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5-16 10:36:1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体制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商法》没有它自己的体系，是开放性的。它是一些规则群或者法律群，从历史上讲和商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法律之间有一定程度上的相关性，但它们之间没有构成一个内在的、和谐一致的体系。所以，《商法》它是缺乏体系的，缺乏体系恰好也是它的优点，它是开放的。根据交易的需要，根据经济生活发展的需要，它可以不断的生长出新的法律。与中国经济改革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法律。
企业产权与法人制度
我们要回顾一下中国《企业法》的改革，从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到1993年的《公司法》，它反映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同阶段。
我们可以把国有企业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最初的放权松绑的阶段，在那个阶段它法律的形式就是国务院颁布的一些暂行条例，尽管当时组织起草《工厂法》，但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迅速进展，所以《工厂法》很快就失去了它的立法需求。第二个阶段就是所谓的两权分离的阶段，两权分离实际上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概念，它无非是要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对国家所有权的内部的权能怎么进行划分，想在这个平面上切除一刀，这一块归政府，这一块归企业，但是这个是永远切不出来的，因为它存在一个此长彼消的关系，政府的权利大了，企业的权利就小了，企业的权利大了，政府的权利就小。
后来意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产权问题，就必须走现代企业制度道路。因为现代企业公司制度它是一种所有权转换的机制，转换以后形成两个平面的权利，一个是股权，一个是企业法人的所有权，投资者拥有企业，企业拥有财产。投资者只能作为一个整体来拥有企业，股东大会通过它的决议，它可以处分整个公司，决定它的命运，然后企业掌握了它的实际财产。这个产权构造它就提出一个要求就要达到一个独立的法人，在有限责任这么一个原则之下，通过有限责任把股东的民事责任和企业的民事责任区分开，区分开了以后，然后它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一个问题，就是治理结构问题，我们过去叫做法人机关，这是民法上的概念。但是法人机关实际上它是一个人，它不是产权者，这个人就有一个道德风险的问题，有限责任制度首先导致了人制度的出现；有限责任制度还导致了一个问题，经济学叫做外部性的问题。你既然是有限责任，投资者就利用这个企业进行无限的冒险，冒险以后这个企业破产了、倒闭了，最后这些风险和损失是由债权人承担的。有很多人就利用有限责任公司不断的向银行借钱，借来钱以后，把钱悄悄的转移走，这就是洗钱。这又是当前国际性的一个问题，洗钱和金融欺诈的问题，实际上现在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扭曲了市场的经济基本的法则。所以说，从企业产权制度看法人治理，法人治理已经成为基本的问题。
投资环境和资本市场
投资环境和资本市场我们可以回顾到1979年的《中外合资企业法》和1998年的《证券法》。从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或者正在做是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国家的市场变成一个投资市场，要吸收外来的资本。我们现在国内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资本，据说居民手里面的货币已经达到了九万个亿，这实际上也是国内的资本。但是这个没有变成资本，货币还沉淀在那个地方，就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不发达。我们未来新的一届政府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和上一届政府有着很大的不同，上一届可以每年发行一千六百亿的国债，和今年的一千四百亿加起来，一共是三千亿的国债。通过这个来投资拉动经济，保持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的增长率。可以说从后年开始，本届政府要再发行国债，比如要发行两千亿的国债，他得拿出其中的一千六百亿还以前的老债。政府能拿出多少钱去再搞新项目来拉动经济增长，今后中国要保持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的增长率靠什么？靠政府项目肯定是不够的，那么每年再发行三千亿或者四千亿，行不行？那就好好的算算账，现在财政的负债离警戒线还有多远，财政负债的警戒线又牵涉到我们的金融。所以，我们现在的银行不良资产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而中国人民银行定下的不良资产的警戒线是百分之十五，我们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资产的警戒线。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老百姓不去挤兑，为什么现在四大商业银行还在经营？这个道理很简单，这些银行的信用不是靠它自己的信用来支撑的，是靠我们的财政来支撑的，我们现在所幸的是我们财政的负债还没有达到警戒线，老百姓相信国家财政是还得起债的，任何时候银行要是那不出钱，你财政会拿钱来兜底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国家财政都没有还债能力了，谁又愿意相信银行的资产呢！如果说全国人民都到银行去取款，银行又拿不出钱，这就叫做破产，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局面了。我就觉得政府得想清楚，现在财政负债离警戒线还有多远，所以我不敢相信政府能够除了还一千六百亿的老债以外，我还可以再发行一千六百亿来拉动项目，因为今年发行一千四百亿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要再继续拉动经济增长必须靠国家以外的其它的资本，要靠民间的资本，要靠外资，你的投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怎么来改善你的投资环境？我们现在投资环境里面又两个问题是最大的，第一个就是缺乏信用，我们的经济基本上成了一个讨债经济，我把它总结为三句话，叫做“欠债有理，赖债有利，讨债有功”这是完全不讲信用的短期行为。第二个就是政府管制的太多，资本市场应该是个自由的市场，资本市场允许自由投资而且允许适度投机的市场。我们今天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解放，不敢承认自由投资，也不敢承认适度投机，你就建立不起一个真正的、有活力的、能够吸收资本的自由市场，我们要从理论上、观念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看看1998年的《证券法》基本上就可以定位是一个证券监管法，而不是证券交易法。现在我们还缺一个证券交易法，而且更重要的是证券交易法不是国家立法机关立出来的。我到美国去访问，访问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芝加哥的期货交易所，他们的绝大多数的规则都是由交易所自己制订出的。他们讲联邦的法律都是一些的保障性的法律，他们内部的交易规则完全是长期以来自己制订的。这就是行业规范，也就是行业自立，不是政府可以管的，甚至不是立法者可以直接去管的。我们立法者要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下政府少管，然后让有组织的市场主体来制订自己的交易规则，这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允许的能够自立的资本市场。
金融改革和金融安全
1995年出台了《商业银行法》和《担保法》，这两个法本来是有密切联系的，实际上当时的立法者主观上并没有把这两个法联系起来。实际上我们现在的金融交易受到了一个很大的限制，就是由于他们缺乏金融安全。金融业发展初期的时候，它主要的安全是寄托在担保制度的上面，这是不可避免的。在市场规范了以后，可能相当一部分信用交易它不一定寄托在担保，而是寄托在企业已经树立的信用，或者对项目可行性充分的研究论证在这个基础上，可能这个时候金融的安全度会大幅度提高。现在来看，一个是我们银行改革本身不到位，银行还没有形成自负盈亏，严格自立的商事制度。我们刚才讲了，银行的责任实际上是有政府的财政来承担的，银行的很多行为不是市场化的行为，你和银行打交道会发现它的很多作为是不可思议的，比如说很多年前起草破产法的时候我和银行谈，我说现在有很多企业已经不行了，但是它还有一些资产，为什么不去申请它破产？如果你们现在申请破产也可能会收回百分之五十的资产，如果现在不管，过几年这些资产都被消耗掉，到那个时候你只能拿会百分之十或者更少，这就是他们内部的体制问题。他说我们如果要申请破产了，收回了百分之五十，还有百分之五十的损失，我们从那去充销这百分之五十的损失，我们要充销不掉，就体现我们当年的亏损，当年的亏损我这个行长的帽子就会被拿掉，我全行职工的奖金就拿不到。现在有很多的规则是扭曲的，现在银行里面实行贷款终身制，就是说你贷出去一笔款以后，这个款将来收不收回来，你要永远的承担责任。当然，它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责任约束，让贷款人在贷出每一笔款的时候都要认真负责。超级秘书网
[关键词]市场经济水价探讨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水利工程供的水也是一种资源,就是水资源。它的价格如何确定,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我们水利经济和经营管理工作中一直研究的问题。现根据个人在实际工作中所了解的情况,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和大家共同探讨。
一、水利行业的特点
1.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从水利本身的实际情况看,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已被大家所共识、它不但承担着为国民经济发展防洪保安全的任务,而且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用水和电力,还有养殖、航运等,是为国民经济发展各个部门服务的,它的建设应是超前的。
2.水利工程供水的特点
水利工程供水,是由所修建的工程设施,通过蓄、引、提将水送给用水户。水利工程供的水是花费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通过交换的方式,将水卖给用水户,水利工程供的水是商品,已逐步被大家所认识。但是它又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商品,它的交换范围受到限制,它不像其他商品那样,到处都可以交换。水利工程供的水是基本生产和生活资料,它的生产不同于一般原材料的生产,主要是由大气降水而形成的。在我国由于降雨时空分布不均,产水量的多少和来水时间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受天气的影响,年际间变化很大。你想多蓄水,天然不来水就蓄不到水;不想多蓄水,来水多了就要弃掉,造成水资源流失。
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水利工程供水水价的制定
1.制定水利工程供水水价
国务院的《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水费办法》)中提出的核订水费标准的原则,目前仍然适用。即“水费标准应在核算供水成本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经济政策和当地水资源情况,对各类用水分别核定”。水利既然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它是为国民经济发展各部门服务的,当然这种服务应是有偿的。它的产品是水利工程供的水,是不可替代的垄断产品,它的价格制定,应像电力、城市自来水、天燃气等那样,由国家制定。
2.对不同用水部门应制定不同的水价
水利工程供的水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在各个部门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因此,在制定水价时,也应分别制定。
(1)供农业用水水价。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我国农业生产水平还很低,且农产品价格也比较低。当时修建水利工程时农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这种情况,对农业用水的水价应按不完全成本收费,比较合理。
目前,我们国家工业还不太发达,是一个农业国,农业用水的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是不可能的,没有这种经济力量。我国大、中型水利工程的修建主要是国家投资,小型工程是国家补助资金农民出工修建的。工程建成后农民受益了,用水就应交水费,水管单位通过收水费。维持工程的简单再生产。
目前我国农产品的利润很低,供农业用水按不完全成本收费,有利于农业的发展。若水价比较高(成本加利润),农民一算帐,用水灌溉所增加的收入还不够所交水费的,农民就不用了,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的发展。
(2)对工业用水所定水价,应成本加利润。水利工程供的水是商品水,它的价格制定,应按商品定价的基本理论制定,即P=C+V+M,成本加利润。水利工程供的水是工业生产用的生产资料,水利又是基础产业,它的价格制定应从整体考虑。成本部分可根据单位产品的消耗计算出来,利润部分应按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或投资利润率计算比较合适。
另外,还要考虑到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在水资源紧缺地区,其资金利润率还可高于社会平均值,利用价格这个经济杠杆,促使节约用水。
利用贷款或集资修建的供水工程,在制定水价时,就不一定用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计算盈利部分。而应根据贷款或集资的条件(如利率、宽限期、偿还年限等),通过分析计算求出所需的资金利润率,计算出水价。
(3)城镇居民生活用水的水价。对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应分两种情况考虑。
第一种:水库供水给自来水厂,然后由自来水厂经过加工处理后,再售给居民,供这种用水户,在定水源水的水价时,要和自来水通盘考虑,两者利润要一致。否则利润大多都被自来水公司拿去,形成社会分配不公,影响供水的积极性。
第二种:水库供水由水源一直供到居民家中,制定水价时,要分别考虑。
①自有资金建的供水系统工程,所定的水价要和该城市自来水公司定的价格一致。
②水管单位利用贷款建的工程,其定价原则和方法应和前面讲的供工业用水一样。工程未建之前,进行评估和可行性研究阶段,就应将水价算出,向当地政府或用水户讲清,最好订下供用水合同,明确水价。
三、水利工程供水要制定浮动价格
上面谈到的几类用水水价的制定方法和原则,是指在正常情况下要考虑的。由于水利工程供水随机性比较大,来水量的多少,是受气候影响。有时来水量大于所需的供水量,受工程条件的限制,不能全部蓄起来,需要弃水。这时的水价就要下浮,使用水户尽量利用自己的设施,将水蓄起来,免得将水弃掉。当来量很少时,可供的水量远小于所需水量,此时的水价就要上浮,利用价格杠杆限制用水、节约用水,使有限的水资源合理配置。
四、水利工程供水要按时定额配给,超额加价
关键词：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公共产品；公共经济学；财政联邦主义；“以足投票”假说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中之一是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及相关资金的分担和转移支付问题。林治芬(2002)运用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分析我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许晓茵、韩丽妙(2006)运用1996-2004年我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彭海艳(2007)运用GE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并运用GINI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现状以及1995-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演变轨迹。社会保障地区差异过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责任，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同时，柯卉兵(2008)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内财政关系的纵向失衡会导致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无财力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过大的现实，是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顺这些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理论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周顺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则。李珍(2001)从资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指出，转移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经济支持制度。杨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内涵与范围。刘志英(2006)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了分类。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国际经验和道路选择。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方面，较为著名的理论有Musgrave的财政分权理论、Oates的分权定理、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Fisher的州和地方财政理论、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其中，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们较好地解决了政府间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因而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层次性理论、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均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公共产品的特性与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他将纯粹的公共产品定义为“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从产品在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角度定义了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揭示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或某些人所专有，在技术上难以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说，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时也意味着非拒绝性，“是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在消费某一产品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消费，某人从这一产品中获益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时获益。换言之，在产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冲突，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依据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产品又具体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凡是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凡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即只具备一个标准，或者虽然两个标准都不完全具备，但又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那么，社会保障产品究竟是属于哪种性质的产品呢?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把社会保障定义为政府以税收作为融资来源，无偿提供给个人的福利。就这一定义而言，显然，私人机构不会生产和提供任何社会保障产品，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政府行为特征，对社会发挥着“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所以，许多学者将其产品属性划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不同时具备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因而将社会保障归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品)。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是宜于由政府强制提供给公民消费的优效品。
如果我们不愿意穷究概念的话，那么容忍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界限，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模糊的处理方法，即认为政府规定的资格或条件越宽松、外部性越强，那么这项社会保障计划的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强；反之，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或条件越严格、外部性越弱，则其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弱。这样，从社会保障产品提供的具体项目来分析，社会保障就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而应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会保险的特点是政府从劳动者和企业(雇佣劳动者)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财力补助，集中形成专门基金，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统一调剂。政府每年提供的社会保险支出总量是一定的，当风险发生时，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会保险的支出总量是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的加总。可见，社会保险在消费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个人的社会保险的边际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会保险是具有竞争性的。
此外，从宏观的方面来看，虽然社会保险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参加社会保险，因为我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条件或风险发生时，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险的权利，且公民也只有先尽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才能在风险发生时获得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如果人们不愿意事先缴纳社会保险税(费)，且又无外部影响的条件，那么就会被排斥在消费社会保险产品之外。因此，社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见，社会保险既不符合公共产品的含义，也不满足公共产品所具有的两个特征，而是符合私人产品的定义，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从理论上讲，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最大特点在于，不需要受益与贡献的对等性。因为不论哪一个国家，只要设立这些保障项目，就意味着在符合条件的公众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费这些福利或救助产品，而不需要消费者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时，社会福利设施中的福利工厂、职业介绍所、儿童福利院和各种供人们休闲的娱乐场所以及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环保措施等，这些福利产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费，都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变化，因而具有非竞争性。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分配是一种纵向的再分配，是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将社会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对象转移。这种收入的纵向转移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使基尼系数变小。可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另外，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是依法由政府举办的具有法制性和强制性的公共事业。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社会公民，不论是否愿意，都一律无条件地参加和按规定缴纳保险税(费)，具有典型的非拒绝性。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福利费和救济金的支取、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以及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的选择，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参加消费，也可以拒绝参加。
综上所述，无论从基本理论还是从实践分析，社会保障产品都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排他性、非竞争性与竞争性、非拒绝性与拒绝性，不完全是纯公共产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是有一定区别的，社会保险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社会保障产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统揽，社会保险应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则应由政府全额负担，从政府预算中列支。
三、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社会保障权责划分论文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有两个特征的公共产品并不多，较常见的是受地理和空间因素影响而只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其强弱程度也不一样。公共产品特性的强弱之分，使公共产品具有了明显的层次性。布雷顿(Breton)根据公共产品提供的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其依据是受益范围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国性公共产品(nationalpublicgoods)的受益范围为整个国家，受益在疆域内分布相当均匀，无论对国外还是对国内，外部性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国居民从中受益。区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goods)是指某一地区的居民能够享用的公共产品，如“三峡工程”的建成将使整个长江流域特别是靠近三峡的几个省区受益。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则局限于某一地区(如城镇、街道)，基本上只能让本地区居民受益，且这种受益在本地区内分布相当均匀。
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地方公共经济的重要理论支柱，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的划分，为分析财政体制和各级政府行为目标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职责范围和相互之间在财政收支上的划分原则也就由此而来。不同层次性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不同层级的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应性。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应当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主导并视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合理分担，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如果某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不相对应，则会由于产品提供与其受益范围的不一致性而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或“供给闲置”。
作为由政府负责提供的一项重要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产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产品是由众多具体保障项目组成的体系，某些具体保障项目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养老保险产品项目一般由全国统一的公共基础性部分、地区差别性的职业年金和补充保险部分组成。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断扩大趋势，因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断增强。所以，应当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的全局利益出发，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保障权责。凡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宏观调控的社会保障事务，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凡是地区性的社会保障事务，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担，如决策性、监督性权责应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体执行管理权责应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根据社会保障产品中的不同构成项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层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规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责范围，以实现不同层次性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四、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财政联邦主义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茨(Wallaee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来的、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理论。它是一种从经济学的角度，寻求有效行使财政职能所需的财政收支应该如何最优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的理论，并归结为一个分权定理：“对于某种公共物品来说——关于这种公共品的消费被定义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奥茨的这个分权定理实际上给出了分税制的一个关键原则，那就是：如果低层级政府能够和高层级政府一样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低层级政府来供给会更好，中央政府只应提供具有广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产品。
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和佩吉·B·马斯格雷夫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与稳定经济三个职能。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财政结构安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历史决定的，但这不是全部原因。“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究竟应当建立在中央集权制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间上应建立什么样的财政管理体制，才能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采用单一公共产品的简单模型，在社区内居民偏好与收入相同的假设下，得出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存在层次性，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来提供，这样才符合效率原则。其中，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属于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则应当由地方政府提供。他们认为，“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源配置政策应该根据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分配与稳定政策则主要归中央一级政府负责。”因为，地方政府欲调控宏观经济稳定却又缺乏充足的财力，且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因而在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这构成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个国家总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也比较轻；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但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却较重。这显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这种不合理状况会进一步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恶化，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需要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资源进行调节。显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收入再分配制度，绝对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行使得了的职能，而是需要一种凌驾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来加以强制执行，这种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和权威来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事实上，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还依赖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动带来的政府间竞争。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发表了《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文中讨论了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以及有效运作方式所需要的条件。他认为，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形象地说，居民们通过“用脚投票”，在选择能满足其偏好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时，展现其偏好并作出了选择哪个政府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以足投票”假说。
一般说，个人考虑选择社区居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社区可供选择的税收(即公共产品的价格)和公共产品结构。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效用能够补偿因居住在该地区而支付的税收所造成的效用损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会选择该地作为居住地。如果有许多居住区，每个社区所供给的税收和公共产品结构的组合不同，那么人们将通过“以足投票”选择来给予他们最大满足的社区。
该理论以最优理论为背景，充分体现了经济人假设，回答了人们为何聚集在一个地方生活或生产，即在政府与居民无法合作的条件下，居民的选择问题是其他分权理论的必要补充。但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现实，有一些则与事实严重不符，如理论中的一个假定条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动，而我国居民的迁徙不仅受经济效用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户籍制度、文化观念、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等的种种限制，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进又进不去”等非最优状态。虽然有些假定条件与事实存在偏差，但并不影响其推论。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说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居民选择权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产品的供给看作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那么政府约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脚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权利，政府的硬约束机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运转。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围与财政辖区空间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个效率规则，也提出了一个类似市场的实施机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难题。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社会保障补助资格和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一些人的迁居，这就造成地方政府执行地区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为，当某个地方政府实行一项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障计划时，为使本地区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对富人课以重税、对穷人给予更多的补助，就会造成富人的向外迁移(为了逃避税收)和穷人的大量涌入(为了得到转移支付)，如此循环反复，就会出现“穷人追逐富人”的现象。如果许多穷人涌入到一个初始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如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会增加该地的人口数量，造成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的过度拥挤状况，同时会推动土地价格的上涨，从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购买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增加还将使一些工种的工资水平下降等。这些都会引起该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该地区的财政状况趋于紧张，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将会减弱，最终不得不放弃该项政策。因此，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低层级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负责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六、结论
关键词 义务教育 教师轮岗制度 现实困境 路径选择
众所周知，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有高水平的教师才会有高水平的教育，所以区域和学校之间的教育水平差距体现了教师整体水平的差距。2012年9月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意见共九条，其中第五条“合理配置教师资源”，指出了通过教师资源的相对均衡来加快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各地为解决教师资源配置问题，便逐步开始贯彻实行县域内公办学校校长、教师轮岗交流制度。从已有的实行情况看，很多地区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我们看到在此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不少的问题与风险，需要我们去关注并加以解决，从而完善这一制度。
一、实然问题：不完善的制度面对复杂的现实
教师轮岗交流制度在我国从摸索到建立尚不足20年，关于它的研究还不深入，考虑到我国复杂的国情现实，各地只能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来操作执行，在此过程中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总体来看，教师轮岗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轮岗教师的选定不够明确
目前在各地县域内教师轮岗交流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很好地明确轮岗教师在对象和数量上的具体标准。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师的流动过程就是一个利益的再分配过程，所以教师轮岗制度很容易导致利益相关者进行博弈[1]。学校关注的是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保护本校的利益。若是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参加轮岗，则很可能导致本校综合实力下降或者失去某一领域的传统优势，甚至影响其优秀文化的传承。基于这样的担忧，很多优质学校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很可能存在以下道德风险：将本校能力较差的教师冒充优质师资轮岗到其他学校。薄弱学校也可能存在同样的道德风险：将本校能力一般的教师轮岗到别的学校，从而保留本校较好的教师，进一步保护自身利益。这样各学校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必将大大影响教师轮岗交流制度的效果。
2.城镇教师主动参与轮岗的积极性不高
在新制度刚开始实施的时候，每个教师都不希望自己成为改革的“试验品”或者“牺牲品”。因为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而当下由于我国受到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政策的影响，城乡教师在薪酬和社会保障方面享有不同的待遇。对城镇教师来说，交流到乡村参加轮岗，好像更多的意味着“惩罚”或者“损失”，所以城镇学校、优质学校的教师主动参与轮岗交流到乡村学校、薄弱学校的积极性不高。即使各地为鼓励优秀教师参与轮岗而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是在教师轮岗制度尚未常规化、完善化的时候，首先参加轮岗的教师未免显得有些前途未卜，所以大部分教师普遍抱着观望心态。
3.教师轮岗的操作程序不够透明、具体
鉴于教师轮岗制度还不够完善，操作程序不够明确，主观人为因素往往主导着轮岗过程的始终，主管此项工作的官员和校长正可借此进行权力寻租，滋生教育腐败。很多不愿参与轮岗交流的教师便想尽办法利用政策漏洞来暂时躲避，诸如以身体不适、怀孕等理由来延缓自己轮岗的时间，找不到正当理由的就可能“走后门”，让别人先成为改革的“试验品”。甚至一些被选去轮岗的教师，也会采取一些策略保护个人利益，如通过送礼托关系等手段来使自己轮到较好的学校。如果无任何权力资源可以用，恰好又交流到自己不满意的学校，那么他们就会满怀怨恨之情，以消极的态度面对工作。
4.轮岗教师的绩效考核制度有待完善
当前，国内各地方政府为了加大教师轮岗交流的政策力度，出台的教师轮岗政策通常将教师的轮岗、支教等与教师的评职晋级挂钩，与此同时对参与轮岗交流教师的绩效考核制度却较为滞后也不够完善。这样就造成了部分教师在参与轮岗过程中，抱着很大程度的功利心态，即为了轮岗而轮岗，轮岗的主动性、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强，“以轮岗之虚，谋晋升之实”。而对于那些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主动参与轮岗的优秀教师来说，由于不能及时地对他们的付出给于反馈和评价，便会影响到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问题何以产生：教师轮岗制度的困境
1.各地普遍存在的重点学校制度
我国教育领域受长期以来实行的重点学校制度的影响根深蒂固，下至幼儿园，上到大学，全都有重点与普通之分。或通过历史的传承，或通过人为的塑造产生了一大批重点学校、名牌学校。这些学校既享有特殊的政策，优先获得社会资助，又拥有良好的校园文化、优良的师资和最好的生源，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使得普通学校与重点学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造成重点学校的教师不想出去、普通学校的教师不想留下的局面。也正是由于存在重点学校这种制度的路径依赖，短时间内想通过教师轮岗交流而达到义务教育的均衡是不容易的。
2.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与以往管理体制约束教师流动的矛盾
在以往的教育人事管理体制中，实行的都是单位所有制，教师和学校之间形成一种隶属关系，教师本质上属于“单位（学校）人”。基于这样的管理体制，教师的人事归属和使用权限都在学校，学校理所当然地把教师视为本校资源，于是在轮岗交流过程中学校就不可能让属于本校的优质师资流失，而让教学能力一般，甚至是事业心和责任感都不强的教师通过轮岗交流到别的学校。这样就给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合理调配教师资源，有效管控教师流动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3.城乡教师的分层工资制度
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教师也不例外。虽然现在已经开始在义务教育学校实行绩效工资制度，但目前很多地方执行和落实效果并不好，加之我国长期实行城乡教师分层工资制，城乡教师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同工同酬”。另一方面对于轮岗教师的流动成本又不能及时有效地补偿，出于趋利避害的本性，城区教师就不可能主动选择轮岗，尤其是流动到乡村。相反，一些乡村教师却要想方设法进入到城区，进入到重点学校，从而造成优秀教师从乡村到城区的单向流动。
4.城乡倒挂的教师编制制度
早在1984年教育部颁布的有关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的文件中就指出了城乡教师编制差异的合理性，之后在2001年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意见的通知》，虽然对原政策有所更新和完善，但仍保留了原政策中城乡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的差异化，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教师编制差异的状况，使得中小学教师编制的“城乡倒挂”现象制度化、合法化[2]。
这种城乡倒挂的具体表现为：在县域范围内的城乡中小学校的师生比分别为：城市小学为1∶13.5、农村小学为1：18；城市初中为1：19、农村初中为1：23，制定这样的师生比虽然是根据当时各地中小学教师实际数量及需要，也结合了农村地区学生少、学校散的现实状况。但在城乡二元结构政策的长期影响下，对于教师来说，福利待遇更为优厚的城镇中小学无疑更加具有吸引力，便逐渐造成了城镇教师饱和、农村教师缺编的尴尬现实。广大农村教师在薪酬待遇本就不如城镇教师的基础上反而要面临着更加繁重的教学任务和工作压力，此时城镇教师轮岗交流到农村的积极性必然不高，长此以往城乡中小学校间本就配置不均的师资问题只能愈演愈烈，制约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三、走出困境：完善教师轮岗制度的路径
1.加快薄弱学校改造，均衡城乡办学条件
农村学校、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普遍较差，硬件设施落后，客观上影响了教师交流到这些学校的积极性。因此政府要统筹规划，加大薄弱学校基础设施建设，逐渐缩小校际差距，使每所学校办学条件都达到标准化，管理水平规范化，为教师流动的顺利进行打好基础。例如笔者所在的江苏省无锡市，因在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示范区建设中成绩突出，被评为“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地区”。无锡市南长区、北塘区等多个区在开展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工作中，投入了大量的经费用于校舍改造维修以及教学设备添置，全市所有中小学教育教学设备都达到省颁二类标准，基本满足了市民对良好教育资源的需求，也为教师交流轮岗制度的顺利实施打下了坚实的硬件基础。
2.改革当前教育人事管理体制
继续推进教师专业化进程，明确教师公务员身份，已成为国内众多专家和学者的广泛共识。如果教师的公务员身份得以确立，便从产权归属上实现了师资的国有化，这样教师的人事管理权将不再属于学校。教师将由县（区）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聘任，学校仅拥有教师的合理使用权，这样学校便无法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阻碍教师流动，教育主管部门便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合理调配教师资源。同时教师不合理的单向流动问题也迎刃而解，使得教师流动更加合理、有序。目前，教师的“县（区）管校用”已经在很多地区开始实行，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构建教师轮岗交流的程序性制度
教师轮岗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方能有序进行。因此，需要制定教师轮岗交流的专项法规，形成科学、透明的教师交流程序。国家或地方政府应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义务教育教师轮岗交流的必然性和义务性，明确教师交流的具体流程和操作规范，形成科学、透明的交流程序，规范教师轮岗的实施程序、明确轮岗的期限、参与轮岗教师的具体条件（包括工作年限、业务水平、身体健康状况）和福利待遇等相关规定，让教师轮岗的实施有理有据。
4.实施合理的轮岗教师补偿制度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对于从城镇轮岗到乡村的教师，不仅不能减少其现有的各种福利待遇，而且要根据他们的额外付出或损失给予合理的补偿。以往的城乡分层工资制度和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影响教师轮岗的主要障碍，要想全面推动教师轮岗交流制度，就必须尽快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在县域内实行城乡教师统一编制，实现“同工同酬”，完善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在此基础上，实施合理的轮岗教师补偿机制。因为很多来自城镇的教师由城镇学校交流到乡村学校，在交通、饮食等工作和生活诸方面都会遇到新的困难，必然增加额外的生活成本，要想解决教师从城镇到乡村轮岗交流的后顾之忧，就需要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一切补偿的总和就是调节教师劳动力资源在城乡学校均衡配置过程中的“交换价格”――虽然这种价格并非通过市场形成，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市场交换价格，但其确实能起到调节教师劳动力流动的市场价格的杠杆作用，也是利用行政手段带动城乡教师双向流动的必要前提[3]。
5.创造教师轮岗的良好教育生态环境
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不仅仅需要有形的物质层面之均衡，还要追求文化、精神等无形层面的均衡和特色[4]。教师流动不仅要付出物质成本如交通费用等，同时也面临着心理和精神方面的压力和损失，而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损失是难以通过经济上的倾斜性待遇来补偿的，而需要多措并举，形成教师轮岗交流的广泛共识，以深入一线、辛勤付出为荣，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因为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才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关键，让教师在心理和精神方面得到安慰和鼓舞。
6.建立轮岗交流的科学考评机制
教师轮岗交流制度必须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科学、全面地评价参与轮岗教师，不断激发参与轮岗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教育部门要严格执行各项教师轮岗交流政策，兑现作出的各项承诺，并根据轮岗教师的贡献进行奖励，给其相应的激励性发展空间，不断满足教师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同时也要通过严格规范的科学考评来约束部分仅心存功利而不踏实工作的教师。这样才能使轮岗教师在新岗位上发挥最大作用，提高育人质量，真正促进整个义务教育动态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 黄启兵.教师轮岗制度分析[J].中国教育学刊，2012（12）.
[2] 黄城梅，龙洋.对建立义务教育城乡教师交流制度的思考[J].教育探索，2006（7）.
[关键词]知识经济无形资产无形资产会计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它将知识作为一种资本投入来发展经济，并成为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在知识经济时代，产品所包含的物质相对地越来越少，而包含的知识越来越多。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资源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形态，也是一种“以知识为主导的经济”。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它不是工业经济的简单延展，而是对传统农业和工业经济的一场革命。知识经济的基本特点主要有:(1)知识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其他生产要素都必须靠知识来更新。(2)资方向由有形资产转向无形资产。(3)生产方式由集中化、大型化转变为分散化和类性化。(4)国民经济可持续性发展。(5)经济文明的标志发生根本性变化。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无形资产准则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成为可辨认性标志:(1)能够从企业中分离或者划分出来，并能够单独或者与相关合同、资产或负债一起，用于出售、转移、授予许可、租赁或者交换。(2)源自合同性权利或其他法定权利，无论这些权利是否可以从企业或其他权利和义务中转移或者分离。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商誉的存在无法与企业自身分离，不具有可辨认性，不应当确认为无形资产。
一、知识经济条件下无形资产会计的重要作用
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进程在进一步加剧，应该承认的是无形资产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当市场竞争愈趋激烈，企业的经营活动愈复杂时，无形资产在不断增加，同时其地位和作用愈趋重要。知识经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科学，是与资源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的一个概念。是继工业经济后的必然选择。他依靠高科技手段，以世界市场为依托，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知识经济的到来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结果，走出了“工业化—后工业化”并初步实现了信息化的发达国家，其计算机、电子和航天等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和就业的增长是最快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创造价值、实现价值的载体，对传统会计提出了挑战。所以对知识经济条件下的无形资产会计进行讨论和研究就具有十分深远和现实的意义。
二、知识经济条件下无形资产会计存在的缺陷
1.无形资产确认的范围过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将越来越高，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出于会计准则不确认自创商誉，会使得这类企业价值不能得到全面反映。按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无形资产只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特许经营权、土地使用权等六项内容。同时，现行会计制度规定，由于无形资产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为谨慎起见，只有能够确认为取得无形资产而发生的支出才能作为无形资产入账。否则，即使企业确实拥有某项无形资产，也不能将其本金作为无形资产入账处理。根据此规定，企业自创商誉以及内部产生的品牌等，由于无法确认取得而发生的支出而无法入账。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无形资产概念在不断拓展，经济学中涉及的无形资产有29项，新准则虽然拓宽了无形资产的范围，但许多价值巨大的无形资产，例如内部产生的服务品牌、企业品牌等，仍被排除在无形资产之外，无法将此类无形资源作为无形资产入账，这势必导致偏离权责发生制、成本反映不准确等问题。因此，应该对无形资产的内容加以扩展。
2.无形资产的计量不完善
首先，历史成本法体现了资产的原始形成过程，具有易获得性和可验证性，容易被人们接受，但在人才智力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这种计量方法明显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无形资产本身的无实体性、专用性、收益不确定性也决定了完全套用有形资产的计量方法是不恰当的。同时，从无形资产的使用阶段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无形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如同有形资产一样，也会发生价值变动，随着固定资产的更新改造和产品的升级换代，依附于原有的设备或产品的无形资产(专利权、专利技术、商标)，也会随着设备的更新和产品的换代而被淘汰或贬值，这样继续按历史成本计价就会使无形资产价值虚增。
其次，无形资产可能会因为技术创新、产品滞销等原因而出现服务潜能下降的情况，事实上，如何计提无形资产的减值准备，已成为国际性难题。
3.无形资产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首先，在内容上，不够多元化、丰富化。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使用者更关注的是企业未来的信息。因此，相关性就成为保证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因素。对于那些不太可靠而又相关的信息，现行的财务报表却没有在报表中加以披露。如企业在研究开发方面的支出，有可能形成无形资产的项目，应在资产负债表中设置“开发费用”项目，反映企业开发活动的情况，待时机成熟时再转入无形资产。
其次，现行的无形资产会计报告中仅仅只披露历史信息，对无形资产的现在信息以及未来预知的信息却几乎没有披露，更无法披露前瞻性的、不确定性的信息以及风险信息，这大大降低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对决策者容易造成误导，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知识经济条件下完善我国无形资产会计的建议
1.改进对无形资产的确认。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依赖于知识、技术的积累和人们有效信息的利用。在这种环境下，无形资产发挥作用的程度会愈加明显，而有形资产的地位会日趋下降，因此，对无形资产确认将成为政府、企业及其他相关人士关注的焦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应扩大无形资产要素范围。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无论从占资产结构的比重，还是时空范围来看，无形资产都在急剧膨胀，基于无形资产在企业中的重要作用，应将一些符合无形资产定义的项目归为无形资产范围之内，应该确认为无形资产。
2.完善无形资产的计量。目前的会计准则一般体现为重成本轻价值的特征。尽管会计准则对某些项目的计量选择了公允价值属性，但毫无疑问，更多的项目仍然是按照历史成本进行计量的。历史成本虽然具有可验证性，可从投入层面对资产进行计量上来讲，无法揭示出资产的经济实质—未来的经济利益，这个缺陷导致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严重背离。无形资产的计量可首先由成本计量向价值计量迈出坚实的一步。资产负债表项目按照价值模式进行的公允计量将有助于夯实利润，确保企业的干净盈余，提高利润的信息含量，这样资产负债表作为第一财务报表的地位日益凸显，资产负债表揭示的信息将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知识经济时代有形资产的地位急剧下降，无形资产的地位上升。知识经济以消耗知识资本为主，无形资产计量对于企业财务状况的描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3.无形资产的披露要及时。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快”——科学技术发展快，知识和产品更新快，市场变化快，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具有很大不确定性，这些都加大了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风险。因此，企业应当及时披露其无形资产受技术更新的影响及新开发的无形资产等方面的信息，减少依靠过时信息带来的决策风险。在具体操作上，一方面出于无形资产与传统物质资产的极大差别，即它的投入随时都在进行，而且投入速度快、价值变化大，使得报表使用者要求会计报表体系能顺应这种变化而进行及时提供和报告过时信息带来的决策风险。因而应该考虑缩短财务报告的时间间隔，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特点和进展情况，采用季报、月报、旬报、周报等。而另一方面在知识经济时，连接因特网和建立企业内部网将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无形资产的投入也将使无形资产的及时报告成为可能。另外，目前的财务报表以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为主。在新经济的影响下，产品的价值构成中物化劳动的转移价值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而人力资产、知识产权资产等无形资产所创造的价值增值却加速增长，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可通过编制增值表来系统反映企业经营成果，使企业由计算利润为主转向重点计算价值增值。
参考文献:
[1]宋丽飞:《无形资产准则于国际会计准则相关内容的比较》.《对外经贸财会》，2006(l)
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是：
（1）知识经济中最基本报生产要求是知识，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中认为知识已灰为土地、资本、劳动和时间的最终替代物。
（2）知识经济是在日益枯竭的自然资源下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富有的资源替代稀有的资源，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网络的完善，使财务会计所处的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作为实用科学的会计学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
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
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
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
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
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
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
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
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会计的影响
综观会计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会计的发展主要是反应性，即会计主要是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知识经济的出现，必然对现有的会计产生全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可以从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知识经济中企业赖以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基础是企业的知识资源。而知识资源是由人力资源和知识组成的。在传统的会计中资产是指被企业控制或拥有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这就对传统的会计计量产生影响，要求对资产这一概念扩展其内涵。
（一）知识经济对会计假设的影响
会计理论的基本前提是四大会计假设，知识经济的到来也对它产生影响。在传统会计中，会计主体是指拥有一定经济资源并对这部分资源负责，具有经济业务的独立主体。而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网络的发展，会计主体的外延在不断的扩大。企业可在网络上根据自身的要求分配、重组企业的人员，形成“网络公司”这一“虚”的实体。另一方面公司之间存在着许多以联营公司，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松散型企业，而这些企业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解体。这种“虚”“实”实体的共存，就对会计主体的界定带来困难，应重新对它进行定义，并以“相关利益联合体”来定义较为合理。
传统的持续经营假设把企业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存在作为前提。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随时都有发生破产清算的可能，巴林银行的倒闭就是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持续经营假设可解释为“相关利益联合体的存续期”。
持续经营假设的变动必然会影响到会计分期假设。另外，“网络公司”的存在使得原先的会计实务中较多的估计成为障碍。因为知识经济下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加速折旧和市场瞬间万变的情况会给公司带来意外的收益，这样一来就无法对会计收益和成本进行配比。而用“网络公司”随时都有可能结束，就更无从谈起会计分期。
网络交易的增加，使得货币计量成为交易中的一个累赘。因为人们要求更为快捷的方式，要求有一种统一的电子货币。这样每一次交易就可省去许多的时间。而电子货币的唯一要求就是保持币值的稳定。
历史成本计价方法是会计计量的基础。而知识经济的主要资源是知识资源，它是企业资本的源泉，是企业发展的新动力。它属于无形资产，用历史成本计价方法即用取得该资源的成本作为其计价成本不能体现知识资源的真实价值。
四大会计假设和历史成本计价方法是会计学大厦的基础，知识经济的到来不可逆转地对以传统观念为基础的会计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在具体的会计实践中已经有很多解决此类问题的实际例子。我们应当对其加以总结，使之理论化、体系化、从而构建更高层次的适应知识经济的会计学。
（二）知识经济对会计理论的影响
1、对基本会计概念和范畴的影响
第一，对资本制度的影响。
现有的会计理论是以实体资本（包括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为基础的，不确认智力资本。这一资本制度的基本特点是：
（1）实体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主要动力；
（2）实体资本是社会经济权力的中心，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资本雇佣劳动制，企业的治理结构是以实体资本为中心的结构，即实体资本出资者承担经营风险，并享有剩余（利润）的控制权和索取权。因此，现有的会计信息主要是为实体资本出资者和债权人服务的，其基本任务是站在实体资本出资者和债权人的立场，记录企业发生的经济事项，反映企业实体资本的运动状态，帮助他们进行风险决策和业务监控，从而保证其收益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
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是经济增长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也就是说，知识是生产的核心要素；人是知识的载体，知识的拥有者应享有企业权益的分配权。因此，知识经济的核心是对智力资本地位的确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再被简单地认为是由实体资本所有者的投资形成的生产和财务单位，而被认为是智力资本与非智力资本（实体资本）订立的特别市场契约，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智力资
本所有者共担企业风险、共享企业权益，而且智力资本能比非智力资本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要求会计建立能反映智力资本的中心地位、体现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智力资本所有者共担企业风险、共享企业权益的新的会计体系。
第二、对利润含义的影响
与上面的观点相联系，现有的会计理论认为利润是实体资本创造的，因而属于实体资出资者，员工，无论是高智力的员工还是普通的体力劳动者都被看作是被雇佣者，其回报仅仅体现为工资费用，利润表只站在实体资本所有者立场反映其投资回报。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利润是智力资本和非智力资本共同投入所产生的回报，而且主要是由智力资本创造的，在智力产品的价值组成中，物化劳动者转移价值所占比重很小，高智力的员工可以用他们的发明创造转换为对企业的投资，这些员工和他们的智力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利润。这就要求会计必须适应这一变化，重新明确利润的含义，划分员工劳动报酬和智力资本回报的界限，明确确认和计量智力资本带来的利润。
第三，对资产概念的影响
在现有的会计理论中，资产作为一种经济资源，主要是指有形资产，虽然也不排除无形资产，但由于各种原因，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始终只占次要的地位。例如，我国规定，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即使是高科技企业，也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五。对人才智力资源，无法在理论上其作为资产的地位。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和智力被认为是生产的重要要素，它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也大大超过了有形资产，所创造的价值也大大超过有形资产，因此，无形资产，特别是人才智力资源是企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资产形式，而对微软、英特尔这样的公司，其价值几乎全部体现为它的人才智力资源，房屋、设备等有形资产显得毫不重要。不正视这一事实，而仍将人才智力资源排除在企业的资产形态之外，不加以反映和核算，显然是与客观经济环境相背离的。
2、对会计确认和计量理论的影响
传统会计理论，将货币计量作为一项基本假设，以是否可计量作为能否纳入会计信息系统的一项基本标准，在计量属性的选择标准上，首先考虑的是其可靠性，即这种计量必须是建立在已经发生、客观存在、可以验证和检查的基础之上。在这一基本观点下，包括人才智力资源在内的许多经济现象都无法在会计上得到反映。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及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并转化为生产力，人才智力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与此相关的会计学的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人力资源会计学日益受到重视和研究，初步形成了包括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两大基本内容的人力资源会计模式。但是，受基本的会计确认和计量理论的局限和影响，现有的人力资源会计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按实际成本核算，未能反映出人的智慧与创新能力和产出价值的计价等问题。人力资源价值会计虽然试图计量人力资源的价值，避免人们低估企业价值，但由于不是以实际成本为基础，存在计量的可靠性问题，因而无法与传统的财务会计溶为一体，始终游离于财务会计体系之外，因而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力智力资源的计量问题。
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和智力的重要作用要求我们加强对智力资本和人才智力资源确认和计量的研究，这势必对现有的会计确认和计量理论产生重大影响。
（三）知识经济对会计实务的影响
知识经济对会计实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会计工作重点的转移
传统的会计工作主要是会计人员运用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手段，对经济数据进行收集、加工、存储和检索，最后输出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经济决策和控制经济活动需要的经济信息。
在传统的会计工作中，由于受操作手段和工具的限制，经济业务数据的日常处理占用了会计人员绝大部分的工作时间和精力，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随着以计算机为主的信息产业的普及和成熟，会计人员大量的日常工作，如填制亡帐凭证、登记总帐和明细帐、编制和报送会计报表以及在必要时查询凭证数据等工作都可以由计算机完成，这在客观上使广大会计人员从繁杂的、重复的日常会计事务中解脱出来，将其工作重点转移到参与预测、决策和经营分析等方面，更多地参与企业单位的经营管理，使会计工作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在经济管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确立会议工作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会计工作重心的转移，对广大会计人员的素质、知识结构和工作能力也提出新的要求。会计人员不仅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应具备相关的信息处理知识、管理知识和其他相关知识，增强参与经营、参与管理的意识和能力。
2、会计电算化从低级向高级稳步发展
展望未来，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认为会计电算化将会继续向下列方向发展：
（1）由单项处理向较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发展
在我国，目前的电算化会计核算系统多数是一些单项的数据处理系统，如帐务处理系统、工资核算系统、材料物资核算系统等。但是，随着电算化应用的成熟和总体水平的提高，原有的单项或独立的多项电算化应用已不能满足企业单位管理的需要，而要求把单项处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既能独立进行数据处理，又能实现信息传递和共享，从而形成一个较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
（2）由单机应用向计算机网络应用方向发展
目前，我国许多企业单位的会计电算化是采用单机处理，随着较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的建立，独立的单机应用不能满足信息处理和使用的要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采用计算机网络。Internet更是加快了计算机网络化的进程。
（3）由单纯的会计核算向管理会计应用方向发展
一个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包括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部分。目前我国的电算化会计系统主要应用于财务会计核算。管理会计所采用的数据体系与财务会计基本相同，但由于其目的更侧重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服务，因此其处理方法与财务会计有所不同。
与财务会计相比，管理会计使用了更多的数学模型和方法。显然，计算机不仅仅能完整财务会计的各项核算工作，而且也能更快、更好、更高效益地完成预测、分析和辅助决策等各项管理会计的工作。
事实上，随着会计工作重心的转移，传统的会计信息系统已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会计信息系统应同时具备分析、预测、决策、规划、控制和责任评价等功能，即朝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的方向发展。此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还将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专家系统在预测、分析、决策工作中的应用是今后会计电算化发展的方向这一。各种类型的专家系统可望为会计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诸如会计工作法律法规咨询、成本分析与控制、产品结构、市场分析与营销策略等多方面的帮助。
3、会计核算方法的选择更加强调科学性和
合理性
由于手段和工具的局限，传统会议在确定会计核算方法的选择标准时，在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之间更多的注重可操作性。如债券摊销方法，虽然实际利率法比直线法更科学，便后者更为简便，因而实务中一般选择直线法。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会计信息系统的不断完善，计算的繁简程度已不再成为评价一个会计方法是否应该采用的标准，科学性和合理性成为选择会计核算方法时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
4、会计信息时效性和多样性的增强
及时、准确、完整地提供会计信息，以便作出相应的经营决策和制定控制，提高经济效益，是现代会计的经营决策和制定控制，提高经济效益，是现代会计的职责之所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很多在手工条件下很难或者无法及时提供甚至无法提供的信息，都可以及时提供。比如，只要增加特定的程序，企业可以同时编制出以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会计报表；对于目前比较复杂的物价变动条件下的会计信息，提供起来也将极为方便。
5、会计组织的弱化和内部审计机构的加强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和应用技术的提高，目前由会计人员输入的大量的经济数据将改由业务人员直接输入，并由计算机自动处理，这将大大提高会计核算工作效率，节省核算时间，减轻会计人员的工作量和劳动强度。与此同时，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舞弊的手段也会越来越隐蔽。因此，为减少各种弊端，会计的内部控制制度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内部审计机构将得到加强，内部审计工作显得更加重要。
6、对国际会计准则的需要更为迫切
前面讲到，知识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各国会计准则和制度的不一致，不利于会计信息的交流和沟通，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是背道而驰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阻碍了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这在客观上要求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和统一。目前虽然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已在着手制定国际会计准则，但无论从规范强度还是从规范范围，都是不够的，亟待进一步加强。
（四）．知识经济对会计理论的冲击
由于知识经济带来会计环境的变化，因而对环境所决定的会计理论也产生极大冲击。这主要表现在：
1、对会计目标的冲击。对财务会计目标的认识；不论是“决策有用观”，还是“经营责任观”，都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并未考虑知识经济时代的新情况。会计目标的确定，应以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为矢的。
美国AICPA的企业报告特别委员会于1994年提出的题为《改进企业报告——着眼于用户》的综合报告中认为，投资者的主要目标是对企业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及其权益性证券做出判断;债权人的主要目标是评价一个企业承担与当期或未来债务或其他金融工具有关的义务的能力。从他们的目标出发，信息使用者要逐个分析有不同机会和风险的企业分部，掌握企业经营业务的性质，着眼于企业未来，掌握管理部门意图，要求企业报告信息相对可靠，了解相对于竞争对手和其他企业的业绩，及时了解影响企业的重大变动。
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使用者对这些方面的要求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对企业知识资本拥有量和知识创新能力的信息也会提出相应的要求。因而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不仅要满足使用者对企业资本、物质等财务资源的增长和创造的兴趣，也要满足他们对人力资源、知识资源的信息需求。
2、对历史成本原则的冲击。在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历史成本原则将会对不断涌现的新的会记事项感到束手无策。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历史成本原则已经招致来自各方面的尖锐批评。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以知识资本作为企业资本源泉，以知识创新作为其发展动力。对知识资本的计价，按照传统计价原则，可能只是几本书的价钱，或是委托培养费以及其他各种取得知识的可证明的实际支出，这无疑会极大歪曲知识资本的价值。
3、对资产概念的冲击。资产是一个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可计量的、能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企业的经济资源在工业经济时代主要指物质或财务资源，通常表现为有形资产。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资源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知识资源。知识资源是由人力资源和知识两部分构成，其中人力资源是知识的载体；知识通过人的积累、运用、创新而发挥作用，是人的创造能力的源泉和动力。把人力资源和知识纳入企业资产的范围，无疑是对会计观念的重大挑战，它意味着传统的资产概念将被赋予新的含义。资产范围的扩展，将为会计的核心问题之一——资产计价带来新的课题。
四、知识经济要求会计创新
面对知识经济对会计的影响，我们的唯一选择就是迎接时代的挑战，认真研究会计的科学框架、进行会计创新，以满足信息经济时代使用者对会计的新要求。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作好会记创新工作：
1、构建适应知识经济要求的会计模式。现有的会计模式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它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因而在新的形势下，它遇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会计目标、会计观念、会计管理体制、会计规范体系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与知识经济格格不入的倾向。
例如自创商誉在传统的会记系统中是不予反映的，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由知识创新而带来的企业价值增加和获得超额利润的能力会成为一种较普遍现象。而且企业的合并或解体也会经常发生，如不在市场交易前确定自创商誉价值，那么在市场交易时的价值确定就会显得“离谱”。
会计模式的构建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按照知识经济的要求，对会计模式的各个组成要素赋予新的涵义。
2、研究和引入新的计量手段。由于知识经济时代会计计量重心要从财务资源转向知识资源，其中的最大障碍就是会计计量问题。传统的计量手段已不适应知识经济要求，因而在计量手段上需要革命性的变化。在会计系统中引入多重计量手段，因不同会计事项性质而选择不同计量手段，似是一条可取之到道。多元化的社会由五彩缤纷的事物组成，强调独一无二的计量手段，只能使会计陷入困境。
3、尽快将人力资源会计纳入财务会计系统。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已有30多年，由于涉及到经济理论、会计理论以及会计计量等一些“”问题，它仍然未登入财务会计大堂。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劳动主体是智力劳动，智力劳动的知识价值如何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应是该时代财务会计的重要内容。此外，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知识资本的时间、空间范围将比财务资本要宽广得多，财务会计要跟上这种要求，就必须拓宽自己视野，把知识资本延伸到企业外部范围的内容都纳入核算的范围（如环境报告等），才符合知识经济的要求。
4、变革财务报告。现行的财务报告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模式（blackandwhitemodel），即在会计报表中反映的事项会计上可确认，而在其他财务报告中反映的事项会计上不予确认。美国学者韦尔曼针对这种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个彩色模式（colourmode）。
所谓彩色模式是将财务报告的内容分为5个不同层次，第一层次,即符合可定义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计量性的传统的会计报表内容；第二层次，报告那些只符合可定性、相关性和可计量性的事项（例如自创商誉等）；第三层次，报告那些只符合相关性、可计量性的事项（如顾客满意程度等）；第四层次，报告那些只符合相关性、可靠性和计量性的事项（如风险等）；第五层次，报告那些只符合相关性的事项（如知识资本等）。按照彩色模式，可以较全面地报告与企业相关的各类信息，从传统财务报告的墨守成规中“解套”，较好地适应知识经济对会计的要求。
近几年来，由于我国经济走出了一个与世界多数国家完全不同的经济周期，在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却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1997年的7．4万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0．2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7．7％，速度令世界叹服。而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抗拒的今天，国际间的竞争日益激烈。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就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盯住美元制度也受到以日、美等国家越来越多的指责。从2002年末到2003年初，日本、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纷纷要求中国政府“提高人民币汇率，要么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与美、日、欧并肩致力于全球经济稳定。”国际社会的重重压力，使人民币升值问题成为我国政府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下文将从人民币自身价值规律入手，从几个方面分析有关人民币升值的一些问题。
一、人民币自身的价值规律决定其币值有上升空间
人民币已实现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资本市场也逐步开放，政府已不可能完全控制人民币汇率。1994年以来，我国政府出台的措施主要是为防止人民币过快升值。尽管如此，我国的外贸顺差仍有增无减。2002年，我国外汇储备已增加到2864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也达到6208亿美元，世界排名第5位，说明人民币本身存在着强劲的升值动力。为了说明1994年以后人民币为什么升值，我们可按照货币购买力平价法（亦称PPP法）和按PPP法调整出的汇率计算出人民币GNP（调整后汇率指世界银行图表集转换系数），来计算出汇率与PPP的偏差系数K（K=调整后汇率／PPP系数=按PPP法计算的人均GNP／按汇率法计算的人均GNP）。K值越大，说明该国汇率与PPP系数差距越大，该国货币升值潜力就越大，当某国货币升值时，该国的偏差系数K就会减小。偏差系数实际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生产技术水平越高，K值越小，反之亦然。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1993年的世界各国数据，对86个国家（地区）的K值进行分析，发现随着人均GNP的提高，K值呈逐步递减的趋势。根据计算，发现当人均GNP在2000-14000美元之间时，K值与人均GNP呈明显负线性关系。用经济计量法，得到偏差系数K的数字模型：
K＝3.69-0.0002Y2000≤Y≤14000单位：美元
K=0.9Y≥14000Y：人均GNP
该模型为世界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偏差系数K值平均水平。当某国K值大于模型值时，该国货币有被低估的可能，当某国K值小于模型值时，该国货币就有被高估的可能。1994年以来发生货币贬值的一些国家的K值为：巴西1．83（5370＄）、俄罗斯2．16（5050＄）、韩国1．26（9630＄）、墨西哥1．89（6810＄），这几国的K值明显小于模型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几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也是其偏差系数向模型值回归行为。
偏差值较大的依次是巴基斯坦5．05、中国4．76、印度4．06，其中我国的调整汇率是按1991-1993年官方汇率调整计算出来的。若按1994年初汇率1美元=8．7元人民币计算，我国K值为6．79，其偏差系数缺口（即偏差系数实际值与模型值之间）为3．8，人民币K值、缺口都远大于上述国家的任何一个，因而，1994年至今的人民币升值是补缺口行为，是向本身价值的趋近，随着近几年人均GNP的增长，我国的人民币K值缺口逐渐弥补，但价值规律本身决定了人民币的上行空间还很大，人民币的升值潜力也很大。
二、人民币升值，福祸难料
除日本指责中国因贸易竞争加剧日本的通货紧缩之外，美国、IMF等也都站到了逼迫人民币升值的行列中，特别是美伊战争局势，它带给中国的最大的负面影响实际上还是增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若美伊开战，欧美市场的安全性将相对减弱，出于规避风险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可能进入中国，从而使我国的投资、工业和外贸出口增长随之加快，但随着外资供给增多，人民币会相对“紧缺”，人民币升值这根“弦”势必将绷得更紧。届时，我们既不能突然让人民币与美元“脱钩”，那样的话，人民币与美元的比率可能会升至到5：l至4：l之间，同时，又不能不考虑人民币流通状况，因为一旦人民币扛不住市场的压力而被迫升值，带来的动荡将更大，面对如此现状，采取措施消除市场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和从放松外汇管理入手，调节人民币的实际升值压力，是政府应当考虑的一个重点问题。
三、人民币升值对外贸领域的影响
从1994年1月1日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我国逐步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取消外汇分成，目前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加入世贸组织后，若政府对人民币的干预程度降低，人民币势必不断升值，其负面影响主要有：
（一）出口方面
1．出日减少势必影响经济成长，并加深失业问题。
2．人民币大幅升值，会使几乎所有出口产业都遭受打击。不过享有外销低利贷款，外销退税，甚至以内销补贴外销的产业较没有受到此等优惠的产业，所受冲击相对较轻。享受优惠者多为比较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相关产业或地方政府为了争取补贴收入，而极力维持生产，这些元竞争力的产业都可依靠补贴勉强存活。而未受优惠者，则有不少是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因无政府补贴而影响生产和出口，结果率先倒闭，造成反向淘汰，致使产业结构趋向恶化。
3．许多出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造成污染，虽政府制订法律，规定加以防治，但不守法的业者，没有按规定进行防治污染投资，所造成之污染推给社会承担，因此，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即使在人民币大幅升值后，这些企业的产品仍然可以出口。反之，守法的厂商因负担了污染防治的处理成本，相对前者缺乏竞争力，在人民币大幅升值后，无力出口而被迫倒闭，形成守法者遭受淘汰，违法者持续生存的不公平现象。
（二）在进口方面：
在人民币大幅升值后，进口增加，对当地产业产生冲击，但受政府保护与未受保护的产业，所遭受的冲击程度不同。
1．进口有管制的产业，即受政府保护的产业，在政府控制之下，不致因人民币升值而增加进口。因此，此类产业并未受到影响。
2．受高关税保护的产业，因有高关税保护，此类产业仍相对有竞争力，所受影响相对也有限。
3．本地产业受影响最大者，是那些没有进口管制，亦无高关税保护的产业，因进口大量增加，加之人民币大幅升值，进口商品价格相对较低，当地同类产业无法与之竞争而被挤垮。
由此可知，人民币持续大幅升值，贸易失衡问题虽可获解决，但对总体经济产生极严重的伤害。在人民币大幅升值后，低效率的当地产业依赖政策保护，受冲击小或没受冲击而大多继续生存；高效率的产业，因缺乏保护，受打击大反而被淘汰。亦即出现劣币驱除良币，产业结构产生逆调整，整体产业效率相对下降，失业增加的现象，不利于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
（三）金融方面
人民币升值将导致投机盛行，金融秩序混乱。我国的出口额的相当部分来自于加工贸易，所得只是微薄的加工费。尽管加大了在半导体、通讯设备及其他先进数码设备上的出口，但我国出日的优势领域，依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重估人民币会使我国的通货紧缩状况更加严重，并削弱国内需求。并且我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不得不通过降低名义工资来维持我国的竞争力，我国的货币升值不仅不会缓解东亚其他经济体的通货紧缩压力，反而会使东亚地区变得不稳定。国内以美元表示的财富迅速增加，股市、房地产达到，泡沫经济发展，两极分化继续，而通货紧缩加剧；会导致财政危机、外汇危机和货币危机，那时通货紧缩虽不能转变为恶性通货膨胀，但最终可能导致人民币大幅度贬值。
四、人民币强势时期的对策思考
表面来看，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增长过快，热钱流入加速，外汇储备增加过多，汇率升值压力增大，似乎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在内而在外，是短期总量失衡，而非长期结构失调，是宏观政策不当，而非体制安排扭曲。其实，非也。国内问题是本，外部压力是末；总量失衡是表象，结构失调是实质；政策调节需要加强，但政策效应取决于体制安排是否合理。切莫是非混淆、轻重易位、本末倒置。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存在着这种偏向。
在长期实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和不同的改革开放力度的激励下，可贸易品部门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其产品产量的增长大大快于非贸易品部门的增长，导致国内产业结构失衡，是出口快速增长和顺差持续积累的基础。长期以来，工业增加值的增长一直远远快于服务业的增长，特别是近几年，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都保持在16%以上，今年上半年甚至超过了18%，而制造业的增长率更高，超过了20%，其中，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增长超过了全部工业和制造业；而服务业的增长率只有10%左右。在大量生产能力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如果国际市场需求依旧强劲，而国内市场又不能消化和容纳，出口的高速增长就是无法避免的。
产业结构失衡，是因为利益分配和激励存在着扭曲。如果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做一简单的计算和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1999-2003年，国内消费的比例从61.4%下降到57.1%，而储蓄却从38.6%上升到42.9%。过高的储蓄率一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加速，另一方面造成和加剧经济结构失衡。要知道，国外部门的储蓄占全部储蓄的比例也从3.9%提高到7.4%，说明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储蓄，自己没有也不能利用，而是转化成了外国人的投资。
在国内储蓄结构中，居民储蓄从48%下降到42.2%，企业储蓄从37.1%下降到36.1%，而政府储蓄却从14.9%提高到21.7%。提高了将近7个百分点。近几年这种走势仍在继续，政府主导型经济的趋势在增强。由此可见，中国经济既是依靠政府推动的，也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而政府、投资和出口又是密切相关和相互影响的。政府推动主要甚至只能通过扩张投资，而投资的快速增长扩大了生产能力，解决了出口品的供给问题；反过来，出口增长和顺差扩大，增加了流动性，为投资增长提供了资金来源和利益激励。
这种情况与不同部门的收入增长是相适应的。近几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不到10%，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只有5%左右，而政府税收却以20%的速度增长，企业利润的增长也很快，2005年超过了20%，2006年达到了30%，今年上半年超过了40%。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对经济增长的短期约束不大，而政府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快速增长，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反过来讲，也是如此，即政府和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然而，这却是以结构失衡加剧和经济持续发展条件的丧失为代价的。就以太湖蓝藻污染等日益加剧的环境危机为例，其根源也不是某些文章所讲的政府失灵，而是政府间恶性竞争加剧所致。
在目前的财税分配体制下，政府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是高度相关。而企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主要不是企业效率提高的结果，而是成本、价格、财政、金融等扭曲的产物。因为，在各种经济机制合理的情况下，创新企业获得高额利润是正常的，而所有企业的利润是不可能大幅度增长的。所以，目前如此高的企业利润增长并不值得庆幸，倒有很多值得忧虑之处。
首先，出口增长快是因为出口价格低，而出口价格低是由于机制扭曲，很多成本没有计入或者计算不足。工资低，工厂的劳动条件和安全条件差，劳动成本计算不足；资源产品价格偏低，能源原材料成本低估；土地由政府征收和供给，地价偏低；利率管制，资金价格低；污染严重，环境成本没有计入等。这一切就会使出口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尽管汇率不断升值，尽管国家调低、甚至取消了一些产品的出口退税，但出口依旧继续增长，其原因就在这里。就此而论，如果不从价格机制的合理化入手，能否像某些人预测的那样，下半年的出口增长会明显减速，看来还不一定。
其次，有人根据汇率升值而出口不断快速增长的现实，否认汇率调整对出口的影响，意在反对汇率升值。笔者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而是明确支持扩大汇率升值幅度的政策操作。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诸多价格扭曲的情况下，名义汇率升值的效应是很难显现的，前述因素首先抵消的是汇率升值的政策效应。更何况，你不可能一步升值到位。因此，与其单纯从外部调整名义汇率，使外部真实汇率升值，不如同时从国内放开和提高那些受管制而低估的价格，使内部实际汇率升值。因为单纯的名义汇率升值是一种货币政策的总量操作，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不仅隔着一层，需要借助于某些传导环节，而且其效应是短期的，其所潜藏的外部风险也不容忽视。调整和放开国内被管制的价格，是经济机制的改善和合理化，其影响是直接的、长期的和根本的，同时也会改善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使宏观政策操作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当然，这样做有可能使国内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但其中有些选择也有紧缩作用，如提高利率。其实，在汇率升值和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不让一般物价上涨，必然导致资产价格过快上涨。虽然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也许对当前经济运行没有太大的直接影响，但其风险和遗患将会在以后显现。所以，这里有着多重选择。任何政策都是既有利，也有弊，没有免费的午餐，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从目前情况看，也许内外同时调整以内部调整为主是利大于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