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5-23 17:12:2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海外投资保险法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overseasinvestmentinsurancescheme）又称海外投资保证制度（investmentguaranteeprogram），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或保证，投资者向本国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赔偿其损失的制度。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在获得批准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蒙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国际法条文中，通常用“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代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承保范畴的区别：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国家政府支持下的一种特殊的保险制度，承保范围只限于政府指定的政治风险；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不仅包括对政治风险的承保，而且也包括对非政治性的商业风险的承保。赔偿方式上的区别：投资保证，一般对所受损失进行全部补偿；投资保险，只按投资的一定比例并且基于一定条件进行补偿。从功能的联系上讲，二者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鼓励、促进、保护本国海外投资而建立的保障制度。
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模式的几种类型介绍
（一）双边模式
双边模式是以双边保护协定的存在作为承保海外投资风险的前提，即美国与东道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只有在于美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才可以申请保险。当规定的政治风险出现，美国向投资者赔偿损失后，就取得了法定的代位权求偿权。美国政府就有权向东道国索赔。
（二）单边模式
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采用的是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单边模式。即不以日本同东道国订立的双边保证协定为前提，只依据日本的国内法，就可以对海外投资进行保险。
（三）多边模式
多边模式又称混合模式，以德国为代表。多边模式将双边模式与单边模式结合在一起，以双边模式为主，以单边模式为辅，比单纯的双边模式和单边模式更具有灵活性。即与德国订有双边保护协定的东道国采用双边模式，未与德国订有双边保护协定的东道国采用单边模式。将单边模式与双边模式结合在一起后者，交相为用，以便更好得促进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保护海外投资。
三、关于建立我国海外头投资保险制度模式选择的几种学说
目前，过于构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模式，学界的学说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种主张，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采取日本式的单边主义模式。即投资保险制度不以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制度为法定前提。主张单边模式的理由是，我国与他国订立的投资保护协定数量并不多，若实行双边模式，会使许多在没有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的投资者，得不到投资保险的保护，即投资保险制度不以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制度为法定前提，也会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发挥作用的范围受到限制。
第二种主张，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实行美国式的双边主义模式。即，投资者只能在与母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才能加入保险。也就是将国家间的海外投资保护协定作为投资母国国内法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法定前提。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最大的优势是，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
第三种主张，采用德国式的混合模式。一部分学者主张，采取单边模式还是双边模式要依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的大小而定，对于在政治风险小的国家投资，采取单边主义的模式，对于在政治风险大的国家投资采取双边主义模式。另一部分学者主张，对于在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国家投资，采取双边模式；对于在没有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采用单边便模式。
我国在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充分考虑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海外投资的发展现状。依据现实，根据实际需要，全面考察三种制度模式的利弊，做出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模式设计。
四、单边模式与双边模式的比较分析
就双边模式而言，他有许多单边模式所不具备的优点：
1.双边保险制度可以解决本国政府在私人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代位权中的出诉权问题。出诉权是指，投资国母国政府将本国海外投资保险的保险机构的向东道国政府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请求提交国际法庭，或通过外交渠道支持这种代位求偿请求权的资格。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经常出现投保人国籍不连续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出诉权是否要遵守国籍连续原则，国际上尚无共识，而双边保护制度中投资国和东道国可以通过签订条约商定是否适用“国籍连续”原则。
2.双边保险制度能加强本国海外投资的保险机构代位求偿权的法律效力。投资母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通过代位权的行使将投资者与东道国的经济关系转化为投资母国同东道国间的官方的关系。对于求偿主体的变更往往会遭到东道国拒绝，在这种情形下，承保机构可以寻求外交保护或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然而外交保护受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和严格原则的制约，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可以使代位权确定化、公法化，为保险机构代位权的实现提供了充分有效的制度保证。
但是，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和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相比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以投资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保护协定为前提，这就排除了一部分与投资母国未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或地区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无法享有投资保险制度的保护。而单边模式投资保险制度下的海外投资者不受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限制，在任何国家地区投资的海外投资者都可以受到平等的保护。但是单边制度下通过外交权途径行使代位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国籍连续原则”“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卡沃尔条款”的限制，这些限制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施行处于不确定状态。
五、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双边模式的确立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海外投资发展的现实以及我国国情，我国适合采用美国式的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双边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能保证海外投资承保机构的代位权的实现。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承认两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代位权的前提下，国际法上的履约义务使得原属国际私人契约关系的这类代位赔偿关系上升为国际法上的法律关系，从而使得海外投资行为受到国际法层面的保护。相对单纯依靠外交权追偿的单边保证模式，双边模式可以有效地消除东道国政府援引“卡沃尔主义”条款拒绝投资母国依据外交保护提出国际索赔。也可以避免因“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籍持续原则”给纠纷处理带来的不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根据国际法原则，国家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将本国的意志施加给别的国家，因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最重要的权利——代位权，只有在东道国认可的前提下，才可以顺利实现。因而双边模式是在两国订立双边投资保障协议的前提下，投资母国的代位权得到东道国的认可的前提下实施的，因而双边模式更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
通过外交保护来行使代位权相比通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来行使代位权要受到更多的限制。外交保护权只有存在投资者在东道国受到不法侵害或不公正待遇时，东道国不提供救济或救济不合理时，投资者要求母国通过外交途径对其进行保护。但实践中外交权的行使是相当琐碎复杂的。在国际惯例中，国家代表投资者通过外交途径向东道国求偿，要受到严格的条件（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际持续原则）制约。除非投资者得不到东道国合理的司法行政救济，否则外交保护权利是不可以行使的。同时，要求投资者受侵害期间或提出外交保护时属于被请求国国民。可见如果不符合“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籍持续原则”，便会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的代位权的实现受到阻碍。除此之外，“卡沃尔主义”被拉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认可，投资者只有在放弃外交保护的前提下，才可以在东道国投资。目的在于防止发达国家滥用外交权以此损害东道国的国家利益。我国目前海外投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在这种单边模式下，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代位权是相当困难的。
双边模式可以快捷地解决投资争议。从对海外投资者提供的保护的实际效果来看，双边保护模式能跟有效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潍坊学院教师王春燕认为，投资者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不仅要看投资者的损失能否及时得到赔偿，更要看赔偿后投资者能否尽快摆脱与东道国的投资纠纷。效率对于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在单边模式下，投资者只能在用尽当地救济之后，才可以向母国寻求外交保护，此过程耗费时间和精力使整个运作过程效率低下。而双边模式下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使投资者及时得到赔偿，尽快脱离纠纷，把精力尽快地投入到建设投资项目中去。及时得到赔偿、尽快解决纠纷是投资者投保的真正目的，卷入无休止的繁琐的政治纷争绝非投资者所愿。所以，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能使经济纠纷通过商业化途径解决，避免了国际经济纠纷的政治化。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降低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不仅有“防患于未然”的功能，也有“补救于已然”的功能。在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下，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没有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议，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活动不受协议约束，同时对投资国没有保障对方投资安全的义务。这就造成了在东道国制造有可能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时就可以肆无忌惮无所顾忌。尤其是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事后利用“卡沃尔条款”来拒绝投资母国的外交保护。而目前，我国的大部分的海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相对政局动荡、法律不健全，采用单边模式风险太大。而双边模式与单边模式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投资母国与东道国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两国之间的关系由具有平等地位的国家关系，转化为东道国对投资母国具有保护其投资安全的国际义务的关系。在东道国违约时就不得不顾及由违约导致的国家责任。在制造政治风险时就会有所考虑，从客观上降低了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用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模式确立，应由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投资发展的现状来决定。即根据国情需要，如何最大程度上维护好国家利益是选择投资保险制度模式的根本标准。双边模式最大的缺陷在于使投资东道国的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这个缺陷与投资母国代位权的顺利实现相比，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整体水平比较弱，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海外投资的规模、质量、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还是资金不足，所以引进外资和国际融资一直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主旋律。目前，国家也鼓励有能力的企业“走出去”，但是国家的政策只是鼓励、支持，不是大力提倡。我国的海外投资还处于初级阶段，发展还不成熟完善，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引导。而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可以通过对投资项目的审批，引导投资者的投资方向。向与我国订立双边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这样的国家一般与我国的关系比较友好，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发展相对稳定完善，在这样的东道国投资会更有利于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对海外投资的引导调控作用是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所不具备的。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我国海外投资保险事业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根据国际惯例，海外投资保险都是由国家财政支持，一旦代位权无法实现，就等于用国家财政补贴私人海外投资的由政治风险带来的损失。这对于海外投资保险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对海外投资事业的长远发展也会带来不利影响。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相辅相成，不可分而治之。国内法层面上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需要国际法层面上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支持。国际法层面上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具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而国内法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补救损失于已然”，两个功能相互补充、相互作用，从而防范风险的发生，补救风险带来的损失，促进我国海外投资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与世界100多个国家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其中已经包括了我国海外投资的相对集中的20多个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条款都规定了“代位权”，而且目前签约国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这样从签约的数量和范围上看基本能满足我国海外投资处于初级阶段的发展要求。
综上所述，双边模式顺利的解决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代位权问题，具有单边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根据我国国情，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对海外投资的长远发展都十分有利。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在加入WTO之后，我国越来越的企业开始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参与国际竞争，在海外投资事业取得可喜进展的同时，海外政治风险对我国的海外投资的危胁是不容忽视的，因而，与国际接轨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势在必行。建立海外投保险制度国际通行的模式一般有三种：单边模式、双边模式、混合模式。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模式选择应该根据具体国情而定。
【关键词】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单边模式双边模式混合模式
参考文献：
[1]余劲松.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1997.
[2]王传丽.国际经济法.高教出版社，2005：367.
[3]王春燕.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法律模式研究.湖北法学，2007，（02）.
[4]孙晓晖.借鉴外国经验，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信用保证制度的设想.财经研究，2001，（3）.
关键词:海外投资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政治风险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基本情况考察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investment insurance scheme)是资本输出国为保护与鼓励本国私人海外投资而建立的一项重要的国内法制度。
由于私人直接投资的特殊性,私人向海外进行投资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最令投资者忧虑的莫过于与东道国政治、社会、法律密切相关的非商业风险,即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s)。例如:投资东道国基于本国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国投资者的财产实行的国有化或征收;为了维持本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实行的外汇管制;东道国发生的战争、内乱等等,这些事故将使外国投资者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乃至经营不能继续。政治风险均基于东道国主权权力而为,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投资者只能望“险”兴叹,而无法放心大胆地把手中的资金投向本是广阔而具有巨大潜力的海外市场。
为消除投资者的顾虑,资本输出国政府建立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保护本国投资者。该制度的运行机制是资本输出国通过特设的或指定的保险机构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投资所在国(即东道国)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直接保险或保证,一旦海外投资者的投资与投资利益因东道国发生政治风险而遭受损失,即由该保险机构予以补偿,之后该保险机构将取得代位求偿权,由其代表国家替代海外投资者的地位向东道国代位索赔。
二、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调整我国海外投资的法律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文件之中,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层面。在国内法方面,国务院1985年颁布了《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授权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有关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各种保险业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据此颁布了《外国投资保险(政治风险)条例》,对外商在华投资的非商业风险(即战争和暴乱、政府征用、限制汇兑等政治风险)提供了法律上和经济上的保障,但对中国法人和自然人在海外投资的同类风险则缺乏明确的规定。1995年10月开始实施的《中国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在其有关“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律条文中,也没有针对海外投资的非商业性风险实行保险的专门规定。 在国际法方面,一是双边条约,即我国与外国签订的一系列双边投资保险协定以及有关的保险协定;二是多边条约,我国参加的调整海外投资保险的多边条约主要是1988年4月30日,我国经批准加入的《多边投资担保公约》(《汉城公约》)。总体来说,调整我国海外投资的国际法规范数量更多,体系更完整,内容更详实。在效力上也优于国内法规范。
三、关于我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具体构想
1. 关于承保机构。对于我国承保机构的建立,可以采取审批和保险相对分立的体制模式。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简称“人保”)内部设立一个新的独立的机构,专门负责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经营。该机构应该受国务院委托,独立运做,独立核算,以服务于保护我国海外投资为终极目标,与其他的承保一般商业保险的业务相区别。再建立一个统一的“承保委员会”负责投保审批,从国家财政计划上对可承保的海外投资项目赔偿金额做出合理的安排。
2. 关于被保险人。直接投资者,但是各国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笔者认为,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合格的投资者应该包括:(1)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2)具有中国国籍的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3)全部资本或50%以上资本为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所有或控制的外国法人,其他经济组织。
3. 关于合格的投资。合格的投资一般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1)合格的投资项目。应该具备的条件有三:一是海外投资必须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壮大;二是应该获得东道国的批准,能够为东道国也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三是一般限于新投资,包括新建企业,旧企业的扩大,现代化及发展。
(2)合格的投资形式。一般只要依海外投资东道国的法律及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允许的适当的投资,不论何种形式都应该给予承保,包括各种股权投资、证券投资、贷款投资等。但是对投资项目所给予的最高投资保险金额应该以总投资额的80%-90%为宜,剩下的部分由投资者自己来承担。这样可以提醒投资者在遇到风险时尽到自己勤勉和注意的义务。
4. 关于承保的风险。各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均将承保范围限于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外汇险,征用险和战争险。我国也应该将这三种政治风险作为基本承保险别。至于其他类型的风险,考虑到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还不发达,经验还不足,可以暂时不予以承保。
5. 关于代位权。代位权是指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向投资人支付了保险金后,处于投保人的地位向东道国索取赔偿的权利。笔者认为行使代位权的依据应以国际法上的外交保护为基础,加快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投资保证协议的步伐,以协议作为行使代位权的依据更有严肃的国际法上的条约效力。
四、结语
总之,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事业的不断拓展需要我国建立自己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构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注意吸纳各国共通的实践做法,也要适应国情需要采取一些灵活具体的立法措施以周全地保护我国海外投资及投资利益。
参考文献:
[1]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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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智,《建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体系的法律思考》,载于《现代法学》2002年10月第24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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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余劲松,《国际投资法》,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关键词】海外投资保险 代位权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中图分类号】D9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16－0006－02
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运行的重要环节，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一种国家保证，决定了代位权的行使对象是投资东道国，这区别于一般商业保险代位权的行使对象，所以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不能直接通过国内法实现，而必须与国际立法接轨而获得国际法上的效力才能顺利实现以保障海外投资者与资本输出国的合法权益。
一 概念与特征
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是指海外投资由于东道国发生政治风险而受损，由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向海外投资者（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国内保险机构从而代位取得海外投资者向东道国政府索赔的权利。国内商业保险的代位求偿权是指在财产保险中，保险标的由于第三者的原因导致损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后，在赔偿金额范围内取得代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行使请求赔偿的权利。其原理是，由于第三者的过错在保险期间造成保险事故而使保险标的遭受损失，被保险人同时产生两项权利：一是作为被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向保险人请求或支付保险金的权利；二是作为受害人，依据侵权法律关系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支付赔偿金后，并不能免除第三者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但是如果被保险人同时行使这两项权利，那么被保险人所获得赔偿总和就可能超过其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从而获得额外利益，违背了财产保险的补偿损失原则。但是，由于海外投资保险是一种国家保险，其代位权的设置、实现与一般商业保险代位权有所不同。
第一，代位权客体的特殊性。海外投资保险承保范围是来自于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所指向的财产和权利，一般情况下处于东道国的政府禁令或其他控制之下，其他任何国家或法人都不可对其自由地主张权利。而一般商业保险承保的是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风险，行使代位权的客体是可以自由流通与转让的财产和权利。
第二，代位权行使对象的性。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行使的对象是东道国国家，依据国际法，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权。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即使是国家保险机构在对东道国索偿时也存在着法律障碍，其代位权的运行方式较一般商业保险代位权更复杂。
第三，行使代位权依据的复杂性。海外投资保险是一种具有涉外因素的国内法的制度，保险人和被保险人都为具有资本输出国国籍的法人或自然人。根据国际私法，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的行使依据的准据法为国内海外投资保险法，关于海外投资保险事故而发生的争议只能适用国内法。但是，代位权行使的对象是一个国家，依据国际法显然不能适用国内法向另一个国家主张权利，所以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的行使必须寻求国际法的支持。目前，有关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的多边国际立法仍是空白，主要依据双边投资条约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约定解决，但如果资本输出国与投资东道国之间尚未签订双边投资条约或保护协定的，代位权的实现就困难重重。
二 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运行方式分析
依据资本输出国法律取得的代位权涉及国内法和国际法，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不能直接对东道国政府行使，同时代位权的行使还要面临东道国政府依据国际法和本国法提出的国家经济和公共秩序保留等问题，基于维护本国利益而否定代位权的合法性。例如，东道国根据国家发展需要与公共利益考虑，要求对外资实行国有化或征收等类似措施，其合法性与补偿只能适用东道国的国内法，无需经过任何国家、法人或自然人的同意而行使其，因赔偿问题引起的争议应由实现国有化国家的法院依照其国内法加以解决，除非有关各国自由和互相同意根据各国平等并依照自由选择方法的原则寻求其他和平解决办法。①海外投资者因为东道国国有化或征收行为而受损，只有东道国国内法规定予以补偿的情况下该国才负有补偿义务，才能产生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才能产生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的问题。如果东道国实施的行为是平等、无歧视的，国内法又没有规定国家补偿义务，这也没有违反国际法，那么依据资本输出国法律产生的代位权也会因此而无法实现。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作为国家保护本国海外投资的国内立法，要真正发挥其保障作用并维护投资母国的权益，必须要依赖于双边投资条约中代位权条款的设计和国家外交保护权的行使。根据两国间的投资条约可使政治风险致损引起的赔偿争议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避免了经济问题政治化。海外投资者亦可以在用尽当地救济②和国籍连续③的条件下向母国寻求外交保护。但是，投资者一旦寻求母国的外交保护，则会在很大程度上令国家卷入私人投资经济关系中，不利于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推行和发展。
1．美国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的运行方式
四川大学法学院
[摘要]诚实信用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存在于人们日常的生活交易中，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同时，他又作为一种法律原则，规范人们的交易行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从那个方面的来说诚实信用原则都对我们的生活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本文将从法律方面入手，对民商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进行深度解析。
[
关键词 ]诚实信用法律；涵义；运用；意义
1、我国目前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现状
1.1我国国内法现状与承保机构
目前，调整我国海外投资的国内法主要是国务院、商务部、发改委和外汇局颁布的一系列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其中关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国内立法几近空白。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已成为“伯尔尼联盟”的成员，是目前我国唯一的，为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的机构。从该公司的《投保指南》中我国目前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现状为：
（1）合格投保人。《投保指南》规定的合格投保人包括：A.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香港、澳门和台湾除外）注册成立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但由在香港、澳门、台湾的企业、机构和公民或外国的企业、机构和公民控股的除外。
（2）制度模式。我国对于合格投资的条件并没有限定必须是与我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由此可见我国实际采用的是单边模式。
（3）保险范围。我国承保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汇兑限制、征收、战争及政府违约、政治暴乱。
1.2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与多边国际投资条约
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国内法立法不足，相关保护主要体现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与多边国际投资条约。
自1982年我国与瑞典缔结第一个双边投资条约以来，迄今为止，我国目前已对外签订了130余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1]。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基于投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双方的利益，一方面通过缔结双边条约使东道国承担国际法义务，另一方面也约定了海外投资者直接诉诸国际争端的解决机制，避免代位求偿权行使遇到法律障碍，极大程度地促进了海外投资的发展。
2、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2.1现行的单边模式与合格投保人的范围相冲突
根据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保指南》的规定，我国并未对东道国进行限定，并未限定是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由此可见我国采取的是单边模式，根据前文分析，单边模式下行使代位求偿权只能通过外交保护方式，并可能受到用尽当地救济、国籍继续原则等诸多限制，该模式本身并不适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有待调整。
如前所述，《投保指南》对于合格投保人的规定包含：“在香港、澳门、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注册成立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如果其95%以上的股份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机构控制之下，可由该境内的企业、机构投保，”这一规定与我国现行的单边模式相冲突，这些企业机构不具有中国国籍，受到国籍继续原则的制约无法行使代位求偿权。
2.2承保机构设置的合理性存在争议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机构，有其同时负责保险的审批与经营，类似于美国的“同一制”承保机构设置，而针对目前的“同一制”机构设置方式，学术界存在着很多争议，赞同这一模式的学者指出：其可以避免分离制带来的程序重复，加大求偿权实现的可能性，通过监督机制解决权力滥用问题[2]。
2.3代位求偿权与理赔条款缺失
目前中国出口部信用保险公司《投保指南》的规定以投保条件、投保内容为主，对于代位求偿权、理赔和争端解决程序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而这些内容是整个海外投资保证制度的关键，应当在国内立法中得到体现，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国际条约形成衔接，使投保人的权利有所依归并得到切实保障。因此有必要借鉴MIGA的相关内容，建立起完整的相关海外投资保险的立法体系。
2.4政府违约险有必要完善
《投保指南》的承保范围包括政府违约险，但由于我国实行单边模式，在东道国政府违约的前提下，通过外交保护，往往很难行使政府违约险的代位求偿权。可见目前承保的政府违约险与现行的单边模式并行显得不太协调。
MIGA同样承保政府违约险，但详细规定了当东道国政府规定了与投资者签订的合同后，投资者无法诉诸东道国法律程序的几种情形。
3、建构与完善我国海外保险制度的立法建议
3.1关于制度模式的选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宜采取双边模式以促进代位求偿权的实现。首先，虽然相较于单边模式，双边模式下东道国的范围会受到限制，但鉴于目前我国已与10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议，并且签约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在这一形势下，这一限制的影响无疑将会越来越小，与此同时，双边模式的优势也将会越来越突出。再者，相较于一些发达国家，目前我国的海外投资还处于经验尚浅的发展阶段，采用双边模式可以对投资者起到很好的引导和调控的作用。
3.2关于承保范围
目前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规定的承保范围包括：（1）汇兑限制（2）征收（3）战争及政治暴乱（4）政府违约。笔者建议，应将间接征收纳入征收一项。
间接征收是近年来逐步突显的政治风险的发展趋势，我国同样有必要予以承保。“在当前和可预见的未来，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大规模直接征收的概率不大。但是东道国对其境内的外资仍可通过各种形式予以干预来达到间接征收的效果，如过重的或任意性征税、因强制性贷款而禁止分红、禁止解雇员工、原材料供应禁止及重要进出口许可证的拒绝颁发等政府行为都被认为是剥夺外国人的财产权[3]。
3.3关于合格投资人及合格投资
首先必须符合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 在此基础上做一些细节性的规定，例如符合海外投资发展战略、引进先进技术、促进出口创汇与就业等，但也不宜将门槛设得过高，此外还需要得到东道国政府的批准。我们可以借鉴美国与日本的做法，即只有得到东道国批准的项目才予以承保，以提高投资保险的安全性，这不仅对我国海外投资能起到事先保护作用，同时也降低了我国承保机构自身的风险。
3.4关于代位求偿权
代位求偿权的行使不仅涉及我国国内立法的问题，也涉及我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投资保护条约。代位求偿权的取得基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基于前文的我国双边模式的建议，我国有必要协调国内法规定与国际条约，将相应条款在《海外投资保险法》中予以规定，同时也应规定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理赔条款，明确向投资人理赔后取得向东道国代位求偿的权利。
此外，还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投保人与承保机构各自的义务与程序性要求，包括投保人应明确提出赔偿请求、妥善保存并向承保机构转移相关证据文件；承保机构应及时接受相关证据文件，并受让相应的不超过转让人权利的相关权利。
参考文献
[1]李颖：《建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合作经济与科技，2013年第10期，15页
[2]王文娟：《论我国宜设立政府公司型的投资保证机构》，北方经济，2010年第6期，79页
[3]梁咏：《我国海外投资之间征收风险及对策》，法商研究，2010年第1期，13页
[4]曾华群主编.国际投资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曾华群主编.国际投资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王贵国.国际投资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关键词：出口信用保险;出口贸易
1出口信用保险的定义及作用
（1）定义。出口信用保险是指信用机构对企业投保的出口货物、服务、技术和资本的出口应收账款提供安全保障机制。它以出口贸易中国外买方信用风险为保险标的，保险人承保国内出口商在经营出口业务中因进口商方面的商业风险或进口国方面的政治风险而遭受的损失。
由于出口信用保险符合WTO有关规则，是《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原则中允许采用的支持出口的政策性手段，因而普遍为各国所采用。我国2004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五十三条，明确将出口信用保险同出口信贷和出口退税作为支持外贸出口的三大政策。
（2）出口信用保险在当代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出口信用保险的主要任务是积极配合国家外交、外贸、产业、财政和金融等政策，通过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手段，支持货物、技术和服务等出口，特别是高科技、附加值大的机电产品等资本性货物出口，支持中国企业向海外投资，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收汇风险保障，并在出口融资、信息咨询和应收账款管理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快捷、便利的服务。
出口信用保险之所以能被各国政府所重视并被世界贸易组织所接受主要是由于它即能充分体现政策导向又符合市场化原则的特征。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买方市场普遍形成，传统的支付方式受到挑战，出口企业面临贸易领域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更加突出。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降低收汇风险：实施出口信用保险的目的就是通过承担国际贸易中的收汇风险鼓励企业出口创汇，出口信用保险使企业在出口贸易损失发生时获得经济补偿，维护出口企业权益，避免呆坏账发生，保证出口企业稳健运行。②利于出口企业采取灵活的贸易结算方式，开拓多元化市场：有出口信用保险保障，出口商可以放心地采用更加灵活的贸易结算方式，开拓新市场，扩大出口，从而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③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资源的短缺使出口企业在贸易交往中处于被动局面，通过出口信用保险有利于出口商获得买方资信调查和其他相关服务，加强信用风险管理，事先避免和防范损失发生。④便于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出口信用保险与出口融资相结合，是出口信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出口商获得信贷资金的条件之一。
2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1988年起我国开始试办出口信用保险，于1989年正式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设出口信用保险业务，1994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共同办理出口信用保险业务。这一阶段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速度缓慢，规模有限，出口信用保险金额一直占同期出口比重的1%左右，出口信用保险并没有成为大多数出口企业规避收汇风险的主要工具。2001年我国为进一步适应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需要，成立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自该公司成立以后我国的信用保险业务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2002年该公司信用保险金额约27.5亿美元，同比增长15.2%；2003年承保金额为57.1亿美元，同比增长107.6%，占当年出口总额的1.3%。2004年的承保额为133亿美元，同比增长132.9%。2005年承保金额为212.1亿美元，同比增长59.5%，占我国一般贸易出口额的6.7%。2006年承保金额为295.7亿美元，同比增长39.4%，占我国一般贸易出口额的7%。2007年承保金额为396.29亿美元，同比增长34%。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业有了较大发展，但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规模与中国贸易大国的地位还不相匹配，其对经济的支持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同其他一些贸易大国相比，差距很大。
（1）出口信用保险缺乏法律保障。虽然我国在外贸法中规定了出口信用保险的内容，但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出口信用保险作专门的规范，这远远不能满足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需要。
（2）承保方式单一。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成立以前，出口货物短期险品种主要是“统保”。随后为改变这一局面，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设计出十余个品种来适应市场的需求。但与其他贸易大国相比，我国的承保方式过于单一，它使得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拓展缓慢，无法与对外贸易同步推进。
（3）保险基金相对不足。随着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成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力度有所增强。保险基金由原来的1亿美元增加到5亿美元。但随着出口信用保险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对信用保险基金的需要也将不断增大，如果这一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将制约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长足发展。
（4）专业人才缺乏。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只有短短十几年的发展历史，而且早期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占绝大比例。随着近年来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业务量激增，缺乏拥有操作经验的专业保险人才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
（5）数据匮乏。中国出口信用保险成立较晚，对于国外进口商的资料缺乏。一方面无法为出口商提供信息咨询，另一方面在制定投保费率时产生困难。
（6）国内企业缺乏投保意识和风险意识。由于我国大多数的出口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较晚，缺乏对国际市场和贸易风险的认识，因此我国出口企业普遍面临较高的海外坏账率，这一数字高达5%，远远超过国际水平。从1999年1月1日起，我国对外贸易经营主体的资格开始放宽，到目前为止，全国有外贸经营权的新增企业有5万多家，但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出口企业不足4%，可见出口企业的风险意识之差。
3发展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对策
（1）建立健全出口信用保险法规。我国应借鉴已经建立起完善出口信用保险法规国家的立法经验，把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业纳入法制化轨道。采用立法明确规定各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约束和规范参与机关的行为，保证业务操作的规范化，为出口信用保险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1）完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功能。①加强对海外投资业务的信用保险支持。海外投资业务具有显著的政策性与高风险性，具有靠企业自身力量难以防御的国家风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可以以海外投资保险、融资担保等形式提供保险支持企业从事海外投资业务。②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应当提高审批效率。我国新修订的外贸法扩大了对外贸易经营主体的范围。这意味着我国今后从事外贸的企业和个人的数量将会有质的飞跃，这就使我国相关行政部门的工作面临新的考验。信用保险机构应通过适当下放限额、理赔等权限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满足出口商的需求。③加强业务品种的创新。世界经济形势千变万化，竞争越来越激烈，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应当根据市场的需求加强业务品种的创新，满足出口企业的多种需要。
（2）加大政府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扶持力度。由于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开展与政府的产业政策、外经贸政策甚至是外交政策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府促进出口发展、进行产业调整、实现外交策略、发展国民经济的有利工具和手段，因此政府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扶持几乎是世界各国普遍公认的规则。要想发挥出口信用保险对我国经济、贸易、外交方面的促进作用，政府主要从增加对经营机构的资金支持来加大扶持力度。
（3）培养和吸收高素质专业人才。随着保险领域业务不断创新，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事业的发展需要一大批精通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人才。我们可以通过培训和引进相结合的方法造就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与此同时，也要为人才的成长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为他们提供各种深造和发展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挖掘和留住人才以适应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事业的发展。
（4）建立全球资信调查服务体系和外贸风险控制体系。由于出口信用保险是一种长期、系统的服务，其过程涉及相关的许多部门，因此，建立出口信用保险的服务和风险控制体系需要多部门参与、配合和合理分工。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各驻外经商处、海外贸易中心、商会、协会的作用。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要积极参加各种国际性合作组织，与国外同行交换业务信息，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往来，签订互惠约定，共享信息，以便在发生贸易纠纷时能够得到及时公正的对待，为我国的外贸企业提供一个更加安全有保障的交易平台。
随着数据的逐步积累，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应努力提高自身的评估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努力创新，设计新的险种，完善保险条款，提供更全面快捷的理赔服务。在投保企业增加、投保历史数据逐渐丰富了以后，公司则应该更加准确地评估风险，细分市场和客户，针对投保的具体情况以及交易双方的资信情况制定合理的费率，降低出口企业的投保费用。
(5)强化出口企业风险意识和投保意识。积极、科学地投保出口信用保险是化解出口企业贸易风险的有效方法，出口企业应该加强投保意识，认识到出口信用保险在化解企业收汇风险、提高企业风险管理水平方面的作用，积极地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在投保出口信用保险时，应根据企业在出口贸易中所面临的风险种类、贸易结算方式、买家资信状况等信息科学地投保，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保费获得较高的安全保障，从而达到促进出口业务发展、减少风险损失的效果。
2007年，保险资金的投资冲动比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强烈，因为保险资金股票投资比例的上调、中小保险机构委托入市的开闸以及7月《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保险资金的投资欲望得以充分释放。从投资境内股市，到投资公司股权，再到参股海外金融巨头，保险机构的影子可谓无处不在。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今后保险投资收益来源渠道主要包括：产业投资、股权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曲线房地产投资以及海外投资等，这些都将为保险资金提供一个大展拳脚的舞台。尤其是2008年国有资产重组上市的进程会进一步加快，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仍然继续，都将为保险资金提供股票市场之外的投资渠道。种种迹象表明，2008年保险投资渠道将呈现前所未有的多样化景象。
保险机构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投资开闸
近日，中国保监会向各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下发《关于保险机构投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允许保险公司投资于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并对这类证券的资质、额度和级别等提出了要求。
《意见稿》要求，保险公司投资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只能是由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起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且暂限于AA级或相当于AA级以上的优先级证券，投资额度则限于上年度末总资产的2%。一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高管表示，投资资产证券化产品可以拓宽保险资金投资渠道，更好地进行保险资产配置，分散投资风险。
其实，保险机构投资于证券化产品的提议早在2005年就出现了。在2007年初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保监会主席吴定富谈及2007年保险资金运用的工作重点时，开展保险资金投资证券化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试点的内容就涵盖其中。但与保险机构的债券投资和境外投资相比，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投资步伐略显踟蹰。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11月底，我国保险业的资产总额已达到2.89万亿元人民币。按2%计算，保险业可投资于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资金将超过500亿元。
QDII起航更多保险资金将出海
2007年底，金盛保险作为首家合资保险公司获得保监会批复获取境外代客理财（QDII）资格，并有权投资香港H股、红筹股。虽然迄今已经有21家保险公司获得了QDII资格，《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也早于2007年7月31日由中国保监会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但是由于《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尚未出台，迄今为止尚无保险类QDII产品正式推出。
但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一直被视为出海指南针的《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目前也已在保监会内部进行会签，有望不日出台，而保险QDII产品最快也将在2008年年初推出。一些保险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纷纷表示，目前已经准备了相关投资境外市场的QDII产品报备工作，只要细则一出来，就上报产品。市场专业人士表示，海外投资的放行使保险资金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国内资本市场的周期性对保险资金收益的制约因素作用下降，有利于保险业的长期发展，预计2008年海外投资领域或者种类还将逐步放开。
保险机构委托入市队伍将进一步扩容
放行部分保险机构委托入市，是2007年保监会关于扶持中小保险机构政策之核心内容。此前，监管部门一直将直接投资股票市场的公司限制在拥有资产管理公司的9家中资保险公司，以及友邦资产管理中心，而中小保险公司受资产规模等指标所限卡壳于入市门槛。在中小险商分享A股盛宴的呼声下，监管部门最终决定放行中小险商以委托形式入市。
从中小保险机构委托入市路径图来看，它们一开始基本在一级市场活动，尤其热衷于“打新股”，这与中小保险机构投资谨慎的态度有很大关系。保险资金是长期资金，资金性质决定了保险机构的投资模式更保守、更谨慎。
业内人士认为，在监管部门力挺中小险企的大背景下，2008年中小保险机构委托入市的队伍将进一步扩容，随着这些机构投资能力的逐步增强，它们的投资范围也有望从一级市场延伸至二级市场。考虑到中小险商的加入，保险机构的申购能量仍大有潜力可挖，保险机构作为一、二级市场“主力军”已然成型。
投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项目将有所表现
2007年底京沪高铁公司的创立，让市场领略到了保险资金在投资基础设施上的魄力。由股权投资先锋平安保险牵头的保险团队，以集体出资约160亿元投资了京沪高铁，占总股份13.93%，成为该项目第二大股东。这是中国保险企业首次联合投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实现了保险资金在基础设施投资上的重大突破。
这只是保险资金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小试牛刀”。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国内基础设施项目的与日增多，2008年有可能出现一轮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
虽然目前房地产投资尚属于保险资金禁止投资的范围，但保险公司仍可通过自建物业、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等方式间接进行房地产投资。2007年11月6日，中国平安公告称，公司在最高授信额度内为平安置业提供人民币10亿元的贷款担保，平安置业是中国平安旗下平安信托的子公司，其主要业务为房地产。相信在2008年保险资金曲线投资房地产更会有所表现。
有望分羹无担保公司债、特别国债
2007年开始债市暖风频吹，2008年或掀起一股债市扩容潮，保险公司有望参与对公司债和特别国债等债市新品的分羹。
然而，分羹收益的厚薄仍倚赖于保监会对无担保债的放行与否。目前，身为债券最大买家的保险机构仍不能投资无担保债，而公司债主要采用的就是无担保形式发行，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保险机构投身公司债的手脚与热情。坊间热传的“保监会将出台关于保险机构投资无担保公司债的相关文件”，从目前来看，也仍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至于保险机构固定收益类投资中的“主角”国债，也或将因为今年实施的更加严厉的信贷政策，提升空间较为有限。海通证券目前出炉的投资报告显示，尽管2007年固定收益类投资收益率升幅较大，尤其在连续加息环境下，去年国债收益率上升较快，但2008年实施的信贷从紧政策会促使商业银行对国债需求有较大提升，需求的增多则使得国债收益率很难上升甚至下降。
【链接】
不断拓宽的保险资金投资渠道
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方式――1995年6月《保险法》。
同业资金拆借市场――1998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允许保险资金进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
中央企业债券――1999年，中国保监委又出台了保险公司购买中央企业债券管理办法，允许保险公司购买铁路、电力、三峡工程等企业债券。
证券投资基金――1999年10月，国务院批准保险公司可通过购买证券投资基金间接入市，允许保险公司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在二级市场上买卖已经上市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在一级市场上认购新发行的证券投资基金。
银行大额协议存款――1999年，保监会、人民银行批准投资。
中央银行票据――2003年7月，保监会、人民银行批准投资。
银行次级定期债务――2004年3月，保监会、人民银行批准投资。
银行次级债券――2004年6月，保监会、人民银行批准投资。
可转换公司债券――2004年7月，保监会、人民银行批准投资。
外汇资金境外运作――2004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出台，首次允许保险公司在接受严格监管的前提下在境外运用外汇资金。2005年9月11日，中国保监会对外宣布，保监会与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颁布《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2006年4月，保监会批准保险机构通过购汇进行海外投资，保险公司海外投资比例将不低于其总资产的5%。
股票――2004年10月24日，中国保监会和中国证监会联合《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为我国保险资金开启了直接投资股票市场的大门。
多种债券――2003年5月30日，允许保险公司购买信用等级为AA级的所有企业债券，而且投资于企业债券的资金占保险公司总资产的比重从10%放宽到20% 。2005年8月21日，中国保监会颁布了《保险机构投资者债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将保险机构的可投资债券分为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企业（公司）债券及有关部门批准发行的其他债券四大类；保险资金投资企业债券余额占保险机构季末总资产的比例30%；投资同一期单品种限额占发行额的20%；并为资产支持证券、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券等新的金融产品、保险机构参与债券远期衍生产品交易等留下了空间。
关键词：出口信用保险;出口贸易
1 出口信用保险的定义及作用
（1）定义。出口信用保险是指信用机构对企业投保的出口货物、服务、技术和资本的出口应收账款提供安全保障机制。它以出口贸易中国外买方信用风险为保险标的，保险人承保国内出口商在经营出口业务中因进口商方面的商业风险或进口国方面的政治风险而遭受的损失。
由于出口信用保险符合wto有关规则，是《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原则中允许采用的支持出口的政策性手段，因而普遍为各国所采用。我国2004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五十三条，明确将出口信用保险同出口信贷和出口退税作为支持外贸出口的三大政策。
（2）出口信用保险在当代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出口信用保险的主要任务是积极配合国家外交、外贸、产业、财政和金融等政策，通过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手段，支持货物、技术和服务等出口，特别是高科技、附加值大的机电产品等资本性货物出口，支持中国企业向海外投资，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收汇风险保障，并在出口融资、信息咨询和应收账款管理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快捷、便利的服务。
出口信用保险之所以能被各国政府所重视并被世界贸易组织所接受主要是由于它即能充分体现政策导向又符合市场化原则的特征。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买方市场普遍形成，传统的支付方式受到挑战，出口企业面临贸易领域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更加突出。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降低收汇风险：实施出口信用保险的目的就是通过承担国际贸易中的收汇风险鼓励企业出口创汇，出口信用保险使企业在出口贸易损失发生时获得经济补偿，维护出口企业权益，避免呆坏账发生，保证出口企业稳健运行。②利于出口企业采取灵活的贸易结算方式，开拓多元化市场：有出口信用保险保障，出口商可以放心地采用更加灵活的贸易结算方式，开拓新市场，扩大出口，从而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③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资源的短缺使出口企业在贸易交往中处于被动局面，通过出口信用保险有利于出口商获得买方资信调查和其他相关服务，加强信用风险管理，事先避免和防范损失发生。④便于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出口信用保险与出口融资相结合，是出口信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出口商获得信贷资金的条件之一。
2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1988年起我国开始试办出口信用保险，于1989年正式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设出口信用保险业务，1994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共同办理出口信用保险业务。这一阶段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速度缓慢，规模有限，出口信用保险金额一直占同期出口比重的1%左右，出口信用保险并没有成为大多数出口企业规避收汇风险的主要工具。2001年我国为进一步适应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需要，成立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自该公司成立以后我国的信用保险业务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2002年该公司信用保险金额约27.5亿美元，同比增长15.2%；2003年承保金额为57.1亿美元，同比增长107.6%，占当年出口总额的1.3%。2004年的承保额为133亿美元，同比增长132.9%。2005年承保金额为212.1亿美元，同比增长59.5%，占我国一般贸易出口额的6.7%。2006年承保金额为295.7亿美元，同比增长39.4%，占我国一般贸易出口额的7%。2007年承保金额为396.29亿美元，同比增长34%。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业有了较大发展，但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规模与中国贸易大国的地位还不相匹配，其对经济的支持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同其他一些贸易大国相比，差距很大。
（1）出口信用保险缺乏法律保障。虽然我国在外贸法中规定了出口信用保险的内容，但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出口信用保险作专门的规范，这远远不能满足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需要。
（2）承保方式单一。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成立以前，出口货物短期险品种主要是“统保”。随后为改变这一局面，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设计出十余个品种来适应市场的需求。但与其他贸易大国相比，我国的承保方式过于单一，它使得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拓展缓慢，无法与对外贸易同步推进。
（3）保险基金相对不足。随着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成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力度有所增强。保险基金由原来的1亿美元增加到5亿美元。但随着出口信用保险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对信用保险基金的需要也将不断增大，如果这一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将制约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长足发展。
（4）专业人才缺乏。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只有短短十几年的发展历史，而且早期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占绝大比例。随着近年来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业务量激增，缺乏拥有操作经验的专业保险人才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
（5）数据匮乏。中国出口信用保险成立较晚，对于国外进口商的资料缺乏。一方面无法为出口商提供信息咨询，另一方面在制定投保费率时产生困难。
（6）国内企业缺乏投保意识和风险意识。由于我国大多数的出口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较晚，缺乏对国际市场和贸易风险的认识，因此我国出口企业普遍面临较高的海外坏账率，这一数字高达5%，远远超过国际水平。从1999年1月1日起，我国对外贸易经营主体的资格开始放宽，到目前为止，全国有外贸经营权的新增企业有5万多家，但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出口企业不足4%，可见出口企业的风险意识之差。
3 发展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对策
（1）建立健全出口信用保险法规。我国应借鉴已经建立起完善出口信用保险法规国家的立法经验，把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业纳入法制化轨道。采用立法明确规定各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约束和规范参与机关的行为，保证业务操作的规范化，为出口信用保险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1）完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功能。①加强对海外投资业务的信用保险支持。海外投资业务具有显著的政策性与高风险性，具有靠企业自身力量难以防御的国家风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可以以海外投资保险、融资担保等形式提供保险支持企业从事海外投资业务。②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应当提高审批效率。我国新修订的外贸法扩大了对外贸易经营主体的范围。这意味着我国今后从事外贸的企业和个人的数量将会有质的飞跃，这就使我国相关行政部门的工作面临新的考验。信用保险机构应通过适当下放限额、理赔等权限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满足出口商的需求。③加强业务品种的创新。世界经济形势千变万化，竞争越来越激烈，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应当根据市场的需求加强业务品种的创新，满足出口企业的多种需要。
（2）加大政府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扶持力度。由于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开展与政府的产业政策、外经贸政策甚至是外交政策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府促进出口发展、进行产业调整、实现外交策略、发展国民经济的有利工具和手段，因此政府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扶持 几乎是世界各国普遍公认的规则。要想发挥出口信用保险对我国经济、贸易、外交方面的促进作用，政府主要从增加对经营机构的资金支持来加大扶持力度。
（3）培养和吸收高素质专业人才。随着保险领域业务不断创新，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事业的发展需要一大批精通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人才。我们可以通过培训和引进相结合的方法造就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与此同时，也要为人才的成长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为他们提供各种深造和发展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挖掘和留住人才以适应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事业的发展。
（4）建立全球资信调查服务体系和外贸风险控制体系。由于出口信用保险是一种长期、系统的服务，其过程涉及相关的许多部门，因此，建立出口信用保险的服务和风险控制体系需要多部门参与、配合和合理分工。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各驻外经商处、海外贸易中心、商会、协会的作用。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要积极参加各种国际性合作组织，与国外同行交换业务信息，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往来，签订互惠约定，共享信息，以便在发生贸易纠纷时能够得到及时公正的对待，为我国的外贸企业提供一个更加安全有保障的交易平台。
随着数据的逐步积累，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应努力提高自身的评估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努力创新，设计新的险种，完善保险条款，提供更全面快捷的理赔服务。在投保企业增加、投保历史数据逐渐丰富了以后，公司则应该更加准确地评估风险，细分市场和客户，针对投保的具体情况以及交易双方的资信情况制定合理的费率，降低出口企业的投保费用。
(5)强化出口企业风险意识和投保意识。积极、科学地投保出口信用保险是化解出口企业贸易风险的有效方法，出口企业应该加强投保意识，认识到出口信用保险在化解企业收汇风险、提高企业风险管理水平方面的作用，积极地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在投保出口信用保险时，应根据企业在出口贸易中所面临的风险种类、贸易结算方式、买家资信状况等信息科学地投保，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保费获得较高的安全保障，从而达到促进出口业务发展、减少风险损失的效果。
4 结语
随着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和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出口信用保险将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发挥重要作用。我国的各级外经贸主管部门、进出口商会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要密切联系，加强协调与沟通，进一步搞好出口信用保险工作，使越来越多的出口商切实享受到信用保险的实惠，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持续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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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自本世纪中叶以来，拉美及中东国家纷纷对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实行国有化,国有化由此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对于投资国来讲,国有化风险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安全性以及投资利益的保护，对于东道国来讲,国有化风险关系到东道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对于跨国公司来讲,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向、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性战略的实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本文拟就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国有化风险以及风险防范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有化风险
所谓国有化是指一个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的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
根据国家的原则,一个国家对其境内的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有化,属于国家的国家行为，是一个国家的体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国有化措施是行使其对自然资源永久的必然结果,是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一种重要手段。东道国对外资实行国有化措施,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支持。联大1962年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宣言》规定：“收归国有、征收或征用应以公认为远较纯属本国或外国个人或私人利益为重要之公用事业、安全与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联大1974年
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义务》第2条规定:“每个国家有权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征收或转移……。”西方发达国家也被迫承认东道国的国有化权利,如1951年6月19日英国政府向伊朗政府递交的照会宣称:“陛下的政府代表自己和该公司承认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原则。”1956年8月在伦敦举行的苏伊士运河会议上，德国、英国和美国政府联合声明:“对埃及政府作为一个国家而享有充分的权利,包括对外国人的资产实行国有化不持任何异议。”
本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很少看到国有化的事例,但是,自本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国有化的。据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对外资实行了国有化,共发生了1954件国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国有化412件,60年代为406件,70年代约1136件,可见国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为219件,中东为464件,非洲为826件,拉美为454件〔1〕。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化的行业有半数以上集中在采矿、冶炼、石油、农业等部门。从国别来看,英美两国受国有化的影响最大,1960～1964年期间,在所有报道国有化的事例中,英国子公司半数以上主要分布在农业、银行业和保险业。70年代,美国子公司日益成为国有化的主要目标,受影响最大的是石油和采矿、分支银行、公用事业和运输业,大型子公司承受国有化的压力最大。就美国子公司看,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其没收的比率比资产少于100万美元的小型子公司大50倍。1960年到1979年之间,在被国有化的342家美国子公司中,有158家发生在拉丁美洲,占46%,而52家被国有化的英国子公司中,则有419家发生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尽管东道国实行国有化的权利在国际社会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问题在于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权利的同时是否应附加条件限制对此,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西方发达国家习惯上将国有化划分为两种:合法的国有化和违法的国有化。并且认为合法与违法的标准就是看国有化是否具备以下这些原则:
1.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许多国际条约中也把“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作为征用合法性的要求。1962年联大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宣言》中规定征用要以“公用事业、安全或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在许多国家的宪法里也有类似的规定。
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则。国有化和征用必须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也是国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则,可能会涉及到国家责任。
3.不违反条约义务的原则。即国有化应受国际条约和国家承担的契约义务的限制,违反条约义务的国有化是非法的,这是“条约必须恪守”的国际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4.支付公正补偿的原则。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补偿作为判断国有化合法性的一个标准。
5.不歧视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无不正当歧视,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时,必须对其境内所有的外资同等对待,不得对特定的某一国家的外资实行国有化,这是国家平等原则所要求的。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事件严重威胁着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影响到东道国吸引外资的环境,因而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直接的、一次性的剥夺投资者的国有化,已为以间接的方式逐步影响投资者利益的间接国有化所取代,呈现出间接国有化即当地化的发展趋势。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严重威胁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损害了其根本利益,因而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中最主要的风险之一,国有化措施对投资安全和利益的影响还在于是否在国有化之后给予充分的补偿。国有化之后是否给予补偿?应给予何种补偿?补偿的根据何在?对此,国际社会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和原则:
1.全部赔偿原则。即赫尔原则,这是美国国务卿赫尔(Hull)在1938年提出来的,认为实行国有化的国家有义务以“充分、即时、有效”的方式对财产被国有化的外国投资者支付全部赔偿。这一原则是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以保护既得权益和反对不当得利为法律依据。
2.不予补偿的原则。东道国采取国有化措施之后,不存在对被征收财产的外国投资者进行补偿的国际法律义务,因而不必予以补偿。这一原则的主要根据是国家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既然国有化是东道国行使的行为,是一国范围内的事情,应由国内法决定,采取国有化措施是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应予以补偿。至于在一定情况下,基于外交政策的考虑或出于国际礼让,或其它外交上的原因,可给予一定补偿,但不是法律义务。
3．适当补偿的原则。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说和主张,比较符合实际。关于适当补偿原则的根据存在着分歧,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一原则的合理根据是公平互利原则和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永久原则。在国有化补偿的实践中,一般都是采取适当补偿的原则,特别是通过“一揽子协议”(lumpSumExpreement)给予部分补偿,如伊朗征用美资石油公司,是补偿原金额的10%,战后东欧国家国有化的补偿额都是部分补偿。我国在国有化的实践中也采取适当补偿的做法,如1979年中美政府达成的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中,我国同意支付8050万美元作为对解放初被国有化的美国资产的补偿,这只相当于被中国收归国有的美国总资产的41%〔3〕。
二、国有化风险的防范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要保证投资的安全,必须对国有化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风险的防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母国方面
跨国公司的母国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的风险防范主要有:
第一,建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保证制度。这是跨国公司母国为了保护与鼓励本国的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法制度建立这一制度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对本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包括国有化风险)提供法律保证,以达到促进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地位的目的。这种保证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二是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护。
其一,一般来讲,各国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都对汇兑险、征收险和战乱险三种政治风险进行保险,由资金雄厚的有政治后盾的国营公司或政府机构充当承保人,并且一般只限于经东道国批准并符合母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合格投资。
各国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对投资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及其运作程序所作的规定基本相同,主要包括:(1)跨国公司向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申请投保,经审查批准后,双方签订保险合同,投保人履行定期交纳保险费的义务。(2)一旦发生承保范围内的风险事故,由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根据保险合同向海外投资者赔偿损失。(3)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取得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者的所有权和请求权,向造成该项投资损失的东道国求偿。
其二,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证。如美国的《对外援助法》,日本的《输出保险法》等等。
第二,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签订的保护投资的双边条约。母国为了对海外投资者面临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通常与东道国缔结双边投资条约,为国有化风险提供条约,使其成为两国政府的共同保证,以与其国内法的保证相互配合,加强其保证的效力。而东道国为了吸引外资,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也给外资以安全感。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关于国有化的规定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国有化的方式;二是关于国有化的条件。几乎所有的双边投资条约都规定国有化必须遵守的某些条件,如公共利益、非歧视性、补偿和司法审查。如日本与埃及1977年的协议规定:缔约国各方国民和公司的投资和收益,在缔约地方的领土内不得实行征收、国有化、限制或具有相当于征收、国有化和限制效果的其他措施,除非符合下列条件:
(1)该措施是为了公共目的采取的并符合正当法律;(2)该措施不是歧视性的;(3)给予及时、充分和有效的赔偿。荷兰、德国、美国、英国的样板条约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规定。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与上面的规定基本内容也是一致的。如我国与瑞典1982年的投资协定第3条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只是为了公共利益,按照适当的法律程序,并给予补偿,方可实行征收或国有化,或采取任何类似的其他措施,补偿的目的,应使该投资者处于未被征收或国有化相同的财政地位。征收或国有化不应是歧视性的,补偿不应无故迟延,而且应是可兑换的,并可在缔约国领土间自由转移。”〔4〕
第三,母国通过参加多边条约和多边投资保险机构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国有化风险保证。
1985年世界银行年会通过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条约保证,该公约在其承保的险别中规定,该机构承保征收和类似措施的风险,即“由于东道国政府的责任,而采取的任何立法或行政措施,或懈怠行为,其作用为剥夺保权人对其投资的所有权或控制权,或剥夺其投资中产生的大量效益,政府为管理其境内的经济活动而通常采取普遍适用的非歧视措施不在此列”。
为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世界银行1988年4月12日成立了多边投资保险机构。该机构的业务之一就是在“接受投资的国家的议会组织或政府剥夺投资人的所有权或应有的经济利益遇到风险时”,以及“对接受投资的国家政府取消合同投资者无处申诉,申诉被无故拖延和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时”,“凡加入这一机构的国家其公民代表的法人机构可以申保,这一机构则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承保”〔5〕。
由于多边投资保证机构和保险机构承保对外直接投资国有化风险,因此,当跨国公司成为该公约或机构的成员之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控制,国有化赔偿问题可能会成为国际求偿的对象,这样就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保证,有利于促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发展。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在控制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促进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
(二)东道国方面
防范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对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双方都有好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向利润丰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占领更大的市场,推行全球性战略;而对于东道国来说,可以从大量的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选择吸收高质量符合本国发展要求的投资,更好地利用和掌握外国资本中的先进技术,并且可以消除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之间的不信任感,有利于双方的友好合作,推动国际经济向前发展。
为了保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合法权益,许多东道国都通过宪法或外资立法对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明确规定只是在法律限定的条件下才实行征收或国有化,并给予补偿,以此来维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关于国有化保证的国内立法,各国的实践均不相同。有的国家只通过宪法作出国有化保证。如印度宪法规定:“除非根据规定对取得资产给予赔偿外,对任何财产不得进行强制取得或征用。”埃塞俄比亚宪法规定,除非基于政府根据特别征用法所定条件的命令,并通过司法程序协商,确定支付公正补偿,对任何人的财产不得进行剥夺。墨西哥宪法规定:“除非为了公用并支付赔偿,不得征收私人财产。”阿根廷、马来西亚、菲律宾、南斯拉夫等国的宪法也明确规定,征收财产必须为了公共利益,通过法律手段和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平”、“公正”或“充分”补偿。中国宪法第18条规定:中国允许外国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中国法律规定在中国投资及从事其他活动,它们的合法利益和权利受中国法律保护。
除了在宪法上的保证之外,许多国家还在其外资立法中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保证,保证的范围通常还较为广泛。印度尼西亚外资法规定:“除非国家利益确实需要并且合乎法律规定,政府不得全面地取消外资企业的所有权,不得采取国有化和限制该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措施。”在采取上述措施时,“政府有义务进行赔偿。赔偿金额、种类以及支付的方法,按国际法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埃及关于外国资本投资及自由贸易区法规定:“除通过合法程序,项目不得被收归国有或征用,投资也不得被没收、扣押和查封。”苏丹1980年的《鼓励投资法》规定:“除非为了公共利益,依据法律并对投资者支付公正补偿,不得实行国有化,补偿的价值是在国有化时对投资者的财产估价后的时价。”泰国1970年的《投资促进法》则保证不对所鼓励投资的企业的活动实行国有化。我国的外资立法对国有化也有规定,1986年颁布的《外资企业法》第5条规定:“国家对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资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6〕
我国目前的国际投资保险制度不同于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为了外国或港澳地区投资者在我国境内的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颁布了《外国投资保险(政治风险)条例》,将外国投资的政治风险列为重要的财产保险内容,对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的政治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三)跨国公司
从微观的视角来考察,对国有化风险进行防范时,跨国公司本身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跨国公司对国有化风险的防范可以三个阶段来进行,一是投资前期,二是投资中期,三是投资后期。不同阶段的风险防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1.投资前期阶段。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前期阶段,主要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评估投资的风险程度并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跨国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是对具体的对外投资项目所作的可行性分析,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首先要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这是从宏观上对东道国的投资风险所作的可行性研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国别评价报告”,说明东道国在国有化风险方面所具有的客观状况。
在“国别评价报告”中,在对国有化风险进行分析时,要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第一,东道国国内法即外资立法中关于国有化风险的保证状况。第二,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是否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边协定中是否有国有化风险的保证条款,保证的内容和范围如何。第三,东道国是否参加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是不是公约的成员国,是否承担公约所要求履行的国际法义务及其保证责任。投资前期阶段的风险防范的目的是将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尽可能避免风险,防患于未然。
2.投资中期阶段。
投资中期的风险防范主要是指跨国公司根据在其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严重影响投资安全性与收益性的事件与因素,随时采取调整措施,以保证对外直接投资目标的顺利实现。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变化,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因此,跨国公司要建立起一套富有弹性的调整手段,具体办法有:
第一,投资主体的调整。即跨国公司采取与东道国当地政府或企业共同投资,建立合资企业,这是一种积极的调整手段,通过投资主体的分散从而使投资风险也分散,因为共同投资要求投资主体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将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合资者身上,从而可以避免当地政府采取不利的政策,将风险分散。
第二,投资对象的调整。即跨国公司将投资的地域、行业、产品等分散化或多样化,这种调整方式的实际应用价值较大,如美国在东南亚的一家跨国公司,投资初期集中在油脂制造业,随着当地国有化呼声的高涨,该公司迅速将一部分投资转移到其他行业,从而避免了国有化的风险。
第三,投资方式的调整。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互换。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是常用的两种投资方式,前者以购买股份和成为合资企业投资者等形式投资,按资产产权比重定期分红,取得股息收;后者以银行信贷、企业、商业信用等方式投资,这可获得稳定的利润。当国有化风险增大时,跨国公司将股权出卖或转为银行信贷、母公司的买方信贷等债权形式;而当债务危机增大时,跨国公司又将其贷款转换为股份投资,这种转移尽管有一定困难,但可以减少风险。二是进行投资币种的转换,即跨国公司为了防范风险将其投资币种转换为当地货币。
第四,投资战略的调整。即跨国公司推行当地化的投资战略,增大跨国公司的当地化程度。本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求实行外国投资当地化,即“逐步国有化”,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使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并使国有化风险大大降低。
第五,投资经营策略的调整。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能否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投资经营策略,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当跨国公司与当地政府发生冲突时,跨国公司应从长远利益出发,尽量与东道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宁可牺牲眼前利益,采取积极合作的政策,这有利于避免国有化的风险。
3.投资后期阶段。
当国有化风险严重危及跨国公司的生存,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时,只能从东道国撤退。抽回投资采取撤退的战略,必然会造成许多经济损失,应当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尽可能地减少损失〔7〕。
注:
1〕〔3〕〔4〕〔6〕参见姚梅镇主编:《比较外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764、803～804、785、784页。
〔2〕〔英〕尼尔·胡德和斯蒂芬·扬著、叶刚等译:《跨国公司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314～3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