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5-24 16:34:00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企业的经济状况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会计指标 企业经营状况 实践意义
在市场经济这个大环境下,企业在整个市场中的竞争力的大小是其生存和发展能力的标志,但要想完成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综合实力的比较,但凭这一个标志所得出的结论具有片面性,不能说明问题,除了竞争力外,企业的规模、经营目标、经营者的水平和能力都有所不同,所以要想进行企业之间的比较,使企业之间具有可比性,就需要找到一个量化的值,为相关领导的经营和投资策略提供有价值的指导和参考,这就是会计指标。通常情况下,会计指标是通过会计报表的数据计算得到的,经过有关计算,就可以分析出企业的盈亏指标、财务能力和经济运行等状况,帮助对企业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
一、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
为了计算分析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可以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对负债项目和资产项目的金额进行对比,即计算出流动比率,这是分析企业按期偿还债务的能力的一个指标,计算方法是流动比率等于流动资产金额和流动负债金额比值,其中,流动资产金额是指包括待摊费用、预付款项、应付款项、存货、现存货币资金、有价证券以及短期投资在内的可以用于企业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营业周期中进行套现或投资使用的资产的总和,流动资产金额是指包括预提费用,应付款项、应交税费,应付票据和应付股利等预收款项、短期借款和其他应收款项在内的用于偿还企业在一个营业周期的债务的资产的总和。
如果流动比率等于1,则表明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是相等的,如果流动比率小于1则说明流动资产比流动负债少,相应的,债务偿还能力就差,投资风险会比较大,如果流动比率大于1则说明流动资产总额比流动负债总额要大,相应的,企业的债务偿还能力强,投资风险比较小。
企业为了维持正常的经营活动,等到一个经营周期结束后,企业需要有足够的能力去偿还相关债务,但又不可能用所有的流动资产去偿还债务,因此就必须保证流动资金数额的充足。一般的,如果企业能将流动比率保持在2左右,就可以支持企业的正常运行,但也不能太大,如果流动比率大于2.5就说明企业的资金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没有实现资金的有效利用和周转,表明其管理能力尚有欠缺。
二、企业的变现能力
企业变现能力的衡量标准是速动比率。速动比率等于速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比值,其中速动资产是指企业可以在短期内随时进行变现的流动性资产,与其他资产的关系是速动资产等于流动资产减去存货和待摊费用。由此可见,速动比率和流动比率的差别在于存货和待摊费用上,在实际的应用中,存货是相对比较固定的资产,不容易变现,而且容易在变现过程中发生损耗,因此需要减去,这样的计算结果更合理,更具有说服力,相对的,速动比率比流动比率的说服性更强,更能直接的反应企业对债务的偿还能力和对资金的应变水平。一般地,速动比率应该控制在1以上,以保证企业比较强的债务偿还能力,以免资金流转停滞,增加了投资风险,为了说明速动比率的变化状况,在分析过程中还应该对应收款项的周转率予以考虑,这样才更全面更合理。
在实际的经营活动中,速动比率的应用更多。比如在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如果企业具有对资金比较强的应变能力就可以迅速从金融瘫痪的状态中脱离出来,足以应付金融突变。
三、企业的运营能力
应收账款周转率是反映企业的运营能力的指标,主要表现在企业的对流动资金的运营和管理上,评判的准则是各项流动资产发挥自身作用的能力,企业对于资金的运营主要是指合理的采购原料、最大限度地推销产品,收付款及时,是资金可以以很快的速度流转。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有关会计核算数据中可以对企业运营能力的指标加以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等于赊销收入净值与平均应收款项余额的比值,其中赊销收入净值等于销售总收入减去现销收入、销售中的退回、折让和折扣四者的总和,平均应收款项余额等于营业初期应收款与营业末期应收款的平均值。此项指标反应的是企业应收款项在一年之内的周转次数,也即资金的流动速度,自然是越大越好,应收账款周转率越大说明企业对资金的掌控能力越强,企业收益越高,运营能力越强,通常是将企业连续几个年度的应收账款周转率指标进行比较以判断企业运营能力的高低。
四、企业的盈利能力
企业的盈利能力主要是从其利润表和负债表中予以计算分析得到企业资产活力能力指标,称为所有者权益报酬率,等于净利润与平均所有者权益总额的比值,表示的是每一百万元能够获得利润额,所有者权益报酬率是企业的管理者与合作者最为关心的一个指标,可用于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平均水平的比较。
五、结束语
总之,会计指标在评判企业各方面综合能力方面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不仅能够比较准确的反映其经营状况,更能帮助管理者做出合理的决策,进而促进企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因此,企业必须对会计指标的计算工作予以重视。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小企业;影响因素;内部控制缺陷披露
一、引言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渐加剧。为了能够让企业健康有序的进行发展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一定要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企业内部控制是将企业之中拥有的各项经济因素例如资金、人员、设备等汇总起来的粘合剂。通过企业内部控制将各项经济因素粘合在一起,将其中蕴含的能量发挥到最大的作用,为企业进行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作用。而且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健全的内部控制会避免一些会计造假等不利于公司经营发展的现象的出现。中小企业内部控制信息,特别是对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披露不止为企业对自身的内部控制系统进行完全的掌控,还能够为决策者提供信息指引决策方向。但是,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内部控制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针对这些缺陷提出改进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二、中小企业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状况的影响因素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内部控制的实质性漏洞主要有职责划分不明确、会计政策不完善、会计培训缺失、会计对账方式不正确以及技术问题,而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账户特定式实质性漏洞的产生主要与企业风险资产管理不当有关。中小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
首先,公司财务特征。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定义石将内部控制缺陷划分为账户特定式、收入计量、报告与会计政策、职责划分、培训、高管治理、子公司问题、对账和技术问题九类,并对每类缺陷的特征进行说明。这种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分类不仅更加深入的对中小企业特征和内部控制的关系进行细致的分析,还为中小企业认识公司缺陷提供了方向。并且将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形成总结出三个要件,即:管理层识别内控缺陷;内控缺陷存在;管理层披露内控缺陷。这种模式下公司的财务特征具有复杂性、近期组织结构变更、审计师辞职频繁、会计计量风险高和内控资源投入少的特征。
其次,公司治理特征。在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特征和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关系之中表明审计委员会的特征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审计委员会对企业财务和企业发展方向提供的指导性建议。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以及审计委员会之中会计专家、财务专家的构成比例与企业内部控制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审计委员会中财务专家比例越大、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越少的公司不易披露内控缺陷,而与之相反的情况下更统一披露企业内部的控制缺陷。
最后,外部监管特征。由外部监管的方面来看,外部审计师的质量高低对中小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形成了外在的压力。当中小企业的内部控制比较薄弱并且不具备足够的人力资源对内进行修正、控制的时候,外部审计师的作用就会凸现出来。而且当中小企业内部控制薄弱时,审计师会意识到审计业务的成本大大高于预期成本超过收益,就去辞去工作,这也正说明了中小企业内部存在着控制的缺陷。另外相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外部的高质量审计师在面临高额的诉讼成本和名誉损失的时候会对中小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发面投入更高的技术,因此外部监管更容易发现内部控制的缺陷。
三、中小企业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状况的经济后果
首先要注意的经济后果是披露内控缺陷数量与审计费用。其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在审计师的工作之中损失越多其存在的现实问题就会越多,也就会加大审计师工作的难度,增加审计师和其工作的事务所承担的审计风险,使得审计师要求的审计费用越来越高。因此,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数量与审计费用的关系是正相关。其次需要引起注意的经济后果是披露内控缺陷数量与审计师辞职的关系。审计师的频繁更换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是因为企业频繁更换审计师会造成企业的财政报告的可靠性受到质疑,会导致公司财务的发展不稳定。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数量越多就会导致中小企业的审计师承担较大的审计风险,就会使得审计师辞去工作以规避审计风险。
参考文献:
[1]孙永波,于清.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困境与对策[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2).
[2]安体富.中国中长期税制改革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0.
[3]李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J].商业时代,2010(8).
一、充分认识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试点的重要意义
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认定是指政府适时确定并颁布低收入标准,由职能部门对特定的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定,认定其是否属于低收入家庭,并将认定结果作为申请人享受政府救助和保障的准入条件。开展这项工作,是进一步做好现代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是提高社会管理公信力的重要保证。各级各部门一定要站在关注民生民本,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高度,充分认识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的重要意义,积极参与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相关工作,主动配合民政部门开展调查、核实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正确使用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结果,确保困难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年起,我县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保障、城乡低保、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教育救助以及其他县政府规定须经低收入家庭认定的专项救助,必须经过县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经济状况核对后方可进入专项救助审批程序。
二、切实加强对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的领导
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牵涉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多部门的职能和资源相关联,认定结果有广泛的用途。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工作领导。县政府成立全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县长任组长,县政府办主任、县民政局局长任副组长,县发改委、县工信局、县编办、县银监办、县监察局、县财政局、县人保局、县房管局、县国税局、县地税局、县工商局、县公安局、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县文广局、县统计局、县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县人民银行和9个乡(镇)等部门和单位分管负责人为成员。各成员单位均应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承办人,并于年3月15日前将相关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报送至县民政局办公室。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协调全县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不定期召开会议,协调解决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各乡(镇)人民政府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和专门机构。
三、全面整合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所必需的信息资源
全面、真实、准确、实时地掌握申请人家庭的基本情况和经济状况是做好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的关键。为有效整合资源,确保认定结果准确无误,各相关部门要克服困难,顾全大局,积极配合。及时、准确、全面、无偿地向民政部门提供必要的申请人家庭信息。
(一)公安部门提供户籍信息、机动车辆信息;
(二)房产部门提供房产信息、住房保障信息、住房补贴的发放和领取信息;
(三)人保部门提供社保、补助和就业信息;
(四)民政部门提供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信息、婚姻登记信息、社会救济(补助)发放信息;
(五)金融机构提供银行存款、股票红利、债券利息、基金红利、有价证券等金融性资产收入等相关信息;
(六)公积金中心提供家庭成员的公积金的缴存和领取信息、房屋贷款等信息;
(七)工商部门提供家庭成员的工商营业证照注册登记、生产经营等工商信息;
(八)国税、地税部门提供个体工商、私营企业等经营活动的纳税信息。
上述各部门要迅速与民政部门的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对信息系统链接,实现在线即时数据比对。在实际链接以前,各部门通过加密U盘的方式,按要求定期向民政部门提供信息。
四、分阶段、分步骤稳步推进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
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根据现有条件分步组织实施。具体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第一阶段:前期调研阶段(年3月-4月)
主要包括:3月上旬,组织成员单位赴外地考察调研,搜集资料;借鉴各地经验和做法,草拟和完善我县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3月中旬,组织召开全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并确定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职责,确定我县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等;
4月中旬,召开成员单位收入核对专职联络员会议,研究确定部门间收入核对的具体内容和系统对接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开始“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管理系统”的研发工作。
(二)第二阶段:工作准备阶段(年4月~年5月)
主要包括:4月,提升建立全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建立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和联络员制度;制定出台《全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规程》(试行);
年4月下旬,根据研发结果,开展“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管理系统”的建设工作;
年5月,县民政局完成“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管理系统”的研发和建设,各相关部门完成系统的对接开发。开展“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管理系统”的试运行。
(三)第三阶段:组织实施阶段(年6月起)
主要包括:召开全县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启动仪式;举办业务培训班,对具体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软件操作培训;开展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对申报对象逐级进行核查、比对,出具书面认定报告;建立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数据库。
五、不断提高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的权威性
各相关部门、成员单位和基层组织要积极配合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负责任地提供申请人的基本信息和经济状况信息。民政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按《全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实施细则》和其他法规的要求,按程序开展核对工作。与社会救助和保障无直接关系的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不予受理。除需要保护的个人信息以外,核对工作的各个环节和阶段要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要通过严格的工作制度和程序,确保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结果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为各项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开展提供可行的依据。
六、工作要求
笔者研究的城市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仅仅是指城市老年人是否愿意从事有经济收入的工作,而对于其他无偿义务性的劳动意愿则不加以考虑。在这个问卷调查中老年人是否愿意从事有经济收入的工作这一问题,选项分为三个,即愿意、不愿意、无所谓,由于文章研究的是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故而选择无所谓的没有明确意愿的老年人不在本文考察范围之内,经过数据整理,有明确意愿的老年人一共是1678人,其中男性老人753人,女性老人925人(表略)。文章选取城市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即是否愿意从事有经济收入的工作为因变量,选取老年人的性别、年龄、教育、有无配偶、自评健康、原职业、子女数、子女是否经济支持、自评经济状况、自评自身是否有用十个变量为自变量。方法上,由于本文分析的再就业意愿是分类变量,因此本文主要使用联列表和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考察各个变量的影响作用。
实证分析
(一)基本情况首先,我们从整个朝阳区的数据来看,明确表示有再就业意愿的老年人占到调查中有明确意思表达的全部老年人的10%,可见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还是比较低的。其次,本文通过联列表,分析个人、家庭、经济、观念四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先从性别上来看,男性老年人中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男性老年人总数的12.2%,而女性老年人中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女性老年人总数的8.3%,由此可以看出男性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大于女性老年人,卡方检验P=0.009,小于0.05,说明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再就业意愿有显著差异。年龄上我们主要分五组,即60~64岁组,65~69岁组,70~74岁组,75~79岁组,80岁以上组。其中60~64岁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22.6%,65~69岁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13.9%,70~74岁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8.2%,75~79岁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4.3%,80岁以上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只占到该组总数的1.7%。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再就业的意愿逐步减少,卡方检验P=0.000,小于0.05,说明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在不同年龄上有显著差异。根据老年人教育程度的不同,我们将老年人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及高中,大专及以上三组。其中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6.0%,教育程度为初中及高中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10.8%,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16.0%,卡方检验P=0.000,小于0.05,说明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在教育程度上有显著差异。婚姻状况上,我们分为两组,即有配偶和无配偶。其中有配偶组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11.2%,而无配偶组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6.6%。我们可以看出有配偶的老年人明显更愿意再就业,卡方检验P=0.006,小于0.05,说明再就业意愿在婚姻状况上有显著差异。我们依据原职业将老年人分为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及集体企业、三资民营企业、其他四组,其中原职业为机关事业单位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11.1%,原职业为国企及集体企业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9.1%,而原职业为三资民营企业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34.6%,原职业为其他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10.4%,卡方检验P=0.005,小于0.05,说明原职业不同的老年人其再就业意愿有显著差异。依据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的不同,我们把老年人分为健康状况不好、一般、好三组。其中健康状况不好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7.2%,健康状况一般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9.7%,而健康状况好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13.1%,卡方检验P=0.035,小于0.05,说明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在自身健康上有显著差异。本文选择儿子数来替代子女数,因为在中国一般是儿子为父母提供支持。我们按照老年人儿子数的不同,将老年人分为儿子数为0个、1个、2个、3个及以上四组。其中儿子数为0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12.8%,儿子数为1个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9.4%,儿子数为2个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10.6%,儿子数为3个及以上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4.8%。卡方检验P=0.045,小于0.05,说明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在儿子数上有显著差异。按照老年人是否得到子女经济支持,我们将老年人划分为有子女经济支持和无子女经济支持两组。其中有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8.2%,而没有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10.5%。卡方检验P=0.254,大于0.05,说明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在是否有子女经济支持上没有显著差异。在老年人的经济状况上,我们选择老年人的自评经济状况来考察,按照老年人自评经济状况,我们把老年人分为宽裕、一般、困难三组。其中经济宽裕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8.4%,经济状况一般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9.5%,经济状况为困难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15.5%,卡方检验P=0.030,小于0.05,说明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在不同经济状况下有显著差异。在老年人的观念因素上,我们选择老年人是否觉得自己没用这一问题来考察。我们将老年人分为觉得自己没用和不觉得自己没用两组,其中觉得自己没用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9.0%,而不觉得自己没用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10.5%。卡方检验P=0.097,大于0.05,说明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在观念因素上没有显著差异。(二)回归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是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中最常见的分析模型。其中logistic的公式如下:Ln[p/(1-p)]=b0+∑bi×xi,其中P表示某一事件的发生概率,在本文中,P表示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概率(愿意=1,不愿意=0),xi表示影响城市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各个因素,b0和bi是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在经过交叉表分析后,我们使用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来分析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影响因素即我们前面交叉表用到的这10个变量。回归后我们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只有性别、年龄、教育和老年人自身经济状况这四个变量对于老年人再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通过使用SPSS软件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我们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证实了前面的部分假设,即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受到老年人个人因素和经济状况的影响,具体来说老年人个人因素里的年龄、性别、教育都会影响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但是个人因素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原职业以及有无配偶在本文的分析结果中并没有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同时我们发现老年人的自身经济状况也会显著影响其再就业意愿。我们前面假设的老年人的家庭因素包括老年人的子女数和老年人子女是否对老年人有经济支持,以及老年人的观念因素主要指老年人是否认为自身没用这三个变量都没有像我们预期地那样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
结论
关 键 词:金融生态环境;经济竞争力;银行业安全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3-0014-05
李扬、王国刚和刘煜辉通过研究认为,“金融生态环境因素大致能解释70%以上的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1]本文旨在探索金融生态环境影响银行业安全的机理,并利用中国各个地区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一、金融生态环境与金融发展的资源
(一)金融生态环境对银行业发展的作用
金融生态环境对银行业发展的作用主要发生在借款企业非持续经营时。这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直接对企业进行破产清算,二是对出现暂时性困难的企业作进一步的信贷资金支持。因而贷款回收就会涉及到企业诚信、政府、法律以及相关的经济基础。为此,李扬、王国刚和刘煜辉将金融生态环境概括为经济基础、企业诚信、地方金融发展(或金融发展)、法治环境、诚信文化、社会中介服务、社会保障程度、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或政府公共服务)和金融部门独立性9个构成要素。[2]而金融生态环境的9个要素对贷款回收的作用都要通过“借款者―贷款者”这对关系来实现。
(二)金融发展的资源――经济竞争力
1. 银行贷款回收与金融发展的资源
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总是希望可以正常收回银行贷款本息,而正常收回贷款本息要求借款企业有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下面就对借款企业有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进行分析。
(1)借款企业还款能力的分析。借款企业具有还款能力就要求借款企业能正常经营并获得盈利。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借款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必须至少不高于同行业的其它企业,它才可能正常经营,即具有成本优势。成本优势也是企业有竞争力的体现,因而借款企业具有还款能力也就是企业要有竞争力。在垄断竞争条件下,垄断者都能够持续经营并获得盈利。但是,具有成本优势或者产品质量优势的垄断者在市场和利润的分配过程中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成本优势或者产品质量优势又体现了企业的竞争力。因此,企业的竞争力是决定借款企业是否有还款能力的关键因素。
(2)借款企业的还款意愿分析。假设借款企业不但追求当期的利润最大化,而且追求长期的利润最大化。如果企业有还款能力而赖账,企业的信用等级将会下降,企业今后获得银行贷款的可能性下降而借款成本将上升,因而不利于企业追求长期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因此,具有还款能力的企业通常将会有还款意愿。
从上述分析可知,企业的竞争力是银行发展的资源。
2. 从银行发展的资源到银行业发展的资源
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简称经济竞争力)是经济体系内各个企业竞争力的总和。但是,经济竞争力并不是各个企业竞争力的简单总和。当众多企业形成产业集群而产生集聚效应时,各个企业的竞争力都将得到提升。因此,经济竞争力是银行业发展的资源。
(三)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竞争力的关系
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1. 经济竞争力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决定作用
经济竞争力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决定作用体现在对经济基础、企业诚信、地方金融发展(或金融发展)、法治环境、诚信文化、社会中介服务、社会保障程度、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或政府公共服务)和金融部门独立性9个构成要素的决定作用上。
2. 金融生态环境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
金融生态环境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表现为:(1)环境状况不良会影响对企业的资本投入;(2)环境状况不良会加大企业的运营成本;(3)环境状况不良不利于企业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和产品质量的提高;(4)环境状况不良不利于企业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
(四)金融生态环境对银行业安全的作用
1. 银行业对不利金融生态环境的回避
金融生态环境具有较长时期稳定不变的特点,一旦形成就会在较长时期维持不变,因而当金融生态环境不利时银行业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回避。回避不利金融生态环境可采取的措施为:(1)仅对有竞争力或效益特别好的企业发放贷款,即进行信贷配给;(2)可以要求足够的担保或者抵押;(3)仅对熟悉的企业和领域发放贷款;(4)尽量避免涉及法律程序;等等。
2. 对银行业安全的作用
金融生态环境对银行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银行业发展总水平的影响上。经济竞争力的强弱决定企业收益率的波动,进而与金融生态环境一道决定了银行对企业的信贷数量和银行业发展的总水平。但是,对银行业发展的总水平并不会对银行业安全产生直接的影响。只有当金融生态环境对银行业发展的总水平导致了经济竞争力变化时,金融生态环境才对银行业的安全产生间接的影响和作用。即当银行业发展总水平提高导致经济竞争力提高时,银行业将变得更为安全;反之,银行业就会变得更不安全。
因此,研究银行业的发展及其安全问题就必须首先关注经济竞争力的变化,在一定的金融生态环境条件下从经济竞争力的变化来考察银行业的安全状况。
二、经济竞争力、收益率波动与银行业安全
由于经济竞争力是所有企业竞争力的总和,因而经济竞争力与收益率的波动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企业竞争力与收益率的波动之间的关系来反映。
(一)企业竞争力与收益率波动
1. 一般理论分析
本文将企业分为竞争力强和竞争力弱的两类企业。
对于竞争力强的企业,在经济状况较好时,它们会加大对研发的投资,进一步地保持其竞争优势,而收益率的提高不会太大;在经济状况恶化时,它们会通过降低成本和费用支出而避免收益率的大幅度波动。
对于竞争力弱的企业,在经济状况较好时,它们会拼命地扩大生产,以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在经济状况恶化时,它们只能坐以待毙或者看着收益率的大幅度下降。
因此,竞争力强的企业,其收益率的波动较小,而竞争力弱的企业,其收益率的波动较大。换句话说,竞争力强弱与收益率的波动形成负相关关系。
2. 用Stackelberg模型举例分析收益率波动[3]
我们用Stackelberg模型举例说明,而且仅考虑由成本差异导致的竞争力的不同。由于引进以成本优势为特征的竞争力因素,假设寡头1具有成本优势,本文对Stackelberg模型作如下几点修改:(1)两个寡头的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都不相同,寡头1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为:AC1=MC1=100;寡头2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为:AC2=MC2=120;(2)由于寡头1的成本优势,寡头1理所当然地成为首先行动者;(3)由于寡头2的成本劣势,寡头2在进行利润最大化抉择时只能以MC2= MC1为准则。
考虑经济状况有较好、中等和较差三种状况,它们的需求函数分别为:
(1)经济状况较好时的需求函数为: P=1200-8Q=1200-8(Q1+Q2);
(2)经济状况中等时的需求函数为: P=1000-8Q=1200-8(Q1+Q2);
(3)经济状况较差时的需求函数为: P=800-8Q=1200-8(Q1+Q2)。
由表1和表2可知,竞争力不同的企业收益率的变动率也不相同。竞争力强的企业其收益率变动率小,而竞争力弱的企业其收益率变动率大。因而本文的举例也表明,竞争力强弱与收益率的波动形成负相关关系。
(二)企业竞争力与企业价值
根据MM定理,任何企业的价值均由其预期的息税前收益按照其风险等级所对应的贴现率贴现后决定,即
V= (1)
其中,V为企业的价值,EBIT为企业息税前收益,WACC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由表1和表2可知,竞争力强的企业息税前收益高,而与其收益率变动率小相对应其风险小,其贴现率也低,因而企业价值大;反之,竞争力弱的企业其企业价值也小。因此,企业竞争力的强弱与企业价值大小形成正相关关系。
(三)收益率波动与企业贷款的获得
科森(Cossin,D.)[4]介绍了Merton模型。[5]与Merton模型的假设一致,此处假设银行贷款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在风险中性条件下,0时债务的价值是:
D0(V,T)=Fe-rT 欧式买出期权
=Fe-rT[-N(-d1)V0+Fe-rTN(-d2)] (2)
式(2)左边项D0(V,T)可以看作是银行贷款中的安全资产,它是即使贷款出现了问题也能够回收的银行贷款本金。而右边第二项[-N(-d1)V0+Fe-rTN(-d2)]是欧式买出期权的价值,它可以看作是银行贷款中风险资产的价值。很显然,右边第二项是企业收益率波动率和准债务比Fe-rTT/V0的增函数,与企业收益率波动率和准债务比Fe-rTT/V0正相关。
其实,银行并没有将其存在风险的贷款卖出以得到与欧式买出期权价值等值的无风险的资产,而是将其与欧式买出期权价值等值的存在风险的贷款一直持有到贷款归还日。这些存在风险的贷款可以获得的最大收益是到期收回风险贷款的本金和以超过无风险利率的利率水平所获得的较多的利息,但也有可能损失掉全部风险贷款的本金和利息。
由式(2)两边同时除以Fe-rT得到:
D0(V,T)=Fe-rT=1-[-N(-d1)V0+Fe-rTN(-d2)] (3)
式(3)右边第二项[-N(-d1)V0+Fe-rTN(-d2)]是欧式买出期权的价值占全部银行贷款的比重,即在银行的风险管理过程中所考虑的风险资产占银行全部资产的比重。在银行的风险管理过程中,根据宏观经济状况确定一个合理的风险资产占银行全部资产的比重,因而右边第二项就有一个确定的值,可以根据企业收益率波动率和准债务比Fe-rTT/V0来决定银行可以给企业提供的贷款的数量:(1)暂不考虑企业价值的变化,企业收益率波动率越低,可供给的贷款数量Fe-rT就越多;(2)暂不考虑企业收益率波动率的变化,企业价值V0越高,可供给的贷款数量Fe-rT就越多。因此,结合前面的分析,从银行贷款供给的角度看,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从两个方面影响银行贷款的供给数量:一是通过影响企业收益率波动率而影响银行贷款的供给数量,二是通过影响企业价值V0而影响银行贷款的供给数量;且企业竞争力越强,银行贷款供给数量也就越大。
从贷款需求角度看,在不考虑其它融资来源的情况下,企业为获得竞争优势,必须有研发投入。企业要求其竞争力提高的幅度越大,其所需的研发投入也就越多,对银行贷款需求的数量也就越大,即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与银行贷款需求的数量也成正相关关系。
总之,综合贷款供给和需求来看,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与银行贷款数量成正相关关系。
(四)经济竞争力与银行业发展
竞争力不同的企业获得不同数量的银行贷款。不同企业竞争力的总和构成了整个经济的经济竞争力,而不同竞争力的企业所获得的银行贷款数量总和就构成了银行业发展总水平。由于金融生态环境状况会影响单个企业所获得的银行贷款数量,金融生态环境状况的好坏就直接影响银行业发展的总水平。在金融生态环境状况更好时,
同样的经济竞争力水平将带来更高水平的银行业发展;反之,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则会更低。
(五)经济竞争力变化与银行业安全
1. 单个企业竞争力变化与贷款风险
由于竞争力强弱与收益率的波动负相关,而银行贷款中风险资产价值所占的比重又与企业收益率波动率正相关,因而在金融生态环境状况一定的情况下单个企业竞争力上升时贷款风险下降;反之,单个企业竞争力下降时贷款风险上升。
2. 经济竞争力变化与银行业安全
经济竞争力是各个企业竞争力的总和。由于风险资产通过Merton模型换算为同一的价值形式,因而风险资产的价值具有可加性。金融生态环境状况一定的情况下,银行业发展可能会有利于经济竞争力上升,进而导致银行业风险资产价值比重下降,银行业趋向于更为安全;反之,银行业的发展可能会使经济竞争力下降,进而导致银行业风险资产价值比重上升,银行业趋向于更为不安全。也就是说,在一定的金融生态环境条件下,经济竞争力与银行业安全状况形成正相关关系。
三、来自中国各地区的证据
(一)指标选取
1. 衡量经济竞争力变化的指标
在指标选取之前,要考虑以下两点:
(1)本文衡量的经济竞争力是针对与银行业发生关系的那部分经济的竞争力。在三大产业中,工业与银行业发生的借贷关系最频繁、也最多,因而也就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选择工业的竞争力来分析其与银行业安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在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国内银行业主要为中资企业服务,中资企业及其组成的工业部分的竞争力是本文所要考察的经济竞争力。
(2)在本文所考察的时间段,中国经济正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各级政府对经济的不正当干预还时常发生。例如,在当地企业发生严重亏损时不顾企业的经济效益而指使银行或用自己的财政力量支持当地企业占领或者扩大市场的产品生产,此时市场的占领显然不是其企业竞争力或者经济竞争力的表现。因此,在衡量经济竞争力时要剔除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
本文采用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CRTIPATIPC)作为指标来衡量经济竞争力的变化。1981年和1992年的指标值直接根据各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和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数据计算。2004年的指标值按调整后的工业生产总值计算。计算2004年调整后的各地区工业生产总值的方法为:①仅计算工业的数据;②它扣除外资企业部分。用指标中方资本金与总资本金之比的值乘以各地区工业生产总值;③考虑不同地区投资收益的不同,从而剔除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指标投资收益与工业总产值之比的1995年全国平均值为0.25%,调整后的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以指标投资收益与工业总产值之比的指标值为调整比率计算。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的计算通过两个不同时期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指标值相减得到。
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的指标值为正,表明经济竞争力提高了;反之,则表明经济竞争力下降了。
2. 衡量银行业安全的指标
本文以金融资产质量(QFA)作为指标来衡量银行业的安全状况。金融资产质量(QFA)与前面所讲的风险资产价值的比重是一致的,风险资产价值的比重越低,金融资产的质量越高。
指标金融资产质量(QFA)的指标值越高,银行业就越安全;反之,则银行业更不安全。
(二)数据准备
1. 数据来源
1981年和1993年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数据根据1981年和1993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2004年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数据根据指标中方资本金与总资本金之比和指标投资收益与工业总产值之比调整后的各地区工业生产总值计算,各地区和全国工业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5),指标中方资本金与总资本金之比和指标投资收益与工业总产值之比的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地区卷)》(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5月)。指标金融资产质量的数据根据李扬、王国刚和刘煜辉所得到的2003年和2004年金融资产质量评价等级合并考虑后得到。[6-7]
2. 指标值的总体描述
本文采用除海南省和重庆市外的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分析。
(1)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的总体情况。1981至1992年之间,指标值下降显著的有:北京(-1.25)、天津(-1.16)和上海(-5.21)3个直辖市,辽宁(-2.41)、吉林(-0.52)和黑龙江(-1.86)3个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湖南(-0.68)、湖北(-1.05)和甘肃(-0.45)等省份。指标值上升显著的有:广东(4.55)、江苏(3.62)、山东(2.95)、浙江(2.61)。1992年至2004年之间,指标值下降显著的有:中部的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份,辽宁等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西部的广西和四川;指标值上升显著的有:上海(2.76)、山东(1.66)和浙江(1.11)等省市。其中,指标中方资本金与总资本金之比的指标值较高的有:青海(1.00)、新疆(0.98)、(0.98)、甘肃(0.98)、山西(0.98);指标值较低的有:福建(0.55)、广东(0.60)和上海(0.79)。指标投资收益与工业总产值之比的指标值较高的有:上海(1.01)、北京(0.83)、(0.57)、天津(0.44)和四川(0.32);指标值较低的有:青海(-0.67)、宁夏(0.05)和广西(0.12)。
(2)指标金融资产质量的总体情况。指标评价值较高的有:浙江(97)、上海(96)、北京(95)、天津(86)、福建(85);指标评价值较低的有:黑龙江(7)、吉林(9)、辽宁(11)、江西(15)、湖北(18)和湖南(22)。
(三)初步的计量经济分析
本文利用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和指标金融资产质量对经济竞争力的变化与银行业安全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分析。
首先,做两个指标在3个时间段的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金融资产质量与2004-1992年间的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在其它时间段两者相关性则不显著。本文对此的解释是,1981至1992年之间是中国逐步告别短缺经济的阶段,指标值的下降并不一定是经济竞争力下降导致的,广东、江苏和浙江等省份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新市场的开拓可以解释上述大部分指标值的下降。因此,本文认为,通过中国各地区数据初步的实证分析表明,经济竞争力的变化与银行业安全状况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其次,通过对2004-1992年间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与指标金融资产质量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发现,它们之间成线性相关关系。具体的关系式为:
QFA= 47.456+14.661 CRTIPATIPC
t= (10.004)(2.594)
(四)小结
通过对2004-1992年间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与指标金融资产质量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初步的实证分析表明,经济竞争力的变化与银行业安全状况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从而支持了本文理论部分逻辑推导得到的观点。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金融生态环境状况的好坏并不必然形成银行业安全状况的好坏。金融生态环境对银行业安全状况的影响要通过经济竞争力的变化来实现。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显示,经济竞争力的变化与银行业的安全状况之间成正相关关系。通过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也支持了经济竞争力的变化与银行业的安全状况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自身经济潜力的发挥和中国实行的包括各种各样的“特区”、“试点”、“开发区”以及区域“优先发展”战略等差异化政策,导致了各个地区的经济竞争力的变化,是形成中国各个地区间银行业安全状况差异的主要原因。
为维护银行业的安全,本文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1)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促进银行业的发展强化对实体经济贡献,从而使经济竞争力得到提高。
(2)加强对经济竞争力状况及其变化的研究,及时地预防不利的经济竞争力变化给银行业安全带来的冲击。
(3)相关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有利于提高经济竞争力,如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等。
参考文献:
[1][2][6][7]李扬,王国刚,刘煜辉. 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2005)[M]. 人民出版社,2005:59,33,62-63,254-271.
[3]朱善利. 微观经济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07-208.
[4]科森(Cossin,D.). 高级信用风险分析[M].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22.
[5]Merton,Robert C.,1974. On the Pricing of Corporate Debt:the Risk Structure of Insterest Rates. 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J],29,May,449-70.
关键词:信息熵 企业评比 指标权重
1 概述
社会经济活动中常常出现工程招标和企业评比等环节,不同的方法所产生的企业评比结果不尽相同。一般的评比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步骤: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计算评价指标权重、构建决策模型、评价结果排序等四个主要环节。文献[1]针对所构建的指标体系,通过AHP法对指标进行定性分析,最终求得专家赋权权重。文献[2]对指标的多属性问题,灵活运用主观法和客观方法对指标进行综合赋权,所得结果融合了主客观信息,但权重组合过程中,所采用的线性拟合的方法对结果易产生简均的影响。陈华友[3]基于离差最大化思想,通过求解最优模型的最优解以此确定指标权重,与信息熵相比,该方法体现了指标的熵能够表示该指标的差异性大小。随着信息熵理论的发展与完善,王鹏飞[4]基于离差最大化思想,融合了灰色关联系数和极大熵思想,同样通过构造模型求解各指标权重。程平等[5]通过融合指标的重要性差异程度和主观偏好确定指标权重,但是主观性的参杂程度无法界定。本文针对指标体系中指标权重难以准确度量的问题,通过运用信息熵理论和专家赋权方法,通过结合两者之间的各自特色,将两种方法灵活结合,并运用在多企业评比问题中,以解决实例如工程招标和企业评比等实际问题。
2 有关企业的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历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我国上市公司公布财务数据的体系构造了本研究的财务评价体系。主要选取了盈利能力、运营能力、偿债能力、成长能力以及资本构成等五个方面,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3 建立评价模型
熵是热力学的概念,信息熵理论最先由申农Shannon引入,经过国内外众多学者的深入研究,现已灵活地运用在工程技术、社会经济等领域。信息熵法是一种客观求解指标权重的方法,其求解过程是基于各指标下的数值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法计算出各指标的熵权值,继而求得较为客观的各指标权重。一般步骤如下:
①针对m个评比项目,n个评价指标,构建原始数据矩阵R=(rij)m×n,其中rij为第j个指标下第i个项目的评价值;
②计算第j个指标下第i个项目的指标值的比重pij;
③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值ej;其中
④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权wj;其中
⑤综合评价模型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对所求结果进行大小排序,通过公式:V=R・W(4)
4 实证分析
某工程招标中,若干投标企业参与竞标,在评标阶段,需要对企业的经济状况进行评比,对各企业的经济状况进行优劣排序,初始数据如表3所示,本文依据以上建立的数学评比模型对企业的经济状况进行评价,评比结果供决策者参考。 (表2)
计算过程如下:
①针对原始数据表中的数据,初始矩阵R中的元素rij 如表中数据所示;
②根据公式(1)求得各指标下的数值比重pij,结果详见表3;
③根据公式(2)求得各个指标的熵值ej
E=(e1e2e3…ej…e14)=(0.0873,0.18,0.416,0.167,0.449,
0.568,0.641,0.288,0.321,0.544,0.339,0.403,0.346,
0.407)
其中k=1/ln8=0.4809
④根据公式(3)计算各指标的熵权
W=(w1w2w3…wj…w14)=(0.016,0.102,0.073,0.103,
0.068,0.054,0.044,0.088,0.084,0.057,-.082,0.074,
0.081,0.074)
⑤根据公式(4)综合评价各企业的经济状况并排序
V=R*W=(13.634,13.312,12.253,17.701,21.683,
12.463,16.486,13.478)
由此可知V5>V4>V7>V1>V8>V2>V6>V3
因此选择企业5为经济状况最佳的企业。
⑥结果分析
通过信息熵理论的性质可知,熵是表示一个系统无序程度的状态,熵值越小,系统的无序度越小,其信息效用值越大[6]。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各企业在同一指标下的经济数据离散程度,从而有效地区分经济指标所提供信息量的大小,从而对指标的权重有效地分配,通过与原始数据的乘积,使评价值结果易于区分大小,便于优劣排序。通过分析原始数据可知,企业7的资产负债率最低,但固定资产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不如企业5,由此可见企业7的偿债能力优与企业5,但是运营能力不及企业5,所以模糊评价结果低于企业5。
5 结论
与企业经济评比中确定指标权重所用的传统方法相比,例如层次分析法,专家打分法相比,本文通过引入信息熵理论,通过分析统一指标下的数据的离散程度,确定该指标在综合指标中所提供的信息量的大小确定该指标权重,所求解的过程更加客观具体,便于实践。而层次分析法等赋权方法主观性明显,客观性不足,本文所采取的信息熵理论在确定指标权重、进行项目评比等过程客观性明显,有效地消除了主观因素的影响,通过最后的实例分析,说明了该方法可以有效地应用在企业评比等实际问题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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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鹏飞.基于灰熵的不确定多属性决策问题研究[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09.
[5]程平,刘伟.多属性群决策中一种基于主观偏好确定属性权重的方法[J].控制与决策,2010(11).
[6]许开立,王永久,陈宝智.多目标模糊评价模型与评价等级计算方法[J].2010(05).
1结果
1.1孕产期保健
打工期间,47.5%的女性农民工(542人)有过妊娠经历。其中孕期检查超过5次者仅占36.9%,有22.3%没做过孕期检查。分娩花费在1000元以下占12.5%,1000~2000元占17.6%,2000~3000元占31.7%,3000~4000元占21.8%,4000元以上占16.4%;仅有43.2%的女性农民工产妇接受过医疗机构的产后访视服务。
1.2经济因素对女性农民工医疗保健服务利用的影响
参考2011年全国农村人均收入5919元的标准,将被调查女性农民工的家庭人均经济状况由低到高平均划分为3个档次,依次为:贫困户(<4000元•年-1•人-1)、一般户(4000~8000元•年-1•人-1)、富裕户(>8000元•年-1•人-1)。以到正规医院就诊、孕期检查、住院分娩等指标反映医疗服务利用,并着重研究家庭经济条件和医疗保险的差异对利用医疗保健服务的影响。
1.2.1经济状况与就诊方式
见表1。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由低到高,选择到正规医院就诊的比例上升,不治疗的比例依次下降(P<0.01)。社区医疗机构是3个经济水平组首选的就诊机构,大多数女性农民工希望社区医疗机构能提高门诊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以进一步方便就医。
1.2.2经济状况与孕期检查
见表2。在打工期间有孕期检查史的542名女性农民工,按家庭经济状况由低到高排列,孕检低于5次(国家标准)分别有76.1%、52.1%和4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随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递增,孕检达到8次的比例逐渐递增。
1.2.3经济状况与住院分娩
见表3。542名打工期间有生育经历的女性农民工,贫困户和一般收入水平户排在第1位的是回户籍所在地分娩,富裕户排在第1位的是选择打工地医院分娩,随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递增,私人接生的比例依次下降(P<0.01)。
2讨论
卫生服务的实际利用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即消费者有获得卫生服务的愿望和需求,同时还要有支付能力,理论上讲每个人受到疾病因素影响时,均需要获得相应的卫生服务以保障健康。而在实际生活中当人们遭遇疾病时,有的人会利用卫生服务,也有的人未获取所需要的卫生服务,或者获得的卫生服务不能满足其健康的需要。需求能否转化为利用,与个体收入水平、家庭经济状况、职业以及卫生服务机构的设置和服务质量等多种因素有关。
2.1女性农民工流动性较强,工作和生活环境较差,有较大的医疗服务需求
由于经济收入低,生活条件简陋,提供的集体宿舍居住条件差,大多存在卫生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很容易患上妇科疾病。女性农民工的工作环境也较差,工作时间长,生活缺乏规律,长期处于慢性疲劳状态。该次调查显示,其两周患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慢性病患病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能是调查对象年龄较轻、还未到慢性病高峰年龄段的缘故,但慢性病的经济负担已出现较重的征象。另外,女性农民工部分收入要向在农村的家庭转移,易忽略自身的医疗服务需求,从而导致小病变成大病。建议政府要求用工单位要重视女性农民工医疗服务问题,在企业内可以设立管理外来务工人员医疗服务的部门。
2.2女性农民工医疗服务利用率较低,存在自身意识缺乏和政府职能缺位问题
有近四成的患者采取自己买药或不治疗,分析原因,女性农民工认为自己还年轻、身体好,得点小病无所谓。通过对女性农民工的妇科检查和孕产期接受医疗保健服务的调查发现,有接近半数的女性农民工没有能享受到免费的妇科检查服务。妊娠期能进行5次孕期检查的比例不足40%,接受过医疗机构提供的产后访视服务也未达到半数。她们的生殖健康知识也缺乏,认为没必要、孕期检查手续繁琐和不知道需孕期检查者超过70%。也反映出女性农民工的计划生育工作成为死角,许多孕产妇得不到规范的产前咨询和检查,孕产期医疗保健的宣传和服务在便捷性和广泛性上还需加强。通过对女性农民工“您最希望通过什么渠道得到避孕知识服务”的调查,排在第1位的是计划生育部门,表明女性农民工其实很希望得到正规部门的服务。各级计划生育和医疗机构要按照国家规定,定期为女性农民工提供妇检、孕产期检查和产后访视等服务。
2.3家庭经济收入水平是影响女性农民工利用医疗服务的主要因素
既往对于医疗消费的研究多基于Grossman的健康需求理论,从个人需求角度出发把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一部分进行研究,并认为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影响了医疗服务利用〔3,4〕。该文认为个人是家庭的一员,其消费行为受家庭因素以及家庭其他成员的影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或者一些东方国家家庭观念比较重,家庭特征影响其医疗保健行为和意愿〔5〕,以家庭作为医疗消费研究指标可能更有现实意义。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证实〔6,7〕,女性农民工家庭经济收入状况会影响到她们的卫生服务需求和利用水平。该研究发现,富裕户的女性农民工比贫困户和一般户在就诊方式上会选择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在分娩地的选择上更倾向于在打工地城市医院,可以获得到较好的医疗服务,且能主动参与孕期检查服务和产后访视服务。对于经济收入较低的女性农民工群体,有3成的调查对象认为孕期检查费用较贵,贫困户孕期检查比例最低,大部分回农村生孩子,说明女性农民工医疗服务有较强的需求,但转变为利用受经济状况的制约。在短期内还难以提高她们经济收入的情况下,建议要设立和完善适合流动人口特点的医疗保障制度,提高医疗保障水平,提高她们医疗服务的支付能力。我国现有的医疗保障体系没有专门针对流动人口设置的医疗保险制度,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或者签订“霸王合同”的现象比较普遍,不给农民工以任何保障的行为比比皆是。有学者调查发现〔8,9〕,在个体私营企业中,女性农民工的生育保险参保率很低,几乎接近于零。女性农民工短期在城镇生活,到婚育年龄返回农村,保费无法续接,参保意愿就低。建议在制订医疗保险方案过程中,缴费基数、筹资比例、缴费年限、保障程度、保障范围和账户运作等方面需考虑女性农民工的就业特点和自身特征。另外,应建立全国范围的医疗保障信息平台〔10,11〕,实现各级医疗保险信息库的联网,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换,为流动的就业者提供参保服务,简化参保登记、缴费、转移、接续、报销等服务的程序。
2.4实现女性农民工就医与社区医疗机构对接
一、财务经济监控与预警:一般原理分析
财务经济监控与预警的一般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财务经济指标的选择
财务经济指标的选择就是从复杂的财务经济过程中,选择能够反映财务经济运行中主要方面的运行特征和各个方面关系特征的财务经济指标,这些指标主要由现行会计系统提供。财务经济景气状态在性质上的差异会表现为数量上的差异。不同景气状态下单一变量和综合数量指标的取值和走势均有所不同,因此,不同景气状态下指标之间的数量关系特征和变动倾向也有所不同。财务经济过程种类繁多,关系复杂,不可能—一进行观察,而且—一观察结果也不会有助于人们对总体运行特征进行把握。所以,监测系统中只包括反映财务经济运行特征的指标。
(二)财务经济变量的预处理
各个特征变量的具体观察值有其产生的客观条件,也存在着观察误差的可能性。财务经济监测所依据的是财务经济变量循环波动相互之间关系的稳定性,财务经济过程受季节性变动的影响也不利于反映变量之间的稳定关系。所以,有必要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如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依据逻辑关系选择的指标进行筛选,经过筛选后的财务经济变量作为特征变量。对特征变量的预处理通常包括两个方面:对极端值的剔除和修正;时间序列的季节调整。
(三)景气状态数量特征的确定
根据历史经验划分各个时期所属的景气状态,确定不同景气状态的数量特征。景气状态的划分是数量分析和经验分析相结合的产物。根据特征变量的历史数据进行聚类分析,把景气状态相同的时期合并为同类,这样处理就是把各个历史时期分为若干个不相同的类别,然后计算每一类各特征变量的取值范围和集中趋势、离散程度,从中找出各类之间差异显著的数量特征,以此作为确定具体时期景气状态归属的依据。
(四)财务经济景气状态的评估
利用建立的预测模型对财务经济运行状态进行估计,并结合状态变量的数值,对其所属的景气状态进行评估。
二、基本构思:对几个问题的讨论
如前所说,宏观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是以指数的形式,从宏观的角度,综合反映财务经济状况的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它是整个经济监控预警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财务经济的一种晴雨表,其主要功能一是监测,二是预警。所谓监测是指通过反映财务经济运行特征的指标对财务经济运行过程进行观察,对观察结果进行识别,判定观察到的财务经济过程特征属于何种景气状态以及预示着何种景气状态;所谓预警是指预报财务经济运行过程将要走向的景气状态。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财务经济监测与预警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财务比率的设计和选择
财务比率的设计和选择是建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的重要前提。预警离不开监测,监测离不开财务比率。财务比率的经济内容就是财务经济过程的数量特征和财务经济过程之间的数量关系特征。因此,建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必须首先在分析系统的环境、目标、结构。功能及其与整个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严格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科学设计、合理地选择宏观财务比率。
财务经济指标的选择应遵循灵敏性、超前性和稳定性原则。灵敏性是指被选择的财务经济指标要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财务经济运行的主要方面;超前性是指被选择的财务经济指标应当有一定的先进性;稳定性是指对被选择的财务经济指标的变化幅度进行不同状态划分后,划分的标准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应特别注意的是,计人财务经济指数的宏观财务比率不在于数量的多寡,关键是要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所谓相关性,是指宏观财务比率与财务经济现实之间内在相关的一种特性,这种内在的相关性是确保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具有科学性的先决条件;所谓可靠性,是指宏观财务比率本身应当是如实的、不偏不倚的、可以验证的,这种自身的可靠性是确保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重要基础。
为了保证宏观财务比率具有科学性和实际应用价值,构成财务经济指数的主体财务比率,应包括有关财务经济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社会贡献能力四个方面,以便于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综合反映财务经济状况。具体地说,评价债权人所关注的资产负债水平和偿债能力,应选择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评价投资者所关注的盈利能力和资产保值增值能力,应选择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和资产保值增值率;评价国家和社会所关注的社会贡献能力,应选择社会贡献率和社会积累率。
(二)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
为了分别反映国民经济整体和各行业的财务经济状况,财务经济指数应包括宏观综合财务经济指数和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两大类。
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应当分制造、商品流通、金融、房地产等行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公司作为“样本”,采用适当的权数,将各个“样本”的财务比率相加,得到行业平均财务比率,再选定一个行业平均财务比率的基期数,将以后各期的行业平均财务比率与基期数相比,计算出百分数,便可得到以后各期按行业的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据以反映各行业的财务经济状况。建立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的方法有加权平均法、几何平均法等等。分类财务经济指数除采用基期数表现形式外,还可采用当期数表现形式。
宏观综合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综合财务经济指数的建立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式:一种是在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的基础上,通过选择合理的权数,将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相加,从而得到综合财务经济指数,据以反映国民经济整体的财务经济状况。另一种是在国民经济整体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公司作为样本,直接建立宏观综合财务经济指数。
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有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1、样本的确定。国民经济中的企业千姿百态,纷繁复杂,决定了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需要从为数众多的企业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作为样本,通过这些企业的财务经济状况来反映国民经济整体的财务经济状况。因此,样本的选取就显得十分重要。
2、权数的选择。无论是建立分类财务经济指数还是综合财务经济指数,都存在着一个权数选择的问题;权数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指数的科学性。可供选择的权数有财务比率的重要性程度(计分确定)、被选取样本的资产规模等等。
3、综合评价。计人财务经济指数的财务比率往往具有不同的量度,这就使财务经济指数的宏观综合评价变得比较复杂,不过,这一计量问题在计量经济学界已经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从我们要建立的这一系统考虑,似乎最佳的选择是,用多目标规划的原理进行综合评价。其思路是:把各种不同量度的宏观财务比率通过一定的函数关系转化为同度量指标,然后再将这些同度量的指标加权平均,得出一个综合指数,并用这个综合指数去评价综合经济效益和财务能力。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来源于“系统工程”和“多目标规划”。
现实地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的建立应有计划地逐步进行,首先可考虑建立上市公司财务经济指数,这是由于上市公司的财务资料相对比较规范、完整,且容易取得。由于上市公司数量较多,可以先建立“100家上市公司财务经济指数”(简称“财务100指数”),据以反映上市公司整体的财务经济运行态势。当条件成熟时,再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完整的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
(三)系统的运行和调控
1、财务经济指数的主体和时间。分类财务经济指数应由国家统计局、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综合财务经济指数应由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共同,上市公司财务经济指数应由国家统计局、财政部会同中国证监会共同。的时间应当按月至少按季定时进行。
2、财务经济指数的运行轨迹和合理界限。财务经济指数在长期的运行中客观上会形成一个合理的数量界限,这一界限是判断财务经济状况的重要依据,指数的运行轨迹一旦偏离这一界限,就发出了财务经济的预警信号。
3、财务经济指数的失真、误判及其修正。财务经济指数可能由于某些突发事件或由于“权数垫高指数”的现象而出现失真或者误判,这需要对指数进行必要的修正,以便使指数能够如实地反映财务经济状况。
三、系统有效性的假设与检验途径
财务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决定了选择适当的财务经济指数来反映财务经济运行动态的可能性,因此,建立我国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和技术上的有效性。
(一)财务经济指数能够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
与一般统计信息系统相比,这一特性是十分明显的。用统计信息系统的信息建立的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状态或行为时,存在着一定的“残差”(residualerrors),当引入财务经济指数后,更易于消除随机波动因素,对这一部分残差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因为制作财务经济指数的先行宏观财务比率是在对财务会计信息进行再加工的基础上建立的,信息的再加工过程实际上是消除随机波动因素干扰的过程,从而有利于提高财务经济指数的精确性,增强财务经济指数的解释能力。
(二)财务经济指数不会出现高频波动
财务经济指数的方差发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一般不会出现高频波动的现象。当我们取若干连续季度或月度的财务数据,计算出财务经济指数,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可以对这一假设作出经验检验。
(三)财务比率的宏观“加总”具有经济意义
这是由于我们可以提供前面已经提到的概念上的理论基础,即用多目标规划的原理,把各种不同量度的财务比率通过一定的函数关系转化为同度量指标,然后再将这些同度量的指标加权平均,得出一个综合指数,并用这个综合指数去评价综合经济效益和财务能力。而且,在合理选择宏观财务比率的条件下,我们还可以证明财务经济指数与其说明的财务经济现象之间具有重要的相关性。
财务经济指数的效力可能在于解释长期趋势,因为它不像价格指数那样具有短期的敏感性。
四、对现存理念的挑战
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赖以建立的信息基础主要是财务信息,财务信息的质量直接影响系统功能的发挥。为此,有必要对现存财务理念和会计理念进行更新。
(一)对现存财务理念的挑战
人们一般把财务看成是一个纯粹的微观范畴,这是一种误解。由于这种误解,现有财务理论研究注重研究微观财务问题,忽视宏观财务问题。事实上,财务是具有层次性的,微观财务和宏观财务就是财务的层次性在范围上的一种体现。虽然我们对宏观财务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将其理解为国家对财务的宏观调控与管理,有的将其理解为宏观财务主体的财务问题,但无论如何,宏观财务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客观存在着的。因此,从建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出发,也是从财务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有必要重新审视财务的范围问题,确立“财务不仅具有微观属性,而且具有宏观属性”的观点。确立这样的观点,就是要求我们既要研究微观财务问题又要研究宏观财务问题,这对于拓展财务学的研究领域,促进财务理论和实务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就是宏观财务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问题,是微观财务向宏观领域扩展的一种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