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08 11:37:1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戏曲艺术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戏曲艺术在舞台表演上有“唱念做打”的程式，传统戏曲服饰更是讲究“宁穿破、不穿错”的程式。简言之，何人穿何衣是有程式的，专属服饰的样式图案也是有程式的！程式又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分析。广义上来讲，“大类说人广义说衣”。社会地位相近的人服饰相似而区别在于不同的场合及状态，如“蟒袍”是帝王将相、后妃贵妇的“官服”；而“帔”便是“常服”。狭义上来讲，传统戏曲舞台上，大多经典人物都有专属服饰，而更甚者同一出戏中不同的场次，故事不同情节，人物不同心境下的服饰不尽相同，这便是极致细化的“程式性”，这也使得戏曲艺术独树的魅力与美学意蕴得以源远。如我在设计秦腔《千古寒食节》的服饰时，便是将男主角介子推的人生轨迹做了细致研究与划分，进而设计出不同时期的不同服饰。首先是他辞官回家砍柴为生、侍奉老母与秀姑情意绵绵的日子。这一时间的介子推虽心境看似淡泊却又惦记朝堂之事，于是我在设计他这一阶段的服饰时兼顾平民与官宦及未婚等种种，将传统戏曲中一般用于不及第的秀才常用的青素色褶子做了“程式性”的改变，设计出专属介子推的“单肩青色绣花半身褶子”，下身着白色彩裤且绑腿配登山秸草鞋。之后，介子推追随重耳开始了长达19年的流浪直至重耳登基王位。介子推身份发生变化的同时年岁更迭，最重要的是他身为佑护“君王”之重臣又颇具有士大夫文人之气，故此时我为他设计了内穿褶子且胸前、袖口、衣边均有了达官贵人的图案，但颜色仍较为低暗灰素色；外着同色开身老生大坎肩且沿边均有刺绣图案，用以衬出此时介子推的境遇。而最后，他携老母“藏身”后“葬身”于山间之中时，他的心境与处境已变为“但求得一方净土的安宁”，于是我将其褶子颜色变为更为低沉的深蓝，而刺绣图案也再无胸前一项，其脚底的厚底靴子也变成更符合此时介子推的乡民人物身份也是在山间行走的更为灵便的普通老生矮帮鞋。剧中关于人物身份变化服饰随之变化的例子随处可见，如重耳及其夫人由最初逃亡时的帔加大坎肩或者褶子加斗篷到最后身为帝王与王妃时的凤冠霞帔无一不是如此。
2.以“可舞性”彰显戏曲艺术之美
“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戏曲表演形式有唱念做打，除却唱念，其他形式均与舞密切关联。传统戏曲服饰的“可舞性”又可称“表演性”，如戏曲服装中的“水袖“”靠旗“”飘带”等本就带着舞的色彩，甚至在某一出戏的结构及人物塑造中不可替代。在《千古寒食节》的服饰中，我也十分注意“可舞性”的服饰特征，例如，剧中第二场介子推为诓骗重耳夫人远离他自行割肉以靠慰君主，他以大段舞动展示内心有纠结、有决绝、有忠烈、有些许的艰难与困苦，于是内褶子外开身大坎肩的设计为其舞动提供了极为灵动的空间，与舞而言，介子推的服饰可谓起到了极其完美的帮衬作用。再如，剧中介子推与秀姑再次相见时，秀姑以“村妇”形象示人，身着衬托年纪的蓝色褶子；而表达对介子推的思念之情时在服饰上最佳的设计方案便是水袖，秀姑以舞动水袖的方式传达感情，以甩出水袖拉近与介子推的距离，以水袖遮面擦拭泪滴等无不体现着戏曲传统服饰的舞动性。
3.以“装饰性”与“象征性”彰显戏曲艺术之美
关键词：欣赏趣味优化
[1]189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一种高级的潜在的需要,即自我实现的需要,而审美需要即是其中的一种。而且当人的其他非审美需要得到相当的满足之后,那种整合的审美需要才能逐渐被主体意识到,从而化为人们追求美的积极动力,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活动便随之产生。但是由于艺术趣味的差异性,又使艺术创作或艺术欣赏活动因个体的差异而不同。一个人的艺术趣味决定了其艺术创作或欣赏活动的方向,同时艺术趣味的健康或病态、进步或落后亦决定了其艺术创作或欣赏活动的优劣,因而,艺术趣味是艺术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当代世界美学艺术辞典》中对于艺术趣味的定义如下:“艺术趣味使之人以相应的方式欣赏和评价艺术作品的能力”。艺术趣味是个人(社会)艺术经验的概括,主要是在艺术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但是不能认为艺术趣味只是派生与艺术客体的品质和与艺术客体接近的强度。在艺术趣味的形成和确立上,许多东西取决于一个人本身的生物心理特点:艺术感知能力,对于这一方面的过分强调唯心主义美学得出艺术趣味的本性以个人的天赋特性为基础的结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观点,艺术趣味的感性基础是受客观因素制约的。按伏尔泰的说法,艺术趣味是一种特殊的“对艺术中的美和丑的敏感”。艺术趣味的形成取决于许多因素,除了艺术经验外,还有个人的年龄、生理心理特点以及个人一定的社会群体属性和阶级属性、专业知识和生活经验、兴趣和需要的不同等。艺术史上常有某些艺术家由于思想和艺术立场的不同而不能接受其他艺术家创作的情况,列夫托尔斯泰曾否定莎士比亚的创作,斯塔索夫对布留洛夫的回话持批判态度,柴科夫斯基否定勃拉姆斯的音乐。这并不等于说列夫托尔斯泰等人的艺术趣味不高,而是在他们高度发展的趣味中存有某些片面的成分。趣味的多样性对艺术趣味中的个人判断与集体判断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影响,千百年来,唯心主义美学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从少数人出发”的观点,这种观点把贵族“艺术行家”的个人主见同“大众”的意见加以对立。但也有与此完全不同的观点,即以“多数”表决的方式机械地解决艺术作品价值的问题。但是,无论哪一种观点都不能真正决定趣味判断的高低,真正的高低只能取决于对趣味水平客观的判断,但是要为真正客观的艺术趣味而斗争,必须始终注重讲求论争的文化修养,必须以尊重的态度对待论争者的趣味人格。
通过以上对艺术趣味的分析,可以看出,艺术趣味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艺术趣味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即表现为主体个性的差异和时代、民族、阶级的差异。
主体的个性特征,由先天与后天,生理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所造成,因而是千差万别的,而这种差异性又给艺术趣味打上了深刻的印记,使艺术趣味也呈现出个性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形象感知的差异和内容领悟的差异两方面。主体各感觉器官敏感程度的不同以及感官功能发展的不平衡是引起形象感知差异的主要生理原因,此外还有复杂的心理原因,如知觉不同,分析型和综合型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分析综合型对于事物的感知会有不同的结果,即由于生理心理上感知的差异,造成了个体形象感知的差异。再者,由于不同的主体对具体美感对象的态度、关系不同,感受时主体的选择方向、敏感程度、注意程度以及记忆联想的具体内容亦会有很大差别,因而其感受时的领悟和情感反应也就各不相同。同时主体对于某一艺术门类的形成、技巧和手法的熟悉程度,也直接影响到对艺术作品的体验和领悟的深度。
艺术趣味除了其存在主体个性特征的差异,不同时代,民族和阶级的艺术趣味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特定时代的人们,由于受到时代特定的实践内容和社会思想的影响和制约,会形成特定时代的审美思想,并在这种审美理想的指导和规范下,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趣味。不同的民族由于其生活习惯、思想文化传统和心理、情感等方面的差异,使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心理各相歧异,其艺术趣味也就随之不同。由于阶级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不同的阶级,以其经济利益为基础,再结合不同的民族和时代特色,便形成自成一体的政治、思想、伦理和道德观念,同时亦形成了不同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趣味。
其次,艺术趣味除了其存在差异性外,亦存在着共同普遍性。艺术趣味欣赏的主体是人,人是不能脱离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的,做为一定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家庭关系及宗教关系等诸多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其艺术趣味就不能不包含和体现着其特定时代、民族和阶级的共同审美要求和趋向。正如黑格尔所说;“真正不朽的艺术作品当然是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所共赏的”,也就是说艺术趣味的共同性不仅存在于特定的时代、民族和阶级中,不同的时代、民族和阶级亦存在着共同的艺术趣味。当然艺术趣味的差异性和共同性并非截然分开,二者相互渗透,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既然艺术趣味存在着差异性和共同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培养和优化艺术趣味时要看到二者的区别和联系,既要注意其差异性,又不能忽视其共同性。在优化艺术趣味的具体措施方面,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要优化艺术趣味首先要培养和提高欣赏者的艺术感知能力。人们在欣赏艺术作品时,必须以直接感知的方法去感知对象的色彩、线条、形状、声音等。现代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人们感知所得信息总和的85%以上来自视听感官,正如马克思所讲的“感受形式美的眼睛”和“感受音乐美的耳朵”。知觉则是在感官的基础上对事物整体和综合的把握,它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活动,人们只有具有敏锐的艺术感知能力,才能对艺术作品具有较强的感受能力,才能真正领略到艺术美感,从而进一步激发人们的审美需要和审美期待,并形成健康浓厚的艺术趣味。同时艺术感知能力的提高和审美欣赏水平的提高,使人们避免停留在庸俗或低级趣味的作品之上,而是转向典雅艺术,从而使艺术趣味得以优化。
第二,要优化艺术趣味,要求欣赏者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要加强自身的艺术修养和思想修养,如此才能更好地深入艺术作品深层,体验艺术的巨大魅力,获取更高级的审美愉悦。只有以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做为指导,才能使人不致满足沉溺于低级庸俗时的津津自得,同时得益于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对艺术规律的独特把握,使欣赏主体能够充分自由地想象、回味、轻咂、细品作品的深邃,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获得一种“高峰体验”,达到一种至高境界。好的作品能引起人们心灵上的共鸣,可以净化人的灵魂,而正是由于艺术作品如此强大的魅力,才吸引着无数的艺术创作者和艺术欣赏者为开拓和体验一个又一个艺术巅峰而努力和超越。
关键词：20世纪早期中国艺术歌曲民族性
一、题材内容的中国化
后，中国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历史性转折、变化：清朝的没落、民国政府的建立；西学的长驱直入、中外文化思潮和文学艺术观念空前冲撞、汇合，这一切丰富了艺术歌曲的题材内容，使它们既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如对白话新体诗的选用；又承继着传统文学艺术的血脉，如以古诗词谱曲；同时更有大量反映时政生活的内容，显示出独有的中国特色。
1．古诗词及白话新体诗的运用
艺术歌曲精巧、清丽、高雅的美学特征要求歌词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因此，中国古诗词和白话新体诗自然成为作曲家们的首选。分析中国早期的艺术歌曲作品可以发现，很多作曲家都喜欢为古诗词谱曲，古诗词所具有的韵律美和高雅气质为作曲家提供了创作的源泉，为歌曲创作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在古诗词中，作曲家又特别偏爱一些反映爱国主义思想和描写离别思念的题材，这种偏好与当时动荡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外来的侵略、军阀的混战、政府的无能使作曲家们内心十分苦闷，他们既不满于动荡黑暗的时局，但又无力扭转乾坤，因此通过古诗词来借古喻今，宣泄情感，表达他们的愤懑、痛苦、伤感心情。如林声翕《满江红》（宋·岳飞词）、谭小麟《正气歌》（宋·文天祥词）等表达了爱国忧思；青主《我住长江头》（宋·李之仪词）、应尚能《我侬词》（元·管道升词）等描写了离愁感伤；此外，也有如黄自《花非花》（唐·白居易词）、陈田鹤《枫桥夜泊》（唐·张继诗）一类的意境刻画作品，表达了作曲家们对理想之境的向往。
在为古诗词谱曲之外，选取白话新体诗入曲也是当时的一种趋势。“五四”引发的诗界革命使得白话新体诗蓬勃兴起，新诗在音韵上走出了传统的格律韵式，显得清新、活泼、生动。同时，新诗普遍反映了“五四”所带来的乐观向上、追求自由、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想，极具时代气息。因此，众多作曲家都积极选取新诗谱曲以表达自身对个性解放、民主思想以及自由爱情的大胆追求。如赵元任《也是微云》（词）、《教我如何不想他》（刘半农词）、黄自《玫瑰三愿》（龙七词）、《春思曲》（韦翰章词）等。这些清雅优美的歌词与抒情诗意的音乐浑然一体、交相辉映，浸透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给人以强烈的美感。
2．现实生活的反映
中国20世纪早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苦，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艺术歌曲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出现了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这类题材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爱国题材。面对政府的昏庸无能，众多有识之士对国家的前途命运表示了深切的担忧，如萧友梅《问》《南飞之雁语》、应尚能《吊吴淞》等。他们通过对现实社会的责问、对历史事件的思考表达了鲜明的爱国思想，发人深思。同时，针对外来侵略，作曲家们号召民众抗击侵略者、保卫国土，如萧友梅《“五四”纪念爱国歌》、黄自《热血歌》《抗敌歌》等。这些作品篇幅短小、气势雄壮、通俗易唱、令人振奋。二为反映黑暗社会和人民痛苦生活的题材。如赵元任《卖布谣》、聂耳《铁蹄下的歌女》、张寒晖《松花江上》、陆华柏《故乡》等。这些作品直接反映了当时民众的困苦生活，对他们的处境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无论是对古诗词、白话新体诗的运用，还是对现实生活的刻画，20世纪早期的中国艺术歌曲都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貌和民众的呼声，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
二、作曲手法的民族化
尽管20世纪早期不少作曲家都曾经留学欧美，系统掌握了西洋的作曲技法，但在创作艺术歌曲的过程中他们都自觉地进行了民族风格的探索，将中国的传统音调、民族五声调式与西洋作曲技法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新的创作风格。
1．民族民间音调的运用
要使作品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吸取民族民间音调的精华，将其运用到艺术歌曲的创作中。赵元任是早期艺术歌曲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作了我国第一批具有时代特点、民族风格和较高技巧水平的艺术歌曲，其歌曲创作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中国派”音乐语言的探索和实践。在创作中他常将民族民间音调加以发展变化，以增加歌曲的民族性，如《教我如何不想他》中对京剧西皮原板过门进行加工，使这一富有民族特色的乐句贯穿全曲，同时以调性变化对比的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了民间音乐中的“合尾”原则，既强调了“教我如何不想他”这一主题句，使人印象深刻，又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再如《卖布谣》里传统五声音阶的运用，以及模仿无锡方言语调的旋律，再加上颇具口语特征的五拍子节奏，使整首歌曲民族韵味十分突出。同时，赵元任还经常将我国民歌、戏曲、曲艺中常见的滑音、花音、句中加腔和句尾拖腔等润腔手法运用到艺术歌曲的创作中去（如《上山》中的滑音、《织布》中的花音等），以突出作品的民族色彩。此外，作为语言大师，赵元任尤为注意汉语言的声调特点，将其与音乐写作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他采用戏曲道白中仄高平低的办法来谱曲调，风格幽雅精美”。
赵元任之后，更多的作曲家对民族民间音调进行了广泛的采用，如张肖虎的《声声慢》中用富于民族风格的吟诵式的歌调，抒发了对灾难家园的感伤和怀念；青主《大江东去》里运用了我国昆曲的吟唱调和江南丝竹的尾腔；贺绿汀《嘉陵江上》以汉语语调为基础写成的朗诵调；任光《渔光曲》中对江南民歌曲调的采用；张寒晖《松花江上》的旋律是以民间“哭坟调”音调为基础加工而成等等。
2．中国风格的写作手法
除运用民族民间音调外，作曲家们更在西洋作曲手法上大胆创新，使其更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习惯。如黄自《花非花》，原诗为四句。一般情况下欧洲传统的起、承、转、合结构应为创作的首选，但黄自却采用了由两个大乐句构成的乐段结构，拉长的乐句使情绪的表达更为完整、舒展，与古诗词悠长、连绵的情调十分吻合；同时，简单的节奏节拍、四度模进的句法、起伏不大的旋法以及中性的调式形态更使《花非花》具有了较为浓厚的古曲风味，对原诗的情感及韵味把握得十分准确，把中国古诗词言简意赅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20世纪早期的作曲家们积极探索具有我国民族特性的艺术歌曲的创作模式和规律，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他们逐渐抛弃了对欧洲音乐创作方式的单纯模仿，从而把民族的审美习惯与西洋音乐创作的成功经验和手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中国艺术歌曲产生至今已有80多年，在其发展过程中，早期的歌曲创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使西洋作曲技法在中国广为传播，更在民族特色与西洋作曲技法的结合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世艺术歌曲的创作提供了现实的借鉴。尤其是早期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风格更值得当今作曲家借鉴、采纳。
参考文献：
[1]胡天虹．20世纪20—30年代的艺术歌曲．交响,2001,2
[2]余虹．20世纪早期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与演唱．交响,2004,4
[3]梁茂春．百年风云百年歌．人民音乐,2002,3
【关键词】电视戏曲 电视化 《窦娥冤》
电视戏曲出现不久，目前一直处于艰苦的创业阶段，虽然我们现在对戏曲与电视联姻后的屏幕形式的多元性还很难作出明确地描绘，但是其广阔前景是可以预见的。目前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可以看到的电视戏曲主要形式有：舞台戏曲实况录像节目、戏曲专题节目和戏曲电视剧。它们分别代表电视戏曲不同发展时期的状况。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59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蒲剧《窦娥冤》在戏曲与电视结合方面就进行了大胆尝试，全剧采用舞台布景与实景结合，从戏曲电视的发展历史来看，电视戏曲艺术片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回归，而是更高阶段上发挥电视的优势。为后代学者研究电视戏曲提供了借鉴的榜样。
中国戏曲的核心，不是模仿而是传神。传统的戏曲演出，观众只能从一个角度观赏全景式的表演，演员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演员的舞台活动无需交代。另一方面，绝大多数观众只能远距离地观赏，演员的动作往往是高度夸张的，这些特点都是由舞台演出所决定的。而屏幕中，这些特点都发生了变化。首先，现在的戏剧电视节目都是多机拍摄、自由切换，观众在屏幕上看到的是多角度多侧面的演员表演，这无疑扩大了观众的视角，尤其是俯仰拍摄，给观众不同于剧场的视觉感受，增加了表演的表现力。但另一方面，它又限制了观众，观众只能随着镜头的推、拉、跟、摇、移去观赏，看到的只是摄像者想看到的，再加上近景镜头的频繁运用，容易造成演员关系的混乱，缺乏彼此的呼应，尤其是戏剧电视剧中的搭景使空间显得有限，人物活动易乱。在这一方面，蒲剧片《窦娥冤》避免了这样的缺点，片中窦娥前往刑场的路途上，整个画面以窦娥为中心，其他人物不上场，人物关系明朗清晰，主次分明。在舞台上人物活动都有一定的规律，人物虽多而不乱，所以说在屏幕上就一定要注意剧场观赏时的整体性特点，全景与中近景的合理交叉，否则多视角的优势可能会变成缺点。其次，电视的小屏幕决定了观众与电视的距离一般在二至三米之间，在镜头运用上也多中、近、特写镜头，由此使得舞台的远距离观赏变成了近距离的审视，这就增加了演员表演的难度，表演上的一点问题就会清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如何在实景环境中把握戏曲美的要素，就必须要求戏曲演员有扎实的戏曲表演功底，才有可能使电视戏曲艺术得于日臻完美成热和发展。在戏曲舞台上能产生效应的“明星”的容貌、体态处于次要位置，但在电视屏幕上可能上升到主要地位。这些艺术家可能因为年龄、容貌、体态等原因，一个中近镜头往往使得观众的美感尽失。这就要求在这一问题上多用全景镜头，或者由年轻演员表演，艺术家退居幕后配音。因为艺术追求的是尽善尽美，而电视又是视听结合的艺术，追求画面美感，是其自身规律的要求。蒲剧《窦娥冤》从舞台演出本到电视分镜头拍摄剧本的创作过程中更是大胆地想象，情景交融，既充分展示电视艺术技巧的运用，又着力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尽力体现戏曲表演艺术的特征，把握住戏曲审美艺术性与电视审美艺术性、构建出鲜活的、有机的艺术整体，使电视戏曲艺术片《窦娥冤》更好听、更好看…… 《窦娥冤》的创作人员热悉戏曲艺术的时空转换关系、把握电视艺术场景写实、时空转换关系、充分利用镜头切换突出简洁，贴切地保持与剧情、人物内心情绪、唱词时空关系的一致、使电视艺术的镜头运用得到了发挥。剧中处，窦娥行刑后，白练瞬间变成红练渐渐消失于漫漫大雪中，紧接着连续几个空镜头，被雪覆盖的台桌以及柱子等等，这一组空镜头将窦娥的冤屈形象地告诉了观众，画面的构思胜过了很多言语唱白的表达，实乃妙不可言，而窦娥在临死之前舍性命含冤情的大段唱腔，丰富的面部表情，戏曲化的技巧身段，又保留并发展了戏曲的精华。既有影视的写实，又丰富了戏曲的写意；既有影视的叙事特点，又有戏曲写意的意境；既保留了戏曲大段唱腔又具备了民族歌剧咏叹调的意蕴堪称电视戏曲的精品。
“境随情迁，时由心变”是中国传统戏曲独特的时空观。其自然环境往往是由剧中人物带出场的，如《窦娥冤》中的大部分情节，就是在写实的景物当中展开的，荒郊野外、庭院、花草、衙门、墙头、夜色等都是客观存在的实物。尤其在牢房，窦娥一个人痛苦地回忆过去美好时光，电视戏曲真实地插叙再现了窦娥与相公、婆婆、父亲的美好场面。在真实景物的氛围中，再通过电视画面的着意渲染，使得离别格外令人伤感，且戏曲演员确实流出了眼泪，更让电视观众不能不为之动容。因而，这种写实手法不仅没有破坏舞台戏曲的诗化意境，相反使意境更加优美、深邃，其想象空间更加耐人寻味。
显然，舞台戏曲唱腔的脸谱化和一板一眼的节奏显然己不适应现代观众的欣赏要求。现代观众更乐于接受贴近现实的生活化的表演。于是《窦娥冤》中在表现窦娥迎接婆婆时，画面是她焦急表情以及迎接婆婆快步，这本是戏曲舞台的表演身段，但辅之电视镜头的处理技法，既逼真又形象。再如婆婆说道“坐堂招夫”时，窦娥满脸复杂的表情，然后紧接着切到灵位的画面，表现此举对相公的不敬，有预示的作用。这里主人公的表情与灵位紧密联系，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电视镜头的技术化处理，戏曲音乐的歌唱化及念白的口语化，以及字幕的运用等，在戏曲电视中都有所尝试，并不同程度地丰富了电视戏曲的表现手段与艺术内涵，在《窦娥冤》中明显可以看到。当然，并非戏曲电视就完美无缺了，有时因其过多压缩传统戏曲的唱词和舞台剧精湛的表演动作，使得戏迷观众感觉在唱腔与演技上不过瘾，且在戏曲与生活化的结合方式上有时也显得生硬。也就是说，戏曲电视作为传统戏曲嬗变的一种表现形式，既要充分运用现代化的电视手段，又要保持和发展传统戏曲独特的美学风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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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元素.传统戏曲与现代传媒.艺术研究，2003，（3）.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 音乐教育 文化功能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着丰富多彩、美妙神奇的多民族文化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音乐文化被看成是各民族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民族的音乐所包涵的情感和精神往往就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和思想,是这个民族智慧的象征。少数民族地区音乐教育,其目的就在于努力保持本民族音乐文化价值的同时,积极摄取其它民族音乐文化的长处,让我们民族地区的音乐教育以鲜明的个性融入到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体系氛围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湘西自治州位于湖南的西北部,是一个以土家族、苗族居多,并有回、瑶、侗、白等多民族杂居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域的封闭性和交际范围的限制,孕育了当地原始、纯朴的民族文化风情,可以说湘西自治州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化极其丰富的地区之一。正是在这种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其音乐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娱乐”或是情感渲泄的方式,而是与当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审美意识息息相关的,隐含着深刻的内在情感和强烈的民族精神的文化产物,是当地人们自身生命观、价值观的真实体现,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和思想价值,是民族音乐文化中的瑰宝。
然而,随着外来主流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音乐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一些珍贵的音乐文化正处于濒临消亡的危险状态。湘西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面临着被冲击、渗透、同化的危险。面对这一现实,笔者认为,要尽快、有效的保护、传承这些富有特色的优秀的民间音乐文化艺术,其根本的出路在于“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有效载体,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学校音乐教育理应成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在民间传承的重要补充,通过实施其音乐教育的文化功能,为少数民族音乐在当代的弘扬、创造、发展拓宽思路。
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民族地区的无意识的音乐教育行为(如宗教活动、民俗节日活动等)承担了传承与发展音乐文化的主要任务。但是,专业化的民族音乐教育伴随着世界音乐教育的正规化而出现,是一个民族音乐文化得以继续生存并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因此,如何实施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文化功能,是当前乃至今后民族音乐教育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文化积淀
现行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课程设置,主要是以西方音乐语言或音乐形态学的理论来进行建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方式、审美理想以及价值取向等构成了以“西方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而由于西方音乐与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所处的文化深沉背景上的不同,在这种音乐教育体系中,必然会使少数民族音乐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被掩盖,不仅得不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也会使少数民族学生原有的价值观丧失,最终带来的是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所生成的文化积淀仅是针对西方音乐文化的灾难性后果。
多元的文化使得各民族相互学习交融,也使人们更加强调各自文化的民族化特征。作为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应将民族音乐纳入其中,给予其主体的地位,确立以民族音乐文化的积淀作为学校音乐教育根基的地位,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作为一种学科资源融入到课程教学中,形成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音乐课程结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对民族音乐保存、发展的目的。
二、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文化传递
由于少数民族音乐和它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融为一体的结构特征和传承方式的口头特征,使我们无法从有很多文字记载的史料中去认识、熟悉它。长期以来,民族地区的文化传递都是靠其独特环境和历史传统相适应的方式进行的。在湘西自治州,各民族中口传音乐的传递方式是非常普遍的,这种口传音乐通常是一种非正规的、即兴的文化信息表达,它没有明确的教育目的,而是自然生成的,通过在与长辈、同伴、环境等诸多交流形式中进行的,我们不能否认这种民族音乐传递方式是行之有效的,也与整个少数民族文化环境是相吻合的,但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少数民族音乐固有的生存环境和传承方式随之受到相当大的冲击,给少数民族音乐在民间的自然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各少数民族将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传递更多的与学校音乐教育结合在一起,借助学校教育这个平台,让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递成为一种理性化、系统化的习得行为。
当然,实施学校音乐教育并不是以牺牲民族音乐文化的“原生态”为代价,恰恰相反,少数民族学校音乐教育应尽可能维护民族音乐的“正宗性”,将其文化中的精髓完整的传递下去,只不过传递方式可多样化,既可以是专业性的教学与研究,也可以深入到少数民族音乐的文化语境中,进行非专业性的文化实践活动等等。
三、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文化选择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相互交往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不同文化形态的相互渗透、融合使各民族文化内部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裂变和重新组合的过程,一次空前的全球化的文化整合正在悄然进行。正是在这种文化态势下,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却陷入了“自我中心论”的狭隘的价值观当中,“自我中心论”是一种以自我价值为最高价值,忽视、否定和排斥相关联事物价值,它与全球化的整体性、依存性相悖。这种缺乏世界眼光、排斥外来优秀的音乐文化、闭关自守、自我满足的文化价值观,必然会导致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停滞落后。
要解决上述存在的危机,唯有通过开放的、系统的当代音乐教育来完成,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既得天独厚的拥有当地民族丰富的音乐文化资源,同时又能从当代音乐教育发展的高度俯瞰这些资源。因此它能根据世界音乐文化的发展趋势对自身的民族音乐文化进行反思、审视,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一方面民族地区音乐教育不能简单采取“利用”和“发掘”的方式,而要把民族音乐已具有的独特个性和完整音乐素质的那部分音乐精华筛选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平等的音乐艺术来看待,才能使它们得到广泛的认同,比如:湘西苗族音乐的特点是在五声音阶的基础上加入一个“b3”音,“画龙点睛”的一个音恰恰展现了与其它民族音乐的不同之处。因此,教师要善于用敏锐的眼光捕捉到这一民族的音乐特色,然后在结合听的过程中指导学生获取音乐内在的节律和韵味,才能让学生理解这些“不准”或是“莫名其妙”的音响,达到一种心灵相通的境界。另一方面加强对异域音乐文化的交流、吸收。我们不得不承认以十二平均律为基础的西方音乐理论体系,无论从完整性、规范性上来看,都是值得我国音乐教育借鉴、学习的。所以,对少数民族音乐不断科学化、系统化的研究,实现本土音乐与异域音乐的多元共存,将是今后民族地区音乐教育长期奋斗的目标。
四、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文化创新
在当今社会,少数民族音乐独特的文化价值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人们对少数民族音乐的保存发展确实也倾注了很多心血。但笔者始终认为,少数民族音乐在我们学校音乐教育中还只是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要改变这种现状,从根本上讲还是要强调少数民族音乐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及学校音乐教育对传统音乐进行创新的能力。在当前少数民族地区,我们看到其传统音乐文化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极为保守的“博物馆”式文化予以保存,这样其艺术价值不仅得不到有效的传承,也会让它落入“原始”、“落后”的境地。保护确实责任重大,但创新才是我们学校音乐教育的终极目标。比如:吉首大学舞蹈专业的教学正是不断的从当地少数民族中的风俗礼仪、传统节日、服饰特色中提取舞蹈元素,大胆地对民间音乐文化加以创新,创作出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舞蹈作品,如《猴儿鼓》、《扯、扯、扯》等,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所以,民间音乐文化对于前人是一种创造、一份承载,而对民族地区音乐教育则是一种资源、一种延续,这种延续不是简单“保留”、“维持”,而是一种不断赋予民族音乐文化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的过程,也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断改造更新的过程。总之,唯有利用民族音乐教育推动族音乐文化的创新,才能使之艺术长河生生不息,永远流淌。
如上所述,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于学校教育,而少数民族地区学校音乐教育理应承担起传承地方音乐文化的重任,这既是它责无旁贷的义务和使命,也是它立足和发展的需要。正如著名的匈牙利音乐家柯达伊所说:“通过生活本身,传统将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从人民生活中被抹去,企图阻止这一点,就等于阻拦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是徒劳无功的。现在,接受传统、保持传统并使之成为他们生活中一个积极的部分,这是受过教育阶层的任务。”
参考文献:
[1]冯增俊.教育人类学.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2]王军.文化传承与教育选择.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3]滕星.族群、文化与教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