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的利与弊赏析八篇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人民币国际化的利与弊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第1篇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在贸易规模、贸易结构、贸易摩擦和贸易条件等方面的有利影响和在贸易逆差、出口增速、出口型中小企业生存压力、对外资的吸引力、外贸风险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并提出一些减少不利影响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进出口贸易；对策

引言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人民币的境外流通达到一定程度；第二，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成为国际上主要的投资工具；第三，以人民币结算的国际贸易比重不断增加。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实力增强，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境外市场逐步扩展，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人民币在境外履行流通、支付和储藏手段和价值尺度的职能，由国家货币发展到区域货币，最终成为世界货币的过程。

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将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和贸易规模，决定了未来中国对外贸易企业的发展战略。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进出口贸易密切相关，相互促进。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将有利于我国外贸的健康稳定发展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一、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有利影响

（一）扩大贸易规模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加强国家之间的贸易，通过输出商品、技术、资本和服务，使贸易国在其对外贸易中对人民币的依赖程度增加。

其次，可以规避汇率风险。中国进出口贸易80%以上是以美元或欧元进行结算。自人民币汇改以来，到目前为止，人民币累计升值约25%。人民币的升值和美元欧元的相对贬值会使中国大量出口企业遭受巨大损失。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开启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贸易时不再使用第三方国家货币，因此能有效规避汇率风险。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也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外贸企业认为用美元结算不仅手续繁琐，而且要向银行支付手续费。人民币结算对国内企业来说，贸易融资费用降低，汇兑成本减少，因而大大节省了财务成本，有利于企业快速发展。

最后，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而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促进贸易结构升级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人民币升值将激励出口企业更多地追求技术进步和高附加值，用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占领国际市场。同时，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企业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使国内企业走依靠科技含量取胜的道路。另外，以人民币计价的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将带动整个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加速了我国从资源型产品出口国向高附加值制造业产品出口国的转化，使贸易结构不断升级。中国对外贸易产品结构的升级，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更稳固的贸易基础。出口更多的制造业产品、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差异化程度，都有利于人民币更多的在出口贸易中作为计价货币，从而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三）减少贸易摩擦

近年来，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特保措施调查、反规避、反垄断、美国337调查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等也越来越多。

中国遭遇到如此多的贸易摩擦，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并且这些商品可能成为进口国本国商品的替代品，因此这将阻碍进口国的经济发展，从而导致进口国实行贸易壁垒保护。二是中国出口增长迅猛，进出口贸易长期处于顺差，其他国家认为人民币汇率定价过低，这也使人民币问题成为导致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之一。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人民币升值会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因此进口国会减少需求，缓解进口国国内市场的竞争，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贸易保护、反倾销诉讼等贸易纠纷。

（四）改善贸易条件

人民币升值将会降低原材料和高科技设备等进口产品的价格。企业将会加速技术引进，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产品动态比较升级。同时由于进口产品大部分用于复出口，而随着企业生产率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也会得到提高，这有利于我国企业从产品产业链低端发展到中高端，改善贸易条件。

二、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

（一）出口增速减慢

随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断升值，中国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相对价格提高，造成出口产品不再具有价格优势。而且由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与干预，低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进一步降低甚至面临取消。劳动力及原材料的成本不断上升，出口企业丧失了原有的利润空间，利润越来越微薄，出口规模受到较大的限制，出口增速减慢。

（二）可能产生贸易逆差

人民币升值，进口国进口相同商品需要支付更多的外币，从而促使进口国选择其他出口国的商品，我国商品的出口额必然减少。同时，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对外国产品的进口数量会增加。当出口商品的数量和进口产品的数量对比过大，我国便会形成贸易逆差。如果人民币长期处于升值趋势，我国就会存在长期贸易逆差的风险，也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出口型中小企业生存压力增加

一般而言，国内出口企业垄断程度越高，在本币升值时，企业越容易把不利变化转嫁给国外的消费者。然而如果国内出口商相互竞争激烈且市场势力很弱，这种价格转嫁能力就越弱，企业只能通过本身来消化这种本币升值带来的成本，导致退出出口市场。面对人民币升值，国内出口企业很难通过提高出口价格的方式转嫁出去，而只能自我消化本币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人民币升值幅度一旦超出企业可以承受的范围，加之国内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诸多不利因素，大量出口导向型中小企业可能走向破产。

（四）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

人民币升值，出口商品价格上升，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下降，使那些面向出口的外商投资企业利润下降甚至无利可图。导致一些在华外商企业投资转向那些货币价值比较低的国家。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外资流入减少将对我国外贸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三、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下推动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对策

（一）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随着周边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一些对成本较为敏感的产业和产品订单有向周边国家转移的迹象，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面临的国际竞争加剧。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减少部分出口企业的盈利空间。因此，注重生产性的出口企业就必须加快自身产品的升级换代，加大企业创新和研发的力度，转变为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的格局。此外，根据现阶段出口产品同质化严重而导致的利润低下的情况，企业应注重品牌的培育，不断提高出口产品抵御利率变动风险的能力。

（二）积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人民币升值直接影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由于企业的逐利性，人民币升值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内的投资结构和外商投资的流向，使其更倾向于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政府应当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

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政府应根据各种资源的分布情况和现有的工业基础，鼓励相关产业向最适宜的地区集中，形成产业集群，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同时，配合战略性贸易政策、优惠性的税收政策，保护和扶植幼稚产业的发展。例如，在人民币适度升值情况下，由于沿海地区加工成本升高，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项目逐步向综合环境比较好的中部地区转移的条件基本成熟。这样，既可以为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后腾出产业升级的空间，又可以避免沿海外商投资企业撤离我国市场造成巨大经济波动，还可以推动内地的工业化进程。同时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企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价格得到实质的提升。

在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区，政府应当通过税收等政策鼓励企业改进技术，通过引导中小企业兼并重组，企业之间组成行业协会等措施防止本国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和议价能力，最大程度地避免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但是，对于那些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利润空间小的企业应尽快促进其停产转产，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三）促进贸易市场多元化

外贸企业应该大力实施市场多元化外贸发展战略。外贸企业为缓解出口压力，必须摆脱对单一贸易市场的依赖，在巩固传统外贸市场伙伴如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同时，也应该开拓东南亚、非洲、中东等新兴市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对国外商品的进口需求不断增长，对于中国的外贸企业是非常好的机遇。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开拓新兴出口市场的同时，要熟悉新兴出口市场的金融外贸法律法规，规避贸易摩擦，也要避免使用第三方货币带来的外汇风险，节约交易成本。（作者单位：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李.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性及对中国贸易的影响[J].当代经济，2011，09：74-77.

[2] 鲁成城.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D].吉林财经大学，2013.

[3] 刘晓棠.浅析人民币升值对国际贸易的影响[J].才智，2012，13：25.

[4] 李琪琦.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D].苏州大学，2011.

第2篇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在岸外包；影响

1.人民币对我国外包企业影响巨大

人民币升值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致使我国外包企业自身的利润实际所得，由于这种汇率的变动属于不可抗因素，这就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净发展能力。人民币近些年来虽然其自身的区域流通性逐步加强，并且国际的货币结算能力也得到了不小的提升，但是人民币事实上并不是国际流通货币，美元依然是世界唯一的流通货币。因此，这可以这一认为，人民币的升值只是相对的升值，是相对于美元的升值行为。人民币的升值只能被局限在美元的范畴之内。在这种背景之下，人民币的对外升值行为，就会造成最严重的后果。对外升值却又对内贬值。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国不论是居民还是企业都会受到最大的经济影响。对于我国的居民来说，直接影响就是物价的飞涨，实际净收入的贬值。而对于我国的企业来说，这个问题则会更加严重，首先，对于企业的成本来说，对内的贬值行为造成了实际生产成本的大幅上涨，而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加上日益上涨的人力资源成本还有高企的融资成本，我国的企业在国内的经营生产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而对外的企业来说，最直接影响就是其生产货款的直接性压力增大与利润的减小，这对于我国的外包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

2.人民币升值会降低中国外包服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如前文所论述，人民币的升值实际上的现象是对外升值对内贬值，那么其对于我国外包企业的影响还不仅仅是利润的减小与成本的上升。由于我国长期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处于生产链的末端，对于汇率的变动以及汇率的稳定的依赖性更高，这种变动的汇率会造成我国外包性加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直线下降，这种现象会潜在地引发出更严重的长期性后果，企业会因为压缩开支，减少不必要的投入，而缩减对于自身产品的研发，更加失去的国际竞争力。由于中国面积广阔，人口众多，具有明显的生产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因此吸引了很多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向中国企业进行外包投资。但是，随着近年来人民币升值越演越烈，中国外包服务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威胁。人民币升值，一方面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增加了中国外包服务企业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提升了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使得以美元表示的企业收入缩水。成本增加和收入缩水这两方面都降低了中国外包服务企业的收入和利润。

3.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外包企业的积极影响

人民币升值会对我国的居民以及外包企业造成严重的影响，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机遇，虽然这种机遇的代价有些高昂。众所周知，我国的企业长期处于混乱的经营模式之中，而由于国内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某些企业的自身素质还难以达到国际巨头们的水平，而这次的汇率变动人民币升值会使这些企业重新地洗牌，调整国内企业的格局。这种调整对于我国的外包性企业的影响则更为显著。这样的过程会使得这些外包企业发生两极分化，即自身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科学技术水平高的企业会从竞争中生存下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而那些落后效率低下的企业则会逐步被淘汰，这对于我国的新市场格局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我国目前的产能过程现象是一定的，因此，淘汰这些落后的产能发展高科技高素质的创新企业的过程是十分必要的。

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促进中国的外包服务企业的投资向高端化和国际化迈进。由于人民币的升值会增加中国外包服务企业的投资成本，进而造成企业的收入和利润减少。这样，企业为了弥补成本优势的缺失，他们不仅会想方设法降低成本，他们还会不断提高成本的质量。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外包服务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际竞争力，会把焦点从成本优势转移到其他优势上来。

因此当企业的焦点从单纯的生存转移到了能够令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研发上的时候，企业的发展会发展巨大转变。这时，企业会将自身的部分资金转移到技术设备的配备购买上，这样可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虽然在投资的初期，企业将会面临一定的财务困难，但是不难相信的是，通过这种良性健康的技术研发型投资，企业的外包业务将会愈加的稳健与成熟。而另一方面，企业也会通过对于人力资源的重新调配来提升竞争力，人力资源在企业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人民币升值之后，企业疲于维持自身生存，会减少开支，更不会再去注重人力资源的配备，而当企业的人力资源能够合理高效的配置之时，企业的发展则会更佳。目前，我国已经有不少外包企业走向国际化道路。它们借着人民币升值的这一历史契机，对国外企业进行再发包和兼并收购事务，将外包延伸到银行，证券，金融等各个行业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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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认为，人民币的升值与我国的在岸外包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这也正是验证了那句话，利与弊是共存的。如表1所示，我国在岸外包贸易发展迅速。人民币升值促进了我国在岸外包服务市场的蓬勃发展。在岸外包是相对于离岸外包而言的。离岸外包是指接包商和发包商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企业，整个外包服务活动是跨国界的外包事务。而在岸外包是指接包商和发包商是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企业，在岸外包服务活动是国内外包事务。从商品的规律来看，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外包价格会升高，而敏感的国际企业对汇率波动所带来的经济影响是非常敏感的，因此，这些国际巨头们会选择更加低价的其他国家的外包企业合作。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由于过去长期从事着国际外包事业，这些企业对于自身的外包业务的依赖是相当显著的。这将导致这些企业会降低自身服务产品的价格去获取更大的市场，即使这种市场的获取代价将会是利润率的牺牲。而从在岸外包的角度上讲，当这些企业在离岸外包层面上不能够获取足够的市场之时，他们会选择价格相对低廉的国内市场进行交易，即在岸外包。人民币的持续性升值会使其他国家的企业向中国加大投资力度，投资建厂进行生产，这也会从某种程度上加大自身的在岸外包贸易。

4、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外包服务就是企业实现效率最大化，资源利用最优化，成本最低化的重要方式。企业的外包服务为企业大大节约了时间，金钱，人力，物力等成本。可是，企业外包服务是国际经济贸易的重要的一部分，它受到国际货币汇率的影响。人民币的升值，对于中国的企业进行外包投资或者接包服务，有着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陈建军，陈菁菁. 生产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定位研究——以浙江省69个城市和地区为例[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06）

第3篇

关键词：外汇储备；效益最大化；风险规避；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我国外汇储备效益最大化对策分析

收录日期：2016年1月21日

一、我国外汇储备现状

外汇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外汇储备这几年一直在增长。而在2009年12月底，我国的外汇储备位于世界第一，并且达到了2.4万亿美元之多；2013年第四季度末，它的总额一度曾经达到3.82万亿美元的数额。伴随着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扩大，外汇储备中所存在的问题也逐渐表现出来。鉴于此，我国相关机构应该主动采取措施，进一步提高外汇储备使用效率，增强对外汇储备的管理。

从21世纪初年开端，我国外汇储备随着经济的发展进入快速轨道。2005年第四季度末位于全世界第二，数额达到8，188.72亿美元。另一个数据节点在2006年2月的时候，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跃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数额也达到8，537亿美元。截至2013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达38，213.15亿美元。根据中国银行在2014年1月15日的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到2013年12月月末，中国国际外汇储备余额为38，200亿美元，比上年净增加额度达到5，000多亿美元，年增量创下历史同期最好成绩。

另外，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中国正寻求一些方法和手段尽量避免人民币对美元过度贬值。除此之外，我们发现我国外汇储备过度依赖美元，这样对我国的经济以及金融稳定都很不利，要警惕美国采取“货币战争”的方式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

二、外汇储备利与弊

一般来说，一国的外汇储备需要适度的衡量和存储，而过高的外汇储备不利于一国的经济稳定，并且有可能会成为其他国家转嫁风险的领地。例如，2009年美国产生的金融危机影响了全球很多国家，同时由于我国在外汇储备上的巨额压力，在2014年末到2015年初都采取了减持美元的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了我国对于外汇储备有了清晰的认识和见解，所以外汇储备也是有利有弊的，应该注意在外汇储备上保持适量的度。

（一）外汇储备的有利之处

1、有利于维持一国的汇率稳定。根据传统的一些研究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外汇储备的主要作用表现在，假如某一国出现应付国际收支失衡的现象的时候，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一国的汇率稳定，比如兑美元的汇率进行相关的稳定和发展。一般来说对表现国际收支和偿付外债方面以及我国的信用评价方面都有较为深远的影响。

2、有利于实现经济均衡稳定。作为一国经济调节、实现国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一定的外汇储备是举足轻重的。如果国内宏观经济出现失衡，总供给小于总需求，这个时候利用外汇储备进行扩大进口，使总需求与总供给达到平衡状态；如若国际收支出现逆差的情况，利用外汇储备的差额可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而在一国汇率出现波动情况的时候，这个时候更可以利用外汇储备对汇率采取合理的调节，使它不断达到稳定的状态。

3、有利于提升国家的信心。一国的外汇储备的多少，在传统的看法认为，反映着该国的经济实力，也可以提升该国的信心，说明该国在经济上表现出巨大的优势。在当前新兴市场方面的一些国家，在这上面的认识是：国家外汇储备往往被认为是一国经济信心的一种标志。

（二）外汇储备的不利之处

1、不利于实施一国货币政策。外汇储备过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在外汇方面的政策实施，同时也会增大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困难程度。我国如果在外汇储备上保持过度的量和其他因素，就会导致我国的货币政策不可以很好地达到我们所想达到的目的，会给国内货币均衡带来压力。

2、增加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外汇储备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可以表现为一国的金融债券的持有，同时持有一种以外币表示的金融债权，并不是可以为本国其他所用，也并非投入国内生产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在外汇储备上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假如一国货币当局不再持有一国的外汇储备，那么他们就可以根据一国的实际情况，把这些储备的资产用来进行购买消费，进口商品或劳务，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更不值得的。

3、加大持有国的经济风险。当一国的外汇储备增多的时候，就会加大持有国的经济风险，因为一国的经济稳定与否也是值得我国注意的，特别是2009年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就影响到我国的经济稳定和风险，并且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外，在对外贸易方面更是影响着国家采取对外需求政策，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一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都会采取一些措施来规避风险。

三、高额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外汇储备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有着深远的影响，短期来看，我国虽然在持有的外汇储备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特别在近年来增长速度奇快，并成为全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当然这也会造成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巨大压力。

（一）干扰货币政策，提升通膨压力。1994年以来我国开始实行新的外汇管理制度，进行强制结售汇制度，这项制度导致外汇储备迅速扩大。随后2009年至2015年，伴随我国连续贸易顺差和不断扩大的外汇储备，宏观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压力，很大程度上牵制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使得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能力减弱，更加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不稳定性，影响货币政策的最终实施程度。

（二）资产结构单一，遭遇储备风险。我国的外汇储备风险也在不断加大，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末，以美元计价的我国外汇储备约为2万亿美元，占据我国的一大部分，同时我国共持有美国国债金额达到1.2689万亿美元。这些数据显示出我国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单一，并且在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中，欧元占比达到20%，而日元占比达到10%。与此同时，美国信用评级下调，金融市场的汇率波动也受到流动的国际资本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外汇储备资产遭受着比较大的汇率风险，尤其是美元方面的汇率风险。

（三）会降低资金使用效率。外汇储备作为一种货币资源，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也就形成了巨额的机会成本。因为美国仍然是第一大经济体，并在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占据着主要位置，其国债相对来说更有安全性、流动性等方面的优势；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高额的外汇储备放弃了可以获取较高投资收益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就难以实现。

（四）扩大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导致人民币汇率面临升值压力最直接的原因是不断增长的国际收支顺差，而它的最主要的原因是高额的外汇储备所造成的。伴随着本国货币的升值，其外汇储备是一定会增长的，因此可以说本国货币升值压力是源于其外汇储备的高涨。从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会造成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不断上涨。

高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特别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影响，也会对我国的通胀压力不断提升，所以我们应该保持适量的外汇储备。

四、外汇储备效益最大化对策

根据上文对我国的外汇储备的情况进行分析，我国外汇储备逐年增长，并且成为了外汇储备的世界第一大国，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实力和水平，但是正如上文所说，外汇储备不是越多越好，并且很高的外汇储备也会造成我国存在一定的风险，我们认为应该保持适度的外汇储备，对于出现的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改革管理制度，注意货币多元化。在全世界经济普遍萧条，经济举步维艰的情形下，对于我国的高额外汇储备，这已经不是一个严重的量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本着长远考虑，主动做好经济产业的优化升级，为经济周期做好准备。特别是需要改变目前的外汇储备管理模式，应逐步适度地降低美元在我国外汇储备中的占比，适当地将多种国际货币引入储备资产，实现储备货币多元化。

（二）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面对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我们应该适时采取相应的策略，比如扩大人民币适用范围，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由于我国在近年来也提出一些经济组织的发展，特别是亚投行和丝绸之路等新战略的提出，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外汇储备的合理利用，同时在亚投行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进行相关的协调发展，让全世界相信人民币的作用和其他的影响，真正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三）降低美债的购买量，增加黄金储备。在2013年之后，美元出现贬值的趋势的情况下，应该降低美债的购买量。因为当前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在不断地加重和扩大，这些变化都将动摇美元在全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仍然不放弃，它不仅想要阻挠我国崛起的进程，还想通过出售其武器来进一步一解其国内的债务燃眉之急。因此在如此的局势下，我国需要采取适度的减少对其国债的购买和其外汇走势，从而实现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

（四）加强自主创新变革，主动走出去。建立在强大的实体经济基础之上，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信心所在。我国在金融方面也在寻找自主创新的办法，特别是2014年提出的亚投行的建设，这对我国利用外汇储备都有深远的影响，这样利于我国的人民币国际化和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在这个基础上尽快建立全方位的要素资源的战略储备制度，特别是人民币的交易条件改善和资源价格回落时，我们要抓住时机扩大我国一些产品的进口。

五、小结

总体上说，当前世界经济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不断推行，欧洲债务危机解决困难，人民币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这都使得我国外汇储备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别是对于相关机构采取适度宽松的政策刺激下，当前巨额外汇储备所带来的压力就会得到进一步缓解，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和国内投资者进行海外投资的水平和意识，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建设也会进一步推进下去，为更好地达到“藏汇于民”的目标建立优良的外部环境。

主要参考文献：

[1]吴锋林.外汇储备经营效益管理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3.1.

[2]郑俊涛.中国外汇储备有效管理探讨[J].财经界（学术版），2014.16.

[3]黄峰敏.我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问题与管理问题研究[D].厦门大学，2014.

第4篇

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当月16日起，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区间，由0.5％扩至1％。此举距离1994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已有18年，在此期间，人民币汇率缓步升值，终至临近均衡。

随着均衡点的接近，资本流动以及汇率波动的双向性日益明显，人民币单边升值的压力及其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亦渐趋缓解。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水到渠成，人民币国际定价的主导权将由管控进一步让位于市场。

相较于汇率自由化改革的突围，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亦呼之欲出。近年来，金融脱媒之势迅猛，债券市场蓬勃发展，银行理财产品已成为银行存款的重要替代品；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明显下降，直接融资比重上升。这一配比的变化，反映出利率管制空间的压缩，市场化力量的扩容。而近年来民间借贷的“野蛮生长”，亦被视为金融压抑下新一轮民间自发的货币价格闯关。

如同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利率双轨在完成其孕育市场化力量的过渡性使命后，终将走向并轨。这一切已在决策者的蓝图设计之中。

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看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条件已基本具备：2003年启动的新一轮银行改革的完成，强化了金融机构的财务硬约束及风险控制能力；经过多年的实践与培育，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简称SHIBOR）已成为金融产品定价的重要基础；存款保险等配套机制临近出台；宏观经济层面，通胀压力渐弱。

由此，贷款利率改革可先行一步，存款方面可通过促进替代性负债产品发展及扩大利率浮动区间等方式推进。

“两率”改革的推进，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意味着中国银行业将迎来脱胎换骨的剧变，随之而来的资源配置变革必将引发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全局性转变。

价格改革，贯穿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历史，在周小川看来，中国的改革是系统性体制转轨，改革对整体配套关系的要求比较高，因此在推进利率、汇率改革时，需要作通盘考虑。

――编者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建立金融体系。上世纪90年代的金融改革虽然实现了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变，但仍未有效缓解银行体系资产质量问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一度高达2万亿元。

2003年，新一轮银行改革启动。四大国有银行先后完成财务重组、注资和股份制改造，成功上市。银行业体系的财务状况明显好转，存量风险得以基本化解。如果没有这场银行改革，中国恐怕很难抵御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冲击。

英国《银行家》杂志评选周小川为2006年度“最佳亚洲央行行长”，两个月前，国际金融领域权威杂志《欧洲货币》又将“2011年度最佳央行行长”的荣誉颁予他。历任央行行长，也只有他获得“人民币先生”的雅号。

不过，中国的汇率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最后完成。对于已经在任近十年的周小川而言，对“两率”改革的推进有何思考？近期，《财经》记者就此专访了周小川。

扩大汇率浮动区间

随着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扩大，市场供求力量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央行更多的是在市场汇率波动超量时才去干预，其频率会降低，也更加灵活

《财经》：您曾表示，人民币汇率正在走向均衡，这是否意味着进一步调整汇率形成机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周小川：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状况有明显缓解，2011年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已回落至2.8％的水平，外汇市场供求趋于较为平衡的状况，人民币汇率更加趋近均衡水平，境外NDF市场的走势也表明人民币汇率预期已经分化，当前的汇率更多地反映了市场供求关系。

当汇率接近均衡时，资本流动会是双向的，汇率波动也是双向的，推进汇率改革遇到的困难就会减小，当前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条件也更加成熟。

《财经》：温总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您认为，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风险大不大？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是扩大每日0.5％的浮动区间，还是更好地发挥外汇市场中间价、盘中价及收盘价的作用？在扩大幅度的过程中，央行市场干预的频率和手段是否会发生改变？

周小川：汇改以来，外汇市场发育逐渐趋于成熟，交易量持续增长，交易品种不断增加，交易主体控制风险的能力逐步提高，自主定价的意愿日渐增强，人民币汇率需要更大的波幅区间，以适应外汇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浮动区间太小，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易于触及边界，当汇率扩大浮动之后，企业和居民会更加重视其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价格要素的作用，并采取措施积极管理汇率风险，夯实汇率形成的微观基础。此前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浮动区间为0.5％，扩大浮动区间主要指扩大这一区间。

从历史上看，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是逐步扩大的。1994年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是0.3％，到2007年扩大至0.5％，截至目前，这一浮动区间已经过了五年时间的适应期，而且随着汇改以来外汇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市场成员自主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在不断提高，企业对浮动汇率的承受能力增强，在此情况下，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是需要的，以适应外汇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体现让外汇市场供求关系起更主导的作用。当然央行也有各种手段在必要时对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以维护人民币汇率的正常浮动区间，风险是可以得到有效管控的。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目前是由外汇市场做市商参考银行间市场汇率和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情况在早市开盘时报价形成的，如市场汇率弹性增强了，人民币汇率每日中间价、盘中价、收盘价的弹性自然也会随之增强。随着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扩大，市场供求力量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央行更多的是在市场汇率波动超量时才去干预，其频率会降低，也更加灵活。

《财经》：汇率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资金价格。汇率改革涉及到我国经济发展中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配置优化问题。汇率改革莫衷一是，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为什么争论这么多？

周小川：汇率问题之所以争议比较多，主要有两个：第一，对就业的影响。如果汇率变得太快，企业适应不过来，就可能裁员、甚至关门，就业压力就会增大。如果汇率变化慢一点，就能够给企业一定的调整时间。

第二，汇率水平趋向均衡对资源配置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经济中的有些组别会受益，同时有些组别受损，因此对汇率改革的意见就会有差异。例如，沿海出口地区更关心出口产业的兴衰、当地的就业和招商引资等；内地则可能另有关切。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汇率最好是接近均衡点，如果汇率偏离均衡，就会导致资源配置的错位，给国民经济造成损失，也会给货币政策带来困难。但是这些损失和困难并不那么直观，通常人们也不一定都理解。

特别是，如果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在一些人看来，美国要求的肯定不是好事。这种思维至今仍存在，会影响人们对于问题的思考和判断。

《财经》：其实，在2003年－2004年讨论汇率改革问题时，人们是有不同主张的，有的主张“渐进”，认为一次性调整的风险太大；有的主张“跳升”，您怎么评价？现在是不是还可以搞一次“跳升”？

周小川：2005年的汇改是“跳升与渐进相结合”，先跳升再渐进。只是对于跳升的认识不同，有人主张跳升5％，有的人主张3％，也有人认为绝对不能高于1％。最后决定跳升2％。

那次汇改并没有形成想象中的重大冲击，反而减轻了国际压力，朝着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前进了一步。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渐进改革的战略，而且已经走了这么多年，差的也不是太多了，就应该坚持走下去。不必要一会儿渐进，一会儿“跳升”。中国是一个大国，相信“渐进”数年，会达到目标。

《财经》：在您看来，人民币汇率升值，国内出口企业会怎样进行调整，对出口行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周小川：汇率改革涉及到出口企业的改进时间。包括如何逐步调整产品、工艺和赢得一部分定价权，其实，中国企业的定价权已在逐步扩大。我们调查发现，中国企业的调整能力也是较强的。很多出口企业在改革过程中都活下来了。由于汇率改革，真正大幅裁员、关闭破产的出口企业并不特别多。这也是渐进改革的好处。从中长期看，汇率的调整会给出明确信号，使未来的投资更偏重内需（特别是服务业）部分，适当减少对出口产能的投资，从而在中期有助于推进面向内需的产业结构调整。

《财经》：现在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一些人主张，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倒逼国内金融政策改革，您认为这种倒逼机制存在吗？

周小川：“倒逼”之说往往来自事后的评论。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人预想要倒逼汇率改革，这种设计也不太现实。

也不排除“倒逼”就像“撞击―反射”理论一样，假如某些方面想改革，但是改不动，于是先改革其他方面，对慢的方面就会产生压力，进而推动那个改不动的环节。这种可能性比较戏剧化、故事化，常规设计的时候不会这么做。

《财经》：也有一种观点认为，香港发展离岸市场等于我们在补贴香港？

周小川：香港人均收入那么高，内地补贴它，不会是我们的本意。但是香港是中国的香港，发展离岸市场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补贴”这个事情很难说清楚。就像在低汇率水平下的出口，事实上补贴了“富人”（发达国家），只不过是间接的补贴，对于这一点，人们往往没理解到。那些因政策漏洞、扭曲而存在的隐性补贴，应防止其持续存在；如果是过渡性的，应尽可能过渡得快一些。

有条件继续推进 利率市场化改革

目前，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进一步推进，也正在设计论证之中。贷款利率改革可先行一步，存款方面可通过促进替代性负债产品发展及扩大利率浮动区间等方式推进

《财经》：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说了、做了不少年，现在究竟走到了哪一站？在您看来，新一轮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否应该尽快推进？

周小川：利率市场化是一个过程。2003年前，银行贷款定价权浮动范围只限30％以内，2004年贷款上浮范围扩大到基准利率的1.7倍。2004年10月，贷款上浮取消封顶；下浮的幅度为基准利率的0.9倍。与此同时，允许银行的存款利率都可以下浮，下不设底。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利率也放开了。同时我们主张，企业债发行利率也放开。虽然银行贷款利率下限没放开，但是质量比较好的大企业的债券是放开发行的，其价格已经完全不受贷款基准利率的限制了。

目前，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进一步推进，也正在设计论证之中。贷款利率改革可先行一步，存款方面可通过促进替代性负债产品发展及扩大利率浮动区间等方式推进。

《财经》：您一直强调银行类金融机构财务硬约束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前提，目前我国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财务硬约束状况和进展怎么样？为什么2004年改革还必须保留存款上限和贷款下限的利率管制？

周小川：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前，我们曾详细研究过一次利率市场化改革，首先感觉是各家银行改革进度不一。应该说，股改后的银行基本实现了硬约束，它们会担心存款成本抬升，不一定愿意抬高存款利率。有的银行当时还没有进行股改，缺乏财务硬约束，即竞争起来可不计成本、不计效益。另外，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财务约束完全不一样，是没有办法放在一起公平竞争的。在全面实现金融机构财务硬约束之前，往往是质量越差的银行越敢提高存款利率，或者是那些出问题的证券公司，为了救自己而拼命地高息发柜台债，最后赌一把，看能不能够挺过自己的危机。

事实上，本世纪初曾经进行过改革试点，当时允许农信社的存款利率可以上浮，利率很快就都浮到顶了，但是随即转嫁给贷款利率，抬高了企业整体财务成本。存款竞争反映了当时农信社资本和成本约束尚未建立。

目前，农村信用社有差不多三分之一是资本合规的；三分之一还需要一两年才能达标；另外三分之一资本充足率尚没有达到4％，其中有一小半左右资本还是负值。如果没有有效的资本约束，竞争往往是胡来的，加速利率市场化改革，最差的三分之一农村信用社怎么办？给不给定价自？如发生不正当竞争则道德风险问题会比较突出，可能要给它们时间让其达标。

再有，银行改革是要消耗财力的，当时希望商业银行经过几年时间、在不太张声势的情况下消化掉一部分改革成本。当然，这并不都是银行自身的错，很多是旧体制和转轨过程所遗留的，当时测算改革成本大概有2万亿元左右，其中有一半多跟政策性业务有关。

《财经》：利率市场化意味着商业银行具有自主定价能力，目前商业银行自主定价能力如何？

周小川：并不是说，只要放开利率管制，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之后就必须做到自主定价，这不仅包括贷款的自主定价，还包括负债方业务（如吸收存款）的自主定价。对此，银行并不一定欢迎，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去长期的利率管制使商业银行形成了较强的依赖性，客户提出疑问也可以将责任推卸给中央银行，说价格不是它自己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一旦利率管制全部放开，将对商业银行形成较大的市场压力，这里面既有贷款竞争也有存款竞争，需要自己去对客户做好解释。例如，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人民银行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扩大到基准利率的0.7倍，提升了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权。但是，一些金融企业并不愿意对住房抵押贷款行使自主定价。

经过银行改革，尽管改革成本逐步被消化，硬性约束也慢慢建立起来，但基层还有一些问题，比如农信社改革进度参差不齐。2008年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又出现了新情况。

《财经》：哪些新情况呢？

周小川：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实行数量宽松性政策，国外的利率那么低，导致“热钱”往利率相对较高的新兴市场流，包括中国。

我们的基本看法是，不用太惧怕“热钱”，我们可以筑一个“蓄水池”，“热钱”来了就放在池子里，央行基本上对冲掉，不让它们去扩大货币供应量，减少对国民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以后“热钱”要走就让它走，赚点小钱也可以，毕竟赚得不多。

但是，也有不少部门和专家对“热钱”流入非常忧虑，在大家对国内通货膨胀不满意的情况下，“热钱”就成为指责的对象。所以，“热钱”一定要管住。可是，境内外利差明白地摆在那里，“热钱”有逐利的动机，怎么办？在这种压力下，存款利率不要着急动。

因此，实际负利率的存在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并不是我们有意选择的结果。

《财经》：这就是说，国际金融危机也是影响我国利率市场化的一个因素，除了这些，还有哪些因素需要考虑？

周小川：还是有一些因素要重点考虑的，例如，需要有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否则如果银行的家数太少的话，即使银行能够自主定价，也可能“店大欺客”。如果形成了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就可以促使银行之间通过市场方式相互竞争，重视和尊重客户的选择，从而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还要考虑宏观经济条件，如通胀状况。在通胀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推进改革，商业银行在自主定价过程中就有双向压力，表现在价格上就是有上有下的走势。反之，如果通胀比较高，人们会有价格上涨的预期，这样即使实现了自主定价，也容易出现价格单边走势，从而使得改革不得人心，易导致改革中途受阻，甚至夭折。

《财经》：我们注意到，您在近期《中国金融》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基本具备，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按照中央会议精神继续积极推进。那么，得出这一判断的基础是什么？放开利率管制到底是否可行？

周小川：利率市场化写进了“十二五”规划，我们也做了金融“十二五”规划的分报告。我们说，有条件把利率市场化改革向前推进；不过，真正推进的时候，还需要克服一些困难。

1996年以来，以放开同业拆借利率为起点，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价权不断扩大，市场机制在包括存贷款和债券等在内的金融产品定价中的作用明显增强。近年来，商业银行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金融机构的财务硬约束进一步强化，利率定价和风险控制能力大幅度增强。同时，人民银行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等调控市场利率的能力逐步提高，可为金融产品定价提供参考的货币市场基准利率（SHIBOR）也得到培育。加之，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优胜劣汰退出机制也正在建立过程中，这将为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中对产品和服务进行科学合理定价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因此，可以说，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基本具备。

当然，改革条件不可能百分之百具备，历来人们对改革的利弊认识就不一样，另外对不同的银行组别和客户组别来说，改革带来的利弊也不一样，因此就有不同的意见和态度。和以前比起来，如果现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恶性竞争的可能性会相对少一些，但是热钱会相对多一些。关键在于如何衡量改革的利与弊，只有利没有弊的改革是不存在的。

同时，改革有一个时机选择问题。目前看来，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平息，外部环境还要再予以观察，国内也面临经济趋缓和通胀压力并存问题，所以需要有合适的时机，看能不能形成共识。

《财经》：如果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您认为改革的现实路径是什么？

周小川：一个可选择的方案是，允许符合财务硬约束条件和符合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要求的合格金融机构，扩大自主定价权；以建立健全对竞争秩序的自律管理作为过渡，让上述机构开始实行利率自主定价。同时，继续培育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健全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机制，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近年来，人民银行在SHIBOR培育中就自律定价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应继续完善和加强。这样，经过一定时间的过渡，会实现利率市场化。

数量型政策工具有自身逻辑

通胀涉及到货币供应量是否过度，如有过度就应予以对冲。对冲充分了，把过量的部分都放“池子”里，将来通胀降下去了，可以再放出去。真正对通货膨胀形成压力的，还是在于舆论上对于对冲措施的批评

《财经》：在利率改革和汇率改革迟滞的背后，是近十年来中国宏观调控的市场化程度似嫌不足，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又偏向于数量型，而不是价格型工具。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小川：首先，中国的政策思维倾向于数量型工具，实际上起源于过去的集中性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时期，供给和需求都按数量予以计划并分解下达，不注重价值规律，自然也就不重视价格工具。所以这一倾向有其历史原因，而且是始终就有的。

其次，为了应对这次金融危机，一些西方国家，最初是美国，后来是欧元区也采取了数量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全球有过剩的流动性和强劲的资本流动，相当一部分流向新兴市场国家，一些国家受到的冲击较大，意见也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自然的选择就是采取数量紧缩政策来应对数量宽松。

再次，发达国家的规律是，如果通货膨胀上去，长期利率随之上升，导致投资意愿下降。而中国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储蓄率过高， 2010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仅33.8％，消费过低。如果提高利率，对投资的影响有多大？各级政府有大量行政性建设投资，虽然高利率水平会提高长期投资的成本，但是在政绩的驱动下，有时不管成本高低，都要进行投资建设。此外，提高利率对储蓄率和消费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恐怕要在选择政策工具时予以必要的考虑。

总之，中国和发达国家各自担心的问题有些不一样之处，所以中国处理问题的政策选择还要有自己的分析。

《财经》：上一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本，很大一部分要靠事后“摊销”；加上资本流入和经常项目顺差导致的外汇占款，以及为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所采取的经济刺激计划，地方债频发，这些都可能造成通胀压力，因此需要对冲。当前的对冲措施能否中和掉通胀压力？效果如何？难点在哪里？

周小川：改革成本摊销问题是中长期的，不会集中在近期有所反应。外汇储备的增量变化如不过大，也不会在近中期对通货膨胀有明显的影响。

总的看来，通胀涉及到货币供应量是否过度，如有过度就应予以对冲。如果对冲充分，就不会导致明显的通胀。对冲充分了，把过量的部分都放“池子”里，将来通胀降下去了，可以再放出去。

真正对通货膨胀形成压力的，还是在于舆论上对于对冲措施的批评。如果批评声音很大，可能会导致对冲不足，通胀就难以避免。存款准备金增多的时候，反对的声音会增强，一些部门和地区都会有意见，所以，对冲也是得罪人的。

假如使用公开市场操作的一些工具来对冲，影响就不那么直观，可是反对者一旦明白过来，还是会发出反对的声音，影响决策。另外，使用公开市场工具对短期市场利率会有较明显的影响。总之，不会有十全十美的做法。

《财经》： “池子”的内容是不是还可以更丰富一些？作用如何？

周小川：要让货币供应量适度，很多办法都是可以想的。但是每一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从我们的角度看，对冲方式的变化也很多，只是很少有人注意罢了。一旦挑明，倒容易挑起争论。“池子”是一种形象化的提法，当时主要是为了针对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提出来的，为了吸纳过多的流动性，应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同时，这种概念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实现方式，都是可以探讨的。

改革需系统性配套

我国的改革是系统性体制转轨，对整体配套关系的要求比较高。当前我们在推进利率、汇率改革时，需要作通盘考虑。当然，也并不是要等各方面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才能推进这些改革

《财经》：不管是利率还是汇率，都是资产或要素的价格，而价格改革又是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十四大以后，改革更加强调系统性。怎么理解改革的这种系统性？

周小川：我国的改革是系统性体制转轨，改革对整体配套关系的要求比较高，中央、国务院也一直强调这一关系。价格改革对配套要求比较高，需要创造条件并推进形成配套行动来保证改革达到预期目标。回顾改革历程可以发现，价格改革和企业自主经营、自主定价是结合在一起的。同时，价格改革和间接税改革、理清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关系等环节相互联接。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十四大文件中提出：“在保持价格总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放开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尽快取消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加速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进程。”这里面强调了保持价格总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也提出了生产要素市场化的问题。

从主要的配套关系看，1993年、1994年重点抓的是增值税改革和汇率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配合商品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纠正价格扭曲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商品价格中包含流转税，而当时的产品税体系存在税率不平等和重复计征的问题，导致价格扭曲；二是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水平不平行，存在双重汇率甚至多重汇率，出口退税和进口征税都比较困难，企业无法站在同一个价格起点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导致大量的摩擦，还有走私甚至是损害整体利益的不合理出口。

《财经》：那么，当前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改革是不是也需要一些配套关系？这些改革的条件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吗？

周小川：利率和汇率改革本质上都是价格改革，意味着给金融领域的企业以自主定价权问题。一方面，银行要有自主定价权，有了定价权以后，客户也要有自主选择银行的权利和空间，这就要看是否有竞争性的环境，从而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定价。另一方面，个别微观主体定价可能存在偏离合理水平的问题，这很大程度上与消费者、金融机构之间可能存在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有关，竞争机制将会逐步纠偏。但如果你对定价偏差没有思想准备，就很可能想走回头路。另外，利率、汇率都是综合性的价格，其他重要领域的价格是否也市场化了？这对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会有相互影响甚至冲击，当然，搞得好也会相互促进。

可见，当前我们在推进利率、汇率改革时，需要作通盘考虑，要考虑税收制度的问题，与国际市场的关系问题，也要考虑是否形成了、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微观主体的响应如何，包括金融机构定价行为和能力如何，消费者自主判断和选择能力如何，等等。从过去的改革经验看，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当然，我并不认为要等各方面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才能推进这些改革，而是说，改革可以是相互促进的，有些领域到位了，就能推动其他领域的改革跟上来，相互促进、推动。但一开始时，你会看到摩擦、不配套、不协调，甚至是消极效果，这就要贵在坚持。就如前面举过的例子，在汶川地震后给了商业银行房贷利率更大的浮动区间，但一些商业银行不愿自主定价，不愿面对客户的询问，顾客如抱怨价格或贷款条件，商业银行柜台可推脱说是中央银行定的，从而对此不承担责任，这样既简单、省事，又不得罪客户。

此外，深究起来，这还涉及到商业银行的定价模型、数据基础等能力的逐步建设。

再有，作为价格改革的利率、汇率改革，还需要有一定的宏观经济条件相配套。

《财经》：利率汇率改革需要什么样的宏观条件？

周小川：在通货膨胀率比较高的情况下，进行价格改革往往是比较难的，因为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有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胀，容易导致人们的不满，对决策者形成压力。在通胀控制得比较好的情况下，价格改革就比较容易出台。这就涉及到宏观调控。

《财经》：对于改革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有一些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您主张如何处理改革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周小川：一种说法是，在宏观调控比较好，把通货膨胀管住的情况下，才容易推进价格类的改革。通货膨胀上来的时候，各项价格管制措施往往马上就出来了，就不容易改革。我同意这种看法。

另外一种说法是“通货膨胀无大害”，认为通货膨胀没关系，可以在高通货膨胀、高增长速度下进行改革。我认为不太现实。

改革益处在于资源配置优化

在进行改革的利弊分析时，不要光着眼于一些表面问题。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好处来自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优化，这是大家受益的基础，而不一定是为了解决一些各不相同的具体问题

《财经》：回顾过去的市场化改革，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就涉及到改革如何能带来好处的问题。目前人们寄希望于利率市场化改革能缓解“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您怎么看？

周小川：应该说，总体而言，我们推进改革追求的是资源配置的优化，配置效率的提高。也有人把改革的动机看成解决某个问题的途径，而不是从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待，例如，您提到的“贷款难、贷款贵”而银行利润比较高等问题，一些人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剂药方。

改革早期，人们往往把商品价格的扭曲归结为流通领域中的“长途贩运、投机倒把”，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流通领域固然有问题，但作为中间环节主要还是起传递作用，实际上流通环节只是把生产领域的问题传递到了零售市场。金融也是类似，金融更多的是发挥媒介作用，把多余的资金传递到需要资金的用户，通常也把价格传递或转嫁出去。

要看到，“贷款难、贷款贵”在特定阶段与通胀水平较高、控制总需求压力较大这一宏观状况有关，靠微观定价机制不一定都能解决。如果缺乏必要的宏观条件，利率放开了，可能会出现贷款更贵的情况。利率市场化的真正好处还在于资源配置的优化。有些人希望宽松的宏观政策有利于缓解“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但可能是恰恰相反，抑制通胀的宏观政策才会是真正有帮助的。

《财经》：这意味着市场化改革要着眼于资源配置优化，而不是为了解决一些短期内出现的具体问题。为此，还是要理清思路、创造条件、下定决心，是这样吗？

周小川：的确如此。首先是在进行改革的利弊分析时，不要光着眼于一些表面问题。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好处来自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优化，这是大家受益的基础，而不一定是为了解决一些各不相同的具体问题。

第5篇

关键词：OEM商业模式;中小企业;贴牌产品

1我国中小企业OEM商业模式发展现状

OEM是英文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e的简称，即原始设备生产，在我国亦称“贴牌生产”或“定牌生产”。具体指已经确立品牌优势的企业掌握着关键的核心技术，负责设计和开发新产品，控制销售渠道，但是自己生产能力有限，或者发现其它厂商生产这种产品的成本比自己生产的成本低，为了降低上新生产线的风险，甚至为了赢得市场时间，通过合同订购的方式向其它同类产品厂商下订单，由这些厂商代为制造，对所订产品低价买断，并直接贴上自己的品牌商标。承接这种加工任务的制造商就被称为贴牌生产商或者接单企业即OEM企业，其生产的产品就是贴牌产品，也叫OEM产品。利用购买方的销售渠道和品牌优势与供给方的设备、原料、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等制造优势合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产品的整体竞争优势，给双方都带来了更高收益。

我国是个地大人多的国家，劳动力成本低，在中国制造企业中，85%属中小企业，而在这些中小企业中，又有85%属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将成为国际OEM生产贸易合作的重要力量。外国企业委托中国加工零部件、配件、半成品件、成品件和成套设备，或直接利用企业自身成功产品贴牌行销，无疑将增强外国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销售市场，中国企业更容易进行优化并合理的解决诸如行销成本、民族差异、思维意识、生活习惯等差异带来的产品问题，这些都是企业发展的不可估量的优势所在。同时，按照在销售地区制造产品的最优化原理，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为中国客户制造产品、成套设备，又是一种最佳选择。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加上发达国家对高额利润的追求，推动了工业内部国际分工，为中国开展国际OEM生产贸易提供了难得机遇。我国中小企业利用经济学中的“木桶原理”，积极利用了OEM商业模式的优势，为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OEM在我国经历了早期阶段、积累阶段、成熟阶段。在这过程中造就了一大批成功的企业，其中格兰仕就是最成功的案例之一。世界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商格兰仕就是中国家电企业利用OEM的典型代表。格兰仕的前身是1978年9月开始筹办的乡镇企业“顺德桂洲羽绒厂”，生产羽绒制品。1992年，公司进入家电行业，更名为格兰仕企业(集团)公司，开始进入相对不被人重视的微波炉行业。截止2006年3月，格兰仕微波炉产品出口到欧、美、亚、非、大洋等五大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格兰仕在带着微波炉产业稳步升级的同时，开始在空调领域发展。2005年，“全球最大空调专业制造基地”落户格兰仕。格兰仕除了在微波炉产业和空调领域带给世人惊喜之外，在小家电领域也越来越有王者风范，2005年，格兰仕小家电更以800%的增长率引起国人和世界注目。格兰仕的成功秘诀就是站在国际大公司和知名品牌的肩上，以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加技术进步和薄利多销策略，通过贴牌生产开始创业，也通过贴牌生产走向海外市场。在经过不到十年的发展之后成为全球最大的微波炉生产企业，并创出了一条国际化经营之路。目前，格兰仕公司生产的微波炉，其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75%，全球市场占有率也高达35%，格兰仕产品销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创汇2亿多美元。在10多年的企业实践中，格兰仕坚持低成本，逐步形成了以低成本为核心的竞争优势。每天实行的三班制工作使得格兰仕的一条生产线相当于欧美企业的6-7条生产线。由这个成功的案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OEM对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带来的有利方面。

1.1有利于我国中小企业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随着中国加入WTO，几乎所有的国内企业都面临国内国际市场的双重激烈竞争。那些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差，要想在竞争中得以生存发展并走向国际市场，采取贴牌经营方式依附于国外著名企业，可以把市场风险降到最低，从中逐步积累资金、提高技术水平，为今后发展奠定基础。通过OEM商业模式同一流的国际企业合作，OEM企业可以直接学习他们在标准控制、质量管理、产品设计、市场开发、职工管理等方面的成功经验，进而可以提高自己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自己的合作能力。避免自于“干中学”的经验积累。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中小企业以及处于国际化经营初期的企业更应以贴牌经营为主。

1.2有利于我国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和缓解就业压力

“贴牌”使闲置的生产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设备折旧得以实现，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下降(包括本企业的产品)，职工的收入有了保障。这样，有助于降低亏损，缓解国内就业不足的压力。如目前我国不少轻纺行业技术成熟，国内市场饱和，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短期内难以创造国际竞争优势。只有做OEM才能把闲置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使我国中小企业走出“死亡线”。

1.3有利于我国企业降低风险

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低价的原材料，较强的制造能力，以及大规模生产等优势来获取利润，形成“规模链条”效应的良性循环。进而有效减少技术研发，市场营销和品牌开发等方面的成本和风险及规避市场风险。

1.4有利于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应该承认的现实是，OEM企业的品牌和设计能力同跨国公司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在合作的过程中，OEM企业得到了全方位的锻炼，既夯实了制造环节的软硬件，又了解了国际市场需求和国际经营惯例。通过生产国际乃至世界知名品牌，从而提高OEM企业的知名度，为OEM企业自建品牌、开拓国际市场做好了铺垫。

2我国中小企业OEM商业模式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中心，在各个领域OEM方式的合作无处不在，其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也是前所未有。然而，OEM可谓“七分馅饼三分陷阱”，随着OEM模式在我国的日益发展，其中隐藏的问题也日益浮出水面：

2.1法律法规建设不完善

OEM与假冒伪劣产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建立在合同授权基础之上的合法合作关系，因此授权合同的签署十分重要。如果合作企业间的OEM合同制订的不够细致、完善、严格，就会造成法律风险。国外名牌的定牌协议文本往往有厚厚的一本，从设备到工艺，从标准到质量，从配件到整机，从价格到市场，从服务到维修，从交货周期到配件供应年限，从付款到交货，从检测到验收，都做了十分严格、完善的约定，防微杜渐。而国内的企业往往一蹴而就，不能及时的防微杜渐，这就容易导致纷争增多，进而引发合同纠纷。此外，由于国内的法律实施条款不完善，尤其是在合同纠纷中的仲裁依据、国内OEM制造商的责任确定、诉讼方的利益和仲裁对象范围等方面，在实际运作中还有着一定的操作难度。另外国家还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来帮助企业进行商标查询，企业对于哪些商标可以合法的进行加工生产没有太多的了解途径，不利于我国中小企业寻求贴牌产品，进而不利于OEM方式在我国进一步的发展。

2.2OEM加大了中国品牌国际化的难度

品牌就是质量，就是效益，就是竞争力，就是生命力。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品牌就是霸权，品牌的寿命比产品长，品牌资产又可以逐渐积累，通过品牌延伸又可以惠及多种产品，因而，创品牌具有长效性，而OEM却欠缺这方面的优势。OEM是用别人的品牌出口产品，工作做得再好都永远没有实现品牌国际化的可能，因为品牌是别人的，用户资源永远掌握其他品牌的手里，自己的规模再大用户资源也没增加，一味地为外资打工，会忽视了自有品牌建设，影响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最大化。

2.3外商拿走我国贴牌生产的丰厚利润

在整个世界经济的价值链条上，研发、设计、采购、生产、库存、营销和运输等环节，缺一不可，每个环节都有巨大的利润可挖，但各个环节利润比重各不相同，有些环节利润比重差别很大。并且随着OEM在我国发展越来越成熟，各个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越来越小。比如说，美国的“芭比娃娃”玩具进入中国市场，售价329元人民币，而替其加工的中国某厂家每加工一件仅得加工费4元人民币。

2.4成本优势逐渐减弱

随着世界产业格局的不断深化，我国产业格局的调整，以及保障公民权利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我国人力成本低的局面正发生着变化。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如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部分非洲国家)势必会抢走本属于我国的部分OEM定单，中国OEM中小企业面临着既无自主品牌又无活可干的局面。

2.5业务来源受制于人

由于OEM制造商对市场预测能力不足，对自己的分销能力估计不足，如果对方削减订货量，而自己出于对方计划的惯性，市场巨变后一时难以调头，会造成我国中小企业有大批配件和原材料积压，大量资金被占用。一旦委托企业撤走订单，由于企业过分依赖于某项代工计划，一旦市场承受能力不足，企业将很难转型生产，最终引发企业经济上的危机，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倒闭。

3优化OEM模式的建议

那么如何克服我国在开展OEM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风险呢?应该从政府的行政监督和企业的自我管理两方面入手。

3.1政府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扶持政策

国家应制定一系列完善的咨询、指导、预警和风险防范系统，给企业做完整并且可行的OEM规划和引导，在宏观环境上摒除OEM发展制度上的障碍。使我国的OEM加工走向规范，使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有法可依，政府应为企业提供相关的查询服务，并有的放矢地对企业开展教育培训，加强他们对国际惯例以及相关OEM法律方面的学习，提高企业自我保护意识。

3.2OEM加工企业必须要制订合同规范制度

加强与OEM委托方的沟通和协调，避免合同纠纷的发生，双方在合同中对业务双方的权利和法律责任等方面要有十分完善的硬性规定。当合作双方对于OEM的认识和执行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存在很大的差异时，要积极沟通协调，及时进行调整。同时加大协同商务地开展，在业务流程层面上解决好合作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严格恪守诚实守信的原则，但是如果由于对方处理不当，双方发生纠纷，我们也要敢于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3.3从多方面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OEM企业要深入发掘OEM给予的深层次好处，逐渐在某些领域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鼓励OEM企业走OEM动态组合的方式，即选择若干环节培育并增强其竞争能力，重建自己的优势地位，从而达到发展内部和新优势及利用外部产业链上其他企业的资源优势的强势结合，共同分享产品市场，并为企业长期发展战略提供资金、技术上的保证，真正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还要加强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的管理，坚持走多元化(diversifiction，亦称多角化、多样化)发展的道路，提高核心能力。

3.4企业要充分了解贴牌产品在市场中的变化

品牌是有其独特的特性，如地域性、民族性等，一个品牌有一定的生命周期，所以OEM企业要根据品牌质量内涵及品牌提供商的信誉来选择实用性强的OEM商品进行贴牌生产。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偏好也是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所以企业要充分了解市场动态，使OEM产品更好的得到市场需求。

“贴牌”是作为权宜之计还是作为长久之策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在条件并不明显有利于自己做市场的情况下不妨把“贴牌”作为一种长期经营策略来对待，至少可以把它与自己做市场、做自己的品牌放在同等地位来并列实行。不要轻易放弃或拒绝“贴牌”，因为从经济学上讲，一个企业应追求利润最大化。无论如何，品牌应该是能为企业带来效益的，“求名不求利”不是一个企业理性的选择，与其和别人拼得个头破血流，不如自己踏踏实实挣钱。如果一个企业在产品生产组织上己经相当专业，一个企业的技术开发模式已经习惯于产品的生产，一个企业的职工队伍结构己经形成了产品的生产优势，不妨发挥生产特长，将“贴牌”作为一种长期经营战略来从事。

适度把握好OEM加工的规模，把贴牌加工与创造自有品牌结合起来。单纯做品牌或者OEM风险都较高，二者可以并行不悖，分散风险。中国企业在选择代工模式时可以坚持做品牌和做OEM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战略，根据企业自身特点、所处行业以及竞争对手等方面的因素，合理确定贴牌加工与自有品牌的比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尝试逆转OEM方向。所谓“逆转OEM方向”是指企业不再为其他厂家生产OEM产品，而实现角色变换，将产品外包，委托其他厂家为自己进行定牌生产，占据高端利润，即技术专利带来的利润。逆转OEM方向的前提是必须掌握关键技术。如今我国中小企业OEM实施中虽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与不足，但是只要企业真正认识OEM，真正用好OEM，借助于OEM这个资源整合的方式，抓住OEM这个商机，就能大力发展我国中小企业。

参考文献

[1]奚红妹.OEM对中国企业的影响[J].上海企业，2005，(12).

[2]殷晓红.OEM交易对OEM生产商的影响[J].辽宁工学院学报，2005，(6).

[3]方国方.怎样成为出色的OEM厂商[J].日用化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品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2006，(2).

[4]李伟，邵翔.OEM为什么如此盛行[J].经营新视野，2002，(3).

[5]许亚平.我国OEM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集团经济研究，2006，(35).

[6]王燕妮，王娜.我国企业实施贴牌经营的建议[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5).

第6篇

《当代财经》将部分学者的发言稿作为特稿刊发，与广大读者共享这次盛会的成果。

关于中国城镇化的一些问题　厉以宁

关于城镇化问题，大家的共识是，中国城镇化率太低了，因为刚解放的时候我们是20％的城镇化，意味着80％的人口是农村人口；经过了60年，2009年达到了46％，60年才增加了26个百分点，这是很慢的。何况46％当中还包括了一部分半年以上住在城市，但是身份还是农民的农民工，他们没有融入城市生活。今后怎么办，经济学家都在呼吁，城镇化率要提高。假定以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到2019年，也就是十年以后，我们的城镇化率可以达到56％；20年之后，到2029年，城镇化率可以达到60％；30年之后，到2039年，城镇化率可以达到76％。

中国这样的社会是不是最后一定像美国那样，把农业人口降到5％以下，要根据将来的情况定。如果将来的人口是16亿，我们的城镇化率可以达到76％，意味着12亿住城里，4亿住在农村，大体是这样的情况。

城镇化率对中国将来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一是扩大内需，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推动力；二是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可增加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但有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地方要扩大城市规模，我们靠土地财政这条路是行不通的。靠卖土地不能解决问题，得靠地方债务问题解决；靠地方债务问题解决，地方欠债就越来越多，谁来还呢?地方债务越来越多，将来会出问题。

城镇化过程当中，需要的公共资金、建设资金数量是巨大的，而且是持续多年的，这样的巨额资金如何筹集呢?有一部分是依靠政府筹集，依靠政府的财政支出，比如说义务教育的实施，某些医疗卫生设施、自然和消防的设施、环境治理的设施、行政关系的设施，政府财政无疑要承担这些建设的费用。居民住宅中的廉价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政府也有责任要承担。还有一些资金，主要要依靠市场，比如说商业性的设施、高档住宅的建设、某些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民办高等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等教育设施的建设，还有某些民办医院的建设，可以通过市场筹集。现在问题在于，公用事业建设的钱从哪里来?公用事业的建设资金来自何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城市的供水、供气、供热、供电、公共交通等，还有其他公共服务业资金，既不能完全靠财政，也不能完全靠市场。之所以不能够完全靠财政，是因为财政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之所以不能完全靠市场，是因为公用事业一般投资周期长、回收期长，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不愿意投入大量的资金在公用事业方面。所以，必须走出一条新路，想出一种新办法。

我们可以考虑用中国公用事业投资基金来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公用事业资金筹措和运用问题。中国公用事业投资基金怎样建立呢?主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三方力量组合起来，然后再动员广大的民间资金，把这些资金用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事业建设。这在国外是有经验的，如澳大利亚城市建设主要是依靠公用事业投资基金。据不完全统计，到2008年10月全世界有63支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基金，资金的规模加在一起有好几百亿美元，年平均回报率在10％～14％之间，这个经验是可供我们借鉴的。假定我们在中国要组建中国公用事业投资基金的话，建议由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作为发起人，投入适当的财政资金，也就是种子基金。先投一部分进去，然后吸引机构投资者参加。机构投资者主要是金融机构、社保基金和其他的机构投资者，这样基金就初步建立了。由中国公共事业投资基金发行中国公用事业发展债券，以基金债券的形式向社会、民间募集资金。用这样一种方式。就能够吸引民间资金从事公用事业的建设。资金管理是主要问题，把资金运用得好，一开始虽然不能像澳大利亚那样把回报率做到10％以上，但是8％以上是没问题的。8％的回报率，这个吸引力也是很大的。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仍然可以吸引大量民间资金进来。那么中国城镇化建设过程当中，如果资金问胚解决了，实际上是三驾马车一起拉，财政负担一部分，主要是义务教育、医院等；民营企业解决商业设施、民办的教育等；公用事业将主要靠投资基金解决，这样也许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新路。

责任编校：一诺

对整体改革理论的几点解释　周小川

我对吴敬琏老师所率领团队所进行的整体改革理论研究简单做几点解释。

首先第一个方面，这个理论强调改革从旧的集中型计划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转变，这个体系是整体的系统，不可能拼凑起来，但是最终体制之间有很多相互关联的内容，所以是系统的构建，表明改革开放具有整体性。

一开始大家希望把我们见到的不同的经济体制中的优点或元素简单拼凑起来，比如有一些像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慢慢大家接受这个改革是系统性的，不仅包括不同的经济领域，还进一步发展到法律体系，发展到社会体系。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50条，基本上反映了改革整体性的概念。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既然是整体性的转变，就会涉及到哪件事应该先做，哪件事后做，怎样做使得改革能够尽量平稳，同时取得成效，并在改革进程中给大家带来福利。因此，这个问题就变成最优顺序的问题，也就是改革应该怎样安排各项议程的顺序。每一项改革的利与弊以及收益都有不同，所受到的约束条件不是十分清晰，具有一定模糊性，同时有些问题存在争论，实际上最优顺序是非常难以论证和进行设计的。对这项问题的讨论是有益的，正因为有了最优顺序的讨论，使得最后可能达到一个次优的顺序，而不是很差的顺序，这也是整体性改革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三是帕累托改进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理论中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的问题导致帕累托最优，最优境界在理论上来讲是比较好认识的，从改革和开放的角度来讲，是追求在改革进程过程中，在动态状态下能够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使得改革能够在步骤上保持尽可能给全体人民带来更大的福利，也就是改一部分获得一部分收益，收益让老百姓能够体会到，从而获得改革的动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各级干部对改革的支持。当然，这个做法在研究和论证方面有多种多样的内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也确实是在这方面取得了成效。不像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改革，由于不能够及时带来改革的福利，甚至带来GDP的下降，从而很早就出现所谓“改革疲劳症”，出现很多反弹的情绪。

第四是中国坚持了渐进主义。渐进主义反映了改革是一个大的系统，也是一个大的系统转变，同时需要有一个顺序的安排。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帕累托改进。因此，渐进的改革有它内在的理论基础。

(1)人的思维转变。包括人民和经济学家，也包括政策的决策者，思维转变都有一个过程，有一个不断认识和转变的过程。不论是对旧体制的认识，还是对新体制的研究和理解，都有这样的过

程。

(2)渐进主义。中国虽然坚持渐进主义，但是我们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改革开放相比，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因此，今天我们才获得了这么多的进展。所以，中国在近20年中一直强调发展、改革、稳定之间的相互关系。

(3)配套关系。改革需要很多相互配合的关系，相互配合如果做得不好的话，改革可能代价比较高，收益比较小，同时也不容易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坚持并掌握渐进主义改革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第五，改革问题涉及到的学问，有人归纳为改革经济学，也有人归纳为转轨经济学。我个人在八十年代末期曾经介绍过国际上特别是匈牙利一位经济学家对于改革经济学学术质量评价的报告。既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旧系统的低效，要朝向一个新的系统进行转变，它的很多内容都是过渡性的，研究很多系统相互关联和配套性的关系都是动态转变的过程。现在再回头看，当时的研究似乎没有太高的学术质量，当时在转轨经济学界普遍有这样的讨论。但是，动态变化中如何实现最优或者较优实际上也是很有学问的。改革要处理小样本问题，不可能有大量的数据支持论证改革及其配合关系的优化程度。因为样本非常小，我们七十年代末的体制，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已经不大好用了。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所能收集到的数据，首先要求有一个制度的稳定性。如果制度不稳定，样本回归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与此相关，改革经济学必然特别重视横向比较。从时间序列不容易得出非常明确的结论，可以从横向比较中获得。在改革经济学当中要重视思维转变，因为思维转变的内容确实非常丰富。

第六，整体改革结合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推动两种方式。改革有些内容，比如早期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50条基本框架、外汇改革和税收改革、加入WrO以及银行体系的改革，这些都有自上而下整体设计的特点。我们也有大量的发动群众、发动基层政府自下而上的改革，这两者应该更有机地结合起来。有些改革也是有意鼓励和支持来自企业、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由他们推动这些改革。比如说我们的农村改革、多种所有制的发展，都有上下的结合。另外，竞争也推动了改革开放，有些地方会率先敢于冒一定风险实行改革开放的措施，在这个过程当中表现出优势带动整体的改革推动。因此，在整体改革内容中也包括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互结合。

责任编校：一诺

中国经济的世纪增长与金融模式的选择　吴晓求

中国是全球性经济增长的大国，中国全球性的经济增长若要维持一个世纪，我们需要什么?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维持20年没问题，也就是说从2001年我们加入WTO之后到2020年，中国经济平均维持9％的增长速度应该说不成问题，因为靠资源、人口、制度的优势，靠制度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人口红利、制度红利等足可以维持中国20年的经济增长。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可能像韩国那样维持20年的增长，更不能像日本那样，虽然日本也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从地域辽阔和人口来说，不能和中国相比较。我们维持20年的增长，达到人均GDP 1万美元，我想不是我们最后的目标。我们非常远大的目标，我想要像美国那样，在二十世纪100年中，除了6年有经济的衰退，94年都维持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一直到2008年，也就是说维持了100年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显而易见是要设计一套制度，让它能维持一个世纪-的增长，这样才能成就中国人的梦想，20年的梦想只解决了小康，想引领这个世界还不可能。

美国一个世纪的增长，我们可以总结出很多的原因，其中两条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学习。一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在产业中广泛的应用，科学技术的应用，包括19世纪末期钢铁工业的兴起，冶炼技术的兴起，推动钢铁工业的发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汽车工业的发展和普及，使美国走进了工业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计算机的发明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给美国经济强大的动力和生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广纳人才，造就美国科学技术发展。

第二个是大家所忽视的，美国金融体系对美国经济跨世纪的增长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美国金融体系最大的特点和以往相比较，不仅可以通过它的开放在全球配置金融资源为它所用，也有很好的基础，就美元的国际化，美元的国际化加上开放的金融市场，可以吸纳全球的资源，通过这种开放的金融市场，也可以把风险分散到全球，也就是说美国金融体系除了有强大的资源配置功能以外，还有非常结构化的、强大的风险分散的功能、风险配置的功能，如果高度概括的话，我想这两条是成就美国

百年梦想的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如果要维持一百年的增长，应该学习美国，我始终认为应该学习美国，虽然这场金融危机来了，但是不要否定美国金融的价值，千万不要否定，千万不要回到一个古典的时代，千万不要回到传统商业银行主导的时代，这个时代慢慢一去不复返。所以要维持中国经济的增长，我们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必须要解决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第二个必须要解决中国经济增长所遗留下来的压力释放的问题，也就是风险释放，制度的设计，只解决动力，不解决压力的释放，那会有问题的。

动力的来源主要是两个，一是美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就是科技创新，及其在产业当中广泛应用，从而推动产业的升级，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源源不竭的动力。这一点毫无疑问，应该摆在首要的位置。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来源，要有财富的迅速增长，特别是金融资本的迅速增长，没有金融财富金融资本迅速增长，这个国家难以维持持续性的增长。金融资产迅速增长不是空洞的，也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只有实体经济的增长不见得有大规模金融的出现，必须设计与此相匹配，创造大量金融资源的金融体系，这就是现代金融体系。要提供这两种战略资源，科技创新和金融资产大规模的增长机制，金融资产大规模增长的机制，不是一种资产泡沫化，要把两者之间要分开。我们在1990年金融资产主要是银行的存款只有区区3.8万亿人民币，到了今天金融资产经过20年的发展，金融资产已经超过了100万亿，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同期GDP的增长速度，我们不能怀疑这其中有任何的泡沫，中国经济这20年高速增长与金融资产大规模增长提供源源不断雄厚的资本有关系，首先解决动力来源。

其次要解决压力的释放，通过金融体系的设计，让不断存量化的风险流量化，这是我创造的名词，金融功能从早期简单配置增量资源到今天主要配置存量资源，同时也要使存量化的风险流量化，这是金融体系的升级和换代，也是进步。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上的作用，所以构建一个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体系，对中国经济的跨世纪的增长是一个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我相信如果我们正确处理好这样几个方面的关系，中国经济也能像美国那样完成一百年的增长。

责任编校：齐民

回归亚当・斯密，告别凯恩斯　张维迎

进步需要创新，但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代表着进步。在科学研究当中，有一个词叫科学使得回归主义。回归主义意思是什么呢?科学总是在进步，今天的比昨天的好，晚来的比早

来的好。但是我们看一下历史并不都是这样。在自然科学当中这个也不成立。我们大家知道，哥白尼最早提出日心说，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前，古希腊著名的天文学家阿利斯塔克就提出来日心说，大家都认为它错了。地心说统治世界1600年的历史，最后又回到日心说。这个道理在经济学上也是一样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大体类似这样的状况。

讨论中国经济的转轨，特别是最近提出增长模式的转轨，我想从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角度给大家比较一下，看看有哪些不同。亚当・斯密的理论比较简单，经济学家应该关心什么?关心财富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增加和发展从何而来，来自于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进步和创新又依赖于分工，由于有分工，才有专业化，才有专心致志的研究和开发，最终才有发明创造。分工深度由什么决定呢?由市场的交易、包括市场的规模决定，市场规模的扩展本身导致分工提升，导致技术进步，进而导致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再进一步提升市场的规模，这样就形成正的循环。从这个模型理解中国这30年的变革以及现在面临的问题，其实很有意义。这30年间，重要的就是利用市场，包括市场的规模。当我们走向国际，利用全球市场之后，全球分工上的优势导致了发展和进步。未来我们的发展潜力在什么地方呢?仍然是在利用市场及其规模上。中国过去利用国际市场应该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国内市场的开发可能还不充分，未来如何开发国内市场就显得非常重要。

凯恩斯的理论也很简单，即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加政府支出。GDP怎样增长呢?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三驾马车”，这驾马车跑不动让那驾马车跑。出口不行靠投资，投资不行靠消费，这就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

从这两个角度理解未来转型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用亚当・斯密理论理解的话，中国需要做的是开发国内市场，但是用凯恩斯理论理解的话，就变成增加内需。这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概念。下面我从政策含义的角度分析二者的不同。从亚当・斯密的理论来讲，它是微观经济学的概念，但是从凯恩斯理论角度来讲则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进一步，亚当・斯密主张企业家创造新的产品，进而创造新的需求；凯恩斯则主张开发国内市场，增加需求成为政府的功能，特别是政府通过货币政策或者财政刺激政策增加总需求。打个比方，凯恩斯主义需求是，大家都买电脑，政府补贴，原来一个人一台电脑，现在让你买两台，或者让电脑提前退休；从亚当・斯密的角度来讲，什么叫增加需求呢?苹果公司生产的IPAD就是真正的增加需求，真正开发国内市场。进一步延伸，开发国内市场必须要靠创新。从凯恩斯角度来讲，开发国内市场并不需要创新，更多需要的是货币政策的刺激。货币政策的刺激抑制创新，但是一个企业家发现产品靠货币的扩展可以很容易卖的时候，没有企业家会真正愿意认真搞创新，因为创新是一个长期非常冒风险的行动。从亚当・斯密的角度来看，要开发市场，要靠企业家，而企业家靠什么呢?靠激励机制，产权就必须要有安全的保证，创新应该得到有效的回报。

我们再看投资。在亚当・斯密看来，投资是为了增加未来生产率，我今天放弃100元的消费，投资后能不能带来110元甚至更多，所以投资本身是为了提升效率，如果不能提升效率，投资就没有意义。但是，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来看，投资就是为了增加需求，无论有没有效率，只要投资，就可以增加总需求，GDP就会增加。按照凯恩斯理论增加的总需求可能是浪费性的，不仅效率不高，而且好多完全是浪费。

我们进一步看贸易。用亚当・斯密的观点来看，充分利用市场，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工，进一步创新，市场靠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没有制度性的限制，尽量把交易成本降低，如此，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发展。但是从凯恩斯的角度来看，只有净出口在增加需求，带动经济的增长。因此，贸易保护有利于GDP增长，因为只有少进口，多出口才能增加GDP。从亚当・斯密角度看这完全是错误的。

比如转型、发展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如果用凯恩斯理论的话，不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要有需求就好，在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增加总需求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国有企业，去年中国经济刺激当中大量的贷款都留给了国有企业；从亚当・斯密角度看这些国有企业本身是没有创新的动力，其对经济持续增长有损害。

从增加消费的角度看，如果说国有企业占经济的比重那么大，现在仍然占35％以上，国内市场是没办法开发的，为什么?GDP不能真正变成老百姓的购买力，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十几年发生的现象，特别是过去几年发生的现象，居民的收入份额不断萎缩，“弹劾”了经济的转型。此外，经济学家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关心短期问题，不关心长期问题。我们要考虑到，如果一个短期的政策没有给这个国家长期发展带来好处的时候，为什么仍然要坚持这样的政策呢?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虑，因为政治家一般只考虑短期的事情，不考虑长期的事情。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关心怎么样提高总需求，我们采取各种政策，如增加货币、贷款，降低利率，提高补贴等以促进需求。政府目前最担心的是物价问题，有必要的时候，甚至要用行政手段干预物价。2009年为了把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我们付出的不仅仅是通货膨胀的代价，还有国有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体制上的改革可能出现倒退的代价。是以，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上，重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要盲信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

责任编校：沐梓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转轨问题的几点思考　钱颖一

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尤其是结合数据方面的比较分析。

首先是经济增长。这是我们几乎每天要谈到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增长特性。低收入阶段和中等收入阶段不具可比性，与高收入阶段也不具可比性；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阶段也不具可比性。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具有可比性，因为这三个国家起点都比较低，而且人口分别排在世界第一、第二和第四位。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均收入落后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经过30年，中国不仅超过了印度，而且于1998年也超过了印度尼西亚。所以，在一个起点都较低的可比情况下，较之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中国经济增长成就的确非常令人瞩目，遥遥领先。这是第一个比较的概念。

第二个比较的概念是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比。一是日本，从1950年开始起飞，属第一个非西方的国家取得了工业化；第二个是中国台湾，从1958年开始起飞；第三个是韩国，从1962年开始起飞；中国是从1978年开始起飞；印度从1991年开始起飞。从各国经济发展态势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中国经历高速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同周边国家和地区高速发展态势一脉相承。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在一个亚洲整体较快增长环境中发生的。仔细研究会发现，中国台湾和韩国经济相对于日本而言有一个十几年的滞后，中国经济相对于中国台湾和韩国而言又有一个滞后。如果把时间因素和滞后因素都去掉，并取起飞年作为100，将其对齐，发现各国人均收入变化趋势实

际上相当吻合，说明在增长性质上讲，有共同的规律需要我们一起探索。再往前看的话，是不是增长就到了极限呢?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要与别的国家和地区做比较的话，其实还有很多的潜力。日本较早就进入低速增长阶段，这里做了一点思考，认为有一点人为的因素，即人为把1950年作为日本起飞年，因为日本是在战后1950年开始经济起飞的。但是和中国台湾、韩国、中国相比，日本又有很大不同。在二战之前，日本工业化程度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果把这一点考虑进去的话，我们应该把1950年日本当时发展水平往后推移，其实相当于中国台湾和韩国十年之后的水平。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讲，这可能更有道理。从这个角度，中国2007年人均收入大致相当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中国台湾80年代末或者是韩国90年代初的水平。

从这个情况来看，中国和这些国家(地区)经济增长态势就更为吻合。最终经济学家要用数据说话，第一要靠数据，第二是对数据的解释。解释数据的方法很重要，第一种看法是从某一个固定年开始看，第二种看法是从改革那一年开始看，第三种是从相同的类似发展阶段来看，如按照人均收入起点看。三种不同的看法会带来不同的解读。如果我们仔细看数据、仔细分析的话，还是会为我们带来一些新的认识。首先，我们会觉得过去30年的增长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极其伟大的；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也许和其他国家或地区有相同的规律；最后，中国今后的增长潜力仍然相当大。

转型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题目，既有经济转型，也有社会转型等，比较窄一点的题目是转轨。转轨的问题实际上是两大类问题。一类问题是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多和少、简单的份额关系，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即市场经济应该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另一类问题是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度量。在过去一二十年中，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有相当大的进展，也存在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是数据。国外的经济学家讲到政府和市场首先拿出的数字是政府财政占GDP的比重，这是宏观的指标，而且统计年鉴就有，也比较简单。中国这一比重最低点是1995年的11％，此后不断上升，在过去的十年间增长了5倍。怎么样理解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发达国家中这一比重超过30％，但是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社会保障、养老金等，因此不太具有可比性。另一个特别是研究创新、创业较常用的指标，即注册企业所需的天数，一个国家要有活力，必须要有新企业，政府在和企业的关系上第一个关系就是企业进入市场的可行性。这里明显可以看到，北京和

上海需要30多天才能注册一家企业，而新加坡、纽约，即使是韩国首尔，其所需时间都少很多。

另外一个是网上的信息，我最近也很关心，牵扯到大学生就业的偏好，这是人民网今年大致估计的数据。大学生最想去的工作单位是什么，政府机关遥遥领先，占63％，国企占11％，剩下的都不超过10％。选择职业表达出来的意愿，同一个优先考虑因素中仍然是经济因素，薪酬待遇、福利保障、职业稳定、空间发展等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投票。作为一个数据的反映，让我们在更深层面重思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最后是关于法制建设的指标，这方面我找到一个指标，即关于合同的履行、法律的有效性。排在前面的是三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后面的三个就是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我们也看到一些信息，印尼在最近几年确实呈现上升和改善的趋势，印度的情况因为历史不同和我们也很不一样。中国在过去十年大致是持平的。在过去十年中国特别提倡建立法制社会，把市场经济建立在法制基础上，但是整体来讲有升有降，十年间的变化并不大，尽管我们的经济增加了很多倍。

责任编校：沐梓关于改善收入分配可以采取的若干措施　郭树清

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大家议论很多年了，收入分配确实是不合理，大家都觉得基尼系数太高，0.4、0.5、0.6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总之收入分配不公平这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收入分配不公平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分配领域，同时也在再分配领域，也应该说存在着欠缺。在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处理好的问题上，造成了政策调节不到位，收入分配会有一些问题，以下我想讲六点：

第一，我认为初次分配最严重的问题主要还是表现在要素上。大家讲到有一些产品的问题，也有税收的问题，但是要素市场是最主要的。首先是劳动市场，其次是土地和不动产的市场。第三个是资本和金融市场。扭曲表现很大，但是核心的问题，无非是公开、公正、公平的问题，我们前面讲了，钱颖一教授所讲市场经济很重要的一条，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外，就是法制。市场没有法制的话，就没有规则。这个问题就质疑到张维迎所讲的，回到亚当・斯密，亚当・斯密那个时代也有政府和法律的问题，要建立这个市场，管理这个市场。我想说的问题是，劳动力市场扭曲是相当严重的，在土地市场上也是比较严重的，在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表现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我们经常把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工资低归结为劳动力无限供给，人越多，所以工资越低，其实没有多少理论可以支持的，也没有多少事实可以支持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劳动力相对来说更多，现代工人更少，在工业和交通业就业的机会更少，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现在的问题呢?这是需要研究的很突出的问题。

土地市场，最大问题可能是灰色区太多。资本市场，包括银行金融的市场、信贷市场，欺诈、内外勾结，投机，这些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看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同工同酬。现在同一个岗位可能有三四个用工制度，包括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也有三四种工资制度做同样工作的，这是历史原因形成的。这个问题写到法律上来，首先把这个问题解决，而且要加快步伐，同工同酬。比方在银行，都是做窗口的柜员，拿一样的工资和一样的考核办法。过去不是这样的，有银行的长期合同工、短期合同工，还有临时工和劳务派遣工，显然不合适，不是说做不到，完全可以做得到。

第二，必须把农民工平等待遇问题解决。农民工根据我们的了解(也不一定准确)，工资和福利加在一起保险、公积金都算在一起的，做同样工作的人，与有城市户口的人相比平均是三分之一，这个是不是也应该落实。第三，更积极推动集体谈判，无论是雇员还是雇主，都应该形成组织，使这种谈判协商制度化，而不是采取没有谈判的余地，为什么我说市场不正常，在自由市场买菜的时候，萝卜和白菜有一个要价还价机制，在劳动力市场看不到，特别是在加工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看不到，因为没有组织。经常采取的方式是说，农民工表示不满的话，就是辞职，再一个爬到电线杆子上，或者跑到高层建筑上、电视塔上，威胁要跳楼，以这种方式谈工资和待遇。要鼓励实施和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制度是很有争议的事情，特别是对小企业有很大的例外，法律可以有一些豁免和制度安排。总体上来看，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在历史上看来，最低工资制度应该说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外，要加大培训的工作，降低人民找工作的摩擦问题，解决结构不匹配的问题。第六，有针对性解

决好行业部门之间工资收入过大差距的问题。

第三，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土地和不动产市场。流转和增值收益如何分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目前的情况是差异极大，两种极端都有，有的给得补偿很高，很多，也有的给得补偿很低很少，六七年前靠近城市的郊区有的农民补偿给到几百万，村干部给到上千万，也有不给补偿或者补偿很少，强拆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地域上、位置上，级差地租等原因，可能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应该是有限的公正，不能绝对化，绝对化就没有解决方案，特别是在中国这样非常巨大的国家，地区差别非常大的国家。首先一条是否能够明确城乡统一规划，严格土地用途管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到现在为止土地管制问题，名义说不允许建别墅，这个禁令没有取消，各个城市始终在建别墅，始终没有停下来，名义上说很多土地不能建高尔夫球场，很多商品房开发了，在灰色地带都建起来了。规划一定要变成法律，保证农民用地。另一方面规划也应该开口子，在山区和其他的地方应该允许建别墅，建第二居所，这方面又没有允许，城里的人又不能到农村，这是很大的问题。应该承认农民对承包地、宅基地有长久的使用权，并且允许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我们市场规定30年甚至更多，长久使用权允许交易，同时要整理农村集体用地，在集体建设用地搞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可以是服务业，也可以是工业，也可以建房子出租。

第四，允许和鼓励城市居民依法合规进入农村，城市居民如果愿意的话，应该允许去，这也是世界各国的做法。农业用途是严格管制的，土地的用途严格管制，但是土地使用权完全可以放开交易。假定说未来20年城市化达到了70％，30％的人或者20％的人还是住在农村，农村应该是什么呢?绝大部分^不是农民，可能是大学工作的，也可能是退休的，也可能是第二居所，只有少部分入是农民，不是说住在农村就是农民，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设新农村，否则靠现在的农民，现在的什么方式去建，新农村建起来就是一片排字房，大家又派不上用场，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另外一点区分情况，解决进城农民的社保。

第五，建立覆盖城乡社保体系，这是“十二五”规划已经很明确的。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大家觉得把城乡居民纳入养老保险是很困难的。我觉得其实完全不困难，你说的是保基本，低水平的。农民的养老保险60岁以上每个月领55块钱，一年是660块钱，1亿人才是660亿，假如水平提高了，占GDP 0.2％，和我们实施刺激计划经济相比，我们还要继续实施下去，要调结构，贷款10万亿，财政有1万多亿，财政性基金也有1万亿，完全可以拿出更大的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的改革，用10亿就解决了。进一步健全城乡医疗体系，实现社保全国统筹，无限制转移接续，劳动力真正流动，城乡劳动力市场真正打通。划拨国有资产，转移到社保基金里，也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非常重要的就是压缩各种政府机关、公共服务机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各种项目，包括大学，研究项目名目很多，我们聘请教授的时候，开工资和奖金的时候，数额很有限的，很多学校是这样的情况，差距拉大，允许更多的资金用于工资和奖金。过去政府机关也是这样，大量经费支出用于会议、交通，和国外央行对比，我们和人家完全相反，倒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