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26 15: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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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物流与采购网. 陈文玲：国内物流发展存在四大问题[EB/OL]. http：//.cn/xsyj/201203/22/180212.shtml.
[4] 彭汝佳. 我国沿海港口物流水平影响对外贸易实证研究[D]. 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论文关键词：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移，利益协调
在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再起。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无论在一体化的程度上、经济联合组织的数量上和规模上，还是在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上，都得到了新的发展。京津冀作为我国北方的中心经济地带和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层，必然要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进行发展。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仍处于初级阶段，发展差距较大。因此，推进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对我国北方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涵义、发展机制和条件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涵义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不同的空间经济主体之间为了生产、消费、贸易等利益的获取而产生的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包括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到经济政策统一的逐步演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状态与过程、手段与目的的统一，是在区域战略的指导下，通过区域规划、区域政策，加强区域间的协调，实现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优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上的合作与协调，如何实现区域贸易自由化，如何实现跨界资源的联合开发等。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思想的指导下产业转移，政府应把重点放在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上，鼓励企业组成跨行政区企业集团或企业联合体，推动资源、生产要素在地区间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消减地区间、行业间、所有制间经贸发展和企业联合的障碍。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机制
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机制
从发展的角度看，各个地区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而走上一体化的道路，必然有其内在的动力机制。
(1)经济一体化的互补性与竞争性。区域经济之间的贸易效应和生产积聚效应使区域内部的消费者能够得到更多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产品，这就是一体化的消费效应，消费效应又成为生产效应与贸易效应正反馈的加速器和调节器，不断促进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深化。如果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现实的竞争性，会由此引发空间经济主体之间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同时也导致了一体化相关的生产要素新的积聚与扩散，也会使一些与被替代产品相关的生产要素重新开发新的产品，资源配置更佳，这不仅有利于内部效益的扩大，而且有利于强化区域竞争优势，提高一体化区域对外的竞争。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规模经济性。一个比较大的区域规模一般拥有较大量的区域生产要素，通过实施一体化，诱发生产要素的积聚与扩散，资源重新配置，容易产生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技术、自然资源等）的规模效应（突破瓶颈要素的限制，创建新的产业，开发新的技术，开拓新的市场等），提高要素之间的替代强度，降低产品的边际成本。
(3)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交易成本机制。主要包括关税降低、可接近性和行政经济。关税降低产生大量贸易，必然诱致一体化的贸易效应以及相应的消费效应和生产效应。可接近性的影响因素包括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社会文化距离。经济距离取决于地理距离和运输方式及其成本。社会文化距离越小越容易形成经济一体化，并且地理距离越小，经济距离和社会文化距离的差别往往也不大。由于经济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要求和倡导取消相互关税，建立一致的工商管理规则，目的是减少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不必要的额外开支和时间浪费，即行政经济。
即，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由它的互补性与竞争性、规模经济性、交易成本机制等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组织机制
为了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实力，提高区域的经济地位产业转移，产生了相互之间通过合作实现自觉经济融合的趋势，以求实现地区范围的各组成部分的优势互补，促进资源在本地区内更有效地配置，从而促进共同发展。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全体组织机制是一体化进程的“变压器”，能够加快或阻碍一体化的发展。
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益协调机制
在推进一体化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如何分工，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区域间、城市间如何分工协作，基础设施、产业和空间结构一体化以及政府间政策的协调问题，都是现实经济中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前沿问题。其中，大都市圈或经济圈城市间的分工协作和利益协调机制问题，显得尤其突出。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条件
1.区域经济的差异和分工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自然、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是决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生产要素禀赋在空间分布的不平衡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方式和经济内容的不同，这促使不同地区之间商品交换和生产要素流动，使不同地区结成一种互补和竞争关系。生产要素差异性越大，区际劳动分工越明显，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专业化生产部门。
2.近邻的区域空间是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物质载体
区域合作就其地域条件而言，首先应该具有一个完整、统一的自然地域单元，这个地域单元要求各个合作主体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地域上是一个相邻接的整体。共同的地域空间是实施区域经济合作最为基本的载体和依托，而且在相邻的一定空间范围和联系通道内，对于各类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改善宏观区域管理，设立区域合作协调组织等都比较方便。
3.共同的利益诉求是实行区域一体化的动力源泉
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是从资源分布梯度和经济技术水平分布梯度的角度展开的，更是建立在利益趋同性基础上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地区都在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要素使用上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区域经济合作必然是利益驱动下的一种战略选择，获得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双赢是区域一体化的动力源泉。
二、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分析
（一）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
目前，京津已进入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的阶段，产业升级势在必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取代劳动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也势必超过第二产业。河北的冶金、建材、医药、石化、纺织、机械、食品等行业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主要原材料产量在京津冀都市圈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三地在产业分工与资源配置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发展前景。
1.区域内部产业转移初步形成
在跨地区产业布局调整方面，北京市首钢200万吨钢铁项目落户河北唐山。首钢与河北唐钢共同打造的京唐钢铁联合公司已经在唐山曹妃甸建立。同时，河北政府向外宣布未来5年内在正定投资58亿元打造一个北方最大的纺织工业园区，这一计划的着眼点瞄准了京津冀区域。除此之外产业转移，由京津向河北单向的产业转移的局势在近两年有所逆转。华龙、神威、海湾、恒利这些急需扩张生存空间的河北民企纷纷进京。这样布局正是为了深化京津冀经济合作，促进北京工业与津冀地区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
2.区域交通一体化初显
交通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是京津冀实现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保障。京津城市轨道、京津第二条高速公路，已陆续竣工投入使用；京承高速三期项目启动，计划2009年9月全线建成通车。除此之外，连接北京与天津的全国第一条城际高速铁路——京津城际轨道交通工程于07年12月16日顺利实现轨道全面铺通，京津两地可实现30分钟直达。而到2011年底，京石铁路客运专线将提前通车。随着京广客专、京沪高铁、津秦客专、保津城铁等工程的建设和逐步投入运营，快速轨道将织就“京津冀快速交通圈”，在500公里范围内的重要城市之间实现2-3小时通达，是京津冀未来交通一体化的方向。
3.市场开放程度逐渐加大
京、津、冀三地在市场开放等方面均有合作。政策上，国家发改委和京津冀发改委一直为促进区域交流合作制定规划和意见，交流区域合作发展情况，沟通规划、产业、政策等信息，研究当前和近期区域合作中需解决的问题，提出工作建议，督促落实省市政府议定的区域合作工作，为打破区域界限、推动区域内市场活跃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天津滨海新区的规划建设，将进一步增强京、津、冀三地的产业联系，是三地加强经济融合的一个重要合作平台。
（二）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1.区域经济一体化观念淡薄，缺乏合作意识
多年来，受计划经济和行政区划的影响，长期实行自然垄断、贸易保护、市场分割、自成体系的封闭政策，市场经济意识淡薄，区域合作意识不强，城区系统生产建设重复布局和地区工业结构趋同，技术上不了档次，专业化仅仅停留在产品的专业化上。受区位因素的影响，河北省与京津并不能获得同等的发展机遇，不公平竞争导致区域经济畸形发展，影响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以及区域经济宏观效益整体水平的发挥。
2.区域一体化体制、机制尚未建立
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合作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区域合作组织形式松散，协调机制和决策机制的制度化程度相对较低，属于一种倡导式的磋商机制产业转移，限制了区域内各地方政府间的深度合作。当前京津冀区域政府协调机制的形式仅限于首长联席会、协调会和合作论坛，利益一致的大的合作没有启动，有关大项目尚待进一步磋商。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京津水源保护区、大型旅游项目、大型能源和原材料基地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大项目。
3.缺乏区域组织保障系统以及协调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
由于京津冀地区分工体系与运行机制并不完善，区域经济组织与区域经济活动始终处于无序、混乱和松散的状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仍然限制在行政区范围内，缺乏区域层面的审视，市场分割、贸易摩擦、恶性竞争时有发生。受区域系统内劳动地域分工规律、整体效益规律以及协调发展规律很难对区域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争资源等矛盾突出。如在机场、港口建设方面相互竞争，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导致区域整体发展相对缓慢。
4.没有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产业链断裂
城市之间的功能合作与产业分工是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北京和天津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产业同构，两市的同构产业主要集中在冶金、机械、电子、医药制造等部门。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了两地在资源、能源、项目等方面的争夺。在京津冀区域内还没有形成有创新能力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金融、信息服务和现代制造业的产业链延伸方面还比较欠缺，至今还没有形成由占据高端并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本土企业建立的区域完整产业链。北京在这方面的转变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些大城市，还没有与周围城市形成相互依托的产业链条，与天津、河北的合作还缺乏深度。
5.京津的“空吸”作用大于辐射效应
由于北京地区的集聚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导致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发展相对迟缓，区域二元经济特征明显。京津强烈的“空吸”作用和较差的辐射带动力，可能会导致没有经济腹地。孤岛型现代化出现，区域内低等级城镇数量过多，中等城市偏少，能够接受核心经济辐射的能力有限，无法分享中心城市的发展成果，也难以很好的承接京津两地的产业梯度转移。
6.京津冀区域市场的统一有待进一步深化
京津冀尚未形成区域统一市场，影响了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使三地难以实现对生产要素的有效共享，而且能够为企业提供配套的服务不多，企业生存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较差。虽然京津冀三地在市场开放等方面有了初步的合作，但是这种开放程度有待于进一步加深。京津冀三地在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供求信息传递、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很多不足，从而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
除上述问题之外，还有“谁来做地区龙头老大”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在作怪，致使三地缺少实质性联合。如果谁都想当“老大”产业转移，以此牟取更多的资源，尤其是政策资源，而不愿承担更多的责任，也不愿与他人共享，那么这个一体化就不会得到深入发展和强化，特别是京、津两个直辖市在区域内的定位和协调问题不解决，实现区域一体化的道路就不会顺畅。
四、京津冀地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整合京津冀都市圈经济社会的综合目标
对各区域的发展目标进行整合，形成京津冀在发展目标上的共识，实现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追求社会公平。发挥经济扶持与财政优惠政策的积极效应，建立财政转移、产业转移、人才转移和科技转移的四个机制，发挥京津和河北省的中心城市经济实力方面的优势，对河北省边穷落后地区给予财政补助，平衡该地区经济的自我积累能力与整个区域的协调能力。加大向落后地区公共卫生、医疗和社会救助的扶持力度，加大对贫困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
(二)建立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强化政府间协作
建立区域利益协调的长效机制，市场开放、实行优惠政策、进行区域援助、完善转移支付，制定京津冀生态环境改善的建设和补偿方案，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主体是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各层次主体之间彼此协作，密切配合，构筑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总体框架，共同推动京津冀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三)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清除市场障碍
区域经济的联系、互动直至一体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在市场导向下，微观企业不断集聚、不断规模化专业化，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各种生产要素不断流动的过程。构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一直是京津冀区域协作的重要目标。首先，京津冀三地计划联手完善商品市场，发展物流与贸易合作，建设区域农副产品统一市场。其次，相互开放和发展要素市场，突破体制障碍产业转移，合作发展劳务、金融、产权、房地产、技术等要素市场，促进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进一步加强区域产业分工，形成京津冀合理的空间结构
随着京津冀区域分工程度的加深，建设从北京经廊坊到天津滨海新区和曹妃甸的宽大的城市—产业带，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重点。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至天津滨海开发区即亦庄—廊坊—武清—塘沽—曹妃甸一线位于北京东南方向，有高速公路直达海港，产业基础已初具规模，是该都市圈产业发展的最佳首选地带。利用京津冀的比较优势，将工业布局向东南方向扩展，使廊坊开发区和香河开发区、北京东南部的开发区和东部的工业园区等在空间上逐步渗透、融合，形成对等结网，通过快速交通设施联结而成的高新技术产业带。京津城市—产业带与北京—石家庄产业带、北京—唐山—秦皇岛产业带和渤海湾沿岸产业带，共同构建一个合理的京津冀都市圈产业布局的空间结构。
(五)建立合理的城市体系
京津冀都市圈应借鉴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成功经验，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合理分工，功能外溢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合理构建以北京为中心、以天津、唐山、石家庄为次中心，各市合理分工协作的城市体系。将北京定位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国际交往、国际金融中心和电子产业中心城市。把天津定位为重化工、外贸口岸和商业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和电子产业中心。将石家庄打造成中国药都和华北重要商埠，建立区域性高新技术产业中心，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提高服务的比重和层次，大力发展金融、物流咨询等现代服务业。中小城市要接受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充当大企业的加工基地。
(六)加强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统筹规划，推动京津冀都市圈基础设施共同建设和开发利用，促进经济共同发展。要把京津冀区域视为一个整体，认真研究京津冀之间重大基础设施配置关系问题，在供水、供电、交通、通讯、能源、环保、防灾抗灾等基础设施方面统筹规划，加强合作，共同开发利用。
(七)建立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利益补偿机制
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京津相对处于产业链的高端和上游，是自然资源的使用者和受益者，而河北则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是资源的输出者，在土地、供水、生态、人才，包括将来为京津的人口输出而进行小城镇建设等方面产业转移，将为京津提供很大支持。而且，在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中，河北可能会承接来自京津的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在环境方面承受较大的牺牲。所以，京津冀应做好规划，统一调度区域内的各种资源，尽快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如水资源补偿机制、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等，以协调各方发展利益，做到三方合作的共赢。
国内外经验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前景是诱人的，而且近年来，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经济区域内，各级政府和市场主体通过实质性的合作所表现出来的经济一体化的经济绩效和社会效应，也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建构一个行之有效的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由各类企业组织参与的区域合作机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而实现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决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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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APEC地缘战略角色的形成和演化的导因是多重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政治多极化趋势以及亚太区域的经济与政治安全形势的特点及变化是推动APEC形成和演化的外部因素；而APEC独特的组织框架与合作机制以及各主要成员地缘战略的调整与互动则是推动APEC形成和演化的内部因素。从这些内外因素，可以看出APEC的诞生和发展一直与各主要成员的地缘战略以及全球与亚太区域政治经济安全形势息息相关。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简称APEC）自1989年诞生以来的发展历程，不仅其成员数量、组织结构、合作机制、议事范围以及作用与影响力都有了重大的扩展、变化和发展，而且其政治经济影响与政治经济色彩也日益凸显和浓厚。主要表现于维护亚太区域政治安全形势和秩序、协调实现各成员利益和地缘战略手段。
首先，APEC的诞生，就是全球政治经济战略地缘与区域政治经济战略地缘变化的反应和结果。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确立了在全球（包括亚太）经济的主导地位，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东亚地区开始形成日本--四小龙--东盟相互间的区域产业分工结构，七十年代末中国也开始了逐步加入世界主体经济体系，而地处大洋洲的澳新也开始把经济联系的中心移向东亚。但是直到冷战的结束，才“把亚太地区分割开来的’柏林墙’最后推倒了，亚太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概念才自然形成了。”[1]“所以，从一定程度上看，APEC可以说是冷战结束的一种积极反应。”[2]
其次，APEC的发展特别是重要新成员的不断加入使得APEC在建设和维护战略地缘具有多样性的、和平稳定的区域秩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政治经济平台作用。1991年11月中国以国家身份、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以地区经济体身份正式加入APEC并出席第三届部长级会议，这“标志着APEC已更具有生命力和摘要：APEC地缘战略角色的形成和演化的导因是多重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政治多极化趋势以及亚太区域的经济与政治安全形势的特点及变化是推动APEC形成和演化的外部因素；而APEC独特的组织框架与合作机制以及各主要成员地缘战略的调整与互动则是推动APEC形成和演化的内部因素。从这些内外因素，可以看出APEC的诞生和发展一直与各主要成员的地缘战略以及全球与亚太区域政治经济安全形势息息相关。
1993年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内亚加入和1994年智利加入以及1998年秘鲁与越南的加入使得APEC的影响力扩展到南美洲地区，更增加了APEC的多样性；特别是1998年俄罗斯的正式加入，使APEC囊括了除欧盟以外全球的主要力量，这意味着在“G8”之外世界“又有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由中、美、日、俄组成的’G4’：四大国利用这个场所不仅可以进一步加深经济上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依存，而且通过双边会谈，还可以就国际形势进行定期磋商，并作为探索建立冷战后新的国际体系的场所而发挥作用。”[4]因此，重要成员国的加入，更加突现了APEC在建构与维护和平稳定的亚太区域秩序的作用及其在全球经济和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
第三、APEC的诞生和发展体现了各主要成员政治经济地缘战略需要，也是各主要成员政治经济地缘战略互动的结果。就澳大利亚来说，一方面可以通过APEC积极改善和加强与东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其在APEC中“第三者”的身份，来协调东亚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更好地实现其“融入亚洲”的外交战略目标。对日本来说，一方面APEC的成立与发展可以为其减缓来自美国的压力和构筑新的区域秩序提供一个重要的平台；另一方面“通过以APEC为中心的跨太平洋合作的系列外交活动，为日本参与解决太平洋两岸的分歧与冲突，充当东西方桥梁作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5]从而有利于日本加速实现政治大国和主导区域秩序建构等战略目标。对美国来说，利用APEC，一方面可以形成亚太自由贸易圈，既能主导和密切区域内的经济合作与联系，又可以此为更大依托而推动全球性的经济合作和抗衡其他区域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推动APEC的发展，可以使其成为美国实现亚太战略的一种重要手段和途径。对东盟来说，其成员占了APEC三分之一，所以理应充当重要角色：通过自己小国外交的独特魅力，在APEC的运作方式、发展进程等领域发挥重大作用，以小圈（东盟自由贸易区）推动大圈（APEC），争取参与主导APEC的进程，使APEC成为平衡中、美、日、俄等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机制，从而维护和发展有利于东盟政治经济建设的亚太区域秩序。对中国来说，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APEC的活动平台，为中国进一步搞好睦邻友好关系以及改善和发展中美、中日等大国间政治经济关系服务；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参与相关活动来推动APEC的发展进程，在重大问题上发挥中国的优势或施加独特的影响，既有利于各成员增加对中国的理解并形成相关的共识，又有利于为中国国内经济建设与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创设和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的区域政治经济秩序。对俄罗斯来说，借助APEC，并纳入其亚太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可以在中、美、日等大国互动关系中发挥独特的平衡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改善在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环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来自北约东扩造成的压力。[6]对台湾来说，“参与APEC的目的，是希望以亚太地区民主发展的前驱、自由市场的忠实拥护者以及世界发展最快速的经济体等因素，通过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经济合作与社会活动，加强与亚太其它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塑造台湾的’国家’形象，以增强其国际地位。”[7]结束语
APEC的成立、运转和发展既依赖于全体成员的积极参与、协调一致和承诺落实，同时又需要一个好的综合环境：成员个体内部良好的政治经济形势、整个区域良好而稳定的经济形势、主要成员（特别是发达经济体成员）能够起带头作用以及各成员间稳定的政治关系。总之，APEC的政治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各主要成员的地缘战略，客观上或间接或直接地有利于维护亚太区域政治安全秩序，因而有力地促进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以及APEC本身的不断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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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合作 水利类高职院校 发展 机遇 对策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2C-0092-02
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等背景下，广西水利类高职院校如何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实现健康稳定发展，是日前水利类高职院校面临的普遍问题。水利类高职院校有必要解决办学观念、政策宣传、人才培养、办学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一、广西水利类高职院校发展存在的问题
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发展，泛北部湾区域各国经济互补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贸易投资往来日益频繁，互利合作不断深化，已成为相互重要的投资伙伴。近年来，广西水利类高职教育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发展形势仍不容乐观，在办学中遇到的困难仍然不少。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广西水利类高职人才的培养与教育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社会对水利类高职学生的综合能力素质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这一现象，高职院校倾向于进行专业知识调整和教学手段、方法等多方面的改革，以满足社会对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等多方面的要求。但是，目前广西水利类高职的人才培养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教育体制相对落后。水利类高职院校主要是培养具备水利专业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并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能够从事水利相关领域的规划、勘测、设计和施工等多方面的复合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但是，目前水利类高职教育体制还比较单一，导致水利类高职人才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需求。
其二，教材实用性不强。目前，国内许多水利类高职院校缺乏市场经济意识，习惯于以学历教育为主的传统办学模式，教材内容先进性不足。在教学模式和培养模式上还未能跟上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以致水利类高职院校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
其三，培养模式化，创新能力不足。只重视实用知识技能的培养，而忽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文化素质修养，是目前水利类高职院校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这样就容易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比较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一些水利类高职院校由于资金的缺乏、实验实训基地建设投入不足等因素，以及一些院校因其自身条件的不足，难以吸引到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双师型”优秀人才，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水利类高职学生创新性培养。水利建设所处的环境一般都相对比较恶劣，工程地质条件复杂，需要培养一批能够从容解决各种意想不到的特殊工程问题的技术性人才，因此对学生的开拓性和创造性培养是十分必要的。
上述不利因素对广西水利类高职教育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相关教育行政部门以及高职院校应该高度重视。水利工程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支柱，水利高职教育应该在适应社会需求的基础上，不断地汲取前人的经验以及相关科研成果，为水利高职院校树立正确的教育导向，使其得以健康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区域合作下广西水利类高职院校面临的发展机遇
进入21世纪，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合作普遍存在于各行各业。区域合作形式同样适用于水利类高职教育。广西水利类高职院校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在区域合作下也面临着合作机遇。
（一）面临三大国际区域合作机遇
1.中国-东盟区域合作。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投资贸易自由化等多项措施的逐年实施，未来几年将会有更多的国外客商来寻求商机，也将有更多的国内客商到南宁寻找“东盟商机”。例如，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与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合作，双方对未来合作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并就《区校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和《区校干部交流协议》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2.“两廊一圈”区域合作。基于中越两国的相互合作，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背景而提出的“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两个经济走廊以及“环北部湾经济圈”，即“两廊一圈”，给广西经济腾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机遇，也给广西水利类高职院校提供了发展机遇。
3.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由亚洲开发银行发起的，目的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通过多年的合作，各方在交通能源、环境、人力资源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合作机制，各成员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交流，对于我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逐步提高次区域整体经济水平和实力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面临三大国内区域合作机遇
目前广西面临着三大国内区域合作机遇――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南贵昆区域合作、北部湾区域合作。国内区域合作给广西水利类高职院校的发展壮大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1.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泛珠三角区域覆盖了珠江流域的众多省（区），包括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广东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参与泛珠三角区域的合作，有利于广西与其他省（区）之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区域间贸易、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相互交流和对接。以前定位于仅满足本省需求的高职培养理念被打破，这就需要广西水利类高职院校转变培养模式，满足社会的需求，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2.南贵昆区域合作。南贵昆作为我国西部出海、出境的重要通道，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的建设，其战略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广西与贵州、云南在资源构成和产业结构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可以相互依托，联动发展。
3.北部湾区域合作。由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为主体城市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对广西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的加快，对各种人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怎样满足人才需求的要求，培养符合社会要求的高级技能人才，是广西水利类高职院校需要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三、区域合作下广西水利类高职院校的发展策略
第一，转变高职水利类教育理念。广西水利类高职教育应以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为宗旨。人的教育受多方面的影响，主要来自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单独从任何一方面考虑对个人的影响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全面的。在专业教育过程中，一是应该把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统一模式的教育下不排除个性教育，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从而发挥学生的创新潜能。二是学校培养学生不应仅限于学校范围，在发挥主导教育的同时。可以吸引社会力量加入到学校教育中，充分结合社会力量对学生进行共同培养。实现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从而对学生步入社会打下基础。三是水利水电行业是艰苦行业，其特点是工作环境恶劣，工期长等，这就需要学校造就出一批能吃苦、肯吃苦、愿意坚守在工程生产一线、实践与创新能力强、爱岗精神佳的高素质专业人才。这就需要学校与家庭方面有机结合，共同做好学生正确就业观、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工作，使学生在工作岗位安心的为祖国的美好未来作出贡献。
第二，校企合作构建人才培养新模式。一是通过对水利类高职的就业现状到企业进行调研，并仔细分析调研结果，明确本专业在未来可能面对的主要工作岗位，从而确定专业适应的工作领域。二是通过对工作领域相应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环节进行分析，得出水利类高职毕业生应具备的职业能力。在此基础上，高职院校可以邀请相应企业的专家来参与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并可根据企业在专业人才方面的需求，专门为企业办班，实现专业与职业对接。三是主动为企业提供服务，可以安排学生到企业去实习。学生在企业可以边工作边学习，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加强学校与企业沟通，在学校为企业服务的同时，让学生展现自身能力，让企业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第三，拓宽高职水利类专业。广西水利类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应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科学规划，学科专业建设尽可能与地方企业行业对接。一是打造区域特色专业。由于经济发展受地域条件的影响，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多样性、地域性、不平衡性。因此，设置水利类专业时应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发和建设满足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有特色的专业。二是开发综合专业。社会的需求决定专业的设置，而社会的需求又是综合性的。单一的水利类学科已不能满足社会多方面的要求。水利行业的特殊性又决定其工作性质的综合性，这就必然要求在专业设置方面要有跨学科的特点，从而实现专业的综合性。水利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渗透，逐步向前沿方向发展，专业分界线越来越不明显，多个专业相结合，多个前沿学科相交叉，已成为未来水利专业发展的趋势。
第三，建立联合人才培养方案，充分利用区域合作资源，使校企互惠共赢。广西水利类高职教育要参与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中来，就必须与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一是要走出校园，主动为企业、行政等部门开展科技服务，为基层提供必要的知识培训等。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是要走上生产第一线的，如果对企业的需求不太了解，科技成果出来却被搁置在实验室或是仅仅停留在论文、报告上，理论与实践脱节，科技成果得不到实际经济利益，这样会造成企业迫切需要科研成果但科研成果又被大量闲置的怪现象。因此，广西水利类高职院校要积极主动开展科技服务，同时依托自身的技术优势，为企业等排忧解难，多方面开展校企合作、校企共建等机制，真正让学生走进企业，让企业的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走进校园，合作共赢，逐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这样高职院校在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的同时也为中小型企业带来了实际经济利益，从而实现双赢。二是重视与企业联系，加强交流。当地政府应积极为水利类高职院校提供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为高职院校和企业搭建平台。实现企业与水利类高职院校的联合办学，从而促进区域经济与高职教育的同步发展。目前大多数水利类高职院校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老师到企业一线去实践锻炼，这样有利于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教师自身素质的发展，扩大了教师的视野，了解专业发展的动态，更加合理的去培养学生。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目前这项政策实施还不到位，有待加强。
论文关键词:东亚货币合作探讨分析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随着欧元作为欧盟单一货币取得的成功,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给人的深刻教训,东亚各国和地区普遍认识到加强区域内货币合作的重要意义。通过分析指出:虽然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加强货币合作,有助于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从而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应有的贡献。
跨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各自的条件及自身的经历体会到,无论是政治、国家安全还是贸易、金融货币领域,只有加强区域性统一行动,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维护自身利益,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1999年以后,欧元作为欧盟单一货币的出现及其在世纪之交爆发的金融危机期间的稳定表现,本身就预示着区域货币合作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仅如此,连向来对区域经济合作持否定态度的美国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转而积极地投入到狂热的区域经济合作中来,并主导着拉美国家美元化的进程和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东亚各国和地区政府充分认识到加强本地区货币合作的重要性。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必要性
1.有助于东亚各国和地区实施货币政策协调,防范金融危机和进行危机后的自救。20世纪90年代末期东亚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东亚地区原有货币金融体制尤其是汇率制度的缺陷,使人们认识到必须依靠地区合作的力量和通过货币政策协调,才能共同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IMF等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尽管有协调各成员货币政策的职能,但是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不能很好地发挥其进行及时救助的职能。而且,从本质上来说,IMF是为实现欧美国家加快对亚洲金融市场扩张目的服务的,这在其对亚洲货币基金方案的反对上表现的非常明显。因此,对东亚各国和地区来说,加强货币合作,不仅有其必要,而且可以加强彼此防御金融危机的冲击,防止在一个国家发生严重的货币问题后,其他国家自行其事,相互间采取竞争性的货币贬值,进而引起传染性贬值,加深货币危机的情况再次发生。
2.有助于东亚各国和地区摆脱美元化,建立一个更加符合区域利益的汇率制度。东亚各国或地区的汇率制度虽然各具特色,但基本上是钉住美元或与美元联动,这种做法有它积极的一面,如使本国企业和居民能够在本币和美元之间拥有更多的选择,进而通过这种竞争,促使本国货币当局遵守货币发行规则的约束;有利于金融深化,促进国内、外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发展,降低本国金融的交易成本;可以防止本国资本外逃。但是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在国际资本大规模高速流动和美元汇率剧烈波动的情形下,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如削弱了货币的金融,使本国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严重地受制于美国,导致了“金融殖民化”;进一步抑制了居民对国内、外产品的消费,产生了紧缩效应;随着货币替代程度的加深,导致汇率的波动幅度加大等。
3.有助于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作为经济一体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货币合作不仅仅是经济一体化的高级发展阶段,而且还是一个渐进、缓慢的长期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货币合作不但不能脱离贸易、投资等基本经济合作而独立,而且必须以后者的发展为前提才能发展起来,进而又反过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推动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目前,除东亚地区外,世界各种区域性经济集团先后涌现,并且先后都推出了各种由自由贸易区而关税同盟,再由关税同盟而货币联盟的方案,因此,货币合作已经成为全球大势,并成为维系世界金融稳定的主要基础。
RobertA.Mundell在2000年曾经预言,在21世纪的头10年内,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迅速发展,世界很可能出现一个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为中心的稳定性金融三角,国际货币体系将会重归固定汇率制度。目前,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发展正紧锣密鼓,而亚洲的货币合作却仍未付诸实行。如果在未来的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亚洲货币区可以脱颖而出,亚洲国家将因一个更为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出现而受益。不管Mundell的预言准确与否,对东亚各国和地区来说,未来可以选择的制度空间极其有限,要么成为其他两个货币区的附庸;要么成立自己的货币区。因此,东亚各国和地区致力于建立本地区金融、货币协调与合作机制,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理性选择,而且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最终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的贡献。
4.有助于节省国际储备,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的国际储备在持续增加,从1990年的3037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6625亿美元,再增加到2000年的11375亿美元。其主要原因是:浮动汇率下,货币危机的频繁发生迫使各国不得不大量保持国际储备,并且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或地区为了保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不得不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频繁地对外汇市场进行对冲干预,以致国际储备日增,并重新回归到高频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如果实行货币合作,东亚各国和地区不仅可以节省国际储备,还可以把资金转用于国内发展,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资金分配格局。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能性
哪些东亚国家和地区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OptimalCurrencyAreas,简称OCA)?西方理论界普遍认为,在选择最优货币区的可能参加国时,应注重考察生产要素流动程度、商品多样化程度、经济开放程度和市场一体化程度及政策目标一致性等因素。
1.要素流动性标准。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回顾欧洲货币合作的实践可以发现,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是建立经济贸易联盟的前提条件。虽然没有足够的数据对东亚进行相关论证,但总的来看,东亚各国或地区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比较多,比如,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资本项目迄今尚未放开,而且,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限制被加强了。如马来西亚在1998年恢复了资本管制;日本虽然很早放开了资本项目,但其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的限制一直非常严格;同时,由于民族、宗教和语言上的巨大差异,各国或地区对劳动力的流动限制也很严格,这使东亚地区无法通过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来熨平各国的经济波动。但是,相对于欧洲,东亚劳动力市场较为灵活,不仅干扰因素的规模比欧洲小,而且调整速度也要快得多,这说明东亚各国或地区比欧洲各国更容易对干扰因素做出反应。
2.产品多样化标准。首先,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就越低,产品的多样化程度就越高。这样,对一个生产产品高度多样化的货币区来讲,当其遭受进口需求冲击时,由于单一商品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并且这种进口冲击还与不同的国外需求冲击之间具有交叉抵消的机制,因此,它具备推行固定汇率制的条件。目前,东亚各国或地区不但人均收入水平相差极大,而且其产业结构的差异也极为悬殊,这无疑具备了产品高度多样化的条件。
其次,从各经济体对潜在干扰因素进行调整的相关性、速度及规模看,如果这种扰动因素是相关的,而且调整迅速,规模较小,那么他们就是OCA的较好候选国。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在估计了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双边需求冲击及供给冲击相关系数后发现,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需求冲击是对称的。Taguchi(1994)则通过计算利率、消费品价格指数(CPI)等指标的相关系数,检验了外部冲击对东亚经济体、美国、日本影响的对称性,结果发现,在CPI指标上,东亚各经济体与日本相关性强;而在利率、股票价格等指标上,则与美国相关性强;不过20世纪80年代末期与日本该指标的相关系数有所增强。因此,随着东亚各国或地区内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3.经济开放度标准。根据重叠需求的贸易理论,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由于需求结构相似,使同质产品,尤其是制成品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加大,因而其内部贸易量也就比较大。这种区内贸易的扩大,不仅节省了交易成本,而且由于双边汇率变动对其的影响也要比替代产品贸易小得多,因此,随着制成品贸易所占的比重加大,贸易伙伴也就越愿意采用共同货币,共同货币给其带来的利益也会越大。“广场协议”以来,东亚区贸易额显著上升,尤其是对华贸易比重日渐上升,而对美国的出口则相对有所下降;另外,虽然在1997年东亚区域内贸易额所占GDP的比重低于欧盟同期水平,但由于经济增长较快和产业结构趋同,近年均呈增长态势,具有赶上欧盟的趋势。事实上到2002年,东亚也确实赶上了欧元启动前的水平,而且,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亚洲“四小龙”的贸易结构已经越来越接近日本,中国和东盟各国的贸易结构与亚洲“四小龙”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之中。总之,从经济开放度这个标准来看,东亚虽然与欧盟各国相比尚存在一定的差距,但由于近年来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增长很快,东亚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高,这些都构成了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
4.政策目标一致性和通货膨胀率相似性标准。共同货币区成员国即使经济结构类似,外界冲击也是对称的,但如果各国和地区的政策目标不一致,那么他们之间就很难推行OCA。而衡量政策目标一致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通货膨胀率越相似的国家和地区,越具备推行OCA的条件。虽然东亚各国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标准方差较大,但是近几年有趋近的趋势,因此东亚各国和地区基本具备推行OCA的条件。
三、东亚货币合作存在的障碍
虽然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合作发展迅速,存在推进货币合作一体化的经济基础,有形成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但在目前要取得实质性进展,还存在相当大的难度,主要障碍有:
1.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及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当前,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日本居首,“四小龙”次之,东盟国家弱,总量相差极为悬殊。从人均水平看,则大致分为五个层次:日本第一层次;亚洲“四小龙”和澳门、文莱为第二层次;马来西亚和泰国为第三层次;中国和菲律宾、印尼为第四层次;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为第五层次。与欧盟和北美相比,东亚各国和地区不但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有较大差异,经济一体化的开放度也大大低于欧美各国。近年来,随着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不断发展,贸易的创造效应越来越明显,贸易的转移效应越来越淡化,经济开放度和一体化特征日益凸显,但是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
2.东亚各国和地区内尚不存在轴心国。区域货币合作需要各国服从一种共同的货币政策,并以该政策作为各成员国制定政策时的“核心驻锚”。欧元区事实上是以德国货币政策为“核心驻锚”形成共同货币政策的,这是由德国的经济实力及德意志银行长期拥有的反通货膨胀信誉决定的。然而,东亚地区至今尚没有出现能为整个区域决定货币政策,并担当轴心国的国家。
“二战”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虽然不断在扩大,但日本在经济上的某些缺陷使其难以在该地区担当轴心国的角色。如日本国内市场狭小,金融市场限制过多,日元在国际结算、外汇市场等的地位大大小于其GDP及对外贸易在全球的地位。更为严重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元国际化又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中国和韩国或由于人均指标,或由于经济总量都还难以承担此项重任。东盟十国其内部本身就缺乏轴心国。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对美国的依赖性有所增强,但作为区域外的大国,美国的货币政策是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的,不可能考虑到经济差异极大的东亚经济体的需要,因此,以美国货币政策作为“核心驻锚”显然更难以胜任。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马斯格雷夫教授从财政的国际协调和发展财政两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国际财政的基本内容;而董勤发则是结合财政的经济职能从国际财政合作形式的角度来构建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
②区域有不同的层次划分,区域财政也多以行政区划确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但本文所论之区域指的是国际区域,国际区域财政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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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小企业 GMS 风险评价
云南省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云南成为面向东盟国家投资的通道,随着国家和政府把推动GMS进程作为一项发展战略,云南省的中小企业将会获得更加便利的投资机会,因此不失时机的促进云南省中小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的。从GMS成立的10多年间,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都在积极寻求一条稳妥的投资之路,相关政策、规章制度和基础设施也日渐完善,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整体投资规模尚未达到预期目标,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论文主要从制约投资的风险因素出发,总结这十多年的经验,归纳出制约中小企业投资的各种风险因素,并建立了评价风险的指标体系,既可以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也可以为中小企业开展投资提供参考。
GMS(Great Mekong Subregion Cooperation)―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由亚洲开发银行于1992年发起的,涉及流域内(澜沧江―湄公河)的6个国家: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旨在通过加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的基础上,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联合自强的机制,也是一个通过加强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务实的机制。合作范围涉及交通、通讯、能源、旅游、环境、人力资源开发、贸易和投资、禁毒等八个领域。大湄公河次区域处于东南亚、南亚和中国大西南的结合部。次区域涉及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的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面积256.8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2亿,连接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大湄公河次区域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农业资源、水能资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人力资源、人文资源和旅游资源,区位优势特别明显,在资源和市场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充满着巨大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深入一点看,大湄公河次区域腹地涉及东南亚和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大约拥有20亿人口,是当今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重要的战略物资补给地,有望成为21世纪世界和亚洲新兴的巨大市场。
一、制约投资的风险因素分析
跨国经营风险主要来源于动态商务环境中已知及未知的若干变量之间的博弈,从某种意义而言,对外投资活动是一个预测、识别、规避和控制风险的过程。由于GMS国家商务环境的复杂性,导致云南省中小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面临诸多风险因素,据有关最新权威资料显示,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中,次区域国家的商务风险尤为明显。在60个与我国外经贸交往密切的国家中,在9个风险等级划分中,越南、老挝、缅甸分别为6级、7级和8级;加之中小企业跨国经营实战经验的欠缺和自身抗风险能力的低下、政府支撑方式的缺位和力度的不足等问题的客观存在,为力量薄弱的中小企业在进入GMS国家市场后的跨国经营活动带来诸多困难。本节分析了中小企业在GMS国家投资的风险因素,以让广大中小企业识别对自身构成威胁的因素,从而更好的指导企业的投资行为。
1.政府政策
GMS的建立和推动离不开政府政策[2]的支持,相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其制定的政策大多鼓励中小企业到周边国家去投资,包括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种优惠政策的出台。但从周边国家的情况来看,似乎对外投资是一种掠夺性的行为,加上这些国家相关配套设施的落后,很多项目在这些国家开展的都不是很顺利,或多或少会受到各方面的阻力,以2004年老中合作的钾盐矿项目为例,项目建设已于2007年4月完成并试生产,但由于基本配套设施的缺乏使项目正常运营危机四伏。尽管老挝资源矿产部同意钾盐项目企业开发老挝的煤矿,但实际上高额的煤炭运输成本,使其仍然无法解决电力的稳定供应问题,严重影响了项目的正常运行。另外这些国家政局的动荡不安,对中国企业的非国民待遇,政策的频繁变更等都影响了贸易的顺利开展。
中小企业做对外投资的决定,首先就要分析国际国内的形势以及政策,政策是影响投资的最大风险因素,因为这种环境很难具有预见性,一旦发生,也很难具有恢复性,其影响范围和深度都是巨大的。
2.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3]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东道国外汇严格管制及利润汇出不易的风险,(2)东道国的地方税收政策变动频繁的风险,(3)在东道国银行体系筹措与取得资金困难的风险,(4)东道国政府对外商优惠政策无法兑现的风险,(5)外商企业在东道国发生经贸纠纷频繁的风险,(6)东道国政府保护主义浓厚影响企业获利的风险。企业在做对外投资时必须考虑以上经济风险因素,这些因素对企业能否实现投资目标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3.人才的缺乏
由于东盟国家数目相对较多,并且语言不通,政策也不相同,因此企业要顺利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既精通本国语言,又熟悉贸易规则和东道国法律人文特点的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这样的人才是不容易寻找的,因此人才的缺乏也是制约云南省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风险因素,能否寻找到合适的人才已经成为制约投资发展的一个瓶颈。
4.信息渠道不通畅
中小企业因为自身的一些特点,导致其获取信息的渠道相对较窄,大多数企业都是在政府或者某些行业协会的指引下进行对外投资,有些甚至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及时准确的获取投资信息时保证投资行为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获取的信息不真实或者不完全的情况下进行投资,是一项很危险的决策。
5.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包括:东道国基础设施落后制约企业的正常运营,东道国所在地配套厂商供应不稳定,东道国关联企业信用不佳,欠债追索不易,东道国员工道德操守造成企业营运损失,东道国缺乏适用人才及员工招募不易,在东道国的经营企业维持人际网络成本过高,东道国所在地政府干预外国企业经营运作,外商企业货物通关时,受当地海关行政阻挠,投资前期可行性分析与本企业是否相符,企业人员、设备等顺利输出国外的风险,从国内金融机构及其海外机构融资的风险,对国外分支机构监管的风险等。
6.争端解决机制
只要有贸易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纠纷和争端[5],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法制存在很大的差异,难免在投资过程中会产生争端,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同,争端出现以后,协调解决的机制不规范不明确,这就存在很大的风险,具体来说争端的风险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法规不一致,争端解决的时间长短,争端解决的公平性,技术性贸易壁垒,环境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等。
二、风险评价体系的构建
1.指标体系的建立
在上节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6]的基本思想,构建云南省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评价体系,此评价体系分为三层,最高层为评价层,中间层为准则层,第三层为指标层,其构建体系见下表所示:
2.评价的思路
上述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综合考虑了云南省中小企业对GMS投资的风险因素,通过设计相关问卷,对开展过合作的企业进行实地或电话调查,最终对调查结果进行汇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所有指标层因素进行分析,选择出具有代表性的因素,最终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出各指标层因素的权重,最终得出该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综合风险评价值。
3.评价的步骤
(1)根据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2)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简化;
(3)让专家对简化后的指标体系进行重要度判断,从而构建出正互反的判断矩阵;
(4)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值,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5)计算出各个评价层的权重值。
每个评价层的权重值就代表了该指标在整个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程度,权重大的因素表明其相应的风险比较大,是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应该注意的因素,综合评判值代表了该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风险值,其值越大,表明其处的风险越高。
三、结论
论文分析了云南省中小企业在GMS国家投资的风险因素,并根据这些风险因素建立了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说明了指标体系的评价方法,下一步的研究是把这些风险因素设计成问卷进行实地投放,对回收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建立起评价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的模型,指导企业的投资行为,了解本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风险环节,从而减少企业投资的盲目性,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王玉主:中国企业进入东盟应注意的风险[J].进出口经理人,200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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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余文建 潘信豪 王海全(博士):中国-东盟资本流动监管与金融风险防范合作研究[J].金融纵横,2008,8
[4]许复兴:东盟市场环境及风险分析[J].国际工程与劳务,20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