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28 09:02:4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中国经济转型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论文关键词]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现代性市场经济风险治理
[论文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与人一样,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中的重要价值,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关联性。为此,我们要努力将这种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善待自然,珍爱生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下代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
张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理事,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国际贸易、服务经济、谈判等。
主要著作:《科技兴贸战略:外贸跨世纪发展的必然选择》(论文)、《新经济和国际经济贸易》、《知识经济和国际经济贸易》等。
摘要 服务经济是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新的产业革命,是从技术到产业组织、经营管理、商业模式、运行体制、发展方式的全方位变革,是一次深刻、全面的经济革命。当前,世界经济全面向服务经济转型。随着全球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成为引领创新的主导力量。中国经济要崛起于这一轮的全球化,关键是要在尚未定势的全球服务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发展服务经济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的战略抉择。
关键词 服务经济 产业革命 经济全球化 发展现状 基本模式
随着全球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占世界经济比重超过3/5,服务业占发达国家经济比重超过70%、占发展中国家经济比重约为60%;服务业跨国投资占国际投资总额的比重超过2/3;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超过1/5。更重要的是,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成为引领创新的主导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轮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两次经济危机仅是这大变革、大调整中的波澜。中国经济要崛起于这一轮的全球化,关键是要在尚未定势的全球服务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发展服务经济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的战略抉择。
全球服务经济发展现状与特征
服务经济是从产业角度对经济发展阶段和特征的把握,指的是基于服务业的经济发展形态。它在历史逻辑上区别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在事实范围上包括生产业、生活业和公共服务;在基本内容上主要包括服务产业和服务贸易。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74)曾提出经济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即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后工业社会生产与消费都不再以物质产品为主,而是以服务为主,是一个“服务社会”。①对于全球经济经历的这场结构性变革,维克托·R·富克斯(Victor R. Fuchs,1968)在其著作《服务经济学》中称之为“服务经济”(Service Economy),并认为服务经济在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出现。世界服务经济时代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
【论文关键词】企业办社会 企业社会责任 国有企业 乡镇企业
【论文摘要】企业社会责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悄然兴起于世界各地，近年来在中国也是一个热门话题，令人联想到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曾经有过的国有企业办社会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乡镇企业办社会的模式。文章对这两种中国特色的企业办社会进行了介绍和比较，并得出针对经济转型期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一些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之风越吹越猛。当这股西风伴随着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号角吹进中国，并在中国渐成趋势之时，很多中国本土的企业才刚刚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企业剥离办社会的切肤之痛。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一方面要继续完成企业剥离社会功能的旧历史任务，另一方面又要面临着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新时代要求，倍感压力。中石化就是这些企业的典型代表，在探索中重新定位企业的社会角色。在从2004年开始的国家剥离重点大企业办社会职能的计划中，中石化是重点试点企业。而同时，在中国蓬勃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中，中石化又是开路先锋。同样在2004年，在由中国石化、清华大学和BP集团联合主办的“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上，中国石化副董事长王基铭作了“中国石化恪守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演讲，代表企业做出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胆是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企业对自己社会角色的变化和重新定位都能像中石化这么积极面对并应付自如。在经历了企业办社会之累和剥离企业社会功能之痛的中国，社会责任对很多企业来说有杯弓蛇影之嫌。这就注定了，在中国开展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必然会有浓重的中国特色和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中国路径。
一、中国特色的企业办社会
(一)国有企业办社会
“企业办社会”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之外，承担很多理应由社会负担的职能，如办中小学校、公检法、医疗卫生以及一些社区服务机构等，这些存在于企业之内的非经营性职能就被称为“企业办社会”。
国有企业办社会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客观必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企业大都崇尚“大而全”、“小也全”的经营模式。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国际上东西方两大阵营处于冷战之中，中国出于“备战备荒”的考虑，兴建了很多的三线企业，地处偏僻的山区，远离城市，人们“衣食住行”甚至“生老病死”的问题都需要企业来解决。还有许多工矿企业也是平地而起，社会职能因企业需要而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刚刚开始时，社会事业发展不配套、功能不到位，政府社会保障服务不健全。社会应企业而生，社会与企业同建，很多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一开始就承担了许多社会功能。每个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职工的生活后勤都由企业负责。为了解决职工后顾之忧，企业必须肩负起社保、医疗、卫生、教育等各项社会职能，“低工资，高福利”是国有企业统一的经营模式。在国有企业改制之前，企业有自己的食堂、学校、医院的情况很普遍，“社会办的除火葬厂外企业都在办”。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承担着大量社会职能的企业不是独立的经济个体，而像是国家的一个行政单位，是社会的一个缩影。一方面，企业所有的利润都上缴国家，盈亏都与企业无关；另一方面，企业又要代替国家对职工的生活做出安置，这实际上是企业与政府职能的一种错位。以社会职能为主的非经营性资本占用企业大量资金，造成企业机构庞杂、人浮于事、生产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力。据研究人员的粗略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非生产性资产占到国有企业总资产的35％一40％。从湘潭钢铁集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企业办社会给企业带来的沉重的社会性负担。湘潭钢铁集团年产330万吨钢，销售收入106亿元人民币，但是2004年其退休人员的补差工资和内退工资约6000万人民币、教育附加费2000多万人民币、自办教育3000多万人民币，医疗费用2000多万人民币、城建费用4000多万人民币，各种社会性负担总共高达2亿人民币。便是经过20年的体制改革，在2005年全国国有企业自办的中小学还有1．1万多所，自办的医院6100多所。国有企业每年缴纳城市建设费和教育附加费约500亿元，同时每年用于办社会的资金支出达456亿元。
企业办社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中国工业企业建设初期阶段的客观条件下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也起到了创造企业经营条件、稳定职工队伍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企业办社会形成的这些非经营性资产却成了企业不可承受之重，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中成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分离具有社会功能的非经营性资产目的是为了让企业轻装上阵，建立现代化新型企业，参与市场竞争。
(二)乡镇企业办社会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慢慢放下了企业办社会的包袱，但却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另一种新的企业办社会的现象。当国有企业艰难地分离着自己的非经营性资产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迅速成长起来的一些乡镇企业却主动地投资于公共设施的建设和承担一些公共职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大型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其中一些乡镇企业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之后，凭借着雄厚的集体经济实力，开始兴建公共设施，建立健全的村民保障生活体系，“‘办子弟学校’、‘造职工宿舍’、‘给保底工资’、‘授予终身员工’等曾被视为有损企业竞争力的做法，开始悄悄地‘复辟”，这与国有企业分离社会功能的潮流形成了鲜明对比。
乡镇企业办社会比较有名的是浙江横店集团。自1993年起，横店集团在当地投入了近20亿元进行城市建设和旅游景点建设，建起了体育馆、电影院、游泳池、煤气储备站、仅桥梁就建了35座；办了全国第一个乡镇企业大学和亚洲最大的电影拍摄基地。‘另一个新型农村山东荣成的西霞口不但为村民建立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扶，贫有所济”的生活保障体系，还先后投资近千万元，建起了老年宫、妇女之家、文化广场等公共设施。
这些乡镇企业“造城”，大举进行社区建设让人们看到“企业办社会”的轮回，为什么在国有企业卸下社会职能包袱的同时，这些乡镇企业却自愿选择去承担这些社区建设的重担呢?在对这两种不同时期出现的“企业办社会”现象进行比较之后，可以发现他们还是有着根本不同。
(三)两种企业办社会的区别
国有企业办社会与乡镇企业办社会虽然都是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办社会”，但两者之间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对它们的比较也引发了我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新思考。
首先，两者出现的背景不同。国有企业办社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中央在财政上统收统支，企业经营不计盈亏，中央政府对企业和社区往往同时兴办。国有企业办社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起到了解决职工生活困难、免除职工后顾之忧的作用。乡镇企业办社会是在经济体制转型期出现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后，在乡村开始的社区公共产品的建设。
其次，国有企业办社会是分派给国有企业的任务，即使企业的经济目标不能实现也必须完成；而乡镇企业办社会是在首先实现了经济责任后再自愿地有选择地承担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国有企业全面开展社会职能的建设是政府指令也是历史环境所迫；而乡镇企业的社区建设是自愿的，因地制宜、各有特色，是现阶段对社会福利制度的一种有效补充。
再者，国有企业办社会的受益者只有本企业职工和家属。尤其是像中石化这样垄断性国企，企业办社会成为企业福利的一部分，所以这些企业甚至不愿对社会功能进行剥离；而乡镇企业办社会却往往造福一方，例如横店集团在20年来直接投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就达20多亿元，使横店基本具备了一个小城镇的框架，横店集团的发展也吸收了当地及周围乡村70％以上的劳动力。横店影视城带动了当地旅游和其他第三产业的发展，正成为横店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二、中国特色的企业办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启示
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一方面企业被要求与社会职能相分离，减少社会职能带来的成本，另一方面是企业被要求与社会责任相结合，将外部性带来的社会成本内部化。这两件看似矛盾的事情同时发生在中国，给～些面临新时代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中国企业带来很大的困惑。中国企业历经了国有企业办社会、国有企业脱离非营业性资产再到乡镇企业办社会这样的过程，企业社会责任似乎是“新瓶装旧酒”了。但是，在厘正国有企业办社会之谬的过程中，以及在对国有企业办社会和乡镇企业办社会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更加接近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并得到一些有助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中国成功的启示。
企业首先是一个经济独立体，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的实现是首要目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一定要以经济责任为基础和前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国有企业办社会，企业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责任，结果企业没有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又做不好自己不该做的事，导致社会职能成了企业发展的桎梏，甚至成为企业生存的拖累。而乡镇企业办社会成功的关键也在于企业实现了经济目标，有了经济基础和实力来参与社区建设。
企业应以适当的方式承担社会责任。企业不是不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而是要搞清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国有企业办社会就是对企业应如何承担社会责任认识不清，结果就有可能出现国有企业一边在勉为其难地大力兴办“社会”，一边却连生产合格产品这样最基本的责任也担当不起的局面。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企业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企业的行为不应超过自身的边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是同理，否则会回到“企业办社会”的老路上来。剥离“企业办社会”就是重新明确政府和企业的责任，划清企业边界。中石化和中石油这样的央企，一方面要剥离社会职能，另一方面又要加大力度承担社会责任，其实是不矛盾的。这些垄断企业理应更合理地承担大范围的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承担对本单位职工的社会责任。而乡镇企业办社会是按市场化的思路来办社会，和企业的特色结合起来，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承担社会责任的模式。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应以企业和社会实现双赢为目标。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起步阶段之后，国有企业办社会成为企业实现经济责任的沉重包袱，国有企业办社会因为妨碍了企业经济效益的实现而被叫停。而乡镇企业办社会之所以存在还被叫好就是因为它没有以自己的经济效益为代价，正如横店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徐文荣所说“我们企业办社会不是纯粹的公益性了，而是要让这里产生出效益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同样也是只有在企业和社会双赢的前提下，才可能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长期规划的一部分。
三、结论
国有企业办社会的历史教训和乡镇企业办社会的现实榜样，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决策肯定会有影响，有过“企业办社会”历史的中国也会有中国特色的对待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
[关键词]经济危机 中国经济走势 内需 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039；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7-0091-06
一、引言
2008年8月前，由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保持着较好的增长势头，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次贷危机对中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还缺乏足够的、统一的认识。不少乐观人士认为中国将幸免于难，更有甚者放言全球危机下中国的经济形势将“风景这边独好”。很多人仍将危机定位于局限于金融领域的危机。然而时至今日，随着危机向实体经济的延伸，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明显升级到一场全球性经济动荡和衰退的世界经济危机。
随着事态的发展，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激烈的经济刺激和拯救计划。我国政策当局也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108个基点的利率下调、引导汇率适度贬值、增加出口退税以及研议中的税制改革，这些政策“组合拳”的密集推出，几乎囊括了政府可动用的所有政策手段，而且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但这些拯救措施是否得力有效?世界经济前景如何?中国能否率先走出危机阴影?这些无疑是当前最重要的经济问题。
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者和权威的研究机构相继发表了悲观的评价和预测，其中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格林斯潘就曾断言：本轮经济危机将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危机。格林斯潘表态的一反常态，相信他一定已经有了充分的理据。其实具有经济学洞察力和经济史观的学者经过认真思考和深入分析都会发现，目前的宏观形势真正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下面我们就此提出几个判断、一些对策以及几点评论，并给出基于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的符合学理的分析。
二、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
席卷全球的此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它极大地伤害了一直以来被视作世界经济发展火车头的美国的经济，从其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耐用品订单数、失业人数、房地产成交量等主要宏观指标已经达到了十多年来最差的数字，而这还只是开始。难以计数的金融机构坏账已经逐渐显现、随之而来的金融机构倒闭、大幅度裁员已初露端倪。虚拟经济泡沫的破灭将进一步地影响实体经济，使得已经疲弱的消费与投资受到严重的影响，如此恶性循环，危机将日益显示它的破坏力。从已获得及预估的经济增长数据来看(见图1)，世界主要经济体无一幸免于这场灾难，因而这场危机理应被定位为全球性危机。 br>
剥离那些显而易见的表象，索洛(Solow)增长模型则为我们探寻危机的根源提供了的线索。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实际产出在长期而言唯一的增长根源就在于(广义的)技术进步，即：在经济达到稳态(steady state)时，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
回顾1992年以来全球的经济景气，无非有如下几点原因：首先，计算机技术在生产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如数控机床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其次，发达国家资本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劳动力相结合，利用了剩余生产要素，深化了全球的分工体系。而后者又以网络IT技术为承载平台。最后，美、日长期以来的低利率政策(尤以为拯救网络泡沫破灭而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最为直接)和宽松的金融监管政策，客观上助长了投机资金在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过度活跃，从而形成了经济的双重泡沫。必须认识到，新技术自1998年以来已经没有飞跃的进展，而其它经济增长要素也基本上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于是，在全球没有出现新的增长点以前，无法想象会有一轮新的经济景气。虚拟经济的泡沫也在预期逆转的情况下，瞬间破灭，并对实体经济进一步产生负面影响。我们据此概括出十几年来这样的一幅世界经济全景：
“在计算机技术与全球化因素的影响下，世界经济出现十余年的持续增长。持续的经济景气使得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并演化为盲目乐观。盲目乐观在低利率和宽松监管环境下使得大家更乐于接受和炒作金融市场上的高风险创新，这进一步推进了经济的表面繁荣，引发了泡沫。
当增长源泉逐渐枯竭时，没有实体部门支撑的虚拟经济泡沫迟早必然破灭；并且经济景气时间越长，人们越乐观，泡沫的积累就越大，泡沫破灭的爆发就越猛烈，危害就越强。于是金融危机进而经济危机出现。”
我们可以证明，由于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旧有经济增长源泉的枯竭，因此，它的出现是世界经济周期发展的必然。那么，各国应对危机自救的经济刺激计划或政策，是否会迅速见效使得经济走出低谷呢?答案是否定的。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危机可以视为经济周期中低谷的一种极端爆发形式；如果襞平经济周期的政策真的能够迅速、彻底地解决问题，那么就不会再存在经济周期了。而现实刚好相反。再考虑到增长源泉枯竭的问题，我们认为：在找到新的足以支撑世界经济的增长点以前，本轮危机很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世界经济不大可能在短期走出低谷。
三、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种认识是，这场次贷风暴直接影响美国、其次是日本、再次是欧洲，而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大。这种看法未免太乐观了。次贷对我们的影响使得我们持有的大量美元资产大幅缩水，从已有的数据来源上看，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构成是――3700多亿美元美国两房债券，7400亿美元美国国债，2000亿美元中投控制，3000多亿美元短期债务，2000多亿美元次级债，1000多亿美元现金或欧元资产，共计1.9万多亿美元。现在去掉2000多亿美元美国次级债与很难保证的3700多亿两房债券，中国外汇储备以未平仓价格计算只有1.4万亿美元左右。加之美元不断贬值，它代表的实际财富价值更是在不断流失。
间接的影响有两个方面。(1)由于美国和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每况愈下，美元不断贬值，出口需求日益疲弱。这对我国的出口企业来说是致命打击，已经有相当的中小型出口企业的日常经营出现了困难。这对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我国沿海省份的影响尤其显著，并直接导致了大量农民工的下岗失业，潜伏了大量的社会隐患。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萎缩，对所有其他外向型经济体的影响是一致的，中国不可能是例外。(2)逐渐显现的全球流动性紧张会加剧中国资本市场的困难，减少可获得的FDI。已有一些外资机构开始变卖、减持在华资产。这方面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
据此，我们可以推测，随着危机的深入，中国经济受外来的不利影响会越来越严重。那种希望中国经济可以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论调，只会是美好
的愿望。
四、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局：外因与内因
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2008年中国经济的走势，从年初开始中国经济就已经显示出后继乏力的态势。2月份GPI创出8.7％的涨幅新高以后，通货膨胀成为了首要矛盾。在采取了一系列市场和非市场的措施以后，5月份以来连续4个月出现了CPI的回落，直至8月份令人意外地达到了4.9％。然而PPI却一路走高，8月份已经达到了10.1％。创出了12年来的新高，展现出与CPI倒挂的态势(图2所展示的消费物价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对比关系可以基本反映上述状况)。从理论上来说，PPI的上涨必然会传导到CPI上来，然而之所以会出现二者倒挂的情况，一方面是政府的价格干预使得定价机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另一方面国内绝大多数商品供过于求的形势也限制了PPI对CPI的推动。PPI与CPI不断加大的差距直接蚕食企业利润，许多中小型企业因高企的成本而陷入严重的困难，倒闭破产也越来越多。
从表1、表2的数据可以说明我们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的外部原因：次贷危机导致预期美元贬值，热钱流入并内生地增加了我国货币供给；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增加了企业运营的成本。表1和表2提供了更加详实的证据。
以上只是外部原因。笔者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1)在次贷危机和成本推动的通胀的经济环境中，中国出口为导向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维系。(2)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神话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也不再会出现。(3)于是，内部结构性矛盾爆发出来：在人力、资本优势逐渐丧失，而新的经济增长点又不能及时出现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必然减缓。形成上述判断的一个有力佐证是：用各种技术估算的中国各行业TFP指标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持续回落。作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TFP的下降预示着经济增长的态势不可能长期维持。因此经济增长受到阻滞是或早或晚的事，只是这种必然在次贷危机背景下出现是大家始料未及的。
五、危机下中国经济的走势
近代较严重的经济危机，都严重摧毁了生产力。上世纪20-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关联。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使其一蹶不振，被称为是“失去的10年”。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东南亚国家多年苦心积累的财富，被席卷一空，多年之后才逐渐恢复。此外，俄罗斯经济危机、网络科技泡沫的破裂给投资者的伤害，相信很多人还记忆犹新。图2和图3中，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持续了10年的时间；期间表现较好的美国经济出现了高达25％的失业率。
应该认识到，历史上的一些危机解决模式已经不再有出现的可能，例如我们不能想象再出现一场战争。因此如何尽快从危机走向复苏，在我们人力、资本优势逐渐丧失的情况下，只取决于我们能否及时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然而从全球的视角来看，电子、网络科技带来的这一轮经济繁荣已经走到了尽头，现有的经济增长点已经基本耗尽其潜力。从国内的视角看，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要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但是产业调整决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也许是痛苦的过程。因此有理由认为我国经济将经历较长的一段困难时期。这还是基于我们能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的前提上，如果我们的政策措施处理不当，则有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陷入更长时期的经济萧条。
六、危机的应对策略
中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这场危机，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也很可能是痛苦的。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来减轻这种痛苦，这可以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来指定相应对策。从短期来看，理论上我们可以合理采用一些逆经济周期的政策来减少或者平均化危机过程中不良影响，从而避免一系列问题集中爆发而产生剧烈的经济震荡。在这里我们强调要“合理’’地运用，因为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经济政策从来就没有熨平经济周期，相反还存在有激化矛盾的可能。同时在中长期，我们应该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结构性问题必须得到改善，而宏观调控政策是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此时，产业政策的变化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彻底转变才是我们走出危机的根本途径。
基于上面的判断，我们在这里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应对措施来减少(而不是解决)我们即将要面临的痛苦。
1 短期对策。
短期而言，危机中的市场动荡不可避免，这种动荡既是经济下行的要求也是非理的后果。此时，我们可以选择合理的货币、财政、汇率政策或者政策搭配来缓解这种冲击。
(1)积极的财政刺激计划应该平衡短期目标和长远影响，并具有前瞻性。应做好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准备。支出方向上应对症下药，为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长远发展动力的培育留足准备。应对弱势群体有更多的政策倾斜，以确保危机下的社会安定与和谐。此外，应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减少不必要的对体制改革的冲击。
(2)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掌握好分寸，并重视监管。确保放大的贷款真正流向实体经济领域，而不是吹大资产泡沫。
(3)汇率和贸易政策应以稳定局面为重，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帮助出口企业度过目前的难关。
(4)此外，稳定经济其他措施，例如工资指数化、保值储蓄等都值得研究。
2 中期对策。
如前所述，要在中期内尽快走出危机，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结构的转型。
(1)刺激内需的政策要以消费需求为重点。上文我们已经论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旧增长模式不可能再在危机环境中持续下去的，那么为了保持经济有一定的增长以缓解其它社会问题的手段只剩下了刺激内需。从最近的数据上看，2007年消费占GDP的比重还不足40％，这十分畸形，但也提供了刺激消费的政策空间。中国的市场容量是其它经济体难以企及的，这也是我们重振经济最重要的基础。但它也是老大难问题。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政策，提高消费只能是理论上的可能。
(2)完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监管机制和调控机制，预防泡沫的产生。
(3)汲取巨额外汇储备损失的教训，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通过资本帐户开放和汇率自由化，使得人民币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这样不仅可以争取到国际货币体系中“铸币税”的特权，也可以为我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争取到更多的话事权。
(4)充分利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通过区域性的经济合作，重新获得一些组织意义上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以获得新的增长点。
(5)要改变单纯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旧增长模式，科学地、逐步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我们的产品竞争力，通过加大使用成本，逐步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淘汰出去，才能保证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广东省的“双转移”政策已在此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其战略是正确的。
3 长期对策。
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科技的进步。然而新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的研发耗费巨大，政府在推动
技术创新的运动中应起重要的引导作用。此外，制度层面的优化和改革，风险创投机制的完善也是有益的补充。基础性研究对经济的影响也许在超长期才能显现，但是着眼于长远利益，加大对其投人依然是值得而且必要的。这些项目的推动，依然需要政府引导、立足制度改革和完善。
七、对当前经济学界流行观点的质疑
上述内容是笔者对此次经济危机和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态势的一些基本看法。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结合当前形势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重新思考，下面笔者对当前一些流行观点提出质疑。
首先，在赞赏改革开放3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改革付出的代价。这种被形象地称为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改革，必然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震荡，是否可以有逐渐“规范化”的改革模式来取代现有模式呢?这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显得更有现实意义。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含义及其批评》一文中，笔者已经证明，“摸着石头过河”具有预期的静态性、行为的短期性、宏观经济的震荡性的特征，这种改革方式本身急需改革。
其次，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新生产技术的应用，因此，笔者有这样一个观点，尽管目前美国遭受的危机影响最大，但是凭借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储备、领先优势和优越的创新机制仍然有可能先于其它国家走上复兴的道路，继续充当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因此，那些对此次危机可能改变世界格局的论调似乎不切实际。
最后，我们已经论证，我国以高投资拉动的粗放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将不可维系。因此，目前国家和地方以投资拉动内需的政策值得商榷。也许出于社会稳定等非经济目的的需要，这种做法尚可以讨论。但从经济学上看，在目前我国投资占GDP比重已经超过40％的情况下，高投资的长期效应一定不尽人意。具体说来，从近期出台的4万亿财政刺激方案来看，资金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这对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速度、吸纳就业会起到不错的效果，但是对由此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也应该有所防备。按照经验来看，政府投资的大量上马，必然会对社会私人投资带来挤出效应，并且在权责不明、监管缺位的情势下，很可能会重演盲目、一窝蜂、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老路，还会带来一系列的寻租问题。而4万亿的投资支出可能还不足以确保“保八”任务的完成。据估算，地方财政还将配套3万亿左右投资，而这个数字只有一成至三成的来源有保障。其余还要依靠银行贷款。如果投资的效益、质量得不到保障，可以预计的是我们财政辛苦挣来的家底必将不保，而且银行系统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冲击。这就为我们的长远发展埋下了隐患。此外，我们遗憾地发现，与民生问题紧密联系的医疗、教育、住房改革所需要的资金投入没有在这次方案中得到足够的重视。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却是中国经济转型、扩大内需这些中、长期发展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因此，在这个刺激方案的操作上，财政政策依然显得“短视”，市场经济方向的理念甚至可能有所倒退。
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央指出的今年经济工作的五大重点和我们的一些建议和批评是不谋而合的，但我们还应更加重视长期增长因素及其相关制度建设。过分担忧和恐慌是没有必要的，踏实和前瞻性的科学决策、合理的政策方案设计才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应有态度。
[参考文献]
[1]Carmen M，Reinhart，Kenneth s，Rogoff，This Time is Different：A panoramic View 0f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Crises[Working Paper][Z]，NBER working paper 13882，2008
[2]Carmen M，Reinhart，Kenneth S，Rogoff，The Aftermath 0f Financial Crises[Working Paper][Z]，NBER working pa―per 14656，2009
[3]郑京海等，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J]，经济学季刊，2008，(3)
在我的人生轨迹中，有两个地方对我特别重要，一个是我的家乡——山西，另外一个是我年轻时的求学之地——俄罗斯。这两个地方在我看来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前者依赖煤炭，后者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前者驱动着中国经济完成了60多年的工业化成长，后者正驱动着试图完成能源转型的欧洲；前者煤炭企业的LOGO可以渗透进属地城市的各个角落、甚至是幼儿园和养老院，后者天然气公司可以渗透进国家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甚至是代表话语权的媒体。
前者的省属煤炭企业老总最后往往可以升到副省长，后者的国家石油公司老总可以担任副总理，甚至再从副总理干回石油公司老总，而天然气公司的老总往往是总统的绝对铁杆；前者的主政者每每公开讲话时，总会在三句话中插一句煤炭如何拉动经济增长……后者的总统不仅在论文中把石油天然气想像成外交武器，并在国际舞台上频繁使用；前者可以频繁更迭政策条款将外省投资客赶出太行山，后者可以巧妙利用“橡皮法律法规”为外国投资者下套，最终实现对项目控制权的巧取豪夺；前者煤炭富豪可以千万嫁女，后者石油富豪可以为看球买下一支欧洲顶级职业足球俱乐部；前者煤炭行情决定着公职人员能不能全额发下工资，后者直接用油价来制定整个国家的财政预算；前者是中国媒体的新闻富矿，而后者是世界的新闻富矿……
两者众多的相似性，我还可以用多年在两地的生活经验列举出更多，而列举的越多越会让人觉得病态。尽管，我不能将两者简单确诊为“荷兰病”（Dutch disease），因为这个话题始终是被学术界所争论的悬疑。
什么是荷兰病？经济学意义上复杂定义的讨论会让这个话题变得索然无趣，但就我的观察而言，其根结在于一种被扭曲的激励传导机制。
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荷兰，当时由于北海一带发现大量天然气资源，随着资本的强势介入，使得北海油气产业一片繁荣，大量天然气出口为荷兰带来了大笔“快钱”，但由于大量输入性收入，最终导致荷兰盾持续升值，并引发了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产品和货币市场的一系列反应挤出当地其他行业，使之逐渐衰退，或者难以起步。
所谓的这种“挤出效应”，并不仅仅发生在宏观经济层面，更多的情况下发生在政府施政层面。因为资源往往能带来丰厚收益，诱导资源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做出了不合理的发展模式和不恰当的经济政策，并滋生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惰性，从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种现象，无论在山西还是俄罗斯都表现的十分明显。在我的印象中，走马灯式轮替上阵山西主政者往往调任自其它内陆省份，往往因眼界狭小，而受困于煤炭。直到若干年前，当来自深圳的到任山西后，曾一度让山西的有识之士感到一丝希望，希望能带领山西走出煤炭之困。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上任后并没有带来特区的新思维，而是入驻山西省煤炭厅蹲点学习煤炭产业……新思维依然受制于旧惯性。
尽管，雷厉风行的作风加上深圳式的效率，通过大量“跑部运动”为山西谋得了煤炭税费优惠，而且建立了国家级的煤炭交易中心，但依然逃离不开煤炭的羁绊，依然逃离不了山西发展思维的惰性。
或许基于同样的认同，一位山西籍官员曾向我痛心疾首地说：“山西最大的祸害就是有煤炭，要不是煤炭，迫于生计早就把山西人逼出省外去做生意了，就跟明清时候山西商人走西口那样，而不会像现在一样，全省上下都指着煤炭吃饭……”
尽管不愿承认，但当代吃着煤炭这碗饭的山西人已经没有了先人的冒险和开拓的勇气，更多的是偏安一隅得过且过的惰性。
民间的这种惰性在俄罗斯同样明显。俄罗斯普通人在享受着石油带来的国家福利的同时，普通人更多地愿意去谈论和质疑政府如何分配不公，但却不愿去谈论自己因该担负什么责任，更别说站出来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俄罗斯人这种“天性”，被不少俄罗斯问题专家称为是“政治侏儒症”。
当一次偶然的机会阅读了世界银行一份报告后，才发现这种侏儒症同样是“资源诅咒”的表现。世行曾指出，资源国家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源的租金，而不是直接来自于公民税收，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责任关系链很薄弱。
此外，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方的薄弱也与资源的丰富有关，因为大笔资源红利诱惑下，推动着政治和商业的联姻。资源开发带来的高收益让大权在握的政客们成为“寻租者”，商人们通过政客来夺取资源的控制权，再利用资源收益去收买那些立场不同的人，在这种政治生态下，俄罗斯寡头们纷纷破壳而出。
仅仅从这些粗浅的观察来看，“荷兰病”并不简简单单的是一种经济病，如果真的只是一场经济病的话，为何荷兰最终能克服“荷兰病”的影响，而那些非洲、中东或是俄罗斯却始终无法摆脱这一病患呢？
行文至此，我也很庆幸。曾经经合组织的一个研究团队做了一项研究，他们绘制出了65个国家15岁学生的自然科学成绩与该国自然资源收入在GDP中的百分比的相关性的图表，结果显示，国家从自然资源的盈利跟它高中生的知识技能明显成反比。
事实上，山西和俄罗斯应该不符合这一研究结果的规律。俄罗斯要感谢苏联留下的完善教育体系和科技实力，而山西和大多数中国省份一样，要感谢中国教育制度的遗毒——高考，两者都让其年轻人还保留了被教育和开化了的大脑。
知识和技能始终是21世纪经济的全球货币，没有哪个中央银行能发行这种货币，每个人自己决定他们发行多少，而这些智力资本将像全球资本驱动北美页岩气热潮一样，驱动山西和俄罗斯的经济真正向前，或许山西会再出几个李彦宏和他的百度，而俄罗斯也会再出几个赛吉·布林和他的谷歌。
眼下，这样的转机就摆在山西和俄罗斯面前，那就是全球性的经济不振，全球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的大潮流。中国的经济减速导致了煤炭需求锐减，而中国北方愈演愈烈的雾霾天气也催促着中国决策者要压缩煤炭消费比例。在这一背景下，当了60多年能源基地的山西似乎应该醒醒了。
欧洲同样如此，其能源市场未来的基本趋势是降低碳排放。对于欧洲而言，这意味着将更加依赖清洁可再生能源。面对这一趋势，对于欧洲天然气和石油的主要供应国——俄罗斯而言同样冲击巨大。
邬锦雯，女，1969年出生于云南昆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1987―1994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2004―2008年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013年3月访问美国密苏里科技大学；2014年6月经国家留学基金委青骨研修资助到加拿大萨斯温彻大学进修。自1994年起至今，在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现任华南师范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校友会副会长、广州青年商业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民建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以及广州市花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位。
二、研究领域
邬锦文教授长期在管理信息与数据挖掘、用户分析、知识管理、劳动经济等领域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具体研究可分为三个层面。宏观市场层面主要有劳动力转移和培训、信息政策与法规以及移动互联网的研究；中观组织层面是对文化资本和竞争力、HR-MIS、知识管理和物联网的研究；微观个体层面涉及胜任力模型及应用、数据挖掘和投资行为研究。
三、研究成果
邬锦文教授经过多年研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诸多论文，曾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就业机制研究、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风险度量方法及其在中国市场的应用研究和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图书编辑胜任素质模型的构建的主要负责人，同时还参与了新闻出版署重要软课题、民建年度参政议政招标课题和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研究项目子课题研究。其中“改制后新闻出版业人才评测体系建设研究――以编辑胜任素质模型的构建为例”的重要软课题于2009年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优秀奖；会议论文“广东产业升级中结构性缺工问题与对策”于2010年获得广东中华职教社的特等奖。邬锦文教授还是优秀的参政议政人员，2008―2014年度，民建广东省委员会授予其“优秀个人”称号；2014年，“关于制定和实施财务管理职业标准，推动广东经济转型升级的提案”获得人民广东省委员会的优秀提案奖。
四、主要论著
1、2001年中国信息产业发展报告，广州出版社，2002年。
2、电子商务概论，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
3、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教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4、网上创业，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5、打造企业的可持续竞争力：组织文化资本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
6、面向城镇化的人力资源与收入分配政策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
7、你最胜任什么职业，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
8、信息产业结构研究，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92年第4期。
9、信息产业与持续发展，情报科学，1993年第2期。
10、试论中国经济信息网络建设，情报科学技术，1995年第5期。
11、试论当代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图书情报工作.1997年第4期。
12、决策中的征兆信息识别，决策与信息，1997年第8期。
13、论信息的开发利用，情报学报，2001年第3期。
14、谈谈电子商务双语教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国科学学报，2004年第11期。
15、中国证券市场庄家与散户的博弈，时代经贸，2008年第3期。
16、网络情报检索语言研究，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3期。
17、文化资本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18、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启迪，企业文化（下半月），2010年第8期。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存在就业矛盾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从上世纪70年代未知青返城，到农村经济改革带来劳动力剩余，再到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导致的职工下岗，就业问题贯穿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正当连续5年的高增长即将冲淡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担忧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流再一次笼罩了就业市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昔日被称作“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与农民工一起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一、2009：就业形势严峻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的信息和各级媒体对就业市场的频繁关注中，我们不难感觉到，就业问题已经成为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超过1300万人，全年城镇需要就业的总人数达2400万人，这组庞大的数字显示出了2009年就业形势的严峻性。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两个群体就是大学生和农民工。
二、大学生：毕业失业
据统计，今年全国新增大学毕业生将达到610万，与往年未能就业的150万大学生叠加，一支庞大的待业队伍立刻呈现在人们眼前。即使在经济发展正常年份，消化这样一支高学历的劳动力大军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何况在就业市场遭遇寒冬的2009年呢?“毕业也就意味着失业”，这样一句以往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调侃，在2009年变成高校毕业生的真实写照。近日，中国社会调查所在北京、上海、深圳、石家庄、郑州、成都、沈阳、武汉、厦门、哈尔滨、西安等地的抽样调查显示，到2009年2月底，应届毕业生整体就业率仅为35．6％，这与社会保障部期望的70％的就业率还有很大差距。而往年就业率较高的几个大省市，今年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更加不容乐观。据悉，截至今年1月底，天津市2009届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不到10％，比上年同期下降18个百分点；而截止1月中旬，广东全省本科生就业签约率则只有2．2％。
三、农民工：回家≠过年
2008年春节，数十万农民工因为雨雪灾害被阻隔在广州火车站无法回家；2009年春节，风和日丽，却仍然有数十万农民工在广州火车站徘徊，今年，他们则是因为遭遇了就业市场的寒流而不得不回家过年。同样是回家，心情却迥然不同，新年的快乐与期望被失业的无奈和迷茫冲刷得无无踪。
据统计，2009年春节前，约60％左右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过年，而根据人保部的抽样调查显示其中的5．4％是因为失业。以我国务输出大省四川为例，至2009年1底，四川省共有212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占外输劳务总量的17．8％。200年春节后，全国需要新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在2000万人以上。而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用工需求却一降再降。作为解决了全国1／6就业岗位的广东省自2008年以来，全省用工需求一直呈下降趋势，由第一季度的228．7万人下降到第三季度的211万人。另据预测，今年第一季度全省人力资源市场需求约为190万人次，比上季度下降约4．99％。短短十几个月时间，“工荒”戏剧性地转化为“民工过剩”2009年就业形势的紧张程度可见一斑。
四、谁该为“就业寒冬”买单
就业问题一直是一个广受社会关注的话题，但百分之百的就业即使在理论上也是很难实现的。一定规模的失业率是经济发展所能承受的，发达国家平均年登记失业率也在5％以上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降低，2007年已降至4％。而2008年下半年来，就业矛盾却突显日益尖锐之势。究竟原因何在，可谓众说纷纭。都是金融危机惹的祸尽管造成就业困境的原因很多，但从影响力上来看，金融危机以绝对多数票被指认为罪魁祸首。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影响逐渐显现，一方面，大量沿海加工贸易企业因为人民币升值和国外需求减少的双重打击而接连倒闭；另一方面，国内上游企业因遭受牵连而举步维艰。国内经济在金融危机和经济下行周期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迹象。在这种情况下，除企业倒闭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外，剩余企业招聘计划也纷纷被冻结或缩水。
往年风光无比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等金融机构，几乎都大幅削减甚至取消了校园招聘计划，而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的外资银行也放缓了发展步伐。同时，吸纳就业人数众多的地产、汽车、广告、石油石化、能源、物流行业，也因前景不明而无法给就业市场缓解压力。
五、高等教育的反思
从零工资就业、名校生养猪，到考研热、公务员热，知识型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局势”使人们反思高等教育的呼声日益升高。各方舆论认为，大学生就业难，1999年以来的大学疯狂扩招难辞其咎。1999年，国务院立足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科技和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做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重大决策。9年来，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2％。据统计，2005年，全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2300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一。与此相对应，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政府数据显示，2006年的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而在2007年，高校毕业生已达到495万人，今年更猛增至611万人。国内人力资源市场“青黄不接”的状况早已完全改善，并且日益饱和，即使没有金融危机，大学生就业状况也不容乐观。
另外，有关专家指出，所谓大学生就业难，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心理感受。国内教育的倾向使得不少大学生习惯将自己就读的学校、专业等与薪资待遇挂上钩。这种片面的理解往往使他们高不成、低不就，失去不少机会。
六、经济转型的必然之痛
经济转型是引起失业率短期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是在金融危机的放大作用下，人们已经忽略了它本身的影响。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到了转型期，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已是时势所趋。事实上，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起始于金融危机来袭之前。也就是说，即使不存在金融危机，产业结构调整也会带来大量剩余劳动力。
这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必须经历的阵痛。但是，它最终会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而自行解决。
七、就业与社会经济发展
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充分就业被认为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目标。这不仅是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而且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必要保障。尽管充分就业是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短短两个月内，相关政策就已接连出台，但在目前复杂的情况下，要缓解就业压力却并非政府一家之责，企业和就业者本人也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八、就业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就业增加使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得到就业机会，使全社会的劳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从而生产出更多最终消费品，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会导致居民收入增加，整个社会的消费和投资也会相应增加，这又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就业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关系。反之，失业的增加则会导致经济增长向相反方向运动。按照奥肯定律，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反向的替代关系。实证研究表明，失业率每上升1％，总产出就会减少3％。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就业是居民主要的收入来源，经济不景气导致就业形势恶化，失业又造成居民购买力下降，市场需求因此减少，企业产品滞销，生产和投资积极性必然受到打击，令经济增长乏力。如果不集中力量解决就业问题，“保增长”的目标很难顺利实现，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复苏都将成为一句空话。
九、就业与社会稳定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其经济收益和劳动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必然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50％以上为劳务所得，这就意味着，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农民收入必然大幅度下降。这样不仅无法实现农民增收的目标，使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受阻，同时，在农村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会给失业农民带来很大生活压力，严重威胁社会稳定。
十、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随着国家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一大批国有重点企业在今后几年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些公共安全和社会服务领域的单位，以及机械制造、桥梁设计等行业，也发展迅速。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尽量提供多的就业岗位，一方面可以缓解社会上的就业压力，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企业今后的蓄势待发储备充足的人才。
十一、就业者应该摆正心态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效率 动态效率 调整弹性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几乎是不容置疑的。以GDP的增长率衡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其年均增长速度几乎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可谓创造了经济奇迹。然而从效率角度分析，努力的空间还十分巨大。单从能源利用效率来看，作为占全球总人口1/5的中国，2004年GDP只占全球GDP的4%，但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至4倍，主要产品能耗比国外平均高出40%。其中，原油消耗了全球的8%、电力消耗了10%、铝19%、铜20%、煤炭31%、钢材30%。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这些数据意味着改革开放20多年来，虽然中国经济总量一直以接近于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经济质量和效益却不尽人意，我们这些年费尽心机取得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付出了极大能耗成本和承担了极大技术安全风险的。如果再加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则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更低。
依据增长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不外乎资源投入数量的增加和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前者是指资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数量上的增加；后者一般用全要素生产效率来衡量，以扣除各种生产要素贡献之后的余项表示。显然，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与高效率是两回事，如果全要素生产效率不高，哪怕增长率再高，经济增长也不能说是高效率的。但全要素生产率也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其中不仅包括技术知识的进步，还包括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要素投入所没有包括的内容。这样，即使中国经济具有较高的全要素生产效率，也不能说明中国具有较高的纯技术意义上的知识进展。对于以渐进主义为转轨政策的中国宏观经济而言，增量改革或鼓励新兴工业部门的横向进入，可能会改善部门间的资源配置效率，由此可能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因此，考察中国转轨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要素结构的优化配置效率不容忽视。
值得注意的是，从均衡增长路径的动态角度考虑，按照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如果两国经济具有相同的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则无论初始点如何，人均产出增长率相同，且与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一致。然而，对于两个具有完全相同的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率的国家而言，如果储蓄率不同，那么均衡增长路径上单位有效劳动的消费水平也会不同。在均衡增长路径上，有一个使得家庭总效用最大的储蓄率和资本存量的黄金率水平，在该水平上，经济处于动态效率最佳的增长轨道。而中国的储蓄率恰恰是非常高的，这使得中国的投资水平很高，而消费需求不足。由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增长推动，消费需求的贡献相对较少。
二、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分解
假设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Y（t）=A（t）F［X1（t），X2（t）…Xn（t）］。
其中：［X1（t），X2（t）…Xn（t）］为各种生产要素在t时刻的存量向量；A（t）表示除要素数量以外的影响产出增长的因素，即全要素生产效率。关于A（t），戴维・罗默（2001）认为，它可以解释为劳动与资本之外的影响产出的其他因素的杂物袋，其他可能的解释是劳动力的教育与技能、产权的力量、基础设施的力量、对企业家精神与工作的文化态度等。丹尼森认为，全要素生产效率取决于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和知识进展。对中国当前的转型经济而言，由于制度变革导致了资源的重新配置，因而资源配置效率是中国全要素生产效率中必须考察的重要内容。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假设该生产函数采取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形式，故可以通过分析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分析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既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也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这一过程主要是以新兴产业为突破口，通过新增资源的合理配置，使k1，k2之间及其内部达到最优比例。不过，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趋于下降，也就是说，资源从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的转移所推动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性的”。
库兹涅茨认为，发达国家的增长过程实际上也是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从部门来看，资源先是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活动，后又从工业活动转移到服务行业。从生产单位的平均规模来看，是从家庭或独资企业发展到全国性，甚至跨国性的大公司。从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生产部门的配置来看，发达国家增长时期的总体增长率和生产结构的转变速度都比它们在现代化以前高得多。而在经济结构优化后的现代化时期，经济增长率则相对低得多。考虑到作为全生产要素生产率内容之一的资源配置效率的“一次性”特性，在中国经济结构改革潜力释放后，要保持中国经济今后的高速增长，就必须快速提升中国知识进展的速度，否则就只能依赖于资本的积累，走外延式的增长道路，而这条道路将会受到资源与环境的严重制约。
从（1）式和（2）式可以得出，在支付给资本的收入份额?琢k一定的条件下，人均产出增长率在短期内是由两种因素推动的：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或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全要素生产效率增长率。
张军（2002，2003）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资本―产出比率，发现中国年平均增长率为-0.89%。但在不同时期，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情况是不一样的：大概在1994年以后，资本―产出比率开始出现显著而持续的上升趋势，其中在1995-1998年以后，资本―产出比率为1.92%。相比之下，1979-1998年间全生产要素的增长率为2.81%，到1992年以后出现明显的递减趋势。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际资本―劳动比率一直在稳定上升，而且越到后期上升速度越快。这些数据说明，在1994年以前的改革期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具有高增长率，这显然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有关，否则1994年以后，随着资源配置结构调整的逐步到位，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增长减缓就无法解释。但是，当全要素生产效率减缓以后，中国的GDP增长率却并没有明显地下降，这更明显意味着投资推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根据索洛模型，在长期均衡增长轨道上，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将趋于零，人均产出增长率将仅由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决定。这意味着以资本积累的快速扩张来推动人均产出的增长是不能长期起作用的。Young（1994）的一些实证分析也支持了这一结论。这意味着，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已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如果不能增加知识进展的推动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由资本积累所推动的增长迟早会走到尽头。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无效率
经济的动态无效意味着经济运行过程中资本积累过度。正如第二部分所分析的，这是资本―劳动比率不断快速上升的直接结果。资本积累过度所对应的动态无效本身是一个相对的经济学概念：一是指总资本存量与有效劳动之比的值过高；二是指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存量积累到它的边际生产率与折旧之差相对小于经济增长率时的状态。图1显示的k?鄢点处于动态无效区域，在A点的切线斜率小于持平投资线斜率n+g+?啄。中国的资本―劳动比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加速上升到k?鄢后所导致的资本边际产出率的迅速下降是造成我国经济动态无效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经济的动态无效，同时也意味着经济运行中储蓄过度。如图1，S所对应的投资线曲线Sf（k）表示储蓄过度，如果储蓄率降低到SGR，则此时的SGR和对应的资本存量 都分别达到黄金率水平。所以从理论上说，要摆脱经济动态无效的困境，可以通过降低储蓄率，当然也可以将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由g提高到gGR的方法解决。事实上，高储蓄率的确是中国宏观经济中的一个明显特征。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年平均储蓄率高达40%左右，而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即便是被世界公认为高储蓄率国家的日本，根据OECD国民核算年鉴，20世纪80年代净国民储蓄率也只有20.8%，比中国低近20个百分点。尽管高储蓄率所带来的高投资率为中国的经济高增长奠定了基础，但在均衡增长的路径上，高储蓄率的增长只有产出水平效应，且对产出仅有中度的影响，不会长期影响产出。更为严重的是，高储蓄率为资本的快速积累进而使经济步入动态无效区域创造了条件。
四、中国经济增长的调整弹性
与动态无效率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济增长的调整弹性。一个弹性较好的经济必定具有灵活的经济结构，可以根据外界条件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运作方式，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率。换言之，一个弹性较好的经济是可以适应外界情况变化、在变动中寻求发展的经济。反过来，一个弹性较差的经济则意味着当外界条件发生变化时，增长将相应地受到影响。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作如下定义：E=G/S。
在上式中，E代表一个经济对外界的反应弹性，G代表经济增长率在外界条件变化后相应变化的程度，S代表外部冲击的程度。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对于S的单位变化，G的反应越大，则弹性系数越大，反之，G的反应越小，则弹性系数越小。由此推论，对于一个结构灵活的经济来说，S的变化一定会引起G的较小变化，因为这种经济消化冲击的能力较强，故弹性系数较小；反之，对于一个结构僵硬的经济来说，S的变化一定会引起G的较大变化，因为它消化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弱，故弹性系数较大。
用这种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弹性系数是较大的。也就是说，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调整起来是困难的。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倚重于资本的快速积累，这就使得资本积累的变动对增长率有着巨大的影响，投资一旦减少，增长率就将迅速下降。由于中国的整个增长方式偏向于粗放型，即实际上是各种投入的增长造就了中国GNP高速增长的奇迹，因此，一旦投入的供应出现问题，增长也就终结了，而资源的稀缺性意味着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另一方面，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的增长历程，中国对外部市场和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外贸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整个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同时各种资源的进口量越来越大。这意味着中国越来越处于外部冲击的威胁之下，一旦这些外部因素发生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将随即受到影响。这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反应弹性系数是很大的。在反应弹性很大的情况下，经济调整起来，往往是痛苦而困难的。最近几年，虽然石油价格大幅上升和铁矿石价格成倍上涨，但我们却无法减少对它们的需求，反而不断增加需求；而许多出口商品的价格下降，但我们却无法减少出口，都是明显的例子。
五、若干政策含义
我国经济转型时期GDP的高增长率可能并不代表中国经济的高效率。一方面，从全要素生产效率的角度考虑，全要素生产效率相当程度上表现为结构调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贡献，纯技术性的知识增进表现并不显著。20世纪90年代中期资源配置效率的能量释放后，为了推动中国持续增长，投资推动带来了资本的迅速积累，并造成了人均资本存量的积累过度。另一方面，从长期均衡的动态角度考虑，正是由于以高储蓄率为条件的资本迅速积累导致了中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区域，并使经济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缺乏调整弹性。因此，中国经济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余地。据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加强自主创新，大力提升中国技术进步速度。一是加大教育、科技等知识部门的投入，提高人力资本的素质，加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二是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模仿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因为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有双重效应，不仅可以推动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并使经济转入集约型增长方式；而且也可以改变均衡时的资本过度积累的状况，调整经济的均衡增长轨道，使经济处于动态有效状态。
2、降低储蓄率，以改善资本的过度积累状况。尽管一国储蓄率与该国的文化观念相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措施和制度改革进行调整。一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人们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以减少人们的谨慎性储蓄；二是发展和完善消费信贷市场，培育新的消费热点，转变人们的消费观念，以增加现期消费，由此激发内需，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从而尽量避免国外冲击对国内增长的不利影响。
3、大力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减少经济增长对资本投入的依赖，提升生产的技术含量，促进经济结构灵活化，达到降低调整弹性系数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积累效应与资本形成[J]．经济研究，20038．
[2] 袁志刚、何樟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动态效应[J]．经济研究，20037．
[3] 张军：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J]．经济研究，20026．
[4] 刘树成等：中国经济走势分析（1998-2002）[J]．经济研究，2002（4）．
[5] 徐长生：短期冲击对长期增长路径的影响[R]．北京：亚洲经济研究会第24届国际研讨会论文，2002．
[6] 夏阳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本效率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0（3）．
[7] R.Solow：Technical Progress,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American EconomicReview，1962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