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12 17:4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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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硕士生 科研能力 培养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迅速扩大，增幅甚至达10倍左右。结果，硕士生的基础、学风均有所滑坡。如何使硕士生在毕业后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层次人才，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英美文学专业为例，初步探讨如何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这一问题。
一、引导硕士生继续保持刻苦、认真的学风
当前，不少人上硕士研究生只是为了拿张文凭，以便找份较为理想的工作，而不是为了从事研究，因而，读研期间的学研态度非常散漫。在一年多的课程学习期间，一些硕士生上课经常迟到，甚至经常旷课。硕士生的许多课程属选修课，一些授课教师为了吸引足够的学生上自己的课，平时出勤管理和期末成绩考核都不严格，个别学生甚至数月或整年不上课，期末考核仍然过关，甚至还能得不低的成绩。遇上出勤管理较严的老师，一些硕士生为了出去代课或打工挣钱，甚至还找无关的人“替其上课”。基本课程学习结束后，在酝酿毕业论文开题的半年里，更多的硕士生外出代课或打工，把开题的事儿抛到脑后；待到开题前三五天，才慌忙到优秀硕博士上看别人的毕业论文，把某些论文改造成自己的论文框架――开题报告，蒙混过关。开题后近一年时间里，一些硕士生要么代课或打工，要么忙着考各种证书，而且在最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又四处跑着找工作，很少查阅与毕业论文相关的资料，也不认真考虑论文写作，直到离答辩前一个月左右，才开始上网搜索别人的论文，以拼凑自己的论文；结果拿出的英语论文语言错误到处都是，内容观点或站不住脚，或逻辑漏洞百出，更有甚者，一些人的毕业论文绝大部分是抄来的……
针对如此的读研风气，硕士生导师在其指导学生入校之日起，就应严格要求，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让其珍惜读研机会，鼓励其继续保持准备考研阶段的刻苦、认真的学风，并让其明白，若不踏踏实实地学习，达到最基本的学业水平，毕业时连按时拿到文凭也会成问题。其次，导师要根据所指导硕士生的研究方向，给其推荐一些必读书籍，更重要的是，要经常与所带的硕士生就其最近学习的内容、研读的书籍等进行座谈。这样不仅可以适时地答疑解惑，避免一些硕士生“常年见不到导师的面”的抱怨，又可以督促硕士生，让其不敢偷懒，以避免一些硕士生该毕业了导师推荐的书还“没来得及”看的现象。第三，导师不仅自己上课要加强考勤管理，而且要与其他授课导师经常沟通，了解所指导硕士生的课堂出勤情况，及时发现个别学生经常缺课的原因，以便及时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第四，导师要至少提前半年开始指导硕士生的毕业论文开题，在开题之后一年左右的毕业论文写作时期，要督促其继续认真查看相关文献资料，尽早动手写论文，并经常了解和帮助解决他们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第五，相关授课教师和培养单位要严格硕士生的课程考核、开题和答辩管理，使任何不合格的硕士生都不能毕业，以对下届硕士生起警示作用。
二、指导硕士生拓宽知识面，奠定扎实的研究基础
在本科阶段，许多学生只满足于学习几本相关教程，考研时，又只是反复复习几门必考课程，因而成为硕士生后，知识面非常有限。有的导师在其硕士生入校后，就给其确定了明确的研究对象，仅推荐了与其毕业论文直接相关的书籍，完全忽视许多硕士生实际上对自己的研究领域缺乏全面、透彻的了解这一事实。就英美文学专业来说，不少硕士生连“什么是文学”都说不清楚，别说用英语就是用汉语写文章也不完全能写通顺，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完全能恰当运用。鉴于此，硕士生入校后，英美文学专业的导师应引导其拓宽知识面，奠定扎实的研究基础。应让硕士生清楚，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史哲“不分家”，研究文学有看不完的书籍；同时，应围绕“英美文学”既是“英美”的文学，又是“文学”，且是“西方”的文学这一特质，给硕士生推荐一些必读书籍。这些书籍可涉及以下类型：
第一，英美文学背景知识类。包括外国文学史（或欧美文学史）；世界文化史（或文明史），英国通史（或文化史），美国通史（或文化史）；西方哲学史，西方美学史。这类书籍导师可鼓励硕士生读英文版的。
第二，文学原理、文学批评方法、文学理论史类。这类书导师应要求硕士生读英文版的，例如Rene Wellek等所著Theory of Literature，Jean Paul Sartre的What is Literature？，I. A. Richards的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Wilfred L. Guerin等所著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Richard Harland的Literary Theory from Plato to Barthes，Raman Selden等所著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英美作家从小潜移默化地受到了西方文化（包括文史哲）的影响，较全面地了解西方文化背景和西方文论史，可以深化研究者对有关作家、作品的理解。而较全面地了解西方现当代文论，可以增强研究者的洞察力，为评论自己感兴趣的作家、作品提供适宜的理论基础。
第三，中国文学作品、中国文学史、中国美学史（或文论史）类。鉴于国内绝大多数外国文学论文是用汉语写作和发表的，倡导英美文学专业的硕士生读一些中国的文学作品、文学史、文论史，不仅可以使其开阔视野，加深对文学的认识，提高文学欣赏水平，而且可以使其具有较好的文学功底和汉语文学水平，使其在文学鉴赏和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第四，与导师的研究方向相关的文学理论和作品类。比如说，导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般就要给自己的硕士生推荐较多的女性主义批评论著，及女性主义经典文学作品和最新作品。硕士生多看一些与其导师研究方向一致的书籍，研究方向或毕业论文选题与导师的研究方向一致或接近，将有助于导师发挥其特长，提供更多建设性的指导意见。
三、培养硕士生的科研选题和进行研究的能力
一些硕士生毕业论文该开题了，还没找到题目，让导师给找题目；题目确定了，却不知如何写，反而轻信“天下论文一大抄”的谬论，东抄西拼，整篇论文没有自己的观点。为此，导师应从以下四方面努力：
第一，引导硕士生在了解背景知识、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兴趣，确定一个切入点，然后围绕这个点有针对性地、以批判的眼光去看书。比如说，引导硕士生把英国或美国文学的某一体裁的某一个作家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以便集中精力，阅读该作家的代表作、其传记、可行的文学理论及相关文献。同时，要提醒硕士生摈弃“印在书本上的话都是完全正确的”观念，看书时要敢于质疑。如果硕士生对某一作家的作品以及相关文献非常熟悉，又具有质疑精神，他们就会发现，他人的相关评论并非“定论”，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自己有很多的话可说。
第二，要告诫硕士生，他们所选定的研究课题应是自己有独到见解可陈述的――要么是没有人研究的作品，要么用独特的视角去研究经典性作品，但无论如何，要有一些新发现，要得出一些独到的结论。这一点以第一点为基础――只有集中精力，基本读遍某一特定领域里的相关文献，才能掌握该领域的国内外动态，确定既富创新性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第三，引导硕士生进一步广泛地收集、有效地阅读和分析相关文献。除从本地图书馆和从网上收集文献外，导师可告知硕士生从我国的国家图书馆收集资料的便捷方式（实际上，不用去北京，就可通过一些机构，获得相关材料的复印件）；如果导师的科研经费较为充足，也可资助硕士生通过“卓越亚马逊网”直接从美英两国购得最新英文原版著述。要建议硕士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对于收集来的大量相关文献资料，一部分需反复细读，大部分只需有选择性地阅读，比如说，可通过相关著述的“索引”，查到并阅读和自己研究内容直接相关的页码的内容。阅读文献时，对他人的观点应始终秉持“批判扬弃”的态度：面对有瑕疵的论断，可做些修正，从而提出自己的论点；对自己同意的观点，可拿来引用，但要作为自己提出更高一层论断的论据。
第四，鼓励硕士生在鉴赏作品和研读文献的基础上，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并练就既能充分论证、合乎逻辑，又做到条理清晰、不乏文采的文学论文写作能力。要正告硕士生，搞科研、写论文，只要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在真理面前，没有长幼，没有尊卑，在文学欣赏和批评领域更是如此。要基于反复细读所研究的文学作品的感悟，并以相关参考文献为佐证，形成自己独到的观点；然后就是有理有据地陈述自己的观点过程――此即论文写作。论文要做到观点明确，论述充分，层次分明。同时要建议硕士生，既然学文学专业，自己写论文时就要发挥平时阅读英、汉文学作品所积聚的文学能量，尽量使论文文笔流畅，且不输文采。
总之，硕士生招收院校、负责培养的院系、所有授课老师，尤其是责任导师，要努力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严格管理，善于引导，使硕士生能继续保持刻苦、认真的学风，拓宽知识面，奠定扎实的研究基础，培养独立地进行选题和从事研究的能力。通过这样有针对性、有步骤的耐心、艰苦、综合努力，硕士生才能培养较强的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毕业后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层次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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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外国文学中,英美文学文化占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本文通过透视《圣经》剖析英美文学的来源及文化背景,研究英语文学和英语语言,以期提高欣赏外国文学的能力.更好地掌握英语语言。
要了解外国文学,我们就不得不谈到《圣经》,中世纪的文学很多地方都搬照了圣经故事,如《亚伯拉罕潘祭献子》搬照了亚伯拉罕祭献以撒的故事,《挪亚及其儿子们》搬演了洪水方舟故事。它们主要演绎圣经故事,宣传教义,间或也穿插了世俗生活的内容。弥尔顿三大诗作《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三孙》的主体材料都得自圣经,其中《失乐园》的题材主要取自伊甸园神话,《复乐园》的题材取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等。对读者来说了解这些成果无疑是一件大有稗益的事情,本文重点就国外文学中的英美文学谈谈与《圣经》之间的联系。
一、英美文学与《圣经》的联系
中国研究圣经与西方文学关系的先驱朱维之先生曾指出:“许多欧美第一流的作品,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其中密密地交织着圣经的引句和典故,我们读者若没有一些关于圣经的知识,便不能了解并欣赏这些杰作。”的确,西方不管是中世纪、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都与圣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英语语言的形成与完善和《圣经》有很大的直接联系,宗教改革以后,为了顺应时代形势,西方各国都开始用自己的本民族语言来翻译《圣经》,《圣经》的翻译促进了英语语言的发展。用英文译成的《圣经》有许多版本,其中revisedversion是标准的英语范本。它的词句、章法对应用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规范作用。在基督教宣传其教义的过程中,以及在《圣经》的一些故事中,出现了一些宗教术语,大大丰富了英语词汇。现在有些宗教名词已民俗化,运用到全民语言中。比如,god , devil , heaven , hell , Christ , Jesus ,date n这些基督教中的术语,已被人们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一)英美文学大多源于《圣经》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着作,基督教起源于希伯来人创立的世界上最早的神教—犹太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中期,基督教徒们把记载基督教的传播、发展等文字,起名为《新约》。《新约》和犹太教经典《旧约》合二为一,就成为现在的《圣经》。《圣经》对英语语言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英美语言的一大源泉。所以要研究英美文化、习俗、语言等儿方面,有必要谈到基督教及《圣经》与英美文化之间的关系。《圣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赋予英美两国人们的世俗生活一种神圣色彩,它以独特的象征意义显示出它在世俗生活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着名诗人弥尔顿的三部伟大史诗《失乐园},K复乐园》以及《力士三孙》都直接取材于《圣经》。除《复乐园》以《新约》为基础外,《失乐园》和《力士三孙》都以《旧约》为基础。拜伦的诗剧也是根据《圣经》中该隐毅弟的故事写成,只是其侧重点不同罢了。美国作家梅尔唯尔的成名作《白鲸》的主人公艾哈伯就是以《旧约·列王记》中的以色列国王亚哈为原型去探索人与宇宙的关系以及人能否把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亚哈一意孤行、刚傻自用的形象和《白鲸》的主人公艾哈伯不谋而合、如出一辙。更重要的是,该小说的叙述者,唯一生还的水手的名字和《圣经》人物伊希梅尔完全一样。另一美国着名诗人朗费罗在其短短的抒情小诗《人生颂》中,就直接引用了“你本是尘土,仍要回归尘土”这句原话,“上帝”的字眼也经常提到。
(二)英美文学大多取材于《圣经》
英美文学是英美人对自己人生体验的文化表现的一种形式,阅读英美文学作品,可以促进人们了解西方文化,了解到西方文化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看待世界的认知态度。英美文学是对时代和生活的审美表现,是英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创造性使用英语语言的产物。英语表意功能强,文体风格变化多样,其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魅力在英美作家的作品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阅读优秀的英美文学作品,可以感受到英语富有乐律性的语调和丰富多彩的语汇语言运用方法。开展外国文学研究,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了解外国文化,丰富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智慧,繁荣我们国家的文学创作和方法。 《呼啸山庄》是英国19世纪着名小说家兼诗人艾米莉·勃朗特的成名作,马乔里·伯恩斯教授曾评价说:“在这部小说中,伊甸园本身并未被直接提及。但是,通过纯洁与和谐、诱惑与堕落的重现,使得这一令人喜爱的与世隔绝之境的意象得以体现。”
许多模仿伊甸园故事或参照天堂与炼狱而设计的情节在《呼啸山庄》中并存着。第六章中,当人们第一次透过艾米莉再现的窗户看到画眉田庄时,它看上去就像一个令人安享舒适的世界,简直就像是到了伊甸园。在田庄里寻求快乐的埃德加和伊莎贝拉即是这座“伊甸园”中的居民。相反地,回顾第一章中对呼啸山庄的描述,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那座“可怕的房子”所具有的地狱般的特征:“呼啸”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内地形容词,形容这地方一年到头的风暴天气;房屋尽头有几棵矮小的极树过度倾斜,还有那一排瘦削的荆棘都向着一个方向伸展枝条,仿佛在向太阳乞讨温暖;在正门的附近,上面雕刻着许多残破的怪兽。山庄里的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两个备受责骂、不被宠爱的野孩子就是撒旦的化身。他们闯进画眉田庄这个圣地,打破阻碍,搅乱了这座“伊甸园”中的平静氛围。在这4个角仁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关于爱情与复仇的纠纷之后,画眉田庄这座“伊甸园”又重归平静,由小哈里顿和小凯瑟琳这一对新生代的“亚当’与“夏娃”所掌管。
通过此书,艾米莉把一个多元的伊甸园展现在人们面前,即危机四伏的伊甸园、失落的伊甸园以及重新构建的伊甸园。在此,她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无论是粗暴的反叛者还是激烈的骚乱最终都将臣服于上帝的荣光。
另外,20世纪美国文学还常常借用基督受难的形象作为无辜的人为众人受苦的象征手段。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结尾处老人肩背桅杆的形象就是借用了耶酥被钉在十字架的故事。显然,耶酥这一形象表明圣地亚哥像耶酥一样受苦,但他有超人的毅力,将不惜千辛万苦去实现所追求的目标。福克纳把《八月之光》的主人公取名裘·克里斯默斯,使他名字的首字母与耶酥的相同,并使他在耶酥受难日星期五被杀害,借以说明,即使耶酥生在现世,仍然不能见容于世人,仍将遭到世人的杀害。还有,许多现代英美作家的作品标题均直接取自《圣经》。美国戏剧家米勒表现现代人的社会生存问题的《堕落之后》,斯坦贝克的《伊甸园之东》都寓意于人间并无乐园之说。海明威的着名战争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其标题就直接取自《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一章。
二、透视(圣经》剖析国外文学特点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都与圣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与文化和文学的隔膜,中国读者往往并不了解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圣经典故。对圣经的盲视使读者付出很大的代价。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解圣经对理解文学的重要性,并积极投人到圣经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拨开迷雾,进人到我们过去理解的黑暗的角落中去。
首先,读者无从体验作者的用心,从而造成作品意义和美感的大量流失及阅读体验的缺失。其次,读者会对那些与圣经关系极为密切或隐晦的作品感到茫然,根本无法深人进去。再次,读者可能会因此而误解或歪曲作品的意义,并影响对作家的评价。此外,它还可能影响到我们对东西方文学史的理解和认识。实际上,我们长期以来对圣经和基督教的集体无知已经为欧美及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和评价积累下了很多错误的认识和偏见,而这些“成果”也已经成为许多读者的前理解,引导新的错误的偏颇的阅读。
语典是指引用或化用圣经中的语言,这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十分常见。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文学都是在圣经翻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时圣经阅读和宗教活动就是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因而文学作品的语言中到处渗透着圣经的因素,小到一个词,大到一个句子,一段话,甚至是整个篇章。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以各种方式援引圣经中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往往能收到特殊的效果。比如,简·爱被舅妈送到劳涅德学校后,虽然生活条件恶劣,但却赢得了自尊和自信,于是感叹道:“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在和罗切斯特深深相爱时,她说自己是丈夫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当得知罗切斯特已经结婚时,她描述自己的心境就像《出埃及记》中埃及一夜之间家家被杀尽第一胎男婴的一片哀号。这些语句都恰当地表现出了简·爱的感受,而语句背后的圣经背景更强化了它们的表现力。
对于中西方国家来讲，由于地域文化、生活习俗以及思维模式等的差异，导致中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别。但由于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深，中西方国家之间的交流不断增多，与此同时，人们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做好英美文学作品的汉译工作，必须以中西文化差异为视角，正如我国当代语言翻译大家王佐良先生所说：“翻译理论的研究，必须考虑文化与语言两个方面。”基于此，对中西文化差异视角下的英美文学作品汉译进行思考分析极为重要。本文在中西文化差异视角下对英美文学作品汉译进行思考。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为相关人员进行英美文学作品汉译提供借鉴和参考。
中西文化差异的表现
1.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
价值观指的是一个人对某事物整体把握之后作出的心理评价。西方人的价值观主要重视个人，主要倾向于英雄主义。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英雄救国或者是英雄在逆境中孤军奋战的作品特别受欢迎，譬如佐罗、蝙蝠侠等都是美国经典的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中国人最重视集体主义的构建，中国的文化主流便是“为人民服务”，代表作品则是以雷锋、焦裕禄等为原型的红。但这些作品在欧美国家则不受欢迎。因此，对于英美文学作品汉译的工作者来讲，必须重视由于价值观差异所引起的翻译差异。
2.中西文化风俗文化的差异
风俗文化是各民族内在的集中体现，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生活中所形成的社会习俗。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风俗文化，全世界具有很多的民族，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很多不同的民族风俗文化，这使得翻译不同风俗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存在很大的困难。
中西文化风俗文化的差异，使得翻译人员在翻译英美文学作品时遇到很大的困难。譬如中西方语言中同一文字具有不同的意义，在进行翻译时，单纯对词语进行翻译，会使文章存在偏差。因此，对英美文学作品汉译的工作者来讲，必须重视由于风俗文化差异所引起的翻译差异。
3.中西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
对于文学作品来讲，其表现的重要依据便是思维模式。思维模式指的是一个人的行为、物质以及精神等方面的综合表现。中西文化的差异最主要在于思维模式的不同。从文化来讲，极小的思维差别便可能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实际上，思维模式对文化影响极大，由思维模式差异造成的文化差异不可忽略。在西方文化中，更多重视逻辑思维，更多侧重于对事物进行分析，从而得出自己的见解，然后对这一见解进行反复试验验证。在中国文化中，则更多表现在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更多侧重于中庸之道。在中国文化中，万物都被认为有可取之处，因而中国文化属于中性共性优化决策理论。对于中西方来讲，其思维模式已融入骨髓，因此其创作的文化存在极大的差异。因此对英美文学作品汉译的工作者来讲，必须重视由于思维模式差异所引起的翻译差异。
基于中西文化差异视角下的英美文学作品汉译
1.西方文化作用下的英美文学作品赏析
在英美文学作品中，既受到基督教思维的影响，又受到古希腊以及古罗马文化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影响。所以对于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者来讲，要对西方文化背景有相关了解。只有了解了相关文学作品的文化背景，才可以更透彻地了解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情感。
在古希腊以及古罗马的传说中，存在很多的传说，这些传说主要表达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期望以及说明善恶有报的哲理。受这些文化熏陶，英美文学作品中也存在很多的神话故事，这些神话都有很深厚的情感表达。譬如，英美主要文学作品《维纳斯与阿多尼斯》，作为莎士比亚的长诗的主要代表作，便是基于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题材进行创作的。
《圣经》作为基督教的巨作，对英美文学作品影响巨大。英美文学作品很多都取材于《圣经》，譬如《失乐园》，弥尔顿的代表作以及拜伦的《该隐》均来自于《圣经》的《创世纪》。特别是《圣经》中的一些名词，比如所罗门、犹大之吻等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应用广泛，如果对其不了解，翻译人员便很难对其翻译。
因此，翻译者对英美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要充分了解古罗马古希腊文化，要充分了解基督教，了解《圣经》。
2.中西文化差异视角下的英美文学作品汉译
在所用语言中，英语作为一门世界通用语言，地位最重要。与此同时，英美文学作品地位变得举足轻重。英美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西方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翻译英美文学作品，从本质上讲，属于文化传递。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主要是为了明确作品内涵，了解作品的意境，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进行英美文学作品翻译时，由于影响因素多，如果不充分了解英美文学作品内涵，不了解西方文化特点，在进行英美文学作品汉译时，并不能选择合适的语言进行表达。现今，很多翻译人员采用单字或者是单个词语的翻译模式，对于词语的意境描述不足，无法让读者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境。这样翻译出的文学作品缺乏生气、文字也比较枯燥。这将降低翻译的质量，影响英美文学作品的价值，也降低了读者对该文学的认知度。
现今，基于中西文化差异视角下的英美文学作品汉译有两种翻译模式，即异化和归化，也就是意译和直译两种模式。但这两种英美文学作品翻译模式也不存在独立性，在具体的英美文学作品翻译中，都是两者相互结合，共同进行英美作品翻译的。
譬如，张谷若先生在翻译《德伯家的苔丝》的时候，便采用了异化与归化互为补充的模式。比如对这句话的翻译：The May-day dance for instance， was to be discerned on the afernoon under notice， in the disguise of the club revel or“ club-walking” as it was there called.（Tess of the d' Urbervilles）。
译文为：譬如现在所讲的那个下午里，就可以看出五朔节舞的旧风以联欢会（或者像本地的叫法，游行会）的形式出现。
同时张谷若先生还对五朔节舞作了注释，即五朔节舞是一种英国风俗，在五月一日的时候，吹奏乐器，吹响号角，并用树枝和野花进行门面装饰，还在草地上竖立五朔柱，人们为五朔柱舞蹈，然后选取最好的舞者作为五朔后。
（1）归化翻译。归化翻译指的是将源语本土化，将目标语或者是译文的读者视作归宿，翻译的语言模式采用目标读者惯用的表达方式，也即是说，让作者向读者靠拢，从而提高译文可读性，又助于读者了解译文。
归化翻译主要有省译、解释以及替换等方式。在“Spring， the sweet spring is the pleasant king”中，郭沫若便将其翻译成“春，甘美之春，一年之中的尧舜”。其中king一词本来不存在特殊含义，尧舜意义深远，郭沫若先生通过尧舜形象地表达了春天的美好。这便是归化翻译。
（2）异化翻译。所谓异化翻译指的是读者向作者靠拢的模式，也就是说读者对外来语进行迁就，接受其表达模式的翻译方式。异化翻译的特点在于：能够保留异域的民族文化，译文的异国情调更加浓郁。异化的翻译模式有音译、注释以及直译等。
譬如对“Blue Toyota Camry， it’s all I saw”的翻译。在这句话中，Toyota Camry代表的是丰田公司的凯美瑞品牌，如果采用归化模式进行翻译，则译文变成为“我只看见辆丰田凯美瑞款的蓝色汽车”，很繁琐，但采用异化翻译策略，译文便成为“我只看见辆蓝色丰田凯美瑞”就很简洁。
结 论
由于中西方存在不同的地域文化、生活习俗以及思维模式等，因此中西文化存在差异。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特别是英美文学作品时，如果不考虑中西文化差异，译文意思可能造成极大反差。所以，在进行英美文学作品汉译时，必须考虑中西文化差异。本文首先介绍了中西文化差异，包括价值观、思维模式以及风俗文化的差异，其次对中西文化差异视角下的英美文学作品汉译进行思考分析，指出两种翻译模式，即异化和归化。
参考文献：
[1]姚璋：《刍议中西文化差异下的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英语广场（下旬刊）》2012年第11期，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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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迟庆立：《文化翻译策略的多样性与多译本互补研究》，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07。
论文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科。纵观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累进式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影响研究的欧洲阶段(法国)、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阶段(美国)和跨文化研究的亚洲阶段(中国)。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2.
[2]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一 “美学”是什么
任何一个学科的成立，首先需要从事该学科研究的业内人士对学科研究对象有基本的认同，构建一个共享的学术话语空间。但是当我们回顾并考察中国美学近100年走过的历程时，不得不指出，就中国美学发展现状看，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这个在学术研究领域最为起码的要求，如果说中国从事美学研究的学者们在“美学是什么”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应有的共识，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许多因素影响着中国美学的学科定位，使得美学研究领域充满了误解。所谓美学包括“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美”三大类对象的说法，由此再生发出来的关于所谓“科学美”的讨论，以及以这三个方面或四个方面对象构成整个美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构想，至今还充斥于各种各样的美学教科书。我们每年都能读到许多其实与“美学”这门学科并无多大关系，却藉“美学”为名的著作论文，这些文献以十分认真的态度研究“美”（漂亮）的本质以及它的制造方法。更令人遗憾的是，像这类与表现为某种理论形态的人文学科——美学（Aesthetic）毫无关联、与艺术与审美这一特殊精神活动毫无关联的文献，经常可以很轻易地混迹于美学界以及一些本该地位很高的学术杂志、学术会议论文集和学术文献索引中，加剧了美学研究领域的混乱，使得美学作为一门完整而独立的学科更难以成型。
当然，中国美学发展历经百年而学科定位尚未完成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中国美学确立学科定位之步履艰难，首先，或许是因为“美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在学科定位方面本就包含了与生俱来的困难。 美学究竟是一门研究艺术理想或艺术思维的学问，还是一门研究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及的美（漂亮）的学问，换言之，所谓“审美活动”究竟指的是哪些人类活动，一直存在含混不清之处。可以说，这种含混不清远远不只是中国美学遭遇到的问题，当欧洲美学家把柏拉图（或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看成是他们最早的先驱时，其中多少也包含有类似的含混。然而，自从使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真正成立的奠基之作——德国十八世纪鲍姆嘉通的《美学》问世（1750年），此后一些年，与现在我们称之为“美学”的这门学科有关的一些重要理论著作相继出版，博克发表于1756——1757年的《论崇高与美》，更使美学得以超越了狭隘的“美”的研究领域。随着这门学科的发展，最迟到康德《判断力批判》与黑格尔《美学》出版的时代，至少在欧洲，美学已经不再是一场关于日常生活层面上的美（漂亮）的必定会人云亦云的讨论，而已经彻底转向艺术理想与艺术思维这些有可能建立学科规范的、有关感性和艺术的、更深入地说是关乎人对世界的某种特殊把握方式的研究。至于西方美学此后的发展，从叔本华、尼采到存在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和分析美学，更是非常清晰地远离把美学当作一门研究美（漂亮）这种人们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视觉感受的非学术研究，这些美学理论“不是对美是什么作讨论，而是对人如何审美作讨论。美的本质，美是什么这样一些一直作为美学的最根本主题被放弃了，或者按现象学的说法被悬搁起来。”［①］西方美学的发展历程，暗示了这样一个理论基点——尽管许多美学家都同意在古希腊，“美”是艺术的普遍理想，然而，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所说的“美”，就像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所说的“真”与“善”一样，恐怕都不足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研究对象，只有将真、善、美这样一些概念从日常生活层面上提升到形而上学层面，使之成为具有特殊含意的、关乎人与世界关系之本质的哲学范畴，才有可能出现逻辑学、伦理学、美学这样一些哲学的分枝。 要研究与考察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我们不能忘记这是一门从西方引进的学科，它并不是像西方美学那样，从其自身内在的审美意识演变史与艺术发展史的学术基础上自然形成的。美学在西方发展了150年左右才传入中国，它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文学者是一门全新的学问。在中国古代堪称发达的人文研究领域，比起逻辑学、伦理学之类的哲学分枝，它更难以找到确切地相对应的学科。所以，美学之所以能够出现在中国并且成为像今天这样一个拥有众多研究者的人文学科，必定要有所承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美学所承继的，并不只是从鲍姆嘉通开始，以康德、黑格尔为典型代表的欧洲近代意义上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美学。实际上，早到古希腊，迟至叔本华、尼采甚至更晚近的西方美学家的著作与思想，都以共时性的形态进入中国，同时影响了中国从事美学研究的那些先驱与后来者。我们所看到的几乎所有美学史都是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开始，而不是从鲍姆嘉通开始的。由于从古希腊直到尼采这样一些极其不同的思想家的美学理论同时传入中国，我们并不容易清醒地认识到，欧洲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的艺术理论与那个时代哲人们有关“美”（漂亮）的讨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同样，也不容易认识到，与近代美学更接近的，并不是古希腊时代哲人们有关“美”（漂亮）的讨论（比如说《柏拉图对话录》里的《大希庇阿斯篇》和《会饮篇》），而恰恰是他们那些可能并不提及“美”的、有关艺术（诗）的讨论。从这里，我们可以达致对中国美学内涵混乱的一种善意的解释，可以认为，这种混乱是由于人们不分轩轾地接受了那些实际上大相径庭的欧洲经典文献，而这又是一种虽不合理，却很合情的现象。
但是，问题还不完全在于中国美学所继承与接受的西方理论资源本身的复杂性。正如人生中许多巨大的不幸可能肇始于一个很小的失误一样，中国美学的不幸是，最早将发源于欧洲的“Aesthetic”这门学科引进中国的学者，套用了日文中的“美学”这个名称。至少在中国，所谓“美学”这个术语不是从“Aesthetic”直接翻译过来的，从表面看也没有它原初包含的“感性学”的意思，“美学”这个称呼虽然不能说与西方美学所用的“Aesthetic”这个词语全无关系，但毕竟它在字面上所表达的那种意思，与“Aesthetic”基本上是两回事，与美学在近现代的表现形态更完全是两回事。
“美学”这个名称无法准确地体现出“Aesthetic”这一学科的形成历史，反而有助于导致误解。柏拉图有关美（漂亮）的论述受到的特殊关注最能说明问题——古希腊哲学是欧洲所有人文学科的渊源，而像柏拉图这样一些古希腊哲人有关美（漂亮）和艺术的思想经常是犬牙交错的，对于学科创建时期的中国美学而言，其中那些有关美（漂亮）的思想虽然与鲍姆嘉通以后确立的美学相距很远、却又确实充满智慧和魅力；对于许多从一开始就误解了美学研究对象的人来说，柏拉图有关“美”（漂亮）的睿智，远远比黑格尔诘屈聱牙的论证更易于接受，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美学，当然会成为一门很可疑的学问。 而且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美学的发展过程中还遭遇到特殊的不幸，那就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除了接续着欧美学术传统，几乎同时还接续了裹挟在中的苏俄美学传统，像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就是生活》［②］这样一部逻辑混乱的小册子，却缘于其拥有特殊的意识形态地位，成为影响中国美学发展的不容置疑的经典。中国美学是在苏俄意识形态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思想资源这一特殊背景下成熟起来的，尤其是40年代直到70年代中叶特殊的政治与学术环境，使得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著作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他在美学领域的实际贡献，相当多的美学研究人员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传播了“车尔尼式的美学”。在中国美学走向成熟的道路上，这一强有力的干扰，整整影响了几代人，车尔尼的帮助，至少使得对“美学”这个名称望文生义的理解，获得了权威性的支撑。［③］
美学在进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基本定型，因此在中国，这门学科并没有经过一个大浪淘沙式的逐渐规范化的过程。过多而又相当芜杂的理性材料一涌而入，在西方美学演进过程中曾经存在过的那种思想与思想、范畴与范畴在承继变迁之中渐次走向成熟的过程，也就不可能在中国美学发展过程中重现。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直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日丹诺夫这样范围相当广的思想资源对中国美学发展的影响程度，远远不是可以通过其在欧洲美学史上的重要性来衡量的，某些重要的和深刻的思想，未必就受到国人的重视。当从古希腊直到20世纪欧美、苏俄思想家繁复多样的美学观念、汗牛充栋的美学著作同时传入中国时，人们很容易以“六经注我”的态度各取所需固然是一个方面，相当多西方思想家的前美学著作很容易被误作为美学著作，甚至被当作美学经典著作则是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立足于这个非常混乱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的美学，内涵的混乱与不确定，可能是在所难免的。
中国美学这一先天不足的特征，决定了蕴育着中国美学的那些思想资源并不全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学资源。然而，美学研究对象的含混不清，还有内在的原因，那就是相当多的研究者，至今仍缺乏研究美学所必需的历史方法与历史视野。 人类的审美理想是不断演进的，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与审美理想之间，可能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因而，不同时代的美学所研究的内容，也就必然出现相当大的差别。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美学，如果不能从艺术与人类审美活动历史发展变迁的角度把握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也就不可能真正完整准确地理解美学这样一个特殊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人类审美理想的演进史上，对于美学这门学科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崇高”作为一个重要美学范畴的引进。如同鲍桑葵所说的那样，在审美理论的发展史上，“我们可以把古代人的基本理论看作是近代人包容赅博的概念的基础”，然而自从博克和康德把“崇高”这一革命性的、与传统意义上的美截然不同的审美感受作为基本范畴，引入到美学研究领域之后，“美的”和“美”已经具有了更丰富的包容性。鲍桑葵是这样叙述美学史上这一重要事件的：
随着近代世界的诞生，浪漫主义的美感觉醒了，随之而来的是对于自由的和热烈的表现的渴望，因此，公正的理论已经不可能再认为，把美解释为规律性和和谐，或多样性的统一的简单表现就够了。这时，出现了关于崇高的理论。最初，它的确并不是在美的理论范围之内出现的。但是，接着，关于丑的分析也出现了，并且发展成为关于美的理论的一个公认的分支。结果，丑和崇高终于都划入美的总的范围之内。［④］
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在美学发展史的最初阶段，尤其是在美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西方古典美学时期，艺术以及与艺术欣赏相关的审美感受集中在狭义的“美”的时代，欧洲社会普遍的艺术理想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称的“美”（漂亮）之间才具有特殊的同一性。而美学恰恰出现在浪漫主义艺术理想之时，出现在人类的艺术理想超越了“美”（漂亮）而进入更广义的、包括崇高和丑在内的更丰富复杂的审美感受的时代。虽然很难说是由于人类审美需求与艺术理想的丰富化，才推动了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出现，但美学这门学科诞生的背景，确实是欧洲主流社会审美观念出现从纯粹的“美”向着崇高、丑等等更具现代色彩，也更丰富多样的审美理想演变的特殊时代；由于美学产生在这一特殊时代，它又被视为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只要能够认识到人类艺术与审美理想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研究者们就不至于对美学的研究对象产生普遍化的误解。 也许并不完全是一种巧合，如同美学诞生于欧洲审美理想出现重大变异的时代一样，美学传入中国的时代，也正是中国人的普遍审美理想产生巨大变异的时代，虽然这种变异具有外来文化移入的背景。如果中国的美学研究者能够体会到这一变异于美学的意义，把这门学科的研究真正集中在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范畴之内，能以人类“艺术地把握世界”这一特殊的思维方法为核心开展研究，那么，中国美学也完全可能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
但是，困难显然在于，中国美学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普遍接受美学研究的历史方法。相当多的研究者深信不同民族与不同时代的美、审美以及艺术规律、美学理想拥有某种永恒的和一成不变的规律，惯于从静态的角度界定美和审美。这一现象不仅导致美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涵遭致普遍误解，同时更表现在一些重要的美学基本范畴遭致的普遍误解，将那些重要的美学范畴视为静态的、凝固不变的范畴的现象，在美学研究文献中在在可见。正如有研究者指出：
美学范畴是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运动中产生的，范畴的发展既是逻辑的运动，也是历史的运动，那么，美学范畴就不仅是一个逻辑范畴，而且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美学原理和美学史包括美学范畴史的著作中，往往对美学范畴的流动、发展和转化缺乏足够的认识。这种把美学范畴仅仅看成逻辑范畴，而忽视它也是历史范畴的情况，不仅在我国美学研究中存在，而且在别的国家如苏联美学研究中也存在。［⑤］
而中国美学存在的这一缺陷在研究持续进展中的阻滞作用，应该得到充分的评估。
当然，即使就欧美学术界而言，美学也没有像物理学、逻辑学之类学科那样极明确的研究对象与内涵。但至少，当美学这门学科被引进到中国时，有关美学研究对象这样的问题，从美学诞生以来，在欧美学术界已经有近两百年时间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了。而我们在发展这门学科的过程中，这一问题甚至都没有真正受到重视。至今我们或许只能叹息，抱怨当初人们选择“美学”这个词来翻译“Aesthetic”这门学科是一个错误；但是，既然这个学科名称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事实，重要的就不再是徒劳无益地试图改变这门学科的称呼，而是建立学科本身的学术规范。假如说美学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至少就要使美学研究有可能成为一门有相对明确研究对象的学科，而从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没有困难的。这决不仅仅是美学研究队伍素质良莠不齐所致，还有更深层的理论原因。而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是21世纪的中国美学所需要致力的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二 美学民族化的可能与前景
尽管中国美学已经走过了100年历程，从学理的角度说，“中国美学”这个短语的含意恐怕还有待于厘清。在某种意义上说，近100年的中国美学更多地是像是“西方美学在中国”，而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
从这个角度看，且不谈那些尚处于业余水平的有关“漂亮”的研究，即使从中国美学发展最前沿的研究成果以及发展前景看，仍然有某种尚未被学界普遍、清醒地意识到的潜在危机——已经走过上百年路程的中国美学，至今没有找到很好地利用民族美学资源的途径；本民族的美学资源，虽然近年来不断得到发掘，但要说它的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估价和认识，也许并不夸张。即使是在中国美学已有百年历史的今天，“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在中国”之间巨大的鸿沟还有待于认清，而美学的民族化，仍然是需要众多美学家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理想。 当然，类似的问题远不止于出现在中国。事实上，即使是曾经担当了西方美学输入中国之二传手的日本，美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也主要集中在西方美学领域，而日本民族颇为独特的审美感受与艺术经验，与美学研究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疏离。美学研究者们不应该默认这种疏离。美学是发源于西方文化环境中的，因此，它无论怎么发展，当然会不可避免地带上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假如美学是一门跨文化的、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它的最终目标是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寻找并抽绎出世界各民族在审美领域与艺术领域共同遵循的某些规律，那么每个民族都有责任、有义务——尤其是非西方民族更有责任和义务努力发掘本民族的艺术与美学资源，在虚心地接受与继承西方美学的丰富遗产的基础上，用本民族的审美经验丰富全人类意义上的美学，使美学更像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美学的民族化之所以有可能成为一个问题，缘于人类文明的丰富内涵与西方思想的局限性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各民族在走向文明的道路上都发展出了审美能力与审美意识，都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了艺术创作与欣赏能力；然而，虽然各民族的审美能力与审美意识以及艺术的发展的互相交流并不罕见，但无论如何，不同民族在审美取向与偏好上，当然也包括艺术的表现手法以及风格上，都必然表现出与其它民族不同的民族特点。既然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的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对我国30年代以后的美学发展影响深远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日丹诺夫等苏俄美学家，直到构成20世纪西方美学发展主潮的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等等都是在西方思想体系中成长起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都是通过对西方人的审美经验的抽象与总结发展出他们的美学理论体系的；尽管从“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西方的军事与经济扩张就波及到了世界上相当广阔的区域，但是直到“二战”前后，非西方的文化也一直没有以其本来面目进入到西方美学家的视野之中。如果说美学应该是对人类审美意识及审美活动整体上的哲学考察与总结的话，那么，仅仅凭西方人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活动历程，是否足以抽绎出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与美学理论？或者说，如果我们可以将美学视为哲学家和美学家们对无数人类个体的审美意识、审美经验与审美活动的内在规律的理论把握，那么，仅仅通过对欧洲人的审美活动与历史的考察，能否达致某种适用于人类整体的美学理论，也就非常值得怀疑。 因为人类文化具有共性，所以美学尽管是仅仅局限于西方文明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却也能够被引进到东方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被用以阐释中国的审美现象与艺术；然而，也正因为人类文化还存在个性，所以美学进入中国之后，它将如何包容和帮助我们解读中国人的审美经验，尤其是包容凝聚着中国漫长的审美历程之精华的传统美学观念，也就成为美学能否很妥贴地“嵌入”中国现当代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关键。 无论后来者如何试图从中国先秦以来漫长的思想长河中寻找传统与民族的美学资源，但是，美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作为一门因其具备独立性也因之同时具备了渐次走向成熟的可能性的学科，无疑是从王国维对西方美学的介绍开始的；正如王国维很顺理成章地将叔本华的美学理论应用于解读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一样，美学在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首先是因为能够不断地从西方美学在中国的可应用性上，获得它前进的动力。百年来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试图从西方美学中撷取现成的答案，来阐释中国艺术漫长与复杂的历程，以及阐释这个历程中暗含着的规律。我们甚至将欧洲18-19世纪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艺术流派当作两种最基本的创作方法，以它们的互动关系来构成整部中国文学史。我们也在美学教科书中加入了不少中国艺术的例子，这非但不是美学的民族化，而且更意味着美学家们事实上是在将中国的审美活动史看作是世界美学中的一个具体个例，是在用中国的审美活动史印证着西方美学的全球可应用性。
这就是说，自从西方美学被引进到中国之后，所谓“西方美学”并没有真正被中国美学家们视为“西方”的美学，而实际上一直是被视为“世界美学”的。这就决定了在近百年来中国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虽然出现了不少具有创见的美学思想成果，中国漫长的美学发展史中所积淀的丰富而独特的美学思想，却一直未能真正进入到今人构筑的这些美学理论框架之中。甚至像“意象”、“意境”这样一些从汉魏六朝以来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占据了极为核心的位置的范畴，在各种各样的当代中国美学体系中，也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周来祥以“和谐”这个浓缩了中国古典美学理想的概念作为他美学理论与美学发展史的元范畴，这个以“和谐”为基本范畴的美学体系，在利用民族美学资源方面，体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创造性，但是即使是在周来祥的体系中，对“和谐”的解释却仍然是康德和黑格尔式的，“和谐”这个民族色彩很浓的美学范畴，依然被放置在以黑格尔式的思维方法构筑的美学体系里，从而流露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痕迹。［⑥］夏之放曾经建议，应该“用审美意象作为文艺学体系的第一块基石”，［⑦］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能够看到基于这一范畴建构的、为国内美学界及文艺理论界公认的体系，更没有以此为基础的美学教科书。美学家们在处理民族化的美学材料，尤其是在处理中国古典美学中那些最常见的概念和术语时，经常陷入一种令人困惑的两难境地，在很多场合，也就不得不在体系的完备性与丰富的民族审美材料的运用之间，做非此即彼的取舍。
在中国古典美学研究领域，中国古典美学与西方美学之间的关系，更显得非常之微妙。如前所述，中国的美学研究是在美学从西方引进这一背景下得以开展的，所以在美学发展之初，人们较少注意到中国本土的美学思想史的发掘。20世纪中国美学界最有影响的学者，从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蔡仪，到李泽厚、蒋孔阳、周来祥等人，其主要成就即使不全是介绍引进西方美学思想，也多数是以西方美学思想为基础建构其理论体系的。但是，美学的发展必然会刺激研究者们从单纯地引进与接受西方美学思想，转而寻求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所蕴含着的丰富的美学思想果实。近百年来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已经波及到从老庄、孔子、《易经》等先秦时代的重要思想家与著作，到晚近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这样相当广泛的范围，足以充分说明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的思想家们就已经非常关心人们的审美意识、审美体验以及艺术活动中的美学规律。然而这一研究，当然不能仅仅满足于指出中国古代某个美学家具有与西方著名美学家相同或者相似的某些观点，停留于说明或证明“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伟大的美学家与深刻的美学思想”这一简单的历史事实；而本该通过这样的研究，从中国美学迥异于西方美学的审美理想及其发展过程中，探索和构建具有民族风格、符合民族精神的美学史学科。
但是至少到目前，我们在这一领域所能见到的最多的研究，依然是在用西方美学的观念直至美学术语，来“翻译”中国古典美学；即使是一些较好的研究成果，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用西方美学观念解读中国古典美学论著的现象。中国美学史几乎就成为西方美学史异样的翻版与重演，各种理念出现的时序或许略有不同，但似乎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在审美与艺术领域所关注的都是一些相同的问题，并无二致。学术的发展总是由一些基本范畴、
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关键问题的探讨推动的，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像“形”与“神”的关系等等具有民族特征的问题日益深入的讨论，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推动着中国审美意识的发展演变。汪裕雄既准确又言简意赅地指出，正是“重意象、尚感悟的思维传统”支撑着中国审美与艺术的辉煌：
中国传统美学一直将意象作为自己的中心范畴，围绕审美意象的创造、传达和读解，衍生出自己的审美原则。《诗》之“比兴”，建基于物类相感、触类引申的《易》理之上，正与“易象”相表里。《骚》之“发愤抒情”，倚重庄学的“逍遥游”理想，强调主体备受压抑的内在动力，在推动艺术家诉之于意象，向超越境界升腾远举。经过魏晋玄学的洗礼，诗骚两大传统在六朝之际相互融贯，“即目所见”直指“象外之意”，有限的眼前景物直通无限的人生体验，在唐代演为“境生于象外”的意境说。意境说远非有人所论，是源于佛教的另一系美学，它只是意象论的延伸与拓展，即强调意象必须向形而上境域超越。这种以意象为中心的美学及其支持下的审美实践，反过来又强化、深化着民族的思维传统。［⑧］
既然如此，如果中国美学史不是从这样一些具有民族特点的基本范畴和关键问题出发，不同民族在文明发展历程中思维的巨大差异，审美取向上的巨大差异就不可能得到有理论意义的解释，也就不可能从中国漫长的艺术与审美发展史中寻找到源于它自身的发展动力；从先秦迄今中国文化中蕴含着的丰富而又独特的审美经验，没有得到历史的总结与解释，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意识与审美理想这一丰富宝藏，也就很难得到真正有价值的开发。更关键的一点在于，像这样一些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美学特点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被当代美学家自觉地运用于创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美学理论，更不用说在此基础上，构建有可能超越西方审美与艺术经验的、更具全球性的美学理论体系。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存在困难的，因为哪怕是最基础的工作也还有待于开展，中国古代美学资源拥有的诸多审美范畴还远未得到足够系统的清理，如同封孝伦指出的那样：
中国古代由不同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提出的范畴太多了，哪些范畴历史价值较高，哪些范畴较低，需要作出挑选。挑选的标准和原则又是什么，这一点不确定，范畴的铺排陈列不但芜杂，而且很随意，有无历史价值让人怀疑……这恐怕……是所有研究中国古典美学史的人面临的共同难题。［⑨］
最近一些年，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引起了中国美学界的高度关注，大量的审美事实揭示了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许多本质性的差别。这样的研究至少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西方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发展史并不能替代人类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美学思想与发展历史，而即使西方美学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我们研究中国美学的一个无法忘却的参照系，百年来我们习惯于以西方的美学来解读中国的艺术创作及发展历史的研究模式，以及用中国的美学证明西方美学的全球有效性的研究方法，确实应该清理和扬弃；通过美学与艺术的跨文化交流，推动世界美学的发展，才有可能使中国美学的研究，以及美学的民族化获得跨文化的意义。
提倡美学的民族化，并不意味着要采取排外的文化态度，因为民族化正该是二战以来兴起的文化全球化思潮的题中应有之义。民族化与全球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化，跨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就失去了所有价值，而所谓全球化就必然变成西方化。因此，美学的民族化之成为当务之急，恰恰是出于全球化必须建立在文化多样性前提下的考虑，唯有从全球化的角度，才能够发现目前人们普遍接受的过于西方化的美学本质上的局限性。
然而，在这个文化发展水平与影响力极不平衡的世界环境里，包括美学在内的诸多人文学科的民族化，都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中国美学亟需解决的众多问题当中，最具有时代意义但也最困难的问题。
三 审美文化与美学的第三种可能
美学以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为研究对象，但是，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研究，更不用说，其研究结果可以采用完全不同的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因此，有关美学理论以及美学著作的存在方式，多少也算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而目前这个问题之所以渐渐显得重要，是因为考察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以及探讨中国美学走过百年历程之后的走向时，已经不能忽视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研究方法与表达形式的多元化现象。无论是就目前仍然居于无可争议的主流地位的欧美国家的美学研究而言，还是就尚处于成熟过程中的中国美学研究而言，当代美学研究与经典美学之间的区别都是显而易见的，而种种区别之中，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随着美学研究对象与方法等各方面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审美文化研究越来越成为美学研究中一个迅速崛起的新领域。
美学自从诞生以来就具有多种学术层面上的可能性。而且从美学传入中国伊始，这多种可能性也就同时展现在中国学人们的面前。当王国维在20世纪初叶几乎是同时尝试着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解读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用中国传统的诗话的方式评价中国古代诗词，写作《人间词话》时，他肯定没有想到，他在为中国的人文科学开创美学这门新学科时，所用的方法也极具象征意义。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和《人间词话》之所以具有象征意义，并不止于这两部篇幅不大，内容多少有些杂乱，也很难说具备必要的理论系统性的著作开拓性的价值，还在于通过王国维颇具探索性的研究，使得中国美学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将在整个20世纪渐次展开的它所可能具有的三种最主要的形态。这三种形态其实也意味着美学的三种存在方式，三个层面的人类价值，代表了它的三种主要功能。它们分别是作为哲学或曰形而上学的美学，作为艺术理论的美学，而它的第三种存在方式与功能，则是人们容易忽视的，那就是它作为一种人文读物的存在方式与功能，这种存在方式与功能确实是超越学术层面的，然而，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进程中，它使美学成为一种个人情感表达手段的价值，却日益凸现在学术领域。
从哲学的层面上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把这部小说作为一个与生命哲学相关的对象加以研究，同时也使得“悲剧”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获得了它超越于日常生活语言的意义。如果说概念与范畴的确立是一门学科得以成立最起码的前提，那么，从日常生活语言中抽取出具有特定学术所指的概念范畴，或者说赋予某些日常生活语言以某种学术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某种特定的学术话语，就成为一门学科的奠基者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当然，王国维远远未能完成这一工作，他甚至都没有能够为这门学科提供一个为后人们公认的名称，在他的著作里，“美术”这个词更多地被用来指称我们今天所常称的“美学”。但毕竟王国维已经自觉地开始从事对于艺术的形而上学研究，并藉此深入研究人类生命活动中最本质的那些问题，自觉地接续着从康德以来的德国美学传统。
从艺术理论的层面上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试图揭示中国传统小说戏剧和诗词特有的结构方式，并且把它放在世界文学艺术这样的整体背景下加以研究评价，并且努力为文学艺术建构理论规范。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之所以具有文艺美学层面上的价值，就在于它们不仅仅是从个人角度评价艺术对象，而且更是在品评这些古典名著的基础上，建构新的艺术理论话语。这种艺术理论话语既不是只着眼于纯粹技巧层面上的，也不是只注目于艺术与人生（包括政治）密切关联的现实层面上的；它所着眼的，主要是人类深层的艺术感受与艺术思维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比起同时代的其它人都更像是一位真正的美学家。
虽然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形而上学与艺术哲学价值（当然，也许可以说，《红楼梦评论》更偏重于形而上学，《人间词话》则更偏重于艺术哲学），然而，《人间词话》无论就其在中国美学发展历程中的地位，还是就其受公众欢迎的程度而言都要远远大于《红楼梦评论》。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红楼梦评论》在运用叔本华理论时多少显得有些生硬，远不如《人间词话》那种感性化的评论可以允许作者挥洒自如，容纳进作者的连珠妙语；另一方面，《人间词话》采用了与理论著作截然不同的特殊写作方式，更是一个重要原因。也许这才是《人间词话》的美学意义与影响力之所在。如果我们可以认同《人间词话》这样一种形态特殊的美学著作的存在，我们就不能不同意，与其说它是形而上学或艺术哲学，毋宁说它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艺术批评文本，而这种高度感性化的批评文本的美学价值，正是需要讨论的。
在整个20世纪，文学艺术批评日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20世纪几乎可以称之为一个“批评的时代”。推究这一现象出现的社会背景，当然与教育的普及，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密切相关，近代大学所推崇的研究方法成为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智力活动范式，使得理论与批评著作的读者对象急剧增长。教育的普及，同时也引发了学术的一种另类取向，那就是为了适应读者对象的增长，文学艺术批评渐渐从一个非常专门的领域，转而趋向于探讨那些有可能赢得社会更多人关心的问题，使文学艺术批评越来越多地介入到社会文化层面；正因为读者对象的泛化对理论与批评的写作产生了影响，阅读对象的多元化和理论著作普及化的可能，都在诱导理论家们用更感性化的、更易于为一般读者接受的方式写作，使理论与批评渐渐得以改变它严肃和高深的面貌，甚至开始变得更接近于文学本身，更接受于中国传统文学领域常见的那种以韵文形式（其中包括诗词曲赋等多种文体）撰写的诗词评论著作。如果用中国传统批评与理论著作相比附，那我们就会说，20世纪作为一个“批评的时代”的重要标志就是，文学艺术的美学批评以及美学理论著作变得更接近于《诗品》而不是接近于《文心雕龙》。这一趋势无疑对美学的现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这一影响也不失时机地促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的研究方向出现了某些变异。美学正在出现某种泛化的倾向，更极端地说，它正在开拓一条超越学科限制的新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美学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转向，虽然并不是从《人间词话》所接续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传统发展流变而来的，却与之有着一种内在的契合。
当然，在讨论中国美学的泛化现象时，我们不会忘记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曾经出现过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的泛化，美学研究以及对文学艺术的美学批评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美学领域，而扩张到把美学作为一种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的工具。［⑩］虽然这个时代的美学在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史无前例的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像李泽厚这样重要的美学家，甚至从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不间断地为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与重建提供着至关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是，他们所起到的作用主要并非表现在美学领域内部，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不是康德以来的、以美的无功利性为理论前提的经典美学所能认同的学术方向。因此，我们所要讨论的美学的泛化现象，主要是指90年代以来，美学在开始关注现实生活的同时，力求受到现实社会更多关注的努力，这一转向在近年来的中国（在欧美则更早），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学术思潮。如果说80年代诸多学者热衷于把美学作为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的工具，多少该看成是用于突破特定时代舆论空间闭锁的特殊的学术与思想策略，其美学层面上的理论价值，在今天还很难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的话，那么，当我们将视野集中于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以所谓“审美文化”研究为代表的比较狭义的美学泛化现象，就确实会发出一些更值得深入探讨的美学领域内部的疑问——“审美文化”研究的崛起，至少非常现实地表现出了美学继它作为一种形而上学、作为艺术哲学之后的第三种存在方式与可能。
所谓“审美文化”究竟是一个美学研究新领域、一种新类型，还是一种美学研究新方法或新思路，在美学界尚未有较为一致的看法。［11］但假如从功能角度看，从美学的存在方式角度看，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最显明的特点之一，就是注重美学研究与批评文本本身的构成，注重文本的可读性与传播，尽可能使其表现为一种语言的艺术，这使得审美文化批评即使没有任何学术上与艺术理念上的创新，至少就其对批评文本的感性表现力的重视而言，也足以成为一股学术新潮。当然，审美文化本身至今仍然是相当复杂的，它的特点也不仅仅表现在表达形式与文献的构成风格方面。在中国90年代审美文化研究兴起过程中颇为引人注目的王德胜曾经这样谈及审美文化研究：
在“审美文化”里，“美”却不再是一种抽象理性的专有权力象征，也不再是具有终极本体属性的价值实现形式；“艺术”不再是“美/审美”的同义物或唯一通道，也不再是纯粹理性的显现与观照活动。由经典形式的美学话语所规定的感性向理性的投入、“直接性的取消”，在“审美文化”概念中失去了它那种由严密的思辨逻辑所限制的必然性，感性作为现实生活的表现性存在而向理性价值理想炫耀自身的力量……在当代形态的审美文化研究中，“审美文化”概念超越了经典的“美”或“艺术”概念，呈现出某种“非美”或“非艺术”的特征。它较之经典美学话语的逻辑性规定形式，更加突出了对于各种当代性现象的描述性把握……就此而言，在当代形态的审美文化研究中，“审美文化”之于大众日常生活活动的普遍的、日常的价值存在方式的认同，在性质上，便同当代文化的商业性结构、当代传播制度有着内在的关联，成为当代文化特有的制度性表现。可以说，作为概念的“审美文化”，无法拒绝把包括艺术活动在内的当代文化活动的商业性及大众传播特征包容在自身之中。［12］
在这里，所谓“审美文化”首先被理解为一种研究者的理论取向，其次，它同时还被理解为一种研究的态度。如果说把目前中国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解为美学理论的世界性转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学理层面上的解释还不够，因为对于审美文化研究而言，更重要的一点则是它本身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融入到了大众传媒之中，既关注着大众传媒，同时又在娴熟地利用着大众传媒手段。
这一趋势说明，美学仅仅作为形而上学和艺术哲学的存在方式，已经不足以构成它的全部。在美学研究领域，从美学角度开展的趋于公众而非面向同行的文学艺术批评，其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超过学理探究的存在价值的趋势，而人们对于文献的语言魅力及传播手段的注重，甚至超过了对其内涵及学术深度的重视。它还具体表现为美学界相当一批新秀，已经从研究者转而成为深受大众传媒欢迎的批评文本或学术文本的制作者，而文本自身的文学性、可接受性以及为读者提供的愉悦和，正在成为衡量一个学者成就及影响的日益重要的标准之一。无论是出于主动抑或被动，他们与大众传媒之间的紧密合作，都是此前任何时代的学者所不曾有过甚至曾遭致鄙薄的。这一现象不仅是在回应王蒙曾经提出过的“学者文人化”诉求，更是“学术大众化”的表现。从负面角度看，它是学术对媒体霸权的屈服或趋附，但我们也可以从更积极的方面，赋予它以更合理的价值。如果说沉醉于自身独特个体经验的精心描述，沉醉于构筑个体审美经验高度艺术化的表达模式，正是中国美学的一种很有特色的传统，虽然这一直到王国维还在延续的传统在王国维那里已经终结，但是在审美文化研究领域，也可以说这一传统正在以新的形式复活。 当然，我们只能在很有限的意义上，把审美文化研究的崛起看成中国传统美学文本的复活，必须认识到它们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其实是一种非常表面化的相似。必须看到，审美文化研究的崛起，依托于一个重要背景，这就是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20年里中国的文化整体与学术品格所发生的极大的变化。如同这一现象出现的世界背景一样，这一变化也是与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相关的，是与教育的平民化与现代教育的普及相关的。教育使平民更接近知识分子，同时也使知识精英平民化，更使学术平民化成为可能。由于教育的普及拉近了知识精英与平民之间的知识距离，也就使得艺术批评文献有可能成为一种可供大众阅读的文本，使之不必像中国传统文学艺术批评那样，仅仅与少数知识界的学术贵族共享。它使美学与艺术批评文献越来越趋向于成为面对一般民众的大众文化消费品，进入到日常生活领域。而且，由于美学所研究的对象——艺术具有特殊的情感魅力，它可能比起其它领域的学术研究更宜于与大众传媒相结合，而为大众传媒所重视，并进而为大众传媒俘虏。比起中国传统艺术批评的影响来，大众传媒的诱惑，要远为有效。 学术与大众传媒相结合，虽然能在相当程度上扩大其影响，开拓其社会覆盖面，但是它也会必不可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其深度。这正是美学研究的日益感性化所必须冒的学术风险，然而，从中国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感性化艺术批评发展过程看，这样的批评也可能有它特殊的审美和理论价值。假如审美文化研究能够有意识地汲取中国古老的艺术批评传统留下的丰富资源，审美文化研究以及美学研究，并非没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天地。当然，纵使这样，如何在保证美学的学术品位使之能够继续在学术层面上有所进展，和兼顾学术的大众传播之间，找到一个可以为学术界与大众接受的平衡点，仍然将会是21世纪中国美学界需要认真思考和谨慎选择的策略。
思考20世纪中国美学留给我们的诸多问题，与思考中国美学20世纪走过的道路密切相关。几乎可以这样说，20世纪中国美学遇到过多少难题就给下个世纪留下了多少难题，置身于世纪末回思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可能留下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这并不是说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美学没有任何重大进展，没有能力解决任何问题，而是说，中国美学所遭遇的几乎所有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都不是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所能够彻底解决的。经历了这样曲折复杂的历程，21世纪的中国美学将何以自处，美学界所有人都必须认真对待；而学术发展的空间要得以拓展，正有赖于我们不断去发现与解决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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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牛宏宝：《二十世纪西方美学主潮》，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1页。
［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③］ 从80年代初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当时的小说家经常讽刺爱打扮的姑娘把美学著作误以为美容指导书，其实这样的误解又何止于出现在虚荣的时髦姑娘身上。
［④］ 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版，第9-10页。
［⑤］ 周来祥、彭修艮：《中西美学范畴的逻辑发展》，《文艺研究》1990年第5期。
［⑥］ 参见周来祥：《论美是和谐》，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再论美是和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⑦］ 夏之放：《论审美意象》，《文艺研究》1990年第1期。
［⑧］ 汪裕雄：《意象探源》，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⑨］ 封孝伦：《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2页。
［⑩］ 比如说刘晓波的著述，虽然从表面上看也在讨论一些美学领域的问题，但其意旨却完全脱离了美学，应该说是更纯粹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
【关键词】 教材 学生 文本资源 文化意识
【中图分类号】 G623.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72（2012）12-033-01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同时，它也是文化的产物。语言的构造总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它的使用总要遵循一定的文化规约，它深深地扎根于文化之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教育部，2001）指出，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这种能力的形成建立在学生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等素养整体发展的基础之上。这五个方面共同促进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形成，而文化意识则是得体运用语言的保证。文化意识包括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因此，英语文化意识的培养在小学英语教学中是不可或缺的。
牛津英语教材语言鲜活，文化内涵丰富，可供教师挖掘利用，以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综合英语运用能力，使学生达到智力与人格的协调和统一发展。牛津英语是根据话题选择素材的，贴近学生的生活，主要在学生用书中介绍丰富多彩的英美文化，并在教师用书中以背景知识的形式进一步补充相关话题材料，丰富文化知识内容。也就是说，文化内容在学生用书中是隐性的，需要学生自己去体会，或者教师根据教师用书中的文化背景知识和自身的文化知识向学生介绍。
我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对教材进行挖掘利用，并在教学中进行文化渗透。
一、延伸，体验文化
在教学中挖掘英语语言中所包含的文化内容，适度扩展和加深其内容，形成对教材的有益补充，以开拓学生视野，增加其英语背景知识，提高其文化意识。
在学习Ben’s birthday时，以Ben的生日聚会为主线，在教材的原有基础上制作、播放一段完整的生日聚会的动画，并延伸到Ben收到朋友们的礼物，会当面打开朋友的礼物，并表示感谢。也许，Ben还会在第二天给朋友们写感谢信，表达对他们的出席和礼物的谢意。这也是欧美国家人的一种礼仪。
在教学中注重挖掘英语教材中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在听、说、读、写的训练中适度扩展和加深。在学习Holidays时，让学生回忆自己最喜欢的中国节日，并试着说一说为什么，再讨论Ben喜欢的节日，学习西方国家的节日：复活节，万圣节，圣诞节，并通过观看网络资源学习更多的西方节日：感恩节、愚人节等和国际节日：母亲节、父亲节等。
通过视频形象地学习西方国家的一些节日，拓宽了学生的视野。通过声音、图像的完美结合，使这些无声、静止的文字材料生动、自然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使学生身临其境，颇为深刻地体验到了各种节日的魅力，弥补了书本知识仅以文字为呈现方式的不足，寓教于乐。最后通过书面作业继续延伸关于节日的内容。
总之，我在遵守课程标准规定的目标的基础上展开延伸，结合教学的需要，适度扩展和深化教材中的文化内容。
二、对比，感悟文化
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东西方社会是在不同的文化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们的思想信仰、习俗和生活方式等都有很大的差异。英汉两种语言作为各自文化的载体，对此有充分的体现。只有通过对母语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比较，才能使学生获得跨文化交际的文化敏感性，使用语言的得体性。
在三年级学习colour时，在明快的Colour Song中，欣赏有关颜色的习语：black tea（红茶）， green tea（绿茶）， brown bread（黑面包），green hand（生手），black sheep （害群之马，败家子）等，在比较中以小见大。
学习英语习语时，注重对英语词汇的文化意义的介绍，以防学生单纯的从词汇本身做主观评价而造成理解失误。如为什么要将“a piece of cake”译成“小菜一碟”呢？这得从中、英两国的饮食文化谈起。众所周知 ，在英国，几乎家家户户都擅长做甜点，如蛋糕 、布丁等，而中华民族则以会做菜而闻名于世。因此“a piece of cake”和“小菜一碟”均指做某事毫不费力，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在英语文化内容的教学中，加强中西文化的对比，不仅能使学生学好英语和培养文化意识，而且能使学生加深对自身文化的理解。
三、体验，培养意识
在教学中设置含有文化知识的情境，学生通过该情境下的语言实践活动，体验英语文化知识的意义，并将其内化为文化意识。在英语教学中，我尽量设计英语活动课，给学生提供亲自参与和体验的机会。在真实的情境中，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感受西方文化。在学习5A Unit 4 Halloween有关节日“Halloween”的内容时，我首先让学生在上课前搜集相关资料及用品的图片，例如：Halloween Pumpkins，Jack-O-Lantern，ghost’s mask，sweets等等。在上课时，我组织学生讨论Halloween的由来，在这一天人们会做什么、说什么。然后，让学生围绕Halloween这个文化主题，在小组中举行意趣盎然的Trick or treat活动。这样，学生在生活化的活动中不但提高了英语学习兴趣，增强了语言运用能力，同时也感受到了浓郁的英美文化气息。
世界文化色彩斑斓 ，散发着无限魅力，它存在于语言教学的各个环节之中。教师只要勤于思考，善于挖掘，就能帮助学生了解外国民俗文化和风土人情，开拓视野，同时加深对自己祖国的了解和热爱，增强对中外文化差异的敏感性，逐步培养文化比较、鉴别能力和良好的思想品德、人格魅力。
[ 参 考 文 献 ]
关键词： 当代大学生 价值观 文化维度模式理论 第三文化
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文化价值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可以说是跨文化交际的核心。因为交际本身在扮演着传递文化价值观的角色的同时，也直接受到价值观的冲击与影响，产生变化与形成不同的形态。文化价值系统是评估一群人行为的理想或标准，它代表一组经由学习获得的法则，这些法则是用来解决文化所碰到的问题与如何做决策的依归。
既然文化价值观是举止行为的一组评判的法则，它们无法经由感官来直接观察，必须从实际生活的面向才能观察归纳出来。因此，为了研究文化价值观，可以把文化价值观更进一步具体化到文化价值取向的层次，以便使用实证的方法加以观察研究。荷兰心理学家Hofstede（1983，1984）从组织传播学的角度，发展出一套广为引用的文化价值取向模式，把文化价值归纳为五个基本的维度：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权利距离、男性化社会/女性化社会、不确定性规避和时间取向。作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核心，文化价值观直接影响着交际的过程与结果。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为定量研究文化价值观提供了可操作的变量，不少后续的实证研究证明它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预见性。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在每个文化维度上都体现出差异，这的确给跨文化交际带来了不便。我们在承认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差异的同时，更要考虑到文化价值观的动态性特征，要看到中西方在文化价值观上的发展变化趋势。
文化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具有很强的传承性特征。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西方交际的不断深入，文化价值观逐渐呈现出适应性调节的变化性特征。当代大学生接受着中西方文化的熏陶，思维活跃，观念创新，在他们身上也可以看到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及发展趋势。随着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广泛的移民潮，以及多元文化的发展，中西方之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小。因此，一味地强调中西方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只注重差异比较研究，不仅不利于跨文化交际的发展，反而会阻碍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我们可以看到Hofstede的五个文化维度所体现出的文化差异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文化间的交流而不断变化着的。当代中国大学生代表着最先进最前沿的思想，在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下，他们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代表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发展变化趋势，为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带来全新的动力。
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学者们对于文化价值观一直给予极大的关注。美国的人类学家Kluckhohn与Strodbeck最先使用“价值取向”这个概念，提出了五项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普适性问题，并针对每个问题提出三种价值取向。美国的人类学家Edward T. Hall（1976）提出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概念，丰富了人们对跨文化交际中的交际与交际环境关系的研究内容。荷兰心理学家Hofstede是不同文化比较研究的创始人，他的文化维度模式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Hofstede对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的文化进行过调查、分析、比较，两次在IBM调查了11.6万名员工，从大量的调查数据着手进行研究，试图找出能够解释导致大范围内文化行为差异的因素，他指出所有的差异都可追溯到基本维度中的一个或几个中。这些维度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权利距离、男性化社会/女性化社会和不确定性规避。考虑到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影响之后，Hofstede在前四个文化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五个维度――时间取向。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是迄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文化价值观调查研究，自问世以来一直是海外学者进行跨文化研究的主要工具之一，对跨文化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30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以Hofstede文化维度模式为基础的研究成果，范围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跨文化交际学、会计、金融等领域。
文化价值观是解释人们交流方式和信息理解差异的关键，胡文仲在《超越文化的屏障》中以“贯穿一切的红线”比喻其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但是，我国对文化价值观的研究仍处于借鉴引入阶段，很少有突破性的进展和理论上的创新，至今还未产生较有影响的理论或测量工具。国内对于价值观的研究许多都采用了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型，或证实（以五项文化维度为理论基础对比中西方文化差异），或补充（进一步细化五项文化维度模式），或质疑了原理论（批判文化维度两极划分的现象）。大部分的研究重点更侧重于分析文化差异，由于此模式来自于IBM调查数据，因此更多地被应用于了解组织的文化价值取向。而且，就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型，每一项文化维度都有独立细致的研究，尤其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与权利距离两项。但是，文化价值观不可能是静止不动的，随着跨文化交际的不断发展，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互相影响，不断发生变化。可见，仅仅研究文化差异是不够的，更应该看到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发展变化趋势。所以本文以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为理论依据来研究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文化价值取向，大学生是世界发展的未来，相信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发展的未来，希望可以为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从对吉林省各高校的大学生的价值观所进行的调查反馈的结果来看，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依据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理论，当代大学生在如上所述的五个维度上均有不同程度的西化。例如，大学生较以往更加强调自我、更加倾向于美国社会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渴望个性独立，渴望更多地靠个人的能力和智慧来解决问题，而并非像从前那样过分依靠集体的力量。从男性化与女性化的角度来看，当代大学生无疑已经摆脱了过去重男轻女的偏见陋习，中国社会也早已不再是男权社会，如今的大学生提倡男女平等，尊重和保护女性成为了他们思想意识的主流。不仅如此，在学习和工作中，他们的竞争意识也展现得并不明显，相反，重合作、讲平等的意识凸显出来，解决问题时靠的更多的是沟通而不是冲突，这种欧美国家的女性化社会特征已渗透到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和思想意识之中。从权力距离的角度来分析，传统的上级特权观念已被当代大学生所摒弃，他们认为上级是“和我一样的人”，不接受管理特权和上下级平等意识在大学已成为不成文的规定，这同传统中国的特权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客文化的西方主流文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的推动下，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而作为主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主流文化的冲击，在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价值体系中或淡化或与西方价值观相融合，形成第三文化。
由于主文化和客文化的不同，主文化又无法适应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进而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主文化与客文化的新的文化体系。但是第三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尚未完全成熟的大学生在选择和树立文化价值观时并不能够准确甄别某种价值观的正确与否，因此他们在选择和树立文化价值观时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作为高级人才培养机构的大学有必要提出系统的、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方案，引导大学生在中西方文化价值观交融和冲突的过程中，选择正确的价值取向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因为这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发展，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融合，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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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创作与翻译
在欧美人文学术领地,华裔学界、比较文学界与汉学界这三个术语总是在相关的意义指称上交互在一起,诱惑着人们瞩目在此空间中崛起的那些出类拔萃之辈。美国人文学界有“东夏西刘”之美称,“东夏”是指美国东海岸哥伦比亚大学的华裔学者夏志清,“西刘”是指美国西海岸斯坦福大学的华裔学者刘若愚。“西流”的不幸早逝，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的震惊。刘邵铭在悼文中说:“国人在英美学界替中国文学拓荒的有两大前辈：小说是夏志清，诗词是刘若愚。”[1]刘若愚具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同时精通西方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他通过兼采中西两种文学批评的特长,创造出理解与阐释中国文学思想的系统理论。他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著述有八种(《中国诗学》1962,《中国之侠》1967,《李商隐的诗》1969,《北宋六大词家》1974,《中国文学理论》1975,《中国文学艺术精华》1979,《语际批评家:阐释中国诗歌》1982,《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1988),这些著作总结归纳他的理论思考,是他融会贯通中西文学批评主张的具体实践,他的多种著作被列为西方汉学的必读书。除了理论专著外,刘若愚还有大量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和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作品。本文主要论述其生活经历及其影响下的创作与翻译。
一、生活经历与学术要求
自1961来到美国，赴美国夏威夷大学任教，辗转匹兹堡大学、芝加哥大学，至1967年转到斯坦福大学，刘若愚身上发生了两个方面的显著变化：
第一，在生活上，刘若愚需要将他所操的标准英式英语改成美式英语。刘若愚初到美国的前几年，在各大学间辗转谋职，艰辛备尝。
第二，在学术研究上，刘若愚从此只用英语，而且不再用中文写作论文和专注。刘曾对此作出解释：“这不是说我不能用中文写，只不过是我没有时间把用英语写的一切再用中文写一遍。另外我绝大多数作品都是特意为西方读者写的。除了我现在喜欢用文言文写的诗歌外，我对使用哪种语言，中文还是英文，已经觉得无所谓。”[2]对于刘若愚的解释，刘邵铭表示不满意，他说：“刘若愚说没时间虽然不能说强词夺理，但不是好的借口。人的聪明才智有异，可说是上天的偏心，但在时间上绝对公平；每人都有二十四小时。真正的理由是刘若愚做了美国的过河卒子，生性要强，也只有不断出版英文著作才能出人头地。做了罗马人，就守罗马风俗。英美大学的中文系，我尚未听说有一家开明到可以用中文著作论贡献的。刘若愚考了一个英国的硕士学位，可以由夏威夷、匹兹堡、芝加哥，辗转到史丹福大学，靠的就是自己七本英文书。这七本书，既然是为西方读者写的，今后也只有在英美大学写论文的人，偶尔到图书馆尘封的架上取阅。如果他能看开点，就不会做了别人价值系统的努力。”刘邵铭对刘若愚不用中文著述单单从功利的目的来理解，虽说也言之成理，但毕竟不是全部的也不是最重要的理由，李鸥梵便对此提出反驳：“既然刘先生以比较文学为方法，世界性的体系为依归，我认为他用英文写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并不完全赞成两位好友的看法：认为中国人应该用中文写作。”[3]
二、《中国文学理论》的批评与评价
在刘若愚群星闪烁的论著中,鉴于翻译成中文的时间不一，最为国内读者熟悉的是《中国文学理论》和《中国诗学》。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主要研究中国的传统与文论,他结合形而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和实用理论等西方文学理论方法来挖掘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成为中西比较诗学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被当作比较文学典范之作,在书中,作者主要运用艾伯拉姆斯文学四要素的框架,把中国文学理论分成所谓的六种理论,即形而上的、决定的、表现的、技巧的、审美的和实用的理论。中国文论被他运用西方文论话语进行了切割。这种切割,使得刘若愚对中国的文学理论进行了西方式的条分缕析,这对于在西方文化语境下成长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学理论是有帮助的。但是,这种切割也有坏处,那就是被切割后的中国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理论本来的面目有了很大的出入。在西方话语的叙述中,中国文学理论被误读了。例如,刘若愚写道:“刘勰的巨著《文心雕龙》考虑到了艺术过程的全部四个阶段,包容了中国文学批评里所有全部六种理论中除决定论以外的五种理论的因素。” 也就是说,《文心雕龙》中不包含决定性理论因素。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文心雕龙.时序》中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讲的就是文学与社会状况、时代政治等等的密切关系,这与文学决定论是相通的。所在西方文学理论话语的言说方式之下,中国的文学理论只成为解释西方文论的材料和注脚,中国文学理论只是证明了其理论框架的正确性――在需要被证明的时候就能够在西方文学中出场,不需要的时候就被悬置起来。刘若愚把整个中国文学理论切割以后介绍给西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使西方人雾中看花,朦朦胧胧地对中国文论有一定的了解,这对于介绍与传播中国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化有一定的用处。但是不可否认,刘若愚此举也是典型的“失语”例证。
刘若愚对中国传统文论的评述，需要后来学者的订正或补充。但我们对其分析方法及其构建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而不应该是全盘否定态度的。因为这不仅是西方汉学界的选择之一，而且刘若愚自己的定位是“语际批评家”，而不是“以西释中”，定位的不妥会导致曲解刘若愚的批评立场和他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苦心。
三、创作与翻译
关于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等著作,阅读英语读本与汉译读本会导致完全两种不同的学术感觉及其评价。怎样评价刘若愚？是评价英文读本中的刘若愚还是汉译读本中的刘若愚？这都是关于研究刘若愚给出我们自己的评价时,应该考的问题。用刘若愚自已的话来说,不管是否愿意,用英文写作这一事实本身就使语际批评家成为比较主义者。
比较文学者对翻译所展开的研究与相当一部分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其实并不完全相同，在某些方面甚至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其实质是一种文学研究，它并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它把翻译中涉及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加以考察，把任何单个翻译行为的结果都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以接受，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它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因此，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就摆脱了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显得较为超脱，视野也更为开阔，更富审美成分。当然，与此相应的是，它也就缺乏对外语教学和具体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譬如比较文学对误译的研究，对庞德英译唐诗的研究等。庞德的英译唐诗充满误译，许多句子的英文文法都不通，对一般的外语教学和翻译自然不足为法，但庞德的英译唐诗却引发了20世纪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具有明显的文学史上的意义。[4]
罗伯特・弗兰斯有句名言，说诗歌将要在翻译中消失。应该理解为没有哪一种诗歌的翻译可以成为原诗的再现，甚至即使是一个成功的翻译，将与原诗有所不同。刘若愚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每一个译者都面临着“直译”与“意译”之间永远的进退维谷。绝对忠实于原文的翻译不仅不受欢迎，而且有时也是不可能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精髓被汉语思维及汉语书写的体验性与体语藏得深不可测,几乎中国传统诗学的精妙完全肃穆在其中不可凭借逻辑与思辨出场,怎样用英语来使其在学术表达通畅地流淌?刘若愚教授的学术角色是复杂的,谁来评判及怎样评判刘若愚教授及其比较文学研究的诸种读本?这是当下国内汉语学界应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2]刘绍铭：《孤鹤随云散――道刘若愚先生》[J].中国时报 (台北),1986年7期.
[3]李鸥梵：《我的盲点和偏见――纪念刘若愚先生》[J].中国时报(台北)1987年5期.
[4]谢天振：《启迪与冲击――论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与比较文学的学科困惑》[J].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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