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10 15:10:2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历史社会学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用人单位对独立学院的大学生的招聘条件越来越苛刻，动手能力差、工作经验不足已成为大学生谋求理想工作的短板，作为实践活动的组织者，独立学院应当利用社会资源，与企事业单位建立长期的实践基地，引导青年大学生尽早接触用人单位，深入用人单位，在用人单位得到锻炼，也有助于用人单位在大学生的实际工作中观察挑选，寻找合适的人才。这既减少了用人单位在就业市场招聘的经济成本，又节省了大学生适应单位环境的时间成本，促进了用人单位、学生、学校三方共赢。
二、独立学院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对策
(一)设立专门机构，构建大学生社会实践长效机制
独立学院要成立统一的大学生实践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构成涉及共青团、学工处、教务处等各部门的负责人，组长由主管学生工作的学院副书记挂帅，有利于电动学院的各方力量，便于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整体规划与科学指导。在学院团委下设社会实践办公室，具体负责社会实践的制度建设、经费使用、安全教育、团队立项、评比考核、表彰评优、宣传总结、媒体宣传的全面落实和过程监督等工作，将大学生社会实践纳入规范有序的运行轨道。
(二)拨出专项经费，构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激励机制
为保障和推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独立学院每年都应拨出社会实践活动专项经费，并逐年增加投入。特别对于奔赴老少边穷地区开展实践的大学生，除补贴交通、生活费以外，还应联系保险公司为其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同时，独立学院要制定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将社会实践纳入整体教育计划，制定实践制度规范和配套文件。对于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取得成绩的大学生、团队、指导老师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充分调动师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在校园内宣传典型，举办社会实践报告会和经验交流会，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实践氛围。鼓励团队、个人申报国家级、省市级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评比，如人民网主办的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评选活动、“圆梦中国—公益我先行”大学生微公益大赛、阿克苏诺贝尔中国大学生社会公益奖等。
(三)加强社会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社会实践基地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面向社会的重要活动，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独立学院应立足办学特色，整合和利用社会多方资源，与城市社区、农村乡镇、企事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等联系，努力建立一批长期稳定的社会实践基地。建立稳定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使大学生有计划、有组织地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尤其是与所学专业相关联的一系列教学活动的稳定载体。此外，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可以最大限度保障学生自身权益，减少费用支出，达到双赢的效果。
(四)创新实践形式，推出一系列社会实践亮点活动
目前一些形式单一的实践活动己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也需要不断地推陈出新，只有把握社会热点，适应社会需求，结合大学生的兴趣和专业特长，创新思路，推出一系列形式多样有亮点的特色实践活动，这样才能使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
三、结语
1.1教学中增加学生实践的机会
在专业培养方案的制订时，一定要增加学生社会实践的时间，让学生有较多的时间参与、体验社会实践。如有些理论课需要配备相关的实验或者课程设计。课程设计是学生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动手能力、实践能力的重要一环，教师决不能轻视这个环节，对课程设计的指导要花大量的力气，对学生在课程设计中出现的问题，一定要“手把手”的纠正。如果让学生带着任务去完成课程设计，学生能快速地掌握好专业知识。要增加教学中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首先就要求教师有丰富的实践能力，其次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做好“产学研”结合工作。
1.2教师让学生参与科研项目
许多高校教师都有一定的科研项目，不论是横向的课题还是纵向的课题，如果能让感兴趣的学生参与到其中，就能快速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也能提高学生的专业兴趣。同时，在参与项目的过程中，学生的基本实践能力能得到较快的提高。当学生参与了这些项目后，调查发现学生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也往往会朝项目的研究方向靠。而一旦学生找到了相关的工作，那么学校的这一经历对他无疑有很大的帮助，能让他对新的工作充满信心，快速融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1.3学校社团帮助学生全面提高
学校的各种社团对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学生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协调能力等的培养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也是许多单位在招人时需要学生有社团经历的原因。社团就是一个小社会，在各种社团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学生自己“当家作主”，学生可以把自己完全当作社会人来对待，尤其是社团的领导组织者，在处理社团的日常事物和组织社团活动时，能力能得到快速地提高，所以社团的主要干部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往往能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同时，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社团或者兴趣小组不光能提高学生的基本实践能力，还能提高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
1.4学校多组织学生参与社会活动
大学生参加社会实习的机会其实很多，可以利用较短时间的节假日参与一些小型的社会活动，也可以在寒暑假利用较长的时间到固定的实习单位去实习。学校也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相关的社会实践，如“三下乡”活动、大学生创业活动等。社会调查在联系调查地点、寻找调查对象、发放问卷、进行访问的过程中，都要与人交往，要得到调查对象的支持和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不知不觉的得到了锻炼和加强。
1.5学生自己找单位实习
实习对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哪种形式的实习，都可使学生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亲近社会。但是由于许多学校新专业的增加、高校的扩招，使得现在由学校来为学生找实习单位变得很难，尤其是专业实习。很多学校都是由学生自己找单位，这使得很多学生很盲目，不知道从哪里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单位，尤其是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单位，要找到对口实习单位很难。但是，学生自己找实习单位也给部分学生提供了一个机遇，有了学生自我发挥的舞台，能让学生找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单位实习。不管怎样，学生一定要利用各种实习的机会，不断使自己变得成熟，把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决不能走过场，在实习单位盖一个章就完事。
2.结语
1.过多的理论教学
高校的理论教学情况现在已越来越成熟，教科书的选择面很广，范围很大，教师的整体质量也在不断提高，高校的教师大多可以把前沿的学术理论知识教给学生。但是，教师在传授书本知识的时候很容易忽视对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与我们传统的应试教育有关，也与我们高校对学生的培养方案有关。尤其是一些如文科、经济、管理类等学科的学生，在学习阶段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很少。这也就导致出现了本科生毕业后再去职业学校再培训的现象。
2.社会实践太重形式
不排除许多高校在社会实践方面抓得很紧，面也铺得很广，但是最终效果不是很明显。其原因主要是太注重形式，而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尤其是高校形式单一的实践活动，整齐划一的组织形式，很容易让学生在实践中走过。
3.与社会合作不够
不同的社会力量能够为我们提供各式各样的社会资源，也能让学生学到不同的本领，我们本应该与各种社会力量寻求合作，形成良好的合作伙伴，扩大多方共赢的良好效应，但是我国的许多高校依然只是自己埋头苦干，不能善借于物，不能把“请进来”与“走出去”良好的结合起来。
4.社会实践的平台与机会太少
尽管现在的各个高校在努力的为学生创造各种社会实践的平台，如社团的组建、实习基地的构建、大学生“挑战杯”竞赛的设置等，但是纵观整个高校教育系统，给予每个大学生的平台与机会依然太少，使得很多学生没有机会得到锻炼与提高。
二、对策与措施
1.教学中增加学生实践的机会
在专业培养方案的制订时，一定要增加学生社会实践的时间，让学生有较多的时间参与、体验社会实践。如有些理论课需要配备相关的实验或者课程设计。课程设计是学生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动手能力、实践能力的重要一环，教师决不能轻视这个环节，对课程设计的指导要花大量的力气，对学生在课程设计中出现的问题，一定要“手把手”的纠正。如果让学生带着任务去完成课程设计，学生能快速地掌握好专业知识。要增加教学中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首先就要求教师有丰富的实践能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的现状与对策研究力，其次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做好“产学研”结合工作。
2.教师让学生参与科研项目
许多高校教师都有一定的科研项目，不论是横向的课题还是纵向的课题，如果能让感兴趣的学生参与到其中，就能快速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也能提高学生的专业兴趣。同时，在参与项目的过程中，学生的基本实践能力能得到较快的提高。当学生参与了这些项目后，调查发现学生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也往往会朝项目的研究方向靠。而一旦学生找到了相关的工作，那么学校的这一经历对他无疑有很大的帮助，能让他对新的工作充满信心，快速融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3.学校社团帮助学生全面提高
学校的各种社团对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学生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协调能力等的培养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也是许多单位在招人时需要学生有社团经历的原因。社团就是一个小社会，在各种社团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学生自己“当家作主”，学生可以把自己完全当作社会人来对待，尤其是社团的领导组织者，在处理社团的日常事物和组织社团活动时，能力能得到快速地提高，所以社团的主要干部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往往能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同时，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社团或者兴趣小组不光能提高学生的基本实践能力，还能提高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
4.学校多组织学生参与社会活动
大学生参加社会实习的机会其实很多，可以利用较短时间的节假日参与一些小型的社会活动，也可以在寒暑假利用较长的时间到固定的实习单位去实习。学校也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相关的社会实践，如“三下乡”活动、大学生创业活动等。社会调查在联系调查地点、寻找调查对象、发放问卷、进行访问的过程中，都要与人交往，要得到调查对象的支持和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不知不觉的得到了锻炼和加强。
5.学生自己找单位实习
实习对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哪种形式的实习，都可使学生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亲近社会。但是由于许多学校新专业的增加、高校的扩招，使得现在由学校来为学生找实习单位变得很难，尤其是专业实习。很多学校都是由学生自己找单位，这使得很多学生很盲目，不知道从哪里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单位，尤其是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单位，要找到对口实习单位很难。但是，学生自己找实习单位也给部分学生提供了一个机遇，有了学生自我发挥的舞台，能让学生找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单位实习。不管怎样，学生一定要利用各种实习的机会，不断使自己变得成熟，把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决不能走过场，在实习单位盖一个章就完事。
三、结语
关键词: 大学毕业生 社会适应心理问题 对策
一、大学毕业生面踏入社会面临的的全新环境
近几年来,部分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面对全新的工作环境、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较为独立的生活环境等,很难适应,从而产生焦虑、压抑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心理问题,就会极大地影响他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甚至会导致偏激的行为,对个人、社会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和恶劣的后果。一般而言,学生从初入社会时的心理盲目适应,经过心理不适应,再到心理基本主动适应,其周期需要3―5年时间。自我意识和自我感受能力偏强的人,往往适应期要长一些,反之则短一些;心理比较脆弱、自我调控能力差、缺乏辩证思维的人,往往适应期要长一些,反之则短一些。由此可见,大学毕业生职业社会化的关键期就在毕业后的头几年。
二、在适应社会过程中产生的心理问题
1.理想和现实的极大反差让大学毕业生产生焦虑心理。
大学生毕业生拥有无数个理想、美梦。但面对实际的工作、生活环境,不少人不能马上适应下来,不能从基层做起,感觉和理想中落差很大,就产生了焦虑的心理。还有大学生对现在工作中复杂的技术也很难适应,感觉所学的知识远远不够,而且理论和实践相差很大。从而让他们感觉到很大的危机,调节不好会形成心理问题。
2.复杂的人际关系让大学生产生压抑感。
人际关系适应是社会适应的重要方面。调查结果显示,在大学毕业生的社会适应中,人际关系适应最好,无论是和领导、同事还是朋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关系很好。但仍有一部分毕业生在适应周期内承认自己在人际适应上有压抑感。这种压抑感往往从正式开始工作即产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在达到顶点以后逐渐回落。它由以下三种感受组成:一是个性失落感。大学时期允许个性在适当程度上发挥,而工作团队则是一个强调共性的地方,于是一些毕业生在与人相处时,过于压抑自己的个性,甚至为了某些需要而伪装自己。二是层级挤压感。刚从学校到社会工作,一般都要从最低的层级干起,即使同事们并没有压制年轻人的主观动机,但在工作上,尤其是在心理上,职场新人总是会感觉到来自职务地位的种种压抑。三是攀比失衡感。新进入职场的人习惯于与自己的同学、同龄人、同一批进入工作岗位的伙伴等作比较,比较的结果常常是优越于别人的方面被忽略,而逊人一筹的地方被放大,由此也容易产生压抑感。
3.生活的压力让大学毕业生心理矛盾感加重。
生活适应是大学毕业生社会适应的基本内容。在学校里面,大学生主要是面对学业问题。走上社会之后,大学生面临着婚姻、家庭等诸多问题。调查显示,在婚姻、家庭生活、文化生活方面,感到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大多数,一般情况的占中等,不大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极少数;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与社会地位方面,感到很好和比较好的占30%以上,一般情况的占50%以上,很差和比较差的占15%左右。部分毕业生适应较差,是因为随着职业生活的全面展开,刚刚从业的激动兴奋渐趋平缓,好奇心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是许多矛盾和冲突的产生。
三、大学毕业生在社会适应中心理问题形成的原因
1.环境的变化。
高科技发展对人的专业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未来社会充满了竞争,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既呈多元化又呈综合化;知识不断生产和创新,瞬息万变。高科技的发展,信息时代知识的猛增与更新速度的加快,必然对人的专业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客观上决定了大学生走向社会后的不适应性。所谓生活技能是指个体能够采取正确的、适当的行为,有效地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需要和挑战的能力。大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基本上处于与社会隔绝的状态,对社会缺乏了解和认识。刚进入工作岗位,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有许多东西需要重新学习。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剧,现不少大学毕业生总会发出“做人真难”、“活着真累”的感慨。
2.知识、能力的不足。
调查显示,毕业生在工作中明显感觉到知识不够用、能力不足。这说明大学毕业生的业务素质还不算高,他们在知识、技能和能力方面实践上还明显不足,特别是当今时代,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对人才规格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一些重要科研课题、技术革新项目与一些边缘学科,往往仅具备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是不够的。社会和学校的群体不同,有的毕业生在学校期间通过锻炼培养了自己的组织、协调等方面的能力,但走上社会面临复杂的群体,应对这些人际关系上还显得不是很适应。
3.工作、生活实践经验缺乏。
大学毕业生之所以在离开学校后的社会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矛盾感,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必要的生活实践经验,涉世尚浅,容易想当然地想象社会生活的美好,而又往往脱离现实条件。具体来说,一方面,从小到大,家庭教育忽视生活技能的训练,较少提供给他们生活实践能力培养的机会,他们养成依赖性,遇事易激动,情绪缺乏控制,处世不够老练。另一方面,学校教育多是传授理论知识,即使是少有的生活知识讲解,也缺乏真枪实弹的实践。生活技能是在掌握了相应的原理和操作方法的基础上,通过练习获得的,只有通过反复练习才能由不会到会、由不熟练到熟练,继而逐步形成技能。所以,生活技能的培养是以探究体验为主要形式的实践活动,只有把智力活动和操作活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重视直接体验和经验学习,才能使多方面的实际能力得到培养。工作上更是如此,在学校主要是理论的学习,对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有相当的差距,平时也缺乏到工作一线锻炼的机会,所以一踏上工作岗位,便感觉缺乏实践技能,导致焦虑等心理问题。
四、心理问题的疏导对策
1.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让大学生毕业生形成稳定的心理状态。
(1)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陶冶学生的情操,塑造学生的美好心灵,培养学生的良好品德。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让学生在一种健康、融洽的关系中生活、学习和发展。优化校园文化环境,开展形式多样、健康活泼的文体活动、社团活动、学习竞赛、名家讲坛、社会调查和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加强学生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意识,并以活动为纽带,培养学生的人际交流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促进人格的自我完善。
(2)加强心理训练,增强心理素质。大学毕业生们应主动了解心理健康知识,掌握一些心理问题的鉴别方法和基本的心理调适办法,比如通过听音乐、看电影、阅读书籍等发泄心中情绪,可以有助于毕业生们及时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减少情绪波动的频率与剧烈程度,减少发生心理问题的概率。大学毕业生的心理健康,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发展,而且是保障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
2.正确认识自我,确定新的人生起跑点。
翻转课堂课前活动教学模型，结合翻转课堂课前教学活动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问题，分析课前教学活动中各个要素与教学视屏中介工具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教学视屏的制作提供建议：首先，教学视屏难易程度的制作不应该超过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域;其次，教学视屏的内容包括监督机制、习题环节和师生及生生互动平台等一些硬件设施;最后教学视屏时间应控制在10分钟以内，短小，重点突出，可回放。
关键词：活动理论 翻转课堂 教学视屏
DOI：
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1.202
一、前言
翻转课堂，就是在信息化环境中，课程教师为学生提供以教学视频为主要形式的学习资源，学生在上课前完成对教学视频等学习资源的观看和学习，师生在课堂上一起完成作业答疑协作探究和互动交流等活动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李凑，刘赣洪，2013）。翻转课堂的课前活动是指学生通过观看视屏结合适当的测试进行自主学习。翻转课堂的课堂活动是指教师和同伴根据课前活动中的遗留问题为学生提供支架帮助进行针对性解答，这样最大限度地照顾到了每个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域，并最终使学生跨越最近发展区域，并为下一轮的翻转课堂提供了反馈和指导。
翻转课堂的基本要义是教学流程变革所带来的知识传授的提前和知识内化的优化（赵兴龙，2013）。但是，翻转课堂在具体应用过程中遭遇知识传授、知识内化以及知识传授与知识内化的衔接三方面的问题。知识传授发生在课前，学生不仅要观看视频，还要在观看教学视频的过程中发现疑惑，并带着问题与同伴在线交流或者在课堂上参与讨论，强调的是自主建构知识体系（王红，赵蔚，刘红霞，2013）。然而，随着翻转课堂在我国的应用，一些教育工作者对其提出了质疑，认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使得教师的作用明显下降，教师在课堂中仅仅是看着学生做作业或者解答他们的疑问;学生在家不喜欢观看枯燥的教学视频，调动不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因此学习效果不好;教师不能监控学生是否观看了教学视频;翻转课堂的核心内容就是教学视频，教学视频决定教学质量（张金磊，2013）。要解决翻转课堂中在实际应用的问题，尤其是在课前活动所遭遇的实际问题，翻转课堂中教学视屏的制作成为决定教学质量的关键性因素。
二、研究背景
国内近几年主要研究翻转课堂教学模型的设计主要从教学要求（张新明， 何文涛， 2013）、或从翻转课堂的内涵结合翻转课堂中的各个要素（张金磊，2013）、或是借鉴国外已有的教学模型并与多种网络平台相结合的角度构建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型（张新明， 何文涛， 李振云， 2013）。可以发现翻转课堂的研究在最近几年刚刚兴起，对翻转课堂教学设计的研究理论支撑不足。本文希望通过应用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活动理论的三角模型为理论框架，分析构建翻转课堂课前活动的教学模型，并以此来发现影响教学视屏制作的各个因素，从而为教学视屏的制作提供建议。
三、活动理论概述
Vygotsky（1978）的社会文化理论中最核心的思想是中介思想，维果茨基认为人类是通过一定的中介工具来改造物质世界和人们的思维，思维不是人类大脑中的生物属性，而是通过应用中介工具参加具有目的导向的活动中逐渐发展形成的。中介工具包括物质工具和符号工具。其中最重要的符号工具是语言。二语教学是通过文化建构的中介工具进行调节的社会活动，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中介工具对社会交互中的语言发展进行调节，在学生认知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Lantolf，2003;Lantolf & Thorne，2006）。教师的语言在学生二语习得过程中起到了中介和支架作用。而在翻转课堂课前活动中教师语言是以教学视屏为载体，所以教学视屏的设计直接关系到教师语言这一中介工具如何有效发挥教师的支架作用。
以教学视屏为载体的教师语言在活动理论体系中，得到了体现。芬兰学者恩格斯托姆（1987）提出的活动理论三角模型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理论框架，在这一框架中主要包括7元素组成：活动主体、调节工具、整体目标、 规则、社区、不同个体的分工。这七个要素中，中介工具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活动理论的三角模型可以作为分析翻转课堂活动的理论框架，教学视屏是翻转课堂课前活动中的主要中介工具与翻转课堂课前活动中的各个因素相互影响。所以要解决翻转课堂课前活动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问题，首先是根据活动理论三角模型设计翻转课堂课前活动模型，明确翻转课堂课前活动中的各个要素及教学视屏的相互关系，最后对教学视屏的制作提出建议。
四、活动理论下翻转课堂教学模型的构建
根据翻转课堂的定义以及借鉴美国富兰克林学院的 Robert Talbert 经过多年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经验积累，总结的翻转课堂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本文通过活动理论的三角模型理论构建翻转课堂课前教学活动模型，如图2所示。
[课前教学活动][观看教学视屏][针对性课前练习] [课堂教学活动][快速较少的测评][解决问题促进知识内化][总结反馈]
图1 Robert Talbert 的翻转课堂结构图
[教学视屏][学生]
[结果][学生]
规则 教师 分工 [规则 教师 分工 ]
图2 翻转课堂课前教学活动模型
根据翻转课堂的教学活动模型中各个因素与在实际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本文对翻转课堂内的各个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可以看出影响多媒体视屏的因素主要：学生的注意力、学习兴趣、计算机能力;教师的教学理念、准确判断学生认知水平的能力和制作教学视屏的能力;课前教学活动的目标;课前活动师生及生生互动规则和分工。
学生是视屏制作对象、是制作视屏的受益者。翻转课堂在实际应用中有关学生的问题有，学生的注意力不集中，缺乏学习兴趣。所以，视屏的制作优劣可以从是否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集中了学生的注意力为出发点。而学生的注意力分散的主要原因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视屏内容的难易程度与学生的学习能力不能匹配，即不符合每个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域，失去学习兴趣，注意力不能集中。第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所以针对第一个问题，视屏制作的内容必须要符合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域，教师在制作视屏之前对学生的学习水平进行测验。通过学生对新课程基础部分的掌握效果，教师可以据此来确定视屏制作的难易程度。针对第二个问题，引入督导机制，将学生家长的监督和教学视屏的督导模式相结合。教学视屏借助提示性画面或者警示性的声音来回笼学生的注意力，在学习过程中做到张弛有度，层次分明（郑军，王以宁，王凯玲，2012）。
翻转课堂中教师的角色由主演转变为导演。在新的教学模式下，教师应作为课堂的引导者和参与者，注重课堂互动和考虑学生学习的个体差异（Ellis，2005）。首先，教师在制作视屏时不仅要考虑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而且还必须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来决定视屏的难易程度，突出学生的主角地位，所以教师可用试卷测验的方式及其他方法来确定学生的最近发张区域。其次，翻转课堂中教师录制讲课视频时面对的是镜头，没有了与学生面对面的交流，视屏的制作需要增加视屏互动的场面，插入难度适中的问题，来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最后，教师是视屏制作的操作者，教师制作视屏的能力影响视屏质量的优劣。所以很有必要对教师的计算机能力加以培训。
课前教学活动目标。翻转课堂教学活动中的教学动机是使学生最终达到知识内化的水平。而课前教学活动的教学目的是要求学生独立完成课前练习，这是实现知识内化的一个具体目标。在这一具体目标的要求下，视屏制作的内容还包括与教学内容相配套的在线测验功能。而练习题的难易程度成为实现课前教学目标的关键。所以，根据学生不同的最近发展区域，教学视屏中设置层次不同的练习题，最大限度地使每位学生跨越最近发展区域，实现个性化教学。
课前活动规则。课前活动规则包括观看视屏的时间，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的互动规则。如果视屏制作时间太长，会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注意力不集中，失去学习兴趣。但如果教学视屏时间太短则会造成因学习输入不足引起的学习效果差。第一， 翻转课堂应采用教学短视频，即微视频，其主要特点是：短小精悍、可以回放、符合学生注意规律（朱峰，2014）因为学生的视觉驻留时间一般在 5～8 分钟，每段的教学视屏的时间应控制在10分钟以内。第二，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的互动主要发生在完成在线测验的这一活动内，教师对学生的测验进行评分。所以课前活动师生互动规则要求教学视屏的制作包括在线评分功能。此外，对于生生之间的互动可以把QQ，微信，微博等多媒体交流工具与教学视屏的制作相结合，学生既可在微视频学习中提出问题，同时又可提出自己关于相关思考题的意见与看法，共享学习心得，解决问题。
课前活动的分工。学习共同体中各成员的劳动分工、身份地位和权力关系也会影响活动过程。翻转课堂主次地位的区别，决定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分工应该是：学生是课前活动的主要执行者，观看教学视屏，并做相关的练习。而教师则是教学视屏的制作者，并为学生的练习结果进行评价。教学视屏的制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学生。所以，学生可参与教学视屏质量的评估，为教学视屏的制作提供反馈。教师对于学生在做练习中的错误不进行太多的讲解，错误的解决应发生在学习主体之间的小组互动过程中。在此活动中那些没有做错的学生则要为其他做错的同学提供讲解，这就要求视屏制作还要有可视功能，及镜头切换功能，让做正确的学生充当教师的角色。这样做不仅给学生展示的机会，而且增加了学生之间的竞争，学习效果显著。
四、结论
教学视屏在翻转课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学视屏的质量同教学质量密切相关。所以要解决翻转课堂课前活动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首先必须要解决教学视屏的制作问题。本文首先以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活动理论的三角模型系统理论为理论框架，分析翻转课堂课前活动中的因素，并与翻转课堂现有教学模型相结合，构建翻转课堂课前教学活动模型。然后，把翻转课堂课前活动模型中各个要素同翻转课堂课前活动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问题相结合并加以分析，发现影响教学视屏制作的主要因素，并为教学视屏的制作提供建议。
本文的贡献在于为翻转课堂视屏制作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社会文化活动理论的应用能够较为在翻转课堂中影响教学视屏使用的因素提供了理论层面的诠释。然而，本文没有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考察教学工具的实用性，因此本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则可完善这一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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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一、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转变
近代以来，科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家和哲学家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其中不应该有科学家个人因素的影响以及社会因素的参与。直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出要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的主张，打破了科学知识免受社会学质疑的权威地位。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引起了科学哲学界以及科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且科学知识社会学从产生开始就已经将对科学研究的案例研究作为其重要的论证手段（如爱丁堡学派开创的“争论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就是科学史的案例研究），这些成果引起科学社会学家的广泛重视。今天的科学哲学研究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研究方法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具体而言，就是倡导多元学科的方法，以适应历史研究范围扩大、着眼点细化等方面的需求。
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无疑有利于在新观念指导下的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研究者认为历史研究应该融汇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科学社会学研究作为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起步较晚而研究对象又较为特殊的分支，其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对科学发展的社会学探讨，而且包括分析和反思科学社会学学科本身发展的历史，也即研究其建制化和理论纲领的形成、发展过程。基于科学社会学的立场，分析和借鉴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纲领，对于促进科学社会学科的发展来说极为重要。
二、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史研究转变
尽管科学社会学研究下的建构主义进路开展地轰轰烈烈，但在科学史领域中，由于当时大多数科学史家受根深蒂固的传统科学观的影响，并未将这一研究进路引入科学史研究中。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家夏平就曾在其论文《科学史及其社会学重构》中对科学史家忽视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史意义表示不满。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的科学史研究已有相当影响，1993年，时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曹天予指出：“近年来，社会建构论在对科学作研究的专业中已变得十分流行。虽然说社会建构论已控制了这个领域可能显得有些夸张，但对一个科学史家来说，在学术著作或通俗文章中要不遇到带有社会建构论倾向的论述是很困难的。”在已有建构主义相关研究中，随处可见建构主义者对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应用，甚至自己动手研究科学史。这与以前的哲学或社会学研究力图为科学史的研究构建一个理论研究框架的做法有所不同。这种对科学史“本末倒置”的态度一方面突出了建构主义研究对历史的重视，另一方面，对于科学史学家来说，建构主义也给科学史研究带来很多启示，包括建构主义的立场为学史研究开启的新的研究主题；建构主义为科学史提供的理论资源；以及建构主义者视角对历史提出的新问题，等等。
三、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即使在传统的科学史研究领域，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也为其开拓了全新的研究课题。1931年，前苏联科学史家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牛顿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标志着特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的出现。
正是在这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彼此借鉴与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由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文化研究等构成的研究视角广泛，研究方法多样的研究领域――科学技术元勘（Science Technology Studies）研究领域。STS领域的研究者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将科学技术理解为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共同参与的事业，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描述了一幅具体而生动的科学图景，以及参与科学研究的各领域研究者的不同路径。在这幅研究图景中，建构主义进路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促进了科学史的研究有助于整个STS研究领域中不同的理论主张间的沟通，而且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和STS研究的合流做出重大的贡献。
论文摘要：研究文论形态及现象的形成，方法显然是重要的。文学主体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提出之后不久就赫然成了一种令人瞩目的理论现象。从特定角度看，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知识社会学事件。相较于“内在理路”和社会历史研究法，运用知识社会学方法对这一理论现象的形成进行考察，能够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一些新思路。在知识社会学视野之下，可以较为明显地见出主体性文论现象与1980年代哲学领域里的主体性问题讨论一道在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史中的意义和价值。当然，这一理论本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文学主体性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提出之后不久，即在与当时社会、文化构成的深刻互动关系中逐步发展成一种理论现象。在此，问题的关键是首先需要确认文学主体论由一种单纯的知识形态生长为一种理论现象的事实;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文学主体性理论现象即主体性文论现象的形成并不突兀，除了其倡导者以及承继者的主观理论努力之外，也有赖于80年代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带有集体意味的主体论氛围乃至主体论社会心理的滋生和凝结。这是“”后中国特有的一种思想面貌，没有“”，也许在当时的中国就不大可能形成影响深远的文学主体性理论现象。
研究包括文学主体论在内的文论形态及现象的形成，方法显然是重要的。有论者指出，世界各民族对自身历史文化的研究大致可以分出历史解说与思想重构两个方向，前者着眼于分析传统的形成，或者说致力于对传统的形成过程作知性的把握;后者则致力于揭示传统的普遍意义。当然，价值或思想重构也是相对于历史解说而言的。不过，对传统的形成过程作知性把握的历史解说又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如余英时倡导进行“内在理路”的解释川，意在从传统文本中显示的问题人手，探讨思想史中观念与方法的承继与变迁;传统的者从一个方面着眼于社会历史背景，注重对思想的意义作外部解释;此外，当代的一些西方学从知识社会学角度人手，把社会科学训练引人这一领域，从而给历史解说带来了新的活力。
笔者以为，如果把第二种方式(它包含着对马克思理论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的误解或者说对之进行了简单化的处理)向深处开掘成社会历史研究法，那么对文学主体性理论形态及理论现象形成的探讨同样可以采取以上三种方法。当然，这三种方法尽管存在着各自的主要指向，但它们之间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然而，如果把一种理论看成是一种知识，那么揭示这一知识得以形成的内在理路或者采取社会历史研究法主要探讨其“出场”的社会历史状况以及它可能存在的对于改变现实的理论诉求，并不能把一种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完整地纳人研究的视野之内，而这正是知识社会学方法所具有的优势。尤其是当某一理论，如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文学主体性理论，由于其影响较大而在其被提出后随之成为了一种理论现象时，更有必要采用知识社会学方法对它进行研究。
尽管有论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开始的”但显然谁也不会否认马克思的思想对于知识社会学形成的重大价值。德国著名社会哲学家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就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当然，曼海姆认为自己比马克思走得更远。可以确认的是，正是在对马克思的思想和其他社会思想学说的深人研究和探讨中，曼海姆发展出了自己的知识社会学理论。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试图分析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力求获得对社会存在与思想之间关系的系统理解。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在于人们努力发展那些在现代思想的危机中已变得明显和重要的多重相互联系，尤其是发展理论与思维方式之间的社会联系，将它们作为自己适当的研究领域。知识社会学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取代传统认识论，而是努力修正它，因为传统认识论没有充分考虑思想的社会性质。对于曼海姆而言，知识社会学理论是一种关于实际思维受社会或存在决定的理论。他强调，实际思想的出现，在许多关键方面都受到各种各样超理论而非纯理论因素的影响。以往的思想史研究普遍认为，思想的改变只能在思想的层面(内在的思想史)上被理解—这与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存在诸多的相通之处。曼海姆认为，这种旧方法妨碍着我们认识社会进程对思维领域的渗透。此外，与马克斯?舍勒一样，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种思想前提下，曼海姆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认为知识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既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等因素，也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
由此可以看出，曼海姆在知识发生学的研究中，是重视对思想主体的考察的。他说得很明白:“在由存在决定的思想中，其思想过程部分决定于思考主体的特征。当然，曼海姆也认识到思想和观念并不是一个人的孤立灵感的结果，一个群体的集体历史经验是构成其深刻洞见的基础。
曼海姆强调，知识社会学一方面是一种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P.239)。研究曼海姆的理论专家A.P.西蒙斯曾在《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用了较长的篇幅对作为一种解释方法的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进行过专门研究(PP.106一32)。因而，当我们在上面简要阐述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时，也讨论到了他的这一理论的方法论特征。R.K.默顿指出:“在知识社会学中，所有方法一致的中心点是这样一个命题，从思想不是内在地决定的来看，并且就思想的某一方面从认识以外的因素中产生出来而言，思想是有一个存在基础的。”曼海姆以社会学视角研究有关思想，始终都从讨论其存在基础出发。显然，当曼海姆强调知识社会学也是一种历史—社会学方法时，他接受了历史主义的观点。其实，德国历史主义也是曼海姆创立知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思想源流之一，遵循历史主义的思维路向是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方法的基本特征。
文学主体性理论自被刘再复提出之后，学界即展开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如前所说，由于这一知识形态与当时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联，不久，它也就赫然成了一种令人瞩目的理论现象。从特定角度看，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知识社会学事件。由此，我们可以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对这一理论现象的形成进行考察。显然，这可以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一些新的思路。通过上文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及其方法论特征的简要揭示，笔者认为，运用知识社会学方法对文学主体性理论现象的形成进行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第一，总体讨论文学主体性理论“出场”的存在基础—包括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两个向度—揭示它们对时代观念的制约及其对文学主体论得以现实化的推动;第二，从第一中分化出来，关注刘再复作为一个社会个体(个体主体)的身份定位和价值选择，并且在此基础上重视对刘再复的这一定位和选择与构成其个人思想基础的集体目的之间的张力关系;第三，从知识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人手，考察文学主体性思想的播散及其成为一种理论现象的有关问题。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以上面谈及的三个维度为参照，检视以往学界习惯性地运用内在理路研究法和从社会历史角度探讨文学主体性理论形成问题的做法，不难发现，论者在研究中关注的其实是以上所说的第一个层面的问题。
总体来看，与采取知识社会学方法进行问题讨论的内在要求相比，他们的研究尽管缺少一些社会学特征或社会科学训练，但研究问题的着力点是显明的，那就是集中指向对文学主体性理论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的考察。只是这种考察是局部性的，而不可能顾及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的各个方面;当然，这种全面的探讨在非社会学乃至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似乎也是没有必要的。‘正因为研究者们的惯常做法事实上主要是殊讨在知识社会学研究视角下，文学主体性理论得以产生或得以现实化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问题，故而在此为了行文的简洁和讨论问题的集中性，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运用知识社会学方法针对这一维度进行近乎重复性的研究了。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在以往关于文学主体性理论产生的研究中，这一问题关注得很少甚至在有些论者的专题研究中完全被忽视，笔者以为，这种研究现状需要被改变。
考察刘再复作为一个社会个体在20世纪80年代的身份定位和价值选择问题，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对前文已经提及的曼海姆所说的“在由存在决定的思想中，其思想过程部分决定于思考主体的特征”这一思想的关注和认同。但是，笔者并不准备在此对刘再复在80年代的身份定位和价值选择进行充分的专题讨论，而是想径直指出，刘再复主体性原则思想的确立是与其一己的身份定位和由此决定的价值选择密切相关的。而且，笔者认为，从总体而言，提出文学主体性理论时的刘再复是一个平民型知识分子，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平民型的公共知识分子。这就是刘再复在那个激情的年代亦即1980年代自主的根本性身份定位，由此也就决定着他最终的价值选择。
笔者以为，刘再复的身份定位和价值选择具有自主性，他的思想选择首先也是自主的。刘再复在阅读到李泽厚的《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哲学论纲》一文之后，禁不住内心的激动，并隐约地感到，他将要在文学理论领域中进行一次具有颠覆性和建设性的变革。显然，要进行这场从根本上针对机械反映论的颠覆性和建设性的变革，没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和自主的理论探索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他在80年代把学术重点放到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上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自主性理论探索过程。
然而，我们还要看到，无论是刘再复的身份定位、价值选择，还是其思想选择，尽管都存在较为明显的自主性特征，但显然又是受到广阔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集体目的制约的。这也就是说，我们在关注刘再复的身份定位和价值选择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刘再复个人选择的受动性，认识到其个人选择与构成个人思想基础的集体目的之间的张力关系。个体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孤独的，它必须自由地结合一个运动的真实情况，民族的盼望、共同理想的追求，才能得到回响。
80年代，刘再复生活在“合唱”的语境中。90年代的他曾如是说:“我的个体存在以往被群体存在所淹没，我的本质也被群体的本质所规定。这大概就是指他的个人选择受到了集体目的的规定。正如曼海姆理论所表明的那样，构成知识信念的主要是社会而非个人。曼海姆主张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应该放在社会环境中，而不是限于个人的思想，个人是不可能单纯地从他自身的经历中形成世界观的。他还说，思想和观念并不是伟大天才的孤立灵感的结果，一个群体的集体历史经验是构成天才深刻洞见的基础。笔者注意到，采取内在理路研究法和从社会历史角度研究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学者在他们的探讨中，事实上已然广泛地涉及对文学主体性理论赖以产生的集体历史经验、社会环境等的关注，虽然他们也许不曾使用“集体历史经验”等这样的字眼。相对而言，他们对刘再复的个人选择与构成其个人思想基础的集体目的之间的张力关系却缺乏更多和更直接的探索，尽管他们的习惯性关注也隐含着说明这一张力关系的若干要素。这主要是由于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以上一些重要问题并没有真正进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研究视野。这是甚为遗憾的。
通过以上简要的探讨，笔者的结论是: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是刘再复在前人理论构造(包括“文学是人学”的文学观念的当代确立和哲学领域里的主体论问题讨论等)基础上个人理论“突围”、扩张的结果;另一方面，作为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话语的构成部分，在更大程度上它是在中国社会普遍兴起的对以主体性为核心内涵的现代性价值诉求的运动过程中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因而也就是历史的产物。由此，特别是从刘再复在集体目的规约下的思想选择中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8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提出文学主体性理论时的较为自觉的现代性价值认同。就刘再复文学主体性思想的根本性理论指向看，是对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主体性的呼唤、确证和伸张，因而，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进行人的设计。这也就是说，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是与刘再复对人的现代化问题的思考扭结在一起的。可以认为，人的现代化是80年代主体论者的根本目的，现代性价值诉求是他们共同的历史性的思想选择。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其实，文学主体性思想的播散在大多数文学主体论研究者的探讨中也有所涉及。比如，一般来说，研究者们会谈到文学主体性思想的影响，这其中自然存在着对文学主体性思想播散的关注;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在刘再复之后，陆贵山的《审美主客体》和畅广元审订的《主体论文艺学》两部较为重要的论著相继出版，加深了文艺学美学领域中的主体论间题研究。然而，笔者想在此指出的是，由以上这些看法所构成的文字似乎更多地只是对历史中既存的一种思想或知识事实进行描述，而没有明显的理论自觉，把主体论思想作为80年代的知识类型来考察，也就不可能从理论上讨论这一知识类型对社会思潮的推动作用，以及在知识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中文学主体性理论得以生长为一种理论现象的事实。知识的生长当然需要动力，“一般而言，知识生长的动力来源于生活世界与知识世界的张力，而这一张力的强弱和伸展方向，则取决于生活世界对知识世界的内在要求和知识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反映能力与方式”。从“”中走出来的中国社会，在广阔的生活世界中需要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和个体主体的价值，而主体知识类型正适时和恰当地反映了这一生活世界的要求。这样，从现代中国思想史着眼，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知识语码的构造存在一定的同质性，而随后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动使知识语码的构造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由知识语码的重新编织而构成的主体论知识转型无疑成为80年代生活世界的内在需求，以及中国思想的重要特征。文学主体性思想正是在这一知识语境以及由此萌生和日趋壮大的社会心理期待中得以播散并成为了一种理论现象。当然，在这里，问题的复杂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这其中至少还涉及对受存在制约的知识功能的研究，这些功能既可以用来说明知识的持久性或变迁，也是对知识“力”—它推动某种思想潮流的兴起甚至是导致社会现实被改造的极好证明。从对知识功能的关注和强调，使我们可以从知识社会学方法人手，完成现代知识对社会“塑性”乃至控制的阐释与理解。在此背景下，我们也就能够认识到，包括文学主体性理论现象在内的80年代主体论知识转型，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诚如刘再复所指出的那样，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以及围绕着它而展开的争论溢出了文学论的范围，它和80年代初发生在哲学领域里的主体性问题讨论一道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思想事件，或者直接说，它是一种显豁的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思想事件。
作为一种知识理论，文学主体论与当时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讨论引发了当代中国思想史中一种以强调主体价值为根本标志的知识类型的产生。
【论文摘要】曼海姆站在知识社会学的立场上，以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为起点，中途经过总体概念，最后上升并回到他构建的知识社会学这一基点，从而诠释了一个全新的流动的意识形态概念。霍克海默以为视角对其概念的思辩和形而上学性进行了有力地批驳。
追溯意识形态的渊源，最早可见于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偶像说”( idola) ，“培根的偶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看作是现代意识形态概念的先驱。但是，培根并没有创造出“意识形态”一词，真正第一个创制意识形态概念并把这一概念引人西方哲学史的当数十九世纪法兰西研究院院士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他在研究了孔狄亚克和洛克的哲学后，“创立了他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学科。着人们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深入和理解，继特拉西之后，便有一系列熠熠生辉的名字: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但在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中，却不能不提到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是知识社会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他于1929年完成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从而奠定了他在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地位。在该书中，他“概括了一门能对社会生活作出新的和更深刻理解的新学科”，并系统地阐述了知识社会学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新见解。
曼海姆提出意识形态概念的同时，提出了另一个与之相应的乌托邦概念，并认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都是关于“存在之超越的观念”，随之曼海姆又对二者进行了较详尽地区别。最后他发现了一个相当恰当的标准来对二者加以区分，“这个标准就是它们能否实现。同时，曼海姆也承认，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相比更易识别，意识形态往往披有虚伪的外衣，因此，曼海姆把分析的重点放在意识形态之上，这样，曼海姆站在其知识社会学的立场上详尽论述了他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一理论的公诸于众，也招致了许多学者特别是许多西方者的批判。
一
曼海姆在考察“意识形态”概念时很困惑，他坦言，自意识形态一词创制以来，新含义层出不穷，有必要对此术语的含义作一番分析。而“这样一种分析将表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总的说来有两个不同的和可区分的含义—特殊含义和总体含义”。那么，什么是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呢?曼海姆分别作了回答。“当表示我们怀疑我们的论敌所提出的观点和陈述时，这一概念的特殊含义便包含在其中，”并且，在怀疑的基础上，对论敌的观点和陈述加以歪曲。“这些歪曲包括:从有意识的谎言到半意识和无意识的伪装，从处心积虑愚弄他人到自我欺骗。当然，曼海姆也指出，这一特殊概念并不能简单等同于谎言、欺骗或伪装，它的内容和含义是多方面的。如果把其范围扩大，指“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的意识形态”，则是这一术语的总体概念。也就是说，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意谓一个时代或一个团体的总的意识结构与特征。
分析了意识形态的两种概念后，曼海姆考察了这两种概念之间的关系。在曼海姆看来，这两个概念的共同因素在于:它们都不会为了了解论敌真正的含义和意图，而只依据论敌实际的言论。也就是说，为了了解论敌真正的含义和意图，不仅仅依据论敌的实际言论，还依据主体的具体特点和生活状况。它们都是从个体或集体的存在状况出发，因而具有功能化的特点。它们的区别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范围上存在不同，包括主体范围、时间范围，也包括内容范围。特殊概念只表示论敌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总体概念则对论敌的总体世界观表示怀疑。第二，“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在纯粹心理学的水平上对观点进行分析。而总体概念是在精神层次上对观念起作用。第三，“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主要与利益心理学一起起作用，但其总体概念则使用更形式化的功能分析，不考虑动机。”在特殊概念那里，由于利益的动机，便产生谎言、欺骗，而在总体概念那里，利益动机与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功能分析和结构解构。最后，曼海姆在考察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关系的基础上，指出特殊概念实际上从未脱离心理学范畴，因此，与总体概念比较起来，便没有多大意义。
从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到总体概念。曼海姆对两种概念的区分，只为了得出一个结论:发生于心理层次的“揭底”不应混同于更激进的怀疑主义和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次上进行的更彻底更具摧毁力的批判性分析。缘于这样一种结论，特殊概念有必要上升到总体概念。但是，这种上升的进程并不是无所依赖与自发的，而是得益于多种因素共同培育的结果。曼海姆总结出三个步骤:“第一个重要的步骤是意识哲学的发展。起初，主体意识到的是一个无限多样化和混乱无序的世界，其后，在这种世界图式中确定了“有领悟力的主体统一性”，用曼海姆的话说，“实际上构成了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雏形。第二个阶段的到来，是在人们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待意识形态总体的，然而是超现世的观念之时。“曼海姆承认，这主要是黑格尔和历史学派的功绩。在这一阶段，在黑格尔那里，“民族精神”这种代表历史上被区分的意识的成分被结合进了“世界精神”之中。很显然，总体的意识概念的历史化“产生于思想的历史—政治潮流与哲学领域的结合”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创造现代意识形态总体概念最重要的一环同样产生于历史—社会进程。在前几个阶段，意识的载体是个体或民族，而现在，阶级取代了种族或民族成为历史上演变的意识的载体。在这一阶段，“民族精神”的概念被“阶级意识”所取代，曼海姆认为，这种阶级意识就是阶级意识形态。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经过了这三个步骤即从意识本身到民族意识再到阶级意识后，特殊的意识形态概念便消融在总体概念之中。起初，主体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主要从心理学上出发，而现在则深入到理论层面，开始分析意识形态的总体结构，正因为如此，“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在理解我们的社会生活方面具有特别的意义和关联。
从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到知识社会学。曼海姆作为马克思·舍勒开创的知识社会学思潮的继承者，他探讨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本身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建立他的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在曼海姆看来，从总体概念的特殊领悟到普遍领悟的过程是精神发展史上出现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二
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对本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以‘意识形态终结’为口号的社会学思潮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同时，他的这一理论也招致了许多学者的批判，在这些批判中，霍克海默走在了前列。马克思·霍克海默是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1930年，他发表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概念?》的论文，从而对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提出了全面的批判。
针对曼海姆关于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的提法，霍克海默在比较了康德哲学后认为，这一提法，特别是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提法是从康德哲学中引申出来的。在康德那里，经验知识是通过知性范畴来构成的，它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而在曼海姆那里，他把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理解成“在社会环境中的地位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一总体概念似乎有一个广阔的社会的和历史时代的背景。而实际上，“这一背景并不是指真实的生活世界，而只是纯粹的精神运动史。因此，霍克海默指责曼海姆，在这个意义上，他没有比康德提供更多的东西。另外，曼海姆在探讨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向知识社会学的过渡时，指出，“曾经是党派的思想武器的东西变成了社会和思想史的一般研究方法。这样，在曼海姆那里，特定的党派立场就消融在了意识形态之中。这种超党派、超阶级的观念自然也导致了霍克海默的批判。霍克海默指出，“按照曼海姆的观点，知识社会学的规定使意识形态学说从‘一个党派的斗争武器’转变为一个超党派的‘社会学的精神历史’。与曼海姆相对应，马克思肯定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马克思告诉我们，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这样，霍克海默在批判曼海姆意识形态概念的超党派和超阶级性时，也有力地维护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的阶级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