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5-25 18:12:3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汽车金融风险分析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制度约束下商业银行发展消费信贷的次优选择——高抵押的消费信贷合约供给
中国发展消费信贷有其特殊的市场背景：是消费信贷作为扩大内需，刺激居民消费，提高最终消费率的种政策手段，具有很强的政策推动的特征；二是个人消费信贷在我国作为种新兴的金融产品，缺乏相应的管理风险的制度安排；三是作为消费信贷产品的供给者——国有商业银行，正处在市场化改革的过渡阶段，在此期间，国家既要求商业银行的信贷合约行为市场化，但同时又限制商业银行对信贷利率或其他某些合约变量的自主制定。
般来说，商业银行为区分不同风险类型的借款人，可通过组合不同的贷款利率、贷款抵押额和贷给概率等条件来设计信贷合约，以达到使借款人自发选择商业银行所期望的信贷合约的目的。而中国商业银行开展消费信贷业务是在利率限制、信用风险管理制度缺失、消费者信贷担保资源、途径缺乏的条件下进行的。为达到将高风险的借款人阻挡在消费信贷市场外，将低风险借款人保留在市场之中的目的，商业银行采取了单的、高抵押的(或质押)、高进入壁垒(如繁琐手续、高准备费及服务群体圈定)的消费信贷合约供给。而这种消费信贷供给模式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发挥作用，是因为有以下的经济背景：是近些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GDP年均增长率达到7％-8％)，消费者风险类型表现得不明显；二是中国消费信贷发展的历史还不长，传统的高储蓄习惯和政策限制使中国的部分消费者积蓄了定的财富水平，能够满足商业银行较高的抵押要求。三是国家在住房、汽车、教育等方面的福利制度改革，激发了人们对消费信贷的需求。
二、制度缺失下高抵押的消费信贷合约所隐含的系统性风险分析
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这种单的、高抵押的消费信贷合约供给是商业银行防范风险的种客观选择，但从涉及消费信贷业务三方的国家—商业银行—消费者的整体效益来看，这种合约设计是低效的，因为其面临着发展困境，隐含着定的金融风险：
首先，从宏观上看，在消费信贷合约中设置过高的担保要求，可能造成消费者有限的担保资源的浪费，因而是种宏观上的非效率选择。从微观来看，随着我国消费信贷的快速发展，向不同类型的借款人提供单的消费贷款合约可能是无效的，因为它使得低风险的借款人不愿承担太多的抵押担保和交易费用而退出市场，而高风险借款人则由于获得“信息租”而减少偿付，这将激励他们进入市场[2]，可能使银行蒙受更多的损失。
其次，要求信贷担保虽然可以节省商业银行的监督筛选成本，但是也造成了商业银行监督筛选激励不足，消费信贷合约设计过分依赖于担保来规避风险的问题。这在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预算软约束的背景下，易导致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即将所有的贷款损失都推由国家负担。而国家为防范其道德风险，必然会采取紧抓松放的行政干预手段，造成信贷政策的不连贯性，这不仅影响商业银行的长期发展规划，也影响了消费者对信贷政策的理性预期。
最后，在我国当前的法律制度环境下，高抵押的信贷合约隐含的金融风险不可小视。1998年，我国个人消费信贷余额只有456亿元，到2004年6月末消费信贷余额已达17952亿元，近六年间增加了约40倍。其中，个人住房信贷余额13878亿元，占全部个人消费信贷余额的77.3％
[3]；汽车消费信贷余额1833亿元，占10.2％；各项助学贷款余额75亿元，占0.4％。目前，我国各大商业银行的个人住房不良贷款率约为1％-2％，不良贷款约为138.78亿元—277.56亿元。虽然目前的不良贷款率很低，但从国际经验看，个人住房贷款的风险般是在发放贷款后3～8年中逐步显现。而我国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中，80％是2000年以后发放的，即只有20％的贷款开始进入第三年。因此，未来几年个人住房不良贷款很有可能陆续暴露。而汽车消费信贷的不良贷款率近几年已呈上升态势，据有关方面报道，截至2003年底，国内银行有超过945亿元的个人汽车贷款无法回收，不良贷款率超过50％[4]
目前，由于我国住房、汽车的二级交易市场发展还很不完善，市场参与者无法通过产权重组来分散和转移风险，商业银行持有的债权或抵押资产权会因不易变现而产生流动性风险。因此，抵押贷款需要相应的市场环境和支持体系，来分散其蕴含的金融风险。
三、管理风险的根本出路：金融制度创新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市场手段来增强商业银行的风险甄别能力，是我国消费信贷顺利发展的客观需求；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如何增强中、低收入阶层的抵押担保能力，提高其承贷能力，是消费信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参考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现状，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消费信贷；信贷风险；征信体系
1我国消费信贷的特点
1.1人们对消费信贷的认识不断改变，但有待深化
消费信贷产生以前及产生初期，很多人认为中国人节俭的传统会使其不习惯于借贷消费方式，可是，随着消费信贷业务的不断扩展及宣传力度的加大，人们对它的关注却日益增加，有调查表明，在深圳有90％的人表示现在或将来需要消费信贷。显然，“寅吃卯粮”这种消费观念和行为在目前已经变成一种正常需要，甚至成为一种时尚。但是，与此同时，我国居民对消费信贷的知识却少得可怜，调查表明，即使在文化层次和个人素养较高的深圳，对消费信贷有所了解的也只占被访者的20.8％。
1.2消费信贷的品种不断增加，但尚未达到多样化水平
消费信贷在我国产生之时，贷款用途基本上是只限于住房消费的，形式也只有抵押贷款一种(信用卡的正规化始于1999年3月《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实施)，而且还受到诸多限制。近几年来，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各商业银行纷纷推出汽车、教育、耐用消费品等多种消费信贷品种，还有个别银行推出“个人综合消费贷款”这种不硬性规定贷款用途的品种来迎合广大消费者的需要，而且各商业银行在贷款最高限额、贷款利率及还款期限等方面也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住房消费信贷业务开展的较早却并不完善，其他像针对汽车、教育等开展的消费信贷业务仅处于起步状态，还有一些消费热点根本就没有信贷业务涉足。从形式上来看，抵押贷款之外，信用卡透支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从以前几乎没有信贷功能的借记卡发展成为“准贷记卡”和“贷记卡”，信用卡的信贷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但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育不足，使用机制尚未建立，以致信用卡目前仍处于萌芽状态，其消费信贷功能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2消费信贷业务中的风险分析
尽管开展个人消费信贷意义重大，并且市场前景广阔，但是依然存在风险。防范、控制风险同开拓市场一样，对于消费信贷业务的长期稳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目前个人消费贷款业务中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1信用风险
消费信用风险主要来自于借款人的收入波动和道德风险，这是消费信贷的基本风险，也是消费信贷风险管理的重点。据调查，我国商业银行每年因客户的失信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几千个亿。银行从事贷款或投资活动时，都应对借款人未来的还款能力作出判断，但是目前，由于我国没有完善的征信系统和个人信用制度，银行缺乏调查借款人资信的有效手段，因此无法对借款人财产收入和纳税状况等信息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真实性进行评估，加大了消费信贷的风险，从而使一些道德水平不高的人有机可乘，导致各种恶意欺诈银行骗取资金或不按期还款的事件时有发生。
2.2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指银行无力为负债的减少或资产的增加提供融资。我国银行自有资本金的比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低于国际惯例要求的水平。如果考虑银行的大量损失类贷款尚未冲销处理的话，我国银行资本金普遍严重不足，再加上中国银行业的资本结构也不合理，资本补充缺乏持续性，加大了流动性风险。
2.3市场风险
由于市场的产品价格，产品更新等变动原因导致抵押物贬值，固定利率情况下利率上升导致利率倒挂，使银行暴露于市场风险之下，住房、汽车等抵押物都有可能面临价格下跌的风险，使借款人对消费信贷的心理预期越来越差，一方面，在进入WTO后，关税大幅下调，汽车整体价格下降，一旦还贷发生困难，处置抵押物时无法足额还贷。另一方面，在宏观政策调控下，房价越趋理性，住房价值缩水难以弥补按揭的本金损失。
3应对消费信贷风险的若干措施
消费信贷发达的国家，银行资金实力雄厚，管理水平高，但我国商业银行刚刚进入市场化运作，机制上又有很多缺陷，应对风险能力脆弱，因此，我们不能盲目地引进外国风险管理机制，而应该设计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风险体系。具体措施为：
3.1建立个人信用制度
（1）建立权威的征信机构。
这些机构由人民银行进行业务指导，其出具的资信评级结果在各银行通用，适用于一切个人消费信贷领域。金融机构和个人查询的时候应该付费，以保证征信机构的正常运转。该机构可进行实时跟踪，一旦发现不良信用记录随时调整其个人资信等级。对近三年信用良好的个人，按操作规程调高其信用等级。
（2）个人信用实名制度。
尽快在存款实名制的基础上建立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以此掌握还款人收入的真实情况和贷后还款能力，同时实行个人信用实码制和计算机连网查询。个人信用实码制就是将可证明、解释和查询的个人信用信息资料都存在该编码下，当个人需要向有关方面提供自己信用信息情况十可通过信息编码查询。在美国，个人信用资料是以个人的社会福利号为统一标识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个人身份证来充当个人信用制度的统一标识是最为合理和可行的，考虑身份证号码是每个合法公民的唯一标识码，而且公安部已经决定将身份证制成IC卡，加强了唯一性和防伪性。再加上我国实行了储蓄存款实名制，税务部门，公安部门都可通过个人身份证查询到有关的信息，以供信息汇总之用，完善个人信用信息库。
3.2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信用评级机构
在建立社会个人信用制度的基础上，各个银行应该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和发展目标制定个人信用评级方案，以此作为放贷与否的基本标准，从源头上防范和杜绝信贷风险。商业银行一般通过对借款人的品格、资本与能力、环境、抵押品四个方面评估潜在的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对消费者贷款的信用分析通常采用信用积分制度。根据这种方法，商业银行先选择某些体现借款人信用风险的特征因素，如收入水平、居住情况、就业情况、年龄等，然后为每一特征因素配上相应的分数，最后根据借款人的特征累计其分数值，作出相应的贷款决策。目前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除了个人的资产信用状况外，还应该考虑个人的道德信用状况。
3.3建立银行内部的消费信贷风险管理机制
银行可以开发出具有以下功能的个人消费信贷风险监管系统：（1）完善消费贷款的风险管理制度,逐步做到在线查询、分级审查审批,集中检查。通过输入客户身份证号码，一次性查询出借款人的消费信贷信用资料；（2）动态查询担保合作方可用担保额度和保证金帐户变动信息；（3）自动更新银行行业协会定期反映的个人信贷黑名单，对借款人不能按时偿还本息情况,或者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列入“问题个人黑名单”加大追讨力度,并拒绝再度借贷。
参考文献
［1］王爱俭.信用风险理论与信用风险防范［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2］李炳炎，徐银.金融深化改革与金融风险防范对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3］陈浪南.商业银行经营管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4］聂庆平.中国金融风险防范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5］曾康霖.信用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
摘要 绿色金融概念最早是为规避因环境污染问题所造成的金融风险而提出的，后来逐步从商业银行扩展到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近年来，绿色金融开始被引入主流金融机构。本文研究了发达国家在金融产品、金融政策、核算体系等领域的创新与进展，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鼓励促进环境保护的金融创新、加大对金融机构探索绿色金融的扶持力度、加强环境执法使环境成本内部化等建议。
关键词 发达国家；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环境风险：金融风险：核算体系改革何谓绿色金融
金融投资一般是指实业投资之外的，包括银行储蓄、商业保险、证券投资以及其他金融工程在内的全部金融服务、产品的投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的内容。
金融投资与可持续发展似乎是两个毫不相干的问题，但实则不然。在金融投资领域，风险分析是制定决策的重要根据。传统金融分析师仅将焦点放在财务报表上，而越来越多的证据已经表明这样的做法十分危险。因为一些可能产生严重污染的项目、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项目都将使投资人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但却不会反映在财务报表上。这便促使投资者不得不关注可持续发展。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对资源的公平配置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几乎所有不可持续发展的现象都是因为对资源的不当配置造成的。譬如，小造纸厂生产效率低下，利润也不高，但污染却非常严重，这其实是生产要素未能得到有效配置的后果。要解决这类问题，除了强制关闭企业以外，还可以从投资者人手，即建议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到工艺技术先进、盈利能力较好且环境污染较小的造纸厂，从而形成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配置格局，利用经济手段缓解环境问题、促进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金融投资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可持续发展可以左右投资收益，金融投资也可以反过来影响可持续发展。人们习惯性地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投资称为可持续金融(Sustainable Finance)，或者通俗地称为绿色金融(Green Finance)。
绿色金融与各类金融机构都有关，银行、保险公司或基金公司都可以实施相应的绿色金融举措。但在不同类别的金融机构中，绿色金融的作用机理、重点和方法大不相同。譬如银行实施绿色金融的一个重点是对信贷业务进行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保险公司的重点则是提供污染责任险的金融创新产品。
发达国家绿色金融的兴起与发展
环境风险融发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概念最早是为规避因环境污染问题所造成的金融风险而提出的。近达国家经济腾飞的时间早，环境污染集中爆发的时间也早，所以环境风险触发金融风险的现象也是先在欧美发达国家出现的。美国爱河事件(Love CanalTragedy)及因此诞生的超级基金是环境风险触发金融风险的经典案例。
爱河是美国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居民区。1942年至1953年，Hooker化学工厂及Plastics公司在该区掩埋了大量高毒性及致癌性的化学废弃物，最后覆上一层黏土层和表土以利植物生长。1953年Hooker化学工厂将掩埋地以一美金的代价卖给纽约市政府，并要求对将来可能发生的灾害免除法律责任，随后该地区经过处理和建设，开发为住宅区，并有九百多户住户及一座小学。1976年，附近居民开始抱怨化学异臭味、药物灼伤、居民生出畸形儿等，接着在地下室、雨水收集管线及花园里均涌出黑色浓浆状的有害废弃物，某些地面的下陷逐渐暴露出装着废弃物的铁桶容器及废弃物本身。1978年，卡特总统宣布此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纽约州政府将该地区封闭、迁出两百多户住户并关闭学校。由于附近居民持续抗争以及媒体大幅报导，此事件成为全美甚至全世界皆知的大新闻。为此，美国政府动用了联邦基金处理这一历史遗留的环境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综合环境响应补偿及责任法》(ComprehensiveEnvironmental Response Compensation andLiability Act，简称CERCLA)，并建立名为TheHazardous Substance Response Trust Fund的基金，由于数额庞大，该基金被称为超级基金，该法案也被戏称为超级基金法案。该法案最具威慑力的地方是认定环境责任具有可追溯性，极大增加了商业企业的环境风险。金融机构如果贷款或投资此类企业，可能会血本无归，甚至因为承担连带责任而背负清偿污染的费用。1990年，美国Fleet Financial公司因接受其贷款客户抵押的治污设备，被法院认为“有削减客户环境保护能力从而导致环境污染的倾向”，最终被处以罚金。发达国家的银行关注环境风险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银行关注环境风险，人们关注的焦点逐渐从规避风险转向管理风险，探索建立更系统性的金融机构环境与社会风险防控体系。世界银行及国际金融公司是这类金融机构中的佼佼者。1998年，世界银行开始制定《污染预防与消除手册》，完善环境评价程序。2002年，国际金融公司在伦敦组织了一次金融机构环境、社会影响评估的研讨会。会后，与会代表都积极支持筹建一个关于项目融资中环境、社会影响评估的框架平台，赤道原则(the EquatorPrinciples)因此应运而生。2003年6月，花旗银行、荷兰银行等7个不同国家的10家银行正式达成协议推动赤道原则。赤道原则根据国际金融公司的政策和指南制定，使用了参照国际金融公司的环境和社会筛选程序建立的筛选过程。至今，赤道原则已经历三次改版，成为被商业银行最广泛认可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工具。
从银行到更广泛的金融机构接受绿色金融
环境风险并不止于银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基金公司也会面临环境方面的问题。随着人们对绿色金融了解的深入，绿色金融的实施主体从早期的商业银行逐步延展为更广泛的金融机构。这从UNEP FI（联合国环境署金融计划，也称金融行动机构）的发展历程可见一斑。
1992年，里约环境会议前夕，联合国环境署联合知名银行在纽约共同了《银行业关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声明书》，标志着联合国环境署银行计划(UNEP BI)的正式成立。1995年，联合同环境署将该计划延伸到保险业，与瑞士再保险等公司《保险业关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声明书》。1997年，联合国环境署保险机构计划(UNEP III)正式成立。同年，为适应金融行业的发展态势，联合国环境署银行计划对声明书的内容进行适当修正，从单一银行业务扩展到一般性金融服务，其后银行计划更名为金融机构计划(UNEP FII)。2003年，在UNEP III和UNEP FII的联合年会上，保险计划和金融计划正式合并为金融计划，简称UNEP FI，工作范围覆盖全部类型的金融机构。后来，随着基金公司成员的不断增加，以及基金行业在绿色金融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UNEP FI在2006年与另外一家联合国机构全球契约(UN Global Compact)发起成立了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 PRI)。UN PRI是一个以基金公司等资产管理机构为核心会员的组织，倡导会员机构遵循责任投资的各项原则。近几年，UNPRI发展迅猛，会员已有摩根、美林、花旗等1300多家机构，会员管理的资产总额达45万亿美元。
绿色金融逐步融入主流金融机构
步入21世纪，绿色金融开始被引入更多的主流金融机构，从小众思维变成大众潮流。早在1999年，知名指数公司道琼斯就率先推出了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DJSI)，该指数不仅考察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也考察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因为他们相信具有更好环境绩效的上市公司具有更强的持续发展能力。2001年，另一家知名指数公司富时指数也迅速跟进，推出了富时社会责任指数( FTSE4GOOD)。此后数年，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圣保罗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恒生指数公司也先后了类似指数。
2006年，高盛集团旗帜鲜明提出了ESG（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投资理念，这一理念以绿色金融为核心．扩展了绿色金融的外延，将投资者最关注的公司治理因素也纳入进来，比较容易得到主流金融机构的认可。因此，这一理念一经推出便在金融市场上引起极大关注，标志着绿色金融融入主流。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绿色金融的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据统计，2011年底，欧洲绿色金融的资产总额达到6. 76万亿欧元，是2002年的19倍多；美国绿色金融总额达到3. 74万亿美元，较2003年增长了7390，较1995年增长了486%。发达国家绿色金融的创新与趋势
金融产品创新
荷兰学者Marcel Jeucken提出绿色金融的四阶段理论，认为金融机构对待可持续发展的态度从低级到高级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抵制( Defensive)、规避(Preventive)、积极( Offensive)、可持续(Sustainable)。按这一理论，当前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多数已经跨越抵制阶段，正从规避阶段向积极阶段迈进。这一进程的显著特征是绿色金融产品创新频繁，金融机构希望由此创造新的收入来源。譬如银行推出能效融资产品，帮助借款客户提高能源效率；基金推出水主题、碳主题基金产品，满足不同投资群体的需求。
当前绿色金融产品的新宠是绿色债券。2013年11月，法国电力公司(EDF)发行了19亿欧元的绿色债券，获得市场两倍的超额认购。仅一天之隔，美国银行发行了5亿美元的绿色债券，旨在支持银行的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效业务。2014年3月，联合利华和丰田汽车先后分别发行了2.5亿欧元和17.5亿美元的绿色债券：5月，美国佛罗里达州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Regency Centers发行了2.5亿美元的绿色债券，法国苏伊士集团发行了25亿欧元的绿色债券，打破了法国电力公司19亿欧元的记录。据标准普尔(S＆P)估计，2014年全球企业绿色债券规模会增加至200亿美元。
金融政策创新
2008年发达国家的金融海啸刺激了人们的神经，促使人们反思华尔街文化，也促使联合国环境署反思金融政策的顶层设计：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和经济秩序，并未能有效引导私人资本流向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因此，经济越发展，自然资源消耗越多，碳排放也越多。解决的根本办法是重构国际金融的政策和秩序，将金融体系与一个健康经济体的长期需求更好地统一起来。然而，从职责分工来看，改革国际金融的国际机构应当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而不是联合国环境署。为了突破这一障碍，联合国环境署在2014年初发起了UNEP Inquiry项目，计划用18个月的时间遍访联合国内外的相关机构，包括各国的政策制定者，推动高水平的开放式辩论，提出有深度、有成效的金融政策顶层设计改革建议。
到目前为止，UNEP Inquiry项目已经与欧盟、美国等十多个经济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与包括央行、商会和智库在内的各类合作伙伴共同探索绿色金融的未来之路。
核算体系改革
与金融政策创新推动顶层设计改革不同，核算体系改革着眼于金融体系的微观基础，即对价值的衡量。人们发现，传统的财务核算体系尤其是会计准则并未能恰当地衡量和纳入自然资本的真实价值。很多自然资源因为被视为公共品，价值是被严重低估的；很多企业经营所造成的负面的环境与社会影响因为难以量化，也未被纳入财务报表。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价格信号不能准确反映自然资本的稀缺性，影响资源配置效率。
为此，有识之士开始关注核算体系改革，尤其是自然资本的价值核算并将之纳入财务分析。2008年，德国和欧盟发起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行动倡议，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进行量化评估，该倡议迅速得到了联合国相关机构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响应。此外，201 0年，在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的支持下，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 IIRC)成立，旨在建立全新的企业年报架构，使其不仅能描述企业财务资本的变动，也能描述自然资本、社会资本等的变动。这样一来，企业年报就可以更加综合地反映企业的价值。2013年，IIRC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综合报告框架》。
发达国家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综上所述，发达国家在绿色金融方面已经有了较大发展，运用金融政策和金融工具撬动市场，优化配置市场资源，成效显著。这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自2007年推出绿色信贷政策以来，绿色金融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也面临一些挑战。结合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实际，本文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政府应进一步鼓励促进环境保护的金融创新。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绿色金融产品结构和种类都还比较单一，最为常见的是商业银行能效融资，而其他绿色金融产品屈指可数。我国可以梳理、借鉴发达国家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经验，形成更加多元化、多层次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仅就商业银行能效融资而言，若能仔细挖掘还有进一步的创新空间。美国银行在零售银行业务的绿色金融创新可资借鉴。美国银行和美国环保署、运输部合作向小型运输类公司提供无担保、还款周期灵活的贷款，帮助这些企业购买节油设备，降低汽车尾气的排放，统计结果显示节油率达到15%以上。
其次，政府应大力扶持金融机构探索绿色金融。我国金融机构普遍缺乏绿色金融方面的经验，尤其是将环保融入到传统金融业务对于国内大多数金融机构来说还存在意识上和技术上的诸多难题。因此，这些金融机构还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培训和技术支持，甚至提供财税、市场准入等方面的优惠。在这些方面，我国可借鉴韩国政府对绿色金融所采取的税收、罚款、奖励并行的措施。
关键词：资本 风险控制 调研分析
一、引言
亚当·斯密认为，资本现象的产生，反映出人类从狩猎、游牧和农业社会中，自然地过渡到商业社会的过程。在商业社会中，通过彼此依存、专业分工和贸易交流，人类可以大规模提高生产力。资本是一种“魔力”，它可以提高生产力，创造剩余价值。亚当·斯密给予的启示是，资本不是积累下的财产，而是蕴藏在财产中的一种潜能，它能够衍生新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根本属性是一种带来价值增殖的价值。资本的这种特有属性，促使温州民间资本极其活跃。保守估计，温州民间资本至少有6000亿之多，投向可分为两类，一类投进了实体经济，从实业到实业，比如从制鞋、制革、打火机、电器等，已在全国投资3万家工业企业，总额达3000亿元，并建立了300多个专业市场，目前通过因势利导，在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背景下，这部分资金正投向新产业、新项目；另一类则进入了流动性很强的领域，不少温州商人虽然做制造业，但并不满意制造业5%-8%的毛利率，普遍希望可以获取更多更快的财富效应，集资款转化为“投机资金”，到处炒煤、炒房、炒股等，这部分资本流动性比较高，需要引导和规范，因为它的盲目性强，运作中很容易造成风险。
二、温州民间资本的投资路径与风险分析
（一）温州民间资本的房地产投资与风险分析
1998-2001年，温州的民间资本大量投入当地房地产，促使当地房地产价格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从2000年开始，温州人开始在上海、杭州、北京、苏州、厦门、武汉等地置业，这就有了“温州购房团”。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市区及乐清、永嘉等县约有8万多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楼，业界广泛认同的是，温州有10万人在炒楼，动用的民间资金高达1000亿元。商铺、公寓、别墅是温州人炒房的首选。
方兴未艾的房地产业正好给温州的闲资提供了一个出路，表面看起来的确如此，但深究起来，却是误入歧途。炒楼毕竟是短期的获利行为，一旦政策波动，或炒楼资金链断裂，其风险可想而之。姑且不论大量游资涌入房地产市场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单以温州经济发展利益衡量，如此本该在产业推进中发挥作用的资金大量流失，对温州经济发展后劲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如果10万温州人拿着1000个亿“炒楼”，那么这1000亿中已经参与到炒楼的部分，不过是支撑整个炒作市场的一个资本系数。而这无疑意味着，温州购房团正在撬起一个可怕的产业黑洞。此过程中银行实际在承担着大部分风险，不及时控制，最终将演变为一个巨大的金融黑洞。因为房地产市场模式，只要负担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的钱，就可以拥有一座完整的房产。那么这1000亿游资，将托起一个规模达4000-5000亿的房地产市场，加上跟进的炒作资本，如此庞大的资金流和更庞大的房产市值，不啻是一个可怕的产业黑洞。
“炒房资金、民间借贷、实业投资”共同组成的温州资本正鏖战全国各地房地产市场。温州“炒房团”所掌握的资金并非自有资金，还有外来参股的资金，资金模式是“金字塔”式的结构，有的甚至是从银行贷款或借高利贷而来的，一旦被套牢，这些家庭就会倾家荡产，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而高利贷本身也会带来风险，第一个是法律上的风险，因为民间金融目前在我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第二个是利率比较高，本身就有风险。
（二）温州民间资本的煤炭投资与风险分析
前些年，随着煤炭投资的不断升温，山西省也出台了许多引导民营资本进入煤炭小企业的政策。温州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山西，进入煤矿。据统计，2005-2006年两年间，在山西估计有500多座温州人投资的小煤矿，总投资在500亿元以上。温州资本一度掌控了山西60%的小煤矿，年产煤炭8，000万吨，占山西省煤炭总产量的1/5、全国的1/20。2009年，随着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台的《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所涉及资源权价处置办法》，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的500多亿元投资全部要进入被国有大型煤矿兼并或收购的行列。投资煤矿最大的风险就来自政府频繁的政策变化，其次是煤矿生产中的风险，如矿难等，这些风险是不能预料的。
温州富裕的民间资金形成了一个独有的融资模式，一项投资的背后总会牵连到很多家庭。温州资本深陷山西煤矿，直接连累温州民间资本，连累一批温州投资人。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的小煤矿的关闭造成大量的民间债务和无数家庭的破产，很容易引发因民间融资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山西省此次整顿小煤矿“国进民退”的过程中，政府和国有企业更大的希望是，民营小煤矿能作价入股国有企业，这样既能保持民营投资的原有意向，同时也将减轻国有企业和当地政府的经济负担。但是，温州投资者没有一个人愿意被大型国有煤炭企业兼并，民营小煤矿作价入股与国有企业合作，无疑等于破产。而由于中间费用比较大，增加了国有企业运行的成本。在鲜明的成本差距中，温州投资者心里都清楚将自己的煤矿作价入股大型国有企业的后果了。
（三）温州民间资本私募股权投资及风险分析
创投实际上是建立在别人企业基础上的经营模式，这种投资方式更有选择性。在实体经济遇冷的情况下，温州资本又出现从房地产、煤炭、原油、棉花、股市中大幅回撤的迹象。人力资源成本升高、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以及内需走软，导致温商的实业投资越来越难。因此，温州民资寻求新的投资方向势必将转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合一的领域。据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不完全统计，2009年上半年温州民间资本进入到PE领域的规模大致有1500亿元，除了外地的创投机构到温州募资外，温州本地也成立了近200家创投机构。但随着后来爆发的金融危机，温州民间资本进入PE行业的步伐明显放缓，募资规模也出现显著下降。外地创投纷纷到温州募资的同时，温州本地的创投也在开始行动，并逐渐走向联合，以形成相对雄厚的资金团体，进行一些集中的股权投资。实业领域几乎已经无利可图，做实业的环境也越来越困难。温州民间资金正在抱团进入创投领域，已经有1500亿温州民间资金涌入了创投领域，成立投资基金数量达到300个。在经历了对房地产、矿产、棉花、股市、能源的投资之后，大量温州民间资金开始转向VC（创业投资）和PE（私募股权投资）领域。这是当前国际金融风暴下“温州热钱”的最新动向。VC、PE风险会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竞争加剧致估值升高。参与PE/VC的人越来越多，各路资本的流入，对项目的估值确实整体在提高。二是进入门槛低，成功门槛高。中国的创业是进入门槛低，成功门槛高。而在美国，看一个行业其他人做得差不多了，就不做了。不管是创业还是投资，大家想的事情就是复制，看谁的钱多，比谁的融资能力强，以谁能上市为标准，很容易导致行业泡沫。三是风投不怕输钱怕输名声。目前一些风投企业出现诚信问题。
三、民间资本的开发路径与风险控制分析
（一）加快民间资本的对内市场开放
中国的金融市场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垄断的市场。应当放开和规范民间信贷。开放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市场准入的开放，第二个是在价格保护方面的开放，第三个是对于金融管制的开放。在进一步放开管制，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方面，积极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小型信贷机构，同时尽快放开民间信贷。对于目前相继开展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控制过严，应尽早放开过于僵硬的行政控制。现行制度对于设立小型信贷机构、对资金互助社的要求普遍偏高。应制定更加符合现实、有利于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的准入制度，并根据小型信贷机构的不同性质或规模，设定不同的监管要求。据预测，目前温州民间资本总量大约在6000亿，一旦这些资本被激活，势必对温州民间资本有效配制以及引导温州经济健康发
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转贴于 （二）为民间资本开放垄断性行业
金融危机下，民间资本投资迎来新的发展良机，迎来了“走出去”的大好时机。长期以来，大量民间资本却并未进入实体经济的投资领域，而是大量集中在房地产、资源类商品、股票上，传统行业的竞争日渐白热化，效益回报已显疲态，投资空间有限；而有发展前景、高回报的产业垄断门槛高筑，民间资本很难分得一杯羹。金融危机肆虐下，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好巨大民间资本的力量，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各种实体经济投资领域，这对于解决投资资金不足、振兴温州地方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保证温州经济平稳、持续、较快发展也将会有很大的帮助。近年来，随着国有经济改革及其战略性调整的不断深入，为温州民间投资大展身手提供了巨大的舞台。同时，政策和法律环境的不断改善，也激发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为改善各地区基础设施的巨额国债投资，间接拉动了民间投资。
（三）加快设立创投引导基金，规范与引导温州民间资本流动
随着山西强力推进煤炭资源整合重组、国务院“新国十条”等一系列楼市调控措施的出台，大量民间资金回流到温州。如何将民间分散的可投资资金有效转化成推动温州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资本金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在温州股权营运中心、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即将运作之际，建议抓紧设立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加大对民间资金的对接和引导力度，使得巨额的民间资本为促进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
（四）政府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合理流动，规避投资风险
规范设置投资准入条件，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进入的行业和领域，对各类投资主体的市场准入实行同等标准，不得对民间资本单独设置附加条件，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支持民间资本以BT(建设—移交)、BOT(建设—经营—移交)、TOT (转让—经营—移交)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经营主体积极参与市政公用事业实行特许经营；将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及其产品列入政府采购目录，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竞争；要逐步提高政府采购民营企业产品、工程和服务的比例。引导民间资本投资生物、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设备、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核电关联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项目用地、财政资助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支持民间资本利用现有土地和厂房，加快传统特色行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鼓励民营企业增加科技研发投入，建立工程技术中心和技术研发中心，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逐步扩大财政资金扶持民间投资的各类专项资金规模，重点支持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开拓市场等项目。
四、结论
如何合理配置温州民间资本，规避投资风险以及无序投资带来的经济秩序混乱，是当前温州民间资本流向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将民间资本流动与政府服务联系起来，建立一种沟通渠道，将民间资本诉求与政府诉求有机协调。因此，建立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是政府对民间金融服务创新的一种探索。建立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旨在鼓励和引导民间发挥整合效应，合法规范地投入到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促进温州产业提升，企业转型，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通过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这个平台，保障温州丰厚的民间资本有序有效地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社会事业、传统产业改造工程、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文化创意、环保节能、高效农业、新材料等高新产业等领域。这在给温州民间资本带来合理投资路径的同时，也使得游走于灰色、非法边缘的温州民间资本有望实现转型，迈向了阳光化、合法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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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集集团背景资料
2000年3月，中集集团与荷兰银行在深圳签署了总金额为8 000万美元的应收账款证券化项目协议。此次协议有效期限为3年。在3年内，凡中集集团发生的应收账款，都可以出售给由荷兰银行管理的资产购买公司，由该公司在国际商业票据市场上多次公开发行商业票据，总发行金额不超过8 000万美元。在此期间，荷兰银行将发行票据所得资金支付给中集集团，中集集团的债务人则将应付款项交给约定的信托人，由该信托人履行收款人职责。而商业票据的投资者可以获得高出伦敦同业拆借市场利息率1%的利息。
中集集团资产证券化项目的基本流程：
1.中集集团首先要把上亿美元的应收账款进行设计安排，结合荷兰银行提出的标准，挑选优良的应收账款组合成一个资金池，然后交给信用评级公司评级。
2.中集集团向所有客户说明ABCP融资方式的付款要求，令其应付款项在某一日付至海外SPV(特别目的公司)账户。
3.中集集团仍然履行所有针对客户的义务和责任。
4.SPV再将全部应收账款出售给TAPCO公司(TAPCO公司是国际票据市场上享有良好声誉的资产购买公司)。
5.由TAPCO公司在商业票据(CP)市场上向投资者发行CP。
6.TAPCO从CP市场上获得资金并付给SPV，SPV又将资金付至中集集团设于经国家外管局批准的专用账户。
项目完成后，中集集团只需花两周时间，就可获得本应138天才能收回的现金。作为服务方的荷兰银行可收取200多万美元的费用。
二、中集集团资产证券化相关方财务风险分析
(一)可能导致财务风险的主要交易环节分析
1.设立特设信托机构环节
特设信托机构是专门为完成资产证券化交易而设立的一个特殊机构，它是资产证券化运作的名义主体。在本案例中，荷兰银行就是为了完成中集集团本次资产证券化的特殊信托机构。该信托机构必须和中集集团(证券化资产销售方)没有关联关系，这是为了使证券化资产和中集集团的其他资产达到风险隔离的目的。该信托机构购买资产证券化权益受益人销售给它的资产组合，并负责对该资产组合进行管理，以确保到期本金及利息按时支付。然而中集集团仍然承担着对客户的支付责任，因此它与信托机构仍然有利益上的关联，没能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这是导致证券化相关方财务风险的原因之一。
2.金融资产出售环节
金融资产的出售必须是真实销售，以保证买方在特殊情况下拥有强制性处置资产的权利。通过真实销售以实现风险隔离，即特设机构对委托管理资产的权益将不会因发起人的破产而丧失。中集集团某子公司将未来几年向客户的未来运输收入以协议形式出售给特设信托机构，中集集团对该资产不再拥有所有权。但是中集集团仍然需要对客户承担责任，当资产池中资产产生的现金流量不足以支付到期债券的本金和利息时中集集团负有法律上的补足责任。因此该证券化资产没有实现真实出售，相关风险没有实现转移。
3.信用增级环节
信用增级也称信用的提高，是指特设机构为了确保发行人按时支付投资者本息而采用的各种有效手段，是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成功的关键所在。信用增级不但保证投资者免受资产质量风险损失，还可以大大降低证券化结构风险，是提升资产证券投资级别的重要手段，也是资产证券能够交易成功、降低融资成本的重要保证。
在本案例中中集集团采用的内部信用增级方式，即当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量不足以支付到期本息时中集集团负有补足清偿的责任。这就增加了中集集团未来的财务风险，使中集集团未来的现金流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4.破产隔离环节
偿付资产支持证券到期本金与利息的来源必须与原始权益人隔离开来，以避免发起人遇到麻烦或者破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首要的问题是，必须保证无论发起人发生什么问题，都不会殃及特别载体;其次，要保证应收账款从发起人转移到特别载体的过程中不受到干预。
在中集集团资产证券化这个案例中没有做到特殊载体的破产隔离。因为，中集集团在出售证券化资产后仍然承担着对客户的清偿责任，与资产相关的风险没有实现转移。中集集团的经营发生重大变化时，该资产池中现金流量势必受到影响，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级别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二)违背资产证券化原则导致的相关财务风险
资产证券化的终极目的就是做到证券化资产的真实销售，从而做到证券化资产和企业资产的风险隔离，然而中集集团资产证券化既没有做到证券化资产的真实销售，也没有做到证券化资产和企业资产的风险隔离。
1.违背真实销售原则的财务风险分析
中集集团的资产证券化违背真实销售的原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资产相关的管理权没有转移。在本案例中，中集集团虽然以协议的形式把资产出售给了特设信托机构，转移了对资产的所有权，但是其作为该资产证券化的服务商仍然负责对该证券化资产进行管理。根据会计上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中集集团仍然对该证券化资产承担着责任，没有实现证券化资产的真实销售。
另一方面是与资产相关的风险没有完全转移。中集集团子公司资产证券化的信用增级方式是中集集团为特设信托机构提供超额担保的内部信用增级方式，当特设信托机构资产池中产生的现金流量不足以支付到期资产支持证券的本金和利息时，中集集团承担着补充清偿的责任。由此看来，中集集团某子公司虽然通过一纸文书的形式实现了真实销售，但是与其所售资产相关的风险没有完全转移到购买方。因此，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该子公司没有实现真实销售。
2.违背风险隔离原则导致的相关财务风险
一方面违背真实销售原则就意味着证券化资产相关的权利和义务没有完全转移，中集集团仍然承担着该证券化的资产未来运营失败的风险，证券化资产也没有完全摆脱中集集团自身的风险，如破产风险的影响。中集集团整体信用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该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度的高低，中集集团本身的运营风险也会传递到该证券化资产。因此，作为发起方的中集集团没有和证券化资产实现风险隔离。
另一方面，该资产证券化采用的信用增级方式是中集集团为特殊信托结构发行资产支持债券提供担保的内部信用增级方式。在证券化资产运营失败，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量不足以支付到期本息的情况下，中集集团存在着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的财务风险。即证券化资产的风险和中集集团本身的风险没有实现完全的风险隔离。
三、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方案
(一)资产证券化财务风险防范方案概述
正如历史上所有的经济危机的救市方案一样，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国政府都担当着主要角色。在这个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方案(图1所示)中，由政府出面成立一个资产证券化财务风险防范基金。各个资产证券化的参与者及其后来证券投资者都要根据自己的收益提取一定比例的风险防范基金，交由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基金管理部门进行管理。当在某个资产证券化案例中，由于某些原因资产池中产生的现金流量不足以支付证券到期的本息时由该基金管理部门进行补足，因此可以防止资产证券化的失败，进而避免其导致相关财务风险。
(二)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方案的运行
1.风险防范基金管理者必须是政府部门。因为只有政府才可以在出现如利率下降、物价下跌及自然灾害等严重系统风险时有能力担当起救市的角色，市场经济其他参与者自身都处于市场风险之中，很难承担救市重任。例如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一些财大气粗的跨国企业诸如著名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美林证券及其美国三大汽车巨头等都没能躲过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的系统风险。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及时地出手相救，相信美国的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巨头很难逃脱破产的命运。
2.风险防范基金提取比例必须多样化。在要求资产证券化的参与者提取一定比例的风险防范基金时必须对其资产池中的证券化资产进行信用评估，根据其信用度确定计提标准。信用度越高计提比例越低，信用度越低计提比例越高。以此防止滥用资产证券化这种创新的金融工具在金融市场中圈钱的行为，保持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促进市场参与各方的公平。
3.风险防范必须坚持按收益计提的原则。按资产证券化各参与者所获收益计提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基金，体现了金融的公平原则。即从资产证券化中获得了收益，就要支付一定的代价来防范可能由该资产证券化导致的财务风险。因为各参与者的收益越多，那么该资产支持证券的风险就越大。因为投资收益是销售该证券的收入与投资该证券的成本之差。收益大就必然意味着该证券的转手价格较高，那么当资产池中产生的现金流量不足以支付该证券到期本息时该证券持有者就会承受较大的投资失败的财务风险。因此，各参与者从该资产证券化中获取的收益越大，其计提的用以防范其后投资失败的风险防范基金就应该越多。
(三)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方案的综合评价
首先，该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方案侧重于对证券化资产的信用评估。因为，初次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基金的计提是根据信用评级机构对资产池中证券化资产的信用评级来确定计提比例的。因此，证券化资产一般都会经过严格的信用评级，其信用度较高，其资产证券化失败的可能性较小，进而减少了各资产证券化参与者因资产证券化失败而引起的财务风险。
其次，该风险防范方案能有效应对因资产证券化而引起的金融泡沫的膨胀。该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基金的计提是根据各资产证券化的参与者从资产证券化中获取的收益的一定比例计提的，该资产支持证券在市场上的交易次数越多，产生的泡沫越大，而相应计提的风险防范基金也会越多。同时，风险防范基金的计提也会降低投资者转手交易该资产支持证券的积极性，进而有效抑制了金融泡沫的产生，降低了资产证券化参与者因过度膨胀的金融泡沫破灭造成资产证券化失败而引起的财务风险。
最后，在该风险防范方案下，政府能积聚数额巨大的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基金，当出现利率下跌，物价下降以及自然灾害等系统风险引起的资产证券化失败而造成的市场震荡时，政府有足够的实力来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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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证券化的起源和发展
资产证券化起源于60年代末美国的住宅抵押贷款市场。当时承担美国大部分住宅抵押贷款业务的储蓄金融机构，主要是储贷协会和储蓄银行，在投资银行和共同基金的冲击下，其储蓄资金被大量提取，利差收入日益减少，而使其竞争实力下降，经营状况恶化。为了摆脱这一困难局面，政府决定启动并搞活住宅抵押贷款二级市场，以缓解储蓄金融机构资产流动性不足的问题。1968年，政府国民抵押协会首次公开发行“过手证券”，从此开全球资产证券化之先河。
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资产证券化的内含和外延也发生了变化。资产证券化的概念按以下顺序扩展：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银行信用证券化资产证券化。
所谓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是指住宅抵押贷款的发放机构将其所持有的抵押贷款资产，汇集重组成抵押贷款组群，经过担保或信用增级，以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的融资过程。通过证券化这种方式，住宅抵押贷款的原始发放者将其贷款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上消除（因为发行的是无追索权的债券），同时得到了现金或其它流动性较强的资产。相比而言，银行信用证券化的范围比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要广得多，它包括汽车贷款、信用41经济导刊1999年第2期购买价格真实交易余款退回卡应收账款、计算机贷款和其它商业贷款等银行资产，均可作为证券化的对象。被证券化资产的原有者不仅指商业银行等贷款机构，还可以是企业等非金融机构。并且被证券化的资产可以突破信用资产的范围，扩展到其它的资产形式。至此，资产证券化的概念已不仅指一种实际过程，而在更重要的意义上成为一种具体内容十分丰富的理财观念和方式。
二、资产证券化的操作原理
（一）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参与者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工具，由于它具有比传统融资方式更为经济的优点，因而近年来发展迅速，被证券化的金融资产种类越来越多，证券化交易的组织结构也越来越复杂，一般来说，资产证券化过程的主要参与者有：发起人、特设信托机构（SPV）、承销商、投资银行、信用提高机构、信用评级机构、托管人、投资者等。资产证券化的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图1揭示了资产证券化的基本结构是发起人将交易的金融资产组合与发起人完全剥离，过户给特设信托机构进行运作，信托机构将金融资产经过信用评级后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确保有关资产现金流收入在不太理想的情况下向投资者的本息回报的流向仍然畅通。
（二）资产证券化的操作步骤
资产证券化的基本运作程序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1确定资产证券化目标，组成资产池。发起人一般是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首先分析自身的资产证券化融资要求，根据清理、估算、信用考核等程序决定借款人信用、抵押担保贷款的抵押价值等，将应收和可预见现金流资产进行组合，根据证券化目标确定资产数，最后将这些资产汇集形成一个资产池。
2组建特设信托机构（SPV），实现真实出售。特设信托机构是一个以资产证券化为唯一目的的、独立的信托实体，注册后的特设信托机构的活动必须受法律的严格限制，其资金全部来源于发行证券的收入。特设信托机构成立后，与发起人鉴定买卖合同，发起人将资产池中的资产出售给特设信托机构（SPV）。这一交易必须以真实出售（TrueSale）的方式进行，即出售后的资产在发起人破产时不作为法定财产参于清算，资产池不列入清算范围，从而达到“破产隔离”的目的。破产隔离使得资产池的质量与发起人自身的信用水平分离开来，投资者就不会再受到发起人的信用风险影响。
3完善交易结构，进行信用增级（Creditenhancement）。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改善发行条件，特设信托机构必须提高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等级，使投资者的利益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实现。因为资产债务人的违约、拖欠或债务偿还期与SVP安排的资产证券偿付期不相配合都会给投资者带来损失，所以信用提高技术代表了投资银行的业务水平，成为资产证券化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
4资产证券化的评级。资产支持证券的评级为投资者提供证券选择的依据，因而构成资产证券化的又一重要环节。资产证券化的评级与一般债券评级相似，但有自身特点。信用评级由专门评级机构应资产证券发起人或投资银行的请求进行。评级考虑因素不包括由利率变动等因素导致的市场风险，而主要考虑资产的信用风险。被评级的资产必须与发起人信用风险相分离。由于出售的资产都经过了信用增级，一般地，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级别会高于发起人的信用级别。资产证券的评级较好地保证了证券的安全度，这是资产证券化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5安排证券销售，向发起人支付购买价格。在信用提高和评级结果向投资者公布之后，由投资银行负责向投资者销售资产支持证券（ABS），销售的方式可采用包销或代销。特设信用机构（SPV）从投资银行处获取证券发行收入，再按资产买卖合同中规定的购买价格，把发行收入的大部分支付给发起人。
6证券挂牌上市交易，资产售后管理和服务。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完毕后到证券交易所申请挂牌上市，从而真正实现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流动性的目的。但资产证券化的工作并没有全部完成。发起人要指定一个资产池管理公司或亲自对资产池进行管理，负责收取、记录由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收入，并将这些收款全部存入托管行的收款专户。托管行按约定建立积累金，交给特设信托机构，由其对积累金进行资产管理，以便到期时对投资者还本付息。待资产支持证券到期后，还要向聘用的各类机构支付专业服务费。由资产池产生的收入在还本付息、支付各项服务费之后，若有剩余，按协议规定在发起人和SPV之间进行分配，整个资产证券化过程即告结束。
（三）资产证券化收益与风险分析
1资产证券化对各参与者的收益分析
（1）发起人：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通常是金融机构，也可以是其他类型的公司。资产证券化可以给发起人提供更低的融资成本、较低的经营杠杆、用来扩展和重新投资的立即可用资本、多样化资金来源以更好的资产负债管理，使得金融机构能够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能力，实现规模经济。通过证券化的资产在公开市场中出售，金融机构可迅速获得流动性。
（2）特设信托机构（SPV）：特设信托机构是一个中介机构，它购买发起人的原始信用产品，加以整合，然后出售包装后的证券。SPV以某种价格购买信贷资产，通过将它们包装成市场交易商品，而增加了信贷资产的价值，然后以一个较高的价格出售。通过购买、证券化和出售，SPV几乎将信用风险都分散给投资者承担，这样使得SPV降低其所有者权益成本，因为这些资产将不再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中。
（3）信用提高机构：信用提高机构可以是母公司、子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它可以是担保公司或者保险公司。它作为一个第三方实体更适合于使这类交易成为“真实出售”，信用增级机构通常按比例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如按担保金额的05%收取。
（4）投资银行：资产证券化为投资银行开辟了一项新业务。投资银行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充当承销商的角色，并获得其发行收入。
（5）投资者：证券化过程为投资者在市场中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投资选择机会。由于大多数组合资产都是由许多小额信用资产集合而构成，促进了组合的多样化，即使其中的一两个贷款违约，也不会对整个组合有质的影响。而且许多组合资产保持地理区域多样化，因此，某一地区的经济的低速发展不会深刻或迅速地影响到整个组合资产的绩效，而且投资者通过购买不同的组合资产的部分证券而能够避免地理和行业的集中带来的风险。由于信用评级由第三方执行，然后公布等级，投资者不用自己去分析每个发起人的资信，这也处理方式会计要素表1表内处理与表外处理比较是吸引投资者的一个优势所在。
2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分析
由于资产证券化非常复杂，每一次交易无论怎样被相当好的结构化，并被彻底地加以研究和精确地用文件证明，都仍然存在一些风险。常见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有如下几种：
（1）欺诈风险：从美国证券市场及其他国家证券市场中我们可以知道，由于欺诈的发生而使投资者受损的例子屡见不鲜。陈述书、保证书、法律意见书、会计师的无保留意见书及其他类似文件被仍不足以控制欺诈风险的发生。
（2）法律风险：虽然法律函件及意见书原本是为了消除外部的风险因素，但有时法律的不明确性及条款的变化本身往往成为整个交易过程中的风险因素，事实上法律风险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一直伴随且起关键作用的一种风险。
（3）金融管理风险：资产证券化是金融管理发展的高峰，它代表了履约、技术和结构技巧的完美的平衡。如果任一因素发生故障，整个交易可能面临风险。我们把这种风险称为金融管理风险，主要包括参于者不能按协议进行交易，设备不能按要求运作如电脑故障，以及交易机制出现故障等。
（4）等级下降风险：从已有的证券化实例中人们已经证实，资产证券化特别容易受到等级下降的损害，因为资产证券化交易的基础包含许多复杂多样的因素，如果这些因素之一恶化，整个证券发行的等级就会陷入危险境地，从而对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
除了上述几种风险之外，还存在一些其他风险，诸如政策性风险、财产和意外风险、合同协议或证券失效、对专家的依赖风险等等。所有这些风险都不是彼此独立地存在着，而是相互联系的。这些证券化风险的影响及发生的可能性因交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投资者必须识别这些风险，分析它们的规模，审查减少风险的方法，以及正确估计那些减少风险的手段的有效性。投资者在任何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应阅读资产支持证券交易中所提供的陈述书、保证书及赔偿文书等文件，了解他们的责任范围，查看是否有法律顾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以及注册会计师的无保留意见书。要对证券化结构中存在的大量风险进行防范，最重要是看信用增级的手段，是否有一家信誉卓著的银行或保险公司提供百分之百的担保。
（四）资产证券化涉及的会计和税收问题
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所涉及的会计、税收和法律等问题是资产证券化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它们涉及到证券资产的合法性、盈利性以及流动性，关系到每一参与者的利益，影响资产证券化的动机和结果。
1资产证券化的会计问题
资产证券化交易在会计处理上，主要考虑两方面问题：（1）被证券化的资产和相关债务是否应该被分离出资产负债表，即是表外处理还是表内处理的问题，这里还包括会计确认问题，即收益和损失的确认；（2）合并问题，即特设信托机构（SPV）是否需要和证券化发起人合并财务报表的问题。
对于是否把被证券化的资产和相关债务分离出资产负债表这个问题，主要取决于该证券化行为被当作销售处理还是担保融资处理，这是发起人（卖方）所关心的一个关键问题，因为不同的处理方法会对发起人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可列表如下：
在了解了上述影响之后，我们来比较一下传统会计处理方法和近年来最新采用的金融合成分析方法对资产证券化所产生的后果。
最典型的证券化传统会计确认方法当然要属“风险与报酬”分析法了。按照这种方法，如果发起人仍保留已转让资产的绝大部分收益和风险，则证券化交易视同担保融资，证券化资产仍继续被确认为一项资产，通过证券化所募集的资金被确认为发起人转让了相关资产的绝大部分收益和风险，那么该证券化交易被作为销售处理，所转让的资产转移出资产负债表，所募集资金作为一项资产转让收入，并同时确认相关的损益（即表外处理）。在“风险与报酬”分析法下，金融工具及其所附属的风险与报酬被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如果发起人仍保留证券化资产相关的一部分风险和报酬，且被保留的这部分被判断为很重要的话，则发起人在其资产负债表上仍然要继续确认这项资产，同时将来自于证券化资产的转让所得税为担保负债的结果。但在当今金融技术飞速发展，使得基于基本金融工具上的各种风险与报酬能被有效地分解开来，并以各种相互独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作为载体，分散给不同的持有方。毫无疑问，“风险与报酬”分析法只对证券化交易作了非常简单和不全面的反应，这很明显与会计所追求的“公允（TrueandFair）反映”背道而驰。同时“风险与报酬”分析法中“绝大部分”的判断，定质容易定量难，它要求辨认和估价证券化过程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报酬所保留或转让部分是否占有绝大部分，这无疑会增加实际操作上的难度和主观性。
由于传统的会计确认方法的局限性，使其难以适应越来越复杂化的金融环境，从而给金融交易的进一步创新与有效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迫切需要会计模式的改进与创新。正是在这种环境压力下，美国第125号财务会计准则（SAFSNo.125）：《转让和经营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的取消会计》（AccountingforTransfersandServicingofFinancialAssetsandExtinguishmentofLiabilities）突破传统框框，另辟蹊径，采用了“金融合成分析法”（FinancialComponentApproach）。按照这种方法，在涉及金融资产转让的情况下，应该将已经确认过的金融资产的再确认和终止确认的问题与因金融资产的转让合约所产生的新的金融工具的确认问题严格区分开来。换言之，对已经确认过的金融资产因发生转移性的交易所面临的再确认或终止确认的处理，取决于转让方的销售意图，也即决定一项资产交易能否进行销售处理要看其控制权是否已由转让方转移给受让方，而非看其交易形式。
在资产证券化交易中，由于发起人与特设信托机构（SPV）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SPV是否应该合并入发起人财务报表当中，也成为证券化会计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一旦SPV被视为发起人的子公司而合并入发起人的财务报表，那么，两个独立法人实体也就被视为一个经济实体，两者之间的交易也就变成了经济实体内部交易，必须从合并报表中剔除出去，这或许是证券化设计者所不愿看到的，因为一旦合并，发起人与SPV个别报表中原先不管怎么确认，作销售处理也好，作融资处理也好，对合并报表来说，得出的结果是相似的，进行复杂的金融安排，并不会实现原先所期望的结果。
现行的合并理论与实务是以母公司对关联公司活动的实际控制程度作为判断合并与否的依据，而不是注重于法定持股比例的多少，凡是对关联公司的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有重大控制权的都被列为合并范围之列。显然，问题的实质在于判断以信托形式存在的SPV是否属于发起人的一个准子公司，通常有以下3个判断标准：
（1）SPV为发起人带来收益与发起人真实的子公司无实质性差异；（2）发起人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SPV，并从SPV的净资产中获利；（3）发起人拥有与这些利益相关的风险。
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就可判断为准子公司。这就意味着，如果发起人拥有相当比例的剩余权益，把SPV纳入合并范围似乎更符合会计惯例。
2资产证券化的税收问题
资产证券化的税收问题和会计问题一样十分重要，直接影响证券化的成本问题，可能导致可观的税收费用。
关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税务问题，在不同的国家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应是本着税收中性化的原则（即不因证券化少缴税或多缴税），使税收机构和缴税者都能够接受。
（1）发起人的税收问题
当发起人向SPV转移资产时，有以下两个税务问题：
A如果证券化交易符合销售资产的条件，那么任何收益或亏损都必须被记入损益表内而后作为资本利得或资本损失处理。对资本利得是否应当征税，或是否应对之实行优惠待遇（即课以轻税），一直是税收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发达国家一般都对资本利得在税务处理上给予程度不同的优惠，而发展中国家则很少将资本利得的税务处理单独作为一个问题而加以特殊考虑。对资本利得采用轻税政策，可以达到鼓励资本流动，活跃资本市场，防止产生投资“锁住”状态的目的（即指财产持有人若发现自己有了资本利得，但考虑出售后要缴纳较重的普通所得税，便可能不愿出售，而形成“锁住”）。
对于证券化交易产生的资本损失，也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可享受税收抵免待遇，另一种是由于税务机关可能认为其出售不是在发起人的正常经营范围内，因而所产生的损失不可扣税。
B发起人向SPV出售资产可能会产生印花税，税率即使很低，也可能给交易带来巨大的障碍。这可通过适当的安排，把证券化以债务形式进行，则可避免有关的印花税。
（2）特设信托机构的税收问题
对于SPV，需要考虑的税务问题是它是否需要纳税，如果需要，应通过哪些方法来降低税务负担。因为在SPV产生税务费用会增加证券化的整体成本，最简单的办法是在避税天堂（如开曼群岛）设立SPV；此外，也可以通过适当的安排，使该公司不被认为在发行地或资产所在地开展业务，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为了明确SPV的税务地位，最好的办法是向有关税务机关预先确认。
（3）投资者的税收问题
综合我国学者近年来对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大量模型研究，使用以下几种国内外计算外汇规模的模型：
1、进口比率法(特里芬模型)；
2、成本效益分析法(阿格沃尔模型)；
3、储备与短期外债比率法(R／SD)；
4、外汇储备模型ER=D1+D2+D3+D4=a1*IMP+a2*DEB+a3*FDI+a4*FEM[1]
据此估算我国合理外汇储备的规模应为3600亿美元左右，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远超出国内外公认合理的范围。
因此，我们既要肯定一定额度的外汇储备对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保障国际支付能力的作用，但更要重视超过合理范围外的高额外汇储备所带来的经济及政策风险。
综合目前国内经济学者的观点，当前高额外汇储备的主要风险有：
1、高额外汇储备冲击中央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控能力。
2、基础货币供应增加带来的通货膨胀风险。
3、以美元和美国国债为主要储备所带来的高汇率风险。
4、投资结构单一并且以短期为主所带来的高金融风险。
二、中央政府及央行采取的政策措施及对重庆经济发展的冲击与影响
（一）中央银行为保证货币供应量的稳定性,一直被迫采取对冲方式，其中以稳定信贷总规模为目的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削减或回收操作将对重庆市的产业有如下冲击：回收再贷款的冲销操作改变了不同领域内的货币供给结构，人民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资金进入了外贸和与外贸相关的部门，造成外贸部门和外贸相关部门的资金宽裕，而非外贸部门和非外贸相关部门出现资金供不应求的现象。
这体现在一方面对于重庆的出口创汇的外向型企业通过结汇,可以轻易获得人民币资金；另一方面面对国内市场的重庆内向型企业,由于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再贷款的回收,它们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可能无法得到有效满足。
（二）我国高额外汇储备导致了当前货币流动性泛滥问题，除了紧缩再贷款规模、增加特种存款数量、公开市场操作外目前还有两种主要的手段可以使用——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其中，加息的操作空间较小，央行可能主要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的方式限制流动性。
出于保持汇率稳定的目的，中央银行不得不保持中美之间的利息差，而随着美国经济正在进入新的一轮减息周期，中国再次调高利率的空间正在缩小，这使得央行在利率工具方面的操作性不大。调整准备金率成为央行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
外汇储备作为比较剧烈的货币政策手段，2006年央行已经3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而中投证券的报告认为，央行在2007年仍有可能2－3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有遏制信贷扩张的作用，但同时由于信贷规模的限制，又会产生以下的影响：
1、对于大中型业绩优秀的企业和有政府大力扶持的企业，将会受到银行贷款的青睐。
2、重庆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将会雪上加霜。
目前重庆市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的基本特点还是融资渠道狭窄。法律不允许中小企业以自身信用发行债券；中小企业板块运作不畅；主板市场又门槛太高。大部分中小企业都只能依赖于银行信贷融资。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显示，中小企业融资供应的98.7%来自银行贷款。而且，银行贷款多为短期贷款，中小企业要得到中长期贷款非常艰难[2]。这将是重庆民营中小企业需要着重面对的问题。
（三）外汇储备过剩，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冲击中央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控能力,汇率调整的可能性逐渐加大。
全球范围内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已经说明中国目前流动性泛滥的原因不仅仅是央行的和国家的货币政策以及外汇操作，而且还要加上世界性的流动性过剩原因，外资追逐利润的结果在现实中体现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导致了更多热钱的涌入。
持久的双顺差导致了央行不得不采取持久的对冲操作过程，中央银行持续的正回购使央行持有的债券数量不断减少，并迫使央行定期大量发行较长期限的票据回笼货币。2003年4月开始，央行通过滚动发行央行票据回笼货币。2005年，央行共发行了27882亿元的央行票据，共进行了62次正回购操作和3次逆回购操作。央行票据一旦陷入下面的循环：央行票据发行-市场流动性减少-央行票据到期-市场流动性增加-央行票据发行。再加上利息的影响，实际上就宣告了流动性问题不是得到了解决，而是被积累了。
对于重庆的企业界来说，实际上要关注两个问题：
1、目前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将是一个过程，流动性过剩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国内市场已经出现需求不足，实际上提示重庆的投资者再对目前的低水平重复项目进行投资，将会有非常大的风险。
2、目前人民币的升值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重庆的出口型企业要努力改变出口产品结构，低附加值产品将很快被国外市场所淘汰。而对重庆的进口型企业，则要合理安排进口的数量和时间，避免汇率变动带来的机会成本损失。
（四）针对当前国内外汇储备带来的国内和国际问题，中央政府将会加大涉外经济政策调整的力度，从“重流入、轻流出”转为实现流入流出循序渐进和保持基本平衡，以平抑巨额贸易顺差。
目前对于上述国家政策的调整方向，可以估计国家将会有下面两大举措：
1、国家将利用外汇储备批量定购能源及如石油、铜铁、稀有金属等国际市场价格看涨的原材料，并建立相应的储备体系，这一措施则既可保值，又可确保国家经济战略安全。
2、国家将利用此次调整外汇储备机会，建立高、精、尖技术的全球采购体系。
这两条对于重庆企业发展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确切的说，是挑战大于机遇！
第一，如果重庆不抓紧建立原材料储备体系，某些原材料成本占据主要成本的行业，将会受到全国市场竞争的冲击。
第二，重庆制造业的整体研发水平仍然较为落后，在制造规模上的优势将可能由于研发的劣势使得总体优势丧失殆尽。
对外开放程度高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资金供应相对充足,开放程度低的中西部内陆地区,资金会相对短缺。一旦国家建立高、精、尖技术的全球采购体系，如果重庆市的产业政策没有采取相应对策，如果重庆市的产业群不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将使东西部产业发展的技术差距拉大，并最终影响到重庆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五）从外汇管理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央银行将可能逐步实行企业意愿结售汇制,适度放松银行的外汇周转额度。这样,一方面企业可以持有一定量的外币资产,分流外汇储备;另一方面企业的部分外汇需求由国内银行外汇信贷满足,降低外汇储备的增长幅度。在这种情况下,因外汇资源的分散,中央银行将从被动的干预中解脱出来,不再作为惟一的售汇来源而面临巨大的兑换需求,不再独自承担汇率波动的风险和持汇成本,也不必因为大量结汇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3]。
此举对重庆市的产业经济有如下冲击或影响：
企业可供掌控的外汇资源增多，从全国范围来看，会加大企业资本品的进口需求。需求扩大的结果，对于重庆资本品进口型的企业来说可能在短期会面临成本增加的问题，从而影响到企业利润增长。
同时，全国企业可供掌控的外汇资源增多，将可能导致以国内市场为主的某些重庆中间产品的制造企业，面临全球市场采购竞争的威胁而导致国内市场萎缩。
三、重庆对中央政府及央行外汇政策操作的因应政策建议
（一）以全球化的视角改善目前的就业结构，迎接就业挑战。
目前我国的进口顺差多集中与经常项目中的有形贸易，从重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相关分析发现就业弹性最好的是第三产业，最差的是第二产业。这说明第二产业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最小，第一产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高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最大。一方面，我们要调整产业结构，在就业模式的选择上，应采用效率型、高技术型和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偏重型并存的就业模式[4]；另外一方面结合重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的现状，我们要积极鼓励对外“劳务贸易”，向国外输送劳动力支援。
（二）重庆政府应尽早建立能源及原材料储备体系及高、精、尖技术引进及研发基地。
目前全国的原材料储备体系都较为薄弱，从全球市场上来看，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国家利用外汇储备建立能源及原材料储备是必然选择，重庆应尽早建立能源及原材料储备体系，这既是为将来重庆企业的发展控制成本风险，又是对长期重庆产业发展提供后续保障。
在全球制造工业市场上，一个重要的规律就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不断淘汰技术含量低的产品，重庆主要支柱产业的发展历程也无不是如此规律。重庆政府要利用此次国家外汇调整的重要战略机遇，尽快规划针对重庆产业集群的高、精、尖技术引进及研发基地，一旦错失此次机遇，重庆的几大支柱产业都将会面临严峻挑战。
（三）加速重庆制造业由重生产型转变为重研发型。
重庆市目前主要以汽车(摩托车)、化工(医药)、冶金作为支柱产业，机电、建材和食品为现实优势和潜在优势行业。从目前的产业结构来看，主要是生产技术优势和成本优势相结合形成了重庆制造业的整体主要优势，但毋庸置疑的，缺乏研发优势再加上全国市场形成的全球市场采购，前面的两项优势将很快就会丧失。当前重庆的制造业必须抓紧时间，利用目前已有的优势，尽快和尽可能地利用国家外汇储备调整的历史机遇，形成自己的研发优势。
（四）加速重庆制造业的成本优势转变为高附加值优势。
国家高额外汇储备，一方面造成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这是对以外销为主的重庆制造业的严峻挑战；另外一方面国家针对高额外汇储备的政策如前文分析也对内销为主的重庆制造业提出了严峻挑战。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市场，高额外汇储备都将是引起飓风的蝴蝶效应。目前重庆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往往意味着薄利，往往意味着研发优势的缺失，它可以取得一时的辉煌，但绝对不可能持续，高附加值产品才是重庆制造业在全球在垄断竞争市场上的利器，才能从容面对竞争，从容控制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五）抓住机遇，鼓励重庆企业在原材料市场、中间产品市场和终端消费市场上进入全球产业链。
国家调整高额外汇储备，是一个历史机遇。重庆企业绝对不能固步自封在自己的市场上无所作为。一方面，重庆企业要利用可供使用的外汇资源，在全球市场上寻求生产资源和资本品；另外一方面，要积极引进技术和人才，缩短和发达地区的技术差距；第三方面，要利用机会扩展全球市场版图，主动进入全球产业链，不能局限和满足于国内市场，否则也就无法面对来自全球企业的挑战。
摘要：中国过剩的外汇储备数量，造成了货币的流动性泛滥，央行目前已有的货币政策已经不能起到很好的调控作用，汇率改革势在必行。本文重点分析外汇储备过剩下央行及中央政府可能采取的政策及其对重庆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外汇储备重庆产业
2007年3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额达到了12020亿，庞大的高额外汇储备，势必冲击中国经济及中央经济政策，重庆作为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和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尤为需要关注中国外汇储备过剩问题对重庆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若晨、廖俭．我国高额外汇储备的风险及对策［J］改革与战略，2006，（7）．
[2]魏良华．浅析中小企业信托融资渠道［J］时代金融，2006，（7）
关键词：债务杠杆率；居民杠杆率；多元化外汇储备结构；多样化企业投融资选择渠道
DOI：1013939/jcnkizgsc201613012
一、引 言
一国经济的杠杆率是指该国的整体债务与该国GDP的比值，而一国的整体债务主要是由居民、非金融类企业、政府和金融类企业这四大部门的债务构成。按照中国的具体情况，将四大部门债务的统计口径予以说明：①居民部门，居民部门的债务全部是贷款，主要来自于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②非金融类企业部门，该部门的债务主要由银行贷款、企业债券、影子银行融资构成，其中影子银行融资主要来自于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③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债务由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构成，其中地方政府债务又分为地方融资平台和非地方融资平台两个部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主要分为三类，即银行贷款、城投债、基建信托；④金融类企业部门，该部门债务主要来自于金融债，但本文的统计主要是基于央行的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将其中的“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券”和“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两项加总得出。中国的经济崛起主要受益于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币汇率的低估，从而吸引了大量资金的注入和投资。以前，中国的债务仍处于较低的水平，投资机遇比比皆是。而今，我国信贷快速扩张，不良贷款不断展期，僵尸企业一直占用着资源，大量资金过度投资到固定资产。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进程不可避免的开始放缓，适龄工作人口出现减少的态势。改革并非易事。中国需要开展实实在在的改革，刺激竞争、提高生产力、增进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创新，都要求作出痛苦的牺牲。
目前，我国的资产负债表处在健康的水平，但局部存在风险，尤其体现在过高的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以及偏高的地方政府杠杆率两个方面。类比欧美发达国家，我国整体杠杆率在其中仍属于中等水平，其中我国的居民以及中央政府仍存有一定加杠杆的空间。基于这种结构，在去杠杆过程中，尝试通过杠杆调整与杠杆转移来化解局部风险，就成为一个可行的政策选择。
二、全球债务概述
本部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全球债务水平持续升高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们普遍预期各大经济体将会开启去杠杆化的浪潮，然而事实却与此相反，世界各国杠杆率持续上升（见图1）。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数据显示，全球债务额在2000年为87万亿美元，在2007年已达142万亿美元，到2014年第二季度增至199万亿美元。2007年，全球债务相当于全球年度经济产值的269%，现在该比例已升至286%。从2007年到2014年全球债务总额增加了57万亿美元，全球债务对GDP的比例上升了17个百分点，债务绝对值和相对值均在上升，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目前全球债务的持续上升趋势将会发生逆转。从其他国家历史经验来看，无论在政府、企业还是居民部门，高额债务都会拖累GDP的增长，并且会加大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债务不断膨胀的现实将不断提醒人们，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在去杠杆化方面取得的进展远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图1 全球债务持续增长趋势明显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面对全球债务的大幅增加，其中一部分债务是良性的，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居民和企业部门债务的增加上，该部分债务对2007年以来全球债务增长的贡献率为35%左右，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健康的金融体系在发展中国家不断深化，即让更多的居民和企业有能力获得金融服务。然而从总体上来讲，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平均仅占GDP的12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一个国家的债务主要由四个部门的债务构成：居民部门、企业部门、金融部门以及政府部门。全球债务在四大部门中均有大幅增加（见图2）。
图2 全球债务在四大部门中均大幅增加
资料来源：Haver Analytics；IMF；BIS。
新增债务有半数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而那里主要是企业在举债投资，这大体是健康的发展趋势。但在工业国，虽然私人领域自2009年危机达到顶峰后减少了债务，但国家的负债情况却明显恶化。个人和企业的负债率平均降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6%，国家负债率却平均从GDP的69%增至104%。
目前，美元正进入中期强势周期，在全球债务规模持续走高的背景下，势必会让以美元计价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背负更大的负债风险，并进一步抬高全球债务负担和融资成本。
当前，世界各国债务风险的演化正呈现出三个特征。
其一，发展中国家债务增长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2001―2014年，发达国家债务年均增速保持在85%左右，债务规模从184万亿美元扩大至498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债务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4%，债务规模从35万亿美元扩大至122万亿美元。
其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负债率此消彼长。虽然发展中国家债务规模增速快，但相对更为强劲的经济产出增长足以消化债务上升的压力，因此，2001―2014年，发展中国家负债率从525%渐次降至401%；而发达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虽然债务规模增速较慢，但经济增长的力度相对更为疲软，因而，2001―2014年发达国家负债率从709%上升至1057%。
其三，个别重要国家负债率的上升主导了全球债务风险的变化。2001―2014年，虽然全球债务风险过高的国家数量正在减少，但全球负债率却明显提高了，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在于，数量众多处在过高负债率边缘的国家负债率正在下降，而个别重要国家的负债率却在快速上升，例如美国和日本等。
全球债务水平持续高启，出现新一轮经济危机的风险加大。在全球货币继续扩张的情况下，2015年各主要国家居民、企业和政府的债务水平仍处于继续上升状态，低利率债务水平高启和资产价格上涨之间存在着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一旦某些环节出现问题，就会造成连锁反应式的金融市场波动甚至崩溃，全球金融稳定面临巨大的挑战。
（二）全球债务各部门去杠杆化进展缓慢
以下从政府债务、非金融类企业债务、金融部门债务、居民债务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1政府债务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纷纷采取积极的财政手段来对抗经济的衰退，但同时也引发了各国政府债务的快速膨胀。据麦肯锡研究院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4年，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增加了19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增加了6万亿美元，并预计将会继续增长。从图3中可以看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债务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美、英、日增幅最为明显，对GDP比例的增幅高达30%以上，而发展中国家政府债务增幅则相对平和许多。目前，政府杠杆最高的国家均属于发达经济体，尚不清楚这些国家将通过何种方式抑制政府债务的不断膨胀。
图3 2007―2014年10国政府杠杆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展望》，IMF：BIS：Haver Analytics：各国央行。
2非金融类企业债务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大部分发达经济体企业债务水平并不高，危机后其债务水平也仅有小幅增加，尤其对于美、英、德、日而言，新增贷款额度几乎枯竭。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企业负债普遍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的，意味着更多的金融资源将会进入企业，并促进企业部门的发展，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企业债务规模已过于庞大，甚至远远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的水平（见图4）。
图4 2007―2014年10国企业杠杆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展望》IMF，BIS；Haver Analytics：各国央行。
3金融部门债务
虽然全球去杠杆化历程艰难，但并非无一进展，在全球金融部门负债领域则出现了一些积极的现象。具体来讲，美、德等一部分发达国家金融部门杠杆率出现下降趋势，英、韩、日等发达经济体也抑制了金融债务的增长趋势，并且最危险的影子银行体系正在衰落。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杠杆率出现了分化的趋势，中国、巴西出现了快速上涨的趋势，而俄罗斯、南非、印度则保持平稳态势（见图5）。
图5 2007―2014年10国金融杠杆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展望》IMF，BIS；Haver Analytics：各国央行。
4居民债务
发达经济体过高的居民杠杆率是造成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此后，发达国家普遍开启了居民部门的去杠杆化进程，其中当以美、英两国去杠杆化效果最为显著，但是其他发达国家的居民债务水平则不减反增，尤其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居民债务水平仍在持续膨胀，甚至在一些发达国家，例如荷兰、丹麦、挪威等国的居民杠杆率已大大超过美国的峰值。与此同时，对比发展中国家，居民债务发展趋势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其中中国、俄罗斯、巴西出现了快速上升的趋势，而印度、南非则出现了略微下降的态势，但总体来讲，发展中国家的居民负债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仍处于低位。
图6 2007―2014年10国居民杠杆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展望》IMF，BIS；Haver Analytics：各国央行。
三、中美债务对比分析
以下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中美债务水平发展趋势不同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与中国的债务水平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态势。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美国各个部门开始了去杠杆化的进程，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各个部门的债务水平却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具体而言，从2007年至2014年，美国杠杆率由278%降低至269%，其中居民部门和金融部门去杠杆化效果最为显著；而同期相比，中国杠杆率却由159%暴涨至283%，其中非金融类企业部门和金融部门对涨幅贡献率最大（见图7、图8）。
图7 2007―2014年美国四大部门的杠杆率
资料来源：麦肯锡国别债务数据库。
图8 2007―2014年中国四大部门的杠杆率
资料来源：麦肯锡国别债务数据库。
（二）中美债务结构差别迥异
在对比研究中美债务时，我们发现两国债务结构和发展趋势差别迥异。具体而言，针对美国，居民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债务问题最大，因此美国对这两个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去杠杆化，从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居民部门和金融部门杠杆水平分别下降了18%和24%，可谓效果显著；而与此同时，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导致政府杠杆率大幅增加近35%，非金融类企业在此期间变化并不明显，仅仅降低了2%。针对中国，政府、非金融类企业、居民、金融四大部门的杠杆率均出现大幅增长，其中非金融类企业部门和金融部门涨幅空前，分别上涨了52%和41%；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虽不及前两个部门的涨幅，但也取得了不小增长，分别涨幅13%以及18%（见表1）。
表1 2007―2014年中美债务对GDP比例的变化
政府部门非金融类企业部门居民部门金融部门
美国35%-2%-18%-24%
中国13%52%18%41% 资料来源：麦肯锡国别债券数据库。
1政府部门
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为了稳定金融市场，收购了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还接管了房地美公司与房利美公司；在这之后，美国政府为降低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动用了多种手段，这便直接导致了政府开支的增加，政府的杠杆率也不断攀升。目前，美国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例相比2007年提高了35%，政府的高杠杆或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潜在威胁。
我国政府的债务较为复杂，除了政府机构直接负有偿还义务的国债、地方债、外国贷款等，还包括部分事业单位、融资平台债务以及通过BT（建设―移交）、融资租赁、垫资施工等方式形成的项目融资类债务等。
而中国政府债务水平增长相对平缓，并且2014年政府杠杆率也仅相当于2007年美国的水平，然而，在政府债务中埋藏着地方政府债务快速膨胀所带来的风险与隐患，不可不察（见图9）。
图9 中美政府部门杠杆率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麦肯锡国别债务数据库。
2非金融类企业部门
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发达国家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均处在正常水平，并且对发达国家债务增长的贡献率极低。在美国情况也同样如此，2007年至2014年，美国非金融类企业的债务占GDP比例的波动仅在2%以内，相对其他部门波动幅度来说几乎可以忽略。
对于中国来说，非金融类企业负债水平则出现了巨额的膨胀。中国负债占GDP比重自2007年以来上升了124%，这些负债的增加相当部分就来自于企业部门信贷的扩张。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在主要经济体中已处于最高水平，由此而引发的风险值得重点关注（见图10）。
图10 中美企业部门杠杆率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麦肯锡国别债务数据库。
3金融部门
美国政府的高度介入，加速了金融部门的去杠杆化，美国金融机构的杠杆率明显下降。金融机构主要有两种方式来达到去杠杆的目的，一种是通过机构重组、重新融资以及由政府注资增加银行的资本金；另一种是基于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救援，把一些不良资产出售给政府。这两种方式既能增加金融机构的规模，同时也能够调整金融机构资产的构成，对于降低金融部门的杠杆效果良好。2007年至2014年，美国金融部门杠杆率出现了近24%的下降，属于积极的现象。并且与此同时，最危险的影子银行体系正在衰落。
而在中国，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例却出现大规模的膨胀，较2007年急剧上升了41%。其中，影子银行实体发放的贷款总额达到65万亿美元，占了中国新增贷款总额的一半，并且大多数贷款的去向为房地产相关行业。
从融资结构来看，债务的主要组成部分来自银行贷款。截至2014年年末，银行贷款余额达8679万亿元，约占债务总额的55%。大量债务以银行贷款形式存在，使得银行体系承受了较大的债务风险。我国债券市场虽然发展较为迅速，但其中有约2/3的债券是由银行持有，非银行类投资者所持债券规模较少，这种情况会加剧了银行的风险。考虑到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银行拥有的债务风险过于集中，这将严重威胁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进而对整个经济的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另外，非标类债务由于其私募的特性，存在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投资方向不明确、资金期限错配、监管不到位等问题，此类债务的膨胀加剧了债务的隐性风险（见图11）。
图11 中美金融部门杠杆率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麦肯锡国别债务数据库。
4居民部门
从统计上看，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居民部门各项资产、负债的存量信息。其中，资产方包括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而负债方仅包括金融负债，总资产与总负债之差即居民部门的净资产，亦称净财富。
美国不可持续的居民债务水平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2000年到2007年，美国居民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增加了至少1/3。这些国家的住宅价格同时也出现了上涨，居民债务增长本身也推高了房价。一旦房价开始下跌，金融危机爆发后，这部分债务造成了沉重负担，导致消费急剧减少，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美国的居民早已开始了去杠杆化的进程，并且截至目前，去杠杆化的成效在发达国家中最为显著，居民债务占GDP的比重相比2007年下降了18%。美国在居民部门去杠杆化进程中，主要采取债务违约机制的手段得以实现去杠杆化。
而对于中国，截至2014年居民债务几乎已经增加到2007年的4倍，从1万亿美元上升到38万亿美元。虽然增长较快，但中国居民债务仅相当于可支配收入的58%，该比例仍然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国居民债务快速增加的部分原因是金融体系深度和信贷普及程度的提升。自2007年以来，住房抵押贷款存量年均增长20%，汽车贷款和信用卡的普及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此外，有超过30%的中国居民债务属于小企业经营贷款（见图12）。
图12 中美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麦肯锡国别债务数据库。
（三）美国债务的启示
美国市政债券市场具有规模大、高度分散等特点，这支持美国成为全球少数以资本市场作为基础设施融资主渠道的国家。美国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时间较长，经历过数次债务危机。危机的成因包括财政管理不善、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危机以及突发性事件等。面对债务危机，美国地方政府形成了事前防范风险、事中严格管理、事后采取恢复措施的管理体系。
美国消费信贷风险控制不足，应引以为戒；应谨慎对待消费信贷资产证券化；增加中低收入阶层收入，促进经济和谐增长；不要忽视消费文化引导；在我国传统的消费文化中，人们普遍持“量入为出”的消费理念。随着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当人们有稳定预期之后，也会敢于消费了。
美国底特律破产为美国历史上债务规模最大的破产事件，对该国市政债券市场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将极大改变投资者对市政债券安全性的传统预期；二是可能进一步加快市政债券监管制度的改革步伐。
底特律破产对我国未来市政债券市场的发展带来很多启示，包括应尽快将目前各类地方债券统一整合到规范的市政债券框架下；制度建设既要强调特殊性，更要强调普遍性；应致力于在有效监管框架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等。
美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中建立规范的融资体系、严控债务发行规模、设立债务偿还机制、有效防范债务风险等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中国可适当借鉴美国的经验，构建地方债务风险预警体系、规范债务管理制度，以及推动地方产业结构适时调整升级等。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必须规范化，预警重于治理。具体措施应包括：合理控制债务规模；引入市场监督、调整债务结构；建立约束型制度。
四、中国债务现状与风险分析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债务规模的快速膨胀，以及经济增速的持续回落，国内债务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且已经引起了中央层面的重视，防控债务所带来的风险在201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被首次提出，在此之后，各大监管机构也相应出台了许多政策以治理当前所面临债务的问题。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2015年10月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该报告题为《中国全社会及各部门杠杆率测算》。报告以“债务余额/GDP”度量杠杆率，根据付息原则、居民原则、全面性原则、一致性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可得性原则，从供给方视角确定债务的测算口径，对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居民部门、金融部门，以及非金融企业部门等杠杆率水平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杠杆率显著上升。2014年年末，全社会、金融部门、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和居民部门杠杆率分别为2131%、227%、737%、1092%和380%，较2008年年末分别提升740个、62个、245个、313个和200个百分点。二是不同部门加杠杆幅度差异显著，非金融企业、地方政府和居民部门是加杠杆的主力。三是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门杠杆率仍相对较低，具有较大的加杠杆或杠杆转换空间（见图13）。
图13 中国债务占GDP比例（2004―2014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14 2008年以后中国杠杆率快速攀升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
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我国政府迅速出台了大范围的经济刺激计划，政府杠杆率迅速提升。在2008―2014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叠加之后的政府部门杠杆率有明显的抬升，从40%上升至57%左右，体现出稳增长过程中政府加杠杆的政策路径。然而，从全球的角度进行横向对比，在主要国家中，中国政府债务的杠杆率水平并不高，远低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具体来看，政府部门债务可细分为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两个部分，目前，地方政府由于较高的杠杆率而衍生出的问题被广为诟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央政府债务存在杠杆率偏低的现状，中央政府未来加杠杆的空间较大（见图14～图16）。
图15 中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快速攀升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
图16 中国政府杠杆率水平远低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
（一）政府债务：中央债务与地方政府债务情况不同
我国政府部门债务的构成比较复杂，一般意义上主要包括两大类，其一是直接负有偿还义务的债券与贷款；其二是由融资平台开展融资、部分事业单位借贷款等方式形成的项目融资类债务。截至2014年年末，中央政府债务率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分别为17 %和24%。这里并没有考虑政府的或有债务，若将其作为政府债务的组成部分，那么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每年平均要在原有基础上调高5%和15%，因此在2014年年末，相应的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将分别调高至22%和39%。在有关政府债务研究的实证界，通常建议一国政府债务率最好控制在60%以内，因此，如若将或有债务纳入到政府债务中，则我国政府债务率就会明显超过了这一阈值，相关的债务风险需要密切关注（见图17）。
图17 中国政府债务未偿还余额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审计署、IMF。
1中央政府债务：杠杆率较低，存在较大加杠杆空间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中的统计表明，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净资产约为103万亿元，其中资产227万亿元，负债124万亿元。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总资产从2007年的285万亿元增长至2014年的691万亿元，总共增长406万亿元，年均增长68万亿元。具体来看，其中非金融资产从158万亿元提高到336万亿元，对我国总资产增长贡献率达到44%；金融资产从126万亿元提高到355万亿元，对我国总资产增长贡献率达到56 %。
与此同时，我国的负债从21万亿元增加到124万亿元，总共增长103万亿元，年均增长7万亿元。其中的国有企业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迅猛。具体来看，国有企业债务增长552万亿元，对负债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4%；地方政府债务增长26万亿元，对负债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6%。
因此，通过以上分析可看出我国资产要远远大于我国的负债，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我国政府拥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债务危机。因此，中国目前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十分微小。
2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过快，存在较大隐患
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十分迅速，由于或有负债的存在更加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隐患。并且，政府部门的债务较为复杂，包括国债、地方债、外国贷款等，除此之外，还包括融资平台债务、部分事业单位等方式的项目融资类债务。
截至2013年年底，根据《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报告》显示，在不考虑政府或有债务的情况下，在2012年年底，政府部门总债务率合计为36%，而在考虑或有债务的情况下，政府部门的总债务率将上升至52%，共提升了约16%。假定政府各部分债务均保持一定惯性的增长率，那么在考虑政府或有债务的基础上，中央政府债务率每年大约提高约5%，而地方政府债务率每年大约提高10%到20%。据相关部门统计，截至2014年年底，在不考虑或有债务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债务率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分别为17%和24%，总债务率达到41%；在考虑或有债务的情况下，那么中央政府债务率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分别达到22%和39%，总债务率达到61%。而在有关政府债务研究的实证界，通常建议一国政府债务率最好控制在60%以内，但我们发现，一旦将或有债务纳入政府债务中，那么我国政府总债务率就已经超过了这一阈值，引起的债务风险值得引起重视。
图18 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债务快速膨胀
资料来源：瑞银证券。
国务院在2014年年末发表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指出，要全面治理地方债务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方政府债务刚性兑付的印象（见图18）。
政府债务中，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仍然是最为引人关注的内容。据统计，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对GDP比例为55%，在55万亿美元的债务总额中有一半以上的债务为地方政府债务，并且地方政府债务自2007年以每年27%的速度增长，增速是中央政府债务的25倍。不少国内外学者表示忧虑，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偿债压力巨大，并由此会造成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见图19）。
图19 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结构（2013年）
资料来源：国家审计署。
从债务来源来看，我国大部分地方债务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向银行融资形成的，而且该贷款的规模逐年攀升，目前地方政府在债务偿还方面压力的持续增加，势必会导致金融机构财务状况的恶化。因此，地方债务风险有着向金融机构转嫁的趋势。
从债务用途来看，通过债务融资后，地方政府所融资金往往投向公共项目，而公共项目的收益率极低，尤其是重复建设的项目有许多建成即亏损，因此造成了部分地方财政上的沉重负担，并且使资源出现了浪费，造成了对私人部门的挤兑，这不但拖累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还恶化了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从债务偿还来看，据央行披露显示，我国地方债务有90%以上需要靠土地出让的形式进行偿还，因此，地方政府往往将不断投向土地开发方面，以获取更丰厚的土地出让收入，然而这并不是一条可持续的路径，由于近年来房市库房地产存量过多，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疲软的态势，这必将会对地方财政收入造成严重的削减，地方政府债务的偿还面临巨大的压力（见图20）。
图20 地方政府债务举债主体结构
资料来源：国家审计署。
关于中国政府债务风险的问题，基本上均在地方政府的层面，出现这种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地方债务规模近年来扩张速度较快，远远超过中央政府债务规模，另一方面是因为地方债不透明的特点所导致。针对地方债不透明的特点，具体来讲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信息公开披露程度不完善，财政透明度不高。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很低，地方政府仅仅公布一些零碎的财政数据，缺乏一份完整的报表，尤其是预算和预算外财政数据往往不对外公开。虽然中央政府要求地方要逐步公开财政数据以接受社会监督，但由于层级或区域不同等限制的原因，地方政府预算公开程度并不一致，信息披露的时效性不强，财政预算披露与债务口径统计等方面也存在透明度较低的情况。二是近年来地方政府通过BT（建设―移交）、信托融资、融资租赁等渠道举债日益频繁。
（二）非金融类企业债务：债务过高的杠杆率成最大威胁
企业债，特别是一些中央企业的债务，比如钢铁行业，面临的风险很大。容易出现企业债务崩盘的风险，流动性紧张引发的中小企业倒闭潮。社科院在2015年年底《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统计显示，2014年年底，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余额949万亿元，占GDP比重为149%，远高于同期政府债务总额的368万亿元。在企业债风险集中显露。非金融类企业债债务率高的原因：
第一，资本市场发展迟缓，金融体系结构失衡。在我国，相对于资本市场的发展，长期以来银行业往往受到过度的重视，由此造成中国企业融资手段过分依托于银行。非金融企业往往过度采用债务进行融资，而所有者权益往往在融资结构中的比例过低，我国资本市场在结构存在较为严重的错配。
第二，实际利率为负，促使企业债务融资。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开始了高速发展的历程，然而在之后的十几年间，我国的实际利率保持在-03%左右，这种现象致使高负债企业往往能够成为市场竞争中的大赢家。而当经济增速无法维持高速运转，与此同时，企业高负债所造成的债务困境将影响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
第三，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尤其是进出口企业的冲击剧烈。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期间，我国许多企业的资金链断裂，为此企业之间以互保、联保方式来提高资信水平，以便逆势争取更多的资金，从而在短期内保证现金流的充裕。
第四，企业利润负增长。近年来，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负债快速走高，但是与此同时，这些企业的盈利却在持续下滑，有些企业的投资收益率甚至小于贷款利率，这种情况往往进一步导致企业负债的集中，进而再次进入恶化企业利润的循环。
中国债务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指非金融类企业存在着过高的杠杆率问题。2014年我国非金融类企业债务占GDP比例达到125%，远高于欧美等主要经济体水平，并已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准。非金融企业负债率过高，这一状况与中国金融市场的资本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这构成了我国的金融体系的显著特点。由于银行信用只能通过贷款的方式进行提供，从而自然而然的会产生提高企业负债率的结果。毋庸置疑，我国正面临着企业负债率过高所带来的隐患。
我国企业部门的债务率极高，债务风险或将暴露。具体来讲，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规模及债务率远远高于政府、居民和金融部门。2008年年底，企业部门债务规模约为33万亿元，债务率约为100%，而截至2014年年底，企业部门的债务率迅猛增长，债务率已达到170%以上。数据表明，国际上公认的相关债务率警戒线为90%，目前我国企业部门债务率已经大大超过这一标准。此外，随着债券市场及非标产品的发展，我国企业的债务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银行贷款规模开始出现下降的态势，而非标类债务及信用债规模分别则出现了明显上升的势头（见图21、图22）。
图21 中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快速攀升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
图22 中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水平过高资料来源：《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
随着企业部门债务规模的不断累积，其债务风险也开始暴露。一方面银行公布的呆坏账率逐渐上升，另一方面债券市场信用风险也慢慢浮出水面。追溯到2012年，我国就已经出现部分企业债券发行人无法按期偿付应有的债务，进而发生违约事件。信用事件的涉事主体，则不再局限于过去关注较多的地方中小企业，还涉及上市公司以及与地方政府合作密切的民营企业，个别大型国有企业的信用风险问题也初露端倪。融资平台在内的国有企业债券，虽然短时间信用风险没有中小企业暴露得明显，但由于其规模占比大，牵扯金融市场的方方面面，同时因其背靠政府信用，对市场信心有重大影响，因此如果国有企业债券偿付危机爆发对市场的影响可能会更大。我国的国有企业多集中于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垄断型的行业之中，近些年来，由于市场需求的不足、产能严重过剩，以及经济结构的阵痛转型所带来的经营压力让部分国有企业债务负担持续增加，杠杆率反而持续在上升，目前已积累了较高的风险，尤其以煤炭、钢铁等行业最为严重。随着债务风险的持续加深，解决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的问题变得刻不容缓。
经其相关统计，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我国发行债券企业的负债率仅在约50%的水平。近些年来，发债企业的负债率基本徘徊在65%左右，部分企业负债率在80%以上，这些高负债率企业往往来自煤炭、有色、钢铁等行业。接连的债券兑付危机已出现过5例。若实体经济和企业盈利能力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的改善，债务违约的频率还会继续增加。
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台了4万亿元的救市政策，其中部分资金就流入了债券市场，有一大批企业在这4万亿元发酵期间进入债券市场发行债券，然而至今，我国整体经济形势并无明显的转好，与此同时，企业盈利能力并未显著增强，而部分债券已到达了兑付周期。
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12万亿元，同比增长34%。其中信用债发行最为火热，该债的规模已经突破7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占债券市场总发行额的59%。截至目前，债券市场的火热局面仍在继续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GDP增速仍无明显改善的趋势，大部分高负债企业盈利能力仍无明显改善的趋势，潜在危机值得引起广泛的关注。
（三）金融部门债务：债务率相对不高，风险较低
我国金融部门的债务构成是由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构成。我国金融部门的债务规模及增长速度均不及居民部门，债务率增长也相对缓慢，从2008年到2014年，债务率仅上升了约7个百分点。截至2014年年底，金融部门债务规模大约在125万亿元，债务率不到20%。该部门债务规模虽然也有所膨胀，但整体水平并不高，债务风险相对较低（见图23）。
图23 中国金融部门的杠杆率持续攀升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
（四）居民部门：债务率不高
中国居民的资产结构与特征：金融资产快速增长，但人均金融资产水平较低，实物资产增长较快，但滞后于金融资产的增长，现金和存款类资产是居民最主要的金融资产，非通货存款类金融资产以股票为主，非股票证券资产占比较小，保险类金融资产的占比小、变化慢。居民部门的资产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居民拥有的资产较少。
中国居民的负债特征：从静态看，居民部门的负债水平较低；从动态看，居民资产负债表的稳定性较强；从效率的角度看，居民资产负债结构需要改善。
国内居民部门的债务构成较为简单，主要由住户贷款构成。居民户贷款余额由2008年年底的57万亿元攀升至2014年年底的232万亿元，债务率也从182%上升至364%。尽管居民部门债务率近年来增速较快，但与发达国家普遍高于50%的居民部门债务率相比，我国居民部门债务率偏低，仍具有一定的加杠杆空间（见图24、图25）。
图24 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快速攀升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
图25 中国居民杠杆率水平远低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资料来源：《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
（五）中国总体债务分析
中国的资产负债表总体上相对健康，但结构上仍存在局部风险，这主要体现在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以及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偏高两个方面。与之对应，中国的居民部门以及中央政府都还有加杠杆的空间。基于这种结构，在去杠杆过程中，尝试通过杠杆调整与杠杆转移来化解局部风险，就成为一个可行的政策选择。
1债务风险将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经济减速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所致。具体而言，债务风险引发金融风险将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其一，产能过剩企业的风险将集中暴露，这种企业往往会出现现金流枯竭，甚至资金链断裂的情况，造成企业无法偿本付息，从而导致债务违约概率的陡增。其二，房地产市场下行将严重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削减其偿债能力，而地方债务近一半来源于银行贷款，势必会对银行业造成压力；并且商业银行有20%以上的贷款直接投向了房地产，而“影子银行”以信托等形式的融资也主要是贷给了房地产开发商，房市的颓势将直接给金融体系造成消极的影响。
另外，影子银行的快速膨胀也将给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埋下隐患。众所周知，金融危机期间给发达经济体带来最大危害的正是影子银行，因此在金融危机过后，发达国家开始抑制影子银行的膨胀，影子银行开始逐渐转向衰落，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却开始了快速的扩张。截至2014年，中国影子银行机构放出的贷款高到65万亿美元，相当于我国居民、非金融类企业和政府未偿还贷款总额的1/3。影子银行体系正快速膨胀，影子银行往往具有高杠杆率、期限错配、高融资成本等特点，从而使其融资活动具有很大的风险。或许目前中国影子银行的快速膨胀并不具备引发同发达国家类似的金融危机，但势必会埋下隐患（见图26、图27）。
图26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出现上升趋势资料来源：中诚信国际。
图27 2014年中国有1/3的债务由影子银行提供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国家审计署。
2整体债务的快速攀升将抑制经济增长
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崛起并未同时带来债务的大幅扩张，中国债务总额的增长速度仅略微超过GDP增速，杠杆率达到150%，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水平持平；然而此后，中国的整体债务水平出现了快速的攀升，从2007年至2014年，中国债务总额从74万亿美元快速膨胀至282亿美元，杠杆率则从150%飙升至282%，大大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高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债务水平（见图28）。
图28 2008年以后中国杠杆率快速攀升资料来源：《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
然而，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一国在短时间内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往往都伴随着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并对该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从世界银行对105个国家1990―2011年近20年的统计分析来看，一个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总杠杆率呈负相关关系，即杠杆率每上升1%，经济增长率下降0017%，高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十分明显。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也在《在债务中发展》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当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过90%，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的中位数将下降1%。由此不难发现，中国债务在2008年至今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甚至在企业、政府（主要指地方政府）部门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债务泡沫，这会大大降低经济的运行效率，并且增加我国经济增速继续下行的风险（见图29）。
图29 105个国家经济增长与杠杆率的关系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虽然中国存量债务在2009年经济风暴后，从160%上涨至去年的250%，占据债务最多是非金融企业，加上国内生产总值放缓，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可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但在中国情况却不一样。此现象对中国并不具有很大风险，主要原因是有三个缓冲因素，即财政缓冲、机制缓冲及外汇缓冲。中国可以通过财政扩张政策来刺激经济活动；国家债务多数是当地人，金融体制属于国有，政府有能力控制，防止资金外流。此外，中国还有很大的中央银行储备。因此，中国出现金融危机的机会很小。
总体来看，我国债务的主要风险点一方面在于企业部门，特别是部分国有企业杠杆率高而偿债能力低；另一方面在于地方政府性债务增长过快及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偿还责任不明确，带来潜在的不确定性，应寻找适当的途径，化解上述问题。
五、中国债务风险防控建议
当前我国的资产负债表风险大部分均与体制扭曲有关。因此，为了有效解决问题，根本上还需依靠调整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唯其如此，我国的资产负债表质量才会明显得到改善。
（一）政府债务层面建议
我国政府债务存在期限错配的问题，该问题集中在地方资产负债表中。而据相关统计发现，我国地方政府的净资产均远远大于零，因此地方债增幅基本不存在清偿压力的问题。然而，由于期限错配存在严重隐患，流动性风险便是最为现实而紧迫的问题。地方政府存在资产与负债严重的期限错配问题，其原因为：地方政府资产由于大多投资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投资，因此期限较长，而在负债方面，却又缺乏相匹配的长期资金来源。在这种矛盾下，地方政府广泛尝试使用的税收减免、土地财政以及地方融资平台等措施，这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然而，如若从根本上解决期限错配的困境，必须采取综合有效的施策。国家对于目前过高的债务率和严重超过警戒线的企业债务率已经高度重视，已采取系列举措来化解。例如IPO的重启、高负债国有企业的重组、刚性兑付的打破、各种企业负担的减免、不良资产的剥离和资产证券化、债务置换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等。
1地方政府债务的政策建议
一是债务的资产证券化是化解地方债务问题最现实的手段。具体做法是，地方政府将融资平台产生的债务进行分级剥离，将流动性较差却可以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或资产组合，通过一定的结构重组，进而转化为有未来现金流作为担保的、可自由流动的证券在金融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化解政府融资平台短期的违约风险。对于巨大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而言，这种做法将成为及时雨，并且对于银行系统来说，也可帮助银行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而且风险易于管理。
二是出售部分国有资产是解决地方债务问题的有效手段。目前各级地方政府手中拥有大量的国有资产，出售部分国有资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地方债务问题的燃眉之急，并且出售国有资产可以杜绝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行为，相当于直接促进了私人部门的投资。
三是建立事权财权对等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地方债问题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央与地方在事权、财权上分配不合理造成的，地方政府往往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满足地方发展的目标。因此，应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财务掌控权，从而在根本上控制地方债务问题。例如可赋予地方政府征收房产税的权利，这种做法已经在全球得到了普遍应用，能提供稳定的现金流，同时易于管理。中国在重庆和上海进行了房产税征收试点，然而截至目前，它们对税收收入的贡献仅为05%。中央政府需认真考虑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财务掌控权。
四是拓展地方政府融资渠道，规范融资制度。从2014年5月起，各主要监管机构就不断强调要“规范政府举债融资制度，明确划清政府与企业界限”。目前，地方政府债券已向全国进行了推广，但未来仍需大力促进该债券的发行。地方债券的推出，使得地方政府债务更加清晰化、透明化，明确了政府的信用范围，并且通过引进信用评级、信息披露等市场化约束条件，加强了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发行和管理。除此之外，还应大力推广公私合营模式，进一步拓宽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从而替代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模式。
五是地方政府去杠杆，中央政府加杠杆，即地方政府杠杆向中央政府转移。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杠杆率大约在43%，中央政府杠杆率仅仅在15%左右，因此转移杠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可能性。地方债务置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除此之外，将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转移至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负债，也是一种由地方向中央转移杠杆的有效途径。根据这个思路，可尝试将企业部门杠杆向居民部门转移，这条思路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大力发展股权市场。在股价上升的带动下，企业一方面可通过权益名义价值的上升改善资产负债表，另一方面还可通过股票增发或IPO的形式，有效地增加权益价值，明显降低企业的杠杆率水平。
2中央政府债务的政策建议
以上建议均是从地方政府角度出发的，接下来将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我国中央政府杠杆率较低，中央负债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央政府可通过赤字政策发挥提振经济的作用。
一是中央政府可通过减免税收、扩大财政支撑等手段，有针对性的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的调整，大力支持对新兴产业的培育，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从而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起到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是为应对产业过剩，中央政府应配合产业退出机制的出台做好相应的社会安抚工作。企业退出有风险，政府需要提供给失业人员以必要的失业补贴和保障，并且大力支持失业员工在转岗期间的培训、咨询等服务，以便于员工的创业与再就业，防范由于经济失速所引发的社会风险。
三是调整中国的外汇战略及贸易结构，实现多元化的外汇储备结构。近十几年间，巨大的贸易顺差使我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然而由于我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致使大部分外汇收入又重新流入美国市场，与此同时，由于美国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的影响，我国现存的大量美元储备正面临快速的流失。因此，我国有必要适当的调整外汇战略，以构建多元化外汇储备为目标的举措势在必行。我国在多元化外汇储备的过程中，应大力增持欧元、日元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并且同时要积极主动的调整贸易策略，不断大力开展新兴市场国家市场，不断扩大在这些国家市场中的竞争力与影响力。
四是大力推进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目前，我国政府正在着力探索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与方法。在全球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爆发前，我国外汇储备的构成以美元、欧元为主，但随着债务危机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蔓延，我国外汇投资的选择并不多。并且如若改换策略将海外金融资产兑换，那么会发生不小的损失，如若继续维持策略持续购买，虽然短期内可以减少损失，但并非长久之计，尤其是在美国继续维持不可持续的发债模式的大背景之下。为此，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是摆脱我国外汇被美元束缚的有效方法。
五是为降低对外资产负债表的货币错配风险，要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注重扩大市场内需特别是促进消费，放缓外汇储备积累的压力，利用财富基金提高外汇资产收益率。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积极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并购我国稀缺的自然资源。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舞台的话语权，积极争取“人民币红利”。
（二）企业债务层面建议
中国企业债危机必须得以高度重视，不断地深化改革，深化金融改革，化解中国债务结构不合理的内在危机。从企业层面看，我国企业目前负债率过高，要严控企业负债风险，一方面要从源头上限制债务率过高的企业继续扩大债务规模，另一方面要采取一定措施避免存量债务出现大规模的违约。具体来讲，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第一，经济转型与跨越式发展。当前，我国要加快经济转型跨越式发展的进程；一方面，在维持系统流动性的同时控制好债务的增量，另一方面，转变以依靠资源，尤其是依靠债务投入增长的发展方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方式，努力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并且通过以增加企业盈利的方式来达到降低负债的目的，在经济发展中逐步消化债务风险。如果经济转型遇到严重阻碍，经济所带来的增长无法有效的化解债务风险，我国被动通过发行超额的货币来稀释过多的债务存量，这样人民币购买力会被进一步削弱，居民消费拉动受到严重阻力，这样会进一步陷入阻碍转型的恶性循环，导致债务问题和经济转型的负反馈。
第二，大力深化金融改革。目前，在严格控制我国债务总量增速的前提下，我国要积极推进直接融资渠道，积极深化金融改革，从而有力的发挥资本市场的优势，这样一方面会更加完善金融体系，另一方面会调整金融结构，更有利于推动经济的良性发展。
第三，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可以采取减税、人民币贬值等举措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其中最核心的是大幅降低政府成本，大幅减税，即行政体制改革必须取得明显成效。这里尤其强调的一点是，要大力恢复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拉动经济增长，助推中国转型发展。
第四，要采取稳健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面临两难的窘境：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下滑态势，提高财务杠杆进而促进经济产出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行，与此同时，我国的高房价和通胀同时制约着我国的货币政策。经济增速下滑和高存量债务将导致我国金融风险的持续上升，而我国的市场仍需要继续增加额外的流动性来保持实体经济的持续运转，从而我国所实施的货币不能过紧，因此我国只有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以促进中国经济转型与跨越发展。
第五，多样化企业投融资选择渠道，减少企业对债务的依赖程度。我国如果没有更加多样化的投融资选择方案，中国企业对债务的过度依赖仍将继续，投资者也会继续涌向影子银行。中国已经认识到这一挑战，并开始尝试放开监管，以创造更多的投融资选择。2007年，中国推出了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计划，允许国内的机构投资者在海外交易所进行投资，2013年降低了合格机构投资者的资本门槛。考虑到中国的股票市场尚不发达，以及中国零售投资者的投资集中在银行存款和房地产行业，中国证监会已经简化了首次公开募股流程，并试图通过“沪港通”“深港通”等手段来提振股权市场，以推动中国金融结构从债务融资为主向股权融资为主的格局的转变。与此同时，我国应当继续深化金融市场改革，鼓励更多的投融资渠道与方式的实施，当企业拥有更多便利的进入资本市场的途径，投资者拥有更丰富的标的选择，那么中国便能打造更加广泛、更加强韧的金融体系。
第六，建立更加高效、可预测、公平的破产制度，释放企业债风险。历史经验表明，有效的破产制度能够有条理地处理坏账，其对于经济体的重要性不亚于融资和贷款体系。倘若允许没有竞争力、无力偿还债务的公司以债滚债的方式持续生存下去，只会创造无效的市场，对更有能力的竞争者则会形成拖累。并且持有坏账也限制了银行为更具生产力的企业提供融资的能力。中国在1986年颁布了基本的破产法，当时主要适用于国有企业。2007年，该法的覆盖范围延伸至其他类型公司，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及合资企业。现在所缺少的是一套更加高效、可预测、公平的制度流程，在企业仍有重组的可能性时即可适用，而并非仅仅限定在进入清算程序后才派上用场。
第七，打破刚性兑付，逐步消化企业债务风险。近些年间，我国出现了一系列违约事件，但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在处理企业债务问题的态度上已有了较大的转变。例如央行提出要有序的打破所谓的“刚性兑付”，又进一步强调，“允许个案性金融风险的发生，按市场化的原则进行清算”。由此可以预见，未来政府将逐步减少对债务市场的干预，政府将实施更加市场化的手段来减少企业债务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企业的债务压力。然而，考虑到债务风险的积累，若完全通过市场化方式来释放风险，或将会对市场造成过大的冲击。因此，预计在短时间内，我国违约事件将更多的发生在一些对市场影响较小的民营企业，这样释放的风险对市场控制在较小的限度。
（三）居民债务层面建议
从居民层面看，2014年我国居民负债占GDP比重达38%，尽管增速较快，但与发达国家普遍较高的居民债务率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具有较大的加杠杆空间。现阶段，我国应大力倡导增加居民负债水平，可通过积极鼓励以家庭负债为主的消费行为在国内的实施。我国居民资产水平较稳定，居民部门能继续稳定地向其他部门提供资金，具有进一步增加消费的条件，并且还有一定的负债空间可以利用，这无疑为我国扩大内需、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我国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稳健性较强，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一是在保障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上，提高居民收入的健康增长以保证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要强调的是，国民收入的分配应进一步向居民倾斜、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要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和财富水平。除此之外，在保证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上，还可防止居民负债与可支配收入比率的持续走高，进而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并且防范产生严重的债务风险。
二是进一步改善居民资产结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快养老、医疗和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减少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降低家庭储蓄，扩大消费和对实物资产的需求。加大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养老制度的改革提高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这将成为直接关系我国国计民生的重要方面，对于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积极稳妥地发展消费信贷。尽管此轮国际金融危机是由美国“ 次贷” 危机引起，但不能因此否定消费信贷的作用。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对消费发展趋势和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提供更好的消费信贷服务。与此同时，也要坚持信贷标准，加强监管，保持居民资产负债表的稳健性，严格防范信贷风险。
此外，要防止过度超前消费，过度超前消费模式不适合中国，适度超前消费模式更有利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但这种模式应建立在均衡适度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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