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08 11:36:4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博士经济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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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播电视；市场经济；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广电系统在体制上正经历着一场巨大变革，特别是在入世后，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随着有线、无线台的合并，地市台的职能转变完成后，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而集团化正是广电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我国的广播电视又是特殊的产业，必须正确处理好其特殊性和一般产业属性的关系，既不能因为它的特殊性而不强调它的产业发展，也不能因为它的产业发展而忽视它的特殊性。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广播电视是党的重要喉舌和重要的宣传思想文化阵地，正确处理好广播电视事业与党委、政府的关系，是广播电视事业改革成败的关键，是广播电视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广播电视事业由党委宣传部领导，政府有关部门实行行业管理。党委宣传部的领导体现在管集团的舆论导向、管干部、管政策。政府主管部门主要是对集团实行社会化的行业性的依法管理。
政府要为广播电视的发展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以促进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职能转变，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另外，法律服务还包括将广播电视的发展与我国广电体制改革、战略改组以及广播电视立法结合起来。
只要有阶级，无论是什么国家，广播电视都带有政治属性，讲求社会效益，强调宣传管理。就连自我标榜最自由化的美国也不例外。例如：2003年3月份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军方加紧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大量提供对己有利的宣传材料，限制对己不利的新闻报道。3月31日，两名美国记者被控违反报道规定而遭到封杀。我国广电业既有一般行业属性，又有意识形态特殊性；既是大众传媒，又是党的宣传思想阵地，事关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负有重要社会责任。我们不仅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以宣传工作为中心，以正确的舆论导向为前提，以做好党和政府的喉舌为己任，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和重视其产业属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市场就没有听众观众，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任务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广播影视事业在发展速度，扩张规模上，要做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同步，与世界传媒业相匹敌，必须突破原有的思想认识、思维方法、工作模式、运行机制，确立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特别是要把宣传功能和产业功能进一步开发起来。
加强宣传管理与产业经营并无矛盾，只有加强宣传管理，产业经营才更规范；只有加快产业经营才能发展壮大宣传规模，加强宣传力度。
当社会信息化环境趋于成熟和企业内部组织规模膨胀的时候，最核心的问题是要解决在信息产业化进程中，媒介的资本运营问题。“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行政力量始终是一头独大的，因此，取得外在行政力量对广电改革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表现在取得外部行政力量的理解之后改革本身的阻力得以化解，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行政力量的强大力量整合资源，推进改革的进程。”行政整合还包括完善激励机制，整合人才资源；推动理论创新，整合智力资源；推动技术挖潜，整合设备资源；增强传播实效，整合宣传资源；实施项目制，整合节目资源；强化资本运营，整合社会资源。必须指出，行政整合虽然是中国电视业改革进程中一个阶段内的必然结果，但不是最终方向。
产业经营的目的是在市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市场由一切具有特定的欲望和需求并且愿意和能够以交换来满足此欲望和需求的潜在顾客组成。”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短期利润与长期战略发生冲突的现象。每当遇到这种冲突时，有眼光的企业家通常以选择后者为上策。比如一批虚假医疗广告的投放可能会在短期中获取丰厚的利润，但当这些虚假广告被广大患者识穿时，就会严重影响到媒体的社会形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特别重视追求长远利益，它把企业的长远利益与日常报道结合起来，无处不体现出着眼大处的远瞻风范。由于我国的政策规定不准国外的资本、民间的资本甚至行业。广电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业，可以称为垄断行业广播电视是独家经营的，广告是垄断的，播出是垄断的。视频业务是有线电视网的强项，还有政府政策上的垄断保护，盈利能力有充分的保证，掌握着垄断性的行业资源。电视网络成了广电安身立命的根本。通过有线电视网络播节目、播广告，通过有线电视网络开展数字电视、视频点播、互动电视、立体电视等，这些都属于“垄断性”项目。随着国外传媒的“入侵”，随着做强做大的要求，还必须积极应对竞争。垄断是相对的，竞争是绝对的。比如，行业内台与台之间，频道与频道之间抢收视率就是竞争；行业外增值业务中的宽带上网、IP电话、数据传输等的开展就是竞争。
注重品牌是广播电视走向成功的做法。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默多克在80年代买下20世纪Fox，并将其他资源纳入Fox的品牌之下，如今Fox已经成为著名的新闻台标识。品牌必须与相关资源有效配置，才能产生最佳效益。又比如CNN，为了吸引一流人才，发挥他们的名人效应，CNN可谓不惜血本。
另一方面广播电视事业属于高科技、高投入、高消耗部门，节目制作的成本可高可低，可大可小，伸缩性很大。可见成本核算非常重要。因此理顺内部运行机制，在广播电视内进行以实施成本核算、强化成本管理为突破口的改革尤为迫切。这一举措，会极大地提高电视生产力，调动和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然，这就需要对广电的上十万个原始数据资料的采集、分析，形成广播电视成本管理数据库。现在不少电台、电视台开始以成本核算来采制节目，讲求经济效益。
伴随着广告业的飞速发展，广告经营也逐渐占据了传媒产业的主导地位，而广告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兴旺，因而经济发达的省市的广告收入远远高于经济发展落后的省市，如果当地经济发展有所波动，广电产业的主业务必定殃及池鱼。随着境外传媒的“落地”，电视广告成本的加重，加上新兴的第四媒体的强劲冲击，导致电视媒体的广告经营发展缓慢。经济上过分依赖广告收入，就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单一化。要把广播电视事业做强做大，眼光只放在广告一个目标肯定是不够的，必须加紧在增值业务上做文章，开发新兴产业，重视高新产业。所谓增值业务，是指有线电视公司利用富裕的网络带宽资源，开展电视信号转播以外的业务，目前以宽带上网的技术条件最为成熟，成为有线电视公司增值业务的主要内容。
目前，我国已成立的广电集团宜采用专业化的经营模式以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目标。核心竞争力是做强做大的一个核心因素，核心竞争力强调的一是组织，拥有与众不同的特殊的资源整合；二是能帮助组织实现持续的竞争优势；三是它具有价值性、延展性和别人很难复制的特点。
媒体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我国在几十年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中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他们在节目的采制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随着产业化的发展，广播电视事业更需要一批懂业务、会经营、擅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既精通广电业务又深谙传媒经营管理的高级人才。由于传媒经济发展迅速，竞争加剧，业界既需要专业人才，更急需复合型的高级管理人才。
【关键词】新传播语境 市级党报 新闻评论 受众
在传播语境、背景、渠道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以独到、深刻的思想观点,为受众提供有价值的见识和判断,给人们以解释、启迪、思考,牢牢把握对新闻事件的解释权,成为报纸等传统媒体发挥自身优势、构建权威话语权、应对新媒体挑战的利器。基于这样的认识,许多市级党报对新闻评论的认识与重视被提到一个新的层面:评论的话题设置更加开放、多元,评论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延展。为受众提供一种理性、客观、专业的以及为主流价值和公共价值所认同的思考方式,成为市级党报提高舆论引导力和增强自身影响力的有效路径。从散布在不同版面上的政经、社会、文化、教育、体育、娱乐等的时评专栏,到设置专门的评论专版,新闻评论在市级党报上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版面空间。
一、市级党报新闻评论面临的挑战
新闻评论一直被看作是报纸的旗帜和灵魂,是主流媒体权威性的最直接体现。一个时期的宣传思想和宣传步骤,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新闻事件面前,我们应该关注什么、忽略什么,应该反对什么、赞同什么,应该破什么、立什么,新闻评论都起着非常关键的引导作用。“评论往往是整个报纸宣传的纲,抓好了评论工作这一环,就可以把全部报道工作贯串带动起来。”与各级党报一样,这也是市级党报始终高度重视“社论”、“本报评论员文章”等“大言论”的原因所在。
随着新闻评论多种社会功能逐步被认识,报纸新闻评论的功能得到了有效拓展。通过大众媒介建立社会的公共交流平台,使彼此有一个认识和互相了解的场合,增进对异质文化及社会诉求的宽容和理解,是报纸等大众媒介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报纸的新闻评论必须做到客观公正,观点鲜明,不失偏颇;其所提供的观点应该具有一定的高度和专业水准。比如,环境、气候等专业领域分析预测等具有前瞻性观点的新闻评论。对相同问题不同维度的分析研判所产生的观点,可能截然相反,却有利于人们对问题的整体把握。这些评论虽然得到编辑部的认可却并非都代表编辑部的观点,其更多的是体现评论者看问题的视角和认知水平。
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网络、3G等新技术手段日益普及并不断推陈出新。如今,市级党报读者的诉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过去单一对方针政策的需求,发展到对知识性、信息性内容的需求;从过去对本地新闻的依赖性需求,发展到对全国、全球信息交流沟通的需求;从对现在发生的新闻事实本身的需求,发展到了对新闻发生成因、未来发展趋势信息的需求。正因如此,报纸新闻评论也必须细化、专业化。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今天的报纸新闻评论许多属于专业性评论,即专门评论一个特定的领域或题材,如球评、股评、国际评论甚至美术评论等。由于专业人才缺乏,做深、做强专业性新闻评论,对于市级党报来说有很大的困难。
从实际情况看,市级党报的新闻评论目前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困境,其一,评论同质化,主要是作者与题材写法的同质化,很多报纸的评论作者长久以来似乎就那么几个人承包,甚至一稿多投多发,在题材写法上,很多评论已经被公式化,八股化。其二,一些报纸评论的严肃性在泛娱乐化的调子下正在被消解……凡此种种,都很难让市级党报的新闻评论做到既有深度又有广度,难以真正体现权威性。面对新传播语境带来的这些新问题,作为市级党报的新闻评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寻求积极的应对策略。
二、增强以受众为本的新型社会功能
事实上,进入社会转型期以来,社情舆情日趋复杂,作为基层党报,市级党报在有效发挥新闻评论的作用方面大有可为。
1、有效设置议题 回应民生关切
关注民生,促进科学发展,是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民生问题关系人们的切身利益。人民群众关心、党和政府关注,应该是市级党报新闻评论设置议题的着力点。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的调整过程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时期,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不断面临新的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市级党报在新闻评论方面更需要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更需要聚焦热点,关注难点,消弭冰点,尤其要关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回应社会关切,而不应该简单回避矛盾。这就需要市级党报通过运用新闻评论这种形式,强化分析引导,有效引导舆论并有效发挥舆论的监督的功能。
同时,由于新闻评论具有显著的说理性与针对性,且在报纸的多个版面中往往具有较高的阅读率,因此,报纸新闻评论的舆论监督功能也不可小视。如《南方都市报》,其在不同类型的评论栏目中,经常设置一些具有监督性质、对政府决策或重大社会事件表达观点或提出建议的文章。可见,新传播语境中的报纸新闻评论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着积极的关注,以其反映及时、影响广泛的特性发挥着舆论监督的重要功能。其实,报纸正是通过新闻评论来树立其权威性,可依赖性。
2、协助解读 提供观点 服务大众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政府、企业、家庭以及个人的社会决策需求不断上升,人们要求新闻媒体对政策、信息进行深入解读,给受众提供多角度、多层面的观照与参考的要求也愈发强烈。不仅如此,新时期公众的社会参与意识逐渐增强,发表言论、交流思想的积极性和整体水平更有所提高。也正是这种从曾经以媒体为主,到今天以媒体与公众意见交流为主的主体性变化,决定了新时期的报纸新闻评论还有着面向广大百姓的协助解读功能。
除此之外,报纸新闻评论还担负着为广大受众提供观点的功能。面对形形的社会现象,新闻评论以理性的力量说服人们,为人们提供鉴别是非、善恶、美丑的思想准则,使人们透过事件本身对其复杂的内涵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对其暴露的问题有着更敏锐的感知,对其内在的意义和价值有着更准确的判断,并最终做出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
最后,新闻评论还有服务大众的功能。进入新时期,媒体面对的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多元化的受众,因此,报纸评论不仅要有指导性,注重导向价值,同时还要注重服务价值,从各方面体现其服务性,让群众满意、受益,并得到启发。
三、整合多方资源 合力互动
1、借力新媒体
报纸评论办得好坏,与广大读者的支持分不开。对于一些重大事件和题材,报纸在运用社论、评论员文章等“大言论”加以论述和宣传的基础上,往往需要及时开辟群众性讨论专栏,对其舆论引导效应进行强化和延伸。这不仅有利于各界人士直接参与评说,而且更有利于集中群众智慧,把评论宣传搞得有声有色、深入扎实。
要让报纸评论的面目和语言鲜活起来,声音来得更真实更切合民情,强化和延伸“大言论”的效应,需要编辑部与读者的互动。编辑部一定要摒弃关门办报和唯名家专家是瞻的错误思想,把读者意识贯穿到日常工作的每个环节。要密切关注读者的反应和动向,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从中汲取智慧,融入到编辑部的策划中去。选编稿件时,应从满足读者需求和有利于取得良好宣传效果出发,强化相关评论的舆论引导效应。从媒体竞争来看,特别是互联网出现以后,平面媒体特别是市级党报,不能再关起门来封闭办报,必须自觉地融入时代潮流,开阔视野,更新观念,增强国际眼光和战略思维。
2、建立专家库
报纸的评论,过去基本上以本报的评论员或资深编辑记者为主体,社外来稿为辅。但随着评论刊发量的剧增,本报的作者已经难以胜任,因此不得不开门办报办刊。以往是报刊的评论员、杂文家为主体,队伍比较单一,而今的评论与分析的作者有学者型、专家型与型(自由撰稿人或职业撰稿人)。
网络时代也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主流报纸要在评论领域建立优势,必须建设自己的评论专家库和评论写作机制,为受众提供具有专家水平的时政、财经、法制、文体、国际等分析。一方面,媒体要将自有的评论员培养成为不同行业的研究或评论专家;另一方面,利用平面媒体的影响力,汇集各行各业的专家为媒体供稿,或在媒体发表言论与意见。如,《深圳商报》在应对金融海啸的报道中,每周组织一次“圆桌会议”,邀请各行业专家或领军人物围绕某一个主题展开讨论,在“商报眼”的言论专版刊发。这一模式既有行业较高的专业水平,又有独特的分析角度和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方式,是较好的报纸评论模式。
鉴于此,在新传播语境中,报纸新闻评论在多元化的背景中与时俱进,在深度与专业性上不断超越,正确引导舆论,加强舆论监督,加强党性修养,合理整合社会与新技术资源,必然会为报业在大众传媒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在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上获得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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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总储蓄率部门储蓄率部门收入占比部门贡献率
作
者梁东黎,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93)
低消费率一高储蓄率一直是困扰我国宏观经济的一大难题。对于这一问题,应该上升到福利经济学的高度来认识。对微观经济来说,有着名的帕累托福利标准和其他福利标准。对宏观经济来说,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建立两个福利标准。
一是就业标准。自从凯恩斯关注就业问题以后,各国政府或迟或早把提高就业率(降低失业率)作为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之一,笔者只是把它上升为福利标准而已。就业增加,意味着总产量增加、总收入增加。在收入分配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各个家庭的收入都会或多或少地增加。当然,如果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更为准确地说,标准应该是人均产量、人均收入。
二是消费标准。归根到底,福利是通过消费实现的。消费增加,说明福利水平提高。消费增加受到收入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但是,在收入相等时,消费有可钱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的多少取决于消费率:消费率高,则消费多、福利高;消费率低,则消费少、福利低。更为准确地说,消费标准应该是消费率标准。在收入不变时,提高消费率可以使消费增加、福利提高。在收入分配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各个家庭的消费都会或多或少地增加。
根据《国际统计年鉴》,按2005—2007(2008)年的均值来说,人均收入为2000—2700美元的四个国家的消费率:斯里兰卡(2423美元)为84.0%,乌克兰(2318美元)为78.6%,泰国(2640美元)为66.4%,中国(2275美元)为49.00/0。若人均收入相等,则消费率的差别就反映了消费额的差别。上述四个国家,人均收人大体一致,但消费率的差别导致消费额差别很大:斯里兰卡的消费额为2035美元,乌克兰为1822美元,泰国为1753美元,中国为1115美元。两相比较,斯里兰卡的人均收入为中国的1.065倍,而消费额却为中国的1.825倍;乌克兰的人均收入低于泰国,消费额却高于泰国。
学术界对我国低消费率一高储蓄率现象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由于两者是镜像,既可以研究前者,也可以研究后者。范剑平和向书坚在1999年就研究了消费率问题,认为它产生于二元社会结构。…之后,研究者大都把消费率偏低归结为居民所得份额偏低、收人中形成的消费比例偏低[2j、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实际税率提高等因素[3‘。再往后,何新华和曹永福j4]、李扬和殷剑锋[51.分别利用资金流量表研究高储蓄率问题。资金流量表提供了三大部门——住户部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的初次分配、再分配、消费、储蓄等方面的重要信息,使上述研究者得以拓宽视线,从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人手研究高储蓄率问题,从而使对该问题的认识水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如下笔者仍利用资金流量表提供的材料,借鉴经济增长理论中分解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思路,拟对我国高储蓄率形成的部门贡献进行分析。我国储蓄的基本情况
我们通过三张表看一看我国储蓄的基本情况。
由表l可见,从1992年至2007年,我国储蓄额逐年增长,但增长率呈“U”型变化,即从1992年至1999年,里下降趋势;从1999年至2007年,呈上升趋势;2004年的储蓄增长率陡增,可能其中有缘于统计方法的调整。观察各部门储蓄额变化的基本趋势,如果拿2007年和1992年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住户部门的储蓄额15年提高了849倍,年均增长56.6%;政府部门提高了16.00倍,年均增长106.7%:企业部门提高了14.66倍,年均增长97.7%。在这15年中,政府部门的储蓄额增长得最快,企业部门略低于政府部门,住户部门最慢。部门储蓄占比变化的基本情况是:住户部门的储蓄占比趋于下降,共下降了23%,年均下降1.5%;政府部门的储蓄占比趋于提高,共提高了40%,(经济论文)年均提高2.7%;企业部门的储蓄占比也趋于提高,共提高了24qo,年均提高1.6%。
社会储蓄率是指全社会总储蓄与全社会可支配收入之比。部门总储蓄率是指部门储蓄与全社会可支配收入之比,三部门总储蓄率之和等于社会储蓄率。由表2可见,从1992年至2007年,我国的社会储蓄率趋于提高。与此对应,社会的消费率趋于下降。从各部门总储蓄率的变化情况看,住户部门的总储蓄率较为稳定,略有下降: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的总储蓄率均有很大幅度的提高。仍拿2007年和1992年相比,政府部门的总储蓄率提高了75%,年均提高5%;企业部门的总储蓄率提高了60%.年均提高4%。
表3中的部门储蓄率和表2中的部门总储蓄率不同,虽然只有一字之差,部门总储蓄率是部门储蓄占全社会可支配收入之比,而部门储蓄率是部门储蓄占部门可支配收入之比。二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是:部门总储蓄率等于部门储蓄率与部门收入占比(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全社会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的乘积。由表3可见,住户部门的部门储蓄率呈现出先下降、后提高的“U”型变化,总的趋势是略有提高,2007年比1992年提高了l6%年均提高I.l%。住户部门的收人占比几乎是直线下降,共下降了I5%,年均下降1.00/0。政府部门的部门储蓄率和收入占比均趋于提高,其中,部门储蓄率共提高了38%.年均提高25%;收入占比共提高了26%,年均提高1.8%。企业部门的储蓄率恒为100%。这是因为根据定义,储蓄是未用于消费的收入,而企业作为“部门”是不消费的,所以.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恒等于储蓄。而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提高幅度较大,共提高了38%,年均提高2.6%。储蓄率形成的部门贡献
(一)1992年储蓄率及其部门贡献
全社会储蓄率等于各部门总储蓄率的代数和,也等于各部门的部门储蓄率的加权平均数,权数就是各部门的收入占比。通过这种数量关系我们就可以研究.从部门结构的角度看,全社会储蓄率的形成及其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这种研究。第一是研究各部门的总储蓄率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各部门的贡献可以用各部门的总储蓄率占全社会储蓄率的比值来测度,也可以用各部门的储蓄与全社会的储蓄的比值测度。第二是研究各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率本身的形成及其变化。比如研究在住户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中,部门储蓄率起多大的作用?部门收入占比起多大的作用?
笔者主要关心储蓄率变化大的趋势,所以,只需要对1992年和2007年进行计算并比较就可以了。根据表2,可知:1992年全社会储蓄率等于各部门总储蓄率的代数和,即0.420=0.226+0.061+0.133。各部门总储蓄率等于各部门储蓄率与收入占比的乘积:住户部门总储蓄率=0.226=0.333x67.7%;政府部门总储蓄率=0.061=0.324×19.O%;企业部门总储蓄率=0.133=l.OOOx13.30/0。然后可得各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率:住户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率=0.226/0.420=53.8%;政府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率=0.061/0.420=14.5%;企业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率=0.133/0.420=31.7%。
(二)2007年储蓄率及其部门贡献+2007年全社会储蓄率等于各部门总储蓄率的代数和,即0.509=0.218+0.107+0.184。各部门总储蓄率等于各部门储蓄率与收入占比的乘积:住户部门总储蓄率=0.218:0.379x57.5%:政府部门总储蓄率=0.107=0.442x24.1%:企业部门总储蓄率=0.184=l.OOOx18.4%。然后可得各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率:住户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率=0.218/0.509=42.8%;政府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率=0.107/0.509=21.0%:企业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率=0.184/0.509=36.l%.
(三)储蓄率及其部门贡献的变化
其一,全社会储蓄率以较大幅度由1992年的0.420提高至2007年的0.509,15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4%。其二,住户部门总储蓄率仅有微小下降,从0.226降至0.218,15年下降了3.5%。这种情况表明:对全社会储蓄率以较大幅度提高而言,住户部门不仅不负任何推动的“责任”,反而起了限制其提高的作用。住户部门储蓄率虽然提高了13.8%,但收入占比却下降了15.1%,二者在很大程度上相互抵消,从而导致住户部门总储蓄率仅有微小下降。虽然如此,但该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率却大幅度下降,由53.8%下降至42.8%.下降了11个百分点,这是因为全社会储蓄率以较大幅度提高。其三,政府部门总储蓄率由1992年的0.061大幅度提高至2007年的0.107,15年提高了75.40/0,年均提高50/0。这是政府部门的部门储蓄率和政府收入占比两方面共同提高的结果。政府部门的部门储蓄率15年提高了36.4%.年均提高2.4%;可支配收入占比提高26.8%,年均提高1.8%。在政府部门总储蓄率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政府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也大幅度提高,由1992年的14.5%提高至2007年的21.0%,15年提高了44.8%,年均提高3%。其四,企业部门总储蓄率由1992年的0.133提高至2007年的0.184,15年提高了38.3%,年均提高2.6%。由于企业部门的部门储蓄率恒等于1,所以企业部门总储蓄率提高完全是由于企业部门收入占比的提高。和总储蓄率的变化一样,企业部门收入占比也由1992年的0.133提高至2007年的0.184。与此对应,企业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率由31.7%提高至36.1%I5年共提高了13.9%。
影响部门储蓄率贡献的因素
(一)住户部门
由于笔者主要进行部门结构的分析,所以可以假定全社会储蓄率给定。在这一条件下,影响住户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的主要因素是住户部门总储蓄率,它又进一步分解为:住户部门的部门储蓄率和部门收入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