿童早期与心理状态有关的概念的发展对获得心理理论的作用。但是,这些观点更多地关注了心理理论发展的普遍性,对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解释甚少。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社会交流的角度来解释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个体差异(Carpendale&Lewis,2004;Symons,2004),其中亲子交流成了关注的焦点。早期的亲子交流既包括以亲代为主体指向子代的亲子谈话。也包括以子代为主体指向亲代的情景记忆,因为儿童和他人谈论的主要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中西方文化下的亲子谈话(苏彦捷,覃婷立,2010;Keller et al.,2007)和儿童的情景记忆具有不同的特点(Wang,2003,2004;Wang&Fivush,2005;陆慧菁,苏彦捷,2007)。本文试图从中西文化下亲子交流的差异来解释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特异性。
2 抚养者亲子谈话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由于历史和文化传承的差异,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认知加工过程以及注意、知觉的重点都不同(NisbeR&Masuda,2003)。西方文化强调自主与独立,个体更关注内部心理状态,这就鼓励个体表达他们的想法、观点和情绪;相反,中国文化注重与他人的联系和群体内部的和谐,更多关注个体外部行为与规范,并不重视个人的想法与情绪等内部心理因素(Greenfield,Keller,Fulizni.&Maynard,2003;Kagitcibasi,2005;Markus&Kitayama,2003;Wang&su,2005)。这种价值观的差异使得中西方文化下亲子谈话的内容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2.1谈论心理状态与谈论行为
比较中美母亲亲子谈话内容与风格的跨文化研究发现,西方母亲给孩子讲故事时更多地谈论儿童的个人偏好和观点,愿望和知觉: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道德习俗和行为准则(Wang,Leichtman,&Davies,2000;Wang,2001)。Keller等人(2007)的研究也发现,西方父母更加强调儿童的自主性,强调自我和情绪,认为情绪等心理状态是个体对自我的直接表达,也是对自我重要性的肯定,因此与孩子谈话时更多地谈论心理状
态;中国家长更加强调他人和行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行为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联系,因此谈话时更多地谈论行为。最近一项研究比较了欧美与中国母亲的亲子谈话内容发现,讲故事时欧美的母亲比中国母亲更多地提及想法和情绪,而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行为(Doan&Wang,2010)。这些研究结果一致表明,西方母亲的亲子谈话中更多地谈及心理状态,而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外部行为。
2.1.1心理状态的谈论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亲子谈话作为儿童早期言语的输入,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Brown,Donelan―Mc Call,&Dunn,1996;Meins et al.,2002;Ruffman,Slade,&Crowe,2002;Peterson&Slaughter,2003;Slaughter,Pearson,&Mackintosh,2007;Tamnoepeau&Ruffman,2008)。大量西方文化下亲子谈话与心理理论关系的研究表明,母亲在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解能力有关(Dunn,Brown,Slomkowski,Tesla,&Youngblade,1991;Dtmn,Brown,&Beardsall,1991),母亲谈论的心理状态越多,孩子的心理理论能力越强。有的研究甚至没有直接记录母亲和孩子的谈话,而只是要求母亲对孩子进行自由描述(Meins et al.,2002)或自我报告和孩子谈论心理状态的情况(Ruffman,Perner,&Parkin,1999),结果发现母亲谈论心理状态或自我报告谈论心理状态越多,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越好。Ruffman等人(2002)的纵向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证据。他们分别在儿童3岁、3-4岁和4岁时收集了母子的谈话内容、儿童的心理理论、儿童的语言能力以及儿童早期自发使用的心理状态词语等数据。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儿童自发使用的心理状态词语、早期的心理理论理解、语言能力、年龄、母亲的教育水平之后,母亲早期关于心理状态的描述,和儿童随后的心理理论发展相关。通过交叉滞后分析发现,儿童3岁和3.4岁时母亲关于心理状态的描述,分别和儿童3.4岁和4岁时的心理理论能力呈正相关,但儿童3岁和3.4岁时的心理理论能力分别和母亲在儿童3.4岁和4岁时使用心理状态的语词无关。可见,母亲关于心理状态的谈话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Ruffman et al.,2002;Ruffman,Slade,Devitt,&Crowe,2006)。Ensor和Hughes(2008)的研究直接记录了亲子互动过程中母亲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情况,同样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另外,一些训练研究也证明谈论心理状态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例如,Guajardo和Watson(2002)训练儿童谈论故事中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后,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明显提高。可见,用不同方法考察亲子谈话中母亲谈论心理状态的研究都得到了一致的结果。
随着研究的不断细化与深入,一些研究者区分了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简单谈论与详细谈论(Peterson&Slaughter,2003;Slaughter et al.,2007;Symons,Peterson,Slaughter,Roche,&Doyle,2005)。Slaughter等人(2007)的研究发现对于3岁的典型发展儿童来说,其心理理论任务的表现和母亲在亲子谈话中对认知状态的解释性的、因果归因和对比式的详细谈话风格显著相关;对于4岁孤独症儿童来说,其心理理论任务的表现和母亲对情绪详细解释的谈话显著相关。亲子谈话的内容和风格往往共同起作用,但它们之间关系的系统说明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苏彦捷,覃婷立,2010)。
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在儿童不同的年龄段,母亲对不同心理状态的谈论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婴儿初期母亲对意图的谈论显著多于思维和知识,而随着婴儿年龄的增长,母亲对意图的谈论减少,而对思维和知识的谈论增多。婴儿两岁前母亲对意图的谈论能显著预测婴儿之后使用心理状态词汇的情况和情绪理解能力,婴儿24个月大时母亲对想法与知识的谈论可以预测儿童33个月大时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情况(Taumoepeau&Ruffman.2006.2008)。Symons等人(2006)的研究也发现,5岁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与母亲在儿童两岁时恰当地谈论意图正相关,而与母亲在儿童两岁时对信念的谈论不存在显著相关。可见,婴儿早期母亲对意图的谈论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母亲对信念的谈论更能影响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
总之,西方文化下的横断和纵向研究都表明,母亲谈及心理状态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谈论之所以能够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可能是因为谈论心理状态的语言使得抽象的心理状态能够被语言的外显线索表达出来,从而引起儿童的注意,并激发了儿童去思考这些心理状态。
2.1.2行为的谈论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尽管国内研究者同样发现母子游戏过程中,母亲心理状态术语使用、儿童心理状态术语使用与3―5岁儿童心理理论能力存在显著相关(桑标,李燕燕,2006,),然而大量数据表明我们的亲子谈话中很少提及心理状态,更多地谈论行为,这既体现在讲故事中,也体现在记忆分享过程中(Wang&Fivush,2005;Wang,2007;Wang,Dean,&Song,2010;陆慧菁,苏彦捷,2007;Lu,su,&Wang,2008)。西方文化下,母亲谈论心理状态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那么,中国抚养者亲子谈话内容与儿童心理理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中国抚养者的谈论行为是否同样可以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覃婷立(2008)的研究以19名2~3岁儿童及其主要照顾者为被试,采用图画书任务、心理理论量表等任务考察了亲子谈话的特点及其与2岁儿童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中国文化下主要照顾者更多地谈论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对其行为的描述和复杂描述(运用对比和因果描述的方法描述除行为以外的非心理状态)占据亲子谈话的大部分内容,很少出现心理状态词汇。在控制儿童的语言能力,主要照顾者的教育程度以及句子总数后,主要照顾者对行为的描述和复杂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正相关,而对心理状态词汇的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得分不存在相关。主要照顾者对行为的描述能显著预测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但是,该项研究中对行为的编码未考虑到父母的谈话风格,即对行为的编码并未分出简单描述行为和详细描述行为。罗如帆(2010)的研究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该研究考察了主要照顾者对儿童心理的信念、亲子谈话
与儿童心理理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控制主要照顾者的句子总数、儿童语言能力后,主要照顾者对故事中人物行为的详述能够显著地预测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以上的两个研究一致表明:中国文化下亲子谈话中谈论行为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能力存在相关,但还不能就此得出是亲子谈话中行为的谈论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王呋洁(2009)通过训练的方法来探讨谈话中谈论行为与儿童心理理论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谈论行为和谈论心理状态都能够提高儿童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这两种谈话方式的作用没有显著差异。之所以谈论行为也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可能是因为照顾者在谈论涉及心理活动的情境时,对行为做出解释性、因果性和对比性的详细描述帮助儿童对整体情境有更好的理解,从而易化了儿童对涉及心理状态情境的理解,但是比起直接理解外显心理状态,儿童需要通过填充行为与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推测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以达到归因和理解以及预测的目的。这个过程更间接,也更难,这也可能是中国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年龄晚于西方儿童的一个原因(Su,2010;Hao et al.,2010)。
综上所述,西方文化下母亲对心理状态的谈论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中国文化下抚养者对行为的详述同样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2.2谈论自我与谈论他人
中西方价值观的不同,不仅导致了亲子谈话内容的文化差异,也导致了谈话内容指向对象的差异。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重视自我的重要性,因此谈话的内容更多地指向儿童自身;集体主义的中国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因此亲子谈话的内容主要指向他人(Kagitcibasi,2005)。婴儿早期,西方文化下母亲主要谈及婴儿自身的心理状态,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除了谈论儿童自身的心理状态外,母亲也开始谈及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中国文化下,主要照顾者更多地谈及他人的行为。谈话内容指向不同的对象。能更好地帮助儿童区分自我和他人。而自我与他人的区分,是儿童获得和发展心理理论特别是通过错误信念任务所必需的一种能力(Aichhorn,PerneL Kronbichler,Staffen,&Ladurner,2006;Slaughter et al.,2007;Abu-Akel&Shamay-Tsoory,2011)。西方文化下的研究表明,儿童15个月时,母亲谈论儿童的意图能够更好地预测儿童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及情绪理解能力,当儿童24个月时。母亲谈论自己和他人的知识和想法能够显著地预测儿童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Taumoepeau&Ruffman,2006,2008)。这可能是因为在孩子语言能力还未发展出来时,母亲谈论心理状态可能为儿童提供了直接考虑心理状态的机会。当婴儿语言出现后,谈论幼儿的心理状态为幼儿外显地考虑与自己意图或者情绪有关的内部体验提供了机会,也容易帮助婴儿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心理状态词汇间建立起联系;婴儿未能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心理词汇间建立联系前,谈论他人的心理状态仅仅为婴儿提供了标记他人面部表情或动作的途径,婴儿没有参照点去理解潜在心理状态的途径。只有婴儿在自己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词汇间建立了联系后,母亲谈论他人的心理状态才能够帮助儿童更好地区分自我和他人。可见,谈论儿童自身的心理状态可能是理解他人心理状态非常关键的一步(Nichols&Stitch,2003)。中国文化下的研究发现,中国主要照顾者在向儿童讲故事时,谈及最多的是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即谈话内容的指向对象是他人,而且亲子谈话中谈及他人的行为和儿童较好的心理理论表现相关(覃婷立,2008;罗如帆,2010)。
谈及自我与谈论他人的这种文化差异不仅表现在主要照顾者给孩子的讲故事中,同样也表现在与孩子的记忆分享过程中。和孩子谈论共同经历的事件时,西方文化下的母亲使用更多的语言来描述和评价孩子的想法和感受,并讨论这些心理状态的原因和结果;中国的母亲则使用更多的语言来描述和评价群体的活动、社会互动和他人的行为等(Mullen&Yi,1995)。Wang等人的系列研究也表明,在谈论过去经历时。欧美的母亲和孩子更多提及儿童的感受、偏好和观点,并讨论心理状态的原因,表现出“情绪解释性风格”(Emotion-Explaining Style);相反,中国母亲和孩子经常关注行为和其他人的重要性,重视道德习俗和行为标准,表现出“情绪批判性风格”。不同的价值观使得西方家长与孩子的互动中鼓励儿童谈论自己的想法和情绪,进而满足其自主需求,而中国的家长与孩子的互动中不鼓励孩子表现自我的独特性,而是要求孩子接受习俗、社会规范,并且保持与别人的一致,鼓励孩子更多地谈论他人(Kagitcibasi,2005)。Markus和Kitayama(1991)提出的“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也说明了这一点。欧美文化下的“独立自我”强调个人主义及对自我的自主感,这就鼓励个体通过关注自己的观点和心理状态来寻求和维持自己与他人的区别,而儒家文化的“互依自我”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鼓励个体注意与他人的联系和社会互动的重要性。这种特定文化的自我观通过亲子互动尤其是亲子间记忆的共享整合到了儿童的自我知识中(张镇,张建新,2008),也使得他们的情景记忆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3 儿童情景记忆的特点与其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
3.1亲子谈话与儿童情景记忆
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是对过去或将来特定时间、地点或特定情景下发生的具体事件的模拟,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意义重大(Tulving,2002)。Tulving认为情景记忆的主观时间是指向过去的。后来的很多研究将其扩展到指向将来的时间方向,也包含了对未来可能发生事件的想象、预期与规划(Addis,Wong,&Schacter,2008;Schacter,Addis,&Buckner,2007;Tulving,2002)。由此,可以说情景记忆包括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两个部分。
情景记忆的回忆过去是指与自我相关的个体经历事件的记忆集合,也就是自传体记忆(Wang,Hutt,Kulkofsky,McDermott,&Wei,2006)。进入学前期后,随着自我意识的获得、语言水平的发展、叙述技能的提高、元表征能力(例如心理理论)的增强、神经生物性结构逐渐成熟等(Peterson,Wang,&Hou,2009,),儿童能够记住的关于自己的事件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有成人语言的提示和引导,儿童的自传体记忆会表现得更为出色。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在与子女进行交流谈话时,常常会在语言上引导儿童回忆一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件,这些语言一方面会给予儿童提示,帮助他们回忆过去事件,另一方面也在
指导儿童巩固和建构事件的记忆,例如理清事件中的要点,理解事件因果逻辑关系,了解父母如何看待这些事情,从而加强记忆。因此,儿童在与他们的父母进行回忆过去的对话的同时,也是在积极地参与自己记忆的发展(Farrant&Reese,2000)。情景记忆的想象将来是指将自我投射到将来去预先体验未来事件,是人类特有的高度适应性认知能力之一(Atance&O'Neill,2001)。无论是回忆过去还是想象将来都是谈论心理状态或行为非常重要的背景。
儿童早期的社会互动与情景记忆存在相关,特别是母亲与儿童之间的关于记忆分享的亲子对话,这对于形成早期情景记忆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家长在与儿童分享过去事件时的叙述风格,特别是家长叙述过去事件的精细程度,影响着儿童的早期记忆(Fivush,Haden,&Reese,2006)。在亲子对话中进行高精细程度叙事的母亲会对儿童过去的经历进行丰富而详细的描述,并对儿童的反应做出足够的反馈,这可以帮助儿童较好地形成关于过去经验的记忆;而那些在亲子对话中进行低精细程度叙事的母亲,仅仅是针对儿童的特定问题进行简单的回应,这种母亲养育的儿童所形成的关于过去经历的记忆就会较弱。
不同文化下的家长在与子女谈论过去事件的频率和言语风格存在差异,这也会引起不同文化下的儿童自传体记忆的差异。北美母亲相比于亚洲母亲,她们在与儿童进行关于分享过去记忆的对话时,进行精细叙述的频率更高,而且更倾向于以孩子的角色与偏好为焦点和中心,而亚洲母亲的对话更多的是低精细程度的对话,而且强调的重心是在社会中的活动和与他人的交往。长期体验着精细化的、以儿童为中心的亲子记忆分享的北美儿童,不仅能够更好地形成关于自己的早期记忆(Wang,2007),而且其自传体记忆中更多地提及到自己的情绪、叙述的语气也带有更多的情感色彩,长期体验着简洁的、以他人为中心的亲子记忆分享的中国儿童,经常更少地提及心理状态,在回忆自己经历的事件时更多地谈论他人(wang,2003,2004;Wang&Fivush,2005;陆慧菁,苏彦捷,2007;Luet al.,2008)。可见,不同文化风格的亲子谈话对于造就不同文化下情景记忆的差异具有重要贡献。亲子间记忆的分享传递了“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文化自我观,使得儿童的情景记忆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点(Lu et al.,2008)。在社会化的系统中,孩子的情景记忆延续了抚养者的文化特点。
儿童情景记忆的特点不仅反映了亲子间记忆共享的特点,同时反映了亲子交流文化特点的承继。因此,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通过比较中西方儿童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的关系,从子代为主体的交流的视角来解释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亲子间记忆共享过程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关系提供间接的证据支持。
3.2回忆过去与想象将来中谈及的内容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已有研究表明,儿童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的成绩与其心理理论有关(Welch-Ross,1997;K1einknecht&Beike,2004)。这可能是因为在回忆或者分享过去的经历时,儿童必须表征不同的视角――过去的视角和现在的视角,而错误信念任务也需要表征不同视角的心理状态,因此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能力可能存在共同的心理机制。同时,也有研究表明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有着共同的激活脑区如前额叶和颞顶叶(Buckner&Carroll.2007)。另一部分研究更加深入地探讨了情景记忆中的什么成分影响了心理理论的发展。如研究表明,儿童情景记忆中谈论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表现相关。总之,记忆共享活动帮助儿童外显地区分他人与自己的心理状态,因此促进了儿童的心理理解能力(Pohl,Bender,&Lachmann,2005)。
中国儿童在情景记忆中更多地谈及他人,很少提及自我(陆慧菁,苏彦捷,2007;Lu et al.,2008)的特点,对中国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有着独特的影响。陆慧菁和苏彦捷(2007)的研究发现,排除了年龄和语言的影响后,自传体记忆中儿童谈及他人的数量与其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呈正相关。Lu等人(2008)的纵向研究分别测查了52名儿童3~4岁及一年后的自传体记忆与心理理论,结果发现,控制儿童的语言能力后,儿童谈论他人的数量与错误信念的理解有关。具体来说,对于一年前未能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儿童,只有那些一年后的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次数明显增多的儿童才能够通过错误信念任务。而前后两次都能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幼儿前后两次的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的次数没有变化。此外,该研究采用听故事和复述故事的训练方法训练实验组儿童谈及他人,控制组儿童主要谈论物理环境等,以进一步考察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与心理理论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训练后,实验组的儿童比控制组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表现得更好(Lu etal., 2008)。这一系列研究表明,中国儿童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时谈及他人能够促进其心理理论的发展。
把情景记忆放在一个时间轴上来看,它不仅包括回忆过去,也包括想象将来成分。已有研究表明,自传体记忆中表现出的谈及自我和谈论他 人的文化差异同样表现在情景记忆的想象将来部分中(McColgan&McCormack,2008;赵婧,苏彦捷,2009)。那么情景记忆中想象将来时谈及他人是否同样能够影响心理理论呢?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对心理理论发展的重要作用是否仅限于学前期儿童呢?苏彦捷和赵婧(2012)的研究考察了学龄阶段4~6年级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与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控制年龄的影响后,情景记忆回忆过去中谈及他人次数能够显著预测儿童在二级错误信念任务以及白谎和失言任务上的表现,想象将来中谈及他人能够显著预测儿童在白谎和失言任务上的表现。赵婧和苏彦捷(2009)及赵婧(2011)的研究还考察了青少年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智力水平,语言能力和执行功能后,青少年的心理理论与其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时报告的谈及他人次数存在显著正相关,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时谈及他人的次数越多,心理理论的表现也就更好。可见,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对心理理论的重要作用,持续到了青少年期。总的来说,中国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促进了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谈及他人引导孩子注意他人的信息,间接地导致孩子从他人的行为来解释和推测他人的心理状态,从而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谈及他人时,儿童需要主动注意到自我的过去状态和他人过去状态,自我将来的状态和他人将来的状态,有助于儿童更好地区分自我与他人,进而帮助个体更好地理解错误信念。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亲子交流的文化差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特异性。我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途径可能不同于西方儿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西方母亲谈论心理状态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中国母亲对行为的详细谈论也可以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尽管中国母亲对行为的详细描述易化了儿童对涉及心理状态情境的理解,但儿童还需要自己去推测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才能更好地理解整个心理状态情境。其次,无论是以亲代为主体的亲子谈话还是以子代为主体的情景记忆中,西方亲子交流过程中更多地谈论自我,而中国的亲子交流过程中更多地谈论他人。谈论自我使儿童更容易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抽象的心理状态词汇间建立联系,更好地理解与自己相关的心理状态,然后再由己及人,逐步区分自我与他人,易化了自我与他人的区分过程;中国亲子交流中的谈论他人,特别是谈论他人的行为,不仅需要儿童自己主动地通过行为来推测其背后的心理状态,还需要儿童在不同主人公的行为间转换,表征他人的行为并主动地区分自我与他人。中国文化下亲子交流的这两个特点可能导致了中国儿童对错误信念的理解晚于西方儿童。直接谈论心理状态以及自我当然可以促进个体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桑标,李燕燕,2006;王洁,2009),但处于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谈论他人与行为这些不同的亲予交流特点可以使我们达到同样的发展目标(图1)。而且由于在心理理论的获得过程中,儿童需要经历自己去比较、推理和领悟等艰难过程,之后的迁移性也就更强,因此可能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和发展空间(su,2010)。我们文化下儿童随后的失言理解等更复杂的心理理论发展不再滞后(王彦,苏彦捷,2008;王异芳,苏彦捷,2008),到成人阶段甚至表现得更好(Wu&Keysar,2007)也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亲子交流与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关系。
首先,目前的研究分别考察了中西方文化下各自的亲子交流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也有研究直接比较了中西方亲子谈话内容与风格上的差异,但直接比较两种文化下亲子交流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需要更直接比较的证据。另一方面,本文为了论证的方便,分别从谈论心理状态与谈论行为、谈论自我与谈论他人两方面来探讨了亲子交流与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关系。事实上,谈论对象和谈论的内容这两方面常常同时呈现,既可以是谈论自我或他人的心理状态,也可以是谈论自我或他人的行为,未来的研究需要更为系统地说明这两方面的交互是如何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的。
其次,目前国内关于抚养者亲子谈话与儿童心理理论关系的研究都还是横断研究,需要更多的纵向研究来进一步考察中国文化下的亲子谈话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因果关系,也需要考察儿童不同年龄阶段抚养者谈话的内容对儿童心理理论所起的作用是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