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14 16:56:0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巴蜀文化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泱泱华夏,文明之光映照五千载。先人们秉明辨荣辱之能,行从善如流之风,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美德深深熔铸进中华民族的灵魂,形成社会赖以发展的价值体系和泽被后世的文化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不仅精辟阐释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科学内涵,也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精神实质。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提炼和升华,同时也是引领当代文化、科技、教育发展的重要指针。
我们适逢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面对转型的社会环境,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多元并存,一些优秀的传统道德、高尚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用熔铸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确立人们共知共行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形成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社会风尚,正是顺应时展的强烈呼唤。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实践活动,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文化建设,是文化科学教育领域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把“八荣八耻”的价值取向贯穿于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全过程,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先进文化,应该是积极向上、代表社会发展方向、能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文化。文学创作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坚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充分发挥文艺作品的认识、教育、审美、娱乐功能,追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弘扬社会正气,塑造美好心灵。要充分发挥文艺批评的作用,大力推介符合“八荣八耻”标准,具有较高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优秀作品,旗帜鲜明地批评各种不辨荣耻甚至以耻为荣的不良作品,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创作方向。
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把“八荣八耻”的要求体现在文化阵地建设和城乡基层文化活动中。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社区文化机构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广大群众享受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和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阵地。对这些阵地要积极建设、充分利用。要深入挖掘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以通俗文学、流行音乐、电视文艺、网络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文化糟粕。文秘站版权所有
我们要按照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积极引导大众文化的创作和消费，净化文化空气，创造良好氛围。要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逐步形成鼓励优秀作品、抵制腐朽文化的长效机制，创造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环境。
【关键词】 青铜剑；来源；古巴蜀
一
我国青铜剑出现于商代晚期，西周时期开始大量流行，是我国古代青铜兵器中独具特色的品种，分布范围广，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均十分明显，基本上可以分为中原系统、东北系统、北方系统、巴蜀系统、西南夷系统和吴越系统。巴蜀系统柳叶形青铜剑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剑样式，最早的青铜剑出土于成都十二桥晚商遗址[1]，一出现就是一种较成熟的兵器形制，在中国也未发现其起源的演变序列，而在近东地区，相同形制的青铜剑有着完整的演变序列。从目前的考古资料分析，柳叶形青铜剑最早发现于安那托利亚文明，时代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 稍后在近东文明， 继而在中亚文明中大量出现柳叶形青铜剑。横跨欧亚大陆的 “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出土的柳叶形青铜短剑可以早到2200～1700BC， [2]相当于中国夏代二里头文化时期。印度地区从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开始出现柳叶形青铜剑，一直流行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而中国西南地区直接出现这种成熟的剑型， 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应当是受外来文化因素影响直接形成。
近年段渝先生提出“柳叶形青铜剑起源于公元前三千纪的近东文明区， 这种剑型由西亚、中亚， 从伊朗通过厄尔布士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地带进入南亚印度地区， 再从印度地区辗转传入中国西南。”[3]对于柳叶形青铜剑的起源地，笔者亦认同段渝先生的观点。同时，本文就西南地区出土的柳叶形青铜剑与中亚“塞伊玛-图尔宾诺类型”出土的青铜短剑相比较，对古巴蜀地区柳叶形青铜剑的来源路径再做粗略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二
童恩正[4]、段渝[5]指出我国古巴蜀地区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和东南亚、南亚和近东地区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和文化交往。段渝先生在《商代中国西南青铜剑的来源》中论述柳叶形青铜剑传入道路 “是从伊朗通过厄尔布士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地带进入南亚印度地区，再从印度地区辗转传入中国西南”地区，即通过南面的经济文化传播通道传入。但在古巴蜀和南亚印度之间柳叶形青铜剑的传输道路，还需要今后大量的考古实物补充证明。
本文提及的塞伊玛-图尔宾诺跨文化现象早期中心遗址位于萨彦-阿尔泰地区，与我国新疆地区接壤，其传播路径主要向西西伯利亚及东欧传播，直达芬兰境内的波罗的海沿岸，向东南传播接近中国的中部。 [6]塞伊玛-图尔宾诺类型最有特色、数量最大的器物是青铜剑，在整个“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里，出土数量最大的就是柳叶形的金属器，大部分都可以归类为青铜剑（短剑）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大量出土的柄部没有纹饰装饰的青铜短剑，一种是少量出土的柄部饰有纹饰的属于“公爵”等级的青铜短剑。[7]我国西北地区目前同样出土过“柳叶形剑”。上世纪60和70年代先后在阿尔泰地区发现几件“柳叶剑”。据易浸白《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 在该墓出土的随葬品中， 有4 件铜镞，“有三棱或扁平棱形等式， 后一种较大而又薄如铜片， 极为罕见， 可能不是镞”。[8]林梅村在《商周青铜剑渊源考》中判定它是“柳叶剑残片”， [9]近年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征集到的1件的摹本。[10]据介绍， 这件青铜柳叶形剑， 全长22厘米、茎长14.2 厘米、最宽处3.9 厘米， 把长7.8厘米。整个器形细长、轻薄， 塔城市出土， 现藏塔城市文管所。
三
一般来讲，每一种器物的出现，都有其特定的作用或意义，都适应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分布于广袤的北方森林草原地带，生业模式以游牧狩猎为主，对生产生活工具的便携性、灵活性有直接的诉求；同时尚武之风盛行，近身作战要求个人身体的灵活性，促使了短兵器的大量使用，短剑两者兼顾，大量流行则成必然。从近几年的考古发掘及遗址的孢粉分析，在商周时期古巴蜀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河流沼泽众多，植被繁茂，早期生业模式以狩猎采集为主，生产生活工具同样需求便携性、灵活性；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导致古巴蜀地区并不适合长兵器作战和车战，而适合短兵器近身作战，迅速接受使用剑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在古巴蜀地区考古发现基本不见车马器，也是一佐证。
从铸造技术看，“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发现的铸范大多数为石范。[11]而古巴蜀地区从属于“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影响范围内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12]，其青铜的铸造技术是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另一传统，即铸造简单的工具或兵器是用石范，铸造较复杂的容器或装饰品时用失蜡法，中原地区则主要使用陶范。[13]我国北方系统、巴蜀系统和西南夷系统的青铜剑从一开始就是柄身连铸，[14] “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剑亦是连铸而成。段渝先生认为商代古蜀文化在青铜合金技术上，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显著的地域性。古蜀文化实用青铜器最显著特征就是锡含量较高。在塞伊玛-图尔宾诺的早期遗址中的金属器几乎百分之百为锡青铜。[15]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许多纹饰或饰物都以动物为主题，仅在表现手法上有差别。“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青铜剑也有大量动物为主题的装饰。可见两者在青铜剑制作技术、装饰上有十分密切的交流、影响。
从丧葬习俗讲，在塞伊玛-图尔宾诺金属器中，武器占大多数，并且以直銎斧（钺）、矛、和短剑为最常见的随葬组合。[16]普通墓葬随葬素面青铜剑，在高等级墓葬中才有带装饰纹饰的青铜剑出土。古巴蜀地区用青铜剑随葬的，目前有四种组合：仅随葬一件青铜剑；随葬两件兵器，一般以剑、矛或剑、戈为常见组合；随葬三件兵器，以剑、戈、矛的组合为主，其次是以剑、戈、钺等其他组合；随葬四种兵器的，一般以剑、戈、矛、钺组合。从墓葬形制和其他随葬器物可知，等级越高的墓葬随葬的兵器种类越多，但大部分高级墓葬都随葬有繁复纹饰的青铜剑。可见两者在随葬习俗上也有极大的相似性。
从传播路径看，古蜀地区与西北高原甘青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发生了文化交往，不少学者都认为我国氐、羌族的文化来源于马家窑文化，古代中国西南地区的两大主要民族集团中， 氐羌民族与发源于黄河上源湟水析支（一作赐支） 之地的古羌族在族源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古蜀王国的统治者也多与氐羌民族集团有关。[17]。四川西部高原历年所发现的彩陶如四川汶川姜维城遗址和建山寨遗址发现的彩陶，明显与马家窑文化相关，从而证明了早期氐羌民族就已经南迁入蜀。[18]从川西高原一直向南分布到云南的大量石棺葬等文化因素也来源于西北甘青高原。徐鹏章先生指出，古巴蜀地区很早就和现在的甘青地区有着频繁的往来，从四川西北到甘青一带有一条长期的联系双方往来的通道。[19]张玉石先生也指出，由关中平原经过周南下，越秦岭经汉中、城固到川西平原，是当时一条商文化入川的重要线路。[20]
由上可见，横跨欧亚北方草原大陆的“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的青铜剑，从中亚的萨彦-阿尔泰地区出发，经新疆地区，通过后人称之为北方丝绸之路的通道至甘青地区，再由关中平原至汉中、城固，最后到达古巴蜀地区。巴蜀系统青铜剑是古巴蜀地区先民开放务实，充分吸纳外来文明的先进因素，通过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相互抉择，经过巴蜀先民的创造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巴蜀系统柳叶形青铜剑。
【注 释】
① 《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将数量极大的素面青铜剑归类为刀和短剑类，将带金属柄的归类为“公爵”等级的武器――短剑，其实根据形制判断大部分柳叶形双刃刀就是青铜短剑。
【参考文献】
[1] 江章华. 巴蜀柳叶形剑渊源试探[J]. 四川文物， 1992， “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 .
[2][6][7][11][15][16] E.H.切尔内赫、C.B.库兹明内赫.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 [M].中华书局，2010.P270， 249， 61-75，210-247索引，270，26.
[3] 段渝. 商代中国西南青铜剑的来源 [J].社会科学研究，2009（2）.
[4] 童恩正.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五加伦、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
[5] 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学林出版社，1999.
[5] 易浸白. 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J]. 文物， 1981 （1） .
[9][10] 林梅村. 商周青铜剑渊源考[A]. 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C]. 文物出版社， 1998.
[12][18]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J]文物与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
[13][14] 高西省，西周扁茎人面纹铜短剑初论 [J]文博，1997 （2）.
[17] 段渝. 四川通史： 第1册[M].
〔论文摘要〕文化传承有赖于于书籍的保护，古代书籍能够流传下来，大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手抄，一种是刻本。在道教文化研究中，我们的视角多集中在研究抄本和刻本本身，而对印经院的研究相对缺乏。二仙庵印经院，作为川西较为有名的道教印经院，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印行了诸多道教经书，对道教文化及巴蜀文化的传播和继承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道经是道教文化的主要载体，道教文化有赖于此，方能流传广布。因此，道教徒众将道、经、师合称为道教三宝，可见道经在道教中的重要性。在道教里，道经不但是修学道法之门径，而且诵读经典也是成仙飞升之法门。如《灵宝度人无量上品妙经》卷一云:“而好学至经功满德就，皆得神仙，飞升金胭，游宴玉京也。上学之士，修诵是经，皆即受度，飞升南宫。”经之功德可谓无量。
因为重要，所以道教徒众对道经的尊重又显得特别突出，道戒中有云“不得毁谤道法，轻泻经文。且对抄写经书做了严格规定，如有错漏，其罪殃及七世祖或九世祖。所以，遗留下来的敦煌卷子里，书写道经的纸张是最好的，书法也是最为工整的。道教尊经，护经之风，由此可见一斑。
道教典籍之丰富，可谓汗牛充栋，据新近出版的《增补新修道藏目录》一书估算道经数量“除去互见重复，也有五千数百种、几万卷之多”，历代也曾多次编纂“道藏”。据《道藏说略》一书所述仅古代就有郑隐藏书、陆修静《三洞经书》、孟法师《玉纬七部经》、唐《开元道藏》、《大宋天宫宝藏》、《万寿道藏》、《大会玄都宝藏》、《大元玄都宝藏》、《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等。近代现代又编有《重刊道藏辑要》、《敦煌道藏》、《藏外道书》、《庄林续道藏》、《道书集成》、《道藏精华》等道教丛书。且不论近现代所出版的道书，古代这类大型道书多以帝王之力刊行，并颁赐天下宫观。唯《大元玄都宝藏》是以全真教之力所编。这些大部头的编撰、刊刻、流通因为耗资巨大，多赖封建帝王相助方能完成。宫观自行刊刻印行经书之事鲜有记载，唯有写经、抄经之说比较盛行。直至金代撰作《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经时还单列有“写经品”专述写经事宜，可见在印刷术发明以后，抄写经书依然是道众传播道教文化的一种方式。基于此，我们的精力更多地放到了对大型道教丛书和抄本道经的研究之上，而很少注意到:以某些著名道观为主导，刊刻印行道教经书的一些情况。由此，今天我们将目光转向成都二仙庵印经院，以此一斑管窥道观印经院的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佛教有南京金陵刻经处、德格印经院等著名印经院，而道教印经院却鲜有被提及者。今天我们所说的二仙庵印经院，从成立的时间上来说有些许不明朗之处，但是作为川西著名的印经之所，却为保存和传播道教文化立下了不可磨灭之功。
现在所能够知道的最早有关此印经院开始印经的时间，大约是清朝光绪十八年(1892年)，二仙庵阎永和方丈发起刊刻((重刊道藏辑要》一书始。虽然这个时间颇有模糊之处，且当时并未专名二仙庵印经院，然这一切并不碍二仙庵以后的印经事业。直至今日，二仙庵当时的刻板仍在青羊宫印经院印行经书，为道教文化的传播默默无闻地发挥着他的作用。这也许是当时开办印经院的阎永和方丈所没有想到的。现从青羊宫二仙庵印经院所印经书，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简单论述，以为抛砖引玉，望能引起各位学人对道教印经院对文化传承的重视，并能对此类刻本进行分类研究。
二仙庵刻板中最为著名者，当数《重刊道藏辑要》。重刊道藏辑要的闪光点不在于它刊刻所用时间之长，亦不在于这些年来刻板保护之不容易。而在于两次增补的《道藏》未收道书赖此得以保存下来，其中所补并非全为珍品，但当时所出道经之风貌和明清道教文化之情状借此可得一观。蒋氏增补了“如题‘孚佑帝君’、‘八洞仙祖’、‘三山留史韩湘’、‘文昌帝君’等等乱仙之作，及清张持真辑《忏法大观》、《阴鹭文注》、柳守元撰《道门功课》等。”阎永和方丈增人的《青城山记》和《二仙庵碑记》又对研究四川地区道教文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因此，《青羊宫·二仙庵志》有云:“《重刊道藏辑要》不仅集中保存了不少《道藏》以外的道教经书，而且，在明本《道藏》奇缺的那些年代，为道门内外阅读道教重要典籍，提供了相当方便，其历史功绩实不可没。”〔吕〕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二仙庵《重刊道藏辑要》的刊行，保存下了明清道教文化，使之不至出现断层。此是对二仙庵印经院之设最好的历史回报。
二仙庵印经院，除了刊行《重刊道藏辑要》之外，((广成仪制》也算是二仙庵印经院所刊刻的又一宏伟巨制。《广成仪制》共290卷，1911年成都二仙庵刻板，1913年重刊。是书乃当时“川西地区流行的科仪经本”，是川西地区明清时期全真教广为使用的斋醇道书，其中收录的“《关帝正朝全集》、《文昌正朝全集》、《川主正朝全集》科本，反映清代道教民间信仰的盛行。)而《川主正朝全集》透露出的巴蜀地方文化特色，为研究明清时期的巴蜀地方文化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召请神抵中有如“万天川主左垂右相崇应护国救民大帝玉洞长春天尊。等神尊，则显示出地方信仰神抵进人道教神系的痕迹。由此可见，二仙庵印经院对文化传承，以及对地方文化资料保存的功劳。
将视线从这些大丛书上移开，二仙庵刊刻的一些小书也保存了诸多的道教文化信息，如现在还能在青羊宫印经院购到的《难字典》，便是其中之一。《难字典》一书，收录了部分道教中常用的难字，异体字和俗字，这对翻阅手抄本道书有一定的帮助。其中，有些难字为道教专用，不借助此书，恐难识别。故其传继文化之功亦不可小视。
关键词：绵阳市；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一.四川省内研究现状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此课题目前的研究相关可以看出，目前省内关于此课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西川羌族特殊载体进行档案史料研究。何永斌（2009）就从档案史角度对西川羌族历史文化进行思考和研究，并从古代羌族发展各总部与西川羌族源流概要、西川羌族档案史料的形成发展与特殊载体档案史料的分类构成、西川羌族特殊载体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三个部分进行分析。[1]2、就羌语与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等香瓜进行研究，耿静（2012）从语言与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间的关系谈起，从羌语对羌族文化保护的价值，并借鉴国际经验，以此为中心进行羌族文化生态实验区建设。[2]3、关于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相关政策研究，主要涉及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情况及存在问题等。4、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整体价值角度去研究，贾天理（2009）认为羌文化遗产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有巨大价值，并为此提出保护羌文化遗产的相关对策。[3]5、关于羌文化旅游的建设和开发，徐学书（2010）认为可以将羌文化与生态旅游相结合，这样可以实现羌族文化的生产性保护、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相结合，这对羌文化保护和发展具有巨大价值。[4]马琳（2010）就灾后重构汶川羌文化生态旅游区文化空间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相关建议。[5]6、对具体相关地方的羌文化的保护及开发进行相关对策研究，庄春辉（2010）就阿坝州藏羌文化生态保护利用的价值及对策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就现状、问题提出了对策，其目的在于推动抢救性保护。[6]
二.四川省外研究现状
省外研究对于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生产性保护与产业化问题研究则较为充分，可以借鉴其经验：1、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灾后重建经验研究，在龚珍旭和林川（2011）主编的论文集中就羌族历史、语言、，灾后羌族社会文化重建，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羌族文化的教育与推广等主题进行论述，论文集汇聚了诸多羌族一线研究学者们对羌文化的独到见解。[7]2、对羌文化的价值等进行相关研究，贾银忠（2010）就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就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唯一性、价值性等方面惊醒阐述和分析。[8]3、就多种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进行探讨，并就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政策及建设提出相关建议。杨自沿和仲新春（2010）提出就热贡文化保护实验区建设和发展要根据其特点，进行科学规划，发挥其经济价值，能够实现文化、生态、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刘魁立（2007）认为文化生态保护为一个系统工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对文化生态保护具有巨大价值，就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内涵和特点做出解释。盛学峰（2009）就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为例对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这一工作提出相关思考，并就文化生态保护建设的整套系统体系如制度体系、保障体系和管理工作体系等提出相关建议。杨金杰（2010）研究了云南文化生态实验区建设所给予的启示，在整体论、人本原则、科学规划等方面可以为其他国家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建设提供相关经验。
三.研究现状述评
省外的研究成果存在着诸多问题的：直接涉及绵阳市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生产性保护与产业化问题研究是不足的；其研究多是集中在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生产性保护与产业化问题研究上；其研究学术的学术期刊的级别过低，学术论文的质量也不是很高；学术研究缺乏针对性的理论及对策研究，多是从笼统的角度去谈这些问题；缺乏相关绵阳市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生产性保护与产业化问题的调研报告，因此，其研究的可利用性较低；研究多是从一个角度探讨，较为片面，缺乏系统性等等。
参考文献：
[1]何永斌.西川羌族特殊载体档案史料研究[M].巴蜀书社，2009.
[2]耿静.羌语与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J].贵州民族研究，2012（1）.
[3]贾天理.全力推进羌文化和谐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北川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5）.
[4]徐学书，喇明英.构建羌族文化生态旅游区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10（3）.
[5] 马琳.灾后汶川羌文化生态旅游区文化空间的重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
[6]庄春辉.阿坝州藏羌文化生态保护利用的价值及对策[J].艺术研究，2010（3）.
[7]龚珍旭，林川主编.情系尔玛：首届中国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灾后重建研讨会论文集[J].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
[8]贾银忠主编.中国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J].民族出版社，2010.
关键词：《西京杂记》；动植物名物词；价值和意义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0-0195-01
《西京杂记》一书具有丰富的价值，虽然此书中有些内容的真伪至今未能得到确认，但不可否认，正是书中记载的这些史料为现存的一部分史书中没有记载或者记载不详的内容做了补充。《西京杂记》记载了文人作赋等文化性内容，篇幅有的寥寥数语，有的较长，但都体现着语言凝练、清新的文笔特点，对后世文学影响颇深，具有文学价值。此外，通过所描述的精美的艺术品、华美的服饰等还可以看到科技水平的体现。
我选择研究《西京杂记》中的动植物名物词，因为这个小方向至今还没有人拿来专门研究。田文国的《文化学视野下〈西京杂记〉名物词研究》对动植物名物词的研究是作为一小方面来进行统计，其中有的举例与篇章题目有出入，可能是所参考版本不同或者误写。我以周天游的《西京杂记》校注本为蓝本，保持与他略有不同的观点，从词语构成方面着手来重新分析动植物名物词。
一、动植物名物词的界定和分类
（一）动植物名物词的界定
1.名物与名物词
“名物”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天官・庖人》，其中记载“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对于名物的定义，训诂学上并没有给出清晰明确的定义。陆宗达、王宁的《训诂与训诂学》中指出：“所谓名物，早期的狭义说法一般是指草木鸟兽虫鱼等自然界生物名称，后来才扩展为车马、宫室、衣服、星宿、郡国、山川以及人的命名等领域”；可见名物的意义范围是很宽泛的。本篇论文参照刘兴均《“名物”的定义与名物词的确定》中所下的定义：“名物是指上古时代某些特定事类品物的名称。这些名称记录了当时人们对特定事类品物从颜色、性状、形制、等差、功能、质料等诸特征加以辨别的认识。它体现了先民对现实世界的感知以及对事类品物的类别属性的把握。”刘兴均关于“名物”的观点是当下比较科学的。刘兴均在《〈周礼〉名物词研究》中对名物词这样表述：“名物词是表述具体而特定的物的语词，它具有三个语义标准：其一，与物类相关，其二，所指必须是具体而特定的，其三，具有形态（包括颜色）、功能、性质等方面的区别性特征。”
2.动植物名物词的界定
根据刘兴军确定名物的三个语义标准，并参考相关研究《周礼》等古代典籍的名物词的划分的论文，吸收古文字学、文献学等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了本篇论文《西京杂记》动植物名物词的界定规则。
此外，在本篇论文中把《西京杂记》中与动植物密切相关，但不能直接认为是动植物的部分词语，也一并收入，自成一类。并且，书中出现的神兽，麒麟、龙、凤等古人虚构出的动物，即使现实中并不存在，也被收入动物类。值得注意的是，隶属于动植物下某种属类，例如鱼，马，梨，棠等，视之为大类，以用来与其下面所涵盖的各具特征的同类相区别。本篇论文将书中出现的大类下的小类展开，这些数目均统计在内（比如梨树有十种，加上梨，共计11种）。根据对《西京杂记》一书的详细阅读和以上三点判定标准，确定动植物名物词共有242个。
（二）动植物名物词的概貌
《西京杂记》动植物名物词共有242个，其中单音词共63个，复音词共179个（双音节词119个，三音节词58个，多音节字2个）。
动物名物词包含的种类繁多。其中有人们极为熟悉的家禽：鸡鸭鹅豚犬等，有诸如蜘蛛、蜩螗等的昆虫，有骏马、鹿，更多的是宫室园林中的珍禽异兽，还有一些在海洋生存的动物，如玳瑁、香螺、白蜃等。品种繁多的动物，宫室中的珍禽异兽，无不彰显着西汉当时的物产丰富和统治者的奢侈享乐。
《西京杂记》还记载了粮食、果树、药用、香料等效用的植物，充分展现当时西汉社会生活中常见的植物，从中可以窥见西汉人的日常生活以及种植和应用的技术。
二、动植物名物词的构词分类
（一）单纯词
复音节的单纯词主要包括联绵词、叠音词和拟声译音词，《西京杂记》中出现的单纯词主要是联绵词。连绵词又分为双声和叠韵、非双声叠韵。
1. 双声词
蜘蛛 萝勒 蒹葭 枇杷
2.叠韵词
荔枝 茱萸 林檎
3.非双声叠韵
芙蓉 蜩螗 鹈鹕 鹧鸪 鸿 珊瑚 骐 蟠螭 玳瑁 葶苈 梧桐
4.音译词
苜蓿
（二）合成词
合成词的构成主要有有复合式、附加式、重叠式三种。本书中出现的合成词主要是复合式。
1、联合
葭芦 莲藕
2、偏正
雁子 紫龟 绿鳖 白蛇 燕卵 黄鹄 凫雏 香螺 白蜃 茧栗犊 白虎 白鹦鹉 紫鸳鸯青兕 江鸥 海鹤 白鹇 黑鹇 马 乾鹊 鲛鱼 鹿 白燕 野雉 骏狗 猛犬 长鸣鸡 鸟 白狐 玫瑰树 连枝草 紫箨 绿节 离合草 江蓠 丹青树 华盖树 紫梨 青梨 芳梨 大谷梨 细叶梨 缥叶梨 金叶梨 瀚海梨 东王梨 紫条梨 弱枝枣 玉门枣 棠枣 青华枣 枣 赤心枣 西王枣 侯栗 榛栗 瑰栗 峄阳栗 秦桃 桃
缃核桃 金城桃 绮叶桃 紫文桃 霜桃 胡桃 樱桃 含桃 紫李 绿李 黄李 朱李 清绮李 青房李 同心李 车下李 含枝李 金枝李 颜渊李 羌李 燕李 蛮李 侯李 白柰 紫柰 绿柰 蛮查 猴查 羌查 青 赤叶 乌 赤棠 白棠 青棠 沙棠 朱梅 紫叶梅 紫花梅 同心梅 丽枝梅 燕梅 猴梅 文杏 蓬莱杏 椅桐 梧桐 荆桐 安石榴 白银树 黄银树 千年长生树 万年长生树 扶老木 守宫槐 金明树 摇风树 鸣风树 琉璃树 池离树 离娄树 白俞 蜀漆树 木杜 木桂 青木香 沈木香 柞树菊华 松柏树 蔗 蹲鸱 款冬 文木 树 翠羽 象牙 珊瑚树 烽火树 雄麝香 熊罴皮 龙骨 鲛骨 绛足 细柳 兕革 轻丝
小结：《西京杂记》中的动植物名物词，以偏正式结构构词数量最多，几乎占了全部比例。管中窥豹，可见东晋时期最主要的复音词构词方式是偏正式。就词性构成来说，动植物名物词的构成主要有如下方式：
1）名词・名词名词。例子：莲藕 葭芦
2）形容词・名词名词。例子：翠羽 细柳 白蛇
三、动植物名物词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西京杂记》中动植物名物词的大量存在，在数量上使西汉时代的草木鸟兽等自然名物得到极大丰富，生动形象地反映出西汉当时的物质条件和状况，也体现着西汉人对自然万物的熟稔。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农业社会积淀的社会人文精神一直源源不断地通过古代人的物质和精神创造（比如诗歌、政治思想、哲思等）来传达这样一种信息：人类离不开自然界，依赖并改造着自然界。人类进行社会活动与尊重大自然两者之间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在古人的朴素智慧中早就有所体现了。
总之，研究古代典籍，深入书中承载的历史的或者生活的画卷，名物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动植物名物不仅象征着充满活力的自然世界，而且联系着人类的生产生活：鱼跃鸟鸣，草长莺飞，虎狼奔走，万物生长，人类驯服兽类，栽种植物，获得物质生活资料以及审美的体验、陶冶情操……名物是历史与现代沟通的桥梁，研究动植物名物词，为窥见尘封的或辉煌或颓败的时代提供了途径，慢慢揭开逝去朝代的神秘面纱。
参考文献：
[1]（晋）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2]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3]刘兴均.周礼名物词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1.
一、考点设置特点(见下表)
分析：
①考点设置主要考查词法，对句法和行文逻辑方面也有涉及。
②词法考查又主要针对汉英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常见错误设置考点。
冠词：汉语没有冠词，因此学生对何时需要冠词，需要什么冠词不易把握，容易出错，有时需要冠词(2006年，2007年)，有时不需要(2008年，2009年，2011年)。
名词：名词的考查主要涉及可数名词的复数变化(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1年)。而在汉语中，名词的数的变化并不体现在名词本身，而是体现在数词的变化，如三个人、八本书。
介词：学生在学习介词时，母语的负迁移较为常见，如“背上痛”(“have a pain in the back”)。短文改错对介词的考查主要体现在固定搭配中，所以牢记介词的相关固定搭配是提高解题正确率的有效途径。
动词时态：动词时态的变化也是高中英语的难点和重点，因为汉语中动词本身并不体现时态变化，时态变化是通过时间状语来体现。而英语动词则有时间状语相一致的丰富变化。从命题情况看，主要考查一般现在时和一般过去时的区别(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1年)，仅有2007年考查了一般过去时和过去完成时的区别。
非谓语动词：非谓语动词在汉语里没有相对应的句子成分，且使用的情况较为复杂，也是中国学生学习的一大难点。短文改错的考点主要以-ing形式的考查为主(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1年)。
行文逻辑：英语是形合语言，注重形式的严密逻辑，所以，在行文中常使用明确的表转折、递进、顺接、因果等关系的连接词。汉语则属意合语言，很多情况下不使用连接词而主要通过前后的语句意思来体现逻辑，如“他欠了别人很多钱，(所以)不得不东躲过日子。”短文改错中对行文逻辑考查三种最基本的连接词and，but，so(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1年)。
二、应考策略
1.对比分析，增强跨文化意识
英语和汉语之间的许多差异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这是因为文化和语言密不可分，文化的差异自然而然地体现在语言上。比如说，西方文化比较重视时间的精确性表达，这种精确就体现在动词的时态变化上；比较重视逻辑的严密性，这体现在名词的单复数变化上，谓语的单复数与主语一致以及表各类关系的连接词的普遍使用上。另外，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中国看重辩证思维，而西方则看重形式逻辑思维。又如东方文化则强调储蓄、讲究留白，把“无声胜有声”看做是一交际的最高境界和理想状态。有时甚至刻意地保持“模糊”，以便有回旋的余地。而西方文化，则属于契约文化，必须把所需表达的东西准确、全面、清晰地表达出来，以求达到双方明白无误的效果，以免日后产生纠纷。所以，这些看似语言的差异，其实是文化的差异。教师应结合所学内容，引导学生对两种语言对比分析的同时，更要上升到文化差异的高度，以增强学生跨文化意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2.熟记语法，重视语言基础
短文改错的考点设置都属于英语的基础语法知识范畴，如，冠词、名词、代词、形容词、副词、动词时态等，考查的难度不大。因此。重视基础语言知识，牢记基本的语法规则，构建起基本的语法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3.改写接合，强化语篇意识
从命题者的角度看，短文改错不是句子改错，而是考查学生在语篇中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有些错误仅从一两句话是无法识别的，必须站在语篇的高度，在把握全文的基础上，才能成功地找出错误并加以纠正。另外，多练习写100词左右的记叙文对改错也有较大帮助。改写接合，既提高了学生的改错水平，更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
参考文献：
[1][美]萨莫瓦尔.跨文化交流(第六版)影印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01.
[2]周义.中西方文化比较[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关键词：《全唐诗》；以诗证史；唐代；农业
唐朝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胸襟与气度。综观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强盛的王朝，强盛的标志不外乎国富兵强和民丰物阜，在深层文明上作出突出建树的有贞观王朝，正因为有了贞观之治的基础，武则天才作到了‘政启开元’，从而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开元盛世的富庶有大诗人杜甫《忆昔诗》中写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生动形象的描绘了当时的农业等兴盛情景。
一.剥诗抽“茧”――唐朝农业基本状况
唐代作为中国地理版图比较辽阔的一个封建王朝，由于其各个地区地理环境的差异，所反映在农业上的就是农业区域特点的差异比较明显。南北方区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导致了各自在农业领域的不同。北方因其干旱少雨的独特气候环境，不适应以灌溉为主的水稻种植，因此“水稻”这一农作物也就注定与北方的黄土无缘。反而南方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
唐时期，唐政府就很重视农田水利灌溉。随着水利的发展，唐代的灌溉工具也有相应的进步。除了已有的桔槔、辘轳、翻车还在普遍使用外，人们又创造了连筒、桶车、筒车和水轮等灌溉新工具，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如王维《辋川闲居》：“寂寞于陵子，桔槔方灌园。”、储光羲《田家杂兴》其四：“桔槔悬空圃，鸡犬满桑间。”王昌龄的《行路难》中就有关于辘轱的诗句：“双丝作绠系银瓶，百尺寒泉辘轳上。悬丝一绝不可望，似妾倾心在君掌。大诗人杜甫在四川写的一首田园诗《春水》，诗中说：“三月桃花浪，江流复旧痕。朝来没沙尾，碧色动柴门。接缕垂芳饵，连筒灌小园。已添无数鸟，争浴故相喧。”这是筒车在唐代用于农田灌溉的佐证之一。
唐代注重农产品种类及其数量的发展，扩大了耕地和灌溉面积，提高了粮食亩产量，从而促进了经济作物的发展，如水稻，粟，麦，黍等。杜甫的《为农》中写到：“圆荷负小叶，细麦落轻花。”圆圆的新荷静静地浮在水面上，亭亭嫩绿的小麦已在轻轻地扬花。如此美好兴盛的场景充分给我们展示了一幅麦花与荷花交织的美好景象。又如《大雨》中写到：“敢辞茅苇漏，已喜黍豆高。”这些诗句中描写的农业的发展足以让我们看到唐代农业的繁荣。
二.《全唐诗》眼中的北方地区农业
1、唐朝北方农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北方因其干旱少雨的独特气候环境，不适应以灌溉为主的水稻种植，直到夏代至春秋时期，北方产生了沟洫水利，水稻才得以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得到推广。所以气候的好坏就决定了农业的收成问题。王昌龄有一首诗《塞下曲》中有关于唐代气候的描写这样写到：“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萧关县治今宁夏同心县东南，唐属原周。南距州治平高二百余里，这里以近长城，可是仍然有大片的森林。如果气候好，来年获得个丰收的，当时的人们也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自然灾害的减少，获得丰收的良好祝愿。我们可以从唐代诗人王驾的一首《社日》中来了解一下当时人们庆祝丰收的活动场景。诗中这样写到：“鹅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鸡栖对掩扉。桑拓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这首诗充分展现了人们在获得丰收时的欢庆场景。
2、唐代北方“农桑”业的发展状况
劝农桑是唐朝各级政权的“百政之首”，已成制度。“农桑之时，不得妨夺。州县长官，随时劝课。”如全唐诗中施肩吾的一首《春日钱塘杂兴二首》里这样写到：“酒姥溪头桑袅袅，钱塘郭外柳”。路逢邻妇遥相问，小小如今学养蚕。”可见当时养蚕业的规模性与普遍性。唐朝前期的丝织业中心仍在北方，黄河流域的蚕桑生产技术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养蚕业作品的代表应属吴的八辈蚕了。诗鬼李贺就是其中推崇吴的八辈蚕的一位名人，他有一首诗《南园十三首（其一）》中这样描写吴的八辈蚕的诗，写到：“长腰健妇偷攀折，将喂吴王八辈蚕。”
还有一些诗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北方农业发展状况，如陆龟蒙有一首《江边》中这样写到：“江边日晚潮烟上，树里乌鸦桔槔响。无因得似灌园翁，十亩春蔬菜一藜杖。”这首诗给我们说明了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带动下，城郊茶叶，蚕桑，水果等产品的种植面积的扩大，从一个侧面让我们了解了当时的北方农业繁盛的景象。
三、诗中“稻茶香”――尽显南方地区农业
1、唐代南方“水稻”业的发展状况
南方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唐代水稻的种植相当普遍，除了传统的苏浙、中原、关中、巴蜀等种植区以外，西北的河套平原、宁夏平原、河西走廊，以及东北地区、华南的福建、岭南地区，均有水稻种植。如刘禹锡《送李中丞赴楚州》：“万顷水田连郭秀，四时烟月映淮清”描绘了楚州（今江苏淮安）城外农民栽下的万顷水稻长势正旺。李中《秋日登润州城楼》：“水连海门铺远色，稻连京口发秋香”是对润州（今江苏镇江）农民种植的大面积水稻的刻画。李嘉诗《秋晓招隐寺东峰荣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万畦新稻傍山村，数里深松到寺门”向人们展示了招隐寺附近的农民在山村周围刚栽下了万畦新稻的繁盛景象。
2、唐代南方“茶”业的发展状况
茶业在唐代南方的农业经济中是一个重要部门。现今世界产茶国家的茶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我国传入，巴蜀作为当时全国茶业中心，饮茶之风风行。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中写道：“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觜。”
随着茶叶生产与贸易的发展，涌现了大批以茶为题材的诗篇。如杜甫的《重过何氏五首之三》：“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日暮分，在平上欣著日落和晚霞，享受著暖和煦的春，品啜著中的香茗。此句一下子就把者的思致入一意雅致的境，使人也置身其中，周遭溢茶香。“春啜茗”一句它的是一心境，更是一意境。倏忽，不知不春天入了中，装了心中，感如啜甘露，如沐春，早已分不清春是在皮上吹拂，是了心扉。然而，春不是孟郊下“春得意蹄疾，一日看安花”的得意春，是著淡淡微微息的，要不人也不在的尾陡然一，由盎然的致入好景不常的感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唐代农业是多方面，多层次，不同领域的发展，这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农业方面的生产情况，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古代封建王朝的鼎盛的时期的历史面貌，为我们展示了当时历史年代的兴盛风貌，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发展有着积极地作用。（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1]《金泥玉屑丛考》王仲荦著，中华书局出版社，第87页
[2]《〈全唐诗〉经济资料辑释与研究》卢华语主编，重庆出版社，第79页
[3]《全唐诗》[清]彭定求等编，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5页
[4]《唐代农民家庭经济研究》张安福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唐代城市经济研究》肖建乐著，人民出版社，第106页
[6]《全唐诗精华分类鉴赏集》潘百齐著，河海大学出版社，第228页
[7]《唐代政治史论述稿》陈寅恪著，北大出版社，第39页
[8]《新唐书・地理志》宋祁撰，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41，第1064页
[关键词] 凉山彝族；民间文学；博葩；起源
博葩在凉山彝族民间文学中属较被忽视的文化意象，在民间和学术上没有过多的人了解与研究，一直以来彝族博葩都处于将被边沿化的尴尬境地，而作为彝族母语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而言，博葩应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它来源于日常生活，并在日常生活的婚嫁喜事或节日集会等大型场合中表演，是彝族母语文化传承的有效方式之一，笔者也是看了相关的学术论文及报导才引起心中的共鸣，通过收集与整理资料的方法对博葩进行肤浅的略述。
彝族民间里人们对博葩并不陌生，“博葩”意指“来历”、“来源”、“起源”或“源头”，是万事万物的开山之祖，彝语里也有“博尔博葩”之称法。在彝族民间文学里，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博葩，小到一根不起眼的草，大到能说会道的人类，且博葩一直都是神圣的，一般在婚嫁与节日聚会等大型场合中表演，具有娱乐和测智等功能，一个懂博葩的人在类似的场合中是被众人尊敬的，但目前彝族博葩没有得到更多人士的关注，博葩的传承与发展较滞后。
在凉山彝族博葩中从设计谋略的博葩、吹风的博葩、酒的博葩、到人的博葩应有尽有，数目之多。如：《金属的来源》、《竹子的来源》《山羊的来源》、《疾病的来源》、《狗的来源》、《鸡的来源》、《蛙的来源》、《猪的来源》、《房子的来源》、《绵羊的来源》、《跳蚤的来源》、等等。
下面例举两个彝族博葩中的部分内容：
千千万万年前，有个马蛋从天落，从青天落到蓝天，从蓝天落到彩云里，从彩云落到白云里。大雁见了说：“这是我的蛋”，拣来孵了三年又三月，孵出雁儿来没有，没有孵出雁儿来。从白云落到黑云里，老鹰见了说：“这是我的蛋”，拣来孵了三年又三月，孵出鹰儿来没有，没有孵出鹰儿来。从黑山落到土儿山顶，从土儿山顶滚到土儿山腰，从土儿山腰滚到土儿山脚。云雀见了说：“这是我的蛋”，拣来孵了三年又三月，孵出小鸟来没有，没有孵出小鸟来。马蛋滚到竹林边，斑鸠见了说：“这是我的蛋”，拣来孵了三年又三月，孵出小鸟来没有，没有孵出小鸟来。马蛋滚到石缝边，老鼠见了说：“这是我的蛋”，拣来孵了三年又三月，孵出小鼠来没有，没有孵出鼠崽来。马蛋滚到泥土里，蜥蜴见了说：“这是我的蛋”，拣来孵了三年又三月，孵出崽儿来没有，孵出一匹马来。从蛋里孵出的这匹马，呼吸很微弱，该长角的地方，长出耳朵来，耳朵终于代了角。鼻孔喷气似白雾，马鬃好似一排竹，马尾有竹竿粗，前蹄腾尘灰，后蹄飞泥土。马属‘雪子’类，生下无数后代，分成五个支系：一支是骏马，二支是骡子，三支是驴子，四支是草原上的大种马，五支是山里的花斑马。
丰收了呀丰收了，山顶上的荞麦粒，像滚石滚着来汇合，山腰的荞麦粒，像锦鸡跑着来汇合；山脚的荞麦粒，像野兔跳着来汇合。丰收了呀丰收了，播下一斗收三石，赶上马儿驮荞麦。驮到村寨边，白狗达一来欢迎，摇着尾巴来欢迎；驮到元坝里，猪鸡一起来欢迎，哼着曲调来欢迎。用箩装荞麦，箩筐装不下，剩下酿酒喝。………砍下三截竹根，做成三副口弦，送给三个姑娘。是口弦在低吟，还是姑娘在低吟，口弦在低吟，姑娘也在低吟。过去这么低吟，现在也这么低吟。
从以上彝族博葩中可以看出，博葩具有节奏鲜明、韵律和谐、通俗易懂、耐人寻味等特点；内容上对画面的刻画形象生动，语言运用收放自如，且趣味性较浓，读起来朗朗上口，节奏前后对应，富有一种诗性的文学美；博葩的表演在传承彝族母语文化上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在婚嫁喜事等民俗活动中也具有娱乐大众的功能。加上独特性与通俗性等特点，使博葩成为彝族民间文学中一个最具神秘色彩的文学意象，是精妙绝伦的彝族民间口头文学，是彝民族智慧的结晶。
除此之外，彝族博葩还具有区别于神话和传说的哲学寓意，整个博葩的内容没有神话和传说的味道，没有一点“神灵”色彩，而是更多地呈现人们或动植物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感知世界的朴素现实主义观念。彝族博葩是研究彝族哲学、自然科学的重要语料，具有极大的学术研讨价值。
参考文献：
[1]阿鲁斯基.阿鲁金乐著《凉山彝族风情奇趣谈》2000年.
[2]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编委会1991年编印《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少数民族卷》（川新出图90字第26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