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研究赏析八篇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民族问题研究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第1篇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源自于民间的生产、狩猎、娱乐等活动，并根据时代进程不断演变，在民间流传开来，据《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统计，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共有977种，其中汉族项目301种，其他少数民族的体育项目676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受儒家文化影响，主张以“仁爱”为思想核心，强调运动以修养身心为主，对体育运动竞技性并不十分注重，民族传统体育中蕴涵了丰富的哲学、道德、宗教、习俗等社会文化，蕴含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实质，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类型，拥有其他项目无法替代的重要价值。

二、传统体育文化的特殊价值

传统体育文化的演变历程，是一个动态平衡发展的过程，它顺应了复杂的时代变化规律，不断吸收和总结历时的经验教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适时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才能在复杂的历史洪流中得以保留。传统体育文化的整理与传播，对宣扬各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加强各民族间交流、增进各民族团结有着重大意义。并且从传统体育文化中能反映相应体育活动的起源形态和依据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化所做出的相应改变。加强对体育文化的研究不仅能帮助我们回顾历史，同时对创造新的体育项目和运动形式也有较高的指导意义，是一笔特殊的无形文化遗产。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各个民族在其特定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民族差异文化，在体育活动形式中能够展现本民族的风土人情，是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和而不同”，强调和谐而多样，在基调一致的同时包容个别性。这与西方奥林匹克文化的强势与竞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天，奥林匹克文化已经走向全球，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文化应该平等交流，相互间取长补短、尊重文化个性和多元化，这对奥林匹克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开发策略

1.坚守自身价值准则

如今，我们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急需走出国门融入到世界体育文化的浪潮中。但是，在融入的过程中，我们要做到时时警醒保持住自己的标准，不能急功近利，万不可图一时之方便而将自己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纳入到西方体育文化的轨道中，更不能在融入中迷失自己的民族精神。我们要在坚守自身价值标准的前提下寻求发展之路、创新之路。要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来，使我们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中蕴含的深刻文化内涵和深厚民族精神被世界上更多的人所理解、所接受。

2.注重可持续发展

第2篇

1内部因素民族体育是我国各民族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文化,它具有健身性、娱乐性、民族性、和地域性,是反映我国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但是民族体育却只在民族运动会期间得到大力宣传,运动会过后却很少有人去关注它的发展。研究中发现造成以上结果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1)民族体育活动只有在闲时举行。即在农闲时和节假日候举行,供大家娱乐交流和祭祀活动等,没有形成具体的民族文化氛围,它的价值没有得到整合和利用。(2)民族体育活动形式单一,一个地区虽有不同的民族体育项目,但是由于受场地,设施的影响,往往只能开展几种活动,只有较大型的活动时才能聚集不同民族的人们聚在一起,活动的主题和精神没有得到弘扬,没有形成一种有意识的文化自觉。(3)缺少专门的民族体育传承人才。民族体育活动基本上是大家自发组织的在闲时或节假日举行的庆祝和娱乐活动,缺少专业的组织人才和教学人员,大都靠先人的经验和记忆传承下来,缺少了原本的核心文化精神,使得民族体育文化得不到更好的发扬和传承。

2外部因素中国民族体育是我国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和不断洗礼中,形成了具有“以和为贵,注重礼节”的儒家思想内涵。在民族体育活动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注重团结,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一种民族体育文化精神在发展中遵循了我国“以和为贵”的中庸思想,一度得到国人的推崇。文化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律,体育文化的发展同样遵循自己的规律,但是并不代表不受外界文化的影响。首先在20世纪初,随着西方经济的发展,西方的奥林匹克体育文化和经济一样对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了强大的冲击。奥林匹克下的竞技体育宗旨提倡“更高、更强、更快,”的口号,主张冲破极限,不断挑战自我。这颠覆了我国注重团结意识,注重娱乐性质的民族体育文化,使得我国民族体育活动受到了“冷落”,失去了主要的参与对象。越来越多的人更加的关注竞技体育比赛,参与竞技体育活动。这种文化的冲击对我国的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是致命的,它严重阻碍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其次,经济的发展对民族体育文化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进步,城镇化速度加快,一方面经济发展为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相应的设施,更有利于各种民族体育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城镇化加剧,使得农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污染,更多的农村青壮年更愿意离开家乡,到城市务工,让民族体育的主要活动组织者和传承人才逐渐消失。民族体育活动正慢慢濒临失传,民族体育文化即将失去它赖以生存的环境。

二、结论与建议

第3篇

关键词：组织化；引导；自组织；专业合作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13）02007803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1]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农民，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高达70%，可是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哪个部门与农民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没有任何组织直接代表农民参与政策制订、替农民说话办事，维护农民的利益。农民这一最大的社会群体始终缺乏相应的政治参与权，也缺乏强大的社会声音。目前，农民的低组织化水平已经影响到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强贫困地区的农民组织化建设已非常迫切。

一、贫困地区农民组织化建设的必要性

贫困地区由于经济文化水平较低，组织化建设相对滞后，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决策影响力更小，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已成为几乎没有任何组织依托的个体，他们既没有传统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如家族）可以利用，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治团体，因而无论是通过市场还是通过国家的路径都是堵塞的。因此，使农民成为最为脆弱的社会集团”。[2]因此，解决贫困地区的“三农”问题，必须回应核心问题，即解决农民的组织化问题，改善其弱势地位，提高其对资源的控制能力、社会行动的能力和利益表达的能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贫困地区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征地补偿引起的矛盾、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基层政府执行政策的偏差，以及部分党员干部腐败、乡村黑恶势力抬头等多种因素的干扰，部分农村地区的社会矛盾呈现激化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矛盾双方信息沟通不充分，矛盾将会升级甚至引发更大。因此，必须建立以农民组织为依托的社会对话机制，使双方在对话、交流中相互理解，从而保持社会稳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组织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增强农民在阶层博弈中的地位，从而实现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和谐，使贫困地区的农村更加和谐和进步。

贫困地区由于受交通、信息、技术及服务体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农产品科技含量低下，投入产出效益不高，市场销售不畅，农民迫切需要建立和发展新型的自我服务组织，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通过农民组织，可以及时掌握生产技术和市场动态，组织和指导广大农民生产适销对路、技术含量较高的新品种，形成规模化生产，产生规模效应，实现农民和市场的顺利对接。

二、贫困地区农民组织化现状及相关制约因素分析

（一）贫困地区农民组织化现状

现代意义上的农民自组织应该是独立于国家政府的社会中的组织。在成员主体、加入方式、法律地位、组织目标、活动方式和控制手段上都有其规定性。而中国目前贫困地区的农民组织多数为“民办官助”。这种经济合作组织大多与地方党政，村委融为一体，它既有经济功能，又有政治功能。在大多数农民的心目中，这样的组织与其说是合作经济组织，还不如称其是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最基层组织机构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混合体。这是因为，目前中国还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各种利益关系相互交错，也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部门之间的制约造成的，单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办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许多困难。

我国贫困地区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落后与全国平均水平，明显落后于发达地区。从广西与浙江两省对比来看，2004年底，广西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867个，其中注册成为社会法人的1500个，尚不到全国的0.1%，而规模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仅有381个。贫困地区农民合作组织的作用也差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同期为会员增收384元，而全国水平为500元。

同时，组织合作不够规范，组织与会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够紧密，没有明确的约束，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基本处于好则合、不好则散，有利则合，遇险则散的松散状态。组织化程度不高，服务水平低。服务基本停留在信息、技术咨询等层面上，提供加工、储运等配套服务能力较弱，吸引力、凝聚力不强，尚不能适应新时期农业升级发展要求。

从宏观环境看，中国目前有关合作社的相关法律尚不健全，贫困地区由于受经济文化因素影响，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处在初步发育阶段，整体实力不强，人员素质也不高，管理缺乏经验，发展还比较脆弱，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二）制约我国贫困地区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相关因素分析

1.农民自身的制约因素

贫困地区农民一直以来受到政府的帮扶较多，而自身发展意识薄弱，等、靠、要的思想极为严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的资金与政府帮助上。同时对自身能力也缺乏信任。而对于政府出资建设的公共设施、提供的各项服务又缺乏爱护意识，由于自己没有做任何付出，即便是出问题了，也会由政府来管。这种普遍存在于贫困地区思想严重影响了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同时也是贫困地区政府创立的农民合作组织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而且，农民一般不善于把眼光放在一项长远的计划上，他们更关注他们近期可以得到的利益上，这也是制约农民合作社发展一项严重因素。因为每个农业项目，具有较强的周期性，一般不能在短期内迅速见到效益，这就严重影响了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并且没有利益的事情，他们普遍热情不高，即使在参与村民自治时亦如此。这就使现在的自组织观念难以在农民心中树立起来。

2.贫困地区本身的制约因素

贫困地区多处于条件差的区域，主要在西北、西南，呈块状、片状分布在高原、山地、丘陵、沙漠、喀斯特等地区。这些地区或是干旱严重，降水量小又主要集中在夏季；或是地表水源不能利用，喀斯特地形地表多为石山，地表水渗透严重；或是高寒阴冷，有效积温严重不足，不适合第一产业农业的耕作；或是山高坡陡，水土流失严重、灾害频繁。大多数地区除自然条件外，都较为偏僻，远离经济中心地区，交通受阻，地理位置十分不利，如果按发达地区的自然条件衡量，相当多地区都被认为是处于人类不适合生存的环境。恶劣的自然环境客观上限制了农民自组织的发展。

同时，贫困地区资源缺乏，基础设施薄弱，我国最为落后的西部地区，虽然土地面积占全国的2/3以上，但铁路里程还不到全国的1/4。云南每平方公里只有铁路4.5米，公路170米。广大边远贫困山区，尚有很多乡村不通公路，物资交流和商品输出十分困难。这对农民组织化建设和农业发展是个严峻的考验。

3.国家政策层面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从一开始就与各级政府部门衍生出十分复杂的关系。贫困地区农民合作组织基本上都是在政府部门的直接或间接推动下组建的，其中相当多的政府部门还存在着对政府角色定位不适当的问题。政府做事往往虎头蛇尾，组建起来就无暇顾及，使其自生自灭。或者政府决策太多，领导过分追求政绩。农民加入、退出也没有遵循自愿的原则，农民对组织活动缺乏积极性，处于松散状态，难以发挥作用。

并且贫困地区财政收入水平低，公共投入和基础投入严重不足。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还使用竹竿、木犁和简陋的铁制农具进行劳动、耕作，广种薄收，有些地方甚至仍然沿袭“刀耕火种”的古老生产方式。地方财政紧张，没有多余资金支持贫困地区农民组织发展也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

三、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组织水平的路径探索

（一）政府积极发挥引导作用

目前贫困地区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是最高的，他们希望有政府的倡导，所以政府在自组织前期工作中应扮演重要角色。并且由于是贫困地区，各方面发展薄弱，政府更应该对农民自组织能力建设给予更多的资金与政策帮扶。

1.政府应重视贫困人口的自组织能力建设。政府应转变角色从主导者，决策者变为农民自组织的积极倡导者，资金政策的支持者，宣传者和监督者。以人为本、尊重农民、相信农民、赋权给农民。政府应该逐渐从组织管理的过程中退出来，把决定权利交给农民，变主导型与服务型政府，给自组织不断的“能量”供给，并适时监督，注重贫困地区农民自身能力的提高。政府可通过树立典型做好宣传工作。借助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气息，树立农民自组织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通过媒体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到农民能力的提高不是难事。

2.规范农民自组织相关规定

地方政府应该适时地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组织规则。最新颁布的《农民合作组织法》，体现了法律的规范性，使农民合作组织有法可依，但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因为一部法律可能很难考虑到所有地区的特点，而在法律条文里应有相关因地制宜的规定。如上级制定规则的人往往源自本地区特点，而该规定并不适合某地区的发展要求。这样就需要有一些灵活机动的处理办法，避免造成人力与财力的浪费。

3.采取多种措施，扶持农民自组织的发展

贫困地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资金不足，而对于初创阶段的农民自组织资金运转尤其困难。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制订必要的优惠政策。如，在利率管理上，规定农业贷款利率不上浮或少上浮；在资金上，对发放支农贷款资金不足的金融机构应给予扶持；对农民和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生产的贷款利息免征营业税；这样可以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二）农民应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有效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而组织是否有效，取决于组织是否具有实现组织最大化目标所需的技术、知识和学习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的素质直接关系到组织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作为贫困地区农民自组织能力建设主体的农民，必须改变思想观念，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1.转变思想观念，消除对农民组织的心理阴影

对于大多数贫困地区文化水平不高，区域性较强、与外界联系较少的农民来讲，对重提合作社是何意图不是很了解、对合作制的知识方面也比较缺乏，同时对自身能力又没有信心。作为现代农民首先应该有强烈的求知欲望，通过多途径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树立自信心。通过一些材料的学习，了解合作给农民带来的好处。

2.彻底改变等、靠、要的思想，树立独立自主的思想观念

贫苦地区农民一定要从观念上认识到贫困社区问题是自己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要依靠自身力量，外部力量只是援助者，不是依靠者，也不是最终受益者。同时也应认识到，只有大家自己发动起来，才会受到外来力量的越来越大的关注，因而得到更多的支持与帮助。相反，如果只把希望寄托在外部援助上，那么所得到的帮助将越来越少。

3.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素质

贫困地区农民的一大特点是：科学知识匾乏。农民应立足长远，农民应采取多种途径，增加村民与农村能手之间、村里与外界科研机构的沟通，积极寻找解决农村生产生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有效途径，提高自身综合素质。通过积极尝试各种新技术、新方法，摸索经验，信息掌握农业专业知识以及合作组织知识。

参考文献：

第4篇

关键词：多元化特征；甘肃民族地区；民族传统体育

甘肃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其中回族主要聚居在临夏州和张家川县，藏族主要聚居在甘南州和天祝县，东乡、保安、撒拉族主要分布在临夏州，裕固、蒙古、哈萨克族分别分布在河西走廊的肃南县、肃北县和阿克塞县。在很长的社会发展中，甘肃地区各少数民族创造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体育竞技、娱乐与健身活动项目。这些体育项目来源于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融入到各民族群众的生活里，不仅成为了民族地区群众体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体育方面的重要体现。甘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文化形态，是多种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形成的。基于文化视角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可以更好地推动其发展。

1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甘肃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现状

2014年，甘肃省少数民族人口达到241.05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9.43%。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世居甘肃的回族、藏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蒙古族、撒拉族、哈萨克族、土族等少数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别是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宗教文化背景下，他们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主要的民族传统体育及文化归类见（表1所示）。

1.1伊斯兰教文化背景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

临夏州和张家川县是甘肃主要的回族聚居区，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清真寺是回族群众进行宗教活动的中心场所，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兼经商活动。受伊斯兰教文化和农商文化的影响，回族发展出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膜拜健身、赛走骡、打杈样、回族下方、打柳球、打抛、打梭儿、打石头、踢毛毽、打砖、掷子、滑冰车、回族摔跤、惯牛、弹腿、七势、十八肘、八门拳等项目充分表现出回族传统体育刚柔相济的内涵。受伊斯兰文化和农耕经济文化的影响，东乡族的打尕达、三连石击、皮筏竞渡，保安族的夺腰刀、抱腰拔腰、甩抛尕、马上扯旗，以及撒拉族的打缸、赛瓦、打蚂蚱、骑马劈刀、骑木划水等民族传统体育日益发展。阿克塞自治县的哈萨克族信仰伊斯兰教，从事草原畜牧业兼林副业经济活动，草原骑射、马上技艺、躺倒拔河成为他们的重要传统体育项目。

1.2藏传佛教文化背景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

藏传佛教不仅成为甘南州、天祝县的藏族、肃北县的蒙古族、肃南县的裕固族和天祝县等地的土族等大多数群众的普遍信仰，而且对当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甘南高原、祁连山东段等地，香则合、跑纸马、罗罗舞、万人拔河、锅庄舞、赛牦牛、藏族赛马、骑射、角力、骑马点火枪、藏跤、藏棋、日则合、举皮袋、打炮石、果儿考儿、吉韧、俄尔多、打牛角、朵架、对歌等藏族传统体育项目，充分体现出藏传佛教文化较为强烈的归同感。肃北自治县的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如赛马、马术、蒙古族摔跤、射箭、蒙古族象棋、击石球、布木格、打唠唠球、踢牛嘎拉哈、蒙语说唱等，凝聚着草原游牧文化感情。祁连山麓的肃南裕固族从事半牧半农的经济活动，民族传统体育多与藏传佛教信仰有关，射箭、祭鄂博、赛马、赛骆驼、浩尔畏、拉爬牛、男女摔跤、顶杠子等传统体育活动得到不断发展。天祝等地的土族传统体育以轮子秋、腰带拔河、拉棍、打响鞭、拔腰、武术、射箭、赶猪、打岗为主，反映了土族群众融农牧业生产、娱乐、人际关系为一体的社会生活。

2甘肃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元化特征

甘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各民族在历史上由于生存区域、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情感、、心理素质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一种体育文化。在历史的变迁中，它不断改变存在的具体的样式，呈现出多姿多态的特征。

2.1民族传统体育中的文化多元

从现有资料来看，甘肃有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五个宗教。甘肃少数民族当中有全民信仰某一宗教的，如回族、东乡族等全民信仰伊斯兰教；藏族、蒙古族等信仰藏传佛教。甘肃多宗教长期共处，特别是围绕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形成不同宗教文化群体，产生出宗教文化下的民族传统体育。体育与宗教都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二者产生了相互渗透的现象，主要表现在：（1）祭神隐含着民族体育成分；（2）特定宗教观念影响着人们的体育活动。除了不同宗教文化以外，甘肃少数民族在音乐、舞蹈、文学、美术、衣、食、住、行等方面创造出丰富的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体育也常常通过民族文化顽强地表现出来，体育文化也表现为多样性的特点。根据民族演进过•94•程，我们可以将甘肃民族地区的传统体育文化分为藏族体育文化、回族体育文化、蒙古族体育文化、哈萨克族体育文化、裕固族体育文化、东乡族体育文化等。此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诸如“风骨、气势、豪放、灵性、意境”“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气、理、心、性、意、言、道”等等，强烈影响着少数民族文化，也源源不断地渗透到民族传统体育之中，推动着甘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2.2民族传统体育中的民族性较为复杂

民族性是对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最高层次的概括。甘肃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多族群活动的地区。先秦时期主要是戎，秦汉时期主要有匈奴、羌族，魏晋南北朝时期陇东地区有匈奴、鲜卑、羌、氐、羯、乌桓等族的足迹，隋唐时期主要有突厥、党项和吐蕃族。经过民族分化、融合，逐步形成了“世居”甘肃的十多个少数民族。甘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从特定的地域中产生出来，自然地形成了人种和族别，类聚于一定时空条件，并蕴涵着不同民族文化特征的精神形态。大量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发展变化，由不同的地域环境、历史因素、所形成，已经成为生理、心理、形态等特殊标志。比如从事畜牧业生产的蒙古族、哈萨克等民族平日里体育活动大多离不开草原与马，培育了赛马、骑射等许多项目。而回族、东乡族等少数民族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和商品交换活动，在生产生活环境中产生了膜拜健身、击石、花儿等传统体育项目。这种不同地域内的生产生活赋予了民族传统体育的民族色彩，它们既受到更大区域文化的影响，又保持着民族相对的独立性，在民族内部不断传承。

2.3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多样

受民族传统文化、宗教文化和多种经济文化的影响，甘肃民族传统体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形态，主要有：（1）娱乐嬉戏类项目。该类项目是为满足民族群众精神的需求而进行的文化创造，也表现为多样的民俗活动。如以民族棋艺为代表的智能类项目满足了人们挖掘自己潜能的渴望，采用各种器具踢打各种目标的踢打类项目展现出人们休闲的一种生活方式，源于长期与动物打交道产生的投掷类项目是狩猎生产的再现，以铜、铁、石等器具为媒介的托举类项目是一种身体表征与精神运动的展现。（2）竞技能力类项目。该类项目包含了竞赛体能、技能技巧、竞技心理等诸多体育文化元素，实现了人才选拔与技能训练的有机结合，一般分为体能类、竞速类、命中类、制胜类、角力类、技艺类。（3）节庆习俗类。该类项目是一个民族特有的传统括动，透视出丰富的民族体育文化，涵盖了一个民族全部文化活动的内涵。如宗教祭祀、新春伊始、婚恋郊游、农事生产类和节日狂欢类等体育活动，使得民族古老文化得以重现，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

2.4民族传统体育体现出地域环境差异

甘肃民族传统体育在传承与发展中，逐步体现出在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地域环境方面的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1）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大。甘肃民族地区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及其交汇处，地域辽阔、山河壮丽，高原、沙漠、丘陵、戈壁、山地、平原、河谷、绿洲、盆地等地貌各显异态，草原射骑、赛马叼羊、山地竞走等民族体育项目，无不打下不同地理环境的烙印。（2）社会经济环境差异较大。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甘肃少数民族形成了与其生产、生活方式有关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藏族的跑纸马、锅庄舞、赛牦牛、藏跤，蒙古族的赛马、马术、摔跤、射箭，体现了以畜牧业为主的社会经济方式。以临夏州为代表回族，赛走骡、打砖、掷子、滑冰车、八门拳等传统体育活动，更多地体现了农商经济环境差异。

3推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甘肃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措施

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甘肃民族体育发展较慢的实际情况，我们要把握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元化特点，进一步推动民族传统体育进一步发展。

3.1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推动传统体育持续发展

持续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可以提高民族威望，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增进各民族交往，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民族优秀文化是传统体育的本质，为此，我们要从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入手。（1）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在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过程中，我们应传承如下优秀文化：注重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强调对社会、民族、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崇尚“仁爱”原则，主张“仁者爱人”；倡导言行一致，强调恪守诚信；追求精神境界，重视道德践履，强调刚健有为、见义勇为、奋发图强等。（2）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要弘扬宗教文化。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宗教文化，是少数民族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思想意识外化为物质、精神和行为方式的结果，为民族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同时，各少数民族从事的畜牧业、农业、商业等物质生产活动，创造了各民族自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应该体现民族文化的内涵。如东乡族的夺鞭杆的游戏，把柔韧性、协调性和对抗的激烈性融为一体，逐步演变成人们之间、村落之间比试智慧和力量的运动项目，激发了该民族的团结情感。

3.2依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发展民族体育旅游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民族经济发展能够产生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甘肃少数民族地区逐步脱离自我封闭的经济体系，冲破牧业经济、农耕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的束缚，与区域外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比以往更加频繁。民族传统体育的活动内容大多与生产、生活方式关系密切，它以经济活动方式为基础，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如推动民族地区民族服饰、建设、民族体育活动的场地和设施，激活交通运输、住宿、餐饮、娱乐等行业的兴起；发展民族体育用品市场，传播特色商品信息、扩大生产发展和商业需求。特别是，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历史、民族、宗教、人文等要素较多，形成了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我们应重点依托这些资源，积极发展民族体育旅游：（1）开展宗教寺庙文化旅游。除寺院建筑群外，寺院的宗教活动无不适视着民族体育的内涵。临夏的清真寺、甘南的拉卜楞寺、天祝的天堂寺等，它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更是民族文化的浓缩点，是发展宗教文化旅游的集中地。（2）开展喜庆时节类民族体育文化旅游。甘肃少数民族特有的传统庆典活动，透视出古老而丰富的民族体育文化。如蒙古族的“那达幕”，藏族的“晒佛节”，土、东乡、保安、撒拉族的“花儿会”等等，届时举行一系列的民族歌舞和民族体育旅游活动。（3）发展草原观光类民族体育旅游。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裕固族等少数民族以草原为民族体育活动地，是开展赛马、马上技艺、赛耗牛、叼羊、姑娘追等草原观光为主的民族体育旅游的最好场所。（4）开展黄河风情类旅游。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经过甘南、临夏，沿线藏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创造了赛马、牛（羊）皮筏竞渡、游渡黄河、人牛泅渡等民族体育项目，日益成为人们体验黄河风情和民族体育情怀的旅游目的地。

3.3提升群众综合素质，大力弘扬民族体育精神

民族体育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而经久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体育运动中所蕴含的体育精神。民族体育精神是通过体育运动形成并为群众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主要体现着民族智慧与进取意识，在实践中主要包含着公平竞争、合作精神和运动员风范。体育精神超出了体育运动本身，内化为人类心中的一种信念和追求。无疑，更快、更高、更强、竞争、合作、公正、平等、团结等体育精神是民族体育发展的原动力，在规范人们行为、提升群众的综合素质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针对甘肃民族地区劳动者综合素质较差的现实，在发展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弘扬体育精神的过程中，可以提高以下素质：（1）增强竞争意识。竞技类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以竞技的方式来达到选拔优秀者，同时也通过竞争来提高整个群体的素质。竞争过程中的成功体验能增强民族群众自尊心，激发了人们努力向上，积极进取，这正是现代社会要求现代人所必备的素质。（2）培养合作精神。民族传统体育中的集体项目是培养和发展社会成员中合作意识的最佳途径。体育活动中有许多项目需要同伴之间的协作配合。体育活动中的合作有助于提高群体的凝聚力，有助于培养民族群众的团结协作精神。（3）培育创新意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培育创新和开拓能力上具有独特之处。许多项目的技术、战术从制定到执行都需要人的创新精神。创新开拓是灵魂，是获得成功的基础。弘扬民族体育精神对培养民族群众的创新意识有积极的作用。

3.4与学校体育相结合，加强传统体育研究

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要有群众基础，需要群众的支持和广泛参与。甘肃民族地区各级中小学校是青少年最为集中的地方，应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作为一项体育教育内容，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其融入到课堂教学当中，使其代代相传。学校体育教师要充分考虑群众参与项目的情况，承担起民族传统体育与学校体育相结合开展教学的责任，同时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综合研究。政府应大力扶持学校编写和使用体现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的体育教材，形成传统体育统一的运动方式、训练手段和比赛规则等，从而更加科学合理地发展民族传统体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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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尕藏才旦，格桑木.青藏高原游牧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芦平生，熊振强.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

[5]芦平生.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社会价值[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5，29（6）：10~13.

第5篇

【关键词】 新疆 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经济状况不断改善，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进一步研究新疆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一、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

1、新疆1978―2013年城镇居民收入变动趋势

1978年―2013年，新疆城乡居民的收入绝对数有大幅度的增长，而且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值也一直呈扩大趋势。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角度来看，1978农村人均纯收入仅为119元，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19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农村的2.68倍。2013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7296元和1987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的2.72倍。

2、新疆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较

从表1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额角度来看，新疆和全国的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额均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并且总体来看，新疆城乡居民的收入绝对差额一直低于全国水平。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起起落落的过程：在改革初期城乡收入差距迅速缩小，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中期又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扩大过程，直至2013年，这种扩大势头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

二、城乡收入比和城乡收入差值的描述及特点

1、新疆城乡收入分配绝对差的变动

1978―1984年新疆城乡收入增长的幅度比较小;1990年到199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差也达到3026元;1996―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差在1996―1997年增加缓慢，之后迅速增加至2001年的4505元。2001年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差继续增加，2009年底达到了8375元，大约是当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两倍多。2005―2009年，新疆城乡收入的增长率大致相等了，但是城乡收入绝对差一直在增加。2010―2013年新疆城乡收入绝对差继续上升，尤其是2010年的差距值从四位数增加到2011年的五位数，再次证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增加趋势。如果没有新的政策出台，城乡收入分配差值会继续扩大。

2、新疆城乡收入比的变动

1978―1985年新疆城乡收入比从2.68下降到1.79，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从1990年开始新疆城乡收入比迅速持续的攀升，从1990年的1.92到达了历史上最高点1995年的3.66。1996―2001年，新疆城乡收入比一直处于高位震荡。2002―2009年，新疆城乡收入比出现了小幅的下降，但一直保持在3.2―3.5之间。2010―2013年，城乡收入比出现下降趋势，1993年开始出现是3.0以上的收入比率到2010出现2.94并继续下降到2013年的2.72。新疆城乡收入比来看“新疆城乡收入比在一段时间内会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其长远的变动情况取决于政策导向和其他一些因素”。1992年以后，新疆城乡收入比经历了连续几年的快速攀升。

3、城乡收入差距的阶段性特点

第一阶段，1978―1984年，城乡差距不断减小。1978―1984年新疆城乡收入比从2.68下降到1.79，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城乡收入差值从1978年的200元上升至1984年286元，增长的幅度比新疆收入分配差距研究较小。第二阶段，1985―1998年，城乡收入差距在波动中迅速拉大。自从1990年开始新疆城乡收入比持续地攀升，1990年的1.92上升到1995年的3.66，形成历史上的最高点。这一段时间最明显的特征是农副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国家政策向城镇倾斜，城镇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是农村收入只是小幅的增长，由此使得城乡收入比上升。第三阶段，1999―2013年，城乡收入差距平稳下降。2002年以后，新疆城乡收入比出现了小幅的下降，但直到2009年保持在3.2―3.5之间，从2010城乡收入比进入新的阶段，2010―2013年收入比从2.94逐渐下降到2.72。这阶段，国家开始重视农业与农村工作，并出台相关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政策和措施，并且免除农业税，农民的收入得到了提高。

三、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

1、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决定性因素

新疆全区的经济发展也呈现了各地区不平衡的现状。受资源、交通等条件的影响，北疆及东疆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一直快于南疆。根据新疆统计年鉴数据，2013年新疆各地区人均GDP排名中，南疆五地州除了巴州排在第三位以外其它洲都在靠后。从城镇家庭的调查资料来看，2013年新疆全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约19553元，南疆除了巴州和阿克苏地区外，其余地州均低于全区水平。从农村调查资料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为3857元。新疆与全国以及新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对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2、二元结构是造成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源

根据二元经济理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与二元经济结构有着显著的关系，二元经济结构越明显，收入差距越大。新疆属于我国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其经济结构为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二元经济结构是新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变动的基础性原因。同时，从这点也可以看出，破除二元经济结构，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新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手段之一。

3、政策因素对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新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施行的优先发展工业的重工轻农的歧视性政策（注：重工轻农的政策并不是新疆特有的，全国普遍存在这种现象，但是本文将研究的范围仅限定在新疆。），并且这种政策带有明显的城市偏向。农村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食品和劳动力，政府却把有限的资源以补贴的形式投资于城市市民，使发展中国家出现极度不平衡增长，导致城乡之间在消费、工资和生产力水平上的分化，导致少数繁荣的城市与广大贫困的农村并存的二元结构。

4、人力资本的影响

人力资本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从新疆人均的受教育程度的变动来看，新疆城镇与农村的人力资本存量都在逐步提高，但是农村人力资本提高的速很慢。正是由于新疆城乡之间的人力资本存量差距迅速扩大从而导致新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反过来，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迅速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又会导致新疆城乡之间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差距扩大。正是这个机制对新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变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缩小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1、破除二元经济结构，均衡城乡收入分配

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新疆，城镇聚集着大部分的资源，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由农业向工业、农村向城市倾斜。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均衡城乡收入分配必须做到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从城镇和乡村的三方面出发：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城乡资源合理配置以及完善农村落后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

2、统筹兼顾，促进新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个普遍现象。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区域发展差异。新疆与全国其它省相比，区域间发展差距相对较小，但南、北疆各地州区域发展不平衡矛盾不可忽视。缩小新疆城乡收入差距的前提是缩小新疆城乡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根本途径是促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统筹新疆城乡发展，必须把农村发展纳入到全面小康建设进程，着力解决“三农”问题。

3、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

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必须加快农村教育发展，这是把农村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根本途径。因此，应从免收农村学生学杂费继续向免费义务教育发展，以尽快和较大程度地改变农村基础教育落后的面貌。要大规模、长期稳定地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各级政府应将培训经费纳入预算，不断增加投入，同时，加快建立政府扶持、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培训机制，进一步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只有建立起普及与专业、短期与长期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投入多元化的培训体制，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才有可能逐步落实到实处。

第6篇

关键词：慢性贫困；贫困代际传递；民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F328；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6-0073-06

一、引言

贫困作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关于贫困的研究学者们将重心主要放在致贫因素、贫困衡量、贫困的影响等研究领域，却往往忽视了贫困的“生命周期”，即一个人或家庭随着时间而摆脱（且经常返回）贫困的轨道。近年来西方发展经济学开始关注“慢性贫困”（Chronic Poverty）及相关研究。慢性贫困是指贫困状态持续多年（一般为5年或5年以上，甚至贯穿穷人一生）并且可能将贫困传递给下一代的贫困状况[1]。

慢性贫困研究是20世纪末21 世纪初兴起于西方经济发展研究领域中贫困问题研究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研究力量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伯明翰大学的专家学者为主，并联合国际上十几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组建慢性贫困研究中心（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CPRC）。2004年，CPRC了第一部慢性贫困研究报告（CPRC 2004～2005），“慢性贫困”是指一个个体经历了5年或5年以上的确切的能力剥夺[2]。2008年，CPRC了主题为“摆脱贫困陷阱”的第二部慢性贫困研究报告。近年来，国外研究人员开展大量的慢性贫困研究工作，研究主要聚焦于慢性贫困与环境（Parry M L，2004）、慢性贫困的动态分析（Davis P，2006）、慢性贫困的代际传递（Driscoll R等，2005）、残疾与慢性贫困（Levy S，2007）、脆弱性与慢性贫困（Prowse M等，2008）、慢性贫困与社会排斥（Janet S， 2003；Hoddinott J， 2010）等。

国内关于慢性贫困问题研究始于2002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2）》采用了瑞沃林（Ravallion）和加兰（Jalan）对于贫困动态中慢性贫困、暂时贫困的分类，对1997～2001年16000个调查户进行连续观察，以贫困线为标准，以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福利尺度，得出贫困指数的90%属于暂时贫困，仅10%属于慢性贫困。岳希明等（2007）采用罗杰斯（J Rodgers）的总体贫困分解法，把全部贫困分成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其实证部分的工作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2）》做的贫困指数分解方法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后者对两类贫困的收入和消费方面做出更为详细的对比分析，并考查了贫困家庭户主年龄、教育程度及家庭规模对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影响程度。同样的思路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的中期评估报告中也有所提及。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的奋斗目标。“人民生活持续改善，贫困人口显著减少”是我国“十二五”规划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我国虽然不是慢性贫困国家，但民族地区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慢性贫困现象。深入研究民族地区慢性贫困问题，如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贫困的持续性、贫困的脆弱性等，是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二、慢性贫困的理论分析

（一）慢性贫困的成因

根据CPRC（2004）研究估计，到2015年即使全球发展目标能够完全实现，全世界仍然有9亿人生活在贫困中。因此有必要对慢性贫困的成因进行梳理。Hulme D（2003）系统地将“生计分析”（Livelihoods Analysis）引入、应用到慢性贫困的成因分析中。“生计分析”是一种结合社会学、文化学、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缝隙方法，采取这种分析方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理解慢性贫困的社会特征。“生计分析”法对导致贫困脆弱性的原因进行了许多研究。Hulme D在对贫困的“生计分析”过程中，采用贫困代际传递的分析框架（如表1）。

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缓解民族地区慢性贫困

（一）实施“第二代”发展式扶贫政策

我国的扶贫开发，尤其是开发式扶贫，大多数主要是面向当前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从代际关系来看，实际上扶贫政策设计时主要瞄准“父辈’，以解决“第一代”（父代）贫困人群的贫困问题为主，从短期来看，这种效果明显。但是随着扶贫减贫的边际效应递减，“第一代”为特征的反贫困战略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为例，我国当前实行的“雨露计划”就是专门为此设立。一方面，“父代”经过长时间的成长环境影响，以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健康资本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提升空间将会变得越来越小，而人力资本提升的难度越来越大，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中，成本显著增加，年老“父代”的获取收入时间随着年龄增加而越来越短。

相反，如果将同样的扶贫资源用于“子代”（第二代），其未来的预期收益将会变得更加乐观，因为从本质上说，孩童时期是开发一个人人力资本的最关键也是最佳时期，由于作为子辈的第二代相对第一代来说，可塑性要强很多，后天的营养状况、卫生状况、教育状况等对孩子具有终生影响。与其对剩存贫困人口“脱贫拔穷根”困难重重，还不如从长远计，对其家庭进行开发，尤其是对“第二代”进行人力资本开发。

另外，从反贫困的角度可以发现，中国农村的返贫现象非常突出，2010年，民族自治地方达到了153%，说明“第一代”为中心的扶贫开发政策对于扶贫效果的稳定性较差。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国家在2011～202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中明确指出，“巩固温饱成果”。返贫一方面是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造成，但归根结底是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差，导致贫困人口的抗风险能力弱。相反，如果反贫困政策以“第二代”（子辈）为中心，因为这种政策主要的目的就是提高贫困地区群众未来的自我发展能力，因此抗风险能力比较强。

当然，如果单纯实行以“第二代”为中心的反贫困政策，对现处在贫困泥沼中的人群却忽视或视而不见，这又会挑战社会公平。

实施“第二代”为中心的发展式扶贫政策，实际上对“第一代”为中心的开发式扶贫政策的有效弥补，不是取代，需要“第一代”为中心的开发式扶贫政策与“第二代”为中心的发展式扶贫政策通力协作。

（二）充分重视妇女在反贫困中的特殊作用，对民族地区女童教育实施“优先”发展计划

受传统文化、宗教等影响，男尊女卑等男女不平等观念在许多民族地区都长期存在。民族地区的女性，无论是未成年女性（包括女童）还是成年女性，其社会地位相对男性来说都要低得多。一个家庭的母亲对子女的成长影响比父亲对子女成长的影响更加显著。在男女不平等的情况下，许多母亲文化程度较低，因为贫困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普遍存在，负责孩子教育的重担就自然落在了“主内”的母亲身上。

一方面，母亲因为其自身受教育程度缺少，往往不能充分认识到教育对子女未来成长的重要性，导致母亲对孩子的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学校教育资源有限，如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很多孩子因为家庭学校之间距离太远，上课时间大大缩短，这些地区就更加需要“家庭教育”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遗憾的是，民族地区父辈中的母亲，因其自身知识水平有限，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以知识为主）就更加困难；此外，母亲因长期受社会传统影响，往往产生“女儿嫁人后是泼出去的水”等观点，使得家庭中的女童相比男童来说，受教育的机会少很多。最终导致“男女不平等——母亲受教育少——子女家庭教育缺失——陷入贫困——强化男女不平等”。因男女不平等导致了成年母亲接受学校教育偏少甚至缺失，母亲文化程度低对子女人力资本影响比父亲大，所以母亲文化程度低容易使得子女因人力资本低陷入贫困，而贫困往往又强化了男女不平等的落后观念。

所以，政府在反贫困政策设计时，应该着眼长远，从保证女童的受教育权利着手，更为重要的是提高女性的知识文化水平。例如，可以参照农村养老保险做法，对于“只生一胎女儿的父母，年老之后每月多领取社会保险”。例如在民族地区实行“女童教育优先发展计划”，对那些超额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女童家庭，政府设立专项经费，给予父辈奖励，如女儿高中毕业，年老后父母每月多领100元养老金，家里如果有女孩大学毕业，年老后父母每月多领200元养老金。

（三）加强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教育，实施学龄前儿童营养和健康干预计划

以可传染病、遗传病等为代表的疾病可以在代际之间进行恶性传递，导致很多贫困家庭的无辜孩子一出生就患先天性疾病。以四川凉山州彝族聚居区为例，近年来的以针头注射吸食为主要途径的问题，已经成为大小凉山地区反贫困工作中的一个严峻挑战。因吸食导致贫困甚至陷入破产的家庭非常多，这种“输入型贫困”的根本原因是民族地区群众卫生健康知识匮乏。

因产生的大小凉山地区艾滋病问题非常严重，大凉山地区已经成为中国艾滋病的高发地区。一些艾滋病的父母已经去世，留下“失依儿童”。据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政局统计，2010年末，父母双亡的孤儿接近7000人，其中昭觉县人数最多，接近4800人，而昭觉县也是凉山州和艾滋病问题最突出的、最严重的县。如果考虑艾滋病病毒（HIV）的母婴传染等因素，孩子受的影响将会更大。

同时，贫困家庭往往因为经济状况所限以及营养知识相对缺乏等原因，儿童营养不良现象突出，孩子身体健康状况堪忧。目前，国家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680个县开展了中小学“免费午餐”项目试点，实际上，学龄前的儿童营养与健康干预更为重要，尤其是对贫困家庭来说，例如贫困家庭父母“有病不能及时就医”比例相对较高，孩子健康受到威胁的几率更大。儿童营养和健康问题，一方面导致看病、吃药等费用支出显著增加，使贫困更加严重；另一方面，营养不良等又会导致孩子学习效率、学习质量下降，人力资本积累缓慢，成年之后陷入贫困风险大大高于营养健康的同龄人，形成贫困代际传递。

参考文献：

[1]Andrew ShepherdTackling Chronic Poverty[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011，5（2）：136-138.

[2]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The Chronic Poverty Report 2004-05[M].Manchester Press，2005.

[3]Hulme D. Conceptualizing Chronic Poverty[J].World Development，2003 （3）：403-423.

[4]Mc Gregor J A，Copestake J G ，Wood G. The Inter-generational Bargain： An Introduc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99，10（12）：447-451.

第7篇

丰子义(北京大学哲学系)

国际间的文化对话,使各种思想文化主张和多种研究成果得以充分地展示和交流,从而形成新的碰撞,产生新的思想火花,丰富和发展了民族精神研究。但是,一些思潮的兴起,又给民族精神研究带来不少新的问题和挑战。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需要对其中蕴含的深层理论问题加以廓清,而这离不开对当代诸多有影响的社会思潮的反思。就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过程中如何处理与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作出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辨析,可以明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方向。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约8000字

论“民族精神”概念内涵的规定性

李煌明(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

对于“民族精神”这一概念的内涵,学界争议颇多。但是通过仔细分析,这些观点之间的分歧只是表面的,它们之间不仅不冲突,而且正好构成了“民族精神”这一概念在内涵上的七个规定性,即历史性、核心性、时代性、开放性、特质性、共同性和广泛性。这七个规定性是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共同价值核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精神支撑,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和生命力之所在。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约4500字

对民族精神内涵的深层解析

孙文营(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往往通过该民族的行为方式和处世风格表现出来。但理解民族精神,不能仅从该民族的行为方式和处世风格层面分析,还要把握影响其行为方式和处事风格的深层原因。概括来说,民族精神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来把握:民族世界观是民族精神的基础;民族价值观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情感是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民族行为方式和处世风格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

《理论探索》2009年 第3期,约4000字

略议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四次觉醒

史革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第8篇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创业；贵州；社会资本

返乡创业是农民工的基本归宿之一，也是我国流动劳动力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是有效转移我国当前过多的剩余劳动力的途径之一。贵州返乡农民工再就业与创业模式研究旨在为贵州应对金融风暴以及针对“三农”问题、贵州的新农村建设提供政策建议和具有操作性的对策措施。

1.贵州返乡农民工创业现状

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2010年贵阳市返乡农民工约2.45万人，政府采取多项措施，解决了0.8万人的就业岗位，但仍有1.7万余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亟待解决。返乡农民工作为特殊社会群体的就业、创业问题是影响社会稳定和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构建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援助机制是促进贵阳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和推进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客观需要。

1.1 农民工外出返乡

据有关部门测算，返乡农民工创办的企业总数约占全国乡镇企业总数的20%。目前，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主要以第一、二代农民工为主，30～45岁占64.3%。返乡农民工创业的规模普遍较小，结构单一，投资在5万元以下的占70%，投资在10万元以上为8.3%，投资在100万元以上仅1.8%，其生产结构以劳动密集型和手工操作为主，产品科技含量偏低，带动辐射力不够强。贵州一直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出地之一，据贵州省劳动保障部门统计，从1989—2009年的20年间，贵州省共计输出劳务人员900.89万人次。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程度的加深和持续，沿海企业用工需求大幅减少，人力资源市场开始出现由短缺市场向剩余市场转变的趋势，劳动力资源优势将演变为就业压力，贵州经济发展与创业环境恶劣、返乡农民工是贵州的重大问题，如果农民工问题不解决好，有可能演变为社会矛盾的冲突根源。

1.2 返乡农民工的创业

一是返乡农民工创业已经成为新的潮流，很多返乡农民工愿意在家乡创业。二是行业不再仅限于第一产业。在有创业设想的农民工中，选择特色餐饮行业的占17.14%，选择服装经营的占14.29%，选择特色种养殖的占12.86%，选择建筑装潢的占5.0%。三是促进农民就业效果明显。据贵州省人力资源开发促进会的统计，截至2010年底，农民工创业吸纳了40多万个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农民工有创业意愿，政府扶持引导，一场由返乡农民工主导的农村创业潮正在贵州省各个地方如火如荼地展开。

2.贵州返乡农民工创业存在的问题

从创业成功者中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运用对他们创业的支持作用巨大，但大部分返乡农民工在创业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地阻碍了他们的创业进程。

2.1 资金扶持范围过小，融资渠道不畅

资金缺乏是制约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桎梏之一。社会资本存量不足导致大量农民工融资困难。目前，贵阳市返乡农民工中，有创业意愿的占11%，保守估计约5万人以上。虽然贵阳市从2001—2008年将每年扶持的返乡创业人数由100人逐年增加至800人，但依然只占有创业意愿人数的5.2%，远远不能满足每村扶持1人返乡创业的目标。

2.2 抵御风险能力不强，经营管理水平不高

贵州返乡农民工创业时间晚，大都处于初级阶段，且多从事种养殖业，容易受到市场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抵御风险能力不强。返乡创业是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但往往经历的是“创业、崛起、衰败”的怪圈。返乡创业面临着基础设施不配套；企业规模小，难以获得政策扶持；资金少，贷款难，缺乏金融服务；员工短缺、内地劳动力素质差以及创业理念囿于封闭，管理创新难等多方面困境。

2.3 人力资本因素

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性别方面，男性和女性返乡农民工分别占64.3%和35.7%；年龄方面，20-40岁的返乡农民工所占比例最大，为68.3%；文化程度方面，初中文化程度的最多，占43.0%，其次是高中或中专，占38.9%，大专以上的较少，占12.2%，特别是还有5.9%的返乡农民工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文化素质低下，难以适应企业发展用人的要求；劳动技能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专业技术人员”只占15.4%，“熟练工人”占44.3%，毫无技术的“生手”占40.3%。可见，贵州省返乡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总体水平较低，这是导致贵州省返乡农民工就业状况较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3.促进返乡农民工成功创业的政策建议

3.1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进一步健全组织协调工作体系

一是帮助解决农民工的创业资金，政府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优惠政策，相关部门和单位为创业农民工提供宽松环境。二是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改进资信评估制度，建立信用档案和评级、失信惩戒等机制。三是建立和完善贷款风险管理制度，继续采用信用证制度、农户联保贷款制度和政府小额担保贷款制度。四是建立激励机制，为返乡创业者提供必要的技术扶持。

3.2 创新维权服务机制，降低返乡创业风险

一是建立健全农民工维权服务机制，在农民工集中地设立机构，宣传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相关优惠政策，设立返乡创业农民工保障监察举报投诉站，依法及时维护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二是建立返乡创业农民工联席会议制度，解决好返乡创业农民工融资贷款、优惠政策落实等方面的问题。三是切实解决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及时研究解决返乡农民工创业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四是切实保障返乡创业农民工民主政治权利。

3.3 进一步改善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环境

一是以城镇为中心，搞好小城镇发展规划，加速城镇化步伐，做好硬件建设，加快创业园区和商品流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使小城镇成为返乡农民工兴办各类企业的聚集地。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服务意识，强化政府效能建设，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服务水平。三是发挥政府信息网络优势，使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四是制定出台关于推进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政策，配套完善诸如税费减免、资金扶助、创业培训、人员招聘、土地使用等帮扶措施，在项目信息、创业指导、小额贷款等方面提供服务和支持，不断加强回乡创业环境建设，增强返乡农民工回乡创业信心。

3.4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保证创业者的人力资源供给

农民工是社会财富的建设者，也是社会财富的分享者。政府要发挥公共财政的职能，把农民工社会保障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就当前来看，最迫切的是要建立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疾病医疗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以及社会救助等制度。同时，应建立适应劳动力流动就业特点的社会保险转移支付体系。此外，还应该建立有效的农民工劳务合作组织，积极支持农民工加入各种协会、商会，以集体的力量协调劳动关系、解决失业补偿等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惠斌,杨雪东.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37.

[2]张翠莲,赵伦.返乡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与新农村建设[J].创新,2008(5):94-96.

[3]蔡玲.发展经济学视野中的农民工返乡回流问题[N].光明日报,2009-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