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13 17:13:5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古希腊哲学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儒学伦理的思想基拙与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哲学思辫与理性精神的认识基础、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拙以及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上的。通过中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在思维方式，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正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等价值诉诸于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光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浓厚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走出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它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的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二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儒学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人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以及“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学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学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产生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的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中国古代的《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文献中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深刻的理性成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理性精神对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这就像我们不能否认古希腊哲学思想中的伦理主义对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一样。但关键的一点是，哪种思想、哪种精神对财富活动的影响更重大更持久。中国古代传统哲学虽然蕴含深邃的理性精神，但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相对于古希腊哲学而言比较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整体思考，因而往往凭借着直觉体悟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本质与规律。不难想象，这种凭借着直觉体悟的直接感知与直觉思维是比较轻视理论分析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哲学对财富思想的影响还是以伦理主义较多一点，因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也更多地呈现出伦理特性。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1840年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哲学的思辨与理性精神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认识基础
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数学知识的进步密不可分，并且古希腊哲学思想非常重视数学知识。在古希腊哲学家们看来，数学不仅是他们追求真知的内容，还是他们哲学思维的工具。正是因为数学知识的介入，古希腊哲学才有了全新的突破和飞跃，而数学知识的介人又赋予了古希腊哲学的逻辑辨证和理性精神。“柏拉图认为数学是一切知识的最高形式。他的影响曾对那样一种广泛传播的见解起了很大的作用，那种见解认为，知识必须具有数学形式，否则就根本不是知识”。正是因为对数学知识的彻底崇拜，柏拉图的“四线段喻”、“洞穴之喻”都是用几何图形来表述的。可见，数学对古希腊哲学乃至经济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古希腊经济思想(财富思想)中存在着较多的思辨成分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可能的。柏拉图的社会分工理论、货币理论、分配理论、利息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正义的伦理色彩，但在讨论如何实现他心目中的正义的时候，柏拉图都是用带有数学思维的哲学思想去思考的。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成熟了古希腊数哲学思想和逻辑思维，推进了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与一切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理而具有的理性生活”。所以，不难理解，古希腊财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在理性精神基础上进行的理性活动。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思辨与理性精神不仅为西方古代财富的生产、创造提供了认识基础，而且为西方古代财富思想学理性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底蕴。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比较，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笔者认为其缘由是，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地为深人研究财富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理性的思考，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古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士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们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值。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J懂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被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1)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著名学者吾淳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
(2)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做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3)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有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从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可以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大地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作如下思考:
（1）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入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2）要积极关注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并把伦理财富思想纳人到中国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同时，要积极将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中，使之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论文摘要：文章查看了毕达哥拉斯的音乐论，分析了他的音乐理论中数比例的关系，发现了数比例反映了数的秩序，进一步研究了其思想中数比例的和谐与宇宙和谐的关联性。
1绪言
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由极限和制定极限的两者和谐而构成的。相互对立性质的和谐，不同性质物体的和谐统一就是宇宙，是有秩序的“Kosmos ’。毕达哥拉斯学派主张数制定了秩序。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有“形”的宇宙是有秩序的，没有“形”的宇宙是没有秩序的，“数”就是给予万物形象的主宰。毕达哥拉斯学派确立了世界万物以数为基础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数”制定了自然、神、心灵和宇宙的关系，毕达哥拉斯学派理论体系中数是主宰(the one)，是世界万物的根源，具有善的属性。毕达哥拉斯派看来，数为宇宙提供了一个概念模型，数量和形状决定一切自然物体的形式，数不但有量的多寡，而且也具有几何形状。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理论中数是自然物体的形式和形象，是一切事物的总根源。因为有了数，才有几何学上的点，有了点才有线面和立体，有了立体才有火、气、水、土这四种元素，从而构成万物，所以数在物之先。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是由数决定的，都必须服从“数的和谐”，即服从数的关系。
2毕达哥拉斯的音乐论
古希腊时代观照声音世界的态度首先联系Harmonia思想，之后探究宇宙、自然和人的Musike。所谓Musike是现代西方称之为“音乐((music)”的词源，来源于Zeus和Mnemosyne之间出生的九位女神Musai，指她们在Apoll。之下主管文艺、音乐、舞蹈、哲学、天文学等人的所有智能活动的女神行为ii。因此这Musike的概念和今日我们知道的音乐概念有一些差异。古希腊时代的Musike意义更贴近于创造整体艺术，现代西方称之为音乐的，如演奏乐器等这样的行为当时用melo。或no~等词汇。当时古希腊普遍认为Musike超越人能力的神秘力量或给予灵感能力，而不是单纯的行为或现象。
在这种古希腊哲学背景下产生的毕达哥拉斯思想中，音乐具有联系人和宇宙的和谐，表现Harmonia的音乐不是简单的助兴的行为。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是最早发展这种和谐观的人。因Harmonia体现了混乱和不和谐带来秩序的属神原理，所以音乐也具有两种价值。音乐像数学一样使人看到自然的结构，为心灵带来和谐净化内心和身体。毕达哥拉斯认为具有这种重要意义的音乐原理很难在知识的其他领域，特别是缺少“象征表象体系”的学生内心世界扎根成长，他开始寻找规划音乐要素可以沟通的方法iii。这件事像Plato所说一样，使毕达哥拉斯成为数学音乐论的莫基人1Vo毕达哥拉斯发现了音的高低和振动的弦长距离的关系，现论点既成事实了。
毕达哥拉斯认为节奏和旋律在模仿人的自然听力很难觉察到的天体的移动。音乐受支配于万物根源的数，所以它是宇宙形成原理又是作为伦理价值的物理音响存在。毕达哥拉斯观念中只要正确使用音乐，它为心灵的各个部分带来和谐，镇定内心和身心通过净化恢复和提高健康。这种观念内含音乐教育的音乐道德观念，对古希腊人来说每个音乐的tonoi道德性质，音乐的数秩序反映在人的心灵，音乐影响人的行为并可以改善人的性格v。所以在古希腊时代音乐教育是义务教育，最早在古希腊介绍音乐教育的人是毕达哥拉斯，他通过音乐教育强化了古希腊社会的凝聚力，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 毕达哥拉斯相信通过感觉进行说服，教育人具有实用性意义，让受教育者欣赏美丽的样式或构成，聆听优美的节奏和旋律，从而达到教育目的。毕达哥拉斯最早使用明确的节奏和旋律，确立了音乐教育体系。从而发展的音乐治疗，协调人的不良习性，欲望和精神状态，使之恢复纯洁的精神状态，进一步通过特定旋律治疗身体上精神上疾病。这跟草药拯救人的生命是一个道理，通过适合的旋律除去精神上干扰因素塑造和谐状态vi。他把这样的音乐治疗方式试用在他们的共同体。晚间学生人睡之前毕达哥拉斯为他们演奏音乐，净化他们的心灵驱逐白天的内心兴奋。为了让他们做个好梦用音乐制造气氛，使之内心平安做好安息心灵的准备。到了清晨他用没有装饰的舒适声音和里拉琴的演奏，使用特定旋律和歌曲来驱逐整晚带来的无知觉，使他们解除疲乏。毕达哥拉斯掌握了什么样的节奏和旋律对人有益或有害，从而能够控制悲哀、愤怒、失望、嫉妒、傲慢等情绪。为生病的身体和心灵开了特定舞蹈和动作处方。毕达哥拉斯喜爱演奏亲自制作的八弦里拉琴，他认为相似双簧管的管乐器阿夫洛斯((Autos)动摇人的内心不适于治疗，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人认为弦乐器比管乐器更有治疗效果。
关于毕达哥拉斯的音乐治疗能力古希腊有相传的传说。有一天毕达哥拉斯观察天空行走在Kroton市内。经过酒店时有个青年大声吵闹。这叫Taummenia的来自外地的青年，亲眼目睹了他的情人从别的男人家里出来，伤心之余在酒店喝酒听管乐器笛子的演奏。随着时间的流失青年人沉醉于酒和音乐，控制不住情绪大声吵闹要放火。看到这情景毕达哥拉斯连忙要求乐师停止正演奏弗里几亚调式vii，换为慢板庄严的强强格((spondaic)节奏。乐师换了音乐之后青年镇定了情绪，旁人趁机说服他安静的回家viii。这音乐治疗行为使毕达哥拉斯在当时行使奇迹而名声大振。
毕达哥拉斯精通音乐的理由不仅仅是他有卓越的演奏或演唱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卓越的听觉能力(hearing)，以至达到能够听辨宇宙的音乐即天体之间的和谐。在这种能力基础上创作了表现自己思想品德的音乐，就是采用适合的音色、节奏、节拍、音程来模仿宇宙的音乐，并演奏给学生听。结果，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以理解音乐来认知艺术、技术和人行为中的至高者的属性。还有他们体系化的和谐音乐论为确立古希腊美学打下了基础，起到了西方音乐发展的最直接动力，并为建筑和雕塑发展给予了间接影响。
关键词 计量分析；科学史；ISIS
中图分类号G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90-0001-02
0引言
国际科学史权威刊物ISIS是由科学家萨顿1912年在比利时创刊。1913年三月出版第一卷至今，已出版103卷。萨顿作为《ISIS》第一任主编，对《ISIS》具有巨大的贡献。萨顿在《ISIS》的首卷第一期《ISIS之目的》一文中明确指出：“《ISIS》是哲学与科学的哲学杂志；是历史与科学的历史杂志；是社会学与科学的社会学杂志。”[1]
很显然，ISIS是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于一身，熔科学史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于一炉，是一份综合性很强、内容丰富、水平很高的国际科学史权威刊物，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杂志[2]。本文主要选取ISIS（1913-2012）的研究论文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计量研究。
1 ISIS研究论文的内容计量分析
根据ISIS的目录，本文主要选取研究论文按学科和断代进行计量统计。按学科可分为数学科学、物理学、生物学、地球科学、医学、技术、其他；本文以十年为时间单位并将分类的研究论文数占总研究论文数的20%作为划分热点的标准对ISIS研究论文进行计量统计，详见表1。
按断代分为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时期、16世纪～21世纪和其他。详见表2。
从表一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ISIS（1913-2012）研究论文的领域统计分类所占比例分别为数学8%，物理科学28%，生物科学9%，地理科学4%，医学7%，技术4%，其他40%，总计1794篇。
很显然，在1913-2012年这100年中物理科学的比重平均超过20%，一直是科学史研究的热点，这与物理科学是自然科学的研究热点关系密切相关。数学在1913-1922十年中，比重超过20%，可以称为是阶段研究热点。其他类所占比例远远超过20%，这是由于其中包括科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受到更多的关注。
从表2ISIS研究论文的内容断代中得出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而19和20世纪呈逐渐递增趋势，这说明这两个时间是研究热点。其他类仍占有最多比重，这是由于20世纪以来科学社会和人类学普遍受到关注。
从图表的数据显示上看，现代科学史研究趋势已超越古代科学史。从而反映出科学史的发展趋势已从近代科学的源头希腊科学向“现代性”型的科学通史转化。不同的科学观导致科学史的关注度不同，从而导致科学史的发展趋势出现变化。20世纪以来80年代以来，科学史的发展趋势已从科学思想史向科学社会史发生转变，科学社会史成为科学史的新的研究热点，备受关注。科学史的发展迹象也从实证角度向科学事实发生着更深层次的变化。
2结论
从上面对研究论文的计量研究判断出这一时间科学史的研究热点。依据图一，就ISIS而言物理科学都是这一时间段的研究热点，这说明物理科学就是科学史研究的热点。生物科学和医学都在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他们有望成为科学史的新的研究热点。依据图二，我们得出19世纪，20世纪的研究占一半以上，这说明科学史的研究已接近现代研究，而不是以古代和中世纪为主。
通过分析100年来科学史权威刊物ISIS在研究论文方面的统计数据，大体反映了百年来世界科学史研究发展的基本趋势。从科学史内在逻辑看，表现为从物理科学研究一枝独秀到多门学科并举；从科学史发展的社会与境看，交叉学科关注度的增加，反映了科学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对科学史的综合研究已经成了当代科学史的一门显学。正如袁江洋研究员所说，科学史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综合。
参考文献
[1]G.Sarton.Historie de la Science.ISIS，1913，1：4-5.
[2]G.Sarton.Le but d’ISIS.ISIS，1913，1：1.
[3]魏屹东，刑润川.国际科学史刊物ISIS（1913-1992）内容计量分析[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2）.
关键词：亚里斯多德；文艺美学；美学思想；艺术理论；思想基础；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有一些理论，不论其论点正确与否，都因未能引起后人足够的重视与探讨而失去了理论自身发展进步的内在驱动力；而另一些理论，便会引起学术界不断的研究和探讨，这样的理论便具有了积极而深刻的价值意义。我想，在整个文艺美学发展史上对占有重要地位的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美学思想的探讨便属于后一种，这已经成为中外学人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他所提出的文艺美学观点在多部论著中都有涉及，突出地体现在《诗学》，也散见于《修辞学》《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工具论》以及《政治学》等论著之中。亚里斯多德所建构的较为完整的文艺美学思想体系成为文艺理论研究“集前人之大成，奠后世之基石”的永恒丰碑。诚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言：“亚里斯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余年。”[1]亚里斯多德追本溯源的探索精神、发人深省的理论内涵，更是受到学界的高度赞誉。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亚里斯多德都是一部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失去风采的“经典文献”。
反观两千多年来的学术历程，相关亚里斯多德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令人欣慰、值得骄傲，但所取得的经验更值得总结。概而论之，大多数研究成果主要偏重于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修辞学、逻辑学、美学以及文学等视角对其理论内涵进行分门别类的剖析阐释、赋予其理论以当代价值，其中也不乏有将对象聚焦于亚里斯多德文艺理论的研究。即便这样，将焦点投向《诗学》文本，在我国可查的相关《诗学》文本研究著作在大陆有蓝天的译本（1953年）、罗念生译本（1962年）、苗力田主编的《亚里斯多德全集》（1990年）、陈中梅译本（1998年）、王士仪的《论亚里斯多德〈创作学〉》（2000年）、李平的《神祗时代的诗学》（2004）等，在我国台湾地区以姚一苇的《诗学笺注》（1993年）最具代表。在国外，尤以莱辛在《汉堡剧评》中以大量篇幅集中讨论和解释了亚里斯多德《诗学》极具影响。翻译入我国的还有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等。此外截取“摹仿”、“美学观”、“悲剧观”、“诗学观”等关键词展开论述来揭示其理论内涵、影响以及进行国内外横向与纵向比较研究的成果比比皆是，诸多西方美学史著作以及大量的研究论文之中都有所体现，不再赘述。显然，这些都理应成为我们研究的范围，也为我们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可资借鉴的观点。但是，对亚里斯多德文艺美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建构问题却鲜有人问津。
笔者考虑到当时古希腊人各类文学艺术形态“互不分开、联为一体”的实际状况，认为亚里斯多德相关文艺美学的论述已经建构起早期较为完整的文艺美学学科理论形态。故而文章从现代文艺美学学科观念的视角切入来审视亚里斯多德文艺美学的理论建构问题，旨在全面地考察和客观地分析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美学理论内核，更好地理解与把握其文艺美学思想的精髓，为当下文艺美学理论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其人其事
亚里斯多德（Aristotélēs，公元前384年-前322年），古希腊斯塔基拉人。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弟子；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古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斯多德是古希腊古典美学的最后一人、古希腊文明时期科学文化知识的集大成者，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作为哲学家，他宣称哲学是“研究真实宇宙原因的科学”，主张把哲学分为理论的、实践的以及创造的科学，创立了哲学的重要分支――形式逻辑。他对哲学的几乎每个学科都作出了贡献，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的各门分支学科；作为科学家，其研究包罗万象，几乎涉猎古希腊所有学科，诸如逻辑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生物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地理学、地质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理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宪法等。并在许多研究领域留下了堪称经典的学术著作，如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的《政治学》、西方文学艺术理论的集大成论著《诗学》，自然哲学的代表作《物理学》《气象学》《论天》等。最早论证地球是球形，最早分析了社会、自然、思维与价值的多种形式，在科学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研究不仅为后来的诸多科学奠定了基础，也把古希腊好学深思的精神推向了发展的顶峰。作为教育家，他创办了吕克昂学校，建立了“逍遥学派”。首先提出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思想，主张教育是国家的职能，主张把天然素质，养成习惯、发展理性看作道德教育的三大源泉。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以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亚历山大（马其顿国王）最具代表。
在美学研究方面，与其说他是“美学的集大成者”，还不如说他是“文艺美学的始祖”。他著有西方文艺美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诗学》，也在《修辞学》《形而上学》《物理学》《工具论》以及《政治学》等作品中涉及文艺美学的诸多探讨。尽管从标题上看他的著作主要讨论的是具体的学科，具体内容如史诗、戏剧、音乐等具体的艺术门类，但他所提出的“命题”的意义却不仅限于具体艺术门类，他的基本观念具有更为宽泛的文艺理论内涵与价值。这与当时古希腊人认为“叙事诗、抒情诗和戏剧是互不分开的，他们借助音乐和舞蹈联成一个整体”的观点相印证。[2]亚里斯多德探讨这一“整体”的美学思考在当代学科视域中被称为文艺美学。而亚里斯多德的论述所“隐喻”的文艺美学思想及其建构的理论体系，不仅统摄着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也成为世界文艺领域研究的“法典”和“权威”。他的文艺美学研究“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3]。马克思曾盛赞他是“伟大的研究家”[4]，恩格斯也把他视为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5]。
二、思想基础
诚如恩格斯所言：“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6]一般，亚里斯多德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他和那个时代历史、文化碰撞磨合的产物，是那个社会思想冲击与荡涤的结果，其文艺美学思想观念与理论体系的建构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继承前辈哲人之基础上凝练、创新的结晶。我们认为亚里斯多德文艺美学思想基础不外乎如下四个方面。
从文化背景论，古希腊文明位于世界最为古老的四大文明之列，古希腊时期的文学艺术高度繁盛，不论是建筑、绘画、雕塑，还是音乐、诗歌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尤其是在喜剧和悲剧上的成就更加卓越。以至于德国古典艺术史家温克尔曼曾用“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来形容。马克思也说：“希腊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7]博大的古希腊艺术，至今“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8]。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理论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生成的。从理论渊源看，它批判地继承于前辈哲人；亚里斯多德生活在古希腊文学艺术由繁盛趋于衰落的关键点上，它是前辈古希腊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不论是早期从自然科学视角解读美学问题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以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还是主张从社会科学角度去看待美学问题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的观点都能在亚氏的作品中找到影响因子。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第五卷中关于“美的客观基础”的言说，《诗学》第四章论述“文艺的心理根源”以及“文艺的社会功能”时就援引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和谐论”。从思想来源说，他作为柏拉图的高徒，所受影响极大，其理论思想直接来源于柏拉图。“他继承了柏拉图的学说，又批判了他的学说，从历史上看，他批判和发展的部分比继承的部分更重要。”[9]亚里斯多德在《诗学》第一章中论述文艺的本质在于“摹仿”时对柏拉图“理式论”的批判，赋予了“摹仿说”以滑动的表征；再者，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文艺接受的心理效应问题上，抛弃了柏拉图“情感影响正常理智”的观点，分析了情感的后续效果，看到了文艺的“净化”功能。从研究方法说，他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观点统一起来认识问题，建立起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同时主张运用其他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文艺问题，如从生物学中借用“有机整体”概念来论诗与其他艺术的创作，提出“完整整一观”。从历史学中引来艺术起源与发展的观点，指出艺术起源于真实世界的摹仿。是他“用科学的方法替希腊文艺的辉煌成就作了精要的分析和扼要的总结，因而写成了两部有科学系统的有关美学思想的专著：《诗学》和《修辞学》。”[10]但是，对亚里斯多德文艺美学思想体系完整的理论把握又不能局限于《诗学》和《修辞学》本身，而必须与亚里斯多德涉及文艺观点的《伦理学》《形而上学》《物理学》《工具论》以及《政治学》等建立起有机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地解读他所建构的文艺美学思想体系与理论内核。
三、思想内核亚里斯多德生活在古希腊文明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他运用严谨缜密的逻辑思维（见《工具论》）、综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融入他个人的伦理观念和生命体验去解决文艺本源、文艺创作、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传播与文艺批评等问题，初步建构起较为完整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一）文艺本源思想关于文艺的本源与发生，亚里斯多德在《诗学》开篇明确指出，在研究诗的种类、功能、成分、结构之前，首先要阐明关于诗的本性的首要原理，即“史诗的编制，悲剧、喜剧、狄苏郎勃斯的编写以及绝大部分供阿洛斯和竖琴演奏的音乐，这一切总的来说都是模仿。”[11]“摹仿说”是古希腊哲学的传统学说，既不是亚里斯多德的独特创建，更不是他的发明创造，但却是理解亚里斯多德文艺本源观的核心概念。亚里斯多德正是以对当时这个在古希腊艺术理论界颇有影响的“摹仿说”的批评为其逻辑起点来建构起文艺美学思想体系的。他生前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留基伯、德谟克利特以及柏拉图等人都曾有过“艺术起源于摹仿”的说法，只是未能形成系统的学说而已。德漠克利特就说过：“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12]柏拉图也说：“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无论是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象，并不曾抓住真理。”[13]显然，柏拉图也承认艺术是一种摹仿，但他竭力攻击这种对于物质感性世界的摹仿，认为艺术的摹仿是“镜子的镜子”、“和真理隔着三层”，否认这种摹仿的真实性和真理性，也从根本上否定了摹仿艺术自身。从表象来看，亚里斯多德的“模仿”说仍然是传统的延续，但实质上他赋予了“摹仿说”以新的阐释而具有了“滑动”的深刻意义。在亚里斯多德看来，现实世界就是具有多维意义的真实存在；诗摹仿真实存在的人的行动，在作品中创制的形象就是艺术的真实存在；“摹仿”不只是外在形象的再现，更是能动的反映人的本性与活动，显示人既合目的性又合规律性的真实存在。并且，“摹仿”既是人类的本能，也是人类的求知活动，它以形象的方式去探寻真理，形成关于人的创制知识；艺术的“摹仿”并非只受感觉与欲望驱使，它也凭借“实践智慧”洞察人生，感悟艺术的灵魂，把握生命的真谛。因此，摹仿的艺术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
首先，亚里斯多德论述摹仿的手段、对象和方式的不同作为艺术门类划分的标准，实质上阐明了艺术对人的外在活动和内在品性的摹仿，人是艺术的主体和主题，人与艺术互为本体；艺术以创制性的形象真实反映人的生活，艺术美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其次，从具体文艺体裁出发论证模仿艺术的本质规律。《诗学》第四章阐述了诗歌起源的两个原因，其一是人天生具有摹仿的本能，并通过摹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其二是人都能从模仿的成果中获得满足、体验到。二者皆本源于人类“摹仿”的天性。这种论证方法，就是主张从人类心理根源上去探寻模仿艺术的存在依据――“本能”与“”。
再次，亚里斯多德在其著作《气象学》中谈到艺术模仿自然时说，艺术是对自然本能的帮助和补救，但不能代替自然。而《诗学》认为摹仿的对象是真实世界中“行动的人”（是性格、情绪和动作的综合），这种由自然转向人生的巨大进步，使其文艺理论中灌注着鲜明的人本主义精神，艺术对人生是一种完满、增补或矫形。
最后，亚氏认为诗人的职能不是记录已经发生的事，而是描述处于必然性、或然性而可能发生的事，表现某种“类型”的人和事。可见，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观”指的是根据对现实生活的感性体验，通过创造性的想象，诉诸于典型化、形象化的概括方式来再现生活、创造生活，而不是机械、被动地照搬生活现象。（二）文艺真实思想亚里斯多德以自身对文艺本源――摹仿观的论证为逻辑起点，详尽地说明了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提出文艺真实观。
亚里斯多德认为艺术的真实在于合乎情理的可信性，《诗学》第二十四章论道：“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编组故事不应用不合情理的事，即便有了……也要用别的技巧加以美化，使事情听得过去。”[11]（P.170）在这里，亚里斯多德清楚地阐述了他的艺术真实观，使生活中不近情理的得合乎情理从而使人信以为真。一方面，主张艺术真实以生活真实为根据、为源泉。另一方面，也不排除艺术的虚构成分。他接着说：“诗的真不同于政治科学的真及其他技艺的真。”指出艺术的真实有别于其他科学的真实，充分体现了艺术的特殊规律。又指出艺术的真实性，比现实更真实。《诗学》第九章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11]（P.81）这里亚里斯多德拿诗和历史的比较作了清楚的说明。《修辞学》第七节也说：“当你把描写得就像人们所做的那样，这一事实，就会使人们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你是信任得过的。因此，不管你所说的故事究竟是不是真的，他们都会把它当成真的。”[12]（P.92）这里所说的虽然是艺术欣赏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但却强调了艺术的真实性就在于合乎情理所造成的可信性。
此外，亚里斯多德的艺术真实观还体现在艺术模仿对象的客观真实上，他认为，艺术不仅反映现实世界的个别表面现象，而且反映现实世界事物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摹仿对象的选择，不仅要注重情节，而且要求“性格”的刻画也应如安排情节一样合乎必然律和可然律；因此说，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真实观以客观真实的物质世界为前提和基础，以“模仿观”为理论基石，展现了“可信性”的精神内涵。（三）文艺功能思想文艺的社会功能问题历来都是学术界持续讨论的问题，也是亚里斯多德文艺美学思想的精髓之一。所谓文艺的社会功能，指的是文艺的社会效应。简而言之，就是对“文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一追问的解读。
《诗学》第六章提出：“悲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些情感得到净化。”指出了文艺的道德作用和教育作用。第九章谈到诗可以使人认识生活的本质：“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要首先追求这个目的。”第十四章谈到，“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属于美感的范畴，亚里斯多德的“说”指出了文艺的审美作用。亚里斯多德在论音乐时，更明确地指出了文艺的社会功能。他说：“音乐应该学习，并不只是为着某一个目的，而是同时为着几个目的，那就是教育、净化和精神享受，也就是紧张劳动后的安静和休息。”[10]（P.87-88）这里的净化，亚里士多德解释说是“心里感到一种轻松舒畅的”。
概括地说，亚里斯多德从心理学的角度肯定了文艺能使人们潜藏的情绪得到宣泄，达到一种舒畅、平衡与和谐的状态，这实质上突出了审美活动中文学艺术对接受主体的心灵浸润和人格塑造作用。他提倡通过艺术的影响将受众纳入到社会秩序中去，强调自由的、直接的情感表现与宣泄，使人的心理感官得到愉悦，心灵得到净化，进而使个体意识提到普遍性的伦理层面，创造出真、善、美的人生。可见，亚里斯多德认为文艺具有教育、审美、娱乐的社会功用。（四）文艺创作思想从文艺创作观的视角看，亚里斯多德借用生物学中“有机整体”的概念，从文艺创作（主要是悲剧）的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等艺术要素入手，从正面立论、深入探究来确立其文艺创作中的“完整统一观”。所谓完整，在他看来一方面体现为结构的完整，即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亚里斯多德在《诗学》第六章中提到文艺摹仿现实，创造比生活中更真、更美、更善的人物和故事，必须符合有机整一的要求。作品中所描写的事件、刻划的人物，不仅表面看来是一个整体，而且在它们的内部，也存在着有机、必然的联系，表现出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必然趋势，事件的各个部分，人物的前后行动，甚至语言、细节，都应该是艺术整体的有机组成，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而不能是支离破碎、各自游离的历史或现实碎片。此外，还体现在人物形象刻画的典型上，在他看来，文学艺术作品中刻画的人物形象的每一句话、每一桩事、每一个行动，都必须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具有典型性。最后，亚里斯多德还指出文艺创作还要有光辉的思想。一出戏只要有光辉的思想，纵使它没有魅力、没有力量、没有技巧，但比起内容贫乏纵然响亮而毫无意义的诗作，更有吸引力和生命力。即使不通过表演，其魅力仍然不失。
如果说上述三点是亚里斯多德关于文艺创作的美学思考，那么具体的创作实践又如何操作呢？以亚里斯多德论悲剧创作为例，六种决定悲剧创作的成分，在他看来主次分明，其中情节（事件的组合）最为重要，居于创作的首位，是灵魂。性格（摹仿的对象，具有普遍性）次之，思想（创作的能力）第三位，言语（创作的手段，主要指用词表达）居于第四，唱段第五，戏景第六。在《诗学》中说：“在作品中平缓松弛、不表现性格和思想的部分，诗人应当在言语上多下功夫，因为在相反的情况下，太华丽的言语会模糊对性格和思想的表达。”[11]（P.170）又说：“有人以为，只要写一个人的事，情节就会整一，其实不然。在一个人经历的许多，或者说无数的事件中，有的缺乏整一性。同样，一个人可以经历许多行动，但这些并不组成一个完整的行动。”[11]（P.78）由此，亚里斯多德的文艺创作主张选择（创造思维）、取舍和凝练的“完整统一”。
（五）文艺传播思想所谓传播，确切地说它是人类通过各种手段进行信息交换、交流的行为和过程，其中包含着语言传播、电子传播、口语交际和书面传播等多种理论形态，也包括人、书籍、报刊、影视、网络等各种传播媒介。亚里斯多德的文艺传播理论，突出地体现在《修辞学》中，罗杰斯的《传播史》就把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作为传播学的源头之一。《修辞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语言表达或者说是传播效果的规律，研究创作者如何根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材料和表现手段来恰当地表达思想和感情，指导人们如何运用和创造各种修辞方法来表现所要传达的内容，以达到预设的良好效果。亚里斯多德修辞理论的本质内容是，“劝说应建立在听众承认的真理上，只有了解听众的心理，才能达到劝说的目的”。显然这种本质与传播是人类通过传播媒介进行信息交流期待发生相应的活动一样，只不过在《修辞学》中，这种活动更具体化仅限于演讲场合，期望发生的就是希望得到听众们的认可和赞同，达到传播与交流的目的。从传播模式出发，传播的基本结构模式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手段―传播对象―传播效果，如果按照这种结构模式分析，修辞的结构模式也可以表达为修辞主体―内容―传播言词―交际对象―修辞效果，二者的结构模式，大部分相同，甚至整个过程也相同，只是在传播学和修辞学中运用的术语不同而已，并没有改变其本质上的相同点。《修辞学》第二章说到，演讲者要通过准确的用词来表达确切的意思，这里的“用词”应当是传播的手法。
回顾西方传播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其源头指向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其内在的原因在于《修辞学》研究了最基本的、最原始的传播形态――面对面的传播。他说，“讲演者应当用合适的词语表现自己的性格，以争取听众的了解和支持”。在他看来，演说成功与否取决于三个要素――演说家、内容与听众。演说者其实就是传播学中的传播者，他对传播者的要求是具备权威性、可信性和可接近性的特点；内容指的是传播的技巧与逻辑，《修辞学》中主要讲的技巧是“逻辑证明”，通过举例法和三段论来讨论，这些都和我们今天的传播技巧紧密相连；《修辞学》中关于听众的研究涉及到听众的需要、接受动机和心理倾向的各个方面，这些理论的研究对于传播效果的提升和改进有着重要的意义。可见，亚里斯多德在《修辞学》中确立了“可信性”的三维文艺传播观，其一是传播者应具备值得受众信任的品质；其二是传播者要用“逻辑的证明”或“科学的手段”向受众“显示”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其三是传播者必须与受众有深切的情感交流和共鸣，才能感染受众，才能使受众动情。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奠定了现代传播学的理论雏形。
（六）文艺批评思想亚里斯多德相关文艺批评的论述，集中体现在批评的标准上。他指出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不同于艺术标准，而艺术标准就是文艺作品的情感必须适度，适度可以保持作品的完美。《伦理学》第二卷第六章明确指出，“以适度为标准来衡量它的作品”。并在文中反复使用“适度”二字，可见他对“适度”这种中庸之道的推重与格守。其文艺批评观的核心思想便是“中庸之道”美学观的体现。首先，亚里斯多德肯定了文艺作品应该表现情感，而柏拉图反对艺术作品表达情感，亚里斯多德的“情感论”是对柏拉图“理式论”的否定。其次，亚里斯多德又接受了柏拉图“理性论”中的合理成分，并把它用于文艺批评，他所反对的是柏拉图的“纯理性”，并非一概反对“理性”，因为理性指导情感乃是人的理智控制的表现，没有理性指导的不利于美感的产生，更不利于情感陶冶功能的实现，只有“适度”的情感表现才是最美的，此为亚里斯多德“中庸之美”伦理道德观念在文艺批评领域的运用。
四、结论
概而言之，我们可以得出如是结论：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美学思想，是古希腊文学艺术高度繁盛的系统的总结，他首先从唯物主义哲学出发，开创了自然哲学与社会哲学结合的始端，认为现实世界是真实的存在。并通过物理、生物等科学实验证明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真实存在的“现实世界”。创立了艺术源于现实生活，而美是对现实生活“摹仿”（再现、创造）的学说，赋予了“摹仿”说以严密的逻辑性与科学性。
正是他明确地回答了早期思想家们在文艺美学上留下的两大问题：
其一是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他延续柏拉图等人的观点，肯定文艺摹仿现实世界。但又是柏拉图否定现实世界真实性的反叛，明确指出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从现实主义的视角提出了“艺术真实观”，有力地否定了柏拉图的“理式说”。在亚里斯多德看来，客观世界是真实的，真实的东西可以摹仿，所以文艺起源于摹仿。但这种摹仿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位移、照搬，而是要按照事物发展的可然律或必然律来再现和创新，这种再现和创造出的艺术作品，比现实生活更真、更善、更美。
其二是文艺的社会功用，亚里斯多德结合具体艺术实践的心理分析肯定了文艺的认识功能、审美娱乐以及教育功能。就文艺创作，他从具体的艺术体裁出发阐述了文艺创作中的“整体统一观”和“形象典型论”，亚里斯多德的论述已经具备了后来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所提出的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艺术典型理论的雏型，后来的贺拉斯、布瓦罗等人的“类型论”，哥德、黑格尔等人的“艺术典型论”都可以在亚里斯多德这里找到“胚芽”。就文艺传播，他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以及受众的三维视角提出了“可信性”的传播理念，奠定了文艺传播学的早期形态；就文艺批评，他首先指出文艺批评的两种（政治与文艺）形态，并提出文艺评判的标准是“适度”的情感表现。与此同时，他的这些观点与其他著作如《形而上学》第五卷中关于“美的客观基础”的言说，论艺术与科学、形式与材料的关系；《伦理学》（第八卷）探讨艺术创造、艺术家的修养等观点共同构筑起他较为系统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
尽管亚里斯多德的某些论点明显存在历史的和思想的局限性，如：探讨各种具体类型的文艺体裁时过分地强调独立性，在对悲剧与诗的起源与发展的论述中，脱离了文学艺术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生成基础；某些观点如《诗学》中认为只有上层贵族阶级的人才能做悲剧的主角，“现在最完美的悲剧都取材于少数家族的故事”（第十三章）等有失偏颇。诚然，亚里斯多德不是圣人，自然不会无所不知，但总还不至于沦落到孤陋寡闻的可悲境地。他研究问题的严密逻辑、多种科学方法的采用，及其提出的许多文艺美学观点不仅具有揭示文艺本质意义的永恒性，而且在揭示艺术实践规律与人类生存的关系方面，更具有前瞻性的启示意义。其文艺理论内核所建构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给后世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研究带来的权威和推动作用不容置疑。（责任编辑：陈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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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不着操心去装门面，不必苦心焦虑去勾心斗角，也不必为了妒忌别人和患得患失而烦恼。——马克·吐温《镀金时代》
4、小龙女：如果你想不为爱情烦恼，唯一的方式就是让你们的爱情没有任何第三人涉足。——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神雕侠侣》
5、婚姻生活的烦恼是，每个女人内心都以母亲自居，而男人内心却以单身汉自居。——卢卡斯
6、完成英雄业绩的总是那些为自己毫无意义的生活而烦恼的人们，正如在最深沉的黑暗中星辰闪耀得最明亮。——19世纪美国作家,哲学家梭罗
7、保持健康的秘密就是适当地节制食物、饮料、睡眠和爱情。——雨果《巴黎圣母院》
8、怀恨于人，自己也不开心，聪明的人，即使不能把烦恼忘掉，至少不会总是耿耿于怀。——一凡
9、女人容易迁怒，爱胡思乱想，烦恼又不是布匹，说剪断就剪断，唯一的办法只有觉醒、面对和超越。
10、妒嫉是对别人幸运的一种烦恼。——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名哲言行录》
11、人活着总是有趣的，即便是烦恼也是有趣的。——美国作家和编辑亨利·门肯
12、对具有高度自觉与深邃透彻的心灵的人来说，痛苦与烦恼是他必备的气质。——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烦恼名言
13、一串虚名利，黄沙痴迷眼，个个斗义气，事事苦争先，惹了一生是非，收来无穷烦恼，到头来，一场大梦。——河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沧州市佛教协会会长。——延参法师
14、风雅的生活，就其广义而言，是使休息活泼的艺术。——《巴尔扎克论文选》
15、无论在什么时候，要想摆脱令人烦恼的胡思乱想，不妨去求助于书本。书本总和蔼可亲地欢迎你。——英国历史学家托·富勒
16、大多数人最烦恼的苦事，就是苦思冥想。——英国政治家、外交家詹姆斯·布莱斯
17、希望好像一个家庭，没有它，你会觉得生活乏味；有了它，你又觉得天天为它辛劳，是一种烦恼。——美国作家马克·吐温
18、天下最苦恼的事莫过于看不起自己的家。——狄更斯《远大前程》
19、岁月散去，秋水悠悠，几十年的人生旅途，转眼白头，错说了多少痴心话，错认了多少烦恼家，夕阳旧帘栊，一句弥陀好。——延参法师
20、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高名名丧人。——明代小说家吴承恩
21、个人遇到拂逆和不顺，并且知道人力不能改变的时候，与其烦恼，不如随遇而安。有首歌就是这样唱的：只有那能安详忍受命运之否泰者，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快乐。
22、空不是拒绝，也不是虚无，更不是万念俱灰，空是一种超烦恼的心声，它是一种生活的平静，平淡，平安，也是一种内心的快乐。——延参法师
23、寡嗜欲，戒烦恼，是从吾心上却病法。——清代学者山阴金先生《格言联璧》
24、烦恼数中除一事，自兹无复子孙忧。——唐代诗人元稹《哭子十首》
25、聪明人不注意自己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也不会为它们烦恼。——乔赫伯特
26、不要无事讨烦恼，不作无谓的希求，不作无端的伤感，而是要奋勉自强，保持自己的个性。——美国小说家德莱塞
27、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西厢记》
28、谄媚者的艺术是：利用大人物的弱点，沿袭他们的错误，永不给予可能会使他烦恼的忠告。——法国作家莫里哀
29、好女人让男人无聊，坏女人让男人烦恼。——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
30、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把握分寸，谨言慎行，礼行天下，修身养性，我们会少很多烦恼，就自然会懂得为人处世之道。——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化学者于丹
31、金钱是一种有用的东西，但是，只有在你觉得知足的时候，它才会带给你快乐，否则的话，它除了给你烦恼和妒忌之外，毫无任何积极的意义。——台湾女诗人席慕蓉
32、多和朋友交游无疑是医治心病的良方。——泰戈尔《沉船》
33、烦扰是使人感觉拘促狭隘之烦恼。——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名哲言行录》
34、莫把烦恼放心上，免得白了少年头，莫把烦恼放心上，免得未老先丧生。——狄更斯《德鲁德疑案》
35、我们的烦恼，就因为不能一人单独生活。——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众生相》
36、为了得到真正的快乐，避免烦恼和脑力的过度紧张，()我们都应该有一些嗜好。——二战英国首相,政治家,作家,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丘吉尔
37、欢娱本身并不是罪孽；但是，能带来一定乐趣的东西，同时也会留下比乐趣本身大出许多倍的烦恼。——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伊壁鸠鲁
38、要是人家骗了你，他也不必生气，因为人人都想活，生活的门路却到处都很狭窄，所以就不能不擦碰别人。——高尔基《苦命的巴维尔》
39、财富减轻不了人们心中的忧虑和烦恼。——提卢布斯
40、清新、健康的笑，犹如夏天的一阵大雨，荡涤了人们心灵上的污泥、灰尘及所有的污垢，显露出善良与光明。——高尔基《老板》
41、竞争是一个人愿意得到别人所有的一种烦恼。——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名哲言行录》
42、当我回顾所有的烦恼时，想起一位老人的故事，他临终前说：一生中烦恼太多，大部分担忧的事却从未发生过。——二战英国首相,政治家,作家,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丘吉尔
43、专心于健康的事越少，变为不健康的倾向的危险就越大。——狄更斯《双城记》
44、心胸开阔：不要为令人不快的区区琐事而心烦意乱，悲观失望。——富兰克林
45、有规律的生活原是健康与长寿的秘诀。——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46、能生点病是有福的，可以使你摆脱某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不包括死亡，因为死亡虽说可以使你永远摆脱人间一切烦恼，可是你却又要到地狱去受折磨。——高尔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47、由人授受的荣誉是长久不了的；世俗的荣誉只能给人带来烦恼。——托马斯
48、烦恼的事情最好在散步时把它忘掉，你不妨出来试试看看，一切烦恼事情都会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走了。——美国人际关系学大师戴尔·卡耐基
49、最令人烦恼的事物往往可以使人摆脱烦恼。——法国作家拉·罗什夫科
50、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中国现代作家张爱玲
51、要走的东西会走的；不管你是否坐在那里保卫它，它仍然要走，肯定要走。——泰戈尔《家庭中的泰戈尔》
52、经得起各种诱惑和烦恼的考验，才算达到了最完美的心灵的健康。——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哲学家培根
53、过于烦恼和过于愉悦都是过高评价世界的方式，前者比后者更糟。——英国政治家哈利法克斯
54、嫉妒的人常自寻烦恼，这是他自己的敌人。——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著作残篇》
莫比乌斯带常被认为是无穷大符号的创意来源，因为如果某个人站在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带的表面上沿着他能看到的“路”一直走下去，他就永远不会停下来。
但是这是一个不真实的传闻，因为「∞的发明比莫比乌斯带还要早。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xtote,公元前384-322）认为，无穷大可能是存在的，因为一个有限量是无限可分的，但是无限是不能达到的。
论文摘要：自由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想，对世界范围内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地影响。“自由”“理性”“以自身为目的”“基础性与普遍性”是自由教育的基本精神，它既符合了人的本质属性和教育本质，又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内在需求。本文通过对自由教育的历史沿革及其本质内涵的研究与探讨，从论及大学的保守性与现代社会适应性中认识到自由教育是守护大学根基的最佳选择。
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近代，再到现今，自由教育一直是西方教育的传统之一，且对大学的教育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一古老的教育形式历经千年的社会变迁，其本身的含义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育环境的变化而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气息。自20世纪以来，高等教育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自由教育因其蕴含的基本精神保持着现实的延续和发展的根基，却也因其保守的特色而遭受世人的质疑。然而我们仍不难发现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的实践中都有自由教育的影子，大学的天性具有自由教育的倾向，使得学界在为解决日益突出的高等教育根本性问题的过程中，溯及自由教育的本原以及呼唤自由教育的回归成为了时代的选择。
一、自由教育的源始
在西方教育史中，自由教育是大学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主要方向之一，对大学的教育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自由教育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古希腊时期
早在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自由教育便已开始孕育和发展，经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必须超越生存需要，培养人的自由能力，获得自由公民的智慧和教育。他还提倡一种闲暇教育，在这种闲暇中，发展自己的理性，并且从中获得内在的愉悦快乐，达到人生的幸福境界。因此，自由教育的最初内涵是：一种适合于自由人的教育，其主要目的：一是要促进人的身体、道德和智慧的和谐发展；二是要促进人的理性的充分发展，从而使人从愚昧和狭隘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教育的内容必须以自由学科为核心，应避免单一的专门教育。
2.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
古希腊的自由教育模式和精神通过被神学改造的“七艺”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进入到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学术传统中，成为适应近代以前知识形式的主流教育形式和正统思想。然而中世纪把人的理性、价值统统置于神学的阴影之下，脱离了古希腊自由教育为理性发展、人的价值提升而存在的宗旨，自由教育仅仅留下了一个缩影。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家对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重新阐释，但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多是研究过去各个时代的古典文学，使得自由教育概念有了一个重大改变:古典文学研究本身就相当于自由教育，自由教育被赋予了人文教育或文科教育的含义。
3.近代以来
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科学教育的兴起，近代自由教育的含义又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在19世纪，通过英国教育家赫胥黎的改造和发展，自由教育逐渐被赋予了“普通教育”或说是“通识教育”的含义。按照赫胥黎的学术思想，自由教育“就是在自然规律方面的智力训练，这种训练不仅包括了各种事物以及他们的力量，而且也包括了人类以及他们的各个方面，还包括了把感情和意志转化成与那些规律协调一致的真诚热爱的愿望。”[1]这样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普通教育，它力图把人的教育同自然与社会的各种因素连接起来，从而在内容上使其内涵更广泛与丰富，反映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类生活各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
4.现今时代
到20世纪，顺着人类对其自身、社会以及教育内在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不断挑战，自由教育思想也在不断变更和完善。美国20世纪著名教育家赫钦斯对当时“自由教育”作此描述。“自由教育乃是一种理智的训练，而这种训练将使人在新的问题出现时有能力解决他们，在新的情况出现时能够掌握它们，在新的需要出现时能够满足它们，并能改造环境，使它符合人类精神的抱负。”[2]同时，他强调大学之道首先在于所有不同系科、不同专业之间必须具有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础，应该接受一种共同的教育，只有发展通识教育或共同教育才符合大学之道的思想，才能沟通现代与传统，使文明不致断裂。至此，自由教育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其概念内涵也由传统的自由教育完成了向现代通识教育的演变。
二、自由教育的本质内涵
自由教育又称“普通教育”或是“通识教育”，是通过人的内在本性的自由，打破某些不合理的律则和限度，使人真正成其为人，并带来某种精神上的超越。因此，它意味着个体身心、道德和智慧的和谐发展，是一种天然的精英教育而不是大众教育，是广泛的普通教育，而不是偏狭的专门教育。在追溯自由教育历史进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自由教育无论在哪一方面进行拓展和加深，但彼此在深层次意义上仍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东西——“自由”“理性”“以知识本身为目的”“基础性与普遍性”，它们始终是贯穿自由教育的基本内核。
1.自由
自由一直以来都是人们为之追求的终极目标，有着永恒的价值，而“自由”作为自由教育的核心概念，则理所当然成为了其首要的精神归依。自由是自由教育所要实现的目标，从人身自由到理性自由再到心灵自由，教育旨在使人成为人，通过学习自由学科内容以培养既有自由能力又有自由意识的人。同时，自由是自由教育的前提。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人的“自由意志”，其任务则是帮助人解开束缚，真正实现人的精神自由。
2.理性
智慧及思维能力是人的独特价值，即理性。充分运用和发展理性才能实现真正自我的生活。而自由教育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促进人的理性的充分发展，并通过知识的积累来使人的整个生活得到有效而正确的指导。自由教育就其本身来讲，是理性的开发或者说是理性文化的培养。它以真理为依据，因而具有一般实用教育或是科学教育所没有的终极价值。
3.以知识本身为目的
为了寻求真正的自由，教育必须以知识本身为目的，为教育而教育。自由教育既然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必然要求把它自身作为追求的唯一目的，坚持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力求自身的完善。如果教育把其本身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而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那么教育也就真正地自由了。教育目的的实现具体而言是以知识追求为途径的，因此可以认为自由教育是以知识本身为目的，并借此满足人的内在精神需要，尤其是理性发展的需要。
4.基础性与普遍性
从教育内容来看，无论是“七艺”教育还是当前的通识教育课程，都无不反映出自由教育对于基础性与普遍性知识的重视。即使是专业教育，也需要以广博而坚实的知识基础为前提，基础性与普遍性的知识能够为社会不同领域之间提供沟通和交流的共同平台，同时也为个体将来的专业发展和终身学习打下根基。此外，在现代大众教育的发展趋势下，自由教育不再局限于贵族精英，而是成为了每个人都能平等享有的权利，于是被贴切地形容为普通教育。
三、还原与回归：自由教育的使命
教育在本质上是人的自我实现过程，是人从个体性迈向普遍性的过程，代表着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自由教育思想是大学自诞生之初就实际存在的理念。在正常状态下，大学有倾心于自由教育的天性，除非社会用强力泯灭它的这种天性。[3]这种直接从人出发的教育观念，最终是最有利于科学、技术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
然而，从20世纪伊始，高等教育慢慢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发展，社会分工及专业科类的细化，知识量的急剧增加，直接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人们只能精通有限领域的知识，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通晓一切知识的百科全书式的人。于是，自由教育的思想逐渐式微，在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在欧洲各国还是在中国，都面临着挑战。
诚如布鲁贝克所说：“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4]高等教育在本质上偏爱于价值自由的认识论教育哲学，而现实却更有利于政治论的教育哲学。解决两种高等教育的对立与冲突实际上是要解决大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大学自身的发展与在社会中的作用的关系的问题。如果大学远离社会现实，那么大学便失去了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的合法性；如果大学变为纯粹生产知识和文凭的工厂，那么大学也会因为丧失了独特性而难以继续生存。
在政治论盛行的今天，如何更好地在大学的保守性与适应性这两个不同的音符下奏出和谐的乐章，自由教育无疑是一剂良方。自由教育关注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关注着教育者精神层次的完善，这些方面恰恰是市场经济冲击下的现代化教育相对缺乏的。在人类知识日益综合化的状况下，过于精细的专业分科已经受到了实践的和理论的双重质疑。追寻自由教育的脚步在客观上有利于缓和学校教育职业化、专业化和实用化的不良倾向，且由于现代许多职业已渗入理论成分，专业人员需要尽可能广泛地涉猎除专业涵养之外的文化，并且需要有个综合性的了解。任何职业技术性知识和能力的获得，都必须以一般的理解能力为基础。倘若没有起码的理解能力，专业知识和能力也会如同无米之炊。而从各方实践上也可以看出，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是可以和谐并存、相互支持的。自由教育与实用教育同样具有有用性特征，使得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存在着统一和协调的共同基础。
四、结束语
自由是教育始终不变的终极信仰和追求。自由教育这一传统的教育思想虽历经时代的变革，却因蕴藏其中的基本精神而备受推崇。英国的大学教育模式能够一直延续至今，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大学之所以作为大学的一种真正的价值。当代自由教育依然是为了自由的教育，大学“为学术而学术，为自由而学术，为人本身而学术”的保守性特征将更有力地渗透并贯穿于整个高等教育体制。在自由教育与时代相交接的过程中，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逐步转变了先前过分强调职业训练和专业教育的大学办学政策，开始重视大学生知识系统的全方位训练，注重文理科目融会贯通与交叉渗透。于是，自由教育以其内在的自由精神特质，实现自由人的教育顺应了人们对教育本位回归的期望。
参考文献
[1] 单中惠，平波译.托·亨·赫胥黎.科学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59.
[2] 陆有铨译.赫钦斯.教育上的冲突[M].台北：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81.
论文摘要在古希腊时代，基础教育有三大科目：音乐、文法和体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尤其强调文艺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作用，其中有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思想贯穿其中——“美”。“美”的概念在《理想国》里出现多次，美育是理想国里教育思想的灵魂，但“美”既具体又抽象，既能理解又难以形容。采用文本方法来解读它，“美”是一个有着多层次多角度意义的词，在艺术和客观世界，美是实践层次中的意义；在最高的理念世界，美是认识对象的最终载体。
一、从作品到文本
古希腊一大批著名思想家哲学家铺设了政治、文艺、教育、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石，以至于随后的西方文明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那些受过古典学教育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仍然自然而然地对希腊顶礼膜拜——用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lan Poe）的《海伦之歌》中的名句来表述，就是“光荣属于希腊”。古希腊的思想光芒已经照耀了人类几千年，人类凭借古希腊人的智慧走向了繁荣的现代文明时代。然而，时隔如此久的今天，我们还能否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精髓，以及人类有没有可能触及到他们思想的全部呢？对于这一问题恐怕无人能解答。但现代文学领域开始了一场意义深远的研究范式变革——文本革命，它为我们带来了研究古代典籍的全新视角，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便能最大限度地拉近与古人所留下的优秀文本著作里思想境界的距离。
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西方文学界开始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这场革命颠覆了在几千年历史中一直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文学研究范式。巴尔特在70年代初推出文本概念，提倡文本主义，试图从理论层面上揭示当代西方文论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他说：“为了反对一种以所谓的牛顿方式一直进行关照的传统的作品观念，现在需要一个新的对象，这一对象通过清除和颠覆先前范畴而获得，这就是文本。”文学界的这场革命是文学革命历史的重大突破，它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来重新看待作者、作品、世界、读者之间的关系。
“文本”研究方式和传统的文学“作品”研究方式一个最大的不同便是作者在作品中的地位不同。按照巴尔特的分析，传统的作者观念认为，作者与作品的关系是在线性时间里构造的，被分为先和后，也就是说，作者通常被认为是先于一部作品而存在的，是作品的哺育者；而现代的作者观念认为，作者与作品应同时诞生。作品重视起源，把作品和作者紧密联系起来，使作者在作品中拥有绝对权威；但“文本”研究范式却彻底打倒了作者，写作主体被移出中心位置，文本及其文本结构开始发挥作用。保罗?利科说，书写使文本对于作者意图的自主性成为了可能，文本所指的意义和作者的意思不再一致了。
巴尔特曾很早就指出，文本与作品相反，把所指无限期地向后推延，从而停留在能指上，但能指不是获取意义的第一步，而只是一个推延行为；能指的无限性不是指意义的无法达诂，而是指一种意义的游戏。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认为，一切文本与作者无关，当文本开始形成时，“作者”才开始诞生，当文本完成时，就意味着作者的死亡。那么用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话语所形成的文本所表达的意思不再和作者有联系，从而使文本意义具有了无限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为我们在理解文本时“重建语境的关联”提供了最大的可能，这种意义上的作品应该就是我们称之为“文学”的本质特征。
二、文本视野下的“柏拉图”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和美学观念是他根据当时社会需要和个人生活体验而形成，在认识柏拉图眼中的美之前，其生活环境和历史条件对于我们最大限度地贴近文本所包含的意义尤其重要。柏拉图的文艺思想是和当时社会环境紧密相连的。首先是雅典社会的剧烈变化。那时，贵族党失势，取而代之掌握王权，贵族党与之间的斗争日益加剧，旧的传统开始动摇，新的风气正在慢慢建立。在学术思想上，柏拉图继承苏格拉底的风格，他和代表势力的诡辩家们势不两立。在他看来，希腊文化在衰落，道德风气在败坏，而这种转变首先要归咎于诡辩学派所代表的民主势力的兴起。其次要归咎于文艺的腐化的影响，所以，他希望在理想国里用一系列制度和教育方法来竭尽全力改变现实中不合理的状况。其中，教育是他营造理想国的核心方法。在柏拉图的视野里，所有的教育内容和教育目的都应具有“美”，因此，柏拉图在文艺教育方面所阐述的思想也成了现代美学的起源。在朱光潜看来，柏拉图是站在贵族政治立场，在文艺领域他主要解决早期希腊哲学家遗留下来的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是艺术对客观现实的关系，其次是文艺对社会的作用。
在介绍柏拉图关于诗歌音乐等文艺教育的思想前，有两个关键的历史信息同样对我们理解《理想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首先是古希腊语中的每个单词就是一种音乐短句，每个句子差不多就是一种确定的旋律。这就使古希腊语中的文词无论是作为话语还是作为歌词，其自身就具有歌唱的音乐属性。所以在古希腊，诗即乐，乐即诗，合二而一，故名诗乐。其次就是古希腊艺术一词的内涵，它既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美学意义上的艺术，也指所有手工技艺一类的技术，古希腊人对两者不加以严格的区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该以何种态度去认识“柏拉图”呢？作者在作品中的地位，从过去以作者绝对权威为研究中心，到现代文学界“去作者化”而找回作品自身的价值。用语言本身来替代人，其写作实质是一种非个人化的活动，是语言在说话而不是作者在说话。海德格尔有句名言：“是语言在言说。人只有在倾听语言的呼唤并回答语言的时候才言说。”那么，当优秀的文本完成之后，文本就像一只刚出生的动物，具有其客观性、独立性和生命力，它为自己开发读者，同时也在读者和文本对话的语境中重建了语义关联，从而衍生出了读者对文本的独特解释。
因此，当代文学理论界研究的全新范式——打倒作者，突出作品，让作品本身的价值和生命力显现出来的这种方法，能让我们最大限度地发掘文本的价值。从文本的视野来解读《理想国》，作者并不是历史中的柏拉图，而是在开始撰写《理想国》时所“生”并在《理想国》文本完成之际所“死”的“柏拉图”，以及当时生活在整个雅典城邦里的人们。把《理想国》放到古希腊整个时代中，根据文本本身的特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理想国》，《理想国》这部著作才能体现出它应有的地位和价值。在时隔几千年后的今天，作为一个读者，在《理想国》文本早已解除作者对话语境关联之后，需要在本文之外重新建构起一种新的语境关联，这才有了下文对柏拉图和他视野中美的理解。
三、美的文本阐释
文本与作品相反，它把所指无限期地向后推延，从而停留在能指上，但能指不是获取意义的第一步，而只是一个推延行为；能指的无限性不是指意义的无法达诂，而是指一种意义的游戏。这是巴尔特为我们对文本进行阐释的可能性所给出的一条理由。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理由的激励下，开始在文本无限性的能指中尽量做接近它的所指的游戏，在游戏中遵循规则并寻找变化和自由，同时也是竭力发挥了游戏规则的潜在价值。
我们提到，柏拉图讲的“艺术”包括艺术和技巧，因而他所讲的“美”或“艺术美”和我们所讲的艺术美并不相同。希腊人不对艺术和技艺作出区分，因此他们所爱的“美”也不是我们所说的艺术美，这种“美”包含的范围比我们所理解的美的范围要广。柏拉图的理念论让我们对文艺和世界的看法有着颠覆性意义，按照理念论看来，我们所处在的世界并不真实，它只是一个影子世界，真实世界是存在于理念世界之中的。生活中的艺术只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影子的模仿，客观世界只是艺术的直接载体而并非是最初本源，艺术和现实世界的本源都处在理念世界。艺术世界依存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又依存于理念世界，所以文艺和理念隔着三层。那么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柏拉图心中的美，其实它包含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理念世界的美；客观世界（理念世界的影子）的美；艺术世界（理念世界影子的影子）的美。美既存于理念世界，也存在灵魂当中，并依附于人体而出现在感性世界。这就是柏拉图对两个世界界定的表现。
在理想国里，对一切诗歌、文艺和制度都必须严格加以限制，只允许美的内容存在，不允许有丑恶的成分出现，否则它会影响到卫国者以及所有青少年的教育问题。那么，要真正理解柏拉图所说的“美”的具体内容，除了依据柏拉图对两个世界界定的思想外，还必须根据文本的具体情境来仔细斟酌。
其一：
有人问,“你为什么不把最美的紫色用到身体最美的部分——眼睛上去，而把眼睛画成了黑色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下述回答是正确的：“你这是不知道，我们是不应该这样来美化眼睛的，否则，眼睛看上去就不像眼睛了，别的器官也是如此。我们应该使五官都有其应有的样子而造成整体美。”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阐述了美学意义上的美的概念。从上面对话我们看出他的美包括艺术美——即我们今天美学意义上的艺术美，在这一层面上，美即和谐。他并不把美看成局部的漂亮或优美，而把美看作整体上的和谐与自然，只有事物本身达到自然的和谐状态，它才会与周围其它事物协调起来而给人感官上一种整体上的舒适与享受。
其二：
年轻人接受了我们说过的那种简单的音乐文艺教育的陶冶，养成了节制的良好习惯，他们显然就能自己监督自己。复杂的音乐产生放纵，复杂的食品产生疾病。至于朴质的音乐文艺教育则能产生心灵方面的节制，朴质的体育锻炼产生身体的健康。
……一个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教育，对于人工作品质和自然物的缺点也最敏感，因而对丑恶的东西会非常反感，对优美的东西会非常赞赏，对任何丑恶的东西，他能如嫌恶臭，不自觉地加以谴责……
在被爱者的其他形式的接触中，他永远不许有任何越此轨道的举动，否则要谴责他低级趣味，没有真正的音乐文化教养。
诗乐的教育在古希腊社会占有很高的地位，在他看来，音乐是一种直接诉诸心灵的艺术，在陶冶人的心性和情操方面具有特殊的效用，可谓人格塑造和道德纯化的关键所在。正如《理想国》中所言：“音乐教育至为重要，因为音乐节奏与音调要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直接进入到心灵深处，而且会牢牢地抓住或感染人的神魂肺腑。”简单就能产生节制，复杂就会产生放纵。音乐文艺教育本身的结构、性质、特点会对人有不同影响，简洁的音乐最能培养节制的品格，这种节制的品格就是行为美。
通过艺术教育是培养人对美丑善恶的分辨能力途径，接受了艺术教育的人，其行为才会变得节制和得体，也就是行为变得美好。柏拉图认为，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的人，能够很快识别出粗制滥造的东西以及缺乏美的事物，因此会以正当的方式对其表示反感，会专门赞赏美好的事物，喜闻乐见美好的事物，并且欢迎美好的事物进入自己的心灵，以此培养心灵健康成长，使自己最终成为美善并蓄的人。
其三：
在我看来，失手杀人其罪尚小，混淆美丑、善恶、正义与不正义，欺世惑众，其罪大矣。
语文的美、音调的美，以及节奏的美，都表现好性情。所谓“好性情”并不是我们通常拿来恭维愚笨人的那个意思，而是心灵的尽善尽美。（朱光潜译）
正确的爱难道不是对于美的有秩序的事物的一种有节制的和谐的爱吗？
在柏拉图看来，对待美丑的立场要高于个体生命。文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美善并蓄的人，他的行为必须美，但行为美还只是个人或事物的外在表现，其更深层次的目的还是为了达到心灵美，在这个意义上，美即高尚。正义和节制会让人的心灵变得美，心灵美又会促进人的行为和观念变美。这种美就是一种高尚，用一个相近的词来形容，也可叫做一种善。
其四：
须知，“有益则美，有害则丑”这句话，现在是名言，将来也是名言。
看来我们对于写作这类故事的人，应该加以监督，要求他们称赞地狱生活，不要信口雌黄，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因为他们所讲的既不真实，对于未来的战士又是有害无益的。
至于我们，为了对自己有益，要任用较为严肃较为正派的诗人或讲故事的人，模仿好人的语言，按照我们开始立法时所定的规范来说唱故事以教育战士们。
……有一点你是可以决定的，美与不美要看节奏的好坏。
理想国里的文艺美不美，概括说来，一切都由两个标准决定：一是有利于对护国者教育；另一个是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很明显，美与不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标准，只要符合这两个标准的事物，它都是美的，因而在文艺层次，美即有益。所以，一切文艺教育只能是正面向上的善的模仿体裁，理想国由此要成为一个纯善无恶的一元世界。
在关于节奏方面的评价，它的美与丑是紧跟着节奏的好与坏来区分的。柏拉图试图把一切艺术和动植物都区分出好坏和美丑，但是他在关于音乐的探讨中，对节奏的好坏无法做出区分，这是一个遗憾。这样的“美”的标准在我们看来是很难以理解和接受的，音乐的节奏、风格、音调与组合其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很难判断其是否具有善恶一类的社会情感，所以他做不出决定是很正常的。但是，只要节奏本身是有益的，在理想国里就可以判定它是美的。
其五：
当一个国家最最像一个人的时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苏：那么有哪些调子是软绵绵的靡靡之音呢？
格：伊奥尼亚调。还有吕底亚调，都可以说是靡靡之音。
苏：我的朋友，这种靡靡之音对于战士有什么好处？
正确的爱难道不是对于美的有秩序的事物的一种有节制的和谐的爱吗？
好即有益，有益则美，这意味着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如果能够在制度的作用下有机协调起来而变得和谐，它就是一种美。有秩序的统一体是美，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就是美得有秩序，有秩序的国家是最好的国家。制度和文艺一样，它必须对社会有用，必须服务于政治统治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如果它能让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有秩序而和谐起来，那么这种制度就是好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出现的秩序就是一种美。
其六：
苏：那么如果有一个人，在心灵里有内在的精神状态的美，在有形的体态举止上也有同一种与之相适应的调和的美——这样一个兼美者，在一个能够沉思的鉴赏家眼中岂不是一个最美的景观？
格：那是最美的了。
他们不应该去要年轻人认为神明会产生邪恶，英雄并不比一般人好，因为这种话既不虔诚，又不真实。我相信我们已经指出，神明为邪恶之源是决不可能的事情。
最高的美是外表和心灵的完美调和，是兼精神和行为美于一体，并能够在程度上与整体上达到高度融合而没有一点不协调，那么，这可谓称得上鉴赏家眼中的沉思之美，这种最高境界的美就是灵魂美，它达到了理念世界完美的程度。唯有神才是完美的，这是柏拉图理想国里的完美主义理想，也是理念世界里能够达到最高境界“美”的代表。
四、美的境界超越
综上可认为：在柏拉图看来，美包含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理念世界的美；客观世界（理念世界的影子）的美；艺术世界（理念世界影子的影子）的美。美既存于理念世界，也存在灵魂当中，并依附于人体而出现在感性世界。
柏拉图的“美”主要包括：艺术美、行为美、心灵美、文艺美、制度美、灵魂美。在艺术美上，美即和谐；在行为美上，美即节制；在心灵美上，美即高尚；在文艺美上，美即有益；在制度美上，美即秩序；在灵魂美上，美即达到理念。
理想国里的教育和事物是否美，一切都由两个标准决定：对护国者教育；对国家的整体利益。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标准，只要符合这两个标准的一切事物，都是美的。
美的最高境界是善。“神”是理念世界的代表，它具有了理念世界的美，达到了美的最高境界，因而神是完美的。从艺术的和谐美到制度的秩序美，再到沉思的鉴赏家审美，这说明“美”到了最高的境界是纯粹的认识对象而非实践层次中的对象。
文艺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达到对“美”的爱，这种美既包括“美”的最初境界，也包括了“美”的最高境界。善是美，美是善的最初层次，也可以是善的最高境界，因而柏拉图并不否认感性世界中的艺术美，同时也以达到最高的善为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 Roland Barthes，Imaege-Music-Text Essays，selected and trans. Stephen Heath，Fontana，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