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21 18: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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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论文摘要:阐述了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针对性，认为他的结构化理论是他的“双重解释学”的具体运用，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是其结构化理论所要给出的最终答案之一。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这些概念所形成的命题没有内在的必然性。他赋予了“结构”及“结构化”概念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含义，但没有说明这两个概念在内容与形式方面何以能够统一。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可以说是一位划时代的社会学理论家。他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启发人们从新的视角来审视个人与社会、能动与结构之关系，在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取向，即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吉登斯不满于传统社会学流派对上述关系的割裂，认为在生活世界中社会系统与个体行动是非常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互动，在社会学理论中不应将它们割裂开来。
一、结构化理论的针对性
要认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必须首先了解他的“双重解释学”。“双重解释学”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其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人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
吉登斯深刻地探讨了作为结构化理论前提的社会学元理论的核心问题，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批判了社会学中从孔德到涂尔干等人形成的“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倾向，在解决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与任务等问题上，提出了“双重解释学”。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广泛的批判、借鉴其他社会学流派以及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双重解释学”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
与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针对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努力实现二者的统一。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或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是传统社会学理论中两个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研究取向。秉承孔德“社会物理学”研究理路，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应当而且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他称这样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为“社会事实”(socialfact)。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强制性以及社会性。而在吉登斯看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及其理论传统，对社会学来说本身就是错误的，它们仅仅是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在社会学领域里的一种深层反映。因此，这样的社会学方法论必然无法解释、说明和把握社会的真实结构，必须用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去超越上述方法论的对立。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是针对帕森斯、墨顿等人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方法论的。他试图努力打破功能主义神话，在关注社会宏观结构中实现宏观与微观的有机整合。其实，针对社会学方法论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二元论研究倾向，很多社会学家表示出越来越多的不满，试图用一种新的理论统一社会学二元论。同时，社会变迁的现实也需要对传统社会学方法论进行变革。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针对“二战”以后欧美各国社会变迁的实际。他试图超越“左”和“右”，寻求社会变迁的“第三条道路”，以真正实现现代性的自我认同。与哲学方法论所追求的形而上学不同，社会学始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重“经世致用”。因此，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发展动力等社会发展问题也就成了社会学关注的对象。
二、概念建构和理论批判的结果
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将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成果融合起来，构建了一些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概念，并在对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派理论进行大清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这一过程与他的“双重解释学”思想是有内在呼应的。
吉登斯提出了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的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以实现社会学方法论中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统一。 吉登斯认为，个人所生活的社会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既有社会从宏观结构层面上对个体的制约，也有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两者相互统一于社会有机体中。她主张抛弃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因此行动就必定是一个核心概念。更重要的是，行动不仅仅是个体的特性，也是社会组织或集体生活的要素。吉登斯认为:“在社会研究里，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创门以‘系统性’的形式。”这样一来，吉登斯就将这样两对关系化约为一对关系—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的关系，并试图在这二者之间实现架通。他主张用结构二重性代替二元论。认为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由此，吉登斯逐渐开始撩起他结构化理论的神秘面纱。他承认结构在整体上对作为个人存在的社会行动者及其行动具有某种“强制性”和某种意义上的不可选择性，但却不像涂尔干那样，强调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他承认无论思考多么宏观复杂的社会问题，都要对主体以及主体的能动性有精微确切的理解，但却不像许多解释社会学家一样，一味强调个人是社会的惟一构成要素，埋头于人的具体行为、动机而不顾整个社会系统的反应。他坚持认为在社会理论中“结构”是一个必须的概念，但他关于这个概念的观点与英美功能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概念不同。英美功能主义中的“结构”概念是作为一个“描述性”术语出现的，法国结构主义是以还原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概念的。他认为“结构”概念的这两种使用方法将导致从概念上模糊能动的主体。
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理性、动机和意图等，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间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因此“能动行为”和“行动”的问题就在吉登斯的整个分析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所谓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整合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也就是面对面的互动，而系统整合则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行动者具有反思能力，社会整合就是建立在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与互动的例行化、区域化的基础上的，行动的例行化与区域化保证了跨越时空条件下社会互动的有序完成。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由于时空的有机统一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一，使得系统整合从属于社会整合;而在现代性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扩大化，产生了时空分离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吉登斯看来，宏观社会结构的力量使得系统整合成为可能。
总之，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所要给出的最终答案之一，他的结构化理论的形成是他的“双重解释学”的具体运用，即用“敏感的”概念框架来解释社会世界，而不是寻找永不褪色的规则和定律。
论文摘要:阐述了社会学在体育研究中的地位、现状等.揭示体育社会学在体育研究中的作用。目的在于把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将体育学逐步归纳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使之在体育研究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关于体育社会学是否作为独立的学科存在的问题，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当今已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体育活动开展了研究这一事实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一门学科要取得承认首先必须有自己的方法论.并根据这种固有的方法论去把独有的知识系统地积累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体育社会学作为学问还正处在研究之中。要使体育社会学将来在科学之林中获得一席之地.必须把它归纳成一个体系。本文拟对体育社会学在体育研究中的地位及现状作一分析。
1、体育社会学在体育研究中的地位
18世纪后半期体育科学的研究主要是在医学领域内以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却识为基础、为了使身体运动的方法合理化以及提高其效果而开展起来的。后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借鉴了精神科学以及心理科学的成果，它又以体育中的精神与身体的相互关系为问题，开发了新的研究领域。然而.应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把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认识，并把体育社会学作为科学的检验与分析的对象的研究的一部分，从而确立它在体育研究中的应有地位，那是20世纪后半期的事。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体育社会学.现在作为一门科学虽然还不大成熟，自成体系的知识的积累也还缺乏、但人们已经理解.从体育是社会现象、文化现象这一观点出发.它主要是根据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体育现象进行分析和考察的体育研究的一部分。诚然，要把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设定科学研究的范围还有一个重大的前提:这就是作为客观上的“体育”应作怎样的规定。为此，我们应该首先澄清目前我国体育概念的明显的混乱，以便排除隐藏在其中的认识上的偏见。
在我国，“体育”这个词所包括的事例是极其复杂而且具有多面性的。例如，作为国家的教育制度，即使在公办正规化的学校，也有课内体育与课外体育之分;在一般社会中，作为“群众体育”，更广泛地开展着各种运动以及文娱活动。如若再作进一步分析，体育作为伴随身体运动的人类活动不但有其共同的方面，而且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在身体的生理运动的同时伴随着感觉反应的活动.并且具有要进行活动的心理表象。这种活动不但处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而且还是一种以主体和对象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出色的社会活动。
它使我们认识到.今日的体育在普遍的、形式的概念上已经具有不可否认的多层构造.这是众所周知的.一是因为以前体育的概念不太规范.以致使体育现象本身的个性、特性被迫迁就实践的要求，从而使其机能互相抵销;再就是以此为对象的体育科学研究中，每一个领域或者观点的假定都被暖昧地原封不动地袭用、非建设性的议论在不断地反复着。又由于体育概念在实质上包含着多种意义，因而在对体育现象进行分析时几乎涉及到现今存在的所有科学，并按照各自的理论和方法分散地进行着多方面的知识积累。特别是在我国，虽然作为综合知识的“体育学”已经存在，但其研究领域不但包括身体本身的科学分析、进行运动的动机，由于运动而造成的成长、发育过程的变化，而且还包括人类的潜能，作为存在的体育在社会、文化中的价值等等，而且研究范围还有无限扩展的趋势。但至少在目前，在“体育学”的名称下所集合的各门科学还没有组成明确的有机联系。可以认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体系化工作现仍没有积极地进行。
由此看来，“体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体系已经形成的理由是不充分的，研究范围以及方法论这样的一般性问题还没有达到确立的地步，更重要的是既是研究对象又是研究目的体育概念。在我国，体育概念一般来说确实是结合教育观念开展的，其本身只限定于具有一定的教育目的的身体活动，这是不可否认的。就是在今天，扩大了的体育科学的研究事实上也是在教育的既有领域内归纳成体系的。然而，要把体育研究的所有方面直接按照倾向于对事实进行精细的分析以及发现其规律的科学的要求归纳成一门学问体系是困难的，这是因为，体育现象不但可作为没有价值的身体运动来分析，而且，根据不同的目的而行动的人们必然会受到其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从而获得一定的文化价值。
例如，如果从无价值的角度看由于身体运动而产生的体力的提高，那只不过是系列上的变化。但如果以一定的标准来评价，体育中必定会存在着开辟更新的进步方向的观点。因此，体育研究若全面地寻求体育对于人类生活的作用，其中就一定能加上某种评价。关于体育学的目的，曾有学者说“体育学的目的与数学中的‘数’本身就是学的情况多少有不同，这是因为‘体’本身并不意味着学，只有‘身体教育’才是学”。暗示出在有关体育的研究中.即使是在科学的名誉下进行，也不能完全摆脱与存在于体育中的教育以致人类形成这样的基本价值概念的关系。表明至少在现时，体育研究与身体运动之间不但在研究角度及方法上，而且在对象以及范围上应该作怎样的规定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而要使他们在作为横断科学的体育学或者运动学上完全统一起来是极其困难的。
目前，有关体育的研究几乎都是沿用现有的相关学科进行的。而且有一种倾向，为了使现象具体化，所有的领域都显著地依据纯科学的分析方法。但是。如前所述，体育在本质上含有价值的概念，为了使体育学能够成立.必须从人类科学的立场出发，对有关体育的个别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有选择的整理并使之体系化。而且.体育学不应该只是作为“学”而存在，还应该在有助于使体育实践更加合理化。并赋予它新的方向方面起积极的作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体育不仅对充分地获得适应于现实的知识是有效的，而且还应该承担起总结其观念以及展望新的方向的任务。不言而喻，有关体育学存在的价值问题是重要的.笔者认为，无论今天或将来，不要把体育学只是作为纯科学而独立，而要确立它在实践科学仍至现实科学中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定出它的学向范围。为使体育学成为独立科学，有必要填平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存在的沟壑，要完成这个任务的并不是人类本身，而是人类的教育。从而强调体育学在人类科学之林的位置，也强调了体育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就必须与教育科学沟通。
2、体育社会学的现状与课题
作为科学，一般都有几个经常和反复的命题，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怎样才能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所有科学都与社会的、现实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具有深刻的关系、不断增加实践性这样一种倾向，体育社会学当然也不能例外。体育社会学作为现实科学正积极地适应社会的需要，并正处在寻求作为科学的具体观点的困难状况中，然而我们必须谋图使它作为学问而独立。基于这样的认识，并根据方法论的观点可有一个大概的概括:
体育社会学一词是考虑到“将来整理从社会学方面对体育进行研究的成果，并把这些成果体系化”而开始使用的，但是，把体育活动作为特别的社会现象来认识，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它，从而把它作为经验科学的一个领域是可以理解的。
体育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体育的现实和问题.并企图使它更合理化的学问”。这样，他就把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观点大致置于体育学的基础研究领域。
体育社会学是“从社会科学方面对体育社会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它的研究有两个分支:一是从社会集团学的观点出发研究存在于体育中的社会现象;再就是从社会文化的观点出发研究存在于社会中的体育现象。从对体育社会学特征的定义上讲，体育社会学是体育学的基础科学，同时又是具有独自体系的独立科学。应该说体育社会学作为学问而应占有的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体育社会学不单是作为社会学的应用科学而有助于体育研究;而且体育社会学是把在基本文化教育领域中所开展的人类身体运动的状况作为社会现象来看待的很具有个性的特殊社会学。
总之，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虽然起初特别有利于教育科学中的教育社会学的发展，但在每一个研究中，它都明显地有其独立科学的鲜明特征。但是在我国，人们往往不注惫这一点，一些人几乎把体育社会学与运动社会学看成是同义词。在以前的很多研究中虽然都标榜着“体育社会学”，但实际上其着眼点和精力都集中在运动社会学里。当然，作为一个研究方向来说，这是具有一定意义的。然而，目前的研究往往只看到“体育”与“运动”相互依存的关系而把它们概念上完全不同的特性含糊地等同起来，或者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对“提高体育的合理性”采用傍观者的态度。所有这些，都是体育社会学依然不能完全摆脱含糊不清状况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社会学是一门着眼于人类共同生活，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的学问。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一般的社会学的学问方法论的焦点是认识和分析专门集团或社会所产生的共同现象。然而为了使体育社会学适应其特殊的客观内容，假若从它在k·曼海姆的所谓“连字符社会学”系统所处的位置来看，其分析的焦点与其说是集团以及社会的一般法则，倒不如说是社会现实的体育活动本身。但是，过去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几乎没有在明确体育社会学的分析焦点就是体育活动本身方面下过功夫，这清楚地表明，在体育社会学的文献或者论文中，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几乎没有对既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又是其研究目的“体育”究竟是什么方面作过明确的规定。
当然，如果只是从形式上对事实加以注明，体育科学研究是不必提出一般的概念限定的，但如果把体育看成是具有极大价值或者是具有目的性倾向作用的话，我们就必须具有把它作为事实而加以限定的某些基本概念。即“体育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类在各自的生活过程中，以自己为主体，把可以选择且能实现的身体活动内容与形式有计划地合理地体系化的社会教育机能的一部分”。这定义本身包含着把体育作为社会现象来规定的几个重要的内容笔者认为，由于对体育的概念作了以上的限定，我们最少在某种程度上明确了下面这样一些问题、这就是体育社会学不单是把体育运动当成生理现象、生物现象来研究，而且还把它当成社会文化现象来研究，它除了探索符合于身体运动目的合理价值以外，还分析存在身体运动的社会本身的结构和职能的特征。从这一点上说，它倾向于社会科学和教育科学。
3、结语
【关键词】人类学转向/人种志方法/科学技术人类学/文化解释学/本土方法论
【正文】
社会学与人类学1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的独立学科，在它们的发展史中，其理论与方法的互相渗透与借鉴，对这两个学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史来说，至70年代中期以来，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相伴随，出现了“人类学转向”这种现象〔1〕，在文献中也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个提法。
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anthrohologicalturn），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我简称为对科学的人类学研究。
那么，这种人类学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我认为，至少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含义是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在这里，作为文化现象考察，并不是斯诺所提的独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与人文文化相对立的科学文化，而是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与宗教、艺术、语言、习俗等文化现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种。这样就把现代科学纳入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第二个含义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采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选出某个科学家集本的场所，对科学家及其活动进行人种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详细的记载、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从宏观上把现代科学纳入人文文化范围，决定了研究的总倾向，那么，人种志的研究就属于微观的经验研究。在我看来，知识社会学的宏观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观倾向发生学的研究[2]正好与这两方面是相对应的。从这个角度说，整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都和“人类学转向”有直接关系。
（一）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一：科学是诗文化系统之一
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科学史家耶胡达·埃尔卡纳在《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性纲领》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他提出，在传统上，“科学很少被认为像艺术或宗教那样是属于人文文化整体的，因为它被看作是某种不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互相背离的东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维度：宗教、艺术、科学、意识形态、普通常识、音乐，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文化系统。”[3埃尔卡纳从人类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特·格尔茨的观点。在他的论文《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格尔茨说：“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质上是符号论的。和M·韦伯一样，我们相信，人类是挂在由他自己织就了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必须把“文化看作那些网，因而对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4]我注意到，虽然格尔茨在他的论述中是把科学列入文化解释的范围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后面还要讲这一点）。而埃尔卡纳同样是把科学作为文化解释的对象，并且根据他对格尔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对科学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释。
而这也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凯、巴恩斯、布鲁尔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代表著作中，把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重点放到科学知识上面，并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拙著《科学社会学》一书的第十章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这里主要是把这种理论倾向与“人类学转向”联系起来。
爱丁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著作《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就指出，科学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亚文化的4集合’，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科学当然受到外部的整个大文化的影响。[5]因提出“强纲领”主张而著名的布鲁尔也是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人类学现象来对待的。他的“强纲领”的第一条就把科学知识与信念并列，并且认为可以归结为社会的原因。[6]他在评述维特根斯坦的知识的社会理论时曾明确地说“数学是人类学现象”。[7]
马尔凯在他的著作《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科学中的文化解释”，鲜明地表示出文化人类学的倾向，这也就是说，他要对科学作一种文化意义的解释、文化意义的分析。他的这种文化意义的解释和分析是怎样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学社会学中关于科学家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争论，分析了默顿的规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规范，认为，在科学中，科学家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多种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共同遵守某种特定的规范，并不存在一种体制化的机制来保证科学家们都一致遵从或信奉某组特定的规范。在科学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公式（verbalformulation），这就为科学共同体、为科学家们提供了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科学家们可以灵活地使用它去分类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不同职业行为。”因此，关于规范的讨论就走到了关于科学的文化资源的说明。”[8]这也就是说，科学规范并不是像默顿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体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结果，科学家们是从代表着不同文化资源的节目单及字典中去寻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则的。
马尔凯的文化解释还在于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学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实际案例，从中做出分析，他的结论是，对于科学实验结果的意义是什么的评判、对于科学论断的有效与无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变的标准，在实验和解释的过程中，个人的特点、具体的环境都会产生作用，他说，“科学一致，因而科学知识，并不是仅由证明正确或拒斥来达到的。科学家们经常面对的是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应用事先确立的正式标准来实现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对于研究纲领的拒绝或采纳，是一个更加实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学家的相对具体的旨趣利益影响的。”[8]马尔凯承认在知识形成过程中，是存在着认识因素的，科学的判断和解释是受认识和社会因素影响的。他认为，不仅社会规范是社会地变化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研究纲领来说，认识和技术规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释的。”在社会意义的磋商和知识主张的评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与技术的公式表述，在具体情况下，是由每个参加者所选定的，所说明的；这两种资源，在具体科学知识被认可的过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证明程序中，是紧密地综合在一起的。”[8]
马尔凯关于科学的文化解释的结论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已经会聚到这样一种观念，即把科学看作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又说：“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学知识是由磋商过程确立起来的，也就是被那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解释建立起来的。在这种磋商过程中，科学家们也运用认识和技术的资源；但最终结果还是依赖于可利用的其他社会资源。因此，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社会结论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特定行动者群体看来是正确的科学主张罢了。”[8]
以上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一个含义的简单说明。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转向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代表着旧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复活”，它反映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注意重点的变化和重新取向的过程”。[1]深入的研究将会说明，这种转向与当代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着多种复杂的联系，不过，这已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二）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二：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
文化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对初民社会（primarysociety）的研究，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对于“不开化的”、非欧洲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的发展相联系，形成了一种主要研究方法，这就是人种志方法（ethnogranhicatmethod）。人种志研究就是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种研究首先要选定地点，即某个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为田野调查（fieldwork）的基地，进行参与观察，作详细的记载，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类学著作。许多文化人类学的名著都是人种志研究的成果。这种研究要求有较长的时间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离开以后有时还有通讯联系或回访）；这种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尽可能地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个观察者的客观独立的立场，除了参与观察以外，研究人员通常选定或培养某个当地人作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等等。这种研究也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于所研究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对照性的分析。
当代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于初民社会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会愈来愈少），已经发展到为对现代社会中某个社区、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对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对于工厂、精神病院、科层制的研究，等等。[10]人种志研究的技术也有很大进展，如广泛利用电影、录音、录像等等手段。显然，这种方法是可以同样应用于研究科学活动所在地和科学家人群的。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二个含义：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具体说来，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对科学进行的人种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对科学知识持有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进入实验室，他们以实验室为田野调查的基地，进行长期持续的参与观察，对于实验室的环境、仪器设备、科学家的日常活动和对话，对于科学家与实验室以外的联系，以至于科学论文的形成、发表，论文引证等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记载，做出分析，写出研究报告或专著。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它们有一个概括性名称，即“实验室研究”（IaboratoryS-ludies）。在这种成果中，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拉都尔对美国加州萨尔克实验室的研究、谢廷娜对伯克利大学中生物化学等相关实验室的研究和这两项研究的成果《实验室生活》和《知识的制造》以外，还有若干研究及其相应的成果。[2]虽然这一批著者在他们的进一步分析中表现出差异和分歧，但他们的共同认识是“深入到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经验材料，就可有益于对科学的理解”。[11]而谢廷娜则把这一批“实验室研究”看作是说明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她说：“这个纲领是被若干个实验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工作基础是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的田野调查，他进入实验室观察科学家的日常活动，进行相关研究，他的书内容确实展现了人种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资料：有实验室场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学家在不同场合的对话记录，有科学仪器状况的一览表，有某项化学物质合成的报告记载，有科学家个人事业经历的摘要，等等。拉都尔运用这些资料得出了认识论的结论：实验室是文学标记的系统，仪器所显示的现象是“技术现象”，科学实验室中的事实是“人工事实”，因而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的陈述是磋商的结果等等。其实，拉都尔在《实验室生活》的第2版后记中就说过，他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即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他在参与观察中的工作只不过是搜集详尽的材料罢了。这就使得这部运用人种志研究的著作读起来与其他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很不相同：其描述与分析结论似乎有某种不连贯；这些分析，与其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如说是认识论的，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
《知识的制造》这部书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这部以人种志研究为基础的专著，已经完全把调查来的资料编纳入作者的认识论结论的框架中了。“科学家作为实践的推理者：知识是在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科学家作为索引性推理者：科学研究的机会主义和情境性”；“科学家作为类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则和革新的隐喻推理批评”；“科学家作为社会环境中的推理者，从科学同体到跨越科学的领域；”“科学家作为文学的推理者，或者实验室推理的嬗变”；“科学家作为符号推理者，或‘我们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这就是该书的章节标题所构成的框架。这样，在文化人类学著作中通常见到的对文化现象的完整而生动的描述性记载不存在了，资料“沦为”结论的例证。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结论与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具体联系，那是需要专门的研究的。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的微观建构学派是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寻找经验资料支持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不过，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学派的运用，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为他们进入了认识的领域，而且是科学认识的领域。拉都尔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所使用的人种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与人种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们一方面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建构学派的“实验室研究”看作是“人类学转向”标志；另一方面，从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考察，又只能把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讨论的具体运用。
（三）
科学技术人类学：有待开发的领域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只不过是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取向或者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一种类型。全面系统论述科学技术人类学，笔者尚力所不及，仅就目前的初步认识，说明以下要点：
（1）科学技术人类学，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科学技术所作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早已存亡可以归纳入这个范畴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考古人类学及人种志研究对于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民族数学（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3〕，等等。因此，有的学者指示，“在这个意义下，人类学开始研究科学技术，要比跨学科领域STS研究科学技术早得多。”[13]当然，人类学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学，是非西方文明中的传统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
（2）正因为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是关注欧洲以外的文化，所以，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就必然处在专业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外。现在，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已经发展为大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家进入这个领域的仍然为数不多，为1988年美国的4S’学会召开会议，有来自各学科的学者529人，其中人类学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来毕竟出现了一批人类学取向的科学技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绝大部分科学人类学研究或者人种志研究是由社会学家、哲学家及其他并没有受过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专门训练的人完成的。”[14]这样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在采取了人类学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类学特点的著作以后，就获得了人类学家的称号，如拉都尔就是一例。这些不是人类学家（或者说准人类学家）所作的研究，被人类学家看来是存在着某种混乱的，有人指出，“实验室研究”作为人种志研究的一种版本，是与人类学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尔也谈到他的人种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评。[11]
（3）正因为如此，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个领域，关心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家的建议是：必须弄清人种志方法的真谛，弄清这种方法的要害在于记和写（grapy）、在于描述，在于通过写他们来说明人民和他们的文化；必须了解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整体主义的人种志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比较主义方法，以格尔茨为代表的符号象征主义的文化解释学等等。[14]我以为对于当代有重大跨学科影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及其文化解释学尤应引起注意。[15]
（4）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做的工作也许是接近于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的。如前所述，马尔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对科学进行了文化解释，埃尔卡纳则以专门的章节论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学史中的运用，讨论了科学知识增长、科学与其他文化因素，历史舞台上的科学等。但我们没能读到埃尔卡纳或是马尔凯都没有运用人种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体的研究。而“实验室研究”所作的经验描述的意义在于得出认识论的、哲学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版本。这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规定去研究的文化现象，是格尔茨都认为是棘手的问题：科学。格尔茨是有法律实践经验的学者，他从文化解释的角度说明了法律现象，但是当他把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并列时，却不止一次地说过：“尽管我们很偏爱科学，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棘手的事务”，“但物理学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类学上难以理解的问题。”[16]
（5）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决不局限于对实验室的研究，可以从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扩展到学术会议上的扩展到法庭中的科学家，[10]这也就是说要“从实验室走向更为广阔的和多元的领域。”[13]有的社会学家选择了科学事业管理组织及其附属机构，[17]有的学者进入了政府设立的海洋生物养殖经济研究组织[18]在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点也不单纯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涉及到了这些机构中科学家的社会身份，涉及到实验室与顾客、科学知识与生产方法以及科学政策和经济组织的关系等问题。特别要揭示的是，同样进入实验室，其研究重点也不一定就是科学知识的生产，以特拉维克对美国及日本的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点就是实验室组织结构，领导风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学工作条件的模式差别。[19]
（6）正是因为如此，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种志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样的；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这也就可以包括历史的研究、比较的方法、文本阅读、……等方法；并且基于这种种方法的运用，“对于‘科学技术’意义的定义，不可避免地以理解专家到理解非专家。”[13]虽然我们对于上述这些方法也许还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样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7）总之，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极为扩散，各具特点，我们只要看看《诸科学与诸文化》（《SciencesandCultures》[1]）和《知识与社会第9卷，科学技术学人类学》[13]这两部文集的论文题目就可以知道了。每个作者都按照自己对于人类学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点，进行不同的人类学探讨。研究这些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人类学的论著，要在纷云繁复的论述中弄清来龙去脉把握要害，我认为，有一项工作要做，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关键概念，诸如“人工事实”、“技术现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结构的和形容的”（emveandetic），等等：它们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点，了解除它们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谈到实验室的人种志研究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对实验室的民俗学研究，这就是社会学中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4〕代表人物加芬克尔及其学派的工作。麦克尔·林奇把这一批研究称之为“对科学工作的民俗学方法论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studiesofscientificwork），指出这种研究要详细考察实验室中“自然地组织起来的日常活动”“讨论”有关实验室工作的暂时的秩序”[20]。他并且专门著书论述了民俗学方法论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关系。[21]那么，这种研究与前述人种志研究有什么关系？在民俗学方法识者看来，人种志研究是与“民俗学方法论的文献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认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学方法论的说明者”[20]；而人种志研究的学者则认为民俗学方法论是人种志研究的一种。[10]弄清这两种研究的区别与联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要指出的是，从已有的人种志研究的著作来看，他们确实从民俗学方法论者的著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知识社会学微观研究的特点也许是重要的。
（9）最后要说的是，科学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中的专业人类学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类学背景研究人员仍然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因为，专业人类学家即使转向现代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能够专门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也毕竟是少数。这种情况，对于在人类学科并不充分发展的中国从事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者来说，也许是一种机会：他们也许可以增添几分勇气，去涉足这个确实颇为陌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注释：
〔1〕人类学是一个大的综合性学科，包括有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或称文化）人类学等分支学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文化）人类学。
〔2〕ethnography另一种译法是民族志，我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的中文版的译法。
〔3〕1996年我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特尔多）人类学系讲学时，就见到一位研究藏医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作田野调查。
〔4〕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有多种译法，如：民俗学方法论，人种方法论。
〔5〕从两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这一点：1992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类学家；而1982年出版的《诸科学与论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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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社会学视角下的语言测试社会维度
2.教育社会学的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
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
4.当代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及理论建构
5.论学科体系中的教育社会学
6.教育社会学研究中的本土方法论
7.教育社会学研究对象探索中需要澄清的三个问题
8.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的交织——教育社会学学科性质的一个内在焦虑
9.从二元对立到多元综合——教育社会学方法论的历史演变
10.教育社会学研究对象新论
11.“社会理论”的兴起对教育社会学意味着什么
12.当代教育社会学方法论特征探析
13.从“纯粹主义”到“实用主义”——教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动向
14.从教育社会学视角看基础教育信息化的负面社会影响
15.当前我国教育社会学发展的三个基本问题
16.20世纪中国学者对教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探索
17.对国外教育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思考
18.国外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
19.整合学术与职业的分离 构建适应行业需求的课程体系
20.我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研究的特点与演变(1979-2005)——基于对教育社会学重建以来概论性著作的文本分析
21.忧伤与愤怒:教育社会学的情感动力——以涂尔干、麦克拉伦为例
22.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及其生存困境
23.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二十年:回顾与反思
24.教育社会学就是研究“教育与社会关系”的学科吗——从“教学要点”到“教学难点”
25.中国教育社会学“学科论”百年概要
26.走入日常生活的教育社会学
27.马克斯·韦伯与教育社会学研究
28.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端——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29.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30.近十二年美国教育社会学的前沿主题与热点领域——基于《教育社会学》杂志刊载文献可视化分析
31.“谁的?”与“何以可能?”——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两种知识学设问
32.我国教育社会学理论创新的认识论困境及突破
33.陶孟和与中国大学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发端
34.涂尔干的实证主义与教育社会学
35.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反思
36.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与模型建构
37.雷通群与教育社会学“中国化”的早期尝试——学术史的视角
38.论当代教育社会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
39.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可能路径:基于米尔斯的启示
40.理解课堂教学权力——美国教育社会学和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综述
41.教育社会学何为——教育社会学学科特质的再反思
42.教育社会学视野中的冲突理论述评
43.论教育社会学对知识社会学的接纳
44.雷通群与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学术传统
45.有效教学:目标、要素及理想模型——一种教育社会学的审视
46.教育社会学的流变与智慧:由A.H.Halsey等人所编三本教育社会学文集谈起
47.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动向及评述
48.试论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学科地位
49.近20年来美国教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论题与前沿演进
50.教育社会学视角下的学生文化
51.论雷通群对教育社会学中国化问题的探讨
52.教育社会学研究与发展的困境及应重视的问题
53.教育社会学理论的历史与发展趋势叙事的特征分析
54.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困境
55.21世纪初教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原创性探索
56.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图绘布迪厄教育社会学
57.教育社会学中的新制度学派:基于问题史的研究
58.教育社会学的功能论和冲突论——兼论两种理论对我国教育现状的解释
59.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初探
60.回顾与展望: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历程——兼谈与教育社会学的比较
61.教育社会学拓展的可能空间
62.Bernstein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影响
63.科尔曼、教育社会学及经验研究——《教育社会学手册》及其中译本评述
64.成为“教育知识”:何以可能?——教育社会学视野下的教育知识变革
65.教育社会学“结构与行动”关系嬗变及启示
66.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学科视野
67.困境与挑战:教育社会学中的实证研究
68.信息化教育社会学
69.社会学视野中的教育
70.我国“择校”现象的教育社会学阐释
71.再生产·抵制·拓殖——新教育社会学的理论进展
72.教育社会学的“学术之味”——关于教育社会学的一个学科自觉
73.理论建构、学术共同体与社会基础——当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前沿进展反思
74.论布迪厄教育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及理论框架
75.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学术文化与精神遗产:以陶孟和为例
76.简论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
77.对教育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再思考——基于教育促进社会进步的向度
78.关于教育社会学研究价值取向的反思
79.20世纪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回顾
80.台湾教育社会学的发展策略:一份个人笔记
81.“艺术教育社会学”成为学的思考
82.教育社会学研究与发展的困境及应重视的问题
83.教育社会学断想——教师角色理论探析
84.素质教育三论——基于教育社会学的反思
85.对我国教育社会学发展的思考
86.论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
87.试谈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
88.教育社会学百年进程
89.关于素质教育的几点思考——基于教育社会学的反思
90.从“学科建构”到“问题解答”——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思路转向
91.从对立走向融合——从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反思教育社会学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92.教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三重立场
93.青少年行为偏差的教育社会学分析
94.教育社会学的措辞学批判与反思性转向——以常识问题为例
95.站在教育的边缘思考——试论教育社会学的学科精神
96.谁的背后? 何谓背后?——教育社会学学科立场之反思
97.卢绍稷与教育社会学“中国化”的早期尝试——基于学术史的视角
98.现代性: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建构的起点
99.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学者群体及其特征
100.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01.关于社会转型期教育社会学使命的思考
102.关于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几点思考——基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
103.网络教育的教育社会学批判
104.当代教育社会学研究趋向透视
105.论教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体系的构成
106.论教育社会学的性质
107.教育社会学视角下的师生关系
108.布迪厄的教育社会学思想除魅——作为符号权力的文化
109.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研究对象发微
110.我国高校教育社会学课程及教材状况分析
111.教育社会学中的知识与课程
112.近代国外教育社会学在中国的译介与导入
113.远程教育社会学:从分支研究领域到分支学科
114.课堂师生互动的教育社会学探析——Leary课堂互动模型的引入与发展
115.教育社会学在苏联的形成与发展
116.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及影响
117.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学科要素之探讨
118.略论教育社会学研究取向的转变
119.学科视域下的教育社会学研究
120.叙事取向的教育社会学研究——从教育现场到研究文本的转换
121.质的教育社会学研究探析
122.刍议教育社会学学科性质
123.“新”教育社会学产生的归因分析
124.教育的新制度主义分析——一种教育社会学理论和实践
125.教育改革社会学研究的兴起及发展路向
126.教育社会学的方法论特征
【关键词】 《经济学方法论》；课程性质；教学内容；教学过程
一、《经济学方法论》课程性质、地位与学习的意义
1、课程性质及地位
目前，《经济学方法论》课程已经成为国内众多综合类大学以及财经类大学的专业主干课。在内蒙古财经大学，这门课程是作为经济学院本科生第四学期的必修课程，同时是商务学院国际贸易专业的选修课程。在本科生课程体系中以及课程方案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本课程对学生所学前期课程的理论知识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方法论的视角――获得对既有知识的新的整合与重组，从而提升学生对所学不同课程的认识能力有所提升；另一方面，本课程还具有非常强的引导实际操作能力的作用，有助于学生对第四学期结束后即将写作的调查报告以及后续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工作的顺利展开。
2、学习的意义
根据埃思里奇的观点，教学计划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即我们主要教授学生“知”的经济学，却极少教授他们“行”的经济学。也就是说，处于“知”、“行”相互割裂的状态，这使得学生们处于知道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却不知道如何将理论用于指导研究实践。而经济学方法论这门课程恰恰构建起学生对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实现“知”“行”相统一的桥梁。
此外，从我国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方福前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学建设必须走“三化”道路的演讲中所提：中国经济学建设必须走“经济学现代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经济问题理论化”道路，根据这一提法，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如何实现我国经济理论发展中的这“三化”，笔者想，在这里方法论以及方法问题非常重要，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经济方法论方面的学习、借鉴与应用来更好地对“三化”的实现提供创新与发展路径。
二、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主要是使学生从哲学层面、经济学方法层面以及经济学具体工具方法层面三个层面系统的学习方法论知识。
2、能力目标
借助于基本的经济学理论以及方法论知识，培养学生将经济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最为直接的目标就是使其具备较顺利撰写调查报告以及研究报告的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通过经济学方法论的学习，使其对经济学理论知识拥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视角，能够以这一全新视角将所学各门课程的经济学理论统筹整合为一个整体体系，成为经济学理论知识的“知”者，并建立起应用经济学理论知识来解释、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现实问题的学习习惯与素养。
三、教学内容设计
导言中对经济学方法论课程的一些基本问题做出说明，如方法、方法论和经济学方法论的含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层次性；为什么学习以及如何学习的问题作出说明。特别是在经济学方法论的层次性方面，一般把经济学方法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即经济学方法论的最高层次，也即是哲学层面的方法论；第二个层次是经济学的方法论即就经济学而言，将经济现象作为对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是否具有特殊的性质，那么其认识的方法、方式、途径等是否存在规律；第三个层次是具体的操作方法，即对经济现象认识的具体操作方法。教学内容中各部分的划分就是按照经济学方法论的这三个层次的顺序展开的。据此将教学内容分为四大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科学哲学部分，具体包括对归纳主义与演绎主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的科学发展理论以及托卡拉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等内容进行讲解。一方面这一部分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最高层次，有助于学生从深层次认识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思维；另一方面哲学思潮的发展也始终都在极大的影响着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以及经济学说的发展，从这一角度说，我们也必须较为系统的使学生认识到哲学层面方法论的基本发展历程以及成果。
第二部分是经济学领域的方法论问题，具体是按照经济思潮以及流派发展的历史顺序来安排教学内容。第一块内容将对古典经济学阶段重要经济学家对方法论的论述进行讲解和说明，具体包括古典经济学之前的重商主义、威廉・配第等的经济学方法论；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包括斯密、李嘉图等；以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为标志，开始了当今同根于古典经济学的两大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分立，即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基于此，本部分第二、三部分内容将分别安排经济学的方法论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第四部分内容是从方法论论战的视角对经济学方法论在西方涉及的几次大的争论进行说明，如边际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学派之战、新古典综合派与剑桥学派方法论之争等。
第三部分是具体的方法问题。由于经济学也是一门社会学科，因此，这部分内容想从两个层次来讲解，一是从社会科学一般层面的分析方法来做出讲解，具体包括社会科学研究中具体的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问卷研究法、观察研究法等；二是从经济学这一学科本身出发，来说明其主要的方法，如成本-收益分析、边际分析、数学分析等。
第四部分是应用的经济学方法论，是学习经济学方法论的最终归宿问题，即应用的经济学方法论。也有学者把他取名为社会科学研究报告和论文的撰写。
四、教学准备
目前国内关于本门课程的教材分为国内学者出版的教材和国外翻译的教材两类。一类是国内学者自主编写的教材，如张俊山、朱成全、韩永进、高本全等。第二类是国外翻译的教材，如上海财大出版社2005年翻译的谢拉・C・道写的《经济学方法论》、唐・埃思里奇（Don Ethridge）的《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
由于经济学方法论课程所包含的层次以及内容非常广泛，因此，教学过程中不可能仅仅依托于一本教材来完成课程的讲解，需要大量的辅图书、论文资料。对于这些辅材料，目前国内可供参考的图书如汪丁丁主编的经济学方法论译丛、刘永佶、程恩富等从经济学视角出版的专著、汉兹、门格尔、霍奇逊、罗宾斯、霍奇逊等国外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著名学者的译著。此外，还可跟踪国外专门关于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期刊，如《经济学和哲学》、《经济学方法论》等。
五、教学过程设计
目前，笔者所在学校已经开设这门课程多年，但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着极大的现实困境。一方面，教的方面，授课教师备课非常累，可以说备课费时、费力、费心血，但总体感觉收效不佳；另一方面，学的方面，学生普遍反映枯燥、没意思、没兴趣进而听不懂，最主要是感觉不到学了这个课有什么用。在上述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教学过程设计应沿着重过程、重应用的思路展开。
1、将学生的学纳入到老师教的过程当中来，真正融教与学于一体，采取四个模块相统一的教学方式
（1）课堂讲授：增强系统性、知识性+注重知识表达通俗性+寻找案例增强趣味性；（2）课后作业及阅读思考任务：每节课结束都布置复习及预习的内容，每下一节课开始都要检查课后复习及预习的情况；（3）课堂讨论：主要是通过案例分析与应用来发挥学生的自主性，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4）撰写读书笔记：一学期至少要交四篇读书笔记，给学生十本左右的关于方法论的经典译著，以电子版的形式打包放在课程qq群里。其实，后续的想法，还想根据课程特征设置专门的群聊，以群聊参与的程度以及发表的看法来给予表现突出的学生以一定的平时成绩奖励，建立课堂之外的第二课堂。
2、应用“大纲+笔记”的方式来严格教学过程
即设计带有空白地方的教学大纲，要求学生跟着老师在听课的同时，将重要条目下的重点内容补充到大纲当中去，最终形成既有调理又有实质内容的笔记。通过这一办法，对学生的上课过程做出硬性的规定，从而强化教学过程管理。
3、调整考核方式
在上述教学过程设计下，对考核方式做出相应的调整，将平时成绩比重至少改为50%，最后考试成绩不高于50%。具体来说，准备取消考勤分数，平时成绩包括3块，课堂笔记（15分）+读书笔记（20分）+提问互动（10分）+QQ群活跃程度（5分）。期末考试采取开放式试题，开卷考试，注重对所学课程内容的实际应用能力。虽然增加了授课老师的工作量，但是感觉能一定程度上将学生控制在课堂以及课堂之外的这一课程学习中。
【参考文献】
[1] 唐・埃思里奇（Don Ethridge）.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2] 高本全.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研究方法[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论文摘要: 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的，也是唯理性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是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迪尔凯姆的实证研究方法使社会学区别于纯思辨的研究，实证主义推动了社会学向精确化、定量化的方向发展，对社会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这一科学研究手段被应运用于社会学领域，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法国学者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是19 世纪20 世纪初出现的社会学奠基人。他关于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为当代西方社会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其理论至今仍是社会学领域无可争议的基石。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论》、《论自杀》和《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等著作被公认为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因此， 探讨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思想， 是研究社会学的基础和重要环节， 对我们现在的社会学研究有很大意义。其实证主义思想贯穿于他的方法论中。今天回顾他的学术思想可以更好的开拓我们的思路， 对我们的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建设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实证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19 世纪上半叶， 自然科学有了巨大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了令人惊喜的变化。这使人们在看到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巨大推动力， 而且也深刻地冲击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传统的理论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无法概括和说明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实证主义就是在这一需求中产生的。
早期的实证主义主要由法国社会学家孔德的倡导而盛行。他创立的实证主义由近代转入现代的重要之一。“孔德认为人类对社会的了解已经走过了神学的阶段( 1300 年以前)和形而上学的阶段(1300 - 1800 年) ， 从而进入了科学的阶段。实证主义的兴起标志着神学和形而上学的衰落， 也标志着客观的科学研究已经取代了主观的宗教信仰。”[1]
孔德主张， 社会学应当是一门类似自然科学的、以研究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学科， 这门学科应当采用建立在观察基础之上的实证主义方法。他在社会领域中引入了自然科学形成时建立的基本假设， 即知识的经验性或实证性、研究的客观性和世界的统一性。孔德还具体论证了观察方法、实验方法、比较方法和历史方法对社会学的适用性。
孔德关于建立实证社会学的主张在英国学者斯宾塞那里得到了响应和进一步的改进。斯宾塞在其社会学主要著作之一《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对社会与自然界统一性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论证。他明确指出社会与自然，生物有机体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如生长过程、结构进化、功能分化、相互依赖等，因此完全可以用与分析生物有机体相同的那些概念、原理和方法来分析人类社会。斯宾塞从社会有机体和社会进化的思想出发， 对社会的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做了比孔德更为细致的描述和分析，从而使孔德关于建立一门有关社会的“科学”的主张变得更具可行性，更具诱惑力。
迪尔凯姆则让孔德所提倡的实证主义得以发扬光大， 他在重要著作《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准则》一书中提出了他的实证主义理论。这本书最终成了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者的经典。
二、迪尔凯姆与实证主义
尽管孔德提出了“社会学”一词并创立了社会学， 但是真正把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引入大学的是迪尔凯姆， 他奠定了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并且他为社会学确立了研究对象， 提到迪尔凯姆的实证主义思想， 就不提不先说说他对研究对象的界定。
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准则》一书中，迪尔凯姆首次从社会现象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出发， 对实证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明确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与纯粹个体现象不同的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研究对象的界定使得社会学与哲学等其它学科区分开来。这个研究对象的确定， 不光为社会学找到了研究范畴， 还为社会学提供了在这个研究范畴内进行研究的方法途径。社会事实这个研究对象的提出， 使得社会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最终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科。
在关于“什么是社会事实”这一术语的解释中，迪尔凯姆认为“这类事实由存在于个人之身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因此，不能把它们与有机体现象混为一谈， 因为有机体现象由表象和动作构成; 也不能把它们与仅仅存在于个人意识之中并依靠个人意识而存在的心理现象混为一谈。这样它们就构成了一个新种，只能用‘社会的’一词来修饰它，即可名之为社会事实”[2]。迪尔凯姆认为社会事实“不论是从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 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 或者换一句话说， 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 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的一切行为方式”[3]很显然， 社会事实存在的前提在于主客体的分离， 在迪尔凯姆对社会事实的认定中， 社会是区别于个人的客观实在存在的， 并且这种客观实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它是物。作为物的社会事实， 一方面它的存在外在于人的意识， 具有普通性， 另一方面， 它对个体意识有强制作用， 可以为并必须为人们所认识。
因为社会事实本身具有“物”的特征， 那么观察社会事实也应采用观察物的方法。迪尔凯姆认为，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研究， 就是要把社会事实作为构成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的实物论据来研究，社会事实无可争辩具有这种特性。供我们观察的材料不是人们关于价值的观念(因为价值是无法观察的) ，而是在经济关系中实际进行交换的价值; 不是这样或那样的关于道德的概念， 而是真正决定人们行为的全部道德准则;不是关于效用或财富的观念，而是关于经济组织的全部细节。我们面临的那个事实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在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研究时，只能适应它们的性质。其实在这里， 迪尔凯姆本人也意识到社会事实与物质之间并不是等同，他只是把社会事实赋予物的性质，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容易把用经验的观点来认识社会事实， 所以他强调我们在对待社会事实时应该像对物理学研究物质一样客观中立的对待。在对社会事实进行研究时， 研究者的主观动机会影响到研究者的认识， 研究的结果自然无法证实， 如果研究方式不能重复， 研究结果无法证实， 那么社会学也就不能成为一门科学， 实证主义的方法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迪尔凯姆把个人与社会的观念也明确区分开来， 他认为，社会事实对于个人来说是外在的， 它不存在于个体意识之中，社会现象有强制性， 不管个人是否接受， 都会约束个人的行为。不能用个人意识来解释社会现象。社会事实形成的原因应该到社会环境中去， 必须从社会本身的性质中去寻求对社会生活的解释。用一个社会事实来解释另一个社会事实， 而且，这种社会事实只能从外在的特征中归纳出来。
他还进一步提出， 社会事实的成因应当到过去的社会状态中去寻找， 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之中去寻找， 而不应该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之中去寻找。迪尔凯姆强调要对事物的特征进行观察，并不是说可以用观察的结果来代替解释， 而是强调以观察事物的外部特征为起点，深入进行研究。他认为，不能混淆事物的原因和功能，要对它们分别进行研究。“当我们解释社会事实时，必须分别研究产生社会事实的真实原因和社会事实所实现的功能。”[5]
迪尔凯姆认为，在进行因果分析时，要把注意力放在社会层次上，个体的或心理的现象不能作为解释社会现象的原因，社会现象能够而且只能用其他社会事实加以解释。“用心理学现象不足以准确地解释社会事实， 然而许多社会学者都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往往将事物的结果当作事物的原因。”他认为，社会是一个与个人截然不同的实在之物。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原因都是另一个社会现象，而不是一种个人心理现象。某种心理状态只不过是一种社会现象的结果，不能把某事物的原因和功能颠倒，用结果来解释原因，而只能从以往的其他社会现象中去寻找该种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中指出，虽然自杀表面上是个体的行为，各有其不同的特点，但是在这种看来有很大个体主观性的现象中，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不能只去分析个体心理，而应该从社会中去寻找原因。他在对相关资料的统计分析中，发现各个国家自杀率的变化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关的， 所以对自杀率的解释不能从个体心理去探讨而需要对不同的社会进行考察。因此，迪尔凯姆认为，社会现象只能当社会的现象来研究， 只能通过直接的观察来发现其特点和寻找其原因， 心理学的依据只能作为研究社会现象的准备工作，是为实际的观察和分析打下基础。在观察社会现象的原则和解释社会现象的原则中， 充分体现了迪尔凯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思想。他认为社会现象也像自然物一样，是有其一般规律的，是可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其中，比较法又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最有效方法。他在《自杀论》中正是通过对各个不同时期的自杀率的比较而发现了自杀率变化的规律。所以说，迪尔凯姆有关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准则的论述，既坚持了孔德所提倡的实证主义原则，又进一步发扬光大，使社会学摆脱了思辨性，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实证学科。
三、对实证主义的认识
社会学研究工作是建立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 这使社会学发展成为实证科学。社会学者通过大量、深入、系统的社会调查，揭示了现代社会各种实际情况以及产生的问题，尤其是公众关心的问题。一方面为政府制订符合客观实际针对性强的有效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人们对待社会的态度，而且通过实证研究，也提高了社会学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学家的社会威望。
尽管实证主义在西方社会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反实证主义也一直有很大影响。因为在他们看来， 社会事实不会完全“客观”， 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有着本质的不同。实证主义片面强调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和外部原因， 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 它的缺陷在于忽视“人”的因素及历史、文化因素。但是“对实证主义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社会学家， 大多数只是反对照搬自然科学方法或滥用数量分析方法， 而并不反对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来建立和检验理论这一实证原则。”我们在进行研究时， 对不同的研究应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即使是研究同一对象， 也要因不同时代、不同区域而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如对生活方式问题的研究，因在不同的时代、不同民族里，差别较大，研究方法一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不能采取简单的一刀切方式死搬硬套，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取得较为理想的具有一定参考和利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在社会学研究过程中， 我们应该将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及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如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运用或整合， 这才是明智之举。
参考文献
[1] 汪天德.提倡一点实证主义[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 [法] E·迪尔凯姆.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3] [法] E·迪尔凯姆.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010年5月31日，由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天津市语言学会联合主办的“李世瑜社会历史学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市文史研究馆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深入讨论了李世瑜先生的社会历史学方法论及其在实践上的重大意义和学术价值。李世瑜先生亲自到会，回顾了其创建社会历史学并从事相关研究的曲折历程。会议同时还印行了《天津记忆・穿月斋社会历史学辑稿》和“李世瑜社会历史学学术讨论会纪念藏书票”等。本次会议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今晚报》等平面媒体和“新浪”等门户网站都进行了报道。
本次学术讨论会之缘起
李世瑜先生是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22年生于天津，北平辅仁大学社会学系、研究院人类学部毕业。1982年获美国亨利・路斯奖金及终身路斯学者称号。从1940年起，他以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民间秘密宗教及结社，并旁及人类学范畴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民俗学、方言学、方志学、文献学等，在多个学科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2009年3月13日，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的穆森和王振良二人，在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谭汝为教授的引见下，到佟楼新闻里拜访李世瑜先生，并聘请先生担任团队的常年顾问。鉴于李世瑜先生在社会历史学领域的重要贡献，团队提出在2010年先生米寿之年（李世瑜1922年生，2010年适逢88周岁）举办“李世瑜先生学术讨论会”的设想。该设想受到李世瑜先生首肯的同时，也得到身为天津市语言学会顾问的谭汝为先生之响应。此后，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和天津市语言学会围绕会议的主题设置和重点议题等，与李世瑜先生多次沟通协商，进行了初步的筹备。
2010年4月，鉴于李世瑜先生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身份，团队和语言学会积极与天津市文史研究馆联系，得到陈雍、崔锦两位副馆长和文史处钱钢处长的支持，最终敲定由市文史研究馆领衔主办这次会议，并将会议的正式名称定为“李世瑜社会历史学学术讨论会”。主办的三方很快就明确了分工，会议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会议由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崔锦先生主持。天津市地方史研究者、李世瑜先生亲属和在津友好，以及主办方代表等30余人参加会议。与会者针对李世瑜先生在“城市考古”、“天津方言”、“民间宗教”等三个领域取得的主要成就，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著名学者陈雍、谭汝为和李正中，分别以《距今一万到二百年天津地区人地关系――从李世瑜先生渤海湾西岸调查说开来》、《李世瑜天津方言研究及方法论问题》、《李世瑜先生对民间宗教文化的贡献及其宝卷学的建立》为题，作了本次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报告。
关于贝壳堤的发现和研究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著名考古学家陈雍，在题为《距今一万到二百年天津地区人地关系――从李世瑜先生渤海湾西岸调查说开来》的报告中，对李世瑜先生在“城市考古”领域的贡献作了全面系统的专题阐述，指出其调查发现贝壳堤的重大意义和研究价值。
1957―1962年间，李世瑜先生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渤海湾西岸三道贝壳堤的存在及其与古海岸的密切关系：
第一道：东郊白沙岭―军粮城―泥沽，年代为战国至唐代；第二道：宁河赵学庄―白塘口―黄骅苗庄子，年代应晚于商殷时期；第三道：市区育婴堂―静海四小屯，年代不晚于商殷时期。
此后，学者们在李世瑜先生的基础上，对贝壳堤的研究逐渐深入：基本搞清渤海湾西岸全新世海进与海退的时间和范围，贝壳堤的数量、分布和年代，提出贝壳堤形成的机理；基本搞清渤海湾西岸古遗址和古墓葬分布情况，探讨了考古遗存的时间、空间分布与环境变化的关系，总结了万年以来人类活动的规律；确定和公布了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海洋保护区），加强并推动了自然遗产的保护。
陈雍先生在报告中还进一步提出：渤海湾西岸起码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指状海岸线和小海湾；大约隋唐以后，小海湾开始逐渐消失，最后变成陆地和泻湖，形成与现代海岸线大致相同的海岸线。
针对李世瑜先生关于渤海湾西岸贝壳堤的调查方法，陈雍先生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加以深刻认识：一是从事研究活动必备的识、学、才，识即敏锐的学术眼光，学即深厚的学术素养，才即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二是坚持田野调查，强调实证研究，一切结论都立足实地勘察，在客观存在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法，不演绎，也不假说；三是注意研究对象的相关性，能够联系地看问题，发现并准确把握现象与现象、时间与空间、陆与海、人与环境、学科与学科、专业调查与生产建设之间的关系，立足于为现实服务。
关于方言岛学说及其推广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谭汝为，在题为《李世瑜天津方言研究及方法论问题》的报告中，着重探讨了李世瑜先生在天津方言研究上的卓越贡献。他认为，李世瑜先生对天津方言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深入而独到的开创性研究，四方面的贡献令人瞩目――首创“天津方言岛”学说，确定“天津方言岛”成因，寻觅到“天津方言”的根，推出天津方言研究的力作。
谭汝为先生特别指出，根据天津方言在语调上的特点，李世瑜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骑着自行车跑遍天津近郊的约200个村庄，找到近100位发音人，记录下他们的语音，查清了天津方言的“等语线”，最后绘制出《天津方言区域图》，使“天津方言岛”学说得以确立。上世纪80年代，李世瑜先生两次南下，历经数月调查研究，使天津方言的“母方言”最终浮出水面――天津话来自以安徽宿州为代表的广大江淮平原。
谭汝为先生还探讨了李世瑜先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认为其社会历史学研究“落笔多创意，有文辄拓荒”，主要在于独特的研究方法。这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擅长“打通”的综合性。在以传统历史研究方法为主的基础上，把西方的社会学、考古学、方言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历史学交叉起来，综合运用。二是求真务实的实证性。在注重历史文本（典籍、档案、文献）的同时，更重视田野调查、社会考察和民间采风，强调以实地调查为主，从而获取丰富、鲜活、典型的第一手资料，作为立论的基本依据。三是重视强调方法论。李世瑜先生的《社会历史学文集》，列在最前的就是阐述方法论的七篇重头论文。他撰写的文史资料强调“三亲”，即亲历、亲见、亲闻。他主张研究者要走出书斋，走近“下层社会”，对散落民间的资料、记忆，要善于挖掘、寻找、访问，就是善于“挖宝”。四是求真务实不盲从。1945到1948年，在北平辅仁大学人类学研究院读书时，李世瑜师从著名语言学家、比国神父贺登崧教授开展研究工作，两次随贺登崧赴万全、宣化开展方言田野调查。经过反复思考，李世瑜认为：贺登崧的那套办法是外国人研究别国方言的办法，但中国人研究中国方言时用不上。为此师生二人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分道扬镳。
关于宝卷及秘密宗教研究
天津理工大学教授李正中，在题为《李世瑜先生对民间宗教文化的贡献及其宝卷学的建立》的报告中，以宝卷的收藏研究为例，探讨了李世瑜先生在民间宗教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他认为，李世瑜先生是我国民间宗教研究最早的奠基者之一，从1940年开始持续了近七十年。他将李世瑜先生在这一领域的主要成果概括如下：
一是建立了民间宗教学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历来以佛、道、儒三教为正统的。但不可回避的是，在中国下层民间社会，出于信仰和期盼的需要，不断地创造着自己信仰的宗教，与正统的信仰有着很大分野。对于民间宗教的研究，学术界都以各自宗教或会道门的名称来进行阐述，而把这些民间宗教综合称为“民间秘密宗教”，则始于李世瑜先生的奠基。他1988年主编“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时，就提出了这一课题的论证。
二是用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研究民间宗教。李世瑜先生1978年首次提出用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研究民间宗教。李世瑜先生认为，用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研究，就是“以整个社会为对象，对某些人物进行调查访问，对某些社会现象，社会变化，社会的结构以致自然环境进行观察了解，对一些文物资料进行搜集，然后如实地、准确地、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加以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当然可以使用文献资料加以印证、补充，使所得结论更为完美”。李世瑜先生以身作则，用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进行民间秘密宗教的研究，为后学树立了成功典范，提供了科学方法。
三是推进了民间宗教宝卷学的建立。“宝卷”是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将宝卷归属于“民间文学”体系。对此，李世瑜先生根据自藏四百余种宝卷及有关馆藏宝卷，经历十几年的研究认为：从宝卷的体制，特别是内容方面分析，宝卷在形式上虽然与变文有关，但内容与变文全然不同，宝卷不仅有宗教的形式，还有各教派各自崇拜的“佛祖”、“佛堂”及“坛训”等。由此李世瑜先生第一次提出宝卷为“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的观点。此后，李世瑜先生又出版了《宝卷宗录》（1961年），在国内外学界引起震动。
李世瑜的学术和人生侧面
在本次学术讨论会上，天津市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马庆株代表主办单位致词。他简要回顾了李世瑜先生的学术经历，认为其从1940年开始，以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民间秘密宗教和结社，又旁及人类学范畴内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民俗学、方言学、方志学、文献学等学科，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召开会议总结其学术成就，探研其治学方法及特点，对于推动天津地域文化的研究大有裨益。
在会议发言阶段，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罗澍伟认为，李世瑜先生对天津话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方言岛”概念的提出。经过李世瑜等人的调查，现在的天津话，大约源自以安徽宿县为中心的皖北一带，而且在天津市区形成三角形的“方言岛”；“岛”内的天津方言，几百年来保持得相当稳定。罗澍伟先生由此提出，由于“岛”内方言的稳定，天津话里的一些语汇，至今还保存着现代汉语已经不用的历史语文，并具体列举了“大冰”、“瓯”、“下街”、“囫囵”、“袷帙”、“”、“”等实例加以说明。
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宋金来认为，李世瑜先生的天津方言岛学说，为研究天津地域文化提供了明确的历史和文化坐标。研究天津地域文化，绝不能忽视天津方言岛的存在，这一学术成果是研究天津地域文化的重要基点。如果基点问题不解决，天津地域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便难以形成共识。
参加会议的民俗学者王和平与郭文杰两先生，会后分别写下《大儒大雅李世瑜》和《悲天悯人的李老爷子》两篇文章。王和平认为，李世瑜先生七十年的学术生涯，有三点值得后学身体力行：一是注重实践，以实际考察为支点，汲取民间历史，比如对会道门随时随地进行观察研究，即便在国外也不放过实地考察的机会。二是注重科学，客观地看待文献，尽量找到资料背后的真实，比如针对“贫农宋文成”由来进行的调查研究。三是注重方法，如利用地图作为社会学的考证工具，又如对天津理教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对娘娘宫、泰山娘娘和王三奶奶关系溯源的研究等，这些都为考证历史提供了借鉴。郭文杰认为，李世瑜之所以从事民间宗教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与其一生“重情”性格有关。因为家里很多人受各种会道门邪说的伤害，李世瑜先生遂抱着挽救家人乃至拯救国人的志愿，开始研究民间秘密宗教，他认为对这些东西只有充分了解才能彻底破除。由于对家乡和人生的挚爱，使得李世瑜先生的天津地域文化研究深刻而独特。
关于社会历史学开创历程
在会议的最后阶段，李世瑜先生就其社会历史学的创建历程作了长篇演讲，让我们对其艰辛曲折能够有个大概的了解。
1922年2月8日，李世瑜生于天津梁家嘴一个富有的封建家庭里。祖辈、父辈都经营商业，唯有其父李彩轩读过教会学堂――新学书院，又到日本留过学，在早稻田大学工科肆业。他接受了文明思想的熏陶，对于封建家庭的种种弊端，尤其是五花八门的迷信活动深恶痛绝。李彩轩谆谆教导李世瑜说：“这些东西一定要取缔，不然可能导致亡国灭种。但是取缔一件事情，必须彻底了解它，看它使人那么迷信的原因是什么。”这几句话对李世瑜先生的影响很大。
李世瑜先生自幼受到良好学校教育，先后在南开中学、汇文中学、辅仁大学就读，直至硕士毕业。1940年，他还在高中时就对当时流行的多种民间秘密宗教进行了调查。在辅仁大学人类学研究院期间，他遇到著名的比国学者贺登崧教授，两次随贺到察哈尔省的万全、宣化两县进行庙宇、宗教、民俗、方言等方面的调查。李世瑜先生学到了贺的全部方法论，为此后的学术道路打下坚实基础。
贺登崧全面指导了李世瑜先生的硕士论文――《中国秘密宗教研究》。1948年完成后，学校以优秀论文给予其出版奖励，当年即在成都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影响了许多国内外学者。
平津相继解放后，李世瑜先生失业回津，先在天津教育学院（后并入天津师范大学）教历史，又到天津史编纂室编天津史。后来，天津史编纂室并入天津历史研究所，又调到该所《历史教学》杂志编辑部；编辑部几经辗转，最后附入天津古籍出版社，直至李世瑜先生退休。在单位供职的40年中，除在天津史编纂室有10个月时间奉公进行过一项田野调查工作（渤海湾古代海岸遗迹贝壳堤）外，李世瑜先生其他全部学术成果都是在八小时之外完成的。
关于李世瑜先生的社会历史学成果，以下文章值得重点关注：一是《顺天保明寺考》（《北京史苑》1985年第3期），此文把西大乘教的来龙去脉理清，弥补了民间秘密宗教史上的缺环。完成此文是李世瑜先生从事田野工作的巅峰，为此他九次从天津到保明寺旧址，动员当地八位参加其学术研究工作――翻转巨大的已被用为物料的石碑。二是《民间秘密宗教史发凡》（《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1期），该文代表了李世瑜先生研究民间宗教几十年的重要成果，可看作是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史的纲领。三是《源流试探》（《历史教学》1979年第2期）和《源流答问》（《史学月刊》1985年第2期），这是第一次从民间秘密宗教角度追溯源流的文章，此后不少学者循此思路写出佳篇，被日本学者小林一美誉为研究中的“源流派”。四是《宝卷新研――兼与郑振铎先生商榷》（《文学遗产》1957年第4辑）和《江浙诸省的宣卷》（1959年《文学遗产》增刊第7辑），提出宝卷为“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的观点，使宝卷从“民间文学”体系回归到民间秘密宗教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