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19 16:48:0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第二语言教学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重大的进展
1．理论建树初具规模。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因为它建立在朴素的客观规律之上。对外汉语教学尽管头绪纷繁，却是有规律可循，从理论上探索这些规律，把几十年来国内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加以总结，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成熟的标志。已故的熙先生说：“现在世界上有各种理论，汉语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一种理论来，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熙，1989）现在，“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组成；基础理论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应用理论是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教学法的部分内容具有理论性质，因此不妨把它也归入理论范畴）。”（《纪要》，1995）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则是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理论，它是建立在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语言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围绕着理论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论文，其中吕必松、胡明扬是其代表。然而，框架虽然搭起，研究却还不能说十分深入。真正称得上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章，为数并不多。当然，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理论研究，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者。如果说，一个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学科，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决不为过。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前提。对特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朝着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研究对象，熙在1989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另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本身的研究，而这决不仅是教学经验的问题。四年之后，盛炎、沙砾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盛炎、沙砾，1993）到了1995年，我们对特殊的研究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即研究外国人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和相应的教学规律。研究的内容则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从“学”的角度，要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学会并掌握汉语的；从“教”的角度要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内在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纪要》，1995）只有研究对象明确，才能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分别开展学科理论研究、汉语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点。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学习和教学问题，那首先要把“学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汉语本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汉语研究。
在汉语本体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汉外语的比较，从而找出学习的难点，“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王力，1985）研究语法结构，研究语音规律，对本国人来说，一般规律也就够了，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掌握一般规律是学不会汉语的，常常一用就错，这种错误往往启发研究者去注意中国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于是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这种从教学中发掘的研究课题，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其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陆俭明、邓守信、王还、刘月华、赵淑华、佟秉正、舆水优等。
至于研究“教”和“学”，与其他语言作为外语教学是有共性的。这也就是在创始阶段，我们不断引进、介绍各种外语教学法的原因。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很多。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无疑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在研究汉语教学法时，正如张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它们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张清常，1990）这是十分中肯的话。
下面我们对教学法研究略事回顾：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讨论会上，汉语教学法研究与国际上交际法原则盛行一时相同步，并开始探索结构与功能相结合、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路子。1987年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教学法研究不断创新，预计有可能形成“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新路子，并向综合教学与分课型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拓展。1990年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人们对教学法又有了新的思考，以历史的态度对以往的教学法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从而发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法是完整的唯一可行的，而且可以普遍适用的。应该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不同的语言教学目的和不同的教学阶段对教学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普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有千秋》（[美]杨觉勇）一文代表了这种思想。到了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吕必松总结到：“更快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已成了各种语言教学法流派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不可逆转的一种发展趋势。”（吕必松，1993）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全能的，也没有一种教学法是毫不足取的。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对象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今后，我们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兼采众长，摒弃其短，探索汉语教学的新路子。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近年来在研究中比较注重教和学的调查研究，注意统计分析（定量、定性分析），创造条件搞各种教学试验等科学的方法。
4．研究领域正在拓宽。语言教学的研究，是受语言理论研究制约的。80—90年代，国外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已经不似70—80年代那样风靡一时，代之而起的是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潮流所及，社会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用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开始是关注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的介绍，继而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开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领域。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并在语言教学中引入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是将语言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胡裕树等，1989）不同的语言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这种文化差异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障碍之一。近年来，关于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排除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讨论，已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之一。研究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对比，主要是以汉语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和以英语为背景的欧美文化、以日语为背景的日本文化的比较；另一个是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内容都与语言学习和教学直接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胡明扬，1995）探讨了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最有可能直接影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文章认为，在语言教学中注入文化因素应考虑到外国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在文化上的异同，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把语言课上成文化课。这篇文章廓清了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一些不够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大家形成共识。总的看来，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讨论汉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比较多，讨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学习影响的文章还比较少。领域虽已打通，深入下去还值得探讨。
5．研究成果十分可观。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本体研究成绩尤为突出，这是汉语研究专家与对外汉语教师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结果。对外汉语教学从一个新的角度开拓了汉语研究点，它受到汉语专家热情的关注，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帮助；而对外汉语教师，掌握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难点，从那些中国人习焉不察的问题中，小处人手，大处着眼，发掘带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体现了学科的特色，为汉语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篇章、汉外语对比以及与汉语教学有关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中，语法研究又占更大的比重，在前四届讨论会的论文选中，有关汉语本体研究的论文共160篇，占全部论文总数363篇的44％，而其中仅语法研究的就有90篇，又占总数160篇的56％。这些论文涉及下列三类内容：一是从宏观上研究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路子，探讨浯法教学的改革。二是针对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深入分析语言事实，发掘语言规律。三是在汉语语言现象的分析与描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研究的势头，与80—9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的语法研究不无关系。近年来，中国的语法研究异常活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硕果累累，新人辈出，成为语言学科各个部门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龚千炎，1996）影响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语法研究，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研究特色：一是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涉及到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功能语法等。二是体现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特别是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形式与意义密切配合，交互验证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三是结合汉语与外语的比较，深入发掘汉语的特点，渗透着理论的思考。
在教学研究方面，对汉语诸要素教学的研究更深入、更具体，有不少新的教学设想，得出不少有教学参考价值的结论。通观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不断有新的进展。首先，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其次，进一步明确丁以总体设汁为主导的教学过程的四大环节。对各个语言教学环节和各种浯言技能训练的研究，更有理论的深度，对教学也更具指导作用。对于各种语言技能从设课到训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范。最后，建立并在不断地完善有效的汉语水平考试系统等等。
自1987年中国对外汉语教材规划会以来，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几年来编出了上百种不同类型、不同课型、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色的汉语教材，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教材中，大都能较好地体现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则，并带有不同的教学法理论倾向，应该说各具特色和优势。（杨庆华，1995）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今天，更新教材的呼声日高，我们期待着新一代教材的尽快问世。
学会成立以来，研究的重点开始由“教”转向“学”。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直接影响着教学水平。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对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分析，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的描写，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偏误分析及中介语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行为过程的调查与实验，以及对课堂上师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察研究，等等。学习规律研究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模式和假设，对促进汉语教学研究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研究成果应该重视，值得提及。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全面体现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路子，世界各国的同行们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力求逐渐加深认识，不断地改进处理方法，争取良好的教学质量。（吕必松，1993）这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明显的不足
1．关于学术方向。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指出：“由于近年来我国涉外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上便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本身也产生了某些怀疑。”（《纪要》，1995）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分歧，不但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而且也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对课堂教学也不无影响。面对这种局面，学术方向出现摇摆。
这次座谈会经过坦诚的切磋，在学术方向上可说达成共识，从而明确了学科的性质，规定了学科的内涵，维护丁“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唯一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会议指出：“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根本的区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学，教学规律也没有足够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不可能属于同一学科。”（《纪要》，1995）这样就摆正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今后，发挥学科优势，突出学科特色，把握住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方向，仍是不容忽视的。
2．关于研究视角。从总体上看，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略嫌偏窄，一个领域的各部门的研究也多有失衡。在汉语本体研究中，词汇及其教学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几年来毫无改善，极需加强。近年来，语音及其教学的研究，有滑坡现象，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质量有待提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数量在历届论文集中呈递减趋势。汉语语段、篇章，汉语风格及其教学的研究，除个别文章，几乎无人间津。
在教学研究中，探讨一般教学法的文章较多，而探讨具体语言要素教学的文章较少，能为单项语言技能训练寻找出有效方法的文章更少。在学习研究上，缺乏有份量的各种教学实验，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行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的科学数据。由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应更开阔些。
3．关于学术课题。在学术课题的选择上，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课题还没有被攻克。比如，我们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具有国家水准的汉语语言能力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我们虽有《当代北京口语语料》，也还只是初级产品，还有待于系统地、全面地开发研究，我们迫切地需要通过开发研究为对外汉语口语教材找到真正的现代汉语口语标准。我们虽然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那还只是一个“暂拟”型的或“提要”型的理论框架，似嫌陈旧，我们还应研制一个适合外国人学习汉语语法的应用型的教学大纲。有些基础研究工作，个人难以完成，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力，成立课题组，共同研制。比如把近年来分散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整理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一方面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从中发现薄弱环节，以便补苴罅漏，填补空白。有些几经繁难，辛勤劳动研制成功的基础项目，对外汉浯教学界的同仁要充分利用，如《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现代汉语句型系统》、《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系统》等，要物尽其用，不可束之高阁。（张旺熹，1996）
4．关于论说方式。科学研究的成果应以严谨的形式来体现。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论文还只是教学总结，或断想式的经验之谈，甚至写成了工作报告，严格讲来这都不能算作科学研究论文。有的论文选题不错，然而或论证角度欠妥，立意不明；或逻辑层次紊乱，让人难明事理；或浅尝辄止，失之于肤浅。有的论文所用语言不是科学论说语言，过于散文化或口语化。有的文章不列“参考文献”，也没有注释，引文也不注明出处，看不出自己的新见解，甚至对所研究的某一问题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甚了了，不能充分掌握某一问题所有的资料。这些都是对外汉语教学在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过程中要加以克服的。走向成熟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应该有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者，并且取得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三、乐观的前景
1．语汇及其教学研究将迈入新起点。长期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比较重视语法教学，把词汇及其教学的研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于是，词汇的教学与研究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至今依然如此。
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是成年人、外国人这一根本特点，混同了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汉语教学。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学龄前就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汇及其用法，他们在达意上没有困难，以后的任务是扩大词汇量及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的问题。外国成年人学汉语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学，要掌握每个词的用法，日积月累，熟能生巧，最终才能掌握一种语言。如果只学一些干巴巴的语法规则，充其量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标准句，稍一活用，常常是一开口——动笔就错误难免。特别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外国人会觉得语法条条不管用，而一个个词的用法才真正解决问题。以至于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学生看来，汉语语法规律不像其他语言那样严密、系统，而且有不少语法规律不好归纳，甚至等于学一个个词的用法。”（舆水优，1991）其实，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说过：“学习中国语言有三大困难，其实只是一个，即中国语词的问题。”（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这是因为语汇是语言存在的唯—‘实体，语法也只有依托语汇才得以存在。语法也可以说是无数具体语汇的具体用法的概括与抽象。因此，胡明扬说：“语汇教学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也正因为如此，加强语汇研究和语汇教学就成了当务之急。”（胡明扬，1996）现在，我们看到，语汇及其教学的研究已经迈入新起点。《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的正式出版是其标志。这是一部为外国人编的汉语学习的原文词典，它收词3700多个，有准确的释文，丰富的例证，简明的用法，更宝贵的是备有错用的提示。这是语汇及其教学研究的新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汉语学习和教学的需要。
最近，语言学领域新出现一个叫做“最小程序”（MinimalistProgramme）的新论点，这一论点将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同归结为其虚词成分和词汇方面的差异。，（袁博平，1995）与此相关，又有“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之说，认为：“语法理论，无论是转换取向或功能取向，若不跟词汇分类相结合则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突破。”（郑定欧，1995）理论语言学的这些新发展，必将对语汇和语汇教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带来新的契机。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注入新的思想。
2．学习规律的研究将出现新推进。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教”和“学”的内容，以及“怎么教”这两方面，对“怎么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学习和获得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研究语言的学习和获得的规律，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对提高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国内汉语学习规律研究起步较晚，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我国较早的学习规律研究是对比分析，即从两种语言本身的比较来预测学习中的难点，继而是中介语研究。研究者认为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学生使用的实际上是一套独立的语言体系。这套体系既不是学生母语的语言体系，也不是第二语言的体系，而是学生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研究这套语言体系，可以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而学生的语言偏误正可以观察中介语在学生头脑中的运作情况。七十年代，国外第二语言教学中，偏误分析曾风靡一时，风尚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曾把错误分析、对比分析和中介语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学习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吕必松，1993）近年来，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也曾影响学习理论的研究，如区分“习得”与“学习”，采用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提高听力教学的质量等。八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这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习得理论。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有人认为，目前世界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是，以语言原则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袁博平，1995）对外汉语教学的学习研究必将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展开新的研究未来。
3．电脑化教学研究将跨向新高度。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视、听材料进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仅仅是利用电视机、收录机的效能开展教学。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迅速发展，也仅限于以常见情景；常用句型为线索，配以常用语词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教学，还不能充分发挥这类设备为语言教学所能提供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如综合性、直观性、可选择性等，开辟教学的新路子。
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诸如笔输入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新的希望。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开辟教学的新途径，研制新一代教材，促进科学研究，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仅以多媒体为例，编写多媒体教材应立即着手去做，多媒体是既能处理文本信息，又能处理图像、图形和声音的多功能技术，并具有人机交互的能力。以这种技术研制的新一代教材，是一种文字、声音、图像立体发展的教材，必将给对外汉语的教学带来一场革命。又因多媒体信息量大，具有跨时空特点，可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因之也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我们相信，必将会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一番新的景象。
参考文献
熙1989《在纪念<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王力1985《在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的讲话》，《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胡裕树1989《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两个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纪要》，《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1期。
胡明扬1995《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陈亚川1990《汉语教学研究的拓新与深化——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读后》，《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吕必松1993《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郑定欧1995《“凝固”析——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r）引介》，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讨会论文
李忆民1995《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龚千炎1996《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学习》第2期。
杨庆华1995《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的初步构想》，《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盛炎等1993《对外汉语教学论文评述》，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舆水优1991《通过常用语法错误来看处所词的用法》，《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张清常1990《对外汉语教学法·序》，现代出版社。
赵金铭1985《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87《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89《近十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1993《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发展与创获——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综述》，《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建国前的殖民地时期。1956年，《新加坡立法议会各党派华文委员会报告书》首次肯定了母语的教育地位和双语教育的重要性，开了双语教育的先河[1]。1965年独立以后，虽然社会政治和语言环境皆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加坡政府始终将双语教育视为是国家主流教育体系的基石。与此同时，新加坡又是东西文化的交汇之地，国内的三大种族——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各自都有其悠久而璀璨的历史文化。按照多元文化教育学者的观点，这种多元文化社会最易产生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Education）[2]，且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人民可以通过建构（Construct）、解构（Deconstruct）、重构（Reconstruct）的过程，发展与培养自身的双文化身份[3]。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华族学生而言，他们所接受的多元文化教育主要指兼通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双文化教育（BiculturalEducation）。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对高层次人才的渴求，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新加坡政府就开始了一系列培育双语、双文化精英的探索和实践。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新加坡的双语教育采取的是以英语为主、族群母语为辅的非平衡策略，因此对于华族学生而言，新时期的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特指学生在掌握英语和西方文化的前提下，对于华语和中华文化也要有较深的了解。换句话说，前者是新加坡当下华族学生的强项，后者则是他们的不足之处，故加强对后者的学习就是新加坡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中学生要学习的重点。
二、新加坡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的培养模式
1.设立特选中小学校
1979年，面对传统华校的转型，新加坡政府设立了9所“特别辅助计划”（SpecialAssistancePlan）中学即“特选中学”，分别是圣公会中学、公教中学、华侨中学、中正中学（总校）、德明政府中学、海星中学、南洋女子中学、立化中学以及圣尼格拉女子学校。这项计划规定，只有小学离校时考试成绩最好的8%的考生（约占及格考生的10%），才可以选择进入这些中学修读英文和华文都属于第一语文的特别课程（SpecialCourse）。制定这项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保留全国最优秀的华文中学，以使学生能在一个有华校传统的学习环境里学好华文和英文，成为保留华校优良传统的双语人才[4]。1981年，新加坡教育部为鼓励学生进入特选中学，又实施了多项奖励措施，其中包括申请初级学院的两分优待（Concession）以及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权（Priority），万一不能应付时还可以选择考一科第一语文、一科第二语文等[5]。1984年，新加坡教育部又将4所特选中学的附属小学也列为特选学校，继续以华文和英文作为第一语文。截至2011年，新加坡的特选学校已发展到11所特选中学和15所特选小学的规模，在新加坡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领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2.开办官方特色课程
（1）华文语文特选课程（LanguageElectiveProgramme[Chinese]）
为了栽培精通双语的人才，新加坡教育部于1990年在他们的两所著名的初级学院——华侨中学（高中部）和淡马锡初级学院开设了“华文语文特选课程”，简称“语特课程”。随后，南洋初级学院、裕廊初级学院、德明政府中学也相继加入，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最多一届达到225人。对本课程的学习为期两年，剑桥普通教育证书（“O”水准）会考成绩达到高级华文B3（或高级华文B4与中华文学B3）或华文A2两个标准中的一个即可加入。在课程内容方面，学习本课程的学生必须修读H2华文与文学科目。自2008年开始，所有语特学生必须多选修一科与华文相关的科目，如H1华文理解与写作、H1中国通识、H2中国通识、H3华文与文学等。语特课程的目标非常明确，即培养具有语言天分的学生，提高他们的语文水平和他们对中华语言文学的认识与了解，栽培学生使之成为精通双语的人才，为国家做出贡献[6]。20多年来，语特在培育双语人才方面确实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截止2010年，这项课程总共栽培了2328名语特毕业生，其中获得奖学金的725人，所从事的职业涉及教育、传媒、科技、法律、商业、艺术等诸多领域[7]。
（2）双文化课程（BiculturalStudiesProgramme[Chinese]）
随着学生语言背景的改变及中国的迅速崛起，新加坡急需培养一大批有能力和中国及西方国家进行交流的双语双文化人才。正如前内阁资政李光耀所言：“要与中国接轨必须超越华文领域；若要跟随中国发展的步伐，就必须具备‘双文化’能力，了解文化并培养世界观。”[8]由于特选学校具备双语双文化教育的优势，所以新加坡教育部自2005年起，相继在德明政府中学、华侨中学、南洋女子中学、立化中学等4所特选中学开办了双文化课程，旨在培养一批不但精通双语，而且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有相当认识的双文化人才。要使他们既能和中国沟通，也能和西方交流。这样的人才可以使新加坡在国际化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9]。双文化课程从中三到初院二年级，为期四年。在中三、中四阶段，学生除了可选读高级华文外，也可以选修中华历史和哲学；到了初院一、二年级阶段，学生可以选修华文、中华文学以及中国通识。2009年，第一届双文化课程毕业生就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如当年10名获得公共服务委员会中国奖学金的学生中就有7名来自双文化课程学校[10]。
3.鼓励校级旗舰计划（FlagshipProgramme）
除却上述官方开办的特色课程以外，新加坡教育部也鼓励其他各类学校自行设置双语双文化教育的相关课程。其中，新加坡福建会馆属下五所小学开设的“双文化华文优选课程”（BiculturalChineseElectiveProgramme）最引人注目。2007年，道南学校、爱同学校、崇福学校、南侨小学以及光华学校等率先开设了此课程，每年从现有的小四学生中遴选出一批在课业上表现优异、又对这项课程有兴趣的学生参加，为期3年。课程内容除教育部规定的核心及深广课程外，还有专门为此项课程量身定做的四项内容：中华文化、儿童文学赏析与创作、语言训练和中英双语对比分析。此外还有国内外的浸濡活动、美育课程以及以华语的其他非核心科目，如小组作业、美术、音乐和体育等。开设如此精心设计的特色课程，旨在达致3个目标：培养一群精通双语、掌握华文听说读写4大技能，同时也了解华族历史文化的小学生；提升本地小学生的华文文化水平；在小学开设双文化课程，以使将来能与中学及高中的双文化课程接轨，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2008年，在新加坡教育部的支持下，所有特选中学和特选小学也都纷纷开设了具有校本特色的旗舰课程。如华侨中学的“华中戏剧课程”，公教中学的“深濡文化、驰骋神州”，德明政府中学的“文史华艺鉴赏课程”，南华中学的“文史哲与实用翻译课程”，圣公会中学的“中国通”课程，圣尼各拉女校和中正中学（总校）明年推出以华文授课的“O”水准考试科目“华文媒体”，圣婴小学的“圣婴新语”，宏文学校的“中华文化艺术课程”，以及南华小学的“C无限”等。这些校级旗舰计划的实施，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新加坡的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的发展。
此外，没有入选特别辅助计划的特选中小学和初级学院、自主自治学校等也都积极推行了他们的与双语双文化教育有关的旗舰课程。如自主学校莱佛士初级学院2005年起就开设了他们的校级双文化课程（中国），课程内容包括高级华文、深广单元和浸濡计划3个部分，以供他们的学生灵活选择。其中，对华文有兴趣的学生可以选择高级华文为会考科目；不选华文为会考科目但对中华文化有兴趣的学生则可选修非考试的深广单元。深广单元的主题涉及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文化、政治、经济与新中关系等领域。另外，所有学生也均可以申请到中国学校或公司浸濡3-4个星期。由此可见，经过30多年的努力，新加坡目前已形成以特选学校为主体平台进而也辐射到其他类型的学校的以官方的特色课程为主要途径进而扩散至校级课程的双语双文化精英培养模式。
三、新加坡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的经验和启示
1.新加坡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的经验
（1）政府积极倡导并提供经费支持
自1956年《新加坡立法议会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公布以来，新加坡政府多次以报告书甚至是以总理声明的形式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规和政策，积极倡导双语教育。在精英人才的培养方面，历次的华文检讨和课程改革更是对之关注有加[11]，不仅为培育双语双文化精英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显示出新加坡政府对双语教育的高度重视。
在大力倡导双语教育的同时，政府也为之提供了大量的经费保障。从新加坡教育部的年度报告中可以看出，新加坡的教育发展支出和日常教育经费支出均是逐年增加的。如2010-2011学年度，政府用于教育发展的费用达到8.79亿新元，相当于10年前的5.5倍；用于日常教育的经费支出达到90.31亿新元，约为10年前的2.1倍[12]。在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方面，政府也给予了充分的经费支持，其中包括设置奖学金和海外游学经费津贴等。如教育部为中学会考成绩优异的语特生每年颁发1000新元奖学金，为期两年，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同时免缴学费；双文化课程的特别辅助计划奖学金与语特课程大致相同。另外，奖学金获得的海外浸濡活动也能得到教育部的资助。
（2）学校富有创意的教学策略
学校是新加坡双语教育的主体，合理的课程设置和有效的教学策略是其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取得成效的关键。就特色课程而言，教育部虽然对于课程架构提出了指导意见，但各个学校在具体实施教学时仍有很大的自主空间，因此，5所语特学校和4所双文化课程学校都结合本校实际采用了极富校本特色的教学策略。比如，德明政府中学的双文化课程的教学，就是由其华文部和英文部组合之双文化学院提供的。所有中1至中4的德明学生除了学习高级华文及英文文艺外，在中3、中4阶段还必须修读本校的双语课程（BilingualProgramme），而中3及中4阶段学业成绩优秀者还可能获选学习教育部的双文化课程，修读“中国通识深广课”，并有机会参加海外浸濡学习。
灵活多样的教学策略在文化课程的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由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涵盖面广且内容庞杂，所
以在实际教学中很容易出现“拼盘式”或“浮光掠影式”等弊端。有鉴于此，新加坡各级学校均采取了主修课程、副修课程和辅助教学活动有机结合的教学模式。如此之后，课堂教学可让学生对中华文化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各校自主开展的辅助教学活动则可以让学生在实践体验的过程中加深对中华文化中某些要素的理解，进而将之提升为更高层次的毕生爱好或兴趣。当然，这种主次分明、点面结合的教学策略对于教师的综合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社会努力营造双语环境
根据2010年教育部母语检讨委员会的调查，新加坡华族学生在家庭里使用英语的频率已从1991年的28%上升到2010年59%[13]。数据表明，在新加坡的华族人中讲英语的比例越来越高，学生利用华语进行交际的在大幅缩减，新加坡的双语环境正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政府正在利用社区、媒体和民间团体等方面的力量，以努力营造和改善双语环境。
首先，在新加坡，上至政府总理、部长和议员，下至租屋咖啡店、菜市场的普通民众，都在竭力学习和使用华语，显示出一种全民营造双语环境的决心。其次，在新加坡的公众场所，不论是学校、商店、街道，还是旅游景点或小贩中心，到处都有双语标记，学生随时随处都可以接触到双语信息。再次，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体所使用4种官方语言，也为新加坡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双语环境。此外，一些民间团体如宗乡会馆等也在积极地协助营造这种双语环境。
总的看，虽然在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新加坡的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仍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双文化课程发展至初院或高中后，就势必要解决如何与语特课程协调的问题；再比如，由各级学校自行开设的双语双文化课程，其师资素质能不能达到可以培育双语精英人才的水平，等等。
2.新加坡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启示
（1）语言教学要遵循教育规律，要做到因材施教
近些年来，在我们中国的语文基础教育领域，固有的应试教育的思维模式严重地挫伤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教学过程中还出现了若干违背教育规律的现象，从而导致学生的母语水平逐渐下滑，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4]。另一方面，在语教育方面则是高投入、低产出，所有适龄儿童从小学甚至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学英语，直至大学本科及研究生阶段，但培养出来的双语精英却不多。究其原因，“一刀切”的教育教学方式是其中的重要一条，它违背了教育的基本规律，忽视了学生间的在认知上的差异。在这些方面，新加坡的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自教育分流制度实施以后，新加坡的历次华文教育改革都强调，由于学生的家庭语言背景不同，学习双语的能力不同，所以华文教育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来施行，而应该考虑到学生不同的语言背景、不同的学习能力及不同的性向和兴趣，从而因材施教，从而使学生能达到他们所能达到的水平。在推行特别课程时，新加坡教育部主要是鼓励对学习华文有兴趣且也能够应付学习华文要求的学生进行选修；中小学阶段的华文主修课程也有几种课程类型可供选择。因此，在实际的语言教学中，只有积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兼顾学生的认知水平，采取灵活的教学策略，才有可能培育出一批出类拔萃的双语双文化精英人才。
（2）双语教育要由立法，要在其中注入文化目标
由于中国的双语教育才刚刚起步，所以需要向新加坡学习的地方还很多。比如在立法保障方面，新加坡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规范双语教育的政策和法规，从而有效地保证了他们的双语教育的健康与有序的发展。相较之下，中国的双语教育目前仍属于个别地区和部分学校的自发行为，国家尚没有相关的政策法规。另外，重视双语教育中的文化目标的确立也是新加坡的一大特色。单纯的两种语言的习得仅仅是双语教育中的初始目标，通过双语了解和掌握双文化才是双语教育的终级目标所以将多元文化观纳入双语教育目标也是中国未来双语教育努力的方向。
（3）对外汉语教学要注重师资的配置，要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汉语在国际上的传播，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在各类高等院校渐次开设，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当下，这个专业大多设在大学中的中文系，也有部分院校设在外语系。对外汉语教学与母语教学是存在很大差别的，它要求要教师要具有双语双文化的综合素质和丰富的第二语言的教学经验。当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师资素质参差不齐。新加坡在其双语双文化教育过程中也遇到过此类问题。除了要加强师资队伍的培训之外，效仿新加坡某些学校成立双文化学院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在这种双文化学院，合理配置中文系和外语系的师资力量，使之能达到优势互补，实践证明可以收到好的效果。另外，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专业也应该学习新加坡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的培养模式，即先在某些师资力量较强的传统名校进行试点，然后再辐射开来，不宜盲目跟风，不能不顾条件轻易地开设对外汉语教学专业。
参考文献：
[1]JamesLynch.TheMulticulturalEducation[M].London：Batsford，1983（1）.
[2]谢泽文.新加坡五十年来推行双语教育政策的一些措施[Z].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五集.新加坡：华文研究会，2008.
[3]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华文语文特选课程说明书[Z].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2008.
[4]语文特选课程20周年纪念特刊编委会.荟萃——华文语文特选课程20周年纪念特刊[M].新加坡：教育部，2010，2.
[5]吴英成.汉语国际传播：新加坡视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05～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