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25 15:02:0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现当代文学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现代性；多元；跨界；文化中国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4]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作品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4）04-0048-02
[作者简介]王娟（1981―），女，湖北十堰人，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一、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价值思考的引发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等院校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但是近些年来它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有所下降，表现为：古代文学课时被压缩，学习意义不明确。认为在当今社会，掌握实用性的知识更为必要，古代文学离现实生活太远，对个人发展没有直接促进作用，是附庸风雅的声音时而有之。与国人忽视古代文学教学相反的是在“汉语热”的背景下，外国人对古代文学的向往。不少国家把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来华留学生的必修课。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的文化传承体现在哪里，作为中国人的最典型特征又在哪里？这样看来，在当代社会对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价值的思考和探讨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当代价值体现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梁启超曰：“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1]中国古代文学负载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传道价值、育人价值，是中华瑰宝，是新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不仅教授理论知识，还使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其情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的根本在于教人成为一位典型的中国人。
孟建伟提出了“文化教育”这个崭新的教育理念。他认为：“这是一种以文化为导向的教育：它将吸纳人类文化中一切有利于人的成长和文化创新的元素，并将教育的过程变成文化育人的过程。”[2]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符合这个教育理念并能很好地解释它。古代文学教学的作用是隐性的，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是实现文化育人的重要环节，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具有积极作用，在使学生了解并感悟历史和现实的人文情态、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感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教学无法取代的功能和作用，它负载着文化，传承着文化。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3]
三、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的实现途径
古代文学的教学分为两大块：文学史和文学作品，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熟悉并了解历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掌握古代各类文体的演变轨迹、文化思潮的兴替、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影响，获得阅读、分析、鉴别和欣赏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提高思想修养、美学修养和文学素养。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以文学史为纲，作品只是穿插其中。但文学史教材一直在变化，各个版本的文学史教材注重的角度不同，所选的作品也不同。其次，文学史所讲述的多是知识性问题，比如文学发展的脉络、作家的贡献和地位、作者主张及相关的文学现象等，经典作品则直接表达了诗人的主观情感。因此，古代文学教学应该注重作品本身，作品的教学可以从分析作品的艺术性，引导学生掌握鉴赏方法；从将心比心，和古代作家产生共鸣；深度挖掘，领悟真理三个方面着手。
（一）分析作品，掌握方法
对作品本身的分析是鉴赏作品的第一步，通过细读、诵读、解读作品能实现对作品的初步把握。细读作品就是仔细读文字，细细玩味，关注的是具体的形、音、义及标点。细读作品注重的是培养学生对单篇作品的分析能力和鉴赏能力，不是文学史知识的多寡。如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上阕开头“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细读时要抓住似是而非。接着分层铺叙，先说杨花的飘坠“抛家傍路”，次写念远之人“困酣娇眼，欲开还闭”，再写梦“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细读时要抓住分层的关键词。下阕直接抒发主观情感，“恨西园，落红难缀”，美好春光已经逝去。紧接“恨”的内容，同样分层次来写，“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飘飞的杨花变成了破碎的浮萍，此为第一层；“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伤春别离，此为第二层；“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将伤春之情推向顶点，此为第三层。
诵读作品指用适合的话语声音形态、语调和节奏，在一咏三叹之间慢慢体味朗读并背诵作品。如李清照的《声声慢》，凄切的氛围、凄凉悲哀的感情多是通过叠字、入声字的韵脚来体现。正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些叠字，让我们更容易感受到作家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情感。诵读作品可以采用教师范读，学生仿读的方法，通过对作品文字声音的感知达到理解作品、体悟情感的目的。
解读作品。解读作品不是简单地讲析诗意，而是要了解作品的内涵以及作品之外的东西。解读作品的方法有很多，可以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与作者其他作品进行比较，与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把作品放在文学史的坐标上衡量其地位、贡献，等等。在解读秦观的《醉乡春》时，我们首先可以了解它的创作背景，此词为作者贬谪广西时所作，“瘴雨”“椰瓢”等题材都带有典型的南方特征，说明词人在流寓广西时受到了地方文化的影响。其次，可以把这首词同秦观的其他词进行比较，发现秦观的大多数词作都写自己遭遇挫折、身处逆境之时不能解脱的愁和恨，而这首词写到“醉乡”中去寻找精神寄托，不再为谪居而自伤。
古代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古代文学教学是让学生体验文学的魅力，体悟文学的真谛，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鉴赏文学的能力，多读、多揣摩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培养鉴别力的重要方法。
（二）将心比心，体验情感
古代文学教学要注重引导学生体验情感，读出作品中的情味。古诗词所负载的情感与今人有贯通之处。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所写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少年离家白首归的体验，读者可以身临其境般领略到这种沧桑之感。李白的《静夜思》语言简单质朴，但诗歌中蕴含的是千百年来人们共同的思乡情感。孟郊的《游子吟》所写只是一件小事，却把人世间最朴实最高尚的母爱写得感人至深。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所抒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情感，不仅是词人自己所能感受到的，更是处于同样环境中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这种感受超越了时空，可以使我们产生共鸣。积极体验作品表达的情感，在作品教学中至关重要。正如施议对先生所言：“将你心，换我心，必将有所得。”[4]
（三）深度挖掘，领悟真理
古代文学教学包含着对学生的人格、心灵、情感、审美等方面的教育，目的是塑造学生的思想灵魂，使学生热爱祖国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古代文学中很多优秀作品或教人明志、或教人做人、或帮人成才。古代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他们关心社会、心系苍生、品德高尚，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教师要通过教学，让学生在精神上得到提升，明确人生道路，领悟人生真谛。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中“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对高远目标的追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诗人仁爱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体现。
综上所述，我们只有正确认识了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当代价值，在教学过程中秉承先作品后史论的教学观念，才能促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M].饮冰室合集：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81.
[2]孟建伟.教育与文化[J].教育研究，2013（3）.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是高校中文专业的必修课，也是新闻、播音主持、表演和编导等非中文专业的基础选修课。该课程教学面临着时代性挑战，其中之一就是日益丰富的影像资源。一方面是大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不断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有的作家如鲁迅和徐志摩还被拍摄成了影视，如电影《鲁迅》和电视《人间四月天》。另一方面，还出现了大量的电视诗歌散文（ltv），以及少量由上课教师与学生自己摄制的影像，如改编的红色经典剧或小说dv与相关视频等。这些丰富多样的影像资源，为基于文学与影像互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探索提供了可能，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可归结为“一突出四坚持”。
一、确立文学与影像互读的教学观念，突出文学与影像互读教学的必要性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目前存在“老化、僵化、不适应时代的问题”[1]（p21）。而忽视影像资源，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不适应时代的一种表现。众所周知，当今时代是图像文化时代，图像在当代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读图时代的到来引发了一场图文“战争”，“文学作品不断被影视‘殖民化’……越来越多的非图像文化资源被图像化地开发利用，许多古典的和现代的文学名著被搬上影视银屏，或被改编成漫画和连环画”[2]（p137），给文学教学提出了时代性挑战。而从学生的学习需求来看，他们当下的阅读已经从专注于文字理解转向热衷于图像，普遍优先选择接受影像化的信息，用影像作品来代替文本的阅读。笔者的课程教学调查就显示，百分之百的学生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应当利用影像资源，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讲课效率和内涵。因此，直面图像时代的挑战，变危机为契机，从学生的学习需要出发，打破旧的教学观念，将文字、声音、图像等综合起来，探索文学与影像互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方式，是现实的必然要求和课程教学与时俱进的应然选择。
二、力求适时适量，坚持文学与影像互读教学的科学性
实施基于文学与影像互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应当根据各教学因素来科学合理安排，做到适时适量。课程性质不同，文学与影像互读的教学处理就有所不同。在必修课教学中，以精选原著和影视作品为基础，截取一些典型片断来配合文学讲解，时间不宜太长。而在选修课教学中，则相对宽松，有时可以使用片断式影像资料，有时可以放整部电影甚至是师生自己拍摄的影像dv。从教学内容安排来看，进行作家作品的教学，要回到文学作品的情境或文学史现场，适合进行文学与影像的互读，如果是文学思潮运动的教学则不太适宜。考虑时长因素，如果影像是电视剧就只能精选片断，如《围城》等。而电影或学生自拍的影像则可视情况全部播放。另外，选择不同作家甚至是同一作家的作品影像均要注意典型性和代表性，如鲁迅小说改编的电影《阿q正传》、《祥林嫂》与电影《鲁迅》等，张爱玲小说改编的《金锁记》、《色戒》等，要选择据文学代表作品拍摄的成功影像。从课堂形式来看，实施文学与影像的互读教学，必须充分利用课外第二课堂来补充第一课堂的不足，通过布置学生的课外阅读和观看任务，引导学生自主实施互读，鼓励有条件的学生选择现当代文学教材中的剧目或小说加以改编，自制dv和ltv。在中文专业上课，可联合学生工作部门举行“红色经典”或舞台剧表演大赛并全程录像，通过课外活动创造与运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影视资源，实现第一课堂引领第二课堂、第二课堂深化第一课堂的开放式教学。从教师方面来看，教师要体现主导性，在问需于学生之时，要总体把握实施互读的内容、时间、方式、节奏和数量，不能给学生以互读教学的点缀或泛滥感。
三、贯穿教学全过程，坚持文学与影像互读教学的连续性
实施文学与影像的互读教学，贵在坚持，要通过“五进”，做到长时间不断线。一是进课堂，贯穿各教学环节。教学前先让学生阅读观看要讲内容的文学文本和影像文本，最好是要求学生能形成问题。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结合学生中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文学与影像的互读并引导讨论。课后布置相关改编或写小论文等，最后落实检查批改并及时反馈评价。以《边城》教学为例，在学生课前阅读观看文学和影像文本的基础上，综合学生的疑问提出一些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并得出结论，对于争论较大的问题（如“《边城》所展现的生活世界有何特点，如何理解和评价？”和“小说《边城》和电影《边城》有哪些异同？”）则让学生细读细看文学或影像文本，写成小论文，最后及时反馈评价。二是进活动，把课外活动视作课堂教学的有机延伸，支持学生开展影视社团活动，开展自编自导自演自拍活动，开展校园影视文化活动，实现活动课程与理论课程的统一。三是进毕业论文(设计)。在选题中，教师可有意识安排诸如“老舍/张爱玲/金庸作品的影视改编研究”等题目，我们目前指导完成的这方面本科生毕业论文就有多篇，如《贾平凹小说〈高兴〉的改编研究》和《电影〈边城〉与小说〈边城〉的比较研究》等。四是要进科研。课程任课教师要开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视改编研究，申报此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和校教改课题，推动了教学科研的互动。最后就是要进课程考试和评价，在实施课程考试和评价时，要把是否进行互读作为考核的内容之一。平时成绩的计算要把互读状况纳入进去，利用平时成绩这一手段，恰当评价和促进学生的互读学习。
转贴于
四、实施研究性教学，坚持文学与影像互读教学的创新性
研究性教学是将课内讲授与课外实践、教师引导与学生自学有机结合并达到完整、和谐、统一的教学[3]（p37-38）。在文学与影像互读的教学中，要实施研究性教学，培养学生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的能力。从文学作品到影像作品是二度创作，教师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自觉寻找二者间的异同，特别突出“异”的教学，从中发现新问题并提出新见解。一个典型案例是在《骆驼祥子》的教学中对虎妞形象的重新理解，传统观点对虎妞形象的定位是老丑怪变态。我把对虎妞的理解定性权交给学生，预先布置学生认真研读小说和观看同名电影，让学生记录自己的印象和感受，结果有女学生感到电影中的虎妞不同于小说中的虎妞，她有可爱之处。我于是安排课堂讨论，最后许多同学认为虎妞是一个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爱情，有超前女性性别观的现代女性，从而为虎妞评了反。又如《芙蓉镇》的教学，通过课内讲授与课外比较阅读原著和同名电影，学生往往获得对作品的新理解，如有学生发现李国香对胡玉音的批判不完全是阶级政治因素使然，而是有心理忌妒的原因。他们认为老女人李国香对长得比自己漂亮且受到芙蓉镇男人们宠爱的胡玉音在政治运动开始前是一种心理嫉妒，政治运动开始后，她把心理嫉妒转化为政治批判，李国香的政治疯狂正是其作为女人内在自卑心理的外在转移。
五、以文学原著为根本，坚持文学与影像互读教学的文学性
美国中国学家奚密没有把“归化”与“异化”对立起来,或者说,她放弃执着纠缠于两者谁是谁非,努力调和两者的紧张关系,提出了“选择性的亲和”的理想方案。她在《现代汉诗:翻译与可译性》里说“,可译的中国”必须到“选择性的契合”或者说“选择性的亲和”里寻找。以现代汉诗为例,她说,首先,译者与其翻译作品之间最明显的契合是它的“新”,即“高度原创性的前卫作品”;其次就是读者、作家、诗人、翻译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建立广泛的、在知性与美学共鸣基础上的“接触”。她的结论是,“翻译既不是对‘同’的确认,也不是对‘异’的追求。它是相遇,是亲和,是一种开启新世界的方法”。④其实,不管是谈“归化”,还是谈“异化”,还是谈“选择性的亲和”,它们还都只是在封闭的纯翻译学的“小天地”里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综合工程”的“大问题”。其视野的狭窄,观念的陈旧,显而易见。也就是说,传统翻译学理论已经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庞杂的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走出以上那些认识上的误区和盲区。从“译介学”的视角,分析制约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的综合因素。与传统翻译研究不同的是,译介学“它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⑤这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它突破了纯粹的语言学研究视野,“转而讨论跨越语言界限的文本生产所涉及的诸多因素”;⑥也就是说,它不再追究“应该如何翻译?”、“什么是好的翻译?”、“翻译的原则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是,去探索‘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⑦
美国华盛顿大学伯佑铭教授认为,“中国国际综合实力、意识形态差异、影视传播、作家交流、学术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风情、民俗特色、传统与时代内容,以及独特文学经验和达到的艺术水平等,都是推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原因”。⑧质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域传播,不仅仅是如何翻译,翻译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要综合考虑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内因和外因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诸多文本之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是,传媒的介入和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影化、电视剧化助力了它的域外传播,比如,电影《红高粱》、《人到中年》、《活着》、《边走边唱》(《命若琴弦》)、《大红灯笼高高挂》(《妻妾成群》)和电视剧《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洁)等。谈到自己的作品在国外的影响,莫言说,客观地讲,有张艺谋的功劳在里面。1987年,《红高粱》在德国得了金熊奖,很多人先是看了电影然后找小说、找作家。80年代末,早一点被翻译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张艺谋的光,他的电影开路,后面的小说跟上去。⑨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电影、电视剧的助力强调到极点。其实真正能持续影响读者的还是小说本身的魅力,像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作品并没有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但它们在域外的影响不比《红高粱》低。尤其是近年来,域外翻译家、出版社和经纪人开始摒弃意识形态、文化隔膜和流行“跟风”,理性化地、审美地关注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文学。比如,葛浩文对毕飞宇、苏童等作家作品的翻译就是例证。此外,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与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国立大学合作正在建设中的中文翻译网站“译道”,专为翻译提供中国文学作品的作者和译者介绍以及翻译时间等信息,可以用中英文进行查询。它将大大便利于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与研究,等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之大背景下,政府着力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对外宣传。中国作家协会开展的与文学对外译介相关的工作有:一是中国作家百部精品工程,由中国作协组织推荐作品,如果国内外翻译家有兴趣,可以补助翻译出版费用;二是国家图书推广计划的工程,中国作协也接受汉学家、翻译家的申请;三是互译出版,中国作协与某个国家或当地文学组织相互出版文学作品,具体作品由双方商议决定,方式是各负其责;四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作协资助在域外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选有:俄文版4卷、英文版5卷、波兰版3卷、韩文版1卷、捷克版1卷、德文版1卷,涉及100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五是从2009年起中国作协在境内举办了中美、中法、中德、中西、中意、中澳、中日韩论坛活动。国务院新闻办每年都会提出“对外译介推荐书目”。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导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也加大了支持中国作家和作品的创作推广力度:2006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正式实施,通过资助翻译费用鼓励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计划;2009年“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启动,以资助系列图书为主,不仅资助翻译费,同时资助出版费用和推广费用。2005年国家新闻出版署设立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已有22人获奖。2005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设立主宾国,至今有法国、俄罗斯、德国、希腊、西班牙、印度、荷兰、韩国等为主宾国,并在“文学之夜”等主题活动中提供中外作家交流的机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与美国老牌Springer出版社联合推出英文版的季刊FrontiersofLiteraryStudiesinChina,先由编委会从近年来中文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挑选出优秀者,翻译成英文,然后交美方出版社定稿。在此基础上,有人建议:一是建立“中译外”基地,如翻译夏令营、工作坊、翻译研讨班等;二是通过网络形成了几个翻译圈子,如着名的PaperRepublic(纸上共和国)等。三是设立域外译介奖。
许多中国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情感,有个别人为此停止乃至放弃原有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研究中来。因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相关部分应因势利导,募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译介”专项基金,奖励那些翻译、评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外翻译家、图书评论员、媒体记者和中国学家,以资鼓励他们及时翻译中国文学的最新力作,撰写新书推介文章,并发表在域外主流媒体上,像当年拉美国家打开美国市场那样。真正要使翻译出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域外得以广泛传播,乃至有产生深度的接受和影响,落地生根,就必须把“走出去”方略与“中国学”建构联动起来。也就是说,鉴于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和“中国学”建构的有限性、零散性和可能性,我们有必要进行如下的多维度思考:既要建设好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工程;又要开展好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推广活动,让自我传播与他者传播相融,把文化认同与文化改写结合,使小众话语与大众话语互渗,同时,要处理好本土经验与普世价值、文化自信与文化自省、仿造性与原创性的关系;⑩还要分析外媒的相关报道;最后要研究现代文学的域外传播史与接受史。因为悠久的汉学传统,良好的汉学环境,以及领先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坚实基础。像法国那样有着深厚汉学传统的国家,18世纪就掀起了“中国热”,还由此催生了世界的“中国热”。那时,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是全世界的榜样,而中国的道德哲学,乃至康熙皇帝又是法国的楷模。也就是说,经由法国,汉学在世界进入了一种良性互动的传播轨道。正是有了这样的氛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在法国都有译介。另外,像美国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在21世纪加紧了对中国的研究,而在美国译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可以同时影响到整个西方国家。因此,为了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须把“走出去”的战略考量与夯实“中国学”基础结合起来予以通盘考虑,以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传播得更长久,更有实效。质言之,我们需要从翻译层面、译介学层面、国家与社会支援层面以及中国学学科层面规划中国文学域外传播的战略方案。至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与“中国学”建构的探讨并没有停止。在此基础上,有的专家又作出了如下进一步的提醒。他认为,不要以为仅仅“依靠文本翻译输出、文学史扩容或者文学教学课程”,中国文学就能顺理成章地走向世界,更不能以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就真的成了世界文学了,要“重新理解和建立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新观念”,要把中国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文学来反观自身,也就是说,只有以这种“文学外位性的普遍理解”,克服民族文学僵化的片面性和封闭性,中国文学最终“才有可能在鲜活的存在层面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部分”。
简而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不仅仅是浅表上的、空间上的“扩容”问题,而是深层次的、时空兼备的、灵活的“融入”问题。看来,重新梳理、反思我们现有的文学观念、翻译观念和译介学观念,从观念的改变着手,才不至于出现方向性错误,更不至于最终导致将西方文学永久放在“超经典”的光荣榜上,相应地,把中国文学始终钉在第三世界文学/弱国文学的耻辱柱上。对此,陈思和作了更为深入的反思。他说:“这时候‘走向世界’就成为文学界的一个时髦话题,这个语词里隐含着时代的焦虑与渴望:所谓‘走向’,即意味着中国至今尚未走进‘世界’,尚未成为世界的一个成员,那么,是什么样的‘世界’既排除了中国又制约着中国呢?(与此相伴的是当时的流行语‘落后要挨打’‘开除球籍’等,都反映了类似的时代情绪。)显然,在现代化的全球性语境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一种时间性的同向差距,中外文学关系相应地趋向于这种诠释: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文学惟有对世界文学样板的模仿与追求中,才能产生世界性的意义。虽然在影响研究中也注意到民族性的关系,但所谓‘愈是民族的愈具有世界性’的格言,使用的仍然是‘世界’的标准,潜藏其背后的依然是被‘世界’承认的渴望”。
今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此前许多现代中国作家获得国际各级各类文学奖项后,是否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不存在“时间性的同一差距”了?是否能够就此证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已然处于“空间性的同一位置”上了?说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终极的“世界文学”?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同一性的“世界”标准?面对“中国走向世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时代呼声,以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文化走出去,到底是为了向世界解释中国崛起的意图?还是要另立一个足以与西方抗衡的主流文化标准?还是与西方携手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东西文化秩序?我想,后者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理想境界。俗话说的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上这些思考纯属“远虑”或者说“愿景”。而愿景终归是愿景,现实终归是现实。现实是在中外文学的输出与输入中,我们的文学赤字惊人!如果我们暂时还达不到双向、多向交流,那么在“走出去”不畅达的情况下,进一步“请进来”仍是必要的。这样以退为进、攻防并举的目的是,进一步促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相聚首,尤其是让世界文学理解中国文学,长此以往,中国文学“走出去”就顺当了。也就是说,增强沟通、对话与理解,在“走出去”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请进来”。因为,我们既在世界中,也在世界外。同
［关键词］多层次教学法;现当代文学课堂;教学互动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教学现状
中国现当代文学知识课程在实践教学中，教师要从文学历史理论知识、文学理解分析以及实践感知三个层面进行授课，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固态性与动态性结合的特点。基于此背景，教师在围绕当代文学课讲述时，可以借助师生互动的方式来实现对学生兴趣和培养目标结合点的有效挖掘，之后可以按照随机原则布置相关小题目，让学生参与到积极发言过程中，提高其在课堂教学中的参与程度，一改以往一言堂的传统模式。同时，除了需要注重课上学习外，学生课后的自学活动也需要给予重视。第一，要引导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注意记笔记，从而在丰富的积累中带动自身鉴赏能力的提升。第二，对于半期考核论文要严格、认真对待，从而使学生在完成论文的过程中自身知识水平和综合能力能得到同步提升。课程教学开展的本质目的就是要围绕学生这一主体来持续提升其技能水平，而学生对文学的热爱则是其步入技能培养的牢固基础。当代文学在实践教学中必须要注重对学生现代文化生活的关注，包括学生在生活中参与的语文活动、语文实践联系等;要使学生能将所学的现当代文学成果融会到实践生活中去，实现当代文学服务现代生活的最终目标;要深入挖掘当代文学的起源、发展以及现状等，并从中不断探寻学科发展的不足与缺陷;全面研究语文生活的各种要素，实现对各种要素内部与外部情况的有效掌控，包括现行制度、历史形成等;随时关注先进技术、理念等的发展，并将这些理论与工具等运用到语文生活中，满足人们对语文生活的现展需求［1］。
二、多层次教学法的本质
多层次教学法的本质是丰富的，当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紧密相关时，教师便可以利用生活资源丰富的优势，使课堂上多层次活动开展得更加生动、有效。生活化教学可使学生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实现对智能的全面提升，从根本上实现学生综合素质与专业技能的高效发展。多方面多层次的智能得到更好的培养，能在真正意义上保证学生的全面发展。多层次教学法的课堂活动设计多是依据不同层次需要而形成的。一个话题一经展开，每个学生便会根据自身的能力水平寻找适合自己的角色去完成自己特定的任务。这种生活化教学的课堂不仅使各层次学生知识能力的应用更趋综合化，更使他们潜在的不同智能得以充分发展，进而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的培养与提高。因此，利用多层次教学以阅读促教学，是提升学生技能水平的一种有效措施。教师可以将师生阅读活动的开展作为主要侧重点和立足点，以培养学生的思维为导向和主要目标，以阅读和写作能力的提升为根本目的，以师生学习过程积累的文学历史知识为载体实现对当代文学多样化的文学现象予以清晰的认知。脱离阅读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因此，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将自身置身于文学文本和教材当中，进而达到提升其审美感悟能力的最终目的。
三、多层次教学法在现当代文学课堂中的运用
(一)提倡多层次教学设计实现课堂教学水平的有效提升
在现代化教学理念下，强化学校综合教学规划，实现教学质量的高效率提升，做好课程前期准备工作，是确保课堂教学顺利开展、全面提升课堂实践性与有效性的关键。教师要清楚地认识到，紧抓课程基本技能训练，不断提高教学综合基本能力，是语文教师的核心立足点，尤其是现当代文学课程本就是一项考验教师基本功的课程，包括对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实践教学手段应用能力等，所以教师要在实践教学中不断丰富自身的教学经验与基本功，树立正确的现代文学教育理念。同时，学校要开展多种形式的语文教师培训活动，如普通话培训活动、课程软件制作讲座等，使教师的基本功得到进一步提升，学校在教学中要针对性地提出基本功培训要求与标准，对教师定期进行督促与管理，施行分层次、分项目训练，确保教师能在实践中贯彻执行多层次教学设计理念，不断提高自身基本功与综合教学能力。
(二)利用多层次教学法在课堂进行分析和训练
分析和训练是教学的支撑，能确保学校综合教学质量的有效提升，但当前在实践教学中通常是每节课都进行新文章的讲解，这与巩固基础的初衷有些矛盾。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主要包含语言学层面、文学层面以及课程交流等层面，在实践教学中首先要确保教学的灵活性，如教师在教学中可以根据课程实际情况与学生的接受能力，将课程规划设计成阶段讲或章节讲。如果按照传统的课程标准划分成十六个或二十个对应课时进行授课，那么就很难真正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更不用说让学生充分掌握课程内容。因此，在现代社会发展理念下，教师要利用多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实现对授课内容的重点信息标注，实现重点突出、非重点辅教学，尤其是针对现代文学教学的重点即文言文教学，要摒弃传统的教学模式，避免学生为取得高分而疲于应付，无法进行有效的归纳整理。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文言文教学内容，引入典故、音频等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并给予学生一定的复习规整时间，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帮助学生取得良好的学习成效，但在教学中教师也要注重各项优化措施的可行性，确保各项优化措施立足于实际，实现学生的良性发展。
(三)加快“以教定学”向“以学定教”的转型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几千年来亘古不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课堂教学中教师作用的这种定位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教学的本质，却忽视了学生个体作为人的存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意志、习惯、爱好，也有各种各样的能力或认知或身心方面的差异。很显然过去那种“以教师的教来规定学生的学”的做法严重制约了学生个性的发展、能力的培养。多层次教学法尝试了对这种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革命，它变重教师、重教学、重知识点训练为重学生、重学法、重能力的发展。以《现代文学》这门课为例，从师生两个角度来讲都较为困难，脱离了教师的教学和引导，没有以学生需求为立足等都不能使教学活动收获良好的效果，所以要将学生需求和教师教学充分融合起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多穿插一些网络较为热门的话题、现代文学语本体研究现状等来开展教学活动。又如在学习《诗经》《离骚》等的过程中，可以从其中体会出文章时代背景下的兴衰以及个人悲欢等多种情感;在阅读《赤壁赋》和《荆轲刺秦王》时，可以从中体会到人物鲜明的性格以及人生轨迹;《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和《飞向太空的旅程》等文章，可以直接反映出人类对科学真理的不断追求;在阅读名著的过程中还可以汲取先人优秀的智慧，从而为我们人生道路指明前进的方向。在每次教学活动开展前，笔者都会向学生讲述有关预言家的故事，在讲课的时候也会有意识地给学生做语言间的对比。每节课都依据不同层次学生的不同情感、需求、心理来确定活动设计和课堂管理的。从教师层面分析，学生学习成绩便是学校行政对其评定的砝码。从学生层面分析，应试教育的最终成绩是衡量一个学生是否能顺利完成学业的唯一基准，而这种单一的评价方式已经完全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严重制约了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与学生创新素养的培养。而多层次教学法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运用不同评价模式对学生进行综合评定，并根据学生的实际层次进行针对性的检测，从根本上确保教师对学生学习成绩、生活状况以及心理状态等的全面把控，提高了教师通过一次测评就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学生的综合能力与学习成效的概率，也为教师利用这些检测结果来进行自我教学方式、内容等的优化调整提供了支持［2］。针对不同层次学生所制定的教学评价标准是有差异的。对不同层次学生的评价手段、教学方法也是多样化的，在实践教学改革优化中要始终遵循必要的原则:只要学生本层次内学有所进，我们对他的评定便是积极的、鼓励性的;只要学生的学习能力能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发展，我们对他的评价便是动态的、发展的，从根本上实现了学生综合能力素养的有效提升。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教学实践
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通常会开设“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两门课。主要讲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历程、性质、成就、特点及其经验教训，探讨并要求学生掌握各时期的文艺运动和文学思潮，研究并要求学生掌握各时期不同流派与不同艺术风格较有影响的代表作家作品，总结其发展规律。通过教学，一是要让学生牢固掌握现当代文学的基本知识，二是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文艺作品进行鉴赏、分析等能力。长期以来，这两门课程因教学内容多、教学课时少，教师要争分夺秒赶进度等原因，多以教师讲授为主，形成“满堂灌”、“填鸭式”的基本教学模式。此种模式在倡导“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的新形势下已不能适应师范生教育的需要，亟须改变。本文结合笔者所在单位的教学情况，谈谈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过程中的思考与实践，以期对同类高校有所助益。
一、更新教学观念，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就高等师范院校中文专业的培养目标而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应当明确为中学语文教育服务的目的。为了培养出具有相当文学感悟力与表达能力的新一代中学语文教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必须贴近当前的中学语文教育状况。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关键在于更新现有的教学观念。
首先，要重新确立“教”与“学”的关系。在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教学模式中，师生之间较少互动，学生主要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忙于记笔记，没有独立思考的时间，而且容易觉得枯燥，从而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主动性，我们倡导“问题式教学模式”。具体做法是：教师在该课程正式讲授之前，先结合自己的教学计划，列出20个左右的选题（如鲁迅的当下意义，茅盾与社会剖析小说，巴金与家族文学，老舍与京味小说，沈从文的乡下人文体等）要求学生去思考，同时开列一些与作家、作品、文艺运动等相关的书籍和参考资料要求学生去阅读，在扩大学生的阅读视野、加深他们对作家作品认识的同时，培养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每一次的授课过程中，要有计划地留出5分钟左右的时间，指定1-2位同学阐释对某一话题的理解与认知。在实施课堂教学时，将基本知识点（如作家的生平与创作概况等）交由学生自主整理，教师着重讲述重点与难点（如各个历史时期的文艺运动、文艺思想论争的过程和特点、作家的创作风格、作品的主题意蕴等），而对于某些文艺思想论争的问题，或对某些作品的评价问题，教师应组织学生进行充分的讨论，并指导学生课后查阅相关资料，写成书面作业。此举一方面能让学生获得独立分析作品、评论作家的锻炼机会，另一方面也在有意识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写作能力。在这一模式中，教师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知识点的讲授和问题的引导、归纳与总结上，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身份得以凸显，主动参与课堂教学的程度加深，成为课堂教学不可或缺的角色。其次，要改变传统教学中重视文学史而轻视作品选的现象。由于课程设置的原因，许多高师中文专业没有开设专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或精读课程，而文学史的精华正是那些具有经典性的优秀作家作品，即那些既产生重要影响又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作品。因此，我们在教学中有意简化对文学现象等的讲授，而加强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在授课过程中我们坚持既不“因言废人”，也不“因人废言”的原则，对作家作品删繁就简严格筛选，将一批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重新定位，绝不盲从于所谓权威批评家的判断。最后，要重视文本解读。在多年的理论探讨与教学实践中，我们充分地感受到，阅读与写作能力是师范生必须狠抓实练的基本功。因此，在积极加强写作训练的同时，我们也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文本解读能力。我们认为，文学作品的分析解读能力应当是语文教师的核心能力，师范生是明天的教师，他们的语文素养直接关系到今后中学生的语文水平。对现代文阅读而言，文本细读是值得强调的文学作品分析的基本方法。只有循此路径进入作品，才能真正领略文学之美与窥探作家幽深的心灵。
二、关注学术前沿，及时更新教学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既丰富又活跃的学科，复杂的文学现象与多义的文学作品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教师在稳固专业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应当努力追踪学科前沿动态，不断吸收学科研究的新成果、新思想、新经验，搞好教学内容的调整与更新，使教学内容始终保持与时展同步的特点。具体做法主要有三。
首先，将课堂教学与个人的科研相结合。一堂课的好坏关键在于学术含金量的高低，学问家不见得是好教师，但优秀的高校教师大多是学问家。中国现当代文学并非是讲解高深理论的课程，它更需要的是教师对作品的理解与阐释能力。因此，我们有意识地重读了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如《故乡》、《生死场》、《倾城之恋》、《茶馆》等，并对之进行了新解。需要注意的是，作品新解并非是一味求新，而是从新的角度进入作品的一种尝试，试图发现作品长期被遮蔽的意义。比如《故乡》，长期以来多被人注意的是其“归乡——离乡”模式、知识分子视角以及对乡土文学的开创意义，但是叙述者本身的心灵世界却多半被忽略。“我”多年在外努力奔走的精神追求面临着芸芸大众的世俗评判，物质层面上的局促无法满足普通大众的期待，也有违自己的拳拳爱母之心。此外，回乡自然带有寻找儿时梦幻的潜意识，但是梦幻被无情地击碎，从此故乡再无可恋之事。然而，鲁迅的卓绝就在于破灭之后的再出发心理，即便无路可走依然要去一试的韧性坚持。对于“我”心灵世界的探寻使得分析更上一层。从教学效果来看，新颖的教学内容令学生耳目一新，大大激发了他们对探究文学作品的兴趣，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写作小论文进行争鸣的意识。其次，关注学术研究的热点。在进行作品解读之外，我们也很注意投入到新热点的研究中去。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杂志的研究是新近几年的研究热点，借此可以发现影响文学创作的非文学因素。在我们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期刊出版等现代传媒参与文学生产，这几年我们开展的研究主要围绕文学期刊、出版机构等现代传媒而进行，并奉献出了一批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授课过程中将这些新成果及时地传递给学生，让他们虽身处小城却也能跟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步伐，不至于有井底之蛙之感。最后，开设“新世纪文学批评”新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个没有时间下限的课程，一直在生长发展中。如何在课堂教学中体现其“生长性”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经典很多，但学生们往往更喜欢当下的一些新人新作。为提高学生们的阅读品味，我们特地开设“新世纪文学批评”新课程，为学生介绍、评述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现象以及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为此，我们对一些新作如《秦腔》、《启蒙时代》、《兄弟》等进行了追踪评论，为学生提供生动的批评样本。在授之以“鱼”的同时也授之以“渔”。
三、借助多媒体手段，提升教学效果
一项教学改革的成功，教学手段的革新是必经之途。随着读图时代的来临，多媒体课件与对网络资源的利用成为提升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
首先是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与使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文学史上的诸多人和事都还非常鲜活，留下了大量的珍贵资料，这些为课件的制作提供了重要素材。网络的普及又让搜寻有关作家作品的图片与音像资料变得便利而快捷。精美的课件在展示文学的生动图景时也丰富、深化了教学内容。在收集相关图片资料时，要注意特别的资料，并提供丰富的解说。如在为鲁迅配图时，特地收集到他坐在厦门的坟中间的图片，以此突出他的性格。而鲁迅抱着海婴“一岁和五十”的照片则丰富了鲁迅为人父的温情，提供了理解鲁迅的人情层面。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 影视资源 课堂教学
在人类进入读图时代的今天，从影像兴盛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众多青年学子已经无法潜心阅读文学原著。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新时期以前的当代文学作品，由于年代久远和政治人文环境的变迁，使青年学子对其有一种无法逾越的隔膜感，致使他们对文本的解读缺乏兴趣。所以，现当代文学课堂中以相对顺应的姿态融入了一定的影视资源成为势所必然，这样能够让学生通过影视片断来了解相关的时代背景和文学现象，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然而，将影视资源融入现当代课堂这一教学手段并不成熟和完善，许多教师对运用这一教学手段的目的、意义以及其中存在的利弊也不甚明确。下面笔者就以上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实践与学理层面的探讨。
一
笔者在最近所做的一次相关问卷调查中发现，有将近百分之四十的学生表示是通过影视作品了解文学名著的，有百分之六十的学生表示自己对文学作品的文本阅读缺乏兴趣，百分之五十的学生表示有一半的作品阅读是在观看影视之后进行的。
这种阅读状况是由一些现实原因导致的。正如一些论者所言，影视与文学的联系是一种“自然”生成的文化现象。自从1895年12月28日电影在法国巴黎诞生以来，文学作品便受到电影人的青睐。外国文学名著如《荷马史诗》、《十日谈》、《唐吉诃德》、莎士比亚戏剧系列、《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复活》、《罗生门》……，中国文学作品如《封神榜》、唐传奇、四大古典小说、《聊斋志异》、鸳鸯蝴蝶派小说、《阿Q正传》、《骆驼祥子》、《边城》、《雷雨》、《围城》、《妻妾成群》、《金陵十三钗》、《集结号》、《温故一九四二》……，纷纷被搬上电影荧幕。众所周知，大部分改编的作品（小说），中长篇居多，自然字数不少，阅读时间少则花费半天一天，多则十几天，而电影通常都是两个小时左右的片长。在当下信息高度膨胀、生活内容日益繁杂的时代里，人们通常选择影视欣赏而非文本阅读。而在大学高校中，中文专业开设的文学课有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每一门课程的开设时间少则一学期，多则两至三个学期不等。在如此有限的时间里要通读重要的作家作品，显然是有难度的，所以中文专业的学生通过观看影视来了解文本也成了一个必然选择。
二
据调查，百分之九十的现当代文学授课教师都会对学生提出文本阅读的要求，可是大多数教师表示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难以完成任务，在这百分之八十的学生中，不少学生表示虽然没有进行文本细读，但还是会通过网络对作品进行一个简要的了解，或者通过影视剧来了解作品。基于此，许多授课教师在现当代文学的教授中会选择融入影视资源进行作品分析。的确，影视资源在现当代文学课堂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其优势大致体现在如下几点：
首先，影视作品的融入可以丰富现代文学的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教师以“满堂灌”为主，学生对文本又生疏，除非教师满堂以说书的方式进行讲课，否则学生很容易感觉枯燥乏味，失去听课兴趣。而采用影视中的一些片段来进行直观的呈现，教师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阐释启发，往往可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比如，在《阿Q正传》的讲授中，教师选择合适的电影版本，选取阿Q在土谷祠做梦的片段进行观赏，然后分析作品的主题意蕴，揭示作者对革命和启蒙以及国民劣根性的思考。
其次，巧妙运用影视资源，加以适当的启发提问，可以激发学生对文本的阅读兴趣。如由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的《早春二月》，导演对原著进行了一定的处理，尤其是结尾，影片将其改为主人公萧涧秋投身革命了，然而文学作品中的萧涧秋依然沉浸在个人主义的圈子里，矛盾彷徨，并未能找到明确的生命方向；此处若结合影片加以引导提问：在当时的时代环境里，像萧涧秋这样的小知识分子，会有哪些生命姿态、人生选择？小我融入到大我的洪流，是不是当时的一种思想主潮？然后指出：其实，在柔石的原著里，对这个问题有着更为丰富深广的探寻。
最后，可以拓展学生对艺术作品欣赏的视角、宽度和高度。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往往会有情节或者主题上的分离，这是因为：其一，比起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的文化产业特征更为显著，它不仅要注重艺术价值，更注重迎合观众的审美情趣口味，也就是注重其市场效应；其二，导演或演员对文学作品有自己的诠释和理解，所以可能在影视拍摄中进行了一些思想主题的重新定位。基于此，教师在运用影视资源时，对以上问题应进行全面深入地分析探讨，在引导学生进行艺术审美的同时，更要引导他们从文化角度思考其背后的原因。
三
影视资源融入文学课堂这一教学手段显然也是一柄双刃剑，优劣势共存，其弊端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第一，容易以影视取代原作。有些教师过分依赖影片，对影视片断的选取不进行充分的分析选择。比如笔者听过一名教师讲授鲁迅的小说，其中分析了鲁迅的名篇《药》，当分析作品的主题意蕴时，截取了电影《药》的开篇部分取代了文本描写分析，然而从学生的表情反应来看效果差强人意。如果将一段话――“华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1]进行有感情的朗读，强调一系列的动词，并配以肢体语言，定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第二，影视材料选择不当可能引发对原著的误读。如前文所言，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在情节和主题表现上发生变化。对于是否将“忠实于原著”的改编当作影视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理论界历来对此众说纷纭。有些论者认为只要忠实于原著的主题思想，具体的细节是可以改编的。比如在改编鲁迅小说《祝福》时指出：“为了使没有读过原作以及对鲁迅先生的作品及作品中所写的时代背景、地理环境、人情风俗等等缺乏理解的观众易于接受，还得做一些通俗化的工作。”[2]然而有些细节的改编也将使主题精神发生变化，比如电影《祝福》中的祥林嫂拿起刀砍门槛，以示对封建礼教的反抗，这就大大削弱了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
四
目前许多高校普遍反映，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存在“老化、僵化、不适应时代的问题”。所以，如何将影视资源融入现当代文学课堂教学，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要想扬长避短，完善这一教学形式，必须科学采用“两手抓”的教学形式，即坚持文学和影视的互读。在这个互读的过程中，教师应该作出精心的准备安排，比如对作品阅读的安排要合理，对问题的设计要巧妙且具有吸引力，而在教学影视资源的截取选择中，要反复比较，力求选择在主题和细节上忠实于原著的作品进行分析。
总之，影视资源融入现当代文学课堂是一种不容回避的教学形式，教师应该在大量阅读和观赏影视资源的基础上，对课堂教学进行精心的组织准备，科学严谨地选择材料，以启发提问、讨论文本与影视的异同等为重要教学手段，让这种新型的教学形式尽量扬长避短，取得更为优良的教学效果。
（本文为2011年江西省高等教学改革研究省级立项课题“论现当代文学融入影视资源的得与失”的部分研究成果，课题编号：JXJG-11-75-17。）
注释：
[1]金隐铭校刊：《鲁迅小说全编》，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2]陈阳主编：《影视文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参考文献：
古人云:“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理思考的逻辑起点应从正名,即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关键词的意涵辨析开始。
1.“中国文学”之辨。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中国文学”是第一个关键词,辨其意涵,一是确定主体研究对象与内容是“中国文学”,而非其他国别文学,或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等;二是确定主体研究对象与内容是通代“中国文学”,而不是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是对中国文学从起源到当今时代的古今贯通。
2.“古今”之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第二个关键词“古今”,这本是一个时间概念,是基于对中国文学“古”、“今”两大时段划分,同时又具有“古”、“今”两大时段中的两种不同文学形态———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意义。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分属两个不同学科,治中国古代文学者不知中国文学流向何方;治中国现代文学者不知中国文学源自何处。章培恒先生最初由“重写文学史”倡导开展“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破目前这一人为的学科壁垒,融合古今,贯而通之。当然,“古今”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相对概念,今天之“古”曾是昨天之“今”,今天之“今”又将成为明天之“古”,以此类推,以至无穷。换言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古今”之别,这只是一个绝对变动中的相对界定。就当今对中国文学的“古今”划分与学科设置而论,则“古今”分别对应于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通常以五四与新文学诞生为界,或由此往前追溯至1840年前后为近代文学,作为“古今”之间的中介与过渡。以此衡量当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古今贯通、就古论古、就今论今的三种取向,严格地说,只有第一种才真正契合“古今”这一关键词的内在意涵。
3.“演变”之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第三个关键词“演变”反映的是一个动态过程,即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但“演变”一词的意涵较之“古今”宽泛得多,因而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也就困难得多。对此,黄仁生教授新近提出以下三种思路:一是中国文学观念的古今演变;二是中国文学内容的古今演变;三是中国文学形式的古今演变,可以视为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演变”这一关键词内在意涵的方向性理解与阐释[1]。需要略加补充的是,在观念、内容、形式之外,还有一类交叉性、综合性、影响性的演变研究,如文学原型研究,即合内容与形式于一体而难分彼此;如有关区域文学的古今演变,同样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特点;如古代文学精神、内容、形式以及某一文学经典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影响等;又如文学形态与规律的演变研究,这不仅兼具观念、内容、形式三者,而且更具宏观性、本源性意义。
4.“临界点”与“关联点”之辨。由于“古今”的游动性与“演变”的宽泛性,不同的学者对此多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涵辨析,需引入“临界点”与“关联点”这两个概念。“临界点”研究重在探索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形态与规律,葛永海教授的《文学古今演变的临界点之辨》[2]、范伯群教授的《文学语言古今演变的临界点在哪里?》[3]分别从理论范畴与具体形态两个层面对此作了比较精辟的阐述。葛文指出,所谓文学演变的临界点也就是文学古今演变的关键时间点,具体指的是文学体系各要素在由古而今的演进中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它可能是一个时间点,亦可能是一个时段。“临界点”之于文学演变的意义,譬如江之入海,其境始阔大,铁之淬火,焕然已成钢,在古今贯通的文学视域中,“临界点”的辨析与判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正是它的存在使文学古今演变的概念被赋予了完整的内涵而获得了合法性的意义,同时具备了方法论的内涵。实际上,“临界点”是从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从“古今”“演变”研究的游动性与宽泛性概念落到实处的关节点。因此,基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范畴,对临界点研究的内涵特性进行学术层面的界说、解析和提升,使之转化为有效的学理资源,可以为自觉的学术探索提供足够的启示和借鉴。
“关联点”研究重在探索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古今具体作家或作品的某种源流关系。“关联点”之不同于“临界点”,主要在于“临界点”具有明显的时间标志,是指文学体系各要素在由古而今的演进中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而“关联点”则主要是指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源流关系,并无明显的时间标志。若要探索和研究古代文学精神、内容、形式乃至某一文学经典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影响,其前提条件是彼此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然后才有可能发现和确认彼此的关联点,包括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后者对前者的借鉴,从而有助于彼此之间的意义互释与重释。关联性程度越高,关联点的研究也就越有价值。
5.“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整体意义。概而言之,即是力图打破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分学科设置的人为壁垒与鸿沟,而对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作贯通性的研究。因此,它既不能局限于中国古代文学或现当代文学各自演变的研究,也不只是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或加上近代文学的简单连接,而是着重强调在古今贯通中对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内在关系和演变规律的重新审视及探索。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理论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内涵、外延、理论、范式、方法等重要学理问题的研究。二是实体性研究,又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有关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形态与规律的整体性研究;其二是有关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古今具体作家或作品之间存在的源流关系的研究。
二、“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定位
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而言,如果说“正名”重在辨析其名称之争,那么学科定位则旨在辨析其身份困惑。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究竟是一种研究方法、研究领域还是一个交叉学科,目前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看法。然而,既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被定位于贯通两个不同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那毫无疑问应该具有某种交叉学科的准学科性质。所谓学科,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学术分类体系,即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学科的分类,如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学等;二是指高校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与专业密切相关。目前,高校的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划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11大门类。在各门类之下,又由88个一级学科、381个二级学科所组成。例如,在文学门类之下再划分为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等四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再划分为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八个二级学科。有关学科的以上两种含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两个二级学科,是贯通这两个二级学科的一种交叉性、综合性研究,所以应从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作出跨学科的定位与设计。从一般的学科含义上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偏重于前者,即重在学术研究之意义。自2001年9月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中新辟“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这一研究方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3年9月,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再至2005年,经国家学位办公室批准,终于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增列为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平行的二级学科,至此,“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总算在国家学位序列中拥有了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二级学科同等地位的“户口”,取得了某种合法身份,同时也因此拥有了学科———包括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相对完整的意义。
然而,从深层次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身份困惑并没有获得真正解决。一方面,在目前国家学位序列中,“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仅仅是一个临时“户口”,还没有真正确立与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同等的地位,迄今为止,在大部分高校中,古代文学还是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要打通彼此的课程、教材都显得十分困难;另一方面,学术界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归属与定位上还远未达成共识。鉴于现行学科体系中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依然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状况,倡导和设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这种人为壁垒而进行贯通古今的研究,因而,它既不能等同或附属于中国古代文学,也不能等同或附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贯通性研究。那么,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是否真正确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三分天下格局,或者一并合之为中国文学?的确需要学术界一同思考并作充分的论证,但不管那一种方案,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学科定位与建设涉及到学术理念发展、学术分类体系、人才培养体制、学术交流平台以及学术组织形式。学科分类与“身份”确认的负面作用是“画地为牢”,在打破旧的学术壁垒的同时,又可能会制造新的人为壁垒,但其正面意义是对现行学科体制进行重新调整,是对学术资源进行重组和优化。所以,“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独立设置,从总体上说还是有利于其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可持续发展的。
三、“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理论引领
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中,是否具有前沿性、导向性、创新性的理论引领,是一个事关学科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事实求是地说,在过去十余年的学术探索过程中,这一核心问题尚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整体理论创新不强,直到新近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黄仁生教授从中国古代文史理论中发掘、重释“通变论”并应用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理论建设[1],才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现以此为基础,一方面参照相关研究成果对“通变论”加以重释;另一方面以“转型论”、“对话论”为辅助,通过与“通变论”三位一体的组合,一同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通变论”可以上溯至《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西汉司马迁自述编纂《史记》宗旨为“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遂以“通变论”运用于史学研究。南朝时期,以沈约、刘勰等为代表,又以“通变论”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与文学理论建构。沈约率先承接和借鉴“通变论”论述文学源流变迁,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首倡“文体三变”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论汉魏至晋宋两段文学,文体各有“三变”,实为两个“文体三变说”。
刘勰《文心雕龙》则进而承接和借鉴“通变论”运用于文学理论建构,其第二十九篇经直以“通变”为名,提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忘今制奇,参古定法”。第四十五篇《时序》进而结合时代变迁,论述上古至于当代的文学演变进程与规律,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可以说是对当时自古而今文学演变研究的典范论述,富有理论创新性与历史深邃感。
作为文学“通变论”的一种更为具体的文学史观,由沈约首倡的“文体三变”说在南朝之后,一再得到各代学者的回应和重释,进而演变为中国文学史的一种基本论述模式。比如,梁代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提出“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北周庾信《赵国公集序》提出“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雕虫篆刻,其体三变”。而后到中唐,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提出“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的“唐文三变说”。北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文艺列传序》提出“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的新“唐文三变说”。北宋杨龟山、南宋刘克庄等提出盛唐、中唐、晚唐的“唐诗三变说”。再到南宋周必大《广昌县学记》、楼钥《北海先生文集序》、元代脱脱《宋史·文苑传序》提出“宋文三变”说;南宋刘克庄《江西诗派序·黄山谷》提出“宋诗三变说”,汪莘《方壶诗余自序》提出“宋词三变说”;元末陈基《孟待制文集序》提出“元文三变”说,杨维桢《玩斋集序》提出“元诗三变”说;明代黄佐《文体三变》提出“明文三变”和“明诗三变”说;清钱谦益《题怀麓堂诗钞》、邓显鹤《岳归堂全集序》亦有“明诗三变”之说。由上可知,沈约的“文体三变说”在其后的一千多年里影响深远,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的基本论述模式。李定广教授总结由沈约首倡的“文体三变说”的主要理论意义在于:一是开创了中国文学史论述的基本模式,是古代文学史论述最富理论形态、最有方法论意义同时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论述模式。后世的理论家从此掌握了一种最简洁、最有效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和论述模式,并广泛运用于各个朝代各种文体,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二是开辟并规范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视角,即从“文体”角度来观照文学史的演变。三是确立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即以“变”来观照和研究文学史。《周易》从哲学上强调“变”的精神,有所谓“变化日新说”,唯有“变”才能“久”,是为后世文学新变思想的哲学依据。四是创立了一种推尊某些作家或流派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并使之合法化的基本论述方法,尤其是将某些作家放在第三变上,突出其崇高的文学史地位,从而树立文学偶像和文学经典。这也许是“文体三变说”最重要的理论意义[4]。
明清时代,随着大量区域性文学流派的产生以及诸多区域性文集的问世,区域文学的意识与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重视,相继出现了一些总体性或专题性的有关区域文学古今演变的论述。比如,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文集序》称:“广东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是为区域文学的古今通观之论。
“通变论”的核心意旨在于通观古今之变,洞悉和把握文学演进的形态与规律,臻于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这是通中之变与变中之通的互动和结合,积淀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蕴涵与重释价值,因而可以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理论支撑的基石和主轴。
“转型论”的提出,主要基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不仅标示着中国文学从古代延续于现代的不同时段之意义,而且标示着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不同形态之意义,因而需要“转型论”对“通变论”加以补充和完善。所谓“转型”,是指事物的外部形态与内在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不同转型主体的内质与状态及其与客观环境的适应程度,决定了转型内容和方向的必然性与多样性,“转型论”即是对这一现象和规律的深入思考与研究而形成的系统理论及模型。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而论,“转型论”要系统解释和回答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动因与动力、方向与模式、过程与结局、成效与影响等问题,并对其成果与不足、经验与教训加以历史性的反思和总结。
“对话论”的提出,主要基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的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既有内在的相通性,又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因而需要“对话论”对“通变论”与“转型论”加以补充和完善。“对话论”既源于古老的先哲智慧,更有现代的理论创新意义。现代对话概念的提出与对话理论的发展,是与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布伯、英国物理学家、思想家戴维·伯姆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巴赫金强调了对话的必然性,认为人类情感的表达、理性的思考乃至任何一种形式的存在都必须以语言或话语的不断沟通———对话为基础,“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意识的对话本质,人类生活本身的对话本质,用话语来表现真正的人类生活,唯一贴切的形式就是未完成的对话”(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布伯强调了对话的平等性,认为因为原初之词“我—你”和“我—它”是双重的,所以,人们在认识世界时也是持双重的态度,世界也因此变成双重的了。由世界的二重性与人生的二重性,构成了“你”之世界与“它”之世界的对立以及“我—你”与“我—它”人生的对立。“存在”并非“我”自身所具有,“我”只存在于“我—你”或“我—它”之间,个体之“我”不应当把“他者”视为客体而形成“我—它”关系,而是应当建构平等的“我—你”关系,使人与世界、与他人之间构成平等的“相遇”,这种“我—你”关系和敞开心怀便被称之为“对话”(马丁·布伯《我与你》)。伯姆则强调了对话的创造性,认为“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对话所追求的是“一赢俱赢”,“在对话中,人人都是胜者”(戴维·伯姆《对话论》)。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而论,对话的必然性、平等性、创造性意义,对于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深度对话而相互走进对方进而发现新的意义,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要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理论引领,应以“通变论”为主轴,以“转型论”、“对话论”为两翼,由此形成三位一体的稳固性结构。这不仅可以进一步夯实“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基础,而且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范式建构具有导向和启示意义。
四、“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方法整合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方法选择,伴随着研究实践的兴起而兴起,并且日益呈现为多样化趋势和丰富性特点,而从学理上加以探讨,则与其范式建构密切相关。笔者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范式的探索与建构》[5]一文中曾简要涉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提出就“古代—现代”的第一重维度而言,在方法论上可以从三个层面入手:一是站在古代文学本位立场的从“古”观“今”;二是站在现代文学本位立场的以“今”溯“古”;三是站在“近代文学”本位立场的“古”“今”连通。但其最高境界应是超越以上三个本位立场的古今通观。就此而论,以往有些论文仍局限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或近代文学本身论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实不符合跨学科研究的基本规范。就“西方—本士”的第二重维度而言,在方法论上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一是以现代文学为本位的以“中”溯“西”,接近于比较文学的渊源研究;二是以西方文学为本位的以“西”观“中”,接近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三是基于平行视点的中西互观,接近于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但其最高境界应是超越以上三个本位立场并与古今通观相交融的中西通观。就此而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既需借鉴于比较文学研究,但彼此有分有合,不能简单等同。就“文学—文化”的第三重维度而言,在方法论上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入手:一是站在文学的本位立场,由文学演绎文化;二是站在文化的本位立场,由文化审视文学,两者都属于交叉研究,其最高境界或最高价值是文学与文化精神脉络的寻绎、复原与重释。现在看来,需要进一步强调和凸显以上“三重维度”中的中介———“近代”、“日本”与“审美”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