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10 15: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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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使用的“规范诗学”一语，来自于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定义。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1890—1957)在《诗学的定义》一文中指出：“有一种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它表现在规范诗学中。对现有的程序不作客观描述，而是评价、判断它们，并指出某些唯一合理的程序来，这就是规范诗学的任务。规范诗学以教导人们应该如何写文学作品为目的。”① 之所以要借用这样一个说法，是因为它能够较为简捷明确地表达我对唐代诗学中一个重要特征的把握。唐代诗学的核心就是诗格，所谓“诗格”，其范围包括以“诗格”、“诗式”、“诗法”等命名的著作，其后由诗扩展到其他文类，而出现“文格”、“赋格”、“四六格”等书。清人沈涛《匏庐诗话·自序》指出：“诗话之作起于有宋，唐以前则曰品、曰式、曰例、曰格、曰范、曰评，初不以话名也。”② 唐代的诗格(包括部分文格和赋格)虽然颇有散佚，但通考存佚之作，约有六十余种之多③。“格”的意思是法式、标准，所以诗格的含义也就是指做诗的规范。唐代诗格的写作动机不外两方面：一是以便应举，二是以训初学，总括起来，都是“以教导人们应该如何写文学作品为目的”。因此，本文使用“规范诗学”一语来概括唐代诗学的特征。
一、“规范诗学”的形成轨迹
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者，对于隋唐五代一段的历史地位有不同看法，比如郭绍虞先生名之曰“复古期”④，张健先生名之曰“中衰期”⑤，张少康、刘三富先生则名之曰“深入扩展期”⑥。言其“复古”，则以唐人诗学殊乏创新；谓之“中衰”，则以其略无起色；“深入扩展”云云，又混唐宋金元四朝而言。究竟隋唐五代约三百八十年(581—960)间的文学批评价值何在，地位如何，实有待从总体上予以说明并作出切实的分析。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大转折。在此之前，文学批评的重心是文学作品要“写什么”，而到了唐代，就转移到文学作品应该“怎么写”。当然，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也并非跳跃式的一蹴而就。下面简略勾勒一下这个转变的轨迹。
文学规范的建立，与文学的自觉程度是一个紧密联系的话题。关于什么是文学的自觉，依我看来，文学是一个多面体，无论认识到其哪一面，都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自觉。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孟子认为说《诗》者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⑦，能说这是对文学 (以《诗》为代表)的特性无所自觉吗？《汉书·艺文志》中专列“诗赋略”，这表明自刘向、歆父子到班固，都认识到诗赋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字著述的特征所在。但其重视的赋，应该具备“恻隐古诗之义”；至于歌诗的意义，也主要在“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一句话，他们重视的还是“写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看，曹丕《典论·论文》中“诗赋欲丽”的提出，实在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换，因为他所自觉到的文学，是其文学性的一面。不在于其中表现的内容是什么，而在于用什么方式来表现。“诗赋欲丽”的“欲”，假如与“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中的两“宜”一“尚”联系起来，表达的不仅是一种内在的要求，似乎也含有一种外在规范的意味。所以我认为，唐人“规范诗学”的源头不妨追溯到这里。
唐以前最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著作，允推刘勰《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总术》专讲“文术”之重要，所谓“文术”，就是指作文的法则。其开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笔的区分是对作品文学性的进一步自觉，但刘勰并不完全认同这一提法，他认为这种区分于古无征，“自近代耳”。又对这一说的代表人物颜延之的意见加以批驳，最后说出自己的意见：“予以为发口为言，属笔为翰。”⑧ 口头表述者为言，笔墨描述者为翰，这反映了刘勰对于文采的重视。“翰”指翠鸟的羽毛，晋以来常常被用以形容富有文采的作品，这是时代风尚。然而在刘勰看来，用笔墨描写的也并非都堪称作品，强弱优劣的关键即在“研术”。据《文心雕龙·序志》，其书的下篇乃“割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涉及文学的创作、批评、历史等诸多方面的理论。其中创作论部分，又涉及文学的想象、构思、辞采、剪裁、用典、声律、炼字、对偶等命题，部分建立起文学的写作规范，虽然还不免是笼统的。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废除汉献帝自立为帝，史称“魏文帝”。曹丕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他的文论著作《典论?论文》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此为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课堂教学在当代语境中的现代转型具有典范意义。
一、文学的价值和地位
在先秦时代，虽然有“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三不朽”之说，显示出著书立说在文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但那时的文学一直作为史学、哲学和经学的附庸而存在，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当历史演进到魏晋时代，随着儒家一统地位的动摇，道、佛各家兴盛发展，受此影响，人们开始追求心灵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在此背景下文人们也更注重内在感情的表达，文学的地位随之提升，于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把文学与政治、经济、军事一样看待，认为通过文学，于公可以安邦，于己可以扬名不朽。由于曹丕的宣扬，文学的地位空前提高，文士们将之作为崇高的“治国安邦”和“扬名立万”的事业。
正因为有了这一理论的指导，才可以解释中国文学史上许多封建士大夫在仕途不如意时能够取得杰出文学成就的原因。实质上，曹丕这一理论的精髓在当代文坛也一直延续着，对此，可以联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对于文学价值的阐释，记者曾采访过莫言，问他：“日渐式微的文学对于这个时代到底有什么意义？”莫言说：“的确，文学不是粮食棉花，没吃没穿我们这个社会就乱套了。文学就像头发，很多人即使是大秃瓢也能健康地活着，只是个美观问题。不过你看那挖出的上千年的古墓，连骨头都成泥土了，唯一存下来的是头发。”可见，莫言的文学思想同曹丕《典论?论文》中关于文学价值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正因为文学有着崇高的价值和地位，所以自古及今，无数的文人学士把文学创作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曹丕的文学思想受此影响）《史记》的写作到曹雪芹“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红楼梦》的完成，无不说明了这一道理。这正如曹丕在《与王朗书》中所言：“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篇籍。”
二、文气说
曹丕以“气”论文，他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比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典论?论文》）气是指作家的气质、才能、个性、禀赋等先天性的因素。不同的人唱同一曲调、同一节奏的一首歌曲，因其气质、才能、个性、禀赋等不同，往往会导致声音有巧拙、刚柔和清浊之别。这些因素源于天赋，即使是父亲也不能传给儿子，兄长也不能传给老弟。曹丕进一步以当时的文坛名人为例，说明“文气”的客观存在，说徐干的文章中具有齐人的舒缓之气，应■的文章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刘桢的文章气势雄壮而文理不够细密，孔融的文章风韵气度高雅。曹丕的“文气说”同西方古希腊把人的气质分为四个类型：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和抑郁质，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类型气质的人有着不同的行为和性格特点，呈现出不同的文风。
根据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观点，我们可以给学生以下启示：首先，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气质”决定着文学成就的高低。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是一个文学狂热的时代，人人都在谈论文学，在征婚中更是人人宣示都爱好文学，甚至很多大学都办起了作家班，希望能够培养出著名的作家。而最终的结果是，空谈文学而缺少文气的人永远也成不了所谓的作家，大学中文系或者作家班的学生也大多淹没于众人之间，成名成家者甚少。就是说，一个人能否成为作家或者著名作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身的禀赋，而不仅是后天的教育。所以，纵观中国文学史，在古代是不存在中文系或者作家班的，但同样产生了灿若群星的作家群体。如古代文学史上的苏轼，他在诗、词、文、绘画、书法等艺术领域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没有第二个人能够与之并驾齐驱，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来自于其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其次，作家的“气质”决定了他们的文学风格。我们常说“文如其人”，一个人的文章除了能够反映作者的学识修养外，还可以看到他的气质才情等内在因素，并且这种气质才情在一定程度上还决定了文学风格的形成。在当代文学史上，冰心的散文被称为“爱的哲学”，这是其作为一名知识女性，饱含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与赞美，以及对生命的赞颂。鲁迅的杂文被誉为“投枪匕首”，这主要源于他“峻急，热烈而又冷峻”的性格特征。再如，鲁迅的同胞兄弟周作人的散文具有“平和冲淡，清隽典雅”的特征，这与他“安静、和缓、低调”的性格息息相关。再次，各种气质无所谓优劣长短，气质是先天的，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人格是后天培养的。一个作家必须对自己的气质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可根据需要有意识地克服气质的负面效应而增强正面效应。诚如歌德所言：“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生活的准确的标志，所以一个人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要有雄伟的人格。”
三、文体观
曹丕《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曹丕认为，文章的“本”即基本的创作原则和表现人们思想意识方面是相同的，这是一切文章的共性；而文之“末”即在如何表现上，因文章的具体功用不同而有不同的特点，这样就产生了文体的观念和各文体的具体要求。
曹丕的文体观给我们以下启示：首先，一切文章的“根本”是相同的，只有“根深”才可能“叶茂”，所以在成为一个作家之前必须打好自己的基本功，即作家的思想品格修养、人生的历练和认识、语言的运用和思想情感的表达等，对这些因素修炼程度的深浅往往也影响着一个人文学成就的高低，否则若过分注重于文章的“体裁”等“末”的因素，就只会“舍本逐末”甚至“本末倒置”。其次，决定了作家对于文体创作的选择。在文学教学中，我们常有一些疑问，像鲁迅这般天才作家为什么主要集中于杂文的创作，如能够在有生之年写就几部长篇小说，岂不是更为伟哉！人民艺术家老舍如能把他写小说的劲头用于诗歌写作，这样又多了一个伟大诗人，岂不美哉！然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其中的原因恐怕不是他们不愿为而怕是不能为也，因为如他们这等聪明之人，当然深知“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曹丕《典论?论文》）的道理，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掌握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只有能够体察自己的长处和不足，才能选择自己擅长的文体进行深入的开拓，取得不凡的成就，其实这就是要做到扬长避短罢了。
四、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
曹丕在《典论?论文》的开篇就指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并且以汉代的傅毅和班固为例进行说明，他两人本来共同从事点校书籍的工作，在文采上也不分上下，而班固却看不起傅毅，说傅毅的文章冗长无物。曹丕分析了其中存在的原因在于“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典论?论文》）。同时曹丕还指出了“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曹丕《典论?论文》）等文学批评中存在的种种弊端。
曹丕在当时提出的“文人相轻”的现象，是在总结其以前文人间出现的问题而得出的结论，事实上从那时到现在这种现象从未间断，如现代文学史上丁玲与，鲁迅与徐懋庸，鲁迅与郭沫若等人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可谓文坛皆知，那么导致“文人相轻”的根源到底何在呢？首先，在于文人的价值追求。文人存在的价值，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就是源自于各自的学术观点和艺术风格，因此相互间发生学术冲突时，总是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贬低他人，从而捍卫自己的学术或者文学存在。其次，在于文人心灵世界的细腻，我们很多人每天面对的世界大致相同，甚至许多人的人生经历也有相似之处，但为什么有的人成了作家或者学者，而有的却不能呢？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文人之所以成为文人，就在于他们对于外在世界的感知特别敏感，并且能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他们不同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绿林好汉，因此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也往往由表及里，入木三分，同时感触非常敏感，这既是文人的长处，也往往导致了文人间的不睦。
对于“文人相轻”的现象，必须客观地看待。首先，人与人之间相互贬斥的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文人之间，在社会的各行各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的甚至更为严重。其次，“文人相轻”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只有各自坚守自己的学术观点或文学风格，才可能出现百花齐放和万紫千红的局面，有道是“春兰秋菊各有时，同留秀色在人间”，这总比和稀泥式的一团和气好，总比文坛只有一种声音或者一种风格好。再次，文人间有相互轻视的一面，更有相互尊重的一面，有时相互推崇，还抬升了整个行业的地位，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就是其中的体现。
五、文学流派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论 教材体系建构 《文学理论教程》
目前，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的教材《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是国内高等院校的一本通用教材，该教程第一编导论提出：建设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并表示本书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如比兴、神思、意象、滋味、情景、意境等都有所融合吸收。应该说，该教材在中国古代文论构建中国特色方面的努力在同类型教材中较为突出，不过，该教材是如何吸收中国古代文论内容，古代文论在该教材中的地位究竟如何？我想就这一问题，陈述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的作用。
1.横向结构上，古代文论知识的全面渗透。
多年来，《文学概论》课程已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完整的知识体系结构，包含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和文学发展论等。这可以称得上是《文学概论》的表层横向结构。国内的《文学概论》教材大都围绕这几个部分而展开编写。《文学理论教程》即按此分为五编十六章。
而古代文论是古代文学理论家对文学的看法，也涉及对文学本质、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和文学发展的种种看法，《文学理论教程》秉持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宗旨，有意识地在每个章节对古代文论的种种思想作了吸收。
如第四章论文学的文化含义，提到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论文学的审美含义提到了曹丕的“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陆机的“诗缘情”，钟嵘的“滋味”，刘勰的“情者文之经”，等等。第十章谈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举王弼的“言、象、意”三者关系；讲意境列王昌龄《诗格》中的三境说，皎然、刘禹锡、司空图关于意境的概念。第十三章文学风格，谈创造个性，引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第十六章文学批评模式，以孟子的“知人论世”解释社会历史批评。
可以说，翻开《文学理论教程》，随处可见古代文论话语，其目的是用以解释印证文学理论的各个命题。古代文论因此成为了《文学理论教程》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讲，古代文论对于建构《文学理论教程》体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纵向结构上，古代文论对于概念原理阐述的积极参与。
如果把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和文学发展论称之为《文学理论教程》的表层横向结构。《文学理论教程》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深层纵向结构，即指文学理论原理得以透彻阐述的三方面内容。第一是关于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范畴及相关的方法的界定与阐述，这是《文学理论教程》的主体。第二是关于这些概念原理的历史由来、发展轨迹。许多教材在阐述文学理论内容时，会引述或介绍中外古今文论家对于文学活动的概括和总结、观念和思想，也即相关的中外古今文论。第三方面内容是对中外古今文学作品的分析举例。
在《文学理论教程》纵向结构的三方面内容中，古代文论都在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如在第一方面内容即概念原理界定与阐述部分，第三章论文学活动的发展的多种因素，即引用了《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为之音”，和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说明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风气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些诗论直接表达了文学活动发展中的一种代表性思想，并构成了原理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纵向结构的第二方面内容中，古代文论所占比重更大。教材在阐述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之后，往往会引述相关的中外古今文论，作为例证，其作用主要有二：首先，交代清楚文学理论的来源，说明其内涵。《文学理论教程》所要建立的关于文学的概念、原理、范畴相对抽象概括，对其理论的生成过程，以及概念本身的内涵都需要适当的说明，而古代文论的印证能够起到解释理论本身生成原由的作用。其次，深化理论，加深对原理的理解。对于同一个概念原理，历代文论家都作了不同的探讨，通过对不同说法的辨别理解，能确定教材中原理表达的科学与否。
纵向结构的第三方面主要是指对中外古今文学作品的分析举例。因为重心在文学作品，所以文论比重较少。
综上，古代文论纵向结构上对于概念原理阐述有所积极参与，既直接参与了概念原理的界定阐述，又起到了对文学基本原理的印证说明作用，印证说明方面起的作用更大。这也正是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的具体作用体现。
二、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实际地位分析。
如上，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发挥着明显的作用。但冷静地看，古代文论在教材体系建构中又存在着一些问题，呈现出古代文论实际地位的尴尬。
1.古代文论在教材中零散存在的方式，不能显示古代文论的真正价值和魅力。
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从内容上说，主要偏于几个代表性的文论家的片言只语，和他们零星的文学思想表达。这些有限的概念术语的引述，多半是蜻蜓点水，谈不上系统，难以构建厚重的文论史的印象，没有展示知识的完整与深度。学生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材料在书本中的实际意义。而且《文学理论课程》一般都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学生知识储备相对不足，对《文学概论》教材中夹杂的古代文论家的只言片语，很难消化吸收，这些文论内容只会成为理解文学原理的障碍。
2.古代文论主要以例证的形态出现，与文学理论原理缺乏积极的融合。
从作用上讲，作为文学理论知识的三个构成部分，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一部分，即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范畴及相关的方法的建立。但纵观教材五编十六章及更进一步的章节小标题，用古代文论表达的内容少之又少，即古代文论直接参与界定、阐述概念原理的部分偏少。古代文论主要集中在第二部分，即在理论阐述之后或过程中，作为例证起到解释文学理论来源和进一步说明理论的作用。由于缺乏必要的解释，很多古代文论往往是阐述文学理论时的点缀，与文学理论原理缺乏积极的融合，削弱了其在课程体系建构中的力量。
三、关于更好地发挥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作用的设想。
由于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袭用西方和前苏联的文学理论模式，以至于中国当代文论处于可怕的失语境地。所以，如何利用好古代文论，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成为一个阶段以来文艺理论工作者关注的话题。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只有在继承古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形成民族特色，才不会在世界文论中失语。但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体系建构中的作用？
1.进一步发挥古代文论概念对于文学基本原理的印证解释作用。
古代文论语汇是古代文论家们对文学创作及作品特色的总结，它们本应该有着与现代文学原理间的共同、共通之处，能够真正起到印证解释文学理论的作用。但是当这些文论术语分布于《文学理论教程》各个章节，则变成了散珠碎玉，零星分散，点到即止，缺乏说明问题的力量。要想真正发挥古代文论的作用，就应该对一些重要的古代文论进行解释，揭示古代文论概念的内涵、意蕴，交代古代文论的来龙去脉，展示其与现代文学原理间的共同、共通之处，从而使古代文论真正起到解释文学理论的作用，并成为文学概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2.进一步发挥文论潜体系对于文学理论体系的印证作用。
中国古代文论存在着潜体系。一是个别作家的论著具有体系或潜体系，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分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大部分，系统完备，体大思精。二是文论史上一些命题的阐述具有潜体系，如意境说经由《周易》的“圣人立象以尽意”、钟嵘的“滋味”、皎然的“取境”、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到王国维的“意境”，已从只言片语发展为有情有意有理论内涵的概念了。梳理范畴内在的演变和传承关系，又使之自成体系，以说明甚至参与我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等，对建设当代中国文论至关重要。
3.进一步将古代文论转换为当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原理。
童庆炳说：“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转化’，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①
此话说得很有道理，但是目前《文学理论教程》并没有做好这点，可能也有些古代术语已经转化为了现代术语在使用，但是却没有大量地转换。我的想法是尽量能使这些术语通过阐释后就能够进入当代文论的语境，成为能够解决当代文学实际问题的“范畴”，这才是“现代转换”。
传统文人对文学本质、创作目的、创作主体、作品本体、读者接受都有讨论，如被朱自清称为中国诗学开山纲领的“诗言志”，以及魏晋南北朝开始盛行的“诗言情”一直是中国文人论述中国诗歌本质的主要话语；如陆机“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刘勰“陶钧文思，贵在虚静”、李贽“童心”说等对创作主体想象与心境状态的描述；又如从《周礼·春官》、《毛诗序》以来对赋比兴的表述和解释，到后来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炼字篇、事类篇对于文学创作手法的表达；再如钟嵘“滋味”、司空图“四外”说、严羽“妙悟”、“兴趣”、王士祯“神韵’、王国维“意境”理论对于诗歌审美特质的概括，这些都是古人针对文学表达的理论观点，和他们进行具体诗文批评时所用的话语方式。这些皆可以转化为文学理论的标志性概念原理，成为文学理论的重要构成。
《文学理论教程》在吸纳古代文论、建构教材体系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由于古代文论自身的特性，使得它在教材中的地位还显尴尬，未能与当代文学理论更好地融合。因此，加强对古代文论自身意义的阐释，验证当论；加强对古代文论体系的整合，以验证当代文论体系；更好地进行文论的现代转换，以直接运用于理论的表述，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长恨歌》时教师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这首诗歌的思想主题，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这首诗歌是歌颂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伟大爱情；第二种，这首诗歌批判唐玄宗荒误国；第三种，这首诗歌有双重主题：既歌颂爱情，又批判玄宗荒误国。那么怎么样来把握呢？首先看看诗歌文本，诗歌开头这样写道：“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1]白居易在诗中认为杨贵妃在成为唐玄宗的宠妃之前还是少女。可是，笔者还原历史，比照《新唐书》，却发现是这样的：“玄宗贵妃杨氏，……始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无当帝意者，或言妃资质天挺，遂召内禁中，理论经纬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原来，杨贵妃先为玄宗的儿子寿王的妃子，后来被玄宗抢过去做妃子。玄宗抢自己的儿媳妇做妃子，这很荒。很显然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杨贵妃的身世进行了美化，说杨贵妃成为玄宗妃子之前是良家少女——“杨家有女初长成”。美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歌颂他们的爱情。如果是批判玄宗荒误国的的话，就不会美化杨贵妃的身世，只会批判后宫的。还原历史，就理解了作者的创作目的，也就明白了诗的主题。和《长恨歌》相反，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新乐府》之“胡旋女”中将杨贵妃写成了迷惑君心的妖女:“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并严肃地批判了唐玄宗不能辨别是非、沉溺于声色享受、不能自拔的生活。《新乐府》之“李夫人”中将杨贵妃比作惑人的尤物“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杨贵妃死前死后都能够迷惑君王，永世难忘，并告诫君王“人非草木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作者给君王提出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避免去遇到倾城倾国美人，这是规劝君王要遏制自己的荒思想行为的方法。上面两首讽喻诗中，杨贵妃不是清纯的少女，死后也不是仙女；而是尤物，是妖女，形象和《长恨歌》完全不一样。这种形象符合《新唐书》里面的历史人物形象。为什么符合历史人物形象呢？就是因为白居易在诗中要批判唐玄宗荒误国，而不是歌颂其伟大爱情。《新唐书》中的杨贵妃也是一个负面形象，历史人物形象也是要给后来的君王提供治国理政的借鉴。在这一点上，历史和诗歌高度吻合了，史与诗一致。如果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经常进行这种诗史互证，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之中去，就能够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的主题意蕴。
二教师在讲授《诗经•东山》时
怎样翻译和理解其中的诗句“熠燿宵行”呢？权威教材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这样翻译：鬼火在夜间流动，其光甚盛。如果教师还原诗中的人物情感，就会发现，这样翻译欠妥。《东山》讲周公东征多年，戍守边疆的士兵还乡途中思念家乡。戍卒久征沙场，突然回家，路上想象家乡是不是荒芜了?亲人是否流散他乡了?他甚是担心。他回忆家乡过去的种种美好事情，包括新婚的幸福，漂亮的新婚妻子。这种回忆是温馨的，也是美好的。但是，如果翻译为鬼火夜间流动，这就给读者一种非常恐怖的感觉，不符合诗的温馨的情感氛围。如果翻译为萤火虫在夜间荒芜的乡村闪烁，那么这样，可以衬托家乡荒凉的境况，也可以带来一种美好的诗意氛围，这种美好的氛围也符合诗歌的体裁特点。鬼火流动，这是民间迷信的说法，《诗经》是儒家经典，儒家经典《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上面的解释不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因此不宜这样翻译。对于诗中人物的感情，必须还原其本来情景；对于文赋，也应该还原其本真感情特点，如学习苏轼的文赋《前赤壁赋》时，怎么样理解赋中“客人”的感情呢？本来泛舟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美好的月夜，激发的应该是愉快的情感，为什么在饮酒乐甚之中突然有了“客人”的悲观情怀。原来赋中的“客人”也就是苏轼自己，其抒发的是自己的悲观情怀。苏轼这篇赋是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于1079年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他渴望建功立业，却遭此贬谪，内心苦闷可知。在赋中抒发其悲观情怀，这符合苏轼本来感情状态。但是苏轼能够用老庄哲学和禅宗思想排遣其悲观情绪，最终达到一种清旷情怀。苏轼在赋中借“客人”之口表达忧伤情怀，借主人苏轼自己来排遣“客人”的忧伤。苏轼巧妙的构思，抒发了两种情怀。读者也全面地完整地体会了赋中的情感。总之，如果在教学时，将文学现象还原到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去，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本身，将人物感情还原为本来状态，学生就会深刻理解作家作品，文学修养水平就会显著地提高。
三以上讲的三个“还原”
1.在教学内容方面:
实行学分制后，在开设多门专业选修课的同时，各门专业必修课的学时被大量压缩，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自然也因时而变，由之前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段改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四段，形成了新的结构体系，但这一体系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此前中国古代文学并未分别开设文学史与作品选这两门课程，而只开设了中国文学史一门课程，故此“重史(文学史)轻文(文学作品)”的情况一直存在，这一问题在学时被压缩后便日益凸显出来，任课教师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文学史梳理清晰已属不易，根本无法分配更多课时用以分析作品，如此一来必然会导致一些经典文学作品与学生失之交臂。
2.在教学主体方面:
对于高校扩招所带来的生源质量逐年下滑的现实，相信所有高校教师都有切身体会，尤其在二本院校更是如此，一些学生带着“不想学”或“不会学”的心理或习惯步入大学校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古代文学这门对基础素质要求比较高的课程的教学难度。加之我校地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生源中有一定比例的蒙古族预科生，这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是以蒙授教育为主，现代汉语基础薄弱，更不必谈古代汉语，这种语言困难势必会影响到对古代文学教学内容的理解与吸收，必然会形成教师教学难、学生学习难的局面，因此，这一问题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3.在教学方法方面:
古代文学课程时间跨度大，囊括了从先秦到近代的千年佳作，与教学内容繁钜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教学方法的单一化，“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教案”的陈旧教学方法延续至今，老师上课讲教案，学生埋头记教案，期末考教案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令学生感到枯燥无聊的同时，也无法促进教师知识的更新与拓展，如此往复，只会将原本内涵丰富的古代文学硬生生简化成学生成绩单上的一个学分，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教学效果可言。在学分制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利用课时，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调整单一的授课方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是每一位有责任心的教师都必须要认真思考的。
二、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构想与实践
1.调整优化教学内容:
在整体学时压缩、开设多门选修课的背景下，我校古代文学的课程分段进行了微调，将之前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段中的唐宋合并为一段，但这一结构体系并未有针对性地考虑到我校古代文学所开设的选修课的具体情况，从而造成有的分段学时充裕而有的则捉襟见肘，贫富不均。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依据所开设选修课的内容重新进行更为合理的分段。例如先秦、两汉开设的选修课有五门，包括“《诗经》品读”、“《论语》导读”、“老庄研究”、“《左传》研究”、“《史记》研究”，那么在必修课的教学过程中相关的重复部分则简略概括，如此先秦、两汉这两段所用学时均会大大减少，就可以考虑将二者合并在一个学期。宋代文学所开设的选修课有五门之多，因此这段所需学时也会缩减。元明清这段教学内容最多，但开设的选修课却只有三门，而元代文学又是我校古代文学硕士点重点建设的内容，故此建议将元代与学时充裕的宋代合并，剩下的明清为一段，如此就可以很好地解决学时少内容多的矛盾。不仅如此，在每一段的实际教学过程中，还必须注意文学史与作品的比例设置，适当增加对作品的赏析而减少对文学史的梳理，因为文学史发展脉络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即可掌握，但对作品的理解赏析却需要教师的悉心引导，一直以来的“重史轻文”的教学倾向必须加以调整，否则在课时大量压缩的背景下，更容易出现学生“知史而不懂文”的尴尬局面。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1“天人合一”“、寄情山水”的旅游美学思想
中国古代的思想，大多注重“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想法在建筑中的体现的比较直观，古时候的园林较多追求于“自然野趣”，对于人造之物并不是过于推崇，所谓的最高境界就是古人所说的“天衣无缝”“、巧夺天工”。这一思想虽然在建筑上更为直观，但是在文学尤其是诗歌中也有体现，游览诗相比较其它诗歌，更加亲近自然，自然也就更加注重“天人合一”“、寄情山水”“、崇尚自然”的思想。关于“天人合一”，老子认为“天”是一种自然状态，没有任何神秘之处，他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规矩以及基础，在他的思想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法天，天法地，地法人，人法自然”这些说法就体现了这一观点，这是最早的“天人合一”的观点。而后庄子对这一观点进行进一步的论述，他认为，自然从最初就是与人是一体的，人应该顺应自然，遵从天道，他主张人要置身大自然，追求天地之间的逍遥正气“，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就是说的这一点，这也是游览诗追求“天人合一”和纵情自然美学思想的根源所在。在游览诗中，出现了许多“天人合一”、纵情自然的诗篇。李白是中国继屈原之后，最伟大的诗人，也是最有浪漫主义情怀的诗人，素有“诗仙”之称，他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写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通过这一句豪迈诗词，足以可见他是如何的纵情山水。李白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游览诗和名句，例如，《蜀道难》中“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慨；《早发白帝城》中“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灵飘逸；《望天门山》中“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壮丽景象；《望庐山瀑布》中“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磅礴气势；《将进酒》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千古感叹，这些都体现了李白纵情山水的豪迈胸襟。李白的诗歌体现了盛唐时期的文人对于自然景物的向往，在他的诗歌中，显示出对自然山水的深厚情谊，并且将自己的感情寄托在山水之上，让山水景物有了诗人自己的独特思想，从而达到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而这也是道家和儒家在诗歌和旅游文化上“天人合一”的体现。
2“乐游”和“苦旅”造成的不同旅游审美效果
前文已经提到，古人旅游通常是有两种情况组成，一种是纯粹的欣赏自然景物，这时候的旅游者心境多是平和欢快的，自身才华得到施展，并且已经达到或者快要达到人生的抱负，这种游览山水被称为“乐游”。而多数情况下，文人在游览山水时的心境多是不平静的。文人有着自己的抱负，有着自己的坚持，而古时候的官僚制度往往让他们的才华难以施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游览山水就会形成一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效果，这样的游览活动被称为“苦旅”。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中，诗人不同的心境就会形成不同的诗歌风格，但是纵观中国古代诗歌，占大多数的仍旧是“苦旅”，可以说，当时的文人是将游览山水当作抚慰自己内心创伤的活动，但是尽管如此“，乐游”的诗歌仍旧并不少见。这两种游览活动中产生的游览诗情绪是完全不同的，所产生的旅游审美效果也是千差万别。“乐游”多是旅游者主动接触大自然，对自然心生向往和喜爱，因此看到的景物多是色彩艳丽，惹人喜爱的，在这样的活动中，创造出的旅游文化多是明朗欢快的，这种旅游诗有很多，例如，庄子“此退而闲游江海”；袁中道在《三游洞序》中说“：江声滂湃，听宜远；溪声涵淡，听宜近”；陆游在《金山观日出》中所题到“系船浮玉山，清晨得奇观。日轮擘水出，始觉江面宽。遥波蹙红鳞，翠霭开金盘。光彩射楼塔，丹碧浮云端。”这是一种自然地随性地进行游览，因此诗中的情感多是欢悦明朗，积极向上的。“苦旅”是与“乐游”完全相反的游览情况“，苦旅”多是由于文人被流放，被逐官，或者心有郁结，壮志未酬的情况下进行的游览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多哀伤与自身的境遇或者忧心于朝堂和百姓，难以做到随心所欲地游览山水，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样的“苦旅”游览诗歌也有许多，例如，《诗经•邶风•柏舟》中的“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这首诗将诗人内心的苦闷、不安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读者可以深切体会到诗人是借助游览天下来排解内心的苦闷，只是这种苦闷却始终郁结心头。不同的游览山水的境遇和心情产生了风格迥异的游览诗歌，这些诗歌虽然在表达效果上截然相反，但是这些诗歌却又有机的组合起来，形成各具特色的旅游效果，而这样的效果，在古代的旅游文化中缺一不可。
二、旅游活动对旅游文化的贡献
1旅游激发了诗人的审美感情
旅游者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境遇或者心情游览山水，游览活动无论是什么样的类型，不论是“乐游”还是“苦旅”，都有着一种共同的审美情感，那就是对于自然景物有着一种难以磨灭的、与生俱来的亲近和眷恋之感，这是人类对于自然景物的天性，而这样的天性并不受任何情况改变。因此经常可以看到，虽然文人内心的苦闷如何强烈，但是在自然面前，仍旧吟唱出旷世的名句，例如，明末遗民刘正学在《炼丹台》中所写的诗句“：家国恒无地，乾坤尚有台。遥闻松顶上，迟暮一猿哀。”这首诗深切地表现出诗人对于明王朝的留恋，对于家国破碎的无可奈何，对于时光流逝年老迟暮的深深哀伤，这首诗主要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苦闷，重点并不是自然景物，最多也只是借物抒情，但是这首诗中的语句，尤其是“遥闻松顶上，迟暮一猿哀”这一句，将黄山绝壁孤松的景象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样的孤绝奇景映衬着作者的苍凉心境，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美景。《淮南子》曰：“所谓乐者，游云梦，陟高丘，耳听九韵六茎，口味煎熬芬芳，驰骋夷道，钓射鹔鹴，之谓乐乎。”将旅游作为玩乐之首，表达人类对于自然景物的亲近爱慕天性，即是如此。
2形成大量旅游文化作品出现的局面
古时候的文化作品出现情况多分为以下几类：宴饮、送别、情爱、赠物、君臣相悦、旅游等，其中旅游是古代文人经常进行的活动，或者说，古代文人进行官职的升贬、调令的下达、民情民俗的搜集这些活动的情况非常多，因此，旅游已经成为文人志士人生中避无可避的事情。在旅游活动中，即使有一些旅游活动或许并不是文人自愿的，但是看到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自然奇景，经常会思绪起伏，很多时候这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的行为，文人经历过系统的学习和提高修养的过程，因此，极易对周身事物和自己的内心活动产生感想，并且会有一种自然的情感流露，并且将这一部分的情感流露记录下来，而将这些感想记录下来就是游览诗，也就是旅游文化的一部分。文人对于自然景物的感想在历史上有很多，例如，陆游在《登赏心亭》中表现了他在旅游的过程中，看到石头城的风景，而引发出一系列的忧国忧民之情“，蜀栈秦关岁月遒，今年乘兴却东游。全家稳下黄牛峡，半醉来寻白鹭洲。黯黯江云瓜步雨，萧萧木叶石城秋。孤臣老抱忧时意，欲请迁都泪已流。”这就是典型的对于景物的感想，这样的感想有无数种，无一不是通过自己的文字记录下来，逐渐形成独特的旅游文化。
3培养旅游者形成独特的个人能力
在古代，文人要想在仕途上一展宏图，就只有学习四书五经，学习吟诗作赋，可以说，诗歌或许并不是文人真正发自内心想要学习的，是当时的形势所造，但是不得不承认，文人创作诗歌，让中国的文化多了一种抒感并且流传千古的形式。《汉书•艺文志》中写道“：古者登高而赋……则可以为大夫矣。”在这一本儒家经典中，直接将“登高而赋”作为成为士人，成为大夫的必要条件。古时儒家是正统思想，在这样的思想教导下，文人已经形成“登高必要为赋”的思想定势，因此，在旅游的过程中，不断刺激文人的情感和感官，不断地引起他们进行诗歌创作的冲动，这样一次次，也就逐渐锻炼了文人的诗歌水平，培养了他们自己作为文人的个人才能。
三、旅游文化与旅游者的美学思想互相联系
古代的旅游文化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山水和园林，山水是代表自然景观，园林是建筑师将心中的山水浓缩到有限的空间中形成，而无论人们对于山水还是园林的欣赏，都是遵循古老的旅游美学，即“天人合一”和“回归自然”的思想。中国古代的园林十分重视返璞归真和自然野趣，这一点与诗人的思想极为相似。诗人不管是出于何种心理进行旅游活动，但是在旅游的过程中，的确是在欣赏自然山水风光，即使有时是将内心的苦闷痛苦反映在欣赏山水的眼光上，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虽然不同的诗人有着不同的想法和看法，但是欣赏自然山水这一点是不可抹杀的。这种美学思想一直延续至今，中国现代的旅游美学仍旧是在遵循着古老的旅游美学思想，现代无数公园和园林的建造都在考虑如何布置亭台楼阁和假山池塘才能将“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出来，这也是中国古代诗人作为旅游者的美学思想。
四、结语
在广告中，实证法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是通过事物的真实表现传达产品信息或卖点，以此来引起受众注意和兴趣，进而促使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的一种方法。换言之，实证法是广告及其他促销活动中比较直观并具有立竿见影效果的一种方法。实证法主要有三种：文字写实、产品展示、现场表演。其中，后两种是现代广告中用得比较多也比较有效的方法，比如，洗衣粉、洗洁精、洗手液、洗发水、沐浴露等产品广告便多用此法。“杨志卖刀”是《水浒传》中的一个经典段子，不管真实与否，这个桥段在今天看来依然属于实证广告的典型案例。“杨志来到京城混江湖，没想很快就把盘缠用光了，为了糊口，只好卖随身携带的祖传宝刀。起初，杨志只是将宝刀“插了草标儿，上市去卖”，再加上杨志本是军官出身，不善吆喝，结果“立了两个时辰，并无一个人问”，这充分说明产品再好也需要宣传，如果他能像卖膏药的打虎将李忠一样，先舞刀弄枪耍耍身手，只怕不用半个时辰，早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了。直到京城有名的地痞牛二路过，扯过宝刀问他卖多少钱，杨志才算有了一个产品推销的机会。接下来杨志的产品展示和现场表演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他先通过回复牛二的询价不露痕迹地带出了宝刀的品牌故事“祖上留下宝刀，要卖三千贯”，说明这把宝刀是有历史的，并明确给刀定了位“宝刀”，然后给出了符合产品定位的价格“三千贯”。接着，当牛二对宝刀的价格提出“我到桥下的白铁店三百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鸟刀有甚好处，叫做宝刀”的质疑时，杨志先是回应“洒家的须不是店上卖的白铁刀，这是宝刀”，然后隆重推出产品的USP：“第一件砍铜剁铁，刀口不卷；第二件吹毛得过；第三件杀人刀上不沾血”。USP（UniqueSellingProposition）即“独特的销售主张”，它是广告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美国营销大师罗塞•瑞夫斯（RosserReeves）在20世纪50年代首创。瑞夫斯认为USP必须具备三个要点：一是利益承诺，即强调你的产品有哪些具体的功效以及这些功效能给消费者提供哪些实际利益，换句话说，就是顾客买了你的产品能得到什么好处；二是独特，这是竞争对手无法提出或没有提出的，也就是说，你的产品要具备跟同类竞争对手有别的地方；三是强而有力，要做到集中。比如，“农夫果园，喝前摇一摇”“农夫山泉有点甜”，以及M&M巧克力的“只溶于口，不溶于手”等均是利用USP原理做出的差异化战略，极大提高了产品的美誉度。杨志把宝刀的每一个卖点都一一演示给牛二看，亲证了宝刀的卖点不虚。最后牛二被杀，而宝刀滴血不沾，杨志通过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了他的刀确实是一把好刀，之所以要卖三千贯，就是因为此刀拥有这三个与众不同的卖点，可谓把“USP”的三个要点演绎得淋漓尽致。
二、“伯乐相马”与名人广告
名人广告是现代广告中常见的一种方式。请名人代言广告有诸多好处，一来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必在某个领域有过人之处或对社会有突出贡献，请名人做广告容易获得受众信任；二来名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粉丝，而粉丝会自觉不自觉地模仿或支持偶像的行为，如果名人代言了某个产品，那么粉丝也有可能因为偶像的推荐而使用该产品，从而极大地促进产品销售。其实名人代言广告古已有之，如“伯乐相马”。据《战国策•燕二》记载：“人有卖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见伯乐曰：‘臣有骏马，欲卖之，比三旦立市，人莫与言。愿子还而视之，去而顾之，臣请献一朝之贾。’伯乐乃还而视之，去而顾之，一旦而马价十倍。”同一匹马，在市场上呆了三天无人问津，但请来伯乐到市场上看了两眼后，这匹马不仅当天就卖出去了，而且价格涨了十倍，效果可谓立竿见影，这充分说明了千里马还需伯乐识的道理，这就是名人代言广告的力量。
三、“武松打虎”与广告语
广告语又称广告口号、广告标语，是广告中具有特殊功能且举足轻重的一句话。好的广告语能够树立产品和品牌的鲜明形象，让人印象深刻，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依靠一句好的广告语一举成名的品牌数不胜数，比如，“好迪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让人认识并记住了好迪洗发水，“农夫山泉有点甜”让人记住了农夫山泉，“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让人记住了戴比尔斯（DeBeers）。一般来说，好的广告语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符合KISS原则，KISS就是“KeepItSweetandSimple”，简洁甜美；二是与众不同；三是通俗易懂。在《水浒传》中，就有一句绝妙的广告语，即“武松打虎”一节中的“三碗不过岗”。武松到景阳岗本意并不是为了打虎，而是寻找他的兄长武大郎，然而当他来到景阳岗下，看到了一个店家的广告“三碗不过岗”，正是在这句话的刺激下，武松连喝了十八碗酒，然后上山打了老虎，成为一段广为流传的历史佳话。且不论这段历史真实与否，单论“三碗不过岗”这句话，即使放在今天，依然是一句不可多得的精彩的广告语。其精彩之处有三：一是目标受众定位准确，景阳岗地处荒郊野岭，经过的鲜有文人雅士，贩夫走卒居多，这句话没有故作风雅，而是通俗易懂，非常贴合目标受众的接受水平；二是易于激发受众的逆反心理，武松正是受了“不”字的刺激，你说喝了三碗酒就过不了景阳岗，我偏喝给你看，结果他连喝了十八碗酒，说明这种反向诉求很好地促进了销售；三是够短，好的广告语无需赘言，五个字足矣。
四、酒旗与路牌广告
路牌广告最早的形式恐怕就是酒旗了。古代文学中对酒旗多有描述，比如，白居易《曲江》中的名句“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杜牧《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刘禹锡《堤上行三首》“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墙堤上楼”，张籍《江南行》“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韦应物《酒肆行》“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等，不胜枚举。显然，酒旗给古人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因此，深得众多文人墨客的青睐。可见，酒旗在当时已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广告形式，甚至可以堪称商业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典范。到了宋代以后，不仅酒旗广告上的装饰手法已很丰富，而且还有很多画家也以酒旗入画，如《清明上河图》，桥头就有一间酒楼，上悬五条幅旗，上书“新酒”。再后来，酒旗甚至已不再仅仅是酒楼本身的一种标志广告，还变成了一种广告媒体。有的酒旗直接被用作酒的广告，如明代正德年间朝廷开设的酒馆，酒旗上题有名家墨宝：“本店发卖四时荷花高酒”，荷花高酒是当时宫廷御酿；有的酒旗则标明经营方式，如《歧路灯》里的开封“西蓬壶馆”木牌坊上就书写着“包办酒席”；更多的酒旗则极力渲染酒香，如清代八角鼓曲《瑞雪成堆》中“杏花村内酒旗飞”的酒旗上就书写着“开坛香十里，就是神仙也要醉”等字样。今天，酒旗已演变成琳琅满目的路牌广告、旗帜广告、灯箱广告、围墙广告等，形式更加多样化，内容也更丰富。
五、结语
关键词: 古代文学 人文精神 教学
就面向过去的古代文学而言,其教与学的过程就是对历史维度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家、文学现象,以及内在规律进行全方位的探索与认知。而在这一历程中所面临的文本对象及其承载的文化精神内涵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传承下来的深湛智慧精华。对于后来者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更可以在其中寻找一个精神的栖居之地,进行个人心灵、道德、价值观、人生观的洗礼与重塑。而这也就是悠久传统孕育的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的价值体现之一。
但是,即使一个蕴含丰富的矿藏也需要开采者得其矿脉而入才能真正发掘到其中的精髓,所以在古代文学人文精神教学传递的路途上,如何进行是需要在教学实践中慎重思虑和实施的。面对古代文学文本,教学的环境与一般的读者阅读有所不同,它不仅仅是个人化的阅读与随想式的感悟,更要在一种公共的语言环境中对文本进行品读、分析,其所面临的不单是一个个体对于文本的阐释问题,还需要在课堂的对话条件下对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进行适度和妥帖的传达,才能使其对学生主体自身的思想与情感产生一定的辐射影响,从而发挥出古代文学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的价值。
一、以文为本
人文教育,因为其对于学生主体的道德完善与人格成长的重要意义而备受青睐。而对“人”的完善与培养,一直是其所追崇的目标。但是所谓“人”的塑造实现不是理论的空谈,它是要在具体的教学中凭依着“文本”所开拓生发的环境而衍生的。在教师、学生、文本三者构成的教学环境中,无论是作为导引者的教师,还是作为接受者的学生,他们二者对于人文精神的传达与领悟都离不开以“文”为本的立场。
在古代文学教学的进程中要解读历代作家的信念理想、人文情怀与艺术精神,就需要直接地接触作品,浸入文本思路,与文本共同思想进而体会领悟。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学活动便是围绕着一定的文本,以一种师生对于文本的解读与阐释贯穿始终。所谓“论从史出”,一切的阐释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应以文本语义为基础,以忠实于文本原意为基本原则。而古代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经典文本,它对学生来说,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其与当下语言与文化存在一定时空落差,尤其所呈现的语言文字的古老性,有时候会成为学生理解文本语义的一重障碍。
就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古老的一部诗集――《诗经》而言,如果不首先跨越文字的意义障碍,真正地解读似乎是很难继续深入的。就《诗经・豳风・七月》而言,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学生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首先被古老的文字语义与陌生的文化背景阻隔了深入的学习思维,文字的障碍就凸显出来。文字的困难性会让学生产生一定的挫折感,这在许多时候显然成为了学生学习进程中的一个问题。而更关键的是,在作品阅读中,如果文字意义的辩定与解析不明就会使得接下来文意疏通、诗意理解和精神升华等一系列的教学导向发生偏差与误读。譬如《诗经・豳风・七月》第二章有“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一句,从前句可辩,文意说的是春季女子采桑之事,但是暖暖的春日中,女子之伤悲与担心忧惧又作何解呢?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注释曰:“采桑女心里伤悲,害怕被公子们掳去。”显然这里是把“公子”理解为一种富贵人家的子弟的普遍意义。而学生往往会从自己习惯语言意识中判定:“公子”专指男性,再与“掳”字联系往往在脑海中解读成了一种强抢民女的意味。这时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相关文献进行深入的文字辨析:“公子,乃女公子也。此采桑之女,在豳公之宫,将随为公子嫁为媵,故治蚕以备衣裳之用,而于采桑时忽然悲伤,以其将及公子同归也。”[1]而“归”字之意也不是“回归”而是“女子出嫁”。由此,进一步引申出“古代贵族嫁女必以侄娣从之”的媵婚制习俗。而在此语义与文化的背景上,再发掘“女心伤悲”的情感蕴含就会从直接的“社会冲突意义”进而向女子“恐远父母兄弟”,以及“伤春悲己”的情感角度继续发掘。
上述所言的教学过程与思路作为一个例证突出的是对文本的解释与依赖,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有些趋于传统的知识性的辨析,但是它并不完全等同于主张僵硬的知识灌输,而是着意表明一种“打好基础”的教学立场。毕竟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相对于其他文本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殊性,而无论从教师还是学生的角度讲,文本识别与语义辨析不是教学的终点站,而是我们搭建的必要的脚下的桥梁,有了它的沟通,教与学才能自然实现理解的目的。
二、引入性情
文学始终都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而通过文学作品接触与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是有着显而易见的效应的。而要达成这个目标效果,显然仅仅依靠古代文学教学中对作品文本的语义和文献的考证讲析和概念传达是不够的,真挚地深入文学作品解读其人文情感,还需在文学课堂上引入性情来体验与主导。这也就意味着,教师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方法解读文本,将学生带入古典语境,而且应在教学中“发扬真美,以娱人情”,[2]引导学生通过可感的形象,自然地感受文学的生命力。
经典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鲜明的意象、深远的意境与不羁的想象,对于它的解读,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有时候往往会有损其情境的浑融和圆满,直接的结论宣导也无益于对作品真正的理解。而性情化的解读方式有时会对作品情志的传达起到一种直接的作用。
所谓性情化的作品解读实质上是一种倾向于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它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引入性情主导的文本教学,有时可以通过对经典原著文本的熟读,先获得文本语感,然后在反复吟咏体味中,感知古文意象,领会情境,积累情感,从而深入到对文本的深层体会中。当然这首先要建立在语义畅通、文化熟悉的基础之上。以《诗经・周南・]苡》为例,这是一首古老的歌谣。文学史中多称其是“一首描写妇女们采摘]苡的劳动之歌,全诗洋溢着欢愉之情”。但是这一主题概要显然需要具体的阅读体会才能真正被消化。而对这首十分简短的作品,许多理性分析与探究似乎并不利于帮助学生理解其审美之妙境。譬如从《诗序》说“妇人乐有子矣”出发考量“]苡”的“治愈不孕”药用之途,由此来发掘先民对生殖的崇拜和狂热的诗歌主题。这显然是一条深入发掘诗歌内涵的有益思路,但是却似乎忽略了诗中蕴含的情感与情绪的直接传达。《]苡》全诗十二句,只换了六个动词,形成了一种轻快的节奏,此时富有情感的诵读可以说是体会诗歌欢乐情绪的一种直接方式。而要体会整体的诗境,也不妨在理性解读与知识消化之后,以一种真实的心灵和想象来领悟《]苡》的完整情境:“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3]这种心旷神怡的陶冶,也是涵养性情与品格的重要方式。
教学中性情引入的主张,可以说是一种基于以“情”体“情”的思维,它虽然倾向于体悟性情感阅读,但却是应以一定的知识作为基础的。它追求的应是一种有知有情的既朴实又富有性灵的教学过程。
三、当下重塑
古代作品蕴含深厚的人文精神,但其要在教学中充分发挥效力,则需要跨越历史与当下的距离来形成最终的共鸣,从而能够走进当下,进入学生人格成长与培养的发展历程,彰显古代文学人文蕴含之于现实与人生的价值。
一般普遍认为,作品的意义和精神可以从很多层次上来理解,即作品创作时的原意、文本被作者完成之后流传中的阐释与当下对文本意义生成的理解。那么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显然需要面对这重重意义解读。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作品酝酿与诞生时的本意,它虽不一定是解读作品的唯一准则,但确是不能忽视的生成起点。而在其完成之后于历史变迁中不同文化视野下的解读,作为曾经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作品共生传播了。那么处于当下环境的教学,明显在时间与文化空间上与其所面对的文本存在距离,于是作为诠释者的教师则需要沟通“彼”与“此”,将历史语境中的文本移于当下文化语境中,让学生形成与文本的沟通。
于是,古代文学教学的课堂中便似乎面临着两个方向的发掘与引导。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之作本身所指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毕竟“解释传统的根本要义就在于指向现在,射向当前”。[4]而古代文学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也恰在于这种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可以说既是对于它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但是含蓄蕴藉的古代文学本身,以及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文本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那些文学之作中既有一种于历史流变中凝固的价值核心,又具有随文化环境不停变化的丰富的意义和当下的多重阐释可能。于是在教学这个公共语言环境中,面对着当下多元的阐释与趋向过度的解释,古代文学作品中新的精神价值的重塑在注重其走进当下进程、体现当下关怀的同时,还需在慎重选择中以一种适度性的立场来贯通古今。
参考文献:
[1]姚际恒.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鲁迅.鲁迅全集(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