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21 18: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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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产业经济毕业论文范文一：参与式教学模式产业经济学论文
一、参与式教学模式的具体设计与应用实施
1.建立学习小组，进行角色分工
采用自由组合、抽签等方式建立学习小组，每组以4～8人为宜，结合组员的性别、能力、个性等情况进行角色分工，包括组长、记录员、汇报员等，确保每个组员均承担一定的任务。根据实际需要，一段时间后可以对小组进行调整。
2.教师确定讨论题目，要求学生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
根据教学大纲和教学进度，教师提前将学习内容及教学重点和难点以思考题、案例分析等形式分解为教学目标。将思考题、案例分析题以小组分发，每组学生可根据教学大纲结合教学目标，对将要学习的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预习，明确学习目标，了解需要什么样的教学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教师可根据每组学生知识掌握的程度提出相应的问题，充分了解并记录他们的个性特点、兴趣爱好、能力水平;同时提业经济学习网站的网址、产业经济学期刊以及相关的参考书目录。每个学习小组可选择一类比较感兴趣的内容，作为本组的学习目标;课后针对所选内容及问题进行讨论，将查阅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如，在产业结构理论的学习中，可结合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讨论我国的产业结构演进是否符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在产业关联理论的学习中，结合所学的投入产出法的基本原理及应用，可选取某一地区进行简单的投入产出分析，使学生更加深刻地掌握投入产出分析的基本方法。在产业布局理论的学习中，可结合产业布局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分析产业集群的基本构成单位、特征、种类以及我国现阶段产业集群的发展情况;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学习中，可以根据SCP框架的具体内容，即市场结构中的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化、进入与退出壁垒，市场行为中的价格行为、非价格行为、企业组织调整行为以及市场绩效中的各项指标等，选取具体某一产业讨论分析产业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发展不足，并提出相应的见解。
3.在师生相互讨论沟通的基础上形成教学方案初稿
通过师生讨论、建议书或头脑风暴等方法，学生和教师均可通过相互取长补短来修改完善个人的见解。教师需要同等看待每位学生提出的见解，让每个层次的学生都能获得阐述想法的机会。通过深入学习讨论，各小组形成解决问题的初步设想;根据设想由学习小组拿出教学方案初稿，教师对学生设计的教学方案初稿提出意见与建议，学生根据教师的意见进一步修改教学方案，并形成教学方案定稿。这一阶段要求师生间的通力协作，所设计出来的教学方案应切合学生的个性特点、遵循学生的意见与建议。比如，在学习产业结构演进模式之雁行发展模式时，学习小组可以首先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例介绍雁行模式再联系中国实际，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类似于早期日本推行雁行模式时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状况雁行模式在中国可以有一个创新性发展，介绍并引导学生思考珠三角、泛珠三角以及长三角的产业转移中，河南正面临的众多机遇和挑战。
4.要求学生登台汇报讲解，引导全体学生独立自主思考
每组派一名代表将本组的教学方案进行汇报，并对疑难问题进行着重分析讲解，启发全体学生对该组内容的思考，全体学生亦可作补充或质疑提问。教师需对关键问题及时提示，引导全体学生自主思考。各组汇报后，对于学生有价值的见解和看法，指导教师应给予相应的肯定;对于有新意但尚欠成熟的认识，教师应给予一定的鼓励与帮助;对于一些不恰当的想法，不要急于评判，更不能轻率否定，应予以尊重的基础上分析引导，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自我矫正。
5.进行考核评价与归纳总结
二、参与式教学模式在实践中对教师的要求
参与式教学模式的实施应用，对授课教师的知识储备水平、课堂调控与组织能力均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做好参与式教学的应用设计，需要教师进行积极进行角色转换和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即教师要以平等的姿态，作为教学活动的引导者和与学生平等对话的参与者;同时还应以职业和专业的敏感，不断拓宽自身知识面，提高自身技能水平，了解和研究本学科发展前沿和社会热点，以保持教学内容的鲜活性。
1.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作为一种教学互动，教学相长的理念与模式，参与式教学通过教师的引导，激发学生主动思考，自觉学习的积极性，变要我学为我要学，调节和优化师生关系，形成教学共振，进而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促进师生共同进步。教师在具体设计与实施参与式教学的过程中，应摒弃传统教学方式，真正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参与问题的思考与学习的讨论。
2.具备调控课堂节奏的能力，按时完成教学任务
参与式教学过程虽以学生为主体，但并不是把课堂完全交给学生，教师不是不需要备课，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教师在课前要充分备课，确定具体可行的课堂教学目标，提供适合教学活动的材料案例;教师在课中要恰当引导，调控教学围绕目标开展，按时完成教学任务。因此，在参与式教学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教学进度安排，在课前设计好教学过程的时间，在课中调控好课堂汇报的节奏，保障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
3.给予学生恰当的鼓励，营造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
在参与式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应积极转变自己的角色定位，充分做好教学的引导者和协助者，给予学生适时恰当的鼓励，同他们相互讨论、分享观点，认可他们的学习成果和学习结论，这将给予他们极大的自信。特别是当好学生讨论在最激烈、最高涨的时候，要关注学困生、不善表达和发言的学生，在保护自尊心的前提下，鼓励他们参与到小组讨论活动中。通过改变传统教学中教师居高临下式的空洞说教，选择恰当有效的活动形式，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和方式，营造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进而实现理想的教学效果。为有效引导参与式教学模式深入实施和应用，还必须在政策上给予教师进行参与式教学模式实施的空间，进行考试方式的配套改革，建立新型考评体系，即打破传统机械记忆、闭卷考试的单一形式，变终结性考核为形成型考核。
三、总结
在教学评价上采用多元方式，注重过程考核。一方面注重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又要注重学生专业知识掌握情况的考核。比如，平时考核成绩可以占总成绩的50%，包括对平时课堂表现(考勤、作业、提问)与课堂汇报成绩两部分，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50%，主要包括知识性考核与能力性考核两部分，其中知识性考核占分30%，能力性考核占分70%，这样，学生在平时讨论和参与汇报时就会更积极主动，更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产业经济毕业论文范文二：课程教学产业经济学论文
一、国外产业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特点
国外产业经济学课程教学的最大特点在于，通过教学方法的创新以实现预期的教学效果，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教学方法:
1.合作学习法
合作学习法也称为小组学习法或小组活动法。第一步，教师在掌握学生基本信息的基础上，分派建立合作学习小组;第二步，让学生在课堂内外都参与到学习小组的学习中。课堂上，小组成员共同参与问题练习，并运用相关经济理论解决问题。在课外，学生相互协作，共同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在作业中，轮流指定一名小组成员作为主导者，成员之间相互做出评价，避免可能出现的搭便车问题。第三步，对合作学习法的效果进行评价。在课程教学中，教师要从学生出勤率、参与积极性和学术表现等方面做出评价。在英、美等国家，教育人员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合作学习法与传统的满堂灌教学方法相比能显著提高教学效果。
2.经验学习法
经验学习法是强调参与性学习机会的重要性，并将其融入课堂的教学方法。作为传统教学方法的重要补充，经验学习法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和长期保持知识的能力，经验学习法将学习的显性责任从教师移向学生，鼓励学生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例如，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将一份学术题材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新闻简报带到课堂上来，在交流中，每位同学都能专心听取和分享他人选择相应新闻故事的缘由。在经验学习法的教学中，由于每个人都参与了讨论，因此在班级营造了一个共同体氛围。与此同时，教师可以对最富有创见的学生给予小奖赏，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发散思维。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经验学习法在提高学生的基本技能方面优势明显，强调职业导向型教育，对提高产业经济学课程教学预期效果有着重要作用。
3.主动学习法
主动学习法是克服传统填鸭式教学方法的局限，将学生由被灌输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变为知识的主动获取者的一种教学方法。在产业经济学教学中，学生的主动学习、善于思考非常重要。汉森(Hansen，1986)强调，财经类专业的学生应该能够获取已存在的知识，显示出对它的需求，并吸收它、运用它探讨问题并用它获取新知识，主动学习则可以为此提供真正的帮助。在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的今天，产业经济学课程教学主动学习法的运用显得尤为迫切，它也与传统的讲授教学法相结合，对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应用能力有着重要作用。
二、国内外产业经济学教学的差异与启示
由于不同国家的教育制度与教育理念的不同，我国和西方等国家在产业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特点中体现出一些差异:
1.学科设置
西方的产业经济学培养目标清晰，在不同的学习研究阶段，其学科设置也显示出差别化。首先，国外比较注重学科的交叉培养，密切关注学科和理论的发展前沿，鼓励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和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共同分析相关领域的实际能力，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更加完整，思维模式更加多元和活跃。相比之下，我国高校在产业经济学的学科交叉培养方面尚未起步，学科间的划分界限仍比较严格，对学科发展前沿关注度也不够高。其次，在课程设置上，西方国家产业经济学课程教学层次清晰。例如，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及耶鲁大学的课程设置的共性是层次鲜明，分为基础课程、高级课程和研讨班。与西方名校相比，我国高校产业经济学教学课程设置的层次不够明显，多数将其统一设置为专业课程，且在教学过程中缺乏层次逐渐提高的特点。
2.学生培养
在学生培养方面，西方国家侧重学生的专业素养、全面发展、应用与创新能力的人才培养模式，并为此在教学方式、学习环境、配套服务设施等方面给予支撑。我国的产业经济人才培养目前还停留在传统的培养模式，授课多以课堂理论教学讲授为主，学生更多属于被动的接受知识，以任务导向完成课程学习，缺乏学术研究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同时，产业经济相应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和手段缺乏，对学生的实践性、应用性培养不够，相关学术团体较少，学术氛围不够浓厚。
[关键词] 经济学数学化 经济英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深入，我们已步入一个经济化的时代。其实，埃德蒙・伯克早就说过，骑士制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诡辩者、经济学家和计算机的时代。在这个经济化的时代，每个人都应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正如保罗・A・萨缪尔森所言，“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从摇篮到坟墓，都会遇到经济学的真理……，经济学不会使你成为一个天才，但是，没有经济学，你简直非吃亏不可。”现在，大量的英文经济学原版著作引入到中国，进入到大学课堂；英文报刊、广播、电视英语节目，大量涉及国际、国内财经报道，广大的英语学习者和英语爱好者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大量的经济英语文献。经济英语是英语语言知识技能和经贸知识的结合。由于经济领域的浩瀚，以及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使经济学和数学结下不解之缘，出现经济学的数学化倾向。“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家惯常运用晦涩费解的语言和复杂难懂的数学公式，其结果往往使读者难于理解他们所要表达的内容。”
一、经济学和数学
经济学是研究客观的经济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被称为社会科学之王-是最古老的艺术、最新颖的科学。经济学研究的经济现象，虽然不可以象自然现象那样进行精确地计量，但还是可以部分计量的。事实上，可以用数学方法来考察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用数学语言来表述经济模型和经济理论，也可以用经验的统计资料对经济理论进行验证。科学的分析方法，必须在定性研究的同时，运用数学方法进行量的分析，才能完善地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言，“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达到了完善的地步。”
数学方法正是对客观事物进行量的分析。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数学方法的优点在于：(1)所应用的语言是更严密和更准确的；(2)有大量的数学定理为经济分析服务;(3)由于它使我们明确地表达一些假定条件，可以使我们避免采用一些不理想的含义模糊的假定；(4)它使我们能够处理有几个变量的情形。所以，数学方法被广泛地用于经济分析。
1.经济数学化
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加强了数学分析，甚至出现了经济学的“数学化倾向”。在西方经济学著作中，除了对经济理论进行必要的文字说明外，还广泛地运用几何、矩阵代数、微积分、概率论、差分方程和序列论等对经济现象进行数量分析。
2.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
数理经济学（mathematical economics）是一种经济分析的方法。在这种分析中，经济学家使用数学符号以表述经济问题，凭借自己已知的数学定理来帮助其推理。数理经济学和所谓“文字经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在数理经济学中，假设和结论是以数学符号表述的。另外，代替文字逻辑的是应用数学定理来进行推理过程，使表述更为严密和准确。
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则是在本世纪西方经济学“数学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具有把数理经济学和数理统计学兼容并蓄的特点。简言之，计量经济学是对已形成的经济理论所进行的实证统计考核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是数学分析方法在经济分析中应用的集中代表，充分体现了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二、经济英语与数学
经济英语主要指与经济有关，或涉及到经济的英语。经济英文语篇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包括:英语经济学文献，即英文版经济学原著和英文经济学论文等。应用经济英语文体，如商务沟通（business communication）等；报刊英语经贸文章、报道（财经报道financial report）。国际经济组织文献。由于数学方法在经济分析中的广泛运用，使得在经济学文献中，随处可见大量的数学词汇。如curve曲线，variable变量，coefficient系数，index指数，function函数，multiplier乘数等等，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学术语，如endogenous/exogenous variable 内/外生变量；coefficient of price/income cross elasticity of demand需求价格/收入/交叉弹性系数，Gini coefficient 基尼系数；Consumer’s price index，CPI消费品价格指数，Lerner index 勒拿指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社会福利函数，consumption function消费函数；deposit multiplier储蓄乘数，foreign trade multiplier对外贸易乘数等等，以及其他数学内容如：
1.图表
图形是说明两组或两组以上的资料或变量如何相互联系的图示。它的优点在于，在很小的空间里汇集了大量的资料并易于理解。图形对于经济学者如同榔头对于工匠一样必不可少。你必须具备足够的图形的知识才能够掌握经济学。（保罗・A・萨缪尔森，1991：25）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附录1 就是“如何阅读图形？”。 所以，在西方经济学英文文献、英文财经报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大量的图表，如graph图表、图解，diagram简图，示图，curve曲线图，pie chart扇形图，bar chart条线图，block chart直方图等。其中，曲线图使用最多，如supply curve供给曲线，demand curve 需求曲线等。
2.数字
英文经济文献，特别是财经报道，总会涉及大量的数字（figure）。用数字来反映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情况，以数字说话。经济英文中的数字包括阿拉伯数字和其他英文数字。英文数字有表示准确数的，如dozen十二，double二、二倍，decade十年，century百年，hundred百，thousand千，million百万，billion十亿， couple两个、一对，duplicate二份、二倍，triplicate三份、三倍，quintuplicate五份、五倍，sextuplicate六份、六倍（多用于文件、合同中）；也有一些表示模糊数的，如few，a few；little，a little，many，much等。
3.模型
这里的模型当然是经济模型（economic model），即经济实际的一个简化的解释，它可能是一个图形、统计表或方程组。总之，经济模型是各种经济变量间的数量关系的反映（杨玉生，1995：449）。经济学家在经济研究中，特别注意建立各种经济模型。雷诺滋就认为，“理论研究，简单说来，就是形成模型，并从中得出逻辑预测。”（牢埃得・雷诺滋，1983：11）。在经济英文文献中，常见的经济模型有work-leisure model工作-闲暇模型，income-expenditure model收入-支出模型， growth model增长模型等等。
综上所述，经济学数学化使经济英语与数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其明显的标志就是众多数学词汇的使用，大量的数字、图表，以及各种各样的模型等。要真正完整、准确地理解经济英文语篇，除了要具备基本的英语语言知识、技能外，还应结合具体的语境、语篇，特别是注意经济学和数学等背景理论知识的理解，才能准确地把握经济学理论，了解国际国内经济信息，成功地进行商务沟通，使英语语言学习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关键词：征募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经济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0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29-05
一、引言
正如荷马在《伊利亚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样：人类会厌倦睡觉、厌倦爱情、厌倦唱歌、厌倦跳舞，但对战争却乐此不疲。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为了保障国家安全，避免在推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成为猎物，各国都不遗余力地进行国防建设，然而在资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与黄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资源如何在国防与民用部门之间分配成为以研究资源稀缺性为己任的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时经济学与国防具有统一性，经济学家麦圭尔（McGuire，1995）曾通过列举经济（学）与国防四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两者的依赖关系[1]。因此，国防与经济学产生紧密的联系是历史的必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罗・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520）在《论战争艺术》（Dell'arte Della Guerra）中曾说：谁的荷包里钱越富裕，谁就能打胜仗。
国防经济学的源头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他是最早考虑国防开支对社会的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1914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全面总结了自己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财政、战争与工业的关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经济学创始人、经济学大师庇古（Pigou）出版了《战时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也译为《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以一战英国经济为基础，研究战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冲击，揭示战时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战争资源筹集的问题[3]。这两本著作促成了国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对于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产生，以英国约克大学哈特利和美国依阿华州州立大学教授桑德勒（1995）在《国防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中的说法认同度最高。希奇和麦基因（Hitch，1960）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The Defense and Economics in Nuclear 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军备与不安全：战争起源的数学研究》（Arms and Insecurity：a mathematical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war）和谢林（Schelling，1960）的《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三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国防经济学的创立[4]，并成为经济学中相对比较新的一个分支。1990年《国防与和平的经济学》（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杂志创刊，经过历代经济学家如佩克（Peck）、谢勒（Scherer）、奥尔森（Olson）、泽克豪泽（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盖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罗杰森（Rogerson）、沃纳（Warner）、阿什（Asch）、利希腾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顿（Anderton）、麦圭尔（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罗斯曼（Grossman）、邓恩（Dunne）、布拉登（Braddon）、丰塔内尔（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断努力，国防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影响深远的成熟学科。
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认为其研究成果对于采办理论、博弈论和人力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涵盖国防开支需求理论、国防供给理论、军事人力理论、低烈度的军事活动理论、国防开支的外在影响理论、战争成本与损失理论六大部分。其中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军事人力的需求与供给、军事人力的劳动生产率、军人的新酬结构与补偿、女军人、少数民族的数量构成，预备役的使用，军事经验对民事生活的利益回报、对国防人力资源管理的动态过程进行经济学阐释等。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招聘、培训、使用、开发、辞退或离岗、退休等几个阶段。如果把军队也看成是一个生产战斗力的组织，其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也大致经历了征募、训练、维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几个阶段。在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正如学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角度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一直以来是国防经济学中军事人力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所谓征募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运用何种方法吸纳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军人来满足该国国防体系对于军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模式：义务兵役制（后文称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称募兵制AVF，All-Volunteer Force）。围绕着征募制度，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并逐渐延伸扩展到整个军事人力理论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的发展。
二、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肇始与发展
征募制度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最早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他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变迁的历史，他认为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是成本―收益结构改变的原因，而这种改变影响到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他认为，常备军与多元化的社会是一致的，维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断地施以军事训练，使兵士的职业脱离其他职业，而确然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职业，这种常备军的费用来源于国家征收的兵役税，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时他认为民众的尚武精神和组织民兵，是常备军的支柱，而这个“民兵”具有现代征兵制及预备役的特点。同时他认为“兵士的人数不能超过全体居民1％，过此，即不免负担太重，危及国家经济”[5]。今天看来，亚当・斯密的研究无疑是粗糙的，但毕竟是征募的经济学研究的滥觞。之后，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出现了长时间的空白。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兵役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西方国家在推行军队职业化的过程中纷纷尝试实行征募制度的转换，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军事人力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他们对兵员征募过程中出现的形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经济学家在美国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换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是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黄金时期。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7月，美国一直实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维（Walter 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内部报告，并在1967年连续公开发表了两篇关于征兵制成本的论文。1966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关于废除征兵制的呼声开始逐渐高涨，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参与进来。芝家哥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闻周刊》的专栏中写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队的真正耗费远远大于管理同样规模的募兵制部队，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认为参军是最好的选择的人构成的。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与自由社会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还有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7]，汉森和薇丝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费舍尔（Fisher，1969）[10]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亚大学毕业生（包括经济学家David Johnson，Matt Lindsay，Jim Miller，Mark Pauly，Robert Tollison，Tom Willett，and Joe Scolnick等人）撰写了拥护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征募制度改革的争论在于回答反对募兵制的九条理由，包括：（1）募兵制费用过于昂贵；（2）募兵制在危机时期缺乏灵活性；（3）破坏爱国热情，腐蚀了公民应该为国服务的道德信念；（4）威胁民主价值；（5）不具有种族代表性；（6）成为惟利是图的部队；（7）刺激敌对国家的军事冒险；（8）战斗力低下，因为只能吸引能力比较差的人服役；（9）挤占其他国防支出，侵蚀了国防的数量以及质量[12]。拥护募兵制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条理由是错误的，缺乏理论依据，其他八条理由缺乏实证基础，因此斗争的焦点主要是费用问题。为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专门机构――盖茨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罗切斯特大学校长艾伦・瓦里斯（W. Allen Wallis）罗切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威廉・麦克林（William Mecliling）、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David Kassing， Walter Oi， Harry Gilman，Robert Barro，John White等），他们的努力为美国最终废除征兵制铺平了道路，也极大地丰富了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13]。
美国的募兵制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期间遇到很多困难，如何应用经济学有效地对募兵制度进行管理成为该时期的主要任务。虽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见一直没有停息，不少学者对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怀疑态度。李和麦肯锡（Lee＆ McKenzie，1992），罗丝（Ross，1994）[14]，沃纳和阿什（Warner＆ Asch，1995），沃纳（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总具有较低的社会成本，当部队数量扩大的时候，部队的工资总量就会增加，政府就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而税收导致社会经济的扭曲效应会造成较重的税收成本，当这个数值达到一定范围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选择。布朗宁（Browning，1987）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测算了美国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大约等于国家税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学者仍然对于募兵制能否保证兵员质量、人力成本的高预算对军事研究与装备资金的挤占问题以及募兵制兵员能否代表社会各阶层充满担心。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发现目前军事人力的成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与军事开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战时期这个数字最多曾达到2%[16]。西蒙和沃纳（2007）通过分析美国1998年到2000年兵员来源的数据结果显示，40%的兵员来自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少数民族比例也没有明显变化。他们同时通过假设增加100 000名义务兵，计算其节约的成本，发现其节约的成本少于同等数量的募兵制兵员所节约的社会成本，战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时由于个体战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较少的人数维持较高的战斗力，而节约的成本可以用于军事研究与装备更新[17]。经过激烈辩论，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围绕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与兵员征募制度密切相关，从此以后，经济学家的视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开始扩展到军事人力经济学的研究。综合而言，对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沃尔特・维（Walter Y.Oi）、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贝丝・阿什（Beth Asch）以及约翰・沃纳（John Warner）。
三、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主要围绕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选择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学研究回答征兵制与募兵制哪个制度更具有优势，如何进行选择。
首先在于对成本内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员更倾向于预算成本，而经济学家则提出经济成本的概念，该概念除了包括预算成本以外还包括其他隐性成本，如个人机会成本、兵役税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坚持认为在做任何决定时必须考虑经济成本而不是预算成本。[18]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据国防部的调查数据，通过选择参军选择自由度比较高的群体作为样本，克服了经典的“鉴别难题”（identification problem），描绘出实行募兵制情况下的军事人力供给模型。他们发现在征兵制条件下，四个变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分别是男性人口规模、失业率、征兵力度、季节因素。通过模型推导，他们发现募兵制的预算成本会高于征兵制，但经济成本要低得多。他们进一步增加了变量，发现军方的支付弹性为1.18，随着应募者人数的增加而不断下降[19]。但是由于数据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设不足，变量太少，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重视。
同年，沃尔特・维（Walter Y.Oi）在阿尔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征兵制的经济成本》（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经济成本约为53.64亿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图1所表示：首先运用已有的数据计算出军事人力供给曲线S，当实行征兵制时，军人工资水平为G，人数为A，当征集人数增加到B，C，相应的工资总额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数从A增加到B所增加的军方预算成本，DEB′是应募个人的机会成本损失，而HEGD是社会承担的兵役税，社会总成本为HE0B[20]。费舍尔（Fisher，1969）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征兵制及结束征兵制的成本》（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提出了不考虑征兵制情况下的个体服役决策模型，他认为，个人是否服役决定于他在军队中以及民用部门之间净收益的贴现值的比较，收益包括货币收益以及非货币收益。在短期收入变动都是单调递增，可以不考虑贴现因素的情况下，问题就简化为个体主要考虑不同部门收益（Wm为军队收益，Wc为民用部门收益）的比较。如果Wm＞Wc，个人就选择服役。然后以征募率为因变量，以军民部门工资比率以及修正的失业率作为自变量，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模型而不仅仅是简化的统计模型。在此基础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条件下美国军方的人力供给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如果废除征兵制，美国需要增加的55亿~75亿美元的成本[21]。这是经济理论模型基础上构造军事人力供给函数的第一次尝试[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废除征兵制度实行募兵制度后，解决募兵制度出现的新问题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关于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探讨一直在持续。李和麦肯锡（1992）在《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了《重新审视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相对效率》（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the Draft and the All-Volunteer Army），第一次将税收成本作为制度选择考虑的因素，提出了李-麦模型。假设军事人力边际机会成本曲线为：MOCA=a+bn，a，b为常数，n为征募人数，N为社会适役总人数，那么在募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2，在征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N。如果国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参军时，社会总机会成本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优于征兵制。如果在这个模型中加入税收成本因素，则在募兵制条件下，军事人力价格由市场供求均衡决定，那么征募n个军人，军方需要支付的工资总额为an+bn2，工资是由税收支付的，税收会产生超额负担。假设每元税收产生的差额负担为一个正的常数?茁，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an?茁+bn2?茁。在募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2/2bn2）+an?茁+bn2?茁。征兵制条件下，假设军方支付工资为W，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W?茁N。在征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1/2bnN）+W?茁n。求均衡解得到nE=4［（W－?琢）?茁+1/2bN］/b（1/2+?茁），也就是说当征募人数n=nE时，采用哪种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样。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较低。同时，当军事人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曲线缺乏弹性时，军人较高的工资增长引起的税收成本就会抵消掉募兵制的优势[23]。以上分析把兵员征募制度的社会成本界定服役的机会成本和军人工资引起的税收成本之和，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其他成本（如训练成本）没有考虑进去，同时仅仅考虑了成本，没有考虑社会收益。但是毕竟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沃纳和阿什（1995）在《军事人力经济学》（The Economic of Military Manpower）一文中对李-麦模型进行了进一步修正，考虑了训练成本，将单期服役模型扩展为两期服役模型，考虑了收益问题，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据沃纳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军人服役的机会成本;（2）征募和训练成本;（3）税收成本。对于募兵制来说，前两项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项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当军队的规模超过某个点时，就可能使募兵制丧失成本上的优势，此时政府就应该采用征兵制[24]。
沃纳和耐古鲁萨（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础上，在《逃避成本与征兵理论》（Evasion Costs and the Theory of Conscription）一文又加进了征兵制下个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为了打击逃避兵役行为而付出的成本，在综合权衡两种兵员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训练成本、维持成本、税收超额负担和逃避成本的基础上，构造了两种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25]。
以上分析是建立在两种兵员征募制度下，相同规模军队的潜在生产率是相同的假设前提之下的。实际上募兵制军队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征兵制军队的效率，如果考虑到效率因素，“当一个国家需要一支大规模军队时，是征兵制更优还是募兵制更优，依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26]（2001）。
四、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前景
相对西方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走进中国的标志性事件是：陈炳福（1992）译自Schmidt主编的《军费问题研究》是较系统介绍西方国防开支理论的著作；姜鲁鸣（2001）等翻译的《国防经济学手册》是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进入中国的标志；杜为公、卢周来、姜鲁鸣（2002）等国防经济学者分别出版了系列介绍现代国防经济学的著作；杜为公（2004）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最新发展研究”获准立项，使“国防经济学”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称中；2004年12月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开始设立“国防经济学专场”。
对于征募制度的研究，杜为公（1997）在《西方国防经济学》一书中，通过明确的征兵制理论模型，描述了征兵制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差别。姚荣（2001）通过对自愿兵役制和义务兵役制在兵员吸纳成本构成方面的比较，论证了自愿兵役制将成为军事人力吸纳的最佳方式。蔺翠峰（2003）在《军人职业化制度研究》一文中，对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经济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结合了多项公式的计算结果，得出吸纳成本与军力规模的关系。杨罡、马来宇（2006）以义务兵役制、志愿兵役制为对象，从兵役税、军队预算成本等方面进行量化分析，比较两者的征募成本，认为实行志愿兵役制成本显然是要高于征兵制的成本，如果考虑兵役税，那么征兵制的成本又高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罗梅（2006）运用制度经济学以及历史分析、动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历次兵役制度变迁过程进行理论概括，揭示出兵役制度变迁的比较优势规律。上海财经大学严剑峰所著的《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2007）是国内目前关于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唯一一部专著，对不同兵员征募制度造成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一般的、规范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做了深入的实证分析[27]。侯永平（2007）对征募大学毕业生服役的成本收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并从大学毕业生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来探讨大学毕业生的服役决策问题。2009年，万玺负责的“军人征募及退役改革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成为目前国内第一个有关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国家级项目。稍后，“军事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中。
应该说，国内关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不够深入，尤其是缺乏通过经济学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进行实质性的政策建议。西方的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未来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的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要综合考虑影响征募制度成本与收益的各种因素。当然，要准确估算两种兵员征募制度对军方成本的影响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它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和假设。不过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不仅是估计的准确性，而且在于方法的科学性上。一旦采集到真实数据，把这些真实数据代入到计算方法之中就可以比较征募制度的真实成本了，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的具体政策建议以及时间表，真正体现出经济学作为工具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价值。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征募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将同美国当年的经济学家的作用一样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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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Study of Western Military Recruit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Wan Xi1,2
（1.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2.Managemet School,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UK BT9 1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