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5-17 15:42:4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产业规划的方法论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产城融合；系统论；“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城镇化；产业化
中图分类号：F12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02024903
1引言
“产城分离”规划倾向下，产业和城市功能分离，割裂了要素之间的联系，在小范围低程度上实现了要素资源的配置，但在更大范围上造成产业和城镇要素联系上成本的增加，实际上使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变得更加困难。
在倡导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产城融合成为产业和城镇发展的主导性规划思想。究其根本，市场的开放性特征使不关注要素有机联系和资源高效配置的产业失去竞争力，而失去产业支撑的城市只能日趋衰落，典型案例如美国曾经的“汽车城”底特律。
产城融合概念的提出，说明产业和城镇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结构）开始得到重视。将产城融合概念置于系统分析框架内，一方面有利于对产城融合概念的理解、内涵的把握和理论的运用，另一方面，通过一个更大的分析框架和更成熟的理论体系，将产城融合理论作进一步发展。
2“产城融合”与“系统论”
系统方法论与产城融合概念是理论范式和应用概念的关系。系统方法论已经相当成熟且成体系，而产城融合的概念还处于理念发展和应用探索阶段，尚未上升到理论的总结层次。
2.1“产城融合”概念
“产城融合”是指产业[1]与城市融合发展，以城市为基础，承载产业空间和发展产业经济，以产业为保障，驱动城市更新和完善服务配套，以达到产业、城市、人口之间有活力、持续向上发展的模式。[2]
产城融合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功能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转向回归。笔者认为，产城融合的基本动力有两个：第一，产城融合是在市场导向下寻求资源要素最优配置、实现最大经济效益的驱动；第二，产城融合是在人本主义导向下对人、环境和社会关系的重新认识和合理组合，以实现最大社会效益的驱动。进一步讲，“产城融合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反映到空间上的一种表征，是资本积累到一定阶段寻求新的空间生产的必然产物，也是资本进入第三重循环提升创新能力、提高人的素质的必然要求。[3]”
产城融合包含功能融合和结构匹配两大项内容，核心是通过促进居住和就业的融合，实现居住人群和就业人群结构的匹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相互匹配，从而达到真正的产城融合发展。
2.2系统方法论
“一般系统论”由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L. Bertalanffy提出，在一般系统论中，“系统”被定义为“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4]”。系统论的核心概念有四个：“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其关注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个层面的关系。
系统论视角下，所有的系统都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基本特征”。
3“产城融合”的系统方法解释
3.1要素层面
产城融合是一个变化的系统，其构成要素包括人、城镇、产业、环境等实体要素，也包括政策、观念、社会环境等非实体要素。其中，有些要素在内容和功能上会有部分重合，例如环境要素既包括资源禀赋等实体性要素类型，也包含人文社会环境等非实体性要素类型（图1）。
当前产城融合及其案例研究中，对人口、城镇、产业、资源等实体性要素强调很多，对政策、观念、制度等非实体性要素强调过少。这一现象反映了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重硬件轻软件的倾向，最终造成城镇化的高速度低质量。
3.2结构层面
结构是系统内部组成要素之间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及其时空关系的内在表现形式的综合[5]。产城融合结构是实体性要素和非实体性要素作用于城镇化和产业化相互影响及融合过程时要素之间形成的关系（图2）。
2014年2月绿色科技第2期
3.3功能层面
功能是指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性质、能力和功效[6]。对于产城融合系统来说，主要是指系统的效用和目标（图3）。
产城融合系统的功能效用是通过系统内要素互动最终实现人口要素的融合、制度要素的融合、空间要素的融合、产业要素的融合以及思想要素的融合，功能效用层各项的融合就是最终的产城融合。
3.4系统层面
产城融合系统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要素子系统、融合子系统和功能效应子系统。产城融合系统的实体性要素和非实体性要素通过互动构成一个子系统，这一子系统的效率高低直接影响到融合子系统的运行；在融合子系统中，要素与要素、要素与融合子系统、融合子系统和环境之间都会产生互动关系，并推动城镇化、产业化以及产城融合水平的提升；融合子系统运作的结果就是功能效用子系统的结果――人口、制度、空间、产业和思想的融合――产城融合（图4）。
4.1“产城融合”的内涵再界定
一般意义上，产城融合是产业、城市、人口良性发展的一种模式，相比较而言，系统视角下的产城融合更具体，内涵更丰富：产城融合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这一系统是实体要素在非实体要素作用下，逐渐实现要素与要素之间、要素与结构之间、结构与系统之间各层次良性互动关系的过程。
系统论视角下，产城融合的目标是：系统内耗最小，产出最大，且呈现出吸聚效应并逐渐扩大的态势。
系统论视角下，产城融合的具体性和丰富性体现在4个方面：第一，变化性特征，即产城融合是一个发展过程；第二，层次性特征，即系统要素存在多层次上的互动关系；第三，系统优化特征，即目标指向内耗最小，产出最大；第四，空间扩展特征，即系统产生内聚外扩的发展趋势。
4.2“产城融合”的外延拓展
系统视角下的“产城融合”具有变化性、层次性、系统优化和空间扩展4个特征。
系统论视角下，产城融合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产城融合永远处于向最理想状态前进的发展过程中，没有终点。
系统论视角下，产城融合实现过程中，各要素之间会产生4个层次的互动关系：一是要素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政策作用于投资，观念作用于具体产业；二是要素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信息化作用于第一、二、三产业子系统；三是子系统和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如第一产业的发展将为第二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会推动第一产业的发展；四是系统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产城融合子系统会对具体区域的整体环境造成影响，如城镇化和产业化会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活状态，产城融合的发展会从结构上改变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
系统论视角下，产城融合是系统从一个不均衡状态到一个均衡状态，再从均衡状态到不均衡状态，再到均衡状态……这样一个循环过程，这种循环过程即是哲学意义上的“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质变后再经历量变，并再次实现质变的上升发展过程，即系统的优化过程。
系统论视角下，产城融合是区域融合度不断提升，且系统范围在空间上不断扩展的过程。系统分析视角下，产城融合更注重系统各层次的互动：产城融合是系统内要素和系统外要素、系统内子系统与系统外子系统、系统与系统之间不断进行信息交流、要素交换、因子互动的过程，即产城融合的空间拓展（或者说开放性）特征。
5结语
产城融合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产城融合理论大多集中在城镇化和产业规划层面的具体案例研究，对基本理论和理念的探讨不多。
用系统分析方法，可以对产城融合形成更清晰的认识，可以在“要素、结构、功能、系统”4个层面进行产城融合的具体分析。同时，系统方法分析视角下，笔者将产城融合看做一个无终点的“发展”过程，并试图将产城融合引到哲学探讨的层面。
认识事物一般有3个层次：第一是哲学层面，第二是一般理论层面，第三是具体理论层面。通过“事物变化发展”等哲学理论、系统论等一般理论、城镇化和产业规划等具体学科理论三个层次对产城融合进行体系化认知和研究，对指导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认识和解决产城融合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 [美]L・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M].秋同，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
[2] 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3] 汪应洛.系统工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4] 李喜先.科学系统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农民的社会身份由人民公社社员变成了的独立的个体农户，从而开启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索和大规模的逻辑渐进性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改革实践。针对这一时代背景，基于当时的中国农民身份向社会化小农过渡的现实，中国农业推广学者选择了德国学者H?阿尔布列希的所谓“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简称为“阿氏模型”），启动了推动落后的中国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近40年，无论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阿氏模型在中国农业推广学中的地位与作用却一直未变。然而，这期间中国农业的发展对农业推广体系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有学者就开始提出要创新农业推广体系[1-2]。在认识到农业推广体系存在的种种问题[3-6]和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构建“一主多元”的农业推广体系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7-12]。王济民等人总结了多元推广体系的四大类型和14种模式[13]，然而我国的多元推广体系并未完全形成或成熟[14]，仍然处于“悬浮”状态[15]。农业推广学界对此也一直纠结在“一元、多元”，“ 主体、主导”，如何“协作、合作、协同”上。推进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创新“现代农业推广体系”[16]。为此，笔者追溯农业推广体系的理论源头――阿氏模型，发现阿氏模型并不是什么“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而是一个“推广服务系统单边简单组织化，而目标团体系统农户松散化的农业推广框架”。由于“推广服务组织未能实现多元协作的结构化，从而不能实现协作推广，更不能合作推广，也就谈不上实现协同推广”。无疑，创新和构建“一主多元”的现代农业推广体系对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提出了新要求。
一、对阿氏模型的剖析
H?阿尔布列希建构的框架被许无惧[17]率先引入中国，后经张仲威、汤锦如、高启杰等凝练为图1所示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18-20]。该模型一直被农业推广学界视为农业推广工作的框架，奠定了中国农业推广学的假设前提、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阿氏模型将农业推广过程抽象为推广服务系统和目标团体系统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关系。其逻辑假设是推广服务系统是先进的、主动的、教导的，而目标团体系统是落后的、被动的、接受的。
国内众多学者依据阿氏模型，并在传承和发扬荷兰A?W?范登班 、德国H?阿尔布列希等人的教育学、行为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认为：农业推广就是一种把新的知识、信息、技术等创新成果，通过教育、沟通和干预等方法，传授、传递给农民，使其增进知识，提高技能，转变观念与态度，从而自愿改变行为，最终实现增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动；而农业推广学则是研究推广沟通过程中农民的心理、行为特征及其行为自愿变革规律以及诱导农民行为自愿改变，提高推广效率的一门应用科学。侧重于农民教育及其行为转变。
遵循阿氏模型，政府、大学科研院所等推广组织被视为推广服务系统，且是先进的、主动的、教导的；传统小农、社会化小农等被视为目标团体系统，且是落后的、被动的、接受的；农业推广过程也仅仅是这两类系统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关系。基于阿氏模型的农业推广学是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客观产物，适合于传统农业转型期以小农户为对象的农业推广活动。
毋庸置疑，阿氏模型对这个特定时期中国农业推广学的形成与发展，对指导中国农业推广实践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原因
在现代农业条件下，一家一户的传统小农正由社会化小农逐渐转变为职业农民。伴随着土地的合理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正由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小生产不断走向规模化、组织化、社会化的大生产，越来越多的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逐渐形成。农业推广的目标团体系统已经由分散的个体转变为组织化的农民――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而阿氏模型的推广服务系统是组织化的，目标团体系统却是没有组织化的松散的农户。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农业推广的目标团体系统已经发生了变化，阿氏模型已不能全面反映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框架。因此，必须从方法论的高度来全面分析农业推广系统的主体、客体和推广方式，构建与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内涵和特征[21-24]相吻合的组织化农业推广框架模型。
（一）现代农业推广的主体分析
1.正在形成协作关系的多元推广主体。阿氏模型将农业推广视为对农民的教育，将农民视为推广的对象，忽视了现代农业推广最终目的是农业创新的大规模应用和产业化，不可避免地轻视了农民的农业推广主体地位。?Υ耍?高启杰已经初步认识到只有从事推广工作的农民才是推广主体，而其他接受推广的农民则是受体[20]。其实，受体也是农业推广的主体之一。而简小鹰和于水等则明确提出农民是农业推广的主体[25-26]。从《农业技术推广法》中关于“农业技术推广”的定义来看，推广的内涵已经不再局限于教育，而且包含研发和应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应用的主体也是推广的主体。
现代农业条件下的职业农民，即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组织化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已经不再是阿氏模型所描述的农业推广末端的推广对象，只能被动的等待接受农业先进技术和知识的传播和教育，而是以农业推广主体的身份主动参与，以满足农产品市场需求、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向上下游各类农业推广主体提出需求，亦或接受政府或非盈利组织的公益性推广服务，亦或购买通过市场配置的推广服务。其中，政府公益性推广服务也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契约形式来实现。政府、大学科研院所属的推广机构等推广主体也将以满足这些组织化的新型?r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需求为导向，提供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化的推广服务。组织化的农民与其他推广主体之间由被动与主动转变为主动与被动，由落后与先进的不平等关系转变为平等的、基于契约的协作关系。
从推广最终目的来看，正是这些组织化的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大规模应用先进农业技术，实现产业化。所以，这些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同样是农业推广的主体，是实现推广目的之最终执行者。各类农业推广主体之间通过协作，才能最终实现农业先进技术的传播和产业化，来实现推广的目的。由此，阿氏模型中的两类系统的关系其实反映了传统农业转型期分散化的农民与其他农业推广组织这两类主体之间的关系。而现代农业背景下，重构的组织化农业推广框架模型必须反映组织化的农民与其他农业推广组织的协作关系。
总之，现代农业条件下必须明确农业推广的目的，构建起政府所属和大学科研院所所属推广机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及其推广机构、其他社会组织组成的推广机构形成的组织独立、功能交叉的多元推广主体协作系统，共同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对于此，有学者探讨了各类推广组织合作的动力机制[27]，但对多元推广主体协作系统及其构建仍缺乏深入研究。
2.其他社会团体亦能成为农业推广主体。本文中其他社会团体主要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之外的社会群体，包括分散的个体和组织化的群体。其他社会团体出于公益或者追求利润的目的，从事农业推广也非常符合“加强农技推广发展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农技推广活动[28]”的原则。技术的社会形成论（SST）认为，技术本身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政策等社会因素构成了技术设计和技术应用的模式[29]。农业推广体系改革的目标最终就是要实现社会强有力的需求刺激农业技术向前发展，农业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要最终服务农民，回馈社会[30]。从终极需求角度来看，包括其他社会团体在内的大众群体的市场需求是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和农业产业化的源头，农产品价格与质量、食品安全、农业生产污染和可持续发展等大众群体关注的因素都能成为影响需求的因素，都会引致相关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从供给角度来看，其他社会团体将以分散化的个体或者组织化的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到农业推广当中。国外的NGO公益性农业推广组织就是例证。而国内亦有此类组织，比如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基金会[31]。此外，其他社会团体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其所汇聚的群众智慧和意见可以为解决现代农业推广技术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等复杂问题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与价值判断。
（二）现代农业推广的客体分析
如上所述，阿氏模型将农业推广视为教育或者传播与采纳，忽视了农业推广客体的研究。高启杰曾经指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客体是指被推广的具体科学技术成果[20]。其实，农业推广的客体反映了农民的需求。现代农业条件下，组织化的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需求，不仅仅是农业科技成果，还包括市场信息、管理知识和创新能力。这些都是现代农业推广的客体，而且伴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发展，以上推广客体存在递进的关系。
阿氏模型针对分散化的小农，侧重于农业科技成果的教育式推广，并且暗含了：在此推广的过程中，农业科技成果的研发、创新、扩散应用的过程彼此分离，参与的主体相互割裂，最终结果就是农业推广中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32-33]。现代农业推广必须重视农业推广的客体，始终以应用和产业化为导向，树立全过程的农业推广理念，并且要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这个全过程。虽然推广主体侧重有所不同，但是多元主体注重协同且不固定死板。农业研发和推广机构的新成果会主动寻找能够快速推广和应用的伙伴或者直接进行大规模应用，而组织化的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也会主动提出需求、寻找机会、积极学习，甚至参与到研发当中，并且不断尝试管理创新和组织变革。以现代农业推广客体为基础，各推广主体在推广过程中将形成越来越多的产学研一体化组织和“企业+科研院所+农户”等各种形式的联盟，同时以市场为导向的各种农业信息平台不断建立和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与壮大。
（三）现代农业推广的方式分析
在农业推广中，“推”是手段，“广”是目的，即农业创新的大规模应用和产业化。适应于传统农业转型期的阿氏模型侧重于通过教育或信息传播的方式来进行公益性农业推广，其“推”更多的指对农民的教育、说服乃至强制。这种手段在现代农业的背景下，是不能实现“广”的。而现代农业的推广方式应实现高级化、现代化、网络化、产业化和协同化，将更多的以市场化的、提供服务的形式来实现。其“推”更多的表现为：诱导、追寻、协作。现代农业是三产融合的多领域科技集成的科技密集型产业[23]。在其产业体系中，分工越来越专业，更多的农技服务组织将直接运用先进科技知识和装备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专业化服务。他们将直接满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先进农业科技知识的需求，而不单单是教育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使其掌握先进科技知识再进行运用。农业推广中的教育恐怕将局限在一些无法提供专业服务的领域和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中的农业工人的培训。
综上，适应于传统农业转型期的阿氏模型仅描述了农业推广活动中先进与落后两类主体之间的关系，仅反映了农业推广复杂系统中的教育或者信息传播这一小部分内容。它没有对农业推广复杂系统中的多元主体进行展开，特别是已经组织化的农民，忽略了研究农业推广的客体，既不能反映出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的复杂性和方式的变化，也不能反映出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创新和自我提高，更不能真实、全面地揭示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的客观规律。基于上述缺陷，必须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
三、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思路
（一）重构框架模型的基本要求
农业推广领域的众多专家学者都承认农业推广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实它更是一个钱学森所定义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34]。而且农业推广学本身又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需要众多学科理论、概念和方法的支持。因此，作为农业推广学重要的理论基础，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既要能全面反映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系统的复杂性，又要能体现多学科理论知识的融合，还要能为重新定义农业推广概念、研究对象和内容奠定基础。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重构框架模型的方法论基础
综合集成研究一直是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各种问题的重要研究思路。我国学者提出的WSR方法论恰恰是指导综合集成研究的重要方法论[35-36]，而且便于多学科理论知识的融合。它对于指导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具有重要意义。
赵国杰和王海峰将WSR方法论进一步改进为ZKJ方法论（主体客体交互作用方法论）[37-38]，对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更具有普适性指导意义。在ZKJ方法论中：主体（Z）是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主体；客体（K）是实践和认识活动的客体；交互作用（J）是实践和认识活动，即主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包括过程与结果）；实践中介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工具、手段、程序或方法；实践就是以主体、客体、中介为基本骨架在一定环境下进行的动态过程[37-38]。
基于ZKJ方法论分析我国现代农业推广系统，可以得出该系统由农业推广的环境、主体（Z）、客体（K）和农业推广的交互作用或实践（J）构成。农业推广的环境，即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各种外部环境。农业推广的主体（Z），即政府、大学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四类。目前政府的推广主要通过其所属的行政型推广组织来实现，大学科研院所的推广主要通过其所属的教育科研型推广组织来进行，社会团体的推广主要通过各种社团推广组织来实现，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推广则通过各种涉农企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来实现。农业推广的客体（K）即农民需要的是农业科技成果、市场信息、管理知识和创新能力。农业推广的交互作用或实践（J），即各类相关主体相互协作，共同参与各类客体的生成和普及应用的过程，以加速实现农业产业化。
（三）重构的框架模型
基于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基本要求和基于ZKJ方法论的我国现代农业推广系统，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具体见图2。
在重构的模型中，主体系统中的各类主体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功能上虽然各有侧重，但并不分割；既可以独立发挥各自所侧重的功能，又可以兼有其他主体所侧重的功能；既可以独立运作，又可以和其他主体进行协作，实现各种协作组织上的创新，向着图3所示的四螺旋多元协作推广主体系统演化。
客体系统在农业科技成果的基础上，融入更多内容，以满足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断发展的需要。农业推广的实践过程系统反映了多元农业推广主体相互协作实现农业技术进步的具体过程，侧重实现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具体方式和手段创新。
反映各推广主体协作关系的四螺旋多元协作推广主体系统的理论基础是亨利?埃茨科威茨提出的三螺旋创新模式[39]。该理论被相关学者高度重视，应用到众多创新领域中。在农业推广中，也不乏相关案例。涂俊和吴贵生就以宝鸡市农业专家大院为例，用三螺旋模型论证了图4所示的农业推广体系制度创新[40]。
现代农业推广项目的产业化发展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并且往往与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和社会帮扶项目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吸引了其他各种社会团体（盈利的和公益的）参与其中。并且这些社会团体在农业推广中也将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河北农业大学的“太行山道路”建设过程中就出现了许多四螺旋的农业推广案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太行新愚公”李保国教授团队做出巨大贡献的“绿岭模式”。该模式中的四螺旋主体分别为地方政府、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绿岭果业有限公司和河北邮储银行。在图5所示的此四螺旋的运作机制中，政府主体搭建平台，在大学专家的帮助下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持续进行政策和资金支持，并且进行监管，实行企业准入制度，保护农民利益；农业企业主体组织产业化生产，实行“公司+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的?a业化经营模式，并且成为大学的研发示范基地；大学主体进行产业发展规划、园区规划、市场策划、技术研发、示范培训、经营管理等全方位帮扶；社会组织主体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提供金融支持。并且企业与大学的专家以技术入股方式实现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连接机制。而大学专家不仅提供了主打产品薄皮核桃从种苗到栽培管理的技术指导，而且还提供了市场信息、品牌策划、企业管理、科技研发等全过程的增值服务。最终帮助企业成为产学研结合的、拥有产前、产中和产后完整产业链的薄皮核桃龙头企业，带领山区群众脱贫致富，走出了一条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协调发展之路。“绿岭模式”是围绕农业龙头企业，成功实现了的四螺旋协作农业推广，具有代表性。当然，在“太行山道路”中，也出现过其他案例。比如在政府的支持下，有的社会团体主动向大学购买农技推广服务，免费提供给农民和合作社，并且还帮助其进行农产品的销售。四螺旋协作推广系统并不排斥三螺旋推广系统，它是三螺旋推广系统的拓展。各地可依据四螺旋协作推广系统的原理，因地制宜，进行多元协作推广体系的组织创新和模式创新。
（四）新旧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对比
图6在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下展示了适应传统农业转型期的阿氏模型所表示的农业推广。可以发现，阿氏模型中的推广主体之间缺乏协作，功能割裂，客体单一，推广手段或者方式上仅侧重教育或者传播的手段。这说明适用于描述农业转型期的农业推广的阿氏模型已经不能反映全面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复杂巨系统。
而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揭示了研究现代农业背景下的农业推广的基本思路，即农业发展环境―农业推广系统主客体的结构关系―农业推广系统中主客体的作用过程―农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化的快速发展。该模型最根本的前提假设是：农民是组织化的农民或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再是被动的推广对象，而是农业推广主体之一。在此前提假设下，农业推广可以定义为：各类主体相互协作、共同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加快实现产业化的过程。各类主体在保持自己组织独立的前提下，部分具有其他主体的功能，按照“政府、大学、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四螺旋创新模式进行协作，来构建四螺旋多元协作推广主体系统，实现农业推广体系的创新。农业推广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侧重于研究对农民的教育，也不是侧重于研究农业技术的传播扩散，而是融合二者，研究各类主体如何协作来实现农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化的机制和过程。农业推广学的研究内容也将从“农业推广的环境、农业推广的主体、农业推广的客体和农业推广的实践过程与结果”4个维度来展开，进而从这4个维度实现多个学科理论知识的融合。
四、结论与展望
三股合力推动变革车轮
1987年，太极依托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肩负着振兴民族产业的使命而创立。从创立之初开始做小型机产品到1994年变身为系统集成商，再到2000年转型为综合IT服务提供商，太极始终在把握着中国IT产业的脉搏中不断变革。刘淮松精炼地概括说：“太极变革是三股合力的结果: 原动力、外部拉力和内部推力。”
“做中国的大企业，做世界的大企业”是太极人的原动力，20年中太极人从未放弃过“将太极做大做强”的目标。在这种力量驱动下，太极人总是未雨绸缪，率先创新。“我心目中的太极就是要做中国的EDS（美国电子资讯系统公司，全球排名第二的信息服务提供商）!”刘淮松道出了所有太极人的雄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市场竞争压力成了这个老牌国有企业的外部发展拉力。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太极毅然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这剂良药再一次激活了太极。同时，太极新战略目标和3个三年发展战略出台，太极如虎添翼。在刘淮松看来，“坚定不移地执行公司发展规划”是太极平稳变革的基础。
第三种力量是内部推动力，它来自于太极的管理团队和员工。太极人传承了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因多年服务军工企业而造就的严谨作风和强大的凝聚力，还有一种永不服输的性格。
三把钥匙开启创新大门
IT服务不同于某个单项技术产品的提供，要服务好客户，必须集成各方面经验快速形成庞大的知识库系统，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要靠知识创新。太极2005年成立了技术委员会，做了各业务线的技术和知识整合，今年还将推出太极解决方案中心。
方法论创新是太极创新之路的第二把钥匙，太极的业务定位是为用户提供信息化全生命周期服务。目前IT系统的规模越来越大，用户的需求越来越深入，IT服务团队的组织也越来越庞杂，这就要求IT服务企业必须建立以科学方法论为支撑的专业服务体系。刘淮松介绍说，“每个企业的特色不同，有些经验是不可以简单复制的，必须不断创新出符合自身特色的方法论。目前，我们已经在IT咨询、软件开发和工程实施、IT服务管理等诸多方面都总结出了太极的独特方法论，尤其是在大型工程项目的实施和管理上。”
第三把钥匙跟企业的人有关，那就是文化创新。“责任、尊重、卓越”是太极文化的三个关键词。IT服务企业更注重团队精神，具有很强的客户导向性，讲求责任和团队协作。对此，刘淮松理解很透彻: “太极不同于其他以产品为中心的企业，我们更讲求客户关怀，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越客户的期望，因此我们提出了做IT服务国家队的目标，要以‘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吃苦’的团队精神，以最强的综合技术优势以及最丰富的建设经验实现工程质量最优。”
面对腾飞机遇 信心百倍
刘淮松对未来充满信心，他非常乐观地描绘了摆在太极面前的市场机遇。“十一五”行业信息化的市场空间仍然很大，而且综合性的大项目越来越多，市场竞争环境也更加透明和规范，系统整合能力强的IT服务企业优势将日益凸显。
《经济研究方法论》作为经济研究者的启蒙课程，是一门针对研究生开设的课程，目前我国高等院校中也只是部分院校开设，课程的名称也不一而足，但其影响越来越大，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
《经济研究方法论》是方法论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指经济学界在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问题时所采取的各种方法的应遵循的理论。它们以一定的经济学说为指导，彼此之间往往互相交叉并补充。一般而言，在大的理论框架下，《经济研究方法论》的理论主要分为演绎与归纳、宏微观分析、制度结构分析与总量分解以及实证方法与规范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理论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因研究范畴、前提假设、研究对象、研究手段等的千差万别而有所不同，有的甚至意见相左。但无论如何，一个共识是，作为探寻经济社会现象的重要手段，经济研究需要方法的介入，离开有效的方法，研究很难深入，研究结论也令人质疑。事实上，在课堂教学中，许多教师在方法论内容的教学上也并不拘泥于研究方法的理论指导。经过努力，我国高校研究生的整体研究素质有了提高，我国高校教师对国外经济学核心课程的设置有了越来越多的理解，逐步认识到经济研究方法是科研能力提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一起构成了经济管理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核心课程。
2014年，教育部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见中提出，为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落实《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要求，“加强方法论学习和训练，着力培养研究生的知识获取能力、学术鉴别能力、独立研究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结合课程教学加强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教育。”
新疆农业大学作为省属的重点高校，1988年在经济管理学院开设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经济研究方法论的选修课程，之后又陆续在农业经济管理博士以及土地资源管理和产业经济学硕士中开展，现已成为经济管理类研究生的必修课。
2研究生教育发展对课程有效互动的新要求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逐年递增。自1999年以来，研究生（含博士生）招生规模平均每年递增2.7%以上，研究生的招生人数从1999年的8.5万增长到2015年的64.74万人，这意味着研究生教育在培养精英人才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目前我国研究生尤其是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分应用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研究生可就自己的兴趣、能力和志向报考不同类型。但无论是什么类型的研究生，一定的研究方法还是需要掌握。在经济研究方法论课程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类别，在互动内容上又不同的侧重。
以新疆农业大学为例，2010年以来，该校经济与贸易学院学科建设有了进一步发展，增加了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有国际贸易学、金融学等6个二级学科招生，同时还增加了农业推广硕士中农村与区域发展、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两个领域，偏重农业经济方面的应用研究，此外，会计学专业硕士和工程管理专业硕士也陆续开始招生。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研究生人数的急剧增加和指导教师数量较少的矛盾，尤其是在论文写作、课题研究等方面，许多老师认为学生的总体研究能力在下降，论文质量也受到质疑，但同时一些研究生也抱怨，研究方法没有系统学习，缺乏相应的科研训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经济研究方法课程中增强互动，调动研究生主动学习的能力，提升课程在科研能力中的价值体现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3课程教学互动的必要性和适用性
经济学随着科技的发展突飞猛进。相比几十年前，在经济学信息量呈现爆炸式增长，如何运用经济学新的原理、新的计量手段、新的视角从事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研究方法的互相交流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设置课程《经济研究方法论》是提高研究生培养水平的一个重要措施，但是研究生往往喜欢通过新媒体新手段自主获得某种思想、工具和手段，却很难与周围的师生进行交流与沟通，在课堂上也只是听听，也不愿轻易表达自己的见解，甚至有的导师也比较封闭，画地为牢，有时甚至很少与学生做一些学术交流。因此，看上去信息传递越来越便利，可是到了人这个应用终端后，信息在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终止了，使用效率陡然变得低下。
在西方国家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中，包括课堂教学，相互有效沟通是一个重要的过程。通过《经济研究方法论》课程的互动学习，让学生更透彻地掌握基本的经济研究方法论体系，使之研究方法成为解决经济管理问题的钥匙，在解释或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有一套适用的方法。因此课程中的有效互动非常必要。
互动教学的适用性则要根据学生需求的不同以及方法论课程内容有所侧重，在哪些地方需要互动，在哪些内容上需要互动？以及如何提高互动的有效性，降低无效的互动？经济学管理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目标是提高科研能力，而仅仅通过灌输理论性较强的核心课程效果不会很好，在互动中大家对理论的掌握会更扎实。而对应用型研究生，大部分将从事应用型实际工作，对他们的方法论课程互动应有所不同，应比较偏重研究方法、理论运用方面等。总之，在研究生人数增长迅猛而教师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课堂教学就更要注意如何因材施教，采用不同的标准和提高教学效果。
4研究生课堂教学有效互动重点环节
4.1课程内容的设计
《经济研究方法论》课程的理论到应用内容极其丰富。在新疆农业大学《经济研究方法论》课程中，我们按专题来设计内容体系，将《经济研究方法论》划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方法论基本理论的回顾；第二部分是数据处理专题研究，重点讲解经济计量模型的运用；第三部分是经济调研方法，重点讲授数据等资料的获得及处理方法；第四部分是文献综述，重点讲授如何搜集整理文献并归纳评述；第五部分是论文写作，重点讲授学位论文和一般研究论文的写作原则和方法等。有了课程内容的体系和专题，授课教师可以自主设置相应的课堂互动内容，根据不同专题不同内容以及学生的情况随时完善。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我们发现，部分教师课堂互动设计清晰，学生参与相对积极主动，教学效果也比较好，形成了有效互动。
4.2互动内容的设计
互动并非是教师在课堂上随意发挥，而应该根据课程内容和授课对象精心设计，否则有效性将大打折扣。以经济研究方法论课程中的数据处理专题为例，目前已有很多计量经济学软件包，可以完成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参数估计、模型检验、预测等基本运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只是孤立地完成原理讲解或者软件使用，可以在原理课上运用提问的方法了解学生掌握理论的程度，同时在上机实验的环节了解学生处理相应数据的能力，这样综合的办法也提高了课程教学的有效互动性。
4.3课上演讲和讨论
对研究生而言，课堂互动对他们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回答问题或阐述观点时，往往要求他们更加发挥能动性、独立性，更深入、更系统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研究生课堂教学更注重学生的独立性，强调学生的自主参与性，要求学生努力丰富知识结构和内容参与教学。
在经济研究方法论课上，一些教师分别设计了学生自主演讲的教学内容。课上讨论的环节，还有一些教师采取随机提问的方式，并要求其他同学进行点评。这要求课堂中所有的主题高度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尤其是自主演讲的部分，老师讲授完理论性比较强的重点章节后，其余的章节给学生安排自主演讲，这样就要求学生大量地阅读文献，提升综合归纳能力，加以老师和其他同学的追问，再讨论，使得互动有效性最大化。
4.4完善的考核机制
完善的考核机制是课程有效互动的助推器。在《经济研究方法论》课程中，考核方法更加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自然应体现部分课堂互动环节的内容以激励学生参与课堂互动的主动性。
4.4.1重视平时表现
方法论的学习内容繁多，很难通过一张试卷决定研究生的最终成绩，而平时的表现因为有了更多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一个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这应成为衡量成绩的重要因素。学生在课堂讲授、发表见解和发表点评意见时，要求他们在课下有更好的储备，必须花很多时间参看文献、做课后习题等工作。因此我们把平时的课堂表现成绩提高到40%，激励学生参与课堂互动。
4.4.2开题报告成绩
研究方法论原理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闭卷考试反映出来，但是对研究方法的运用还能够通过课程论文和开卷考试的部分信息考查。根据经验，在课堂上有效参与互动的学生，往往在原理应用中有优势。而开题报告往往是学生运用研究方法论做出的第一份应用成果。因此，可以把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成绩作为经济研究方法论课程的部分成绩考核依据，我们给定的是20%。一方面让学生重视课堂互动，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开题报告的质量。
关键词：人文地理 发展
一、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
人文地理学可以说是地理学中的一门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人文地理学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学科体系，“空间”和“地方”是人文地理学的两个核心论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文地理学在理论、方法以及研究内容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主要涉及空间、全球化、城市化、人口、迁移、文化、景观、发展和地缘政治等，其内容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化特征与地区差异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其周围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空间尺度，包括世界、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政治、经济演化特征与趋势；与民族、种族、性别、年龄、阶级等因素相连的社会特征及其对空间发展的影响。
二、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趋势
1.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综合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综合表现为以人地协调发展为目标，以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实现资源、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这就克服了以往拼盘式或形式综合的缺点，体现了当今地理学走向统一的趋势。
2.加强了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
加强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并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商业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行为地理学。其中旅游地理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迄今为止，已在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旅游客源市场与游客行为、游客空间结构、旅游开发与规划、旅游地形象设计与营销、生态旅游与持续发展、旅游影响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少数研究成果同国际水平相比已无明显差异，如旅游地综合个案研究、旅游资源分类和评价、旅游环境容量、国内旅游者行为规律、主题公园的研究等。
3.密切关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如对农村工业化的研究。中国乡镇企业高速增长以及对农业发展的带动，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独特现象。
相关研究包括乡镇企业影响因素及环境、农村工业化差异、产业联系与农村工业发展、外向型农村工业的省际差异分析等；其它新兴领域还包括企业发展的地理学研究，农村乡村级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研究、城市感应空间的研究等。
4.理论研究逐渐加强
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建树不多，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相比，理论研究又较为薄弱。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判断、思想理念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具有滋生新理论的土壤，但我们的理论建设却滞后了。这与重实践轻理论的大气候有关，也与人文地理学一开始就表现出与国土规划相结合的特点有关。可喜的是，相当一部分学者在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努力。
5.服务于决策和管理的应用研究仍然是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支柱
地理学中人文地理学属应用性较强的学科。80年代以前，人文地理学的决策支持系统在我国主要集中在农业发展、工业资源的开发、重大项目的选址等领域，随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思想的兴起，区域可持续发展调控与决策、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区域经济战略和区域政策、城市和农村发展等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点。
6. 研究技术的多样化
地理学包括人文地理学都经历了从个别地理知识的记载到地理现象归纳解释、从定性文字描述到定量化地揭示地理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过程，从最初的多元统计与线性规划的应用，到后来系统科学、灰色描述在人地相互关系、社会发展因子相关分析等方面的应用，到今天GIS技术在城市规划、区域发展、资源开发方面的大量应用，人文地理学研究技术手段的丰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认为，当代人文地理学也正在从经验科学走向实验科学、从宏观进入微观。
中国现代的人文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论是在后通过传教士、外国学者和归国留学生传入中国的。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受前苏联自然科学体系的影响，人文地理学逐渐被经济地理学取代，直到1979年才提出了复兴中国人文地理学。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空间最广阔的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社会经济也日新月异。与此同时，原有的社会制度、历史遗存文化、社会结构形态等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国家的发展。中国需要发展人文地理学，而且中国也具备了人文地理学发展的肥沃土壤。
参考文献
[1]林珍铭二十一世纪人文地理学的教学优化和创新[J].内江科技，2006，(8)。
[2]杨志英服务业地理学的理论与人文地理学方法论革新探讨[J].人文地理，2006，(6)。
硒鼓是激光打印机的“心脏”与“粮食”，据统计资料，中国每年的市场容量已达500亿元。而目前，国内硒鼓市场却混乱不堪：打印机厂家的原装硒鼓价格虚高，并由此催生了大量假冒伪劣和加粉产品，这使得国内用户在硒鼓采购和使用中存在诸多风险。富美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裁邵光锦向记者介绍，再制造硒鼓也可称为环保硒鼓，是指凭借再制造技术对依法回收的旧硒鼓进行拆解，对零配件进行清洁、检测、修复、更换，并经严格检测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品质，从而实现循环利用的产品。
“作为国家工信部认定的硒鼓再制造试点企业，目前富美科技已完全掌握硒鼓磁辊、充电辊、芯片等7大核心部件的再制造技术，生产工艺中90％实现了自主设计。其中自主设计的硒鼓再制造生产线，从拆解、清洁、修复到装配、检测，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公司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为‘节能环保新型示范企业’，先后荣获‘山东省循环经济十大示范工程’、‘山东省节能突出贡献企业’、‘山东省环保产业十大自主创新品牌’等称号。”邵光锦告诉记者，“国家办公设备及耗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测表明，在全部11项指标中，富美硒鼓全部达到国际标准，其中揭膜力、灰度、打印量等多项指标优于国际品牌，并已通过中国绿色产品标志认证和国际安全CE认证。
小硒鼓的环保大账
“‘终生循环’指用户将用完未经拆解、未经加粉的硒鼓交给服务人员，即可按超低的‘循环使用价’使用富美正品硒鼓，以此往复，不限次数。”邵光锦说，“富美‘硒鼓终生循环’既体现了富美科技在环保、创新方面的核心技术研发实力，更体现了富美科技在循环再利用和节能方面的突出优势。”
据了解，以一支2612A型号的硒鼓为例，原装硒鼓价格约420元，打印量是2000页，加粉2次后(每次60元)，打印量降至1600页。从初次使用到加粉2次这个过程，平均每张打印成本为0.103元。而采用“终生循环”方式，首次购买同型号富美硒鼓为215元，循环使用价为130元，每次打印页数至少2000页，从首次购买到循环2次，平均每张打印成本仅为0.0791元。邵光锦告诉记者：“近乎加粉的价格，每次用新品，循环使用越多，成本越低，而且对打印机没有任何损害。”
“富美科技废旧硒鼓回收率达90％，部件再利用率超过85％，相比新制造500万支硒鼓，每年可节能1.8万吨标准煤，节约铝、铁等500吨，节约打印成本40亿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6万吨，减少电子固体废弃物2500吨。”邵光锦说。
从2010年11月起，富美又在官网每天公布旧硒鼓现金回收牌价。随后，富美深化“硒鼓终生循环”模式，推出“回收凭证”。用户给服务商交付合格旧硒鼓后，即取得相应“回收凭证”，凭借“回收凭证”，用户可以置换不同型号的富美硒鼓或其他物品。独特“硒鼓终生循环”模式，不仅为用户综合节省约80％的打印成本，还维护了用户的身体健康，更使用户的旧硒鼓实现了价值最大化，彻底解决了用户旧硒鼓难以处置，正规企业难以回收的难题。为让用户早知早享这一系列创新带来的实惠，富美除在央视多个频道持续投放广告外，还在电子服务平台、服务中心、24个驻省会城市办事处、3000余家服务商等四大平台基础上，通过自主开发“富美直通车”桌面服务软件、创建旧硒鼓全国实时网络交易平台、建立24个分拨中心(去掉)等措施，提高服务商的积极性与服务水平，让用户享受到更加省心、省事、省力的“硒鼓终生循环”服务。目前，全国已有数百万用户加入到了“硒鼓终生循环”的行列中，中央国家机关各单位、中国人民四总部等超重量级单位的采购使用，20余个省、市政府采购的接连中标，则是对富美“硒鼓终生循环”的硬检验和肯定。“富美”，已经成为硒鼓产业第一民族品牌。
人文言美
富美有着丰富的核心企业文化，以持续健康发展为企业目标，以想的具体、做的到位为基本行为规范与核心方法论；以创造、细致、实际为核心价值观；以持续健康发展以给客户、协作方、下一步环节带去更多方便为行为标准。
做有自己的发展观，方法论和风格的公司。发展观就是要做有把握的事，方法论就是“想的具体，做的到位”，具有“勤于思考，善于总结，敢于担当，声形内敛”的风格。要做环境适合性很强的公司，要做从容的公司。公司首先相信员工，相信员工想做好能做好。
热衷公益
关键词：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文化创意；设计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J502 文献标识码：A
视觉传达在电影(19世纪末)与数字媒体(20世纪末)出现之前，主要以文字、绘画结合纸张、印刷为传媒形式。这四项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自成系统，汉语言文字是世界仅存的具意象特征的文字；造纸术先于西方文化千年之久，全盘被西方文化吸收；活字印刷术也领先西方文化五百年之久，不但全盘被西方文化吸收，还促使西方文化发生质变，促成传播体系与知识体系的世俗化；中国绘画的自成一格，不仅与造纸术、印刷术的发展融成一体，更重要的是也与文字的传意系统融为一体。这些都是视觉达设计的重要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资产。
一、视觉传达设计在中国的发展演变
有关中国视觉传达设计的发展史已有许多文章阐述，此处不再赘述，只作一简述，以示文化的变迁：
中国的视觉传达设计在1840年前后，主要形式为画洋画、拉洋片等，是以上海十里洋场、少数租借或重要通商口岸如：香港、广州、青岛、天津等的市井情态为素材。及以后，虽然“西学”的色彩与热情不减，另有先生倡导的“美育”，但这时期的视觉传达设计，显然也只是简单的版面图文配合编排，在造形方面，木刻版画对平面设计有一定的影响。民国时期，由于陈之佛先生从日本所学图案学以及美国文化的影响，所谓的老上海风格或老上海式样逐渐形成：其一，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 style)，主要表现在图书封面设计上；其二，报纸版面，尤其是平面广告，中外文字夹杂出现，以此为时髦、摩登；其三，受木刻版画的线条影响，这和当时的某些视觉传达设计技术方式有关。
1949年建国后，平面设计上的特色为：其一，前期残存的老上海式样，这与创作人员流变有关；其二，苏联构成主义艺术风格影响，体现了政治对文化艺术的影响；其三，受民间艺术(如：剪纸)的线条影响，开始重视劳动人民的文化生活。
期平面设计的特点为：其一，人物形象为样板戏人物造型，线条较动感，色彩红、光、亮，女性形象男性化；其二，字体设计粗黑，具有视觉冲击力，没有外文出现。其三，报纸专栏多有政治色彩很浓的标志图形(Logo)出现，和各种花边一起构成简单的装饰。
进入改革开放期至1985年前后的特点，其一，媒体广告先以“叫卖”形式出现，功利性极强，元论电视还是平面基本上是以纯文字形式出现，后发展为以“美人图”的形式“叫卖”。其二，字体设计以美术字为主，英文或伪英文(汉语拼音)字母混杂其中，以此为时髦、摩登。
1985年后，视觉传达设计以及其周边知识丰富起来，其一，各种设计素材(图形、图片、字体、版式)日益丰富。其二，无论媒体广告还是平面杂志(如《看电影》、《读者》)都将创意作为设计成败的关键，这是在设计从业人员在对设计技术要素熟练掌握之后的，更高层次的文化较量。其三，国外视觉传达设计的作品进入，带来新的形式与理念，但有些作品的创意也受到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抵制。其四，国内视觉传达设计制作人无论对世界潮流的吸收还是对中国传统当然包括少数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的融合都有着出色的作品。
从文化产业角度看今天的视觉传达设计――创意的确是关键，而创意的语境却还没有很好的提起注意。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出路只能是立足于本土的传统文化语境，在这条路上挖掘的越深，传播的越广，我们的本土的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就越大。
二、视觉传达设计的价值观――技术视界与人文视界的融合
从设计涵盖的范围来讲，不只是视觉传达设计，尤其是建筑设计、工业设计，其包含的技术成分是不言自明的，而在技术的应用过程中，新工具与新材料的应用造就了新的形式美感。
在艺术设计领域，从敦煌石窟彩塑和壁画的透视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原理，从刻版印刷术到活字印刷，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领域出现的“科学、技术”革命，许多新的设计材料、工具、媒介纷纷出现，这就使得到了20世纪20年代，国际上的建筑设计与身份日益独立的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在其艺术表现形式上，仿佛越来越依靠技术的存在，设计艺术仿佛成了一门以技术为主体的、并由技术决定的学科。
“设计”――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现代概念，“它是造成了制造者、销售者和使用者相分离的工业革命的结果。……所谓‘好设计’的概念诞生于30年代。在50年代，当人们试图用把它归因予某种风格、尤其是道德态度的方法，将工业生产统一到现存的品位价值中时，它变得突出起来。无怪乎人们会被‘好设计’的问题弄得不知所措，因为这个时期的品位的制造者还不能认识到，由于技术就是我们现有的文化”。更进一步的解析，由于“文化”的含意广泛，所以隶属文化范畴的设计自然能够统合科技的成就。这样，一方面，作为文化范畴的设计学就很容易的占据了西方设计理论的核心，另一方面则表明了作为文化范畴的设计与作为技术范畴的设计之差异就在于是否处理了“价值观”问题。但是，设计在作为“技术学科”时，是不考察“价值观”问题的，或是说会以“科学”的态度来处理价值观的问题。所以，在这种观点下，设计理论就会趋向于排除“价值观”的工程技术的片面理论、设计方法就会倾向于描述设计与生产步骤的程序性设计理论；方法论就会倾向于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乃至工程主义的观点、技术革新的观点、生产成本的观点、营销的观点、经济的观点。
不过整体而言，设计作为技术学科，对当代设计而言，其“内容”确实是很丰富的，值得研究的内容也很多，但这些丰富的“技术改进”的内容，从设计理论、设计方法与方法论的角度看，却停留在功利、效率、竞争策略，甚至其负面作用会对自然、人文环境产生破坏。所以到20世纪60年代，设计只作为技术学科的观点受到质疑与批判。从设计专业的“知识”带有人文的、价值观的成分来看，我们便较容易理解西方的后现代设计，为什么会跳过“设计的现代主义”直接与古典主义、历史主义、风土主义相连。而“设计的现代主义”在我国却多少有些与“现代化”的意思相近，这就是说“设计的现代主义”和“现代化”都是以“科学技术”或表现出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摒弃了或忽视了人文的、价值观的成分。
在设计中价值观应是一种有立场的价值(评价)系统。“所谓设计，指的是把一种设计、规划、设想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视觉的方式传达出来的过程。”在此定义下“文化”的概念即在于加强设计作品的个性、作品的创作理念以及语义表达作用。因此“价值观”的概念即在如何选取与确立设 计目标并解释设计作品“所以然”的原因。在设计领域，设计者谈文化与价值观时，在概念上应更清晰，而不是将文化与价值观挂在嘴上，充当解释作品时支吾的搪塞。
总的来说，设计是以融合了技术与艺术的人文学科，而不是以“一种客观、价值中立的技术”，来培养所谓“高级的”视觉传达设计人才的。在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的观点下，理论会趋于对艺术、设计创作的整体描述与批判，设计方法会趋于设计过程中的内省与灵感、顿悟之说，方法论则会趋于形成多元化的设计理论。
三、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的理论框架――基于文化创意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究竟只是一种工艺美术或服务于商业的技术，还是一门学科(discipline)?如果只是一种专门的技术，仅仅在职业教育中实施便可，又何必在大学设系；如果是一门学科，那么，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和学科规范是什么?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其设计方法在哪里?视觉传达设计方法与思维方法的关系在哪里?有无特定的知识结构?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理论与实践训练的关系如何契合?等等以上这些的问题，促使我们试着构建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的理论框架。
从西方的设计、艺术发展史来看，到19世纪末期，由于人造工具的日趋多样与复杂，由于机械生产与工厂生产的取代手工生产，更由于产业革命后的社会经济的变革、专业分工的趋势，设计作为新兴的专业才逐渐与艺术专业区分开来。到了20世纪初，承续了艺术的现代转化，更承受了艺术现代主义运动的激荡，而出现了现代设计运动。更由于现代设计运动与工业化，逐渐从建筑设计专业里分裂出新的设计专业：工业设计与视觉传达设计。一般而言，工业设计专业大致在两次大战期间形成。视觉传达设计(或称平面设计graphic de-aign)专业大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以广告设计专业为先逐渐形成。也正由于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形成的时间较短，加上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与多种相关专业的亲缘性(诸如：文学、美术、大众传播、电影)，以及设计专业长期被认为是应用学科的学术取向(即认为只要将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拿来应用即可)。所以，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作为一种学科，这学科的规范、理论基础是较易被忽视的。
不过，当一门学科的处于以“实践”为主的时期时，从学科应用的角度，或许不觉得“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期望一门学科的发展能有所突破时，“理论”所能发挥的正面作用首当其冲。张道一先生在谈话中多次强调：传统的手工艺设、计过程的特点是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而现代设计的过程的特点是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所以，当代的设计过程如果不是以理论支持作为开端便还是一种“口诀式的”技术操作，虽具有一定的艺术形式，但不能成为现代的设计。
要总结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的理论框架，首先要明确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的独特性。在对比建筑设计和工业设计后我们会发现：在确立设计目标的过程中，无论从技术层面和人文层面，视觉传达设计都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它表现出来的技术非工程性，人文多维度、多层次性是它自身的独特性一此有别于普通的和其他门类的设计理论，亦即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理论存在的价值性。
面对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张道一先生归纳了三种设计：技术设计、艺术设计、营销设计。这是依次展开的程序性设计过程。当今设计学界所提出的“设计方法”，一般而言，大概要以建筑设计与工业设计这些领域最为领先，但是工业设计与建筑设计这些领域在“设计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下所开发出来的“设计方法”，基本上是以解决问题为取向的程序性设计方法，是较偏向物质生产型态下对“设计”步骤所作的理论设想，在视觉传达设计领域这种“理论”表现出较为特殊的特点。这个特殊的特点便是：“创意”自始至终占据着视觉传达设计过程的灵魂，没有创意的设计技术、技巧以及艺术形式的纷繁表现最终会遭受到营销阶段的全部失利，而在工业设计与建筑设计中至少还保有功能良好的产品进人营销阶段。所以，当今设计学界所持的“程序性”设计方法与在此我们将要讨论的以“创意”为统领的视觉传达设计方法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方面“程序性”设计方法似乎长于关注设计技术、艺术技巧，在程序进展过程中难于系统的结合、探讨“创意”问题；另一方面“程序性”设计方法难于处理“意义”与“人文价值”的问题。而“创意”与“深刻的意义”却是促成视觉传达设计成功和评价视觉传达设计优劣的关键。
这种现象，在企业战略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并不是个案或特例，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管理事实。如何让企业战略从发展思路、组织规划转变为管理行动和经营效果，是当前企业高管们面临的重要管理挑战。
《让战略落地》一书作者，在全球范围对大量企业进行调研，在对诸如苹果、星巴克、宜家、海尔、高通等知名企业进行深度个案剖析基础上，发现填补企业战略与实施之间鸿沟的“五大非凡领导力行为”：忠于企业形象、将战略落实至日常、发挥企业文化的作用、削减成本与发展壮大，以及塑造未来。这套植根于管理咨询实践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为实现战略落地提供了管理启示与指引。
“能力驱动战略”是本书所倡导的实现“战略落地”的重要法则，也是“五大非凡领导力行为”的关键基石。构建符合企业形象，并能充分展现企业价值主张的差异化组织能力是企业确保战略落地的关键基础。
长久以来，对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争论，成为战略管理研究及实践的重要议题：以迈克尔・波特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在本产业中占据一个有利的位势；而以伯格・沃纳菲尔特为代表的资源基础理论则强调：企业拥有的那些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和不可替代的资源和能力是竞争优势的关键来源。知名战略管理学者迈克尔・希特用“战略的钟摆”一词形象地描绘在不同市场条件与竞争环境下，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持续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